1、《资治通鉴》是由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等根据大量的史料编纂而成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了上起周威烈士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讫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书中描绘了战略至五代期间的历史发展脉络，探讨了秦、汉、晋、隋、唐等统一的王朝和战国七雄、魏蜀吴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几十个政权的盛衰之由，生动地刻画了帝王将相们的为政治国、待人处世之道，以及他们在历史旋涡中的生死悲欢。

2、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爱好历史，出仕以后，仍治史不懈。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撰成一部战国至秦共八卷本的编年史，名为《通志》，进呈宋英宗，英宗命其设局续修。此后，司马光无论在政治上如何进退沉浮，书局一直随身而设。1067年神宗即位，开经筵，司马光进读《通志》，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命名为《资治通鉴》。王安石行新政时，司马光竭力反对，被任命为枢密事使而坚辞不就，于熙宁三年（1070年）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次年退居洛阳，专心编撰《资治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从治平三年开局，至此共用了19年的时间。

3、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有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4、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这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

5、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1、《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2、《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4、《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5、《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

《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古代文史典籍

古代人除了名字还会有表字，因为古带非常看重每个人的品德，所以这个表字的意思就是表德之字。例如我们非常熟悉的诸葛亮，字就是孔明。曹操，字孟德等。不过这个名还有字到底应该怎么取呢？又有什么讲究？其实字更多的是在家里排行的体现，这个字可以是父母取也能是本人自己取，自己取的话那这个字就会是你的代号。一般正式场合还是称呼名，私下或者比较熟悉可以称号被人的字。

按照中国传统，每个人有名、字、号，个中讲究，十分复杂。稍有不慎，便会使用不当，造成大错。

古人如何取名？

名跟随人的一生，所以取名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事情。关于古人取名的原则，《左传·桓公六年》写道：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

所谓信，即以出生时与生俱来的特殊标记为名；

所谓义，是根据出生时的祥瑞现象来命名；

所谓象，是以相似之物来命名；

所谓假，是指假托万物之名；

所谓类，是可以取与其父相类似的名字。

此外，古人还提出了取名的六条禁忌，分别是：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

名、字关联讲究多

古人有一种名外之外，也就是字。俗话说：名以正体，字以表德。起名以分彼此，取字可明尊卑。在许多情况下，名和字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并列式：字和名意义相同或相通，是并列关系。屈平，字原。广平曰原，意思相同。孟轲，字子舆。轲、舆都是车的意思。

辅助式：字和名意思相近，但不完全相同，可以互为辅助。陆机，字士衡。机、衡皆为北斗中的星名，互为辅助。李渔，字笠翁。蓑笠是渔翁的象征。

矛盾式：字和名以相反的意思进行关联。朱熹，宇元晦。熹是天亮，晦是黑夜。王绩，字无功。成绩和无功正好相反。

扩充式：字与名往往出自同一句话中，意思相顺，字为名的意思作补充解释或修饰。赵云，字子龙。《周易》说：云从龙，风从虎。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于谦，字廷益。《尚书》说：谦受益。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谦是前提条件，益是谦的后果。

延伸式：字的意思为名字的意思的延伸。李白，字太白。太白指太白金星，这是对太意的延伸。杜牧，字牧之。牧之即放牧，延伸解释了牧的含义。

名、字怎么用？

由于古人特别重视礼仪，所以名、字的称呼上是十分讲究的。一般来讲，有以下几条原则。

名一般用作谦卑的称呼，或是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不过，上对下、长对少也存在以字来称呼的情况，以示尊重。

平辈之间，相互称字，这是有礼貌的表现；只有十分熟悉的平辈之间才会相互称名。

下对上，卑对尊写信或呼唤时，可以称字，但万万不能称名。特别是君主或自己父母长辈的名，更是完全不能提，否则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

取号全凭爱好

古代帝王的号，有尊号、庙号、谥号、年号之分，一般都有特定的意思，其中如谥号具有对其一生功过是非进行盖棺定论的意义，是不能随便取的。但是，民间之人取号，则是随意得多。除了封号、谥号之外，号的产生全是凭爱好。

古代的中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总喜欢给自己起个号，以自由地抒发和标榜其志向和情怀。比较有名的例子有：

忧世愤俗的爱国诗人陆游，被权贵讥为不守礼法，他索性自号放翁，以抒发对他们的蔑视；

宋人郑思肖，在宋亡后隐居苏州，自号所南，以示对宋室的铭记；

明朝末年画家朱耷，在明亡时取号八大山人。八大二字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寄托着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

有些号是他人所起并得到公认的，如绰号、浑号等。它有极强的表义性，往往是人物面貌性格特征的一种折光或写照。

春秋时的百里奚为五羖大夫，这是因为他沦落楚国后，被秦国国君用了五张羖(黑公羊)皮赎回了秦国。

宋代有一位三旨宰相，是因为他在十多年的宰相任中只做三件事：取旨、领旨、传旨。

黑旋风李逢、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水浒传》一百单八将惟妙惟肖的绰号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难忘的印象。

其他称呼方式

除了上述的字、号之外，历史上称呼的方式还有多种。

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如东汉孔融称为孔北海、唐代韩愈称为韩昌黎、柳宗元称为柳河东或柳柳州等。以地名称人是表尊敬，叫做称地望。

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等。如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称马伏波(曾任伏波将军)，三国嵇康称嵇中散(曾任中散大夫)，唐代杜甫称杜工部、杜拾遗(曾任工部员外郎、左拾遗)等。

以室名、斋名、轩名、堂名为号的。如王夫之号姜斋，这取自他的室名；辛弃疾的号稼轩也是取自室名；北宋诗人苏舜钦曾流寓苏州，筑沧浪亭，故自号沧浪翁。

在姓氏前加形容词指称特定的同姓者。南朝谢灵运和堂弟谢惠连都是诗人，被称为大、小谢。唐代诗人中老杜(亦作大杜)专指杜甫，小杜专指杜牧。老苏、大苏、小苏则指宋代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

苏轼《功甫帖》

在唐代还常以行第连同姓名官职等称人。王维有诗题《送元二使西安》、唐诗中屡见《答王十二》、《问刘十九》、之类的题目，都是以行第称人的。如李白是李十二、韩愈是韩十八、柳宗元是柳八、元稹是元九等。宋代也还有此风习，如秦观称秦七、欧阳修称欧九、黄庭坚称黄九等。

传统中国人的名、字、号讲究颇多，既体现了泱泱大国的文明礼仪，也展示了古人生活多彩丰富的一面。如今，以字相称的情况实在少见，今人之号也常常流于粗俗无趣。文化精神的重开，道德人心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左传》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礼举之,接以大牢,卜士负之,士妻食之公与文姜、宗妇命之

公问名于申繻对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与吾同物,命之曰同」

翻译如下（百度搜的凑合看吧）：

九月丁卯日,桓公的儿子子同出生,以太子出生的规格举行了大礼：用太牢大礼接引儿子,通过占卜选择了一个上人,让他抱着婴儿,让他的妻子哺乳婴儿桓公和齐姜以及同姓大夫的妻子给婴儿起名桓公向申繻询问起名的问题申繻回答说：“人的名字分为信、义、象、假、类五种情况用出生时的特征起名是信,用表示德行的词起名是义,用类似的物体起名是象,借用事物的名称起名是假,用和父亲有关的字起名是类起名不要用本国的国名,不要用本国官名,不要用本国山河名称,不要用有关的疾病名称,不要用牲畜的名称,不要用器物礼品的名称周朝人用避讳来奉祀神灵人的名字在生前不需要避讳,死后就需要避讳因此,用国名起名就要废除人名,用官职起名就要更换官职名称,用山河起名就要改变山河的名称,用牲畜起名就不能用作祭祀,等于废除了祭祀用器物礼品起名,就不能用作祭祀和赠送,等于废除了各种礼仪（例如）晋国因为僖侯名叫司徒,而废除了司徒一职（改为中军）,宋国因为宋武公名叫司空,而废除了司空（改为司城）,我们鲁国因为献公、武公名叫具、敖,而改变了具山、敖山的名称因此,我们不能用大的事物起名”桓公说：“这个孩子的出生,和我同一天,就叫做同吧”

简而言之，起名字要有意义，要适合孩子，要独特，而不只是吉祥话的堆砌，随便按在谁身上都可以用的那种。

古代人有“名”有“字”，“名”又叫“ 本名”，旧说是古代婴儿出生后三个月由父亲所取(当然亦有一说是出生后即可取名了)；

而“字”又叫“表字”，是除本名外另取一个与本名有所关联的名字，男子在二十岁行冠礼时取字 ，而女子则在十五岁行笄礼时取字。

名，在夏朝之前已经有，而取字据说始于商朝，如推翻夏桀的商汤，原名履，又名天乙，字汤。还有，名与字是有区别的，古人常自称己名以表示谦称，称人之字以表示对人尊称，另姓与字连称亦是对人尊称。

名与字是有关系、关联的。有的是意义上的联系，有的是意义上的相辅，有的是意义上的相反。另外，古人的名和字往往取自古典古籍。

扩展资料：

姓名是中华名文化的脉承之一，它是人们以血脉传承为根基的社会人文标识。姓名是人们在社会中必不可少的符号与标识，它是人在社会人文交流必须的信息表达、交流、传播的一种工具；

它还是人们在描叙自己的能量与另一个能量之间的延续气场的一种载体。姓名就是名主的长辈为名主传承的思想，也是别人对自己的逻辑思想的记忆。

—名字

—姓名

　　古籍：古人写、印的书籍。是指写印于1912年之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清朝以前古装形式的书籍。辛亥革命以后影印、排印的线装书籍（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也属古籍。

　　“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这都不存在问题。问题是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在某些人的头脑中并不十分清楚。如有人谈我国书的历史，说最早的书是刻在甲骨上的，以后是铸在青铜器上的，这就不对。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我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当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当时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

　　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过去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我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当然被公认为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