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书圣的书法家王羲之书法作品
王羲之(303—361年),汉族,字逸少,号澹斋,身长七尺有余约为(183米),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是东晋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下面我带给大家的是被称为书圣的书法家王羲之书法作品,希望你们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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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书圣的书法家
王羲之被称为书圣的五大因素
提起王羲之就不得不提到《兰亭序》。在东晋永和九年(353年)暮春三月初三,四十二人雅集,作“流觞曲水”之戏,二十六人作诗。王羲之被众人首推作序,当时王羲之有点微醉。《兰亭序》手稿二十八行,共三百二十四个字。
通篇大小参差,错落有致,点画映带、气脉贯通,其笔法、结构、章法都完美。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王羲之一生先后创作了许多伟大的作品。如:《近徐公帖》、《十七帖》、《姨母帖》、《丧乱帖》、《快雪时晴帖》、《松仁集圣教序》等等。正因这些作品奠基了王羲之成为书圣的地位。但成为“书圣”有多少因素呢
(一)时代因素和家族因素
魏晋时期,艺术开始觉醒,它首先表现为人的觉醒。当时一些上层人士或士族文人,不满于沉闷的社会现状。当时士族 文化 的觉醒,给王羲之艺术活动注入了强大活力。士族文化是以反对儒家名教和谶纬神学的禁锢为前提,整个思想呈自由解放的趋势。他们在言行上的表现为重感情、重个性、重精神风度、气质神韵。他们往往远离朝廷、寄身于山水之间,在大自然寻求自由与快乐。曾巩《墨池记》“方羲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他“徜徉肆恣”。尽管当时他们的手势拂尘,口吐玄言,然而实际上他们是借老庄之说反馈自然,来展示各自的才智、品鉴彼此的风采;他们看起来是遁世的,消极的,实际上他们开拓了自然美的新领域。这种标新立异的精致、脱俗就凡的言行、超逸萧散的艺术风度,就是那个时代的审美理想,也就是所称的“魏晋风度”。书法艺术是以其抽象的形式,将人的精神世界外化,也就是以这种形式为表现人的精神的载体,使超逸自若的精神与流美悦目的形式统一起来。因此,他成为了反映书家审美精致一种最理想的方式,魏晋时期写字已不再是仅仅为树碑立传,而是随咏叹感,抒发情致最佳形式。说魏晋南北朝是艺术觉醒的时代。它有三个标志:创作繁荣,出现一大批有功力的书法家,有较高水准的书法理论。
王羲之生平:王羲之,字逸少,山东琅玡临沂人,303年-361年,享年59岁。
王羲之书法成功,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条件。王氏家族在政治上地位显赫。王羲之祖父王正,曾任尚书郎。叔祖王澄任荆州刺史。父王旷做过淮南、丹阳等地太守,曾参与朝廷大计,是晋王朝南迁的策划者之一,羲之的从伯父(丛,指堂房亲属)王敦、从父(叔)王导地位更显赫。王敦为扬州刺史,荆州、扬州因为江防重镇,在晋王朝南渡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王敦后拜侍中至丞相,王导官至太傅,拜丞相。从父王廙官至南将军,荆州刺史。王氏家族中,从将军、尚书到刺史丞相,位居要职高达二十多人,当时就有“王与马(指司马氏)共天下”之说法。而且王氏家族书法人才济济而蜚声书坛。其父王旷善书法。宋朝陈思《书小史》称其善行、隶行。明朝陶宗仪《书史会要》称:“旷与卫氏,世为中表,故得笔法于卫夫人,以授羲之”。王羲之从小学到了良好的艺术熏陶,而且家教甚严,据史料记载他七岁开始习字。据《书林纪事》记载:王羲之十二岁时见前代笔论于其父旷枕中,窃而读之。……旷语大纲,羲之学功日近,卫夫人见太常王策曰:“此儿必见用笔诀也。近观其书,便有老成之智,因流涕曰:“此子必蔽吾书名矣。”羲之从伯王敦“工书,得家传之学,笔势雄健”,《宣和书谱》。王羲之从父(叔)王导(276-339年)工行、 草书 。羲之从父王廙(276-322年)书法成就最高,“能章楷,谨传钟法”(羊欣《采古今能书人名》)。王羲之丧父之后,受到其照顾与培养。王僧虔称:“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华为明帝师,书为右军法。”廙肩吾称:“王廙为右军之师”(《书品》)。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即有王廙原话:“余兄子羲之,幼而岐嶷,必将隆余堂构。今始年十六,学艺之外,书画过目便能,就余请出画法。”
(二)王羲之先后师从两位伟大的书法大师学艺因素
先师从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卫夫人。卫夫人(272-349)名 ,字茂漪,汝阴太宗李钜之妻、世称卫夫人。河东安邑(今山西复县)人。卫氏为卫门望族,世代善书,卫夫人“工书法,尤善隶书。”《笔阵图》传为卫夫人所撰。 文章 虽短,但涉及问题颇多,对书写工具、执笔、读帖、笔法、笔试、笔意等一系列问题。都简洁的介绍与描述,直到今天对学书者仍有启迪的作用,在书法教学上带有指导意义。关于王羲之师从卫夫人的记载很多。传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称:“予少学卫夫人。”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称:“晋中书郎李无母卫夫人,善钟法,王逸少之师。”《和南帖》称:“卫氏有一弟子王逸少,基能学真书、咄咄逼人,笔试洞精,字体遒媚。”
王廙与卫夫人同源钟繇,用名天下,而钟繇又是王羲之之前最伟大的书法家。王羲之能跟随这样两位大书法家学习书法,这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这是王羲之能成为我国最伟大的书法家得天独厚的条件。
(三)王羲之遇上汉字演变的关键时期,他抓住了这历史的机遇因素
王羲之通过艺术手段,使汉字的真、行、草三体形成了独立机制,也就是使汉字完全脱离隶书影响的古法、古形的窠臼、完全去向新生。魏晋既是我国书法多体交相发展的时期,也是促成蜕变时期:除隶书继续保持汉末程式化风格,楷书已逐渐发展成熟;草书经过章草时期也已发展到今草;行书则在隶楷的递变中发展到成熟。东汉末年,隶书已普遍被楷书取代,这种取代是汉文字逐步演变的必然结果。因为书法发展的规律就是一个由繁到简的过程,这是人们生活需要,是社会发展所决定。魏晋时期的隶书,已走上程式化的道路,艺术魅力下降。它的收笔又朝上作分势,与直行书写呼应方向不同,甚不方便。被楷书取代势在必然。此时钟繇的楷书已成熟,十分古雅。所谓古雅也就是稍带隶意。当时的行草书,虽然都已初具规模,但不同程度上都带有书的烙印。王羲之的卓越贡献就是能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开一代新风他“增损古法、裁成今体”。张怀瓘《书断》清除3点画、结构和章法上的隶书痕迹。把楷体和行书推向成熟。书体在逐变过程中,正是王羲之抓住了书法发展的脉搏,推动了宋体的突变。这种机会是千载难逢的,它既需要历史机遇,更需要超人的智慧、非凡的勇气、杰出的创作力。所以,当王羲之将自己的艺术活动与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次最重要的转折连在一起时,产生了远比他主观意识更为伟大的结果。
(四)纸、笔、墨书写工具的改善因素
世界上任何艺术的发展,总是与它所使用的工具有着密不可分得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写工具比之汉代,有了很大的提高。纸张虽然是汉代就发明的,但它和 一样,尚不能大量生产和广泛使用,因此到了西晋,很多地方仍然使用木简。司马睿过江后,建立了东晋政权,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南移。东晋政权得到了南北两方士族的支持,社会比较稳定。生产力有所发展, 剡溪一带四、五万里生产藤纸,质地极佳。还有以麻为原料的麻纸,也为书写提供了优质的书写材料。据载,王羲之曾一次向谢安赠送九万张纸,足见当时纸张的运用已相当普及。恒温曾下令以黄纸取代竹简,此举也对书法有促进作用。当时制笔业也有大发展。贾思勰《齐氏要术》记载有书仲将的制笔 方法 ,他选用免毫和青羊毛,使其软硬相辅,用起来得心应手。东晋时笔有“鼠须”、“鸡距”等种类。《笔经》上说钟繇、王羲之皆用鼠须笔。《法书要录》载何延之《兰亭记》称王羲之书《兰亭序》用的是蚕茧纸、鼠须笔,书法幽美劲健,绝代无双。长期以来人们误以为蚕茧纸为蚕茧所织,后据专家考证,此纸还是一 种植 物纤维的纸,固洁白亮丽,以蚕茧纸名之。当时的制墨业也迅速发展。河北易水之墨,色泽浓艳,故南朝齐王僧虔赞曰:“剡纸易墨,心圆管直,浆深色浓,万毫齐力……工之尽矣,可以名世。”(《笔意赞》)
(五)帝王重视,帝王推崇的因素
书法的繁荣发展,往往还伴随着一个重要的条件,即帝王喜欢书法。从东汉到宋、齐、梁、陈,共有48位帝王,就有28位帝王是书法家。帝王喜欢书法本身就是一种导向。
真正确立王羲之地位的人是唐太宗。唐太宗李世民是对中国书法有巨大贡献的人。他酷爱王羲之书法,同时又把南朝的文化视为正宗。开国初,他就把书法作为文治的一部分。唐太宗还亲自书写了《王羲之传论》,这是一篇为《晋书王羲之传》写的赞辞,唐太宗把王羲之与钟繇、王献之、萧子云作比较时,极大地肯定了王羲之的书法成就,他称赞羲之“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为王逸少乎!”把王羲之推到了所有书法家之上。帝王为书法家传论,在历史上十分罕见。由于唐太宗大力倡导,王羲之书法成了书法正宗,普天下形成了“尊王”的风气。并对后世百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最早称王羲之为书圣的是唐代的李嗣真,它在《后书品》中赞曰:“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可谓书之圣也;若草、行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人怀……可谓草之圣也;其飞白也,犹夫雾谷卷舒,烟空照灼……可谓飞白之仙也。”“书圣”称谓,由此可见。
魏晋书法是我国书法最灿烂的时期,多种书体相继出现,尤其是至今仍然是最常用的书体——楷书和行书已趋成熟。
一大批杰出的书法家应运而生,犹如颗颗明星闪烁在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星空之中,其中一颗最为明亮、耀眼,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书圣”的王羲之。(郑阶平)
简介:
魏晋南北朝,都说是艺术觉醒的时代。本文亦认为如此,只是上限要推到东汉末。书法艺术尤应如此。因为通常而论,艺术觉醒要有三条标志:即创作的繁荣,出现有相当功力的作者,对创作有理论的概括和阐释。就书法艺术而言,这三条在东汉末已基本具备。
汉代书体,广泛流行应用的,有小篆、隶书、章草三种。小篆由秦人李斯增损大篆而来,故又名秦篆。隶书亦由秦人程邈增减大篆,去其繁复而创新体。因其简易,主用于徒隶故名隶书。隶书早期尚多篆意,后逐渐演变,出现波势,成为汉隶,即八分是也。卫夫人《笔阵图》所说“凶险可畏如八分”,即指此书。章草始创于汉元帝时史游,称“急就”。章帝时齐相杜度进一步发展,因得章帝爱好而得名。有说章帝好此书而诏杜度用草书上事,后来魏文帝亦令刘廙用草书上事,盖因章奏,后世便谓之章草。章草乃隶书之捷,“务简而便”,然与今草相比,它字字独立,笔画不相连。这是汉人创制的新书体。前两种书,汉代有了新的发展或创新,出现了集秦汉书法之大成的杰出书法家蔡邕;章草亦臻于完美,出现了草书大家崔瑗和被后世誉为“草圣”的张芝。
此外汉代还绍传两种迨为失传的古书体。一是古文,这是自仓颉造字至夏、商、周三代所使用的文字;一是大篆,这是周宣王太史籀整理古文而成的书体。这两种书体均因秦统一六国文字而用小篆,几被泯灭。汉代重新振兴,使之得以绍传,并出现了被张怀瓘《书断》评为妙品的书法大家,古文有杜林、卫密,大篆有蔡邕。
作为理论形态的书论,这是书法艺术觉醒的主要标志,这时也出现了崔瑗的《草书势》、蔡邕的《篆势》、《笔论》和《九势》,阐发草、篆、隶的艺术特征和价值。特别是《九势》和《笔论》两文,一者提出“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的观点,把作书提到本体论的高度,揭示了书法艺术的内在规律和特征;一者提出“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的论断,把作书与抒发情性联系起来,要求作书有一个审美心胸;并要求作书时“沉密神彩,如对至尊”,把书法摆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些都不是把书法作为记事工具所能解释的,这些都表明,书法已摆脱了对文字的依附,成为一种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了。
魏晋以后,书法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书作和杰出的书家。张怀瓘《书断》评自秦至唐初书,被列为写出神品书二十五人,属魏晋南北朝十五人;被列为写出妙品书九十八人,属魏晋南北朝七十三人。其中就有钟繇、皇象、索靖和王羲之、王献之等书法大家。书论书评也空前多起来,提出了许多新的书法美学观点、范畴和概念。如王羲之《自论书》以“意”论书,强调作书要“有意”;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引入“肥”、“瘦”概念评书;王僧虔《书赋》提出“情凭虚而测有,思沿想而图空”,表述书法创作的想象思维;其《论书》提出“天然”与“功夫”一对概念作为评书标准;其《笔意赞》提出“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的观点,以与那一时期绘画艺术上的“以形写神”、“气韵生动”的美学观点相呼应。所有这一些,更不是把书法当作记事工具所能解释的;所有这一些都表明,对于书法艺术的审美意识更明确更成熟了。
汉代绘画艺术,已有很高水平,然尚不能得出已开始觉醒的结论。汉代绘画主要有:
一、帛画。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兴废》载:“汉武创置秘阁,以聚图书;汉明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立鸿都学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及董卓之乱,山阳西迁,图画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七十余乘,遇雨道艰,半皆遗失。”这是令人非常痛惜的事!那样珍贵的图画缣帛,在兵乱中被军人取为包袱行囊,所剩又半皆遗失。
二、墓中帛画。出土的有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和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帛画。两者构图十分相似,均分天上、人间、地下冥界三部分,显然都为超度或导引死者灵魂升天而作。两者所画人物、神怪、鸟兽及其具体手法虽有不同,前者色彩浓重,冥界阴森可怖;后者手法朴实,色彩明朗。然两画相似的内容构图,反映了汉人相信人死后灵魂可以升天的文化习俗。
三、壁画。汉代盛行在宫殿、寺观、学校作壁画,以表彰功臣、列女,宣扬经史故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所描写的壁画,就是一例。《后汉书·二十八将传》对此也有记载说:“永平中,显宗追思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汉书·苏武传》还记载在麒麟阁画功臣像,《后汉书·蔡邕传》、《皇后纪》及《历代名画记》还记载画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列女和经史故事等,都说明汉代盛行作壁画。只是随着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兵乱战火,使那些以土木结构为主的古代建筑横遭破坏,赖以存在的壁画也就随之倾圯。
此外还有墓室壁画和砖画等。
关于画家,史料记载甚少。据《历代名画记》卷四载,有两位画家功力较深。一位是汉元帝时毛延寿,“画人,老少美恶皆得其真”;一位是汉桓帝时刘褒,“画《云汉图》,人见之觉热;又画《北风图》,人见之觉凉”。至于画论,除杂于其他著述中的只言片语外,专题文字,一篇也无。因此只能把绘画艺术的觉醒放在魏晋以后。
魏晋以后绘画艺术有了长足的发展,涌现出一批很有功力的画家。《历代名画记》以三品九等评画,评上品上有晋王廙、顾恺之和南朝宋陆探微,上品中有南朝梁张僧繇,上品下有晋卫协、史道硕。评为中品、下品者更多。这都是以人物画为主的画家。这时也开始出现山水画,南朝宋宗炳和王微,可说是这一时期山水画家的代表。
作为标志绘画艺术走向觉醒的画论,这时出现了顾恺之的《画论》、《魏晋胜流画赞》等文字,提出“以形写神”和“迁想妙得”这样重大的美学命题,要求着重表现对象的精神面貌和个性特征;同时要求“迁想”,发挥想象力,采取虚构的手法,以达“妙得”其神的目的。这是绘画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随后谢赫《古画品录》提出绘画“六法”,把“气韵生动”摆在首位,要求生动地表现对象的生命活力和神情风韵;同时又提出“骨法用笔”、“应物象形”和“随类赋彩”的要求,实际上也就要“神形兼备”。因此,绘画“六法”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绘画美学思想。
在出现山水画的同时,也出现了宗炳的《画山水序》和王微的《叙画》这样论山水画的文字。前者提出“澄怀味象”的命题,认为山水“质有而趣灵”,因含有“灵”、“道”而显得美,从而揭示了山水和山水画的审美价值。后者认为山水以形“融灵”而“变动”人心,同时进而以此把山水画同地舆图区别开来,明确提出山水画“非以案城域,辨方州,标镇阜,划浸流”的,观赏山水画,“异效《山海》”。这就把山水画的独特审美价值揭示了出来。
艺术的觉醒,首先是人的觉醒。当然,这时的“人”,与后来晚明出现的“自然人性论”的“人”不同。那时“人”的概念较广泛,包括了较下层的市民阶层。晚明名士从“自然人性论”出发讲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都有这方面的内涵。而魏晋南北朝,上可追溯到东汉未,这时觉醒的“人”,主要指上层士族或士族文人。他们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是东汉就开始了的与官僚和豪强大地主集团相对立的一个阶层,魏晋以后他们取而代之成了统治者。但也有不少不愿进入统治集团的,如阮籍、嵇康,宗炳、王微;也有做过官又退出统治集团的,如王羲之。
士族文人的觉醒,是以反对儒家名教和谶纬神学的禁锢为前提的。东汉末,以士族势力为主的反对这种禁锢的斗争就很激烈,所以这时蔡邕在书法理论上表现某种觉醒意识,决不是偶然的。魏晋开始,作为那一时代灵魂的哲学——玄学,便提出了两道命题,表示了这种觉醒。一道是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这显然是将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相调和;但他又讲“崇本以举末”和“绝仁弃义”,这就表现了他不拘礼法而任“自然”的倾向。另一道是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他比王弼更激进,完全撇开“名教”而纯任“自然”。“自然”是玄学的最高概念,与“无”相等而相当道家的“道”。王弼注《老子》说:“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又说:“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即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都是自然而然的,没有外力的干预。这用到人生上,就是反对名教束缚,顺应人的情性。
士族文人以顺应人的情性为逻辑起点,在言行上便表现出重感情,重个性,重精神风度、气质神韵、才情禀赋。由此可以知道,为什么那一时期的书画理论那样鲜明地表现了艺术的觉醒。像王廙《与羲之论学画》提出“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顾恺之《论画》提出“以形写神”;谢赫《古画品录》提出“气韵生动”;王僧虔《笔意赞》提出“书之要道,神彩为上”,等等,都只不过是这种顺应人之情性的必然引伸。
士族文人顺应情性,还带有全身远祸、逍遥旷达的思想色彩。因为那是我国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期,兵灾不断,战火频仍,人的生命安全没有保障。特别是那些名士,又特别是那些上层统治集团的人物,生命安全没有保障的感觉就更严重。阮籍著名《咏怀诗》的诗句“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典型地表达了那种危惧心态。东晋宰臣谢安,在他位望通显时致高僧支遁书竟说出如此惆怅之语:“人生如寄耳,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终日戚戚,触事惆怅。”由此可以知道,在那一时期为什么一些士族文人不愿做官,做了官也想着要致仕。他们要远离朝廷,以免祸全身。然他们又都是文人,不免以诗酒和琴棋书画自娱,藉此以抒发情性也。
他们远离朝廷,避开政治,寄身林泉,愉悦在大自然中,这与玄学思想有关,与当时流传的佛教思想也密切相联系。遁世自然是消极的,却开拓了自然美的新领域,则是一个积极成果。古代山水作为人类生存的环境,而使人感到敬畏。《论语·雍也》提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也只是将人的道德才能附丽在山水上。汉代帝王封禅祭山不断,使人对山水与敬天事神相联系。魏晋以降,由于士族文人的开拓,山水的美开始被揭示,山水使人感到亲切起来。宗炳《画山水序》所说“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王微《叙画》所说“本乎形者融灵,而变动者心也”,是那一时期士族文人揭示山水自然美的一种表述。
书画艺术的觉醒,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那一时期朝廷上层人物,特别是皇帝,不少都是书画爱好者,尤爱书法。若从东汉算起,至宋齐梁陈,共四十八帝,就有二十八帝是书法家。当然,这与书法同时又是文字有关。周礼规定:“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汉代尉律亦规定:“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这还是对臣僚子弟的要求,对有权继帝位的皇家子弟的要求自然会更高。所以,这样多君王能书,也就并不足奇。
然他们爱书,本身就是一种导向。如汉章帝爱好杜度草书而后世名之曰章草。唐韦续《墨薮·五十六种书》云:“章草书,汉齐相杜伯度援稿所作,因章帝所好名焉。”此书后经崔瑗、张芝的发展,达到完美境地,以至如赵壹《非草书》所写的:“后学之徒竞慕二贤,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为秘玩。”以至有人专心摹写,“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弄得“领袖如皂,唇齿常黑”,一身都是墨。这种爱草书成风,与章帝好此书不无关系。
有的自
目录:
中国古代书画论凡例
书画艺术走向觉醒(代前言)
崔青
草书势
许慎
说文解字序
赵壹
非草书
蔡邕
篆势
笔论
九势
钟繇
用笔法
成公绥
隶书体
卫恒
四体书势
索靖
草书状
卫铄
笔阵图
王羲之
自论书
题卫夫人《笔阵图》后
书论
羊欣
采古来能书人名
虞和
论书表
王僧虔
书赋
论书
笔意赞
江式
论书表
陶弘景
上武帝论书启三
上武帝论书启四
上武帝论书启五
袁昂
古今书评
萧衍
观钟繇书法十二意
草书状
答陶隐居论书
古今书人优劣评
庾肩吾
书品
王延寿
文考赋画
曹植
画赞序
王廙
与羲之论学画
顾恺之
论画
论画人物
魏晋胜流画赞
画云台山记
宗炳
画山水序
王微
叙画
谢赫
古画品录
萧绎
山水松石格
姚最
续画品
指鹿为马的主人公是赵高
赵高(?-前207年),嬴姓,赵氏。秦朝二世皇帝时丞相,任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管事二十余年”。秦始皇死后,赵高发动沙丘政变,他与丞相李斯合谋伪造诏书,逼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另立始皇幼子胡亥为帝,是为秦二世,并自任郎中令。他在任职期间独揽大权,结党营私,征役更加繁重,行政更加苛暴。公元前208年又设计害死李斯,继之为秦朝丞相。第三年他迫秦二世自杀, 另立子婴为秦王。不久被子婴设计杀掉,诛夷三族。
赵高从一名宦官起家,依仗着秦二世胡亥对他的宠信,把秦朝的暴虐色政推向了顶峰,从而加速了它的灭亡。故陆贾叹曰“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指秦朝灭亡);而《战国策》的编者刘向更是直言不讳:“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国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于行法,不在于信同姓。”
另外,赵高还是秦汉时期的书法大家,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云:“赵高作《爰历篇》,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北魏·王情《古今文字志目》中卷列秦、汉、吴三朝书法家五十九人,中有赵高。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谓赵高“善大篆”。唐·张怀_《书断》卷上《大篆》曰:“赵高善篆。教始皇少子胡亥书。”著有《爰历篇》六章。
李斯
对手
李斯(?~前208年),战国末楚国上蔡(今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人。秦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少为郡吏,曾从荀卿学。战国末年入秦国,初为秦相吕不韦舍人,被任命为郎。旋任长史,拜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下逐客令时,上书力谏客不可逐,为秦王采纳。又为秦并六国谋划,建议先攻取韩国,再逐一消灭各诸侯国,完成统一大业。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全国后,作为廷尉奉命与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等议定“皇帝”之号。后任丞相,多次随始皇帝巡行。反对淳于越分封子弟之议,主张禁私学、废《诗》、《书》、六国史记及“百家语”。又以小篆为标准,整理文字,作《仓颉篇》以为范文。始皇帝死后,与赵高矫诏迫扶苏自
被称为书圣的书法家王羲之书法作品
本文2023-10-19 04:41:29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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