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原是生在自然生长的桑树上的，以吃桑叶为主，所以也叫桑蚕。在桑蚕还没有被饲养之前，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懂得利用野生的蚕茧抽丝了，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人工养蚕，现在还难以确定。但是早在殷周时期，我国的蚕桑生产已经有很大发展，可见开发人工养蚕远在殷周之前。

从古老的文献中，我们看到关于养蚕的直接记载。反映夏末殷初淮河长江一带的生产情况的《夏小正》中说：“三月……摄桑，……妾子始蚕。”这是说，夏历三月（阴历四月间）要修整桑树，妇女开始养蚕。

殷代甲骨文中不仅有蚕、桑、丝、帛等字，而且还有一些和蚕丝生产有关的完整卜辞。据甲骨文学家胡厚宣的研究指出，有的卜辞上记载，叫人察看蚕事，要经过九次占卜。可见蚕桑在当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生产事业。甲骨文中还有关于蚕神和祭礼蚕神的记载，当时人们为了养好蚕，用牛或羊等丰厚的祭品祭礼蚕神。

考古学家还不是一次在殷墓中发现有形态逼真的玉蚕，例如河南安阳墓和山东苏埠屯都出土的有商代的玉蚕。在殷商的铜器上也常发现有用蚕做装饰花纹的。这些都说明，蚕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重要的位置。

许多传世的殷代铜器物附着有丝织物的痕迹或绢丝断片。经研究，有些丝织品反映出当时已经有相当高级的丝织技术；并且有大量事实说明，丝织品在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已经成为货物交换的中间媒介。要生产大量的丝织品，只有靠发展人工养蚕，才能提供足够的蚕丝原料。

到了周代，栽桑养蚕已经在我国南北广大地区蓬勃发展起来。丝绸已经成为当时统治阶级衣着的主要原料。养蚕织丝是妇女的主要生产活动。《诗经》中就有许多诗篇提到蚕桑。例如《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爱求柔桑。”意思是：春天里一片阳光，黄莺鸟儿在欢唱。妇女们提着箩筐，络绎走在小路上，去给蚕采摘嫩桑。这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妇女们采桑养蚕的劳动情景。

周代已经大面积栽种桑树。《诗经·魏风·十亩之间》中有“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的诗句，意思是：十亩桑园绿树间啊，采桑儿多悠闲啊。这说明春秋时期桑树已经成片栽植，而且一块桑田有十亩之大。当时栽种的桑树，大概有灌木式的，也有乔木式的。现在，我们还可以在战国时期铜器上的采桑中看到古代劳动妇女提篮采桑的生动形象，也看到当时栽种的乔木式和灌木式两种桑树。

据《诗经》、《左传》、《仪礼》等古书记载，当时蚕不仅已经养在室里，而且已经有专门的蚕室和养蚕的器具。这些器具包括蚕架（“栚”或“槌”）、蚕箔（“曲”）等。由此可见，到殷周时期，我国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栽桑养蚕技术。

战国时期的《管子·山权数篇》中说：“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这是说，群众中有精通蚕桑技术、能养好蚕、使蚕不遭病害的，请他介绍经验，并给予黄金和免除兵役的奖励。的确，最有经验、最有知识的，是从事生产实践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中有很多蚕桑专家和能手，他们在长期的养蚕生产实践中，不断有所创造和发明，为我国和世界养蚕业积累了极其丰富和宝贵的经验。

中国古代有很多记述栽桑养蚕技术的书。汉代曾经提到我国古代有《蚕法》、《蚕书》、《种树藏果相蚕》等有蚕桑著作。可惜，这些古籍都已经失传了。但是从汉代以来，两千多年中，仍然留下了不少的有关蚕桑的古籍，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秦观蚕书》、《豳风广义》、《广蚕桑说》、《蚕桑辑要》、《野蚕录》、《樗茧谱》等等，或是专讲蚕桑的，或是讲到蚕桑的。这些书记下了我国历代劳动人民栽桑养蚕的丰富经验。

要发展养蚕，就必须繁殖桑树，发展桑园。远在西周，人们就利用撒树繁殖桑树。至迟到公元五世纪南北朝时期，压条法已经应用在桑树繁殖上。《齐民要要》中讲述了这种方法。压条法用桑树枝条来繁殖新桑树，比用种子播种缩短了好多生长时间。宋元以来，我国南方蚕农更发明了桑树嫁接技术，这是一种先进的栽桑技术，它对旧桑树的复壮更新，保存桑树的优良性状，加速桑苗繁殖，培育优良品种。都有重要的意义，到现在也还在生产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桑叶是家蚕的主要食料，桑叶的品质好坏，直接关系到蚕的健康和蚕丝的质量。我国很早就发明了修整桑树的技术。早在西周，就已经有低矮的桑树，它或许就是后来所讲的那种“地桑”（鲁桑）。西汉的《汜胜之书》具体讲述了这种地桑的栽培方法：头年把桑葚和黍种合种，待桑树长到和黍一样高，平地面割下桑树，第二年桑树便从根上重新长出新枝条。这样的桑，低矮便于采摘桑叶和管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桑树枝嫩叶肥，适宜养蚕。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引用农谚，对地桑（鲁桑）作了肯定的评价，说：“鲁桑百，丰绵帛，言其桑好，功省用多。”著名的湖桑就是源于鲁桑，两宋以来，人们已把北方的优良桑种鲁桑应用嫁接技术引种到南方。人们以当地原有的荆桑作为砧木，以鲁桑作为接穗，经过长期实践，逐渐育成了鲁桑的新类型“湖桑”。湖桑的形成，大大促进了我国养蚕业的发展。桑树修整技术不断发展提高，桑树树形也不断变化，由“自然型”发展为高干、中干、低干和“地桑”，由“无拳式”发展为“有拳式”。质量优良的桑叶，只能在新生的枝条上产生，通过修整，剪去旧枝条，可以促使新枝条发生。新生枝条吸收了大量的水分、养分，使叶形肥大，叶色浓绿，既增加产量，又提高叶质，这就有利于养蚕生产。这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独特创造。十九世纪后半叶，日本人也根据我国《齐民要术》和其他蚕桑古籍的记载，把桑树培育成各种形式。

制备蚕种，是养蚕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礼记·祭仪》中有“奉种浴于川”的记载，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人们就已经知道用清水浴洗卵面保护蚕种。后来更发展用朱砂溶液、盐水、石灰水以及其他具有消毒效果的药物来消毒卵面，如南宋《陈旉农书》记载：“至春，候其欲生未生之间，细研朱砂调温水浴之。”这种临近蚕卵孵化的时候所进行的浴种，对预防蚕病是很有意义的。因为通过浴种，把卵面消毒干净，蚕孵出以后，就不会有病菌侵袭蚕蚁（幼蚕）。我们知道，有许多病菌，如微粒子病原虫和脓病毒，都是经过食道传染的。孵化的时候，蚕蚁都要咬去一部分卵壳才能出壳。如果卵面上带有这些病菌而又没有消毒，那么咬蚕蚁壳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感染这些疾病。

至少在一千四百多年前，蚕农就已经注意蚕种的选择工作了。《齐民要术》说：“收取茧种，必取居簇中者。近上则丝薄，近下则子不生也。”古人认为选种对养好蚕有两种意义：一是可以淘汰体弱有病的蚕种，二是使第二代蚕的生长发育时间和速度一致，便于饲育和管理。选种包括选蚕、选茧、选蛾和选卵四项。但是，人们最初选种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包括这四项。《齐民要术》只是提到要选取“民簇中”的茧留作种。宋末以来，人们已经进一步从各个角度，如茧的质量，成茧的时间和位置，娥出茧的时间，蛾的健康状态，以及卵的健康状态等，来选取种茧、种蛾和种卵。到清代，人们更注意到了选蚕，他们知道只有“蚕无病，种方无病”。

通过层层的严格选种，淘汰了大量有病或体质虚弱的蚕种，这样就提高了第二代蚕的体质，增强了它们对疾病的抵抗力，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微粒子病原虫和脓病病毒通过胚子传染给子代蚕。我们知道，十九世纪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1822—1895）提出的防止微粒子病蔓延的基本方法就是通过严格选种，以切断微粒子病虫的胚胎传染途径。

古人也认识到蚕的生长发育和周围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远在秦汉时期，人们就知道：适当的高温和饱食有利于蚕的生长发育，可以缩短蚕龄；反过来就不利于生长发育，并且要延长蚕龄。历代蚕农都非常重视控制蚕的生活的环境条件。《齐民要术·种桑柘篇》载有在蚕室四角置火加温来调节蚕室温度的办法，“火若一处，则冷热不均”，“数人候看，热则去火”。金末元初的《士农必用》也提出：幼蚕时蚕室要暖些，因为那时天气还很冷；而到大眠之后，就必须凉些，因为那时天气已经热了。《务本新书》说：“风雨昼夜总须以身体测度凉暖。”养蚕的人只穿单衣，以自己身体做比较：“若自己觉寒，其蚕必寒，便添火；若自觉热，其蚕必势，约量去火。”在一般情况下，人体的舒适的环境温度和蚕所需的生活温度大致相近，以人体的冷热感觉来调节蚕室温度，基本上是合理的。《王祯农书》中对幼蚕期蚕室生火，体测冷热，一眠后卷窗帘通风，夏日门口置水瓮生凉气等，都有详细记载。

在长期的养蚕生产中，我国古代蚕农积累了丰富的防治蚕病的经验。他们采取了许多卫生措施、药物添食以及隔离病蚕等办法，来防止蚕病的发生和蔓延。

公元二世纪东汉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说：“三月清明节，令蚕妾治蚕室，涂隙穴，具槌持箔笼。”这是说，养蚕前必须修整和打扫蚕室蚕具。古代还发明了用烟熏的方法来消毒蚕室。这些养蚕前的卫生消毒工作，对预防蚕的病虫害，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另外，在整个饲养过程中，要及时清除蚕沙（蚕粪），不断消毒蚕具。金元时期的《农桑要旨》说：蚕座的“底箔须铺二领，蚕蚁生后，每日日出卷出一领，晒至日斜，复布于蚕箔底，明日又将底箔搬出曝晒如前”，反覆替换。这样利用日光消毒蚕具，是一个经济实用的方法。

药物防治蚕病，包括药物添食和用药物烟熏两种。药物添食防治蚕病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士农必用》说：以快要落叶的桑叶，“捣磨成面”、“能消蚕热病”。后来的《养余月令》（公元1633年）和《养蚕秘诀》等书还记载了用“甘草水”、“大蒜汁”、“烧酒”等喷在叶面喂蚕，来防治各种蚕病。到后来更针对不同的症状，提出不同的治病药方。

从明代以来，对某些传染性蚕病，如脓病、软化病和僵病等，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且知道采取淘汰或隔离的措施，来防止蚕病的蔓延。

家蚕蝇蛆病是我国养蚕史上的主要病害之一。蝇蛆病是一种蚕蛆蝇寄生的结果。蝇，古称“蠁虫”。两千多年前，《尔雅》中就有“国貉虫为蠁”的话，晋代郭璞《注》说：“今呼蛹虫为”。蛹虫的意思是，这虫寄生在蛹身上。南宋末年陆佃著《埤雅》中清楚地描述了这种寄生的现象。他说，蠁旧说蝇于蚕身乳子，既茧化而成蛆，俗呼蠁子。入土为蝇。”这里说蠁把卵产在蚕身上，待其结茧化蛹时，它已化为蝇蛆。明代谭贞默通过亲身观察，进一步证实前人的记载完全正确。他进一步指出蚕蛆蝇多发生于二蚕，二蚕有十分之七被寄生。在古代，由于蚕明蝇为害主要是在夏蚕，所以随着夏蚕饲养比例的上升，蝇蛆病为害问题也就更加引起人们的注意了。人们虽然很早就发现了蝇蛆病，但在宋代以前的农桑著作中，却很少有关于防治蚕蛆蝇为害的记载。到了宋代以后，记载就屡见不鲜。元代初年，司农司所编写的《农桑辑要》一书，多次提到养夏蚕和防蝇的问题。它在“夏秋蚕法”条下引《士农必用》说：“今时养热蚕，以纸糊窗，以避飞蝇，迹尽往来风气，……或用荻帘，当窗系定，遮蔽飞蝇。”在《王祯农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述：“又有夏蚕、秋蚕，夏蚕自蚁至老俱宜凉，惟忌蝇虫。”这说明在元代人们为了养好夏、秋蚕，就已经十分注意防蝇工作了。

在明清时期的著作中，有关蝇蛆病和防蝇的记述就更多了。在谭贞默著《谭子雕虫》一书之前，皇甫谧的《解颐新语》（公元1582年）也谈到了“蝇蛆病”：“今之养蚕者，苍蝇亦寄卵于蚕之身。久则其卵化为蝇，穴茧而出”。徐光启在《农政全书·蚕桑篇》中也特别提醒蚕农，养“夏、秋蚕俱要计算除蝇”。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篇》中有这样的记载：“凡害蚕者，有雀、鼠、蚊三种，雀害不及茧，蚊害不及早蚕，鼠害则与之相始终。”这里说的“蚊害”，当是蝇害”之误。因为在养蚕生产中，蚊子并不造成危害，而且在养蚕史上，也只有“蝇害不及早蚕”一说。

清代，蝇蛆病害引起了人们的严重关切。同治年间，沈秉成在《蚕桑辑要》一书中说：“原蚕即夏蚕，又名二蚕，……二十二日即老，最忌大苍蝇。”沈秉成是浙江人，他生活在养蚕地区，并做过清朝的常州、镇江、通州、海宁道道台，曾在镇江提倡蚕桑。他说养夏蚕“最忌大苍蝇”，显然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作出的经验总结。在这里作了“最”这个副词，以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俞墉在《蚕桑述要》（公元1866年到1874年）中也说：“蚕更忌苍蝇，无论大小，被叮咬一口，至蚕老成茧之成，即有蛆虫于茧身，咬一小孔钻出，而蚕蛹已死，不复变蛾。隔三四月，蛹腐污茧矣。”俞墉是浙江吴兴人，记述虽然比较粗糙，但也是从实践和观察中得出的结论。他指出了被蝇蛆所寄生了蚕蛹是要死亡的，而死蛹的烂尸还污染茧丝。

对多化性蚕蛆蝇和它的危害描述最详细的是赵敬如撰写的《蚕桑说》（公元1896年）一书。书中有如如下一段记载：“又有一种大麻蝇，虽不食蚕，为害最甚。此麻蝇与寻常麻蝇不同，身翅白色，遍体黑毛，两翅阔张，颇形凶恶之状。其性颇灵，其飞甚疾。每至飞摇不定，不轻栖止，见影即飞，甚不易捉获。其来时在蚕略栖即下一白卵，形细如虮。二日，下卵之处变黑色，其蛆已入蚕身，在皮内丝料处，专食蚕肉。六七日，蛆老，口有两黑牙，钳手微痛。蚕因不伤丝料，仍可作茧。蛆老借两黑牙啮茧而出，成小孔，即蛀茧也。蛀茧丝不堪缫。蛆出一日，成红壳之蛹。十二三日，破壳而出仍为白色大麻蝇。幸而二三眠天气尚凉，此蝇不多。天暖蝇多，无术可驱。大眠初起受蛆，便不及作茧而死。故夏蚕不避此蝇，蚕无遗种。”这段记载，对蚕蛆蝇的形态和生活习性作了相当详细的描述。正如邹树文在《中国昆虫学史》一书中指出：赵敬如《蚕桑说》中对蚕蛆蝇的细致观察和描述，可能是接受了西方现代的科学方法。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我国古籍中关于家蚕蝇蛆病害的记载基本上是正确的。

家蚕经过历代人民长期的饲育和选择，形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地区，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品种。宋元时期，虽然我国北方主要还是饲育一化性的三眠蚕，但是在南方已经主要饲养一化性和二化性的四眠蚕了。三眠蚕抗病能力比四眠蚕强，容易饲养。但是从蚕丝生长角度看，四眠蚕的茧丝比三眠蚕优良。经过长期培育，我国南方江浙地区终于成功地饲养了四眠蚕，并且培出了许多优良品种。难饲养的四眠蚕的饲育成功和推广，是养蚕生产上的一个进步。

为了发展蚕丝生产，我国古代除了饲养春蚕外，还饲养夏蚕、秋蚕、甚至一年里养多批蚕。早《周礼》这部书中，就已经提到“原蚕”，“原”是“再”的意思。原蚕就是一年中第二次孵化所养的蚕，也就是夏蚕。汉代焦赣（延寿）所著的《易林》中有“秋蚕不成，冬蚕不生”的记载。可当时人们不仅饲养夏蚕，而且还饲养秋蚕和冬蚕。为了一年能养多批蚕，古人除了利用多化性自然传种外，在一千六百多年前，还发明了低温催青制取生种的方法。这方法是利用低温抑制一种二化性蚕的蚕卵，使它延期孵化。这样，一种蚕就可以在一年里连续不断孵化几代，为能在一年里多批养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是我国古代养蚕生产技术上的又一项重要创造。用人工低温制取生种，充分反映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在人工孵化法发明以前，人们为了能在一年里养多批蚕，只能利用天然的多化性蚕来传种。但是多化性蚕所出产的茧丝，无论是数量和质量都远不如二化性蚕。为能在一年里分批多次养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是我国古代养蚕生产技术上的又一项重要创造。用人工低温制取生种，充分反映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在人工孵化法发明以前，人们为了能在一年里养多批蚕，只能利用天然地多化性蚕来传种。但是多化性蚕所出产的茧丝，无论是数量和质量都远不如二化性蚕。为了能在一年里分批多次养蚕，并又能获得比较多和比较好的茧丝，我们的祖先创造性地采人工低温催青二化性蚕，使它在一年里连续孵化出好几批蚕。同时，又让每批这种蚕所产的卵，在自然高温影响下孵化，从而获得了各批越年化的蚕。虽然这种蚕所产卵须待来年春天才能孵化，但由于它质量比较好，所以它还是受到蚕农的欢迎。这样，既可以解决多次养蚕的传种问题，同时又尽可能获得比较好的蚕丝。

特别要提到的是，我国明代蚕农，在制备夏蚕种的生产中发现了家蚕的杂种优势。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凡蚕有早、晚二种。晚种每年先早种五六日出，结茧亦在先，其茧较轻二分之一。”又说：“今寒家有将早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种，一异也。”《天工开物》中所说的“早种”就是一化性蚕，“晚种就是二化性蚕。所以，所谓“早雄配晚雌”就是一化性的雄蚕和二化性的雌蚕杂交。根据现代家蚕杂交实验证明，“早雄配晚雌”所产生的杂种是二化性的，因此它可以作为夏蚕种继续在夏季饲养。《天工开物》指出“早雄配晚雌”出现了“嘉种”，就是产生了优良的杂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家蚕杂种优势利用的记载。

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柞蚕丝的国家。

柞蚕，也叫山蚕或野蚕。它以吃柞树叶为主。我国山东半岛是放养柞蚕的发源地。那里的人民很早就利用柞蚕茧丝。据古书记载，早在汉元帝永四年（公元前40年），山东蓬莱、掖县一带的人民就已经采收野生的柞蚕茧，制成丝绵。后来人们逐渐知道利用柞蚕茧丝来织绸。到了明代，用柞蚕丝织绸制衣，已经风行全国。

在明代，山东蚕农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放养柞蚕的方法。清代山东益都的孙廷铨还写了一部《山蚕说》，专门介绍放养柞蚕的技术。书中说，当时胶东一带山区，到处都放养着柞蚕。不久，放养柞蚕就逐步扩大到我国的其他地区，首先传到和山东隔海相望的辽东半岛。这里逐渐地成了我国第二个放养柞蚕的中心地。接着放养柞蚕的方法又传到河南和陕西，后来又推广到比较远的云贵等地。

世界上所有养蚕国家，最初的蚕种和养蚕方法，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我国传去的。

朝鲜是我国的近邻，两国人民早就亲密往来。根据古书上的记载，我国的蚕种和养蚕方法，远在公元前11世纪就已经传到了朝鲜。日本的养蚕方法，据传说是在秦始皇的时候从中国传去的。后来日本人又多次派人到中国和朝鲜取经，或招收中国技术人员去日本传播经验，以促进发展养蚕事业。直到近代，日本还不断地从我国引进优良的家蚕品种和先进的栽桑技术。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生产的美丽的丝绸，很早就源源不断地运往波斯、罗马等地。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通西域，最远曾到达中亚细亚，我国古代的丝绸，大体就是沿着张骞通西域的道路，从昆仑山脉的北麓或天山南麓往西穿越葱岭（帕米尔），经中亚细亚，再运到波斯、罗马等国。这就是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后来蚕种和养蚕方法也是先从内地传到新疆，再由新疆经“丝绸之路”传到阿拉伯、非洲、欧洲去的。

公元7世纪，养蚕法传到阿拉伯和埃及。10世纪传到西班牙。11世纪又传到意大利。15世纪蚕种和桑种被人带到法国，从此法国开始有了栽桑养蚕织丝的生产。英国看到法国养蚕获利，便效仿法国，于是养蚕生产又从法国传到了英国。

在美洲，据说墨西哥公元16世纪中叶就已经养蚕，但是，美洲大规模发展养蚕生产还是17世纪的事。那时英国殖民主义者认为它的美洲殖民地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发展养蚕有利可图，于是就在美洲殖民地大规模开展养蚕试验。

传说中的三坟五典如果不算在内的话，比较著名的几部书有：

1《尚书》的原始版本，据说有100篇，但是现存29篇，鲁恭王古文尚书可能保存了先秦尚书的原貌，但是在汉朝今古文学派的论战后便被遗失，现在的古文尚书58篇除了保留今文尚书29篇之外，其余都是伪书，而最初的100篇尚书，几乎无据可考；儒家经典除尚书外，六经中的《乐经》也已失传，两汉时期的诗经，除毛苌的毛诗流传至今，韩诗剩余一部分，当年的齐诗也已经失传

2《孙膑兵法》，也就是齐孙子，在银雀山汉墓出土之前属于散佚，现在仅有残篇；

3《东观汉记》，东汉官方历史，元朝散佚，后来辑佚得到22卷；

4《竹书纪年》， 汲冢竹书的最大发现，记载了魏国历史并且上溯到了五帝时期，作为上古史料中具有明确纪年的文献，因为一些记载不符合儒家历史观而被排斥，最终在宋朝遗失，今本《竹书纪年》不是真实记录，是后人结合一部分原文加上其他文献伪造的；宋朝时期是我国文献遗失的高峰期，除竹书纪年外，遗失的文献还有《括地志》、二十四史中李百药《北齐书》的一部分、令狐德棻《周书》一部分和《元和郡县志》的图，导致中原王朝第一部地理总志价值减少一半；

5《永乐大典》原本22937卷，正本明末遗失（一说在嘉靖陵墓内），副本历经明末，八国联军侵华和宫中失窃，目前遗存800卷左右；清中期编《四库全书》翻阅《永乐大典》，使得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重见天日。

其实作为一个红楼梦爱好者，最在乎的还是后40回去了哪儿啊。。。

　　关于三坟、五典、九丘、八索的来源，早期的古书中不断有零星记载。 但没有全貌了。

　　《春秋 左氏传》中有：

　　（传十二·十一）析父谓子革：“吾子，楚国之望也。今与王言如响，国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厉以须，王出，吾刃将斩矣。”王出，复语。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对曰：“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干溪？”

　　这里可以看到确切的看到《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名称。

　　《周礼 太卜》中有：“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这里已经可以看到三坟的具体内容是：《连山》、《归藏》和《周易》。

　　《山海经》中有：“伏羲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

　　这里又将《连山》与伏羲、夏后联系了起来。

　　上面三部古代经典属于后来公认的本原正典，不存在伪造的嫌疑，而且成书年代至少都在战国或以前，所以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就其存在的真实性是无可质疑的，问题是，学术界一直认为，这些上古神秘遗书早都已经亡佚，现存三坟中的内容，包括《乾坤易》，后人都以为属于伪造，《九丘》真容后世当然不曾见过，关于八索，到是还有人说是八卦，比如当代台湾著名易学家南怀瑾先生，他以为八索就是八卦，下面是南先生在《易经杂说》中一部分的引用：

　　“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不要说现代人不知道，连我们当时的袁先生也弄不清楚。三坟是什么？三坟就是三易：连山、归藏、周易。五典呢？就是五经，或者说是《尚书》，洪范五福。八索就是八卦。九丘就是九畴，就是《河图》、《洛书》的理数。”

　　其实南怀瑾先生的观点是来自西汉时代孔安国所作的《尚书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告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 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籍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

　　这样看来，三坟五典九丘八索的问题又寻根到了孔安国身上，据汉书记载，孔安国大概是孔子的第十二代子孙，由于鲁共王想要扩展自己的宫殿，所以要拆除孔子宅院，在这个过程中，从孔子宅院的夹壁墙中发现了其中的《尚书》、《孝经》《周礼》等古书，这样当时的孔子后裔孔安国就得到了这些书，由于汉武帝时代，十分重视经典的考证，孔安国就作为汉武帝博士开始研究《尚书》。所以孔安国的观点应当是具有经典权威的性质，所以后代学者也十分信奉孔安国的观点。

　　但是，除了《八索》是八卦的之外，三坟、五典、九丘还是不曾有确切的下落，难道这些古书确实都亡佚了不成么？我不敢断然无依据的得出是或否的结论，既然自古至今都在争论，那也不妨继续争论下去，不过继续的前提是要有新的足以立足的文史依据，我想就个人的一些发现来参与这个讨论，希望为这个结论假设一种可能性。

　　我想有人已经说了，八卦就是八索，我也十分赞同这个说法，而且还希望能提供一些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不过可以把这个工作放到最后来作。

　　而我首先要提出来的是，“太玄”就来自“九丘”。九宫八卦就是九丘八索。《玄》《易》体系是《丘》、《索》体系的继续和发展，所谓“丘索”，可是说就是“求索”，是一个华夏百科文明通过总结升华聚合成《易》，反过来又提供实践指南和应用的过程。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以下依据。

　　九八体系，反复的出现在古代典籍中，比如前面说的九宫八卦、九丘八索，在黄帝内经中有九宫八风和九野八风，古代还有九州八方，当然过去人们理解的九八往往就是井字分格的图形，八在外，九有中，不是我所发现的九九八十一，和八八六十四的关系，但是从研究的结果看，八九的分法可能是八十一和六十四的简化导致的误会。其实八九的分法后来也有继续简化的痕迹，就是所谓二三的问题，庞朴曾研究的古人“天三分”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而老子《道德经》主张的“守一”归一问题也就是这种简化的极端。

　　关于八十一的问题，众多道家经典的章数也都是八十一，比如《参同契》比如《道德经》等等。中国古代音律学中的三分损益的基础也是八十一，宫、商、角、徵、羽五音中，宫数就是八十一。

　　我在有关《太玄》和《易经》的关系的文章中，详细的说明了玄易的准应关系，从这种准应关系中包含的严密的逻辑性来分析，得出了太玄的原作者并不是扬雄，但是如果不是扬雄又是谁呢？我当然不能说出是谁作了太玄的基本体系，但是可以说明的是，太玄来自九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九丘的名称表明和两个特征字有关，一个是“九”，一个是“丘”，我们不妨来检索一下，在《太玄》中去寻找包含了“丘”字首名，结果会令人感到惊讶，太玄八十一首中，确实是不多不少的有九个首包含了“丘”字，这是一个隐藏了几千年的天机，罗列如下供大家验证：

　　1、礥： 次六：将其车，入于丘虚。 测曰：将车入虚，道不得也。

　　次七：出险登丘。或牵之牛。 测曰：出险登丘，莫之代也。

　　2、干： 次五：蚩蚩,干于丘饴,或锡之坏。测曰：蚩蚩之干锡不好也。

　　3、狩： 次三：卉炎于狩，宜于丘陵。 测曰：卉炎丘陵，短临长也。

　　4、增： 次七：增其高，刃其峭，丘贞。 测曰：増高刃峭，于损皆行也。

　　5、释： 次四：动之丘陵，失泽朋。 测曰：动之丘陵，失下危也。

　　6、夷： 次六：夷于庐，其宅丘虚。 测曰：夷干庐，厥得亡也。

　　7、唫： 次六：泉原洋洋，唫于丘园。 测曰：泉园之唫，不可讥也。

　　8、聚： 次七：竦萃于丘冢。 测曰：竦萃丘冢，礼不废也。

　　9、养： 次三：粪以肥丘，育厥根荄。 测曰：粪以肥丘，中光大也。

　　由此可以提出这个假设，九丘就是当今流传的、被普遍认为是扬雄所著作的《太玄》中赞辞，由于其中包含了九个丘字，并且又合乎九九之数而得名“九丘”。

　　如果是这样，一个新的问题就出来了，这九个丘字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含义呢，我想，孔安国在《尚书序》中的说法还是可以相信的：“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当然，不能从书面看到这些内容，丘实际有可能是具有地理图典的功能，当今传世的《太玄》可能并不是九丘的全部，仅仅是图罢了，当然，图也是十分关键的，所谓图就是《太玄》中首名的顺序以及和易经的准应关系，应当说，还有许多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的解释和说明，亡佚的应当是大量的说明文件。

　　在我发现的《玄易经纬图》中的《斗建图》中，可以清楚的看到玄易的地图意义，这一点也恰好符合《尚书序》中有关：“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的描述，所以《太玄》和《九丘》的关系是有古代地理依据的。

　　关于九丘的地理含义，本人也一直在寻找，目前已经找到了一个地方，有一些地面遗迹可能和此有关，不过需要继续考证，待考证完结后再总结公布。

　　下面就解决前面说的，关于八卦就是八索的依据问题。

　　著名的楚国大夫屈原，流芳千古，经久不衰，他有一章句令后人传诵成为千古名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里我们暂且不讨论屈子的忠烈，也不讨论他的文采，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求索”的来历。《玉篇》中说：“求,索也。” 《说文》中说：“索,入家搜也。”到此可以看出，求索一词来源应当十分久远，我们当今使用“搜索”“检索”“寻求”等词的来源就与此有关。作为索这个字，分解开来可以看到，有一个关系的系字，这个系字具说和上古时代结绳而治的习惯有关，就是用绳子大结来记录世代传承的关系，包括子孙这些字的甲古文字型也都和此有关。我在易经中也希望使用查找特征此的方法来验证八索的的问题，结果发现，索子、系和包含系字的素的和是八：

　　否： 九五：休否，大人吉。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随：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 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拘系之，上穷也。

　　无妄：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遯： 九三：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 象曰：系遯之厉，有疾惫也。 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姤：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踟躅。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震：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 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 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未得中也。 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渐：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履：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解释《易经》的有《系辞传》之所以叫系词，可能和“索”、“素”中的系和本身的“系”有关。此点依据似乎有些牵强，但是可以作为前人观点的一个旁证。

　　另外，关于求和丘字，古老的含义是否一致，有待继续研究，不过从甲古文字型来看，丘字是两个人相背而立，是否可以理解为：“不用说话就可以明白意义”，是否可以理解为一个人出题，请另一个求解。当然这需要验证，不过求和丘最近已经有人说其中有关联了。现在的求字，按《说文》的解释是：“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从北。”还有就是裘皮大衣的意思。不过孔子的名字为“丘”，所谓“孔丘”不知是否和九丘有关也不得而知，不过丘字曾经因为避讳孔子的名称而改过“邱”字，不知是否影响过这个字的含义。如果真的有关系，“求索”一词的起源含义可能就有出处了。-------------------------------------------

和氏璧是一块美玉，但我认为它并不值得用15座城池来交换。和氏璧本是楚国人卞和挖到的，为了向楚王献出宝玉，他接连本砍掉了2条腿。最终在楚文王时期，这块巨大的原石被切开，证明了这确实是一块美玉。楚文王为了表彰卞和的忠诚，于是将这块玉命名为和氏璧。

和氏璧被当成楚国的宝物流传了400多年，后却不翼而飞。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竟然流转到了赵惠文王的手里。

据记载，和氏璧在黑夜里可以自然的发光，所以又名"夜光之璧"。并且玉质冬暖夏凉，还可以驱逐蝇蚋。"百步之内，蝇蚋不入"。

由此可以看出，这块玉还真的和其他的玉不一样，并且充满了神秘感。古人常用美玉来祭祀祖先，除此之外，美玉还是权力与富贵的象征，因此和氏璧被称之为无价之宝。

秦昭襄王听说和氏璧流转到赵惠文王的手中的消息后，自然想据为己有。可明抢又显得有失风度，于是便提出用十五座城池来交换和氏璧的方案。就当时的市场价来看，十五座城池交换和氏璧是绰绰有余的，因此赵惠文王想要拒绝也没有合适的理由。

不然赵惠文王何须纠结，直接说出价太低就完事了，哪还会有之后完璧归赵的故事呢。秦昭襄王时期，秦国的国力已然成为了七雄中最强的一个，但赵国，此时正恰逢赵武灵王去世，赵惠文王当政期间。

后赵武灵王时期，虽然赵国的军事实力连年都在往下滑，可赵国依旧在担任抗秦先锋的角色。因此秦昭襄王才会想以这种办法来空手套白狼。

蔺相如并没有辜负赵王的嘱托，完美的将和氏璧带了回来，蔺相如一时名声大振。秦昭襄王吃了暗亏，后续便派兵攻打赵国，不单单歼灭了赵国的2万士兵，还占领了不少土地。秦昭襄王找回了点面子，此事才算作罢。

要说我国哪座古墓的出土最令专家印象深刻，那么毫无疑问一定是马王堆汉墓。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家族墓葬的，这座古墓不仅结构宏伟复杂，而且埋藏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就犹如一座宝藏墓一般。这座古墓的出土让人至今难以忘怀，因为它不仅出土了各种丝织品、帛书、帛画、漆器和中草药等3000多件珍贵文物，而且还出土了一具千年不腐女尸“辛追夫人”。更令专家感到惊讶的是，古墓内竟然出土了一本失传上千年的古籍，专家解读后证实，这就是轩辕黄帝留下的医书。

建设地下医院，没想到挖出一座古墓

1971年底，湖南省军区医院决定在马王堆的两个小山坡底下建设地下医院，但在施工的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塌方，而且塌方处还出现了许多可燃气体接触到火焰后，就立马燃烧起来。这一现象的发生，使得工地人心惶惶，再也没有人敢动手挖掘。医院的负责根据这一情况的出现猜测很可能是挖到了古墓，于是上报给当地的文物局，在专家们的挖掘下，一座名声享誉世界的马王堆汉墓，就这样出现在人们面前。

要说这座古墓中最珍贵的文物是什么，那毫无疑问一定就是千年不腐女尸辛追夫人。这具尸体刚出土的时候，形态完成，全身湿润，而且身上的肌肉都很有弹性，部分的关节也还能够自由活动，几乎与新鲜的尸体无异。后来经过证实，这具女尸就是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妻子，因为棺木内防腐剂的作用保存得非常的完整，如果不是真正从墓中出土，很多人都以为她只是睡着了，因此还有着“东方睡美人之称”，马王堆汉墓也被西方人称之为“东方的庞贝城。”

辛追夫人可谓是我国当之无愧的国宝，它的出土为世界的医学方面提供了许多的医学知识，不仅如此，在美容、历史、文化、考古等方面都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她身上所隐藏的秘密是我们几辈子都挖掘不完的。就连日本的考古专家都想一同研究这具女尸，但好在被我国专家拒绝了。除了这具女尸之外，古墓中出土的帛书和医学典籍等也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其中最令专家感到惊讶的古籍是黄帝四经。

《黄帝四经》初付于帛书《老子乙本》前，当时称为《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书上记载着许多的医学内容，为研究古代医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后来在专家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对这本书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谁知这一研究结果让人大吃一惊，没想到这本书竟然是失传了上千年的《黄帝四经》，这本《黄帝四经》。

可以说是一部“治国之本”的书，全书由四篇文章组成，为专家研究炎黄子孙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依据，同时也为我国研究古代医学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书中所提供的医学内容可不比专家在辛追夫人身上挖掘到的少，可以说是我国当之无愧的国之瑰宝。这本书与《归藏》、《老子》、《庄子》共为中华民族的几部源头性经典，是历史传承的重要文化，同时也是祖先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共同守卫的优秀文化。

焚书坑儒使得《六国史书》、《连山易》、《诗》、《春秋》、《乐经》等书永远的消失在了人海当中，这些书原本是中国人民最传统智慧的表现，如果这些书能够流传到今天，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和考古价值。

甚至可以让华夏文明在一定的层面上得到升华，但是由于秦始皇的命令，这些书永远的失传。据大量史料证明，秦始皇确实发出过焚烧六国史书的命令，为了让六国的后代只铭记秦朝的丰功伟绩，而忘却了六国曾经的辉煌，大多数战国书籍上只流传了秦朝战役的胜利。

"焚书坑儒"一词出处《史记·卷121·儒林列传》的说法是"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经常被"坑儒"观点引做证据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始皇长子扶苏的话("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西汉末孔安国(孔子10世孙)《〈尚书〉序》亦言:"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西汉刘向《〈战国策〉序》:"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

同时秦始皇焚书并未焚烧医学、农牧等技术实用书籍。

山海经》是中国先秦古籍。一般认为主要记述的是古代神话、地理、动物、植物、矿物、巫术、宗教、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山海经》原来是有图的，叫《山海图经》，魏晋以后已失传。《山海经》记载了许多诡异的怪兽以及光怪陆离的神话故事，长期被认为是一部荒诞不经的书。有些学者则认为《山海经》不单是神话，而且是远古地理，包括了一些海外的山川鸟兽。

《山海经》一书的作者和成书时间都还未确定。过去认为为大禹、伯益所作。现代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时间大约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楚，巴蜀，山东及齐地方的人所作，到西汉校书时才合编在一起。其中许多可能来自口头传说。

《山海经》现在最早的版本是经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刊而成。晋朝郭璞曾为《山海经》作注，考证注释者还有明朝王崇庆的《山海经释义》、杨慎的《山海经补注》、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清朝吴承志的《山海经地理今释》、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民国以后以袁珂的《山海经校注》最流行，研究《山海经》者必读袁书。

《山海经》全书十八卷，其中“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共约31000字。记载了100多个邦国，550山，300水道以及邦国山水的地理、风土物产等讯息。其中《山经》所载的大部分是历代巫师、方士和祠官的踏勘记录，经长期传写编纂，多少会有所夸饰，但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在"山经"中保存大量祭祀神只的祭礼，原本都与《周礼》所载纪录对照研究，现在才发现可与新出土的战国简帛《包山楚简》、《望山楚简》及《新蔡楚简》中的祭祷纪录对比研究。

女娲古代中国神话的基本来源就是《山海经》，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夸父追日、女娲补天、后羿射九日、黄帝大战蚩尤、共工怒触不周山从而引发大洪水、鲧偷息壤治水成功、天帝取回息壤杀死鲧以及最后大禹治水成功的故事。

除此之外，《山海经》还以流水帐方式记载了一些奇怪的事件，对这些事件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

该书按照地区不按时间把这些事物一一记录。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然后向西，再向北，最后到达大陆（九州）中部。九州四围被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围。这种南西北东的顺序与后代从东开始，东南西北的顺序习惯不同，据研究与古代帝王座北朝南以及天南地北的空间观念有关。

古代中国也一直把《山海经》作历史看待，是中国各代史家的必备参考书，由于该书成书年代久远，连司马迁写《史记》时也认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鲁迅还专门写有一篇《阿长与〈山海经〉》，记叙了家中仆人长妈妈为他买来一本《山海经》，给他带来的那份惊喜，还两次特别提到“九头的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