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奥经 不署撰人 清印本 一册全 兰台妙选 [明]万民英识 清印本 一册全 命理探原 [清]袁树珊撰 民国上海文化书局石印本 八卷三册全 子平集要 不署撰人 清康熙内府精抄本 一册全 命谱 [清]袁树珊撰 民国润德堂本 八卷全 滴天髓 [明]刘伯温撰 民国大德书局石印本 二卷一册全 称命全书 不署撰人 光绪刻本 一册全 磨镌赋 [明]胡文焕编 清印本 一册全 琴堂步天警句 [明]胡文焕编 清印本 一册全 琴堂五星会论 [明]胡文焕编 清印本 一册全 琴堂指金歌 [明]胡文焕编 清印本 一册全 子平管见集解 [清]雷鸣夏撰 清同治五年六吉堂刻本 二卷全 任注滴天髓阐微 [明]刘基撰 [清]任铁樵注 民国排印本 四卷全 三命通会 [明]万民英撰 清印本 十二卷全 神峰通考命理正宗 [明]张神峰撰 民国三年广益书局石印本 四卷二册全 穷通宝鉴栏江网 不署撰人 清益原堂板 二卷一册全 玉照神应经 [晋]郭璞撰 清印本 一册全 算命实在易 [民国]星相研究社编 民国上海章福记书局石印本 二卷一册全 天元秀气巫咸经 [唐]珞琭子撰 清印本 一册全 五星壁奥经 [清]孙星衍校 清印本 一册全 新刊合并官版音义评注渊海子平 [宋]徐升编[明]杨淙增校 清光绪九年京都大成堂刻本 五卷全 星平集腋统宗 [清]廖瀛海撰 清道光十二年经文堂刻本 四卷全 耶律真经 [辽] 耶律纯撰 清印本 一册全 望斗经 [明]万民英校 清印本 一册全 星平会海 [清]水中龙编 民国萃英书局石印本 十卷四册全 《命典》 王黛林著 印刷本 全书 渊海子平 [宋]徐升编[明]杨淙增校 民国广益书局石印本 5卷1册全 张果星宗 [明]陆位辑 清印本 一册全 《出生时间与命运》 王黛林著 印刷本 一册 御定五星精义 不署撰人 清康熙内府抄道光增补本 一册全 子平真诠 [清]沈孝瞻撰 民国会文堂石印本 四卷二册全 紫微斗数全书 [宋]陈希夷撰 民国锦章书局石印本 四卷一册全

1942年，《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七卷第二、第三期上，连续刊载了近代学者程笃原先生的遗著《世说新语笺证》（按：今网络有电子书〔pdf版本〕，题《程炎震世说新语笺证（第一部分）》，编辑者为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委员会，发行者为国立武汉大学出版组，总发行者为四川乐山国立武汉大学，印刷者为文化印书馆印刷，中华民国三十一年〔1942〕十月发行。此稿与《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颇有异文而更为详尽）。后来证明，这篇五万余字的长篇考证著作，不仅是《世说新语》研究史上难得一见的力作，也是清末民初考据学的重要成果。广受学界好评的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几乎收录了程氏笺证的绝大部分内容，足以证明这篇著述的价值和重要性。

程炎震（1886—1938），字笃原，号顿迟。安徽歙县槐塘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贡生，入民国后客居北京，屡任要职。关于程笃原先生，可以稽考的材料甚少。根据其后人撰写的家族回忆，可知一些端倪。又，《歙县志》卷七《人物志·文苑》云：

程炎震，字笃原，恒生孙，光绪壬寅副贡。生而颖异，年十三，毕诸经，即博览载籍。于四史、《通鉴》、《九章》、八线之术，六朝三唐之文，咸博稽而深究之。中岁以后，恫念时艰，更为经世有用之学。凡海西之译编，时贤之名著，于政治哲理有发明者，靡不赅涉，观其会通。入民国，累任要职，清操自厉，不名一钱。炎震长于古文辞及诗歌，凡所著作，必殚精极思，无一凡近语。所著有《自订诗橐》二卷、文若干卷。晚好《世说新语》，为之补笺，最称精核。又校《晋书》，稽其地理，业未竟而卒。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对程炎震先生其人其文的研究很不充分，笔者所见，对于程氏的《世说新语笺证》，几乎还没有一篇像样的研究论文。这是让人感到遗憾的。今就《世说新语笺证》之体例及成就，略论其对于《世说》研究的贡献。

《世说新语笺证》篇首有《世说新语笺证略例》，其文云：

叶氏刻本《世说新语》据明人浦江周氏纷欣阁本，卷首袁褧《序》之前有刘应登一序，检惜阴轩翻周本及《四部丛刊》影印之袁本，皆无之，王世贞本则有，然不以置于袁序之前，未知叶氏何所本也。据其序云：“精划其长注，间疏其滞义。”则刘氏本对于孝标之注必有增删，而今乃与影印之明本相同，何也？

京师图书馆有清光绪间武昌崇文书局刊本，经前清国子监收藏，上有印记，又有朱笔校宋本一过，不知何人，亦别无跋识，惟末页录旧跋一通云：“康熙庚子五月，蒋子迈校本，略加是正。子迈记其后云：‘戊戌正月，得传是楼宋本校阅，淳熙十六年刊于湘中者，有江原张跋。旧为南园俞氏藏书。有耕云俞彦春识语，上黏王履约还书一帖，虽多脱误，然纸墨绝佳，未知放翁所刊原本视此何如也。并抄之使余儿知所自来。老民孟公。”凡一百十一字。此所称宋椠亦出于传是楼，则与涵芬楼所印吴春生过录沈宝砚所校之宋本相合。核其所校，亦多符同，亦有沈校未及者。兹并取之目为别。一宋本云其书眉上别有识语，今采用《文学》六十八“鬼弹”，《排调》六十一“淅米”，《轻诋》三十三“蒸食”三条写入书中，因不知名氏，题曰某氏云。

热河四库全书本今曰馆本，清湖北崇文书局刊本今曰鄂本，涵芬楼影印明嘉靖乙未袁氏嘉趣堂本今曰明本，孙毓修曰袁本有淳熙十五年戊申陆游跋，则重开放翁本也。

《铜熨斗斋随笔》卷七沈西邕曰：“黄伯思《东观馀论·跋世说新语后》曰：‘本题为《世说新书》，段成式引王敦澡豆事以证陆畅事为虚;亦云今览《世说新书》，而此本谓之《新语》不知孰更名也。涛案《太平御览》引王导、桓温、谢鲲诸条皆云’出《世说新书》，则宋初本尚作《新书》，不作《新语》。然刘义庆书，本但作《世说》，见《隋志》《艺文类聚》《北堂书钞》诸类书所引，亦但作《世说》，知《新书》《新语》皆后起之名。”

民国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程炎震识。

这段文字就其所见《世说》版本略作描述，而未详述其笺证体例及宗旨。欲了解其研究理路及成果，尚须对《笺证》做一番梳理。

程炎震笺证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即重视历史考案，尤其注重校勘及考证。其笺证之初，颇有今之所谓“问题意识”。

一是考证书名。《世说》之书名到底为何，历来聚讼不已。程炎震显然认同沈涛的判断：“刘义庆书，本但作《世说》，见《隋志》《艺文类聚》《北堂书钞》诸类书所引，亦但作《世说》，知《新书》《新语》皆后起之名。”（见前引《略例》）循此路径，程氏几乎穷尽了唐宋类书中征引《世说》之情况，一般用“某书引此文作《世说》”或“称《世说》”出之，如《德行》“陈仲举言为士则”条，程氏曰：“《御览》四百七十四《礼贤》引此文作《世说》。”“客有问陈季方”条：“《御览》五百十八《子门》引此作《世说》。”“荀巨伯远看友人疾”条：“《御览》四百九《交友四》引此作《世说》，多删节。”“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条：“《御览》三十三《腊》引此称《世说》。”等等，似此不下四十余例。盖程氏相信文献有征，铁案如山，追寻事实真相可以解决所有争议。

二是参校同异。主要是将不同版本，如叶德辉刻本、四库馆本、鄂本及袁氏嘉趣堂本等加以比勘，尤其注重与唐宋类书互勘，辨别异同，正本文。如《言语》88“顾长康从会稽还”条，程氏校云：“此条馆本别作一条，叶本因明袁氏嘉趣堂本，每行二十字，故致误。”同篇90“孝武将讲《孝经》”条，程氏考证云：“袁乔从桓温平蜀，寻卒。在永和中，安得至孝武宁康时乎？此必袁虎之误。上注明引袁宏，此注乃指为袁乔。数行之中，便不契勘，刘注似此，非小失也。彦升，晋书作彦叔，名字相应，则升为是。”

此外，还与《晋书》校勘。如《德行》篇“王长豫为人谨顺”条，程炎震校云：“《晋书》‘恒与曹夫人并当箱箧’作‘又恒为母曹氏襞敛箱箧中物’，‘登车后哭至台门’作‘自悦常所送处，哭至台门’，‘曹夫人作簏，封而不忍开’作‘其母长封作箧，不忍复开’。‘及行，未尝不送至车后’，‘行未’二字，明本倒，非也。”

三是训解名物。如前引《德行》篇“王长豫为人谨顺”条，程炎震笺注：“台，谓尚书省也。导时录尚书事，故云‘还台’。《通典》尚书省总谓尚书台，亦云中台。”再如《言语》篇“谢灵运好戴曲柄笠”条，程炎震释云：“古文注：曲，盖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纣，大风折盖，太公因折盖之形而制曲盖焉。战国常以赐将帅。自汉朝乘兴用四谓为盖，有军号者赐其一也。《晋书·艺术·陈训传》云：‘周亢问训以官位。训曰：“酉年当有曲盖。”后亢果为金紫将军。’”再如《政事》篇“山公以器重朝望”条之“嬲”，程炎震广引诸书释云：“《文选·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曰：‘足下若嬲之不置。’善注曰：‘嬲，擿娆也，音义与娆同，奴了切。’胡氏绍焕《笺证》卷二十八曰：‘按《说文》，娆，苛也。段注谓嬲乃娆之俗。’《众经音义》三引《三仓》：‘嬲娆同，乃了切，嬲娆一字。’孙氏星衍以为：‘嬲即草书嫋字之讹。本书《洞箫赋》‘忧娆娆以婆娑’，注：‘娆娆，柔弱也。’《广韵》：‘嫋，弱也。’《集韵》：‘嫋，乃了切。’是娆又作嫋，盖娆为本字，别作嫋，草书作遂误而为嬲。”又，同篇“殷浩始作扬州”条，程氏释“襥”字云：“《玉篇》：‘襥，布木切，裳削幅也。’《广韵》一屋：‘襆，博木切。同襥。’《尔雅》月：‘裳，削幅谓之襥。’《晋书·魏舒传》：‘襥被而出。’《音义》曰：‘房玉切。’《陆纳传》：‘为吴兴太守，将应诏，临发，只有襥被而已。’”

四是辩诬指谬。因为《世说》乃纂辑旧文之小说家言，雅好新奇，故不少记载难免与史实不合。有些记载以讹传讹，弄假成真，非史眼如炬者不易发现。程炎震谙熟魏晋历史，故能旁征博引，以证其失。如《世说·德行》“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条，程炎震曰：“据《华峤谱叙》，是献帝在长安时，王朗方从陶谦于徐州，不得同行也。”又如《言语》篇“钟毓、钟会”条，程氏曰：“此似谓毓、会年并十三也。考《毓传》云：年十四为散骑侍郎，机捷谈笑，有父风。太和初，蜀相诸葛亮围祁山，明帝欲亲西征，毓上疏云云，则太和之初，年出十四矣。会为其母传，自云黄初六年生，会则十三岁，是景初元年不惟不及文帝，繇亦前卒七年矣。此语诬甚。”又如《规箴》“陈元方遭父丧”条，程氏曰：“林宗之没，乃先于太丘二十余年。范《书》、蔡《集》皆明著之，此之诬谤，可谓巨谬。”今人龚斌考证称：“据蔡邕《陈太丘碑》，太丘与中平三年（186）卒。《后汉书》六八《郭泰传》注引谢承书，谓泰以建宁二年（169）卒。则林宗之死先于太丘十七年，此条所记诚为巨谬。”（龚斌《世说新语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又《文学》42：“支道林初从东出，住东安寺中。王长史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往与支语，不大当对。王叙致作数百语，自谓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谓曰：‘身与君别多年，君义言了不长进。’王大惭而退。”程炎震笺证云：“王濛卒于永和三年，支道林以哀帝时至都，濛死久矣。高僧传亦同，并是传闻之误。下文有‘道林、许、谢共集王家’之语，盖王濛为长山令，尝至东耳。”似此，其例甚多。

对于刘注之失，程氏亦不放过。如《言语》90“孝武将讲《孝经》”条，刘注：“袁羊，乔小字也。”程氏考证云：“袁乔从桓温平蜀，寻卒。在永和中，安得至孝武宁康时乎？此必袁虎之误。上注明引袁宏，此注乃指为袁乔。数行之中，便不契勘，刘注似此，非小失也。”

不惟为《世说》及刘注指瑕，还为唐修《晋书》纠谬。《言语》69“刘真长为丹阳尹”条，程炎震考证云：“刘惔为尹，《晋书》不著何年，《德行篇》云：‘刘尹在郡，临终绵惙。’《惔传》亦云‘卒官’。《传》又记孙绰诣褚裒，言及惔流涕事。按，裒以永和五年卒，则惔不必先于裒，而简文辅政在永和二年，知惔之为尹亦在二年以后、五年以前矣。《晋书·王羲之传》叙此事于永和十一年去官之后，殊谬。”又同篇98“司马太傅斋中夜坐”条，程氏云：“《御览》卷四‘月部’引《晋书》云‘谢太傅庭中夜坐’云云，亦与今《晋书》传重异，盖以道子亦为太傅，误及为安石耳。”《方正》46“王中郎年少时”条，程氏云：“《晋书·虨传》云‘代王彪之为尚书仆射’，则在升平三、四年间，坦之年已出三十，不为少矣。《晋书·坦之传》叙此于为抚军掾之前，盖误。”又《文学》64“提婆初至”条，程氏云：“僧弥，王珉小字也。《晋书·珉传》亦取此事。然珉卒于太元十三年。至隆安之元，首尾十年矣。《高僧传》作王僧珍，盖别是一人。因珍、弥二字，草书相乱，故误仞为王珉耳。法冈，《高僧传》作法纲。”此则考兼之以校，甚精当，余嘉锡照录，盖默认其结论也。

五为补证刘注。如《言语》篇66云：“王长史与刘真长别后相见，王谓刘曰：‘卿更长进。’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刘孝标于此条末尾注引《语林》曰：“仲祖语真长曰：‘卿近大进。’刘曰‘卿仰看邪？’王问何意？刘曰：‘不尔，何由测天之高也。’”而于刘惔所谓“天之自高”，则未注出处。按，此语出自《庄子·田子方篇》：“老聃曰：‘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物不能离焉。若天之至高，地之至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程炎震签证云：“‘天之自高’，用《庄子·田子方篇》语，刘氏失注。”又如《雅量》29“桓公伏甲设馔”条，程炎震于“浩浩洪流”下加按语云：“嵇康《赠秀才入军诗》：‘浩浩洪流，带我邦畿。’刘氏失注。”

程炎震亦有失误。如《世说·容止》28：“王敬伦风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从大门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凤毛。’”程炎震释“凤毛”曰：

《雅量篇》“王劭王荟共诣宣武”条注引《劭、荟别传》曰：“桓温称劭为凤雏。”然则有凤毛者，犹凤雏耳。

余嘉锡笺疏云：“《金楼子》梁元帝所撰。据其所言，是南朝人通称人子才似其父者为凤毛。元帝已不能知其出处矣。《劭、荟别传》言桓温称劭为凤雏，彼自用庞士元事，与此意同而语异，不必即出于一时。虽可取以互证，然不得谓凤毛即凤雏也。若云‘大奴固自有凤雏’，则不成语矣。”按，余说是。“凤毛”比喻人子孙有才似其父辈者。如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清张泰来《江西诗社宗派图录·吕本中》：“曾元嗣赠公诗：‘吕家三相盛天朝，流泽于今有凤毛。’”

总之，程炎震的《世说新语笺证》内容丰富，考辨精审，对《世说》学多有发明，其考证成果多为后来学者所取资，其人虽一生落寞，但其名字必将与《世说》同其不朽。

（作者单位：上海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古往今来，神通功能一直存在。拥有天眼通功能，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将来，看到未来发生的事情，还能预知自己的运数。

对于神通功能，现代科学也在研究。虽然现代科学难以解释，但却真实存在。在佛家典故、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中，神通功能较为常见。修行有素的僧人或道人，能够具备这样的本事。

目前世界上公认的神通功能，包括特异致动、人体非眼图像识别、遥视、透视、心灵感测等等，这是现代科学衡定的结论。事实上，从古籍中可以发现，许多重德行善、富有修为的文人、将相、名医、术士或一介平民，都具有现代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神奇功能。

《清稗类钞》记载了一位异人，此人拥有天眼通功能，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将来，看到未来发生的事情，还能预知自己的运数。

清朝光绪年间，浙江慈溪县有一个人，我们暂且称之为某甲。某甲无意中拥有了天眼通功能，能看到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景象中的人物，以及他们正在进行的活动，他都看得一清二楚。无论距离多远，在他看来都有如在眼前。他声称自己不到三十岁就得去世，虽有天眼通，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寿命。

有一天，某甲待在房间里，恍惚间看到自家房子燃起熊熊大火，家人仓皇奔逃，听到众人惊恐的嚎啕声，还看到左邻右舍敲锣呐喊，呼吁众人齐来灭火。当时，某甲所待的屋舍安然无恙。

某甲将此事告诉家人，让他们做些防备，暂时离家避一避。家人听后嗤之以鼻，均不以为然。过了十天左右，果然发生了火灾。火灾现场正如他十多天前看到的一模一样。这时人们才开始相信，原来某甲说的都是真的。要是当时听劝，又何苦遭受这等灾厄？

乡里有一人，且称某乙。平日横行乡里，人们都很厌恶他。有一天，某甲看到他的「将来」，于是写了一卷文书，封起来送给某乙。同时告诫他，一定要在危急之时才打开，平时千万不要拆开看。

后来，因某乙逼死了邻里的一个老妇人，被官差抓到县衙。某乙自知再没有生还之理，这时忽然想起以前某甲送给他的书卷，赶紧拆开看。

原来文书上面详细写著此案的供词批语、乡里六绅的汇报、按察使的文书，以及葬礼的仪式等等，都一一写明。某乙看罢，心中大惊，瘫倒在地。后来，某乙的结局果如文书所说，全部应验。

某甲通过天眼通还看到了清朝末期发生的「庚子之乱」（即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激战、慈禧和光绪出逃避难以及百姓遭难的种种景象。

从此，某甲日夜恸哭，说不出话来。家人问他，他也只是简略地说一下。几天之后，某甲去世了，年仅二十八岁，如同他昔日所言，不到三十岁而亡。家人收拾他的遗物，在枕头下发现一篇书文。只是他的家人不识字，不知道上面写些什麽。

大约过了三年，义和团拳匪横行，纵火杀人，事态愈演愈烈。这一年，他的家人将枕下遗文交给识字的人阅读，原来上面写著光绪和慈禧的罪己诏。当时，朝廷诏谕还没有下达到省，某甲生前却凭著天眼通看到了这一切。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因庚子之乱，光绪、慈禧下达罪己诏。地方官府取来某甲遗文，发现遗文内容、行文行数，甚至连纸的颜色，均和诏书纸色一样不差。众人震惊之馀，纷纷来到某甲墓前祭吊，以香花供养，祭祀不绝。

这则故事出自《清稗类钞》卷八十二。《清稗类钞》，清末民初徐珂编修，参仿《宋稗类钞》体例编纂而成。徐珂广搜博采，从清人文集、笔记、报章、札记中撷取内容，汇编成册。书中所载之事，上起清太祖努尔哈赤、顺治帝、康熙帝，下迄光绪、宣统。共载纲目九十二类，涉及一万三千五百馀则遗闻，内容广博涵盖天文地理、大清帝德、名臣硕儒、典章制度、文化艺术、外交军事、教育礼制、饮食文化、奇人异士、民情风俗、宗教信仰等等，分类清晰，便于查阅。对于典章制度，名物事迹，作者也略有考证。因作者辑录态度严谨，不少资料还可弥补正史之不足。

你有什么优秀的插画作品推荐

1930年出生于河北平泉县,195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1962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系书籍装帧研究班学习。生前曾为人民出版社编辑室主任、编审,中国美术家协会插图和书籍装帧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教授。

中国传统插图的特点是什么？

旧小说有插图和绣像,是我国向来的传统。

插图都是木版画,是雕刻在木版上再印出来的,往往画得既粗俗,刻得又简陋,只有极少数的例外。咸丰年间的任渭长,一般认为是我国传统版画最后的一位大师。流传下来的《卅三剑客图》,人物造型十分生动。

我国版画有很悠久的历史。最古的版画作品,是汉代的肖形印,在印章上刻了龙虎禽鸟等等图印,印在绢上纸上,成为精美巧丽的图形。版画成长于隋唐时的佛画,盛于宋元,到明末而登峰造极,最大的艺术家是陈洪绶(老莲)。清代版画普遍发展,年画盛行于民间。咸丰年间的任渭长,一般认为是我国传统版画最后的一位大师。以后的版画受到西方美术的影响,和我国传统的风格是颇为不同了。

任渭长画的版画集《卅三剑客图》,共有三十三个剑客的图形,人物的造型十分生动。偶有空闲,翻阅数页,很触发一些想象,常常引起一个念头:“最好能给每一幅图‘插’一篇短篇小说。”惯例总是画家替小说家绘插图,古今中外,似乎从未有一个写小说的人替一系列的绘画插写小说。

由于读书不多,这三十三个剑客的故事我知道得不全。但反正是写小说,不知道原来出典的,不妨任意创造一个故事。可是连写三十三个剑侠故事的心愿,永远也完成不了的。写了第一篇《越女剑》后,第二篇《虬髯客》的小说就写不下去了。写叙述文比写小说不费力得多,于是改用平铺直叙的方式,介绍原来的故事。

其中《虬髯客》、《聂隐娘》、《红线》、《昆仑奴》四个故事众所周知,不再详细叙述,同时原文的文笔极好,我没有能力译成同样简洁明丽的语体文,所以附录了原文。比较生僻的故事则将原文内容全部写了出来。

中国古籍版刻插图艺术

古人著书立说,重视图的作用。“左图右书”、“左图右史”、“文不足以图补之,图不足以文叙之”,图文并茂,相辅相成,是中国书的一个优良传统。

中国历代刻印的书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其中不少附有精美的插图,这不仅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也是研究古代政治、文化、民俗的生动材料。

一、中国古籍版刻插图的起源与出现

中国的古书,以其生产形式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写本书和印本书两个时代。在汉代以前,人们将书抄写在竹简、木牍等天然载体或缣帛等丝织品上。1942年,湖南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一件帛画,上绘彩色图像及类似金文的说明文字,四周绘十二神像,象征十二个月,是我国帛书插图中的较早遗存。

所谓版刻插图,就是指用雕版印刷的方式取得的画稿复本。雕版印刷术也称整版印刷术,即指将文字或图画反刻在一整块木板或其他材质的版上,然后在版上加墨刷印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大批取得插图画稿复本。由于古代书版以梨、枣木为主,故这些插图,都是版画,也称为木刻画。

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最先应用于佛教经籍插图的刊刻。唐代著名的高僧玄奘法师,就曾雕印佛像普惠四方。唐末冯贽《云仙散录》卷上引《僧园逸录》说:“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可见其数量是不少的。

现存较古老的版刻插图艺术品,为1953年在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出土的《陀罗尼经咒》。此件发现于墓主臂上所戴银镯内,上刻古梵文经咒,四周和中央均印有小佛像。据考,当刊行于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之后。

唐代版画遗存中,另一件更为重要的作品,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刊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扉页画。此件为一个长约16尺的卷子,由六页纸粘缀而成,卷端绘《祗树给孤独园》图,全图纹饰华丽,布局稳妥,线条运用纤柔中见劲挺,是雕版技艺已臻成熟的佳作。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d为二亲敬造普施”刊记,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确切刊印日期题记的版刻插图艺术品和佛教版画名作。中国以版刻形式为图书印制插图,比欧洲早了至少五百多年,此图就是我国早期版刻插图中最负盛名的杰作。

唐初诸帝,多采取儒、佛、道三教并重的政策,佛教发展很快。女皇帝武则天改唐为周,借用《大云经》为女主受命于天的符谶,声称她的“龙兴”本是佛的预言,更是大兴佛教。当时造像建寺,遍于国中;士民刊施经卷,蔚为风气。由此而言,当时佛教版画的锓梓,数量必多。只不过因为年湮代远,唐代印品少有留传于今日者。加之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唐武宗下诏灭佛,经卷刻版,皆付劫灰,传留至今的佛教版刻插图,才如吉光片羽,难寻难觅。但根据文献记载和现存实物看,初步可以肯定,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首先在佛教经籍的印制中得到最广泛的应用,佛教题材作品,也成为中国版刻插图艺术史上最早出现的品类。

二、承先启后的五代、宋、元插图

继唐而起的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大混乱的时代,也是艺术史上的一个相对衰败期。但唐代开创的版刻插图艺术,却在动乱中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五代遗存的版刻插图作品,题材仍只有佛教一种,数量亦如凤毛麟角,但和唐代相比,还是多一些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和《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二图皆刊印于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后者题记有“归义军节度史检校太傅曹元忠造”字样,下有刻工雷延美署名,是现存最早一幅刊刻时间、地点、刊施人、刻工姓名一应俱全的版刻插图作品;前者则为现存最早的一幅版刻插图观音像,说明虽然都是佛教艺术品,但在题材选择上,远比唐代要丰富得多。

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经过南征北讨、削平群雄,国家复归统一。宋朝重视文治,雕版印刷术全面发展,版刻插图艺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宋代版刻插图艺术遗存,仍以佛教内容为主。其中如宋太宗时刊《御制秘藏诠》插图四幅,是现存最古老的山水画版画;雍熙年间刊《弥勒佛像》、《文殊菩萨像》等四图(现存日本),皆是精品;《大随求陀罗尼曼荼罗》、《大随求陀罗尼咒经》等,也是举世闻名的遗珍。他如南宋临安刊行的《文殊指南图赞》,图版置版面上方,是现存最早的大型佛教插图组画,也可以说是传世历史最为悠久的连环画作品。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列女传》,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作品。徐康《前尘梦影录》就评论说:“绣像书籍以来,以宋刊《列女传》为最精。”本书上图下文,版式与《文殊指南图赞》相类。

与宋对峙的辽、金、西夏,都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们在版刻插图这一艺术领域,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如辽国都城燕京,就是北方佛教版刻插图艺术的一个重要创作地点。1974年7月,在山西省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发现了大批辽代佛教经卷刻本,其中所附插图十余幅,幅幅都是精品。金朝刻大藏经《赵城藏》(又称《金藏》)扉画,雕版严整有力,深沉浑厚,背景简洁明快,人物个性鲜明,是佛教版刻插图中不多见的佳构。

从上文所述,不难看出五代、宋及辽、金的版刻插图,无论在雕镌技艺、雕工队伍、绘制地域,还是在表现内容和手法上,进步都是明显的,为版刻插图艺术在以后的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元代,也是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元刊书籍插图比两宋不但毫不逊色,而且又有进步。就宗教版图而言,元代完成的《碛砂藏》,扉画严整工丽,远出宋刊之上。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少品种的书籍插图,是在元代才开始出现的。如元刊《西厢记》是现存最早的戏曲插图,《全相平话五种》是最早的平话刊本插图,《事文广记》为类书有图之始,这都是版刻插图艺术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因此,宋元是中国版刻插图艺术史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代。

三、璀璨夺目的明代插图

明朝,中国图书出版业全面发展,刻家林立,坊肆蜂起,版刻插图艺术也随之进入了兴旺发达的黄金时代。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百花齐放,空前繁荣,是明代版刻插图的第一个特点。经过唐、宋、元几个朝代的探索,到明代,版刻插图艺术不仅在制作地域上空前扩大,而且逐渐形成了建安、金陵、新安三大艺术流派,其他如武林、苏州、吴兴等地的版刻插图,亦各具特色,环绕在三大流派周围,如群星拱月,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各流派、地区版图争妍斗艳,而又互相交流、促进,为中国版刻艺术向更广阔的天地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形式多样,各擅胜场,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二个特点。这主要表现在插图形式除宋、元的单面方式、上图下文方式外,又出现了双面连式、多面连式、月光式等诸多类型,为画家随类赋形,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余地。

由稚拙无华到精丽繁缛,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三个特点,也是其艺术风格上的最大特点。一般来说,早期的建安、金陵派插图,具有粗犷质朴的民间艺术草创风格。自徽派版画崛起,绘必求其细,工必求其精,逐渐成为明代插图艺术的主流,建安、金陵等地版画亦向其靠拢,与其融合,汇为一体,使中国插图艺术更加璀灿夺目。这大抵是因为明万历中晚期之后,有大批文人学士参加到插图的创作中来,使插图不仅仅是图书的装帧、文字的图解,而且也是文人案头的清玩。知识分子的加入,对提高插图的社会地位,促其在质与量上产生飞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插图艺术队伍专业化,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四个特点。明代插图艺苑,留下姓名的画家极多,如汪耕、汪修、蔡冲寰、何英、卢霞子、熊莲泉、张梦征等,都是一时名家。这些人辛勤耕耘,留下了难以数计的作品,如今天尚能见到的王文衡作品,即不下数十种之多。一些脍炙人口的大画家,如唐寅、仇英、钱谷、丁云鹏、陈洪绶等,也为插图绘制画稿。明代刻工,更是多如繁星。如徽派刻工的主将——安徽歙县虬川黄氏刻工,见于《虬川黄氏重修宗谱》著录的,就有近三百人。他们父子世业,兄弟相传,而且流寓南北各地,对徽派版刻风范的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他如旌德鲍承勋、郭卓然,武林项南洲,吴兴汪文佐,金陵刘素明等,皆是一代名工圣手。这样一支庞大的刻工队伍,成为明代版刻插图艺术大发展的人才基础。

技法上精益求精,突飞猛进,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五个特点。建安、金陵两派的早期插图作品,技法上仍略显粗糙,手法也变化不多。徽派崛起后,这一情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善,点染皴擦,无不运用自如,出神入化。同时,刻工们还注意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如陆禹九抄录的徽州刻工传授口决:“木板雕画不稀奇,功夫深来心要细。若要双刀提线稳,多看多刻生巧艺。多看多刻还要想,刀刻件件样样巧。武功只有十八般,雕工难处学到老。执刀自有执刀理,刷印本领有高低。□□□□大喜事,先刻人来刻山水。”言简意赅,本身就是一篇有关刻事的教科书。

发扬蹈历,推陈出新,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六个特点。这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把套版印刷技术和版画艺术结合起来,出现了彩色版画套印术。最初,为获得彩色图版,采取的是在一块版上,根据图画内容,分别涂上不同颜色,覆纸一次印刷的方法,称单版涂色法。这种方法,在元代就有了。在此法的基础上,或者说在它的启示下,明时出现了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版,分版分色,逐次逐色套印或迭印的方法,即为套印。因其版形如L钉,又称“L版”。后来,又发明用凸凹两版嵌合,使纸面拱起的方法,使画面富有立体感,称为“拱花”。套印出的插图,色彩艳丽,浓淡得宜,阴阳向背之间,几可乱真。明朝不少画谱插图,如胡正言刻《十竹斋画谱》,吴发祥刻《萝轩变古笺谱》,就都是个中精品。

当然,明代版画,尤其是晚明版刻插图作品,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如过于强调繁缛细密、富丽工致,有时看上去,反不如早期版画来得痛快淋漓、意趣天成。公式化、程式化的表现手法,也制约了它的发展天地。但瑕不掩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明代插图都代表了中国古代插图艺术的最高成就,在全世界也处于领先地位。即使和以精细著称的西洋铜版插图相比,在总体上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四、由盛转衰的清代书籍插图

清朝入关后,采取了极端专制的文化政策,禁书焚书,文网苛密,屡兴文字大狱。读书人为避祸,多沉溺于断简残编,孜孜于考据之学。“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明代蓬勃发展的版刻插图艺术,也由此而逐渐衰落下来。

清代版刻插图艺术的衰落是有一个过程的,并非朝夕之间便一蹶不振。清初,承明余绪,仍有一些精美作品出现,如旌德鲍承勋所刻《扬州梦》、《秦楼月》等戏曲剧本插图,精丽典雅,被认为是徽版的殿军;四雪堂刊《隋唐演义》、《封神演义》,古吴三多斋刊《古今列女传演义》,以及《笠翁十种曲》等,均不逊兴盛时期的徽版名作。一些著名的刻工,如黄顺吉、刘荣、汤尚、汤义、蔡思璜、谭一葵等,亦不负名工之誉,使版刻插图在清乾、嘉之前,仍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清朝最先衰落下去的插图品类,恰恰是最受民众欢迎、明代最为兴盛的小说、戏曲作品插图。此类作品,历次禁书都首当其冲。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康熙皇帝就曾下谕:“治天下必先正人心,厚风俗。要正人心,厚风俗,必需崇经学。所有小说*词,应严禁销毁。”在这种情况下,小说、戏曲类书籍插图自然也难逃厄运。乾嘉之后这类作品鲜见有精美可观者,其因盖出于此。

其实,清统治者仇视的是对大清朝不利的文献图籍,而不是插图艺术本身。相反,插图以其直现性、形象性,恰好可以作为对“圣朝”歌功颂德的工具。因此,在清政府组织刻印的图书中,多附有精美插图。清政府刻书,多由武英殿提调,这类图书的插图就被称为殿版画。其中如《御制耕织图诗》、《圆明园诗图》、《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墨法集要》等,都是殿版画的代表作品。殿版画多细笔皴擦,工致娟丽,章法多变,印刷质量均为上乘。内廷刻书如此重视插图,为前朝所无。但同样因为供奉内廷,片面追求谨严工稳,这些作品又不如民间作品灵动飘逸,意趣天成。

在统治者对戏曲、小说类作品的高压政策下,清朝民间版刻插图中的两大品类——人物画和山水画,却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人物插图中的《凌烟阁功臣图》、《无双谱》、《晚笑堂画传》,以及《水浒全图》、《三国画像》等,都是这方面的佳构。明末政治黑暗,文臣昏愦,武将懦弱,终至亡国。汉族知识分子希望有古贤臣名将那样的人物出来扭转乾坤,重整山河,清前期人物画的发达,和这种心态多少有关。

清朝的山水插图(主要是方志图书中的插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大画家萧云从绘《太平山水图画》,笔力凝重,气氛沉郁,所寄托的亦是明季遗黎对故国佳山秀水的哀思,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气息,在古代山水插图中,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清朝诸帝喜游幸,绘有《南巡盛典》、《西巡盛典》等多种插图,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故清山水记游之类的图书插图极富,成就斐然。方志中的插图,多少也与此有关。但这些插图,多受殿版影响,《太平山水图画》中的磅礴之气,无从见到了。

明代发展起来的套版彩印插图,到清代亦有佳构。清康熙年间沈因伯刊行的《芥子园画传》,“一幅之色,分别先后,凡数十版,有积至逾尺者”,至今仍被奉为画学的圭臬。《西湖佳话》卷首冠佳景十图,为金陵王衙彩色套印本,图画富丽精工,亦为套印书中的大观。

清嘉庆之后,版刻插图中的突出作品不多,除少数人物图传类书籍和记游类书籍插图外,可称述者寥寥,技法上亦少见突破。

尚值一提的是,清光绪年间,西方石印术传入中国。石版印刷对印制图画便捷省力,成本低廉,很快取代了版刻形式,成为印制图书插图的主要方法。晚清石印图书极多,图亦精丽,虽然这已不是木刻画,但在技法和构图上,仍在一定程度上因袭着版刻插图的传统,依然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但已非本文论述范围,故不赘。

谁能介绍一下几种风格的插画手法的代表人物和作品

1这个太多了,每个人都可以自成一派。因为是CG创作,完全没有规定的几种风格。

不过可以这样说,可以分为比较偏厚重的一类,比如SAM·DIDIA,还有WEI,国内的卢晨,黄嘉伟,何德洪。他们的画BAIDU上都可以搜到。就是偏重油画,水粉这样的感觉的。重在体现物体的质感,和材质。一般游戏公司要这样类型的。

还有就是偏水彩的,比如平凡VS陈淑芬,SHEL,客心,阿梗,ENO等等。这是笔名哈,用他们的本名比较难找。他们的画更接近日式,画面也透透的,水灵灵的,这种呢用做插画(特别是少女向的文章)比较多。

再是写实派,就是画的接近真实物体看起来样子,多有些3D的。最典型的郭庆芸。

但是不同风格还有很多很多~只能大致分分,根本不好定义。

2常用软件就是PS和PT这两种。楼上的人简直胡扯!那些都是很王道的软件,你不用它们你用什么简直P话,教坏小孩子!人家SAM·DIDIA用的就是伟大的PS!别听他的。咳题外话就说到这里。但是追求3D的效果还要用到别的软件。一般也不会用了吧。

3这种网很多的,毕竟网络上的CG高手数不胜数。那推荐你逛逛火神网,漫友网,贪婪大陆,风之动漫。其实国际上还有很多精彩N倍的网站可惜看不懂,都英文==

4一般来说,都是先在纸上打线稿,然后扫进电脑上色的。直接在电脑里打稿的也有,但是少。推荐你还是买个扫描仪吧。

《山海经》是中国先秦古籍。一般认为主要记述的是古代神话、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有些学者则认为《山海经》不单是神话，而且是远古地理，包括了一些海外的山川鸟兽。

　　《山海经》从东、南、西、北四个方面介绍了中华腹地的山川宝藏，特别是一些异鸟怪兽、奇花异石，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其中《海外经》介绍了传说中的海外异国，如双头国、三首国、女子国、丈夫国、大人国、小人国等国的风俗习惯，更是奇中有奇，不但使人赏心悦目，而且能使人增长很多知识。……

　　《山海经》一书的作者和成书时间都还未确定。过去认为为大禹、伯益所作。现代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时间大约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楚，巴蜀，东及齐地方的人所作，到西汉校书时才合编在一起。其中许多可能来自口头传说。

　　《山海经》现在最早的版本是经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刊而成。晋朝郭璞曾为《山海经》作注，考证注释者还有清朝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等。

　　《山海经》全书十八卷，其中“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大荒经”四卷，“海内经”一卷，共约31000字。记载了100多邦国，550山，300水道以及邦国山水的地理、风土物产等讯息。

　　古代中国神话的基本来源就是《山海经》，其中最着名的包括：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羿射九日、黄帝大战蚩尤、共工怒触不周山从而引发大洪水、鲧偷息壤治水成功、天帝取回息壤杀死鲧以及最后大禹治水成功的故事。

　　除此之外，《山海经》还以流水帐方式记载了一些奇怪的事件，对这些事件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

　　该书按照地区不按时间把这些事物一一记录。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然后向西，在向北，最后到达大陆（九州）中部。九州四围被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围。 古代中国也一直把《山海经》作历史看待，是中国各代史家的必备参考书，由于该书成书年代久远，连司马迁写《史记》时也认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馀不敢言之也。”

　　《山海经》18卷分别如下：

　　山经

　　第一卷 《南山经》 第二卷 《西山经》 第三卷 《北山经》 第四卷 《东山经》 第五卷 《中山经》

　　海经

　　第一卷 《海外南经》 第二卷 《海外西经》 第三卷 《海外北经》 第四卷 《海外东经》

　　第五卷 《海内南经》 第六卷 《海内西经》 第七卷 《海内北经》 第八卷 《海内东经》

　　第九卷 《大荒东经》 第十卷 《大荒南经》 第十一卷 《大荒西经》 第十二卷 《大荒北经》

　　第十三卷 《海内经》大禹

　　◇一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山海经》无疑是最富有神奇色彩，让人一时难以说清的著作之一。

　　关于《山海经》的性质，也就是它是一部什么书，从汉代以后就有不同的看法。有人把它看作是地理书，如汉代的刘秀（歆）就是如此。他认为《山海经》是“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隋书·经籍志》）而《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数术略形法家之首，认为是巫卜星相之类的书。明人胡应麟称之为专讲神怪的书，认为：“《山海经》，古之语怪之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视它为最古的小说，认为：“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定名，则小说之最古者尔。”清人张之洞《书目答问》则把它看作历史著作，把它列入古史类。鲁迅则认为它是巫书。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山海经》“记海内外山川神祗异物及祭礼所宜……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由此可见，给《山海经》定性归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吕子方先生认为，《山海经》“涉及面广泛，诸如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矿物、医药、疾病、气象、占验、神灵、祀神的仪式及祭品、帝王的世系及葬地、器物的发明制作，以至绝域遐方，南山北地，异闻奇见，都兼收并录，无所不包，可以说是一部名物方志之书，也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类书”。这个说法比较准确。当然，把它称为中国第一部山岳地理专著和中国神话渊府也不错。

　　现在流传下来的《山海经》是西汉后期著名学者刘秀（歆）在校阅古籍时整理而成的。当时，刘秀（歆）发现的《山海经》是三十二篇，后经整理成为十八篇。这十八篇经晋郭璞作注后流传了下来。清人郝懿行博采诸家之长，为《山海经》作注，写成《山海经笺疏》。现在行的就是郝懿行的笺疏本。

　　今本《山海经》为十八卷三十九篇，由《山经》、《海经》、《大荒经》三个部分组成。《山经》包括“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五卷二十六篇，共二万一千多字。这部分又称为《五藏山经》，是全书的主要部分，占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海经》包括“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这“海外四经”四卷四篇及“海内四经”的“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四卷四篇以及《海内经》一卷一篇。而《大荒经》包括了“大荒四经”的“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四卷四篇。

　　关于《山海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刘秀（歆）在整理《山海经》时，认为是“出于唐虞之际”，为伯益所著。司马迁和班固都承袭此说。南宋朱熹则认为是战国屈原之后人为解释《天问》而作。当代学者认为，《山海经》的成书情况较为复杂，决非一人一时所作。大都认为，《山经》，即《五藏山经》成书最早，保存了许多远古的传闻资料，产生的年代当不晚于战国中后期。《海经》和《大荒经》产生的年代要晚一些，但最晚也不会晚于西汉初期。由于《山海经》内容及成书情况非常复杂，要确定其具体的作者及作年是非常困难的。

　　《山海经》的《山经》、《海经》及《大荒经》三个部分内容各有侧重。《山经》的内容多记山川地理、奇异的动植物矿物、祀神的典礼仪式和所用之物等，对各山山神的形貌、职司和神力也时有描写。《海经》中的《海外经》多写海外各国的异人、异物，也记有一些古老的神话传说，如夸父逐日、刑天断首等。《海内经》则杂记海内的神奇事物。如昆仑景象，建木形态，枭阳、巴蛇、贰负的状况等，也记载了一些国家和民族的情况。《大荒经》则主要记载神话，在各部分中，它保留的神话是最多的，一些重要的神话，如鲧、禹治水、禹杀共工、黄帝战蚩尤等神话就记载在这一部分里，是研究神话的宝贵资料。

　　在古代，《山海经》是图文并茂的，图画在书中还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所以有“山海图”这样的说法。郭璞注《山海经》时也有“图亦作半形”、“亦在畏兽图中”这样的说明。可惜的是，这些图大部分都已亡佚了。

　　◇二《山海经》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是我们研究古代地理、宗教、神话、动植物、医药、历史、气象等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

　　正如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指出的那样：“《五藏山经》在《山海经》全书各部分中最为平实雅正，尽管免不了杂有一些传闻、神话，基本上是一部反映当时真实知识的地理书。”据谭先生研究，《山经》共写了四百四十七座山，这些山中，见于汉晋以来记载，可以指系确切的约为一百四十座，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对晋南、陕中、豫西地区记述得最详细正确。这应该是研究我国古代地理的宝贵资料。而《山经》在记述时，往往以山为纲，以首山叙起，依次叙山名、水名、道里、民族、风俗、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又是研究其他学科的宝贵材料。在《海经》中，记载了一些诸如结胸民、羽民国、厌火国、贯胸国、不死民、反舌国、三首国、长臂国、三身国、一臂国、奇肱国、丈夫国、巫咸国、女子国、轩辕国、白民国、长股国、一目国、大人国、君子国、无肠国、夸父国、黑齿国、玄股国等奇异的国家和民族，虽然这些国家和民族并非真有，只存在于传说中，但也有一定的地理学和民族学价值。

　　《山海经》最重要的价值也许在于它保存了大量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除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如夸父逐日、鲧、禹治水等之外，还有许多是人们不大熟悉的。如《海外北经》中载：“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这个禹杀相柳的传说充满了神奇色彩，既可从文学或神话学的角度来研究，也可以从中看出共工、相柳、禹三人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古代民族部落之间的斗争。《山海经》中大量存在的这些神话传说，是今天我们研究原始宗教的难得材料。例如：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海外西经》）

　　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大荒西经》）

　　这是研究古代巫的活动的资料。又如：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乡（向）。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

　　这一段神话的前半部分写女魃在黄帝与蚩尤之战中的作用，后半部分写巫师驱逐女魃的宗教活动。“神北行”即是巫师的咒语。

　　在《山海经》的神话中，不仅可以看到巫师的活动，也可以看到古代民族的信仰、崇拜等。在《山海经》中，存在着大量的神奇动物的记载，这些动物主要是鸟、兽、龙、蛇之类，它们往往具有神奇的力量。这些动物很可能就是古人的图腾崇拜。如上文所引的《海外西经》中的文字。“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蛇可能就是巫咸国的图腾。研究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山海经》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不仅仅是神话传说，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历史。虽然由于浓厚的神话色彩，其真实性要大打折扣，但是，它们毕竟留下了历史的影子。把几条类似的材料加以比较，有时还是可以看到历史的真实面貌的。例如上文所引《大荒北经》中黄帝战蚩尤的记载，剔除其神话色彩，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场古代部落之间的残酷战争。又如《大荒西经》、《海内经》中记载了一个黄帝的谱系：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海内经》）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乃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印）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大荒西经》）这个谱系具有传奇色彩，具有神谱的性质，但是，它与《大戴礼记·帝系篇》、《史记·五帝本纪》、皇甫谧《帝王世纪》基本相同。

　　这就意味着《山海经》中的这一谱系具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它是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的，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荒诞之言。再如鲧这一人物，《国语》、《尚书》、《左传》、等书都把他写成反面人物。《国语·周语》说：“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尚书·洪范》载：“鲧湮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这些材料不是说鲧品质不好，就是说鲧治水方法不对，因而被尧所杀。而《山海经》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按照这一记载，鲧被杀不是因为他品质不好或治水方法不对，而是因为他“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因而激怒了帝尧。鲧不仅不是反面人物，而且是一个不顾个人安危，救民于水火的英雄。到底《山海经》的记载真实呢，还是《尚书》、《国语》中的记载真实呢？现在已很难说清楚了。不过，《山海经》在这个问题上，起码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假如我们把《山海经》的这一记载与屈原《离骚》中的“鲧婞直以忘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以及《惜颂》中的“行婞直而不豫合，鲧功用而不就”等联系比较一下，恐怕还会倾向于《山海经》的这一记载。

　　同时，《山海经》又是一部科技史，它既记载了古代科学家们的创造发明，也有他们的科学实践活动，还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思想以及已经达到的科学技术水平。例如，关于农业生产，《大荒海内经》载：“后稷是始播百谷”，“叔均是始作牛耕”。《大荒北经》载：“叔均乃为田祖。”关于手工业，《大荒海内经》载：“义均是始为巧亻垂，是始作下民百巧。”关于天文、历法，《大荒海内经》载：“噎鸣生岁有十二。”《大荒西经》载：“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次。”诸如此类的记载不胜枚举。有一些自然现象的记载尤其珍贵，这在其他书中是看不到的，如《海外北经》载：“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上启下月}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

　　现在，许多学者均认为，《山海经》在这里记载的是北极地带半年为昼，半年为夜的极地现象，只不过是古人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于是就用神话来解释。这种记载无疑是宝贵的科学资料。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大荒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又如《海外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这两条记载，有人认为前者记载的是太阳黑子活动和北极的极地现象，后者记载的是极地附近的假日现象。此外，从《山海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人对大地的探测活动。《海外东经》载：“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万）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中山经》说：“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这些记载，数字未必确实，但已反映出中国古人的探测活动。总而言之，《山海经》是一部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著作，内容无奇不有，无所不包，蕴藏着丰富的地理学、神话学、民俗学、科学史、医学等学科的宝贵资料，细心钻研，深入探讨，就不愁没有新发现。

山海经是先秦古籍，历经几千年来出版过不同版本的山海经，我一共收集到七部不同版本的山海经古籍，内容非常完整，你可以参考看一下

1，蒋应镐绘图《山海经》

此书由蒋应镐绘画，李文孝镌。 蒋一揆所作的一部类似作品《山海经释义》中有75幅插图，与此书中的74幅图一致。此本另有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时期刊本，可由此下载。

注意看一下图中山海经右下角处，此处可获得这七部山海经古籍电子书

2，黄晟槐荫草堂刊《山海经》

此写刻本为清乾隆时期黄晟槐荫草堂刊本。内容含：山海经序（郭璞撰）、山海经后序（杨慎撰）、上山海经奏（刘秀撰）及以上十八卷。此本与群玉书堂刊本基本一致。

3，大业堂刊《山海经释义》

此《山海经释义》（王崇庆著）十八卷，为陵书林周如山大业堂刊本。王崇庆，明代学者，开州人（今河南濮阳），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王崇庆一生没有其他爱好，只爱著述。附一册《图像山海经》，有图七十五幅。这个版本的《山海经释义》，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收录，并称“此书全载郭璞注，崇庆间有论说，词皆肤浅，其图亦书肆俗工所臆作”。此本扉页题： (图绘全像)山海经广注, 太史汪舟次先生鉴定，康熙己巳新镌，玉堂重梓。按广注为清吴任臣撰康熙六年初刊，此或为其新刊本之扉页，而书贾误置于释义本之前。

4，吴任臣注《山海经广注》

此为清乾隆五十一年，有金阊书业堂刻本，吴任臣注的《山海经广注》，增补《山海经图》五卷，有图一百四十四幅，称为《增补绘像山海经广注》。吴任臣，清代学者兼藏书家，仁和人（今浙江杭州），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吴任臣为人好精乐律和奇壬之书，为顾炎武所推重。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引书目530余条，于名物训诂、山川道里，皆有所订正，在《山海经杂述》中列逸文三十四条，这是郭璞注《山海经》后，现知的第一次认真的《山海经》辑佚工作，对后人的研究探讨，都有着重要的启示。吴仁臣的《增补绘像山海经广注》中的图本，按神、兽、鸟、虫、异域分类，一神一图，无背景，线条粗糙，但注重眼睛的描绘，给人以粗中有细的感受。

5，格古斋刊《山海经》

6，群玉书堂刊《山海经》

此写刻本为清康熙时期项絪群玉书堂刊本。内容含：上山海经奏（刘秀撰）、山海经序（郭璞撰）、山海经后序（杨慎撰）及以上十八卷。

7，还读楼刊《山海经笺疏》

此《山海经笺疏》为清光绪时期还读楼刊本。内容含：上谕、奏折、校刊山海经笺疏序（宦懋庸撰）、校刊山海经笺疏序（蔡尔康撰）、重刻山海经笺疏后序、刻山海笺疏序（阮元撰）、山海经笺疏叙、山海经叙录及以上十八卷，后附山海经图赞、山海经订讹。

另外还有一本《谟区查抄本》（Boxer Codex）其中也有关于山海经插图（页566至607），可供参考研究。

淡然若水指（遇到不顺利情况或反常现象）像平常一样对待，毫不在意。

形容面对困境毫不介意，心情平静。情绪不必大起大落，波动起伏，处理事情要像水那样淡然，镇静，这样才能使自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不为外界事物所干扰，影响。

意思是说我们遇到急事，挫折，不幸，困难等不如意的事情时，要像平常那样平静地对待，情绪不必大起大落，波动起伏，处理事情要像水那样淡然，镇静，这样才能使自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不为外界事物所干扰，影响。

这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境界，有它好的一面，也有它消极的一面。若水大概是上善若水，最美好的品格，高尚的情操，应像水一样。

水滋养万物、造福万物却与世无争；水总是处于人们所不愿处的地方洁身自好，故达到美好境界，符合自然法则。

实际说的是做人的方法，即做人应如水，水滋润万物，但从不与万物争高下，这样的品格才最接近道。

满文翻译是光绪元宝的意思。

光绪元宝是清朝光绪年间流通的货币之一。由湖北两广总督张之洞率先引进英国铸币机器铸造银元和铜元，之后各省纷纷仿效。共有十九个省局铸造，除中央户部，地方省所铸铜元，皆在其正面上缘镌写省名。光绪元宝是大清光绪年流通大面值货币之首，是我国首批引进海外技术的印发流通货币，对于现今也蕴藏了一定历史意义。光绪元宝中，价值最高的就是广东省造的双龙寿字币：库平重一两。

满文（满语：ᠮᠠᠨᠵᡠ ᡥᡝᡵᡤᡝᠨ，转写：manju hergen）是用来拼写 满语的文字。满文主要借鉴了传统的 回鹘式蒙古文，后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形成了符合满族本民族语言表达要求的新满文。 满族不仅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满文，而且将满文作为 清朝的法定文字来推广和使用，形成了大量的满文古籍文献，包括图书、档案、碑刻、谱牒、舆图等等。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中，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满文古籍文献都属于最多的一种。它在 中国文字史的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领域，有重要地位，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