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指著录一批相关文献，并按照一定次序编排而成的揭示与报道文献的工具。它是联系文献与用户的桥梁和纽带。

　　目录是目和录的总称。 “目”指篇名或书名， “录”是对“目”的说明和编次。前人把“目”与“录。编在一起，谓之“目录”。《昭明文选·任彦开为范始兴求立太宰碑表》李善《注》引刘欲《七略》称：“《尚书》有青丝编目录”，可知刘向校书，即已使用“口录”一词。班因《汉书·叙传》中，亦有“爱着目录，略序洪烈，述艺文志第十”之句，表明早在汉代， “目录”二字已作为一个名词而被加以使用。在现代汉语中， “目录”一词的涵义：一为“图书日录”的简称。这类目录，是记录图书的书名、著者、出版与收藏等情况，按照一定的次序编排而成，为反映馆范、指导阅读、检索图书的工具。二是指书籍正文前所我的目次。此外，根据一定的主题，为专科研究而编制的参考书目或向群众介绍优良读物的推荐书目，一般称为书目，有时也称为目录。

　　我国古代学者对目录学的研究，一宜定在世界的前列。汉代刘敌所作的《七略》，比被誉为西方目录学之父的瑞土人吉土纳所编的欧洲第·部图书分类法 —《万象图书分类治》，要早1500多年。前人治学，都很注重书目和拿捏有关目录的学问。清代著名考据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写场 “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朗，方可读书；不明，总是乱该。”又说： “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目录对于整理古耪文献亦至关重要。著名日录学家余哀锡在《目录学发微》中，总结了目录学在考辨古籍上的六种作用：一日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的；二日用目录书考古书篇名之分免三曰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四曰因目录访求阴性五曰以目录考亡佚书，六曰以日录书所裁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余先生的上述论断，是校人深刻的。目录对于研究者来说，又是得力的助手和工作的指商。出于日求是图书的分类著录，因而利用目录有助于查阅有。关图书资料， “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同队日录在分门别类之中，亦可展观文化学木的源流、派别，从而使人们可从中“炊事学术，考镜源流”，这对于研究工作，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我们在研究、整理和运用历史文献的过程中，对于目录特别是史部目录必须认真加以学习和研究。

　　我国目录起源于何时目录的产生，是以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文献资料为前提的。根据近几十年来对安阳小屯衬甲骨的发掘与研究，我们知道，商代已有一定数量的文献典耪。那些由占Fj面积累的甲骨F辞，是当时文献记录的一部份。从殷墟的发领中我们还可看到，每一个窖穴中的甲骨F辞，都有一定的年代，通常是以一个商王在位的时间为断限。一个容穴里的甲骨入藏，都有一定的顺序、方法和手续，有与此相应纳记号或数码排列，而这些，应该说与目录的产生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但是，在奴隶社会里，由于文化典籍掌握在官府手里，流通的范围有限，加以书写工具落后，均不利于目录学的发展。到了春秋战同时期．随苦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生产力得到发展，学术研究空前活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昔日“学在官府”的局旧逐渐被打破，以金石、简核、绣帛为载体的图书资料大量增加。社会fL阶级和各阶层的人，从不同的目的出发，要求对文献进行整理和编目，孔子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开始他的文献整理工作的。据记载，他曾纂《易》、修《春秋》、则《诗》、《书》、订门N、《乐》。在进行这项整理工作的同时，孔子实际J：也在从事日录工作：一是精选文献，如从3000篇诗中选取300余篇，一是采用各种方法进行分类，如《风》按地区分，《雅》按时间分，《颐》按作用分；三是写提要，如为《诗》、615b瑶序；四足为“六经”的各篇匣定次序。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我冈文献典籍，从7L子删定“六经”所作的大序、小序，列战国素汉睹子百家著述的白序，再到刘向校书的书录，反映丁我四目录的形成过程。那些大序、小序和自氏在当时已起营“内容提要”的作用，实为目录的一项重要内容。

　　继孔子之屑。出现了篇名提示内容之作，如《墨子》的《兼爱》篇，其篇名揭示出文章的内容，同时，按作者分类之法也巴出现，如《庄子》一书，其自著部分为内篇，后学历作者列为外篇、杂篇。至于《吕氏春秋》的“序意”，《推南子》的“要略”，较过去的“大序”、 “小序”意思更为完整，已近乎一书的日录丁。由此可见，我国目录，萌芽于先秦时期，起源于《诗》、《书》之序。

宋代语言文字之学对古代文献的影响，体现在文字、音韵、训诂三方面。

欧阳修：北宋代古文献学重要学者，著有《易童子问》《诗本义》《集古录》等，参与编纂《崇文总目》，撰其类序

王安石：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古文献学家，著有《三经新义》《字说》等，重义理，轻训诂，开宋学之先河。

郑樵：南宋考据学家，著有《通志》,其古文献成果体现在《通志·二十略》,目录学方面继向、刘歆父子的目录学传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主张把小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独立出来。

洪迈：南宋考据学家，著有《容斋随笔》，义理考据并重。

朱熹在古文献学上的成就与不足：朱熹(南宋)不仅是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宋代古文献学集大成者，著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及后人所编《文集》与《朱子语类》。其古文献学特点：1主张分析义理与训诂考证相结合，即集理学之成，又畅考据之流；2考辩群书，指伪摘谬，在辨伪原则方法上成就显著；3重视校勘，得失相兼；4力求说解文字简要明晰。

王应麟：南宋古文献学方面考据见长，著有《困学纪闻》

王若虚：金朝著名古文献学家，著有《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史记辨惑》，考辩以史实为中心

《文献通考》书名，简称《通考》，宋元之际马端临撰。348卷。因“引古经史谓之‘文’，参以唐宋以来诸臣之奏疏，诸儒之议论谓之‘献故名曰《文献通考》”（《自序》）。记载上古至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的沿革门类较杜佑《通典》分析为详，计有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宗庙考、王礼考、乐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糸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四裔考等24门。

除因袭《通典》外，兼采经史、会要、传记、奏疏、论及其他文献等，资料较《通典》丰富，于宋代典章制度尤称详备。其中刑考分为刑制徒流、详谳、赎刑、赦宥等。可供研究中国法制史参考。

基本介绍 书名 ：文献通考 作者 ：马端临 类别 ：典章制度 简称 ：《通考》 写作时间 ：元 卷数 ：348卷 简介,评价,作者简介,贡献,内容精要,专家点评,四库提要, 简介 《文献通考》是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的重要著作。 文献通考 马端临，字贵与，号行州，江西乐平人，生于南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卒于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宋史》和《元史》都没有给予他立传，《通考·自序》也没有叙述事迹。《南宋书》和《新元史》中虽有传，但记事十分简单。 所幸《通考》的《进书表》和《抄白》以及清初修的《乐平县志》中保存了几点有关的材料，大致可知他是南宋后期宰相马廷鸾的仲子，以荫补承事郎，曾漕试第一。廷鸾为人正直，不肯附和奸相贾似道，咸淳九年（1273年）被迫辞职，居家17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1289年）去世。 廷鸾曾任史官，家中极富藏书。马端临随其父家居，读书颇广。父亲去世后，他曾短期间内出任慈湖书院、柯山书院院长、教授及台州路学教授等学职，一生主要时间都在家乡隐居著书。县志本传称他“门弟甚众，有所论辩，吐言如泉涌，闻者必有得而返。”可知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端临在其34岁左右时，即开始其著书工作。而《文献通考》的编写用时20余年。 李谨思《通考序》称全书著成于丁未之岁，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马氏是年54岁。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其书被一位道士访得，次年奏之于朝。至治二年（1322年）官家为之刊行，至泰定元年刊成。《通考》编法类《通典》。 《文献通考》全书分为24门，348卷。自《经籍》至《物异》等5门为《通典》所未有者，此外19门均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书的内容起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就其体例与内容来看，实为《通典》的扩大与续作，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 该书的取材中唐前以《通典》为基础，并进行适当补充。中唐以后则是马端临广收博采的结果，尤其是宋代部分，当时《宋史》尚未成书，而马氏所见到的宋代史料最丰富，所以其所收之材料多有为《宋史》所无者。取材广博，网罗宏富，可以说是本书的第二个特点。 此外，《通典》以《食货》为首，说明杜佑对国家经济的重视；郑樵《通志》移之于《选举》、《刑法》之后；而马端临更将之列于全书之首，且增加为8门之多，可知马氏对经济的重视更超过杜氏、郑氏。《通典》之《礼典》100卷，占去全书1/2，而《通考》之《社郊考》则3门才60卷，不及全书1/5。又《兵考》一门，详列古今兵制沿革，使《兵典》只叙用兵方法的偏差得到改正。这些都是《通考》的优点。 评价 历代学者对二书的看法是：《通典》以精密见称，《文献通考》以博通见长，各有独到之处，应互相参证而不可偏废。《四库提要》论之云：“大抵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 文献通考 《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三书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又都以“通”字为书名，故后人合之称为“三通”。“三通”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行的刻本为清乾隆年间在武英殿校刊的三通合刻本，附有考证，其后复刻者多以此为底本，重要者为江西崇仁谢氏及浙江书局等本。 作者简介 马端临，字贵与，号竹洲。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生于南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其卒年史志无载。一般根据《扶风马氏宗谱》所载其子马尚志的行状里“父已耄”推定其卒年为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年）。根据余谦《文献通考序》透露的信息马端临应该在至元元年（1335年）以前已经死了。其实“耄”在古意里特指具体年龄时，可以有三解：70岁、80岁、90岁。70更合适一些，他应该卒在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享年77岁。 马端临是宋代著名的史学家之一，他发展了杜佑所创立的新史书体裁，即以事类为中心叙述历史发展的典志体，又推进了郑樵所倡导的会通之义。 作者生平 在马端临77年的人生旅途中，大半生活在元代。他23岁时南宋就灭亡了，从此他以宋代遗民自居，念念不忘故国热土。 文献通考 马端临家学渊源深厚。他的父亲马廷鸾字翔仲是南宋末年的丞相。马廷鸾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刻苦攻读登进士第，咸淳五年（1269年），出任右丞相兼枢密使。马廷鸾为官正直，对于权臣丁大全、贾似道的拉拢，他不为所动。还上书请求皇帝： “遏恶扬善以顺天，举直错枉以服民。”矛头直指当时恶贯满盈的权奸贾似道。但个人力量难有作为，他感到孤掌难鸣，九次上疏辞职。咸淳九年（1273年），马端临随父亲回原籍居住。 马端临 《文献通考》与《通典》相比，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扩大和提高；《通志》只做到旧史书的粗略总和，《文献通考》则予以重新组织，表达了若干新思想、新看法。如商鞅变法和杨炎的两税法，对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均具有重大作用，马氏明确指明其重要历史意义，而不因自己对二人的否定态度而否定其经济政策。又如五代时期，参加过唐末农民起义的张全义，对恢复洛阳一带经济生产起过有利作用，欧阳修作《五代史记》，因他出身于“群盗”，仅略记数语。而马端临不仅详记其事，而且加按语云：“全义本出‘群盗’，乃能劝农力本，生聚教诲，使荒墟为富实。观其规划，虽五季之君号为有志于民者，所不如也。贤哉！”作了有力的颂扬。 文献通考 马氏著《文献通考》，在《自序》中反复说明，一方面为续补杜佑《通典》天宝以后之事迹，一方面要配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略如纪传体史书中的纪和志。总起来说，是使“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有考焉”。这就形成了这部书的消极面，虽有同情人民之处，但主要是为统治阶级立言。又因全书规模宏大，某些部门便容易失于疏略，如《职官考》全录《通典》之文，于五代部分则叙述寥寥；又如《经籍考》内容虽丰富，而主要依据不出于晁公武、陈振孙二家，自不能完备；《舆地考》多本于欧阳忞《舆地广纪》一书，无甚订补。 马端临编纂《文献通考》的目的，是为了弥补《通典》的不足。他认为“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但“时有今古，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因此，他以严肃的态度另行撰写。“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如果“载之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辩而未当者”，他就“研精覃思”，“窃以己意而附其后”，这样，他就完成了一部既有翔实丰富的史料又有深思独到的观点的史学名著。 贡献 马廷鸾对马端临的影响是巨大的。马廷鸾20岁时就在家乡当“童子师”，考取进士后，先后做过池州教授、史馆校勘枢密院编修官、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等一系列文教和编史职位。辞职还乡后，过了17年隐居生活，始终勤于读书和著述。先后著有《六经集传》、《语孟会编》、《楚辞补记》、《洙泗裔编》、《读庄笔记》等书。这对马端临有深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也为他展示了一条精神充实而富足的生活方式。使马端临立志做一个唾弃功名利禄，专心治学的学者。马廷鸾的座右铭是：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富以还子孙。” 马廷鸾还亲自指导马端临读书。在父亲的指导下，马端临对各种体例的史书，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且广泛涉猎，以“通儒”自许。由于马廷鸾自身就非常好学，而且博学多才，所以家中藏书十分丰富，使马端临能够方便地接触到很多的书籍和资料，也为他著《文献通考》提供了有利条件。马端临在《通考·自序》里说：“自念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于文献盖庶几焉。” 在《文献通考》的编撰过程中，马端临也得到了马廷鸾的悉心指导。从全书的指导思想到编写体例，以及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都贯穿着马廷鸾的辛勤劳动与深思熟虑。可以说《文献通考》凝结了父子两代的心血。在历史方面，马廷鸾也著有《读史旬编》，这是一本普及性历史读物，主要供给孩子教授历史用。马廷鸾的许多历史见解被马端临以“先公曰”的形式收录在《文献通考》里。 另一位对马端临著书产生影响的是他的老师曹泾。曹泾是朱熹的血脉传人，宗奉朱熹。这使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里很多见解都接近朱熹。但马端临对“心学”也有所涉及，《通考》里不少地方就夹杂着“心学”的痕迹。这正是南宋后期理学变化中朱陆门人相互出入的反映。 马端临在咸淳九年（1273年）漕试第一，但他决心不做官。随父亲归隐。在父亲死后，他做过慈湖书院、柯山书院的山长，台州路儒学教授。在《文献通考》外，马端临还有《多识录》153卷、《义根墨守》3卷、《大学集注》等，可惜都已失传。《文献通考》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 内容精要 《文献通考》，共348卷。分为24门（考）：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各门下再分子门，制度史的体例更加细密完备。 《文献通考》是以《通典》为蓝本，兼采经史、会要、传记、奏疏、议论等多种资料，扩大和补充内容。在内容上比《通典》更加广泛，在分类上比《通典》更加精密。对于《通典》的体例和内容，马端临都有深入的研究。马端临认为《通典》条目设定未为明备，史料取舍颇欠精审，留下了许多缺陷失误和遗憾。在《文献通考·自序》里他对《通典》做了详尽的分析。取其得，补其失。终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体例设计首先在思路上，他就不同于《通典》，《通典》是为了对行政事务有所助益，始终围绕这个中心展开。作为亡国遗民，马端临考虑更多的是宋朝为什么会灭亡。潜心探索历代典章制度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渴求找出规律，掌握历史的经验教训。 在有些条目的设计上也显示了时代的进步。如《通典》礼部分多达100卷，占了全书的一半。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把礼进行了大规模的压缩。仅为其书的六分之一。还将“边防”改为“四裔”，从“边防”看多少带有敌意，包含战争的气氛， “四裔”表达了各民族的友好共存。其内容也比《通典》相关部分增加了36倍。 对于经济内容他也很重视。在他之前，郑樵编《通志》把“食货”部分放到了14位。马端临又把它放到了首位。在他的24门中，食货占了8门；在348卷中，也占到了27卷。在职官部分也着重记述了一大批财政官，如户部尚书、太仆卿、司农卿、将作监、度支营田使、租庸使、两税使、户口使、转运使等等，还有禄秩、职田以及兵门中的马政等。在字数上，总共470余万字，比《通典》多了283万字。总字数虽不及《通志》，但《通志》中纪传占了很大比重，《文献通考》专考制度，在这方面其成绩远远大于《通志》。 《文献通考》的具体体例是：每门有小序，合载于卷首。每门之下又分为若干子目（类），每一目的内容按时间先后排列。《文献通考》除了排比材料，还有叙述以及考证和论断。《通考》的每一条目，凡是顶格排行的，就是“叙事”部分，这也就是《文献通考》中的所谓“文”。马端临说：“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文献通考》中凡是低一格排行的，就是“论事”的部分，就是《文献通考》中的所谓“献”。对于这一部分，马端临的设计是“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通考》中凡是低两格排行的，是马端临自己的议论，“其数之史传之记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辞而未当者，研精罩思，悠然有得，则窃着己意附其后焉”。一般认为这一部分就是《文献通考》中的所谓“考”。 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可能《通考》的“叙事”部分的史料价值最高。因为它主要根据的是现已失传的宋代国史和现已残缺的会要。 其实其“论事”部分，也很有意思，汇集百家思想，不仅收集前人议论，对当时的同辈学者也积极收集。当然作为史料来说也非常的重要，其引用的前贤议论及著作，有些现今已经不传了；即使现存的，也可作为校勘资料。但是这种就某一专门问题汇集百家看法的编撰方式是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的。等于各门各派，穿越时间和空间，一起跑到你面前讨论争吵辩论，让你有机会兼听各门各派的各种思想各种想法。也让你有机会在思想的碰撞中得出自己的想法。如沙随程氏（程迥）、石林叶氏（叶梦得）、致堂胡氏（胡寅）、山斋易氏（易祓）、止斋陈氏（陈傅良）、水心叶氏（叶适）、东莱吕氏（吕祖谦）、巽岩李氏（李焘）还有马端临的“先公”马廷鸾都一起来和你讨论。他还引用了不少宋人的笔记，如吴曾的《能改斋漫录》、洪迈的《容斋随笔》、沈括的《梦溪笔谈》等。 最后是“考”，是马端临自己的看法。由于其综合百家，眼界开阔，往往能有独到的见解。这一部分也非常值得一读。这些见解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逝，反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更显其价值。 专家点评 马端临治史的方法主要有综合分析法、比较法等。综合分析法是综合诸家认识，层层剖析，追根溯源，既有批驳之论，又有独立的见解。他用综合分析法解决了五服之制与封禅等久悬不决的问题。比较法，是从文献典籍入手比较同一事物的不同记载，或者以历史事件为纲，比较其演变过程中不同时期的特征。从比较异同中，发掘历史的底蕴和脉络。在比较中他发现了“官品”与“人品”的区别，将“孝廉”产生、演变、名存实亡的过程展示了出来，别开生面。通过比较他发现唐宋十六卫虽名称有异，职责则是一致。 马端临治学不信怪力乱神，反对道听途说。因为他敢于破除迷信，包括对鬼神的迷信，包括对前辈学者的迷信，所以在纠谬正误方面能够屡建奇功。在纠谬正误过程中，他围绕主题，由点及面，对相关问题一一进行清理。对于自己有疑惑的地方，不随便下判断，而是指出可疑点，注明“当考”。 《文献通考》时间断限从远古一直写到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对宋以前的历史做了全面的总结，把历史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太古时期，是指三代以前；第二个时期是夏商周三代；第三个时期是秦汉以后。他还对三个时期的特点做了总结，认为，第一、第二时期的社会“有公天下心”；第三时期“无公天下心”，所谓“秦既灭六国，举宇内而郡县之，尺土一民，皆视为己有”。虽然这种“公”、“私”分期方法不太妥当，但是这种巨观的观察分析历史的方法在当时还是显示了其进步性。 对于历史的发展， 马端临认为是受“势” 的支配， “不容不然”，“不容不如此”。而“势”又是受“利”的支配。所以他认为像井田制封建制等已经成为过去，要想返回去是很困难的，后世不能幻想靠照搬古代的某种“良法”来解决现实政治问题和当前的社会危机。在这个认识基础上，他赞同变法。对于两税法，他认为是“乱离之后，版籍既已隳废，故不容不为权时施宜之举”。他破除了那种理财之臣都是聚敛之臣的偏见。对王安石变法，他虽有批评，但基本还是肯定的。 他极力赞赏汉文帝、隋文帝躬履俭约，轻徭薄赋。而且对隋文帝为完成统一，建新都、平陈、平叛花费大量钱财，毫不吝惜也做了充分的肯定。并且认为汉文帝的黄老无为之治与隋文帝重视法律，赏信罚必，是暗合孔孟之道的。 马端临编撰《通考》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成书于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历时22年。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年），道官王寿衍访得此书进呈。此书得以流传。自刊刻以来一直得到好评。元人评价他：“行履端纯，词章雅丽，家传鼎鼐之谱，幼馆阁之储，知前代之典章，识当世之体要。” “凡于治道有关者，无不彪分汇列，井井有条，治国安民，特举而措之耳，此可谓济世之儒，有用之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对《文献通考》颇多指责也还是肯定它：“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按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按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 后人对马端临在南宋灭亡后独善其身的做法也有所批评。特别是他为了不触及元宋交兵，而把《文献通考》截断在嘉定五年（1212年），使宋代典章制度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文献通考》问世后，代有续作，形成了一套前后连贯自成系统的《文献通考》系列。 《续文献通考》有两种。 明代王圻所撰。比《文献通考》增加了节义、諡法、六书、道统、氏族、方外等门，发展成30 门。共254卷。年代上与《文献通考》相衔接，上起南宋宁宗嘉定，下至明万历初年，辑宋末、辽、金、元、明史事议论，明代部分最为丰富。但因记载议论有关对金和后金（满洲）之事，触犯清的禁忌。《四库全书》没有收录，也不在“十通”之列。 一是清三通馆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编撰。后经纪昀等校定。体例基本与《文献通考》同，只是从郊社、宗庙两门中分出群社、群庙。合计26门。记载从宋宁宗嘉定年间至明末四百多年政治经济制度的沿革。对《文献通考》所未详的地方也有所补正。食货部分占到了33卷，比重大大超过了《文献通考》。 《清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的续编。乾隆时官修。成于乾隆五十二年。记事上起清初，下断于乾隆五十年。体例与《续文献通考》同，分26 门，共300卷。增加了前代所无的八旗田制等。 《清续文献通考》， 《清文献通考》的续编，近人刘锦藻纂。从1894年开始编，完成于1921年，首尾28年。共400卷。体例在《清文献通考》基础上又增加了外交、邮传、实业、宪政四门，共三十门。年代与《清文献通考》相衔接，包括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以后到清末。其书还记载了很多清末新疆石油史料。 《文献通考》最初刻于元泰定元年（1324年），有西湖书院刊本，现已不存。现存的有元后至元五年（1339年） 余谦补修本，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慎独斋刘洪刊本，嘉靖四年（1525年）冯天驭刊本，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武英殿刊“三通”合刻本，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浙江书局刊本。比较易见的是商务印书馆1936年的万有文库“十通”本。其中以晚出的浙江书局本错误较少。中华书局、浙江古籍出版社都有影印本出版。2011年9月，中华书局以清乾隆十二年校刊的武英殿本为底本出版点校本。 四库提要 《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内府藏本） 元马端临撰。端临字贵与，江西乐平人，宋宰相廷鸾之子也。咸淳中，漕试第一。会廷鸾忤贾似道去国，端临因留侍养，不与计偕。元初起为柯山书院山长。后终于台州儒学教授。 是书凡《田赋考》七卷，《钱币考》二卷，《户口考》二卷，《职役考》二卷，《征榷考》六卷，《市籴考》二卷，《土贡考》一卷，《国用考》五卷，《选举考》十二卷，《学校考》七卷，《职官考》二十一卷，《郊祀考》二十三卷，《宗庙考》十五卷，《王礼考》二十二卷，《乐考》十五卷，《兵考》十三卷，《刑考》十二卷，《经籍考》七十六卷，《帝系考》十卷，《封建考》十八卷，《象纬考》二十七卷，《物异考》二十卷，《舆地考》九卷，《四裔考》二十五卷。 其书以杜佑《通典》为蓝本。《田赋》等十九门，皆因《通典》而离析之。 《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则广《通典》所未及也。 自序谓“引古经史谓之‘文’，参以唐宋以来诸臣之奏疏，诸儒之议论，谓之‘献’。故名曰《文献通考》。” 中如《田赋考》载唐租庸调之制，而据《唐会要》，则自开元十六年以后，其法屡改。载五代田赋之制，而据《五代会要》，尚有天成四年户部奏定三京诸府夏秋税法一事，乃一概略之。杨炎定两税法奏疏，最关沿革，亦佚不载。 《职役考》载口算之制，而《汉书》永建四年除三辅三年逋租过更口算刍稿诏书不载。 《征榷考》详载盐铁，而《五代会要》后唐长兴四年诸道盐铁转运使奏定盐铁条例不载。又《杂税》载果菜之税。而《汉书》永元六年流民贩卖勿出租税诏不载。 《国用门》载漕运兴废，而《后汉书》建武七年罢护漕都尉，建初三年罢常山诸处河漕不载。其载唐代东都及郑州诸处漕运措置，亦不及《唐会要》之详。历代赈恤，于汉既载本始四年之诏，而略三年郡国伤旱甚者民毋出租赋之诏。 《选举考》详载两汉之选举，而《汉书》元封四年诏举茂才异等，始元元年遣廷尉持节行郡国举贤良，永光元年诏举朴质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俱不载。 《学校考》辨先圣、先师之分，而《唐会要》贞观二十一年诏以孔子为先圣，颜回等为先师之制不载。 至《职官考》则全录杜佑《通典》。五代建置，尤叙述寥寥。核以王溥《五代会要》、孙逢吉《职官分纪》，仅得其十之一二。 《郊祀考》多引经典，而《尚书》之肆类于上帝不载。《逸周书》、《白虎通》、《三辅黄图》所载周明堂之制最详，亦不及征引。又载历代明堂之制，而梁武帝改作明堂，详于《隋书·礼仪志》者不载。地祇之祭只引《周官》及《礼记·郊特性》，而礼运、祭地、瘗缯，及《考工记》玉人两圭五寸祀地之文不载。汉祀后土之制，只载《汉旧仪》祭地河东，而《汉官仪》北郊坛在城西北诸制不载。又雩祭引《左传》、《周礼》注疏，而《礼记·祭法》雩宗祭水旱也，《尔雅》舞号雩也，皆不载。祭日月，只引《礼记》、《周礼》，而《大戴礼》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及《尚书大传》古者帝王以正月朝迎日于东郊，皆不载。于汉制既载宣帝时成山祠日、莱山祠月，而建始时罢此祠，复立于长安城事，又不载。 《社稷门》引各经注疏所论社制，而《周书·作雒篇》建社之制，及蔡邕《独断》所载天子大社之制，皆不载。祀山川亦引经传，而《仪礼·觐礼》祭山丘陵升、祭川沈，《尔雅》祭山曰庪县、祭川曰浮沈，皆不载。又分代详载，而独略北齐天保元年分遣使人致祭于五岳四渎。《宗庙考》载后魏七庙之制，只引《礼志》改七庙之诏，不知兴建沿革详于《孙惠蔚本传》。又唐初建七庙，《新唐书·礼乐志》多略，而不参用《旧唐书·礼仪志》。 《王礼考》载周之朝仪，而不引《周书·王会解》。又详载历代朝仪，而不载《史记·秦本纪》始皇三十五年营作朝宫。载汉代朝仪，而不载《续汉书·礼仪志》所载常朝之制。又舆服之载于史志者，必详叙卿士大夫，如汉制二千石车朱两轓之类，所以明差等也，而一概从略。 《乐考》载五代庙乐，不如《五代会要》之详。 《兵考》载晋兵制至悼公四年而止，其后治兵邾南，甲车四千乘不载。载鲁兵制自昭公蒐红始，而成公元年作丘甲，襄公十一年作三军，昭公五年舍中军，俱不载。 《经籍考》卷帙虽繁，然但据晁、陈二家之目。参以诸家着录，遗漏宏多。 《舆地考》亦本欧阳忞《舆地广记》，罕所订补。 大抵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 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

　从总体看来，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那古书的收藏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知识

　古籍的装帧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是抄写的缣帛和纸张上，采用长卷形式，阅读时展开，平时卷起。这一时期的图书只能是卷轴装。韩愈《送诸葛亮觉往随州读书》诗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欧阳修《归田录》也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雕版印刷普及以后，由于书版各自成块，卷轴装已不适用，古籍装帧改进为册页形式，先后出现旋风装、经折装、包背装、线装几种形式。线装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卷轴装 又称卷子装，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图1)。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批唐五代写本图书，都采用这一方式。据记载，古代宫廷收藏的卷轴装图书十分考究，《隋唐经籍志》描述秘阁藏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描述内府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筌。"进入版刻时代，图书改为册页形式，仍有一些采用卷轴装，如《开宝藏》、《赵城金藏》等。

　旋风装 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守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五卷，即是采用这种旋风装。

　经折装 又叫梵夹装、折子装。将图书长卷按一定宽度左右折叠起来，加上书衣，使之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册子。历代刊刻佛经道藏，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古代奏折、书简也常采用这一形式。

　蝴蝶装 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包背装 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

　线装 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种装订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籍的装订有一个发展演进过程。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形式，了解这一进程，对古籍的年代鉴定十分重要。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或改为包背装，或改成线装，但仔细观察，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

　几部古籍版本著作比较谈

　版本学的研究与探讨源于宋代。汉、唐虽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古书校勘、注释、编目，但印刷业尚未形成，零星的版本记载仅限于正经正史的修订。南宋尤袤著《遂初堂书目》开创了一书兼载数种版本的先例;(宋)岳珂著《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被后世称为第一部系统记录版本知识的著作。明代视宋版为珍稀之物，藏书家、校勘家逐步摸索各种版本的特征、优劣，可惜这些版本学史料只散见于笔记、杂记中。清代学者开始罗列诸本、考证源流、登录刻工、详论纸墨。钱曾著《读书敏求记》奠定了古籍版本鉴定的基本原则。《天禄琳琅书目》及它的《后目》已把版本学的核心——善本书的收藏与鉴定推到了极致。清代学者对版本学贡献最大的当属专门记载版本状况的各种题跋记，尤以“顾批黄跋”为最。后人汇集成书的有为顾千里著的《思适斋书跋·书跋辑存》，为黄丕烈著的《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再续记》，《荛圃藏书题识》等。

　近现代是版本学集大成的时代。叶德辉著《书林清话·书林余话》是古籍版本学第一部专门著作;张元济著《中国版本学》(1916年)与孙毓修著《中国雕板源流考》(1918年)把版本学从史学中独立出来;钱基博著《版本通义》总结了前人的成就，把版本学列入学术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介绍版本知识的书，有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1965年初版，1977年再版)。此书已是收藏品，配有插图，通俗易懂，可惜明代部分较凌乱，清代部分过于简单;陈国庆著《古籍版本浅谈》于版本学名词解释简明扼要，但不全面，适于入门者;魏隐儒著《古书版本鉴定丛谈》(1984年初版)，体例较完备，也有实际经验的总结，只是不谈价格，宜专业人员参考;李致忠著《古书版本学概论》、《中国古代书籍史》，刘国钧著《中国书史简编》，曹之著《中国古籍版本学》，张绍勋著《中国印刷史话》等，都是从史的角度论述版本学、目录学、内容系统可靠，又有最新史学发现佐证，惟厚古薄今，实用性差些。

　在谈到版本学专门著作时，不能不谈到两部流传稀少的油印品：一是北京大学陈宏天教授的《古籍版本概要》(1987年讲义稿)，其特点是专业性、系统性强，表列详尽，论断精到，清代部分尤为各书所不及;可惜重学术、轻市场，非专业人员不感兴趣。二是北京中国书店编《古籍版本知识》(上、下)，1980年油印本。书出于古籍鉴定大师雷梦水、张宗序手笔，在内部流传。笔者珍藏此书初版本，且有雷梦水先生签名，捧读二十年，收益最大。该书列举资料极为丰富，如清代武英殿刻书、官书局刻书、民国精刻本等都是各书所论不及的。关于版本鉴定方面，该书也极富特色，真假俱呈，详辨优劣，特别是从价格上来判断版本取舍，“实战”性极强;当然系统性、条理性就不够了。从价值、价格上判断版本的著作，最具参考性，爱好者也颇关心，但学者们却言之甚少。笔者醉心古籍收藏多年，有几本书在论及版本价格方面很实用，也很具史料价值，一并开列出来，供书友参考：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年商务初版，详列1912年至1947年古籍善本收集价格及善本影印、复制印刷史话;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下)，1980年上海古籍初版(中华文史论丛增刊本)，详载缪荃孙先生等七十人清末民初收售善本价格及藏书聚散史话;

　《弢翁藏书年谱》，李国庆编，2000年黄山书社出版，详载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六十年购书、访书、藏书史料，价格精准，详备。

　目前北京中国书店联合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上海国拍、上海朵云轩、上海敬花等各大拍卖公司合作整理出版九年来《中国拍卖古籍文献目录》(2002年1月上海书店出版)及《续集》(2002年8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详载百余场(2000年底前)拍卖实况，极具市场参考价值。书中对拍品的断代、提要、说明等都经专家审核、把关，恐怕这就是最新的版本学参考资料了。

　版本目录与鉴定古籍

　我国古代，虽自图书诞生之日起，藏书管理者就开始编制图书目录，但是直到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人们才真正开始重视编制藏书的版本目录。

　所谓版本目录，就是指著录图书的篇目和主要内容，并详细著录图书的作者或编者，以及出版者、出版年代等情况的书籍，是著录和记载版本简况的专用工具书。南宋初年尤袤编制的《遂初堂书目》，被公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版本目录。

　明清时期，是著述版本目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公私藏书版本目录，对版本的著述更加详细，不仅记载了图书的篇目、主旨、作者、出版者，还简略记述了版本的特征、源流等情况。但明代的版本目录学术价值不大，而清代的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参考价值。如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于敏中等的《天禄琳琅书目》、纪昀等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著录古籍版本最为翔实，在藏书界影响很大，是权威性很高的版本目录书。

　民国以后，著名版本学家孙殿起所著的版本目录《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是近一内蒙最实用和常用的版本目录工具书。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专业古籍出版社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提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重要版本目录工具书，成为当代图书馆、藏书家及古籍藏书爱好者最好的参考书。

　古籍版本目录的编制，按不同标准有如下分类：一是按国家目录、私人目录、史志目录3种;二是按学术内容分类，有综合性目录和专科目录2种;三是按编篡目的分类，有举要目录、缺书目录、辨伪目录3种;四是按收录范围分类，有丛书目录、地方目录、个人著述目录、善本目录、知见目录等。

　版本目录与古籍鉴定紧密联系。因为从古至今的版本目录，系统揭示了各个时代古籍图书的存佚状况，著录了历代古籍不同版本的源流、特征及概况，成为鉴定古籍版本真伪及其价值的重要依据。具体来说，版本目录对于古籍鉴定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帮助了解古籍概况。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这些典籍分别著录在历代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官修书目、私藏书目等目录中。阅览这些目录，能使我们较清楚地了解到各个朝代古籍的刊流、流通、收藏及存佚概况，从而便于比较、鉴定新近发现和收藏到的古籍。如果你看到一部古籍实物，可先对其外观、纸张等等进行初步鉴定，然后再与相应年代的版本目录进行对照。如果古籍实物与版本目录著述相符，即可做出鉴定结果;如果实物与著录不符，则要进一步查找资料，弄清是非，不能轻易下结论。

　第二，便于识别版本真伪。凡对版本目录了若指掌的人，都能详细了解古籍的书名、篇卷、作者、版刻、函册、提要的等情况，从而可以具体考证和辨别古籍的真伪。如汉代刘向父子所著《七略》，在《隋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两部目录书中均有著录，而在《宋史!艺文志》中却不见著录，说明《七略》一书在唐宋间已经失传。如果在宋代以后发现署名《七略》的古籍，除辑佚本外，其余可判定为伪本。

　第三，公正审定版本价值。当你发现收集到一部古籍时，可通过查阅《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等版本目录，了解该书的递藏、传承等情况，从而可以正确判定其收藏价值;如果该书在以上版本目录中没有著录，则会有两种可能：一是伪书，二是海内孤本。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则需进一步查阅其他古籍鉴定工具书，或请教有经验的鉴定人员协助鉴定。运用各种方法验明其正身后，就可以准确判定其价值。

　历代古籍版本目录有时也难免出现一些讹误。所以，利用版本目录鉴定古籍，还要有清醒的头脑和主见，不可盲从，以免出现错误。

　古籍的收藏与辨伪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藏书的传统，在书房内放大镜置几册古书，既能显示出儒雅的生活情趣，又能体现出藏书者的文化修养。如今太平盛世，收藏风日渐趋浓，继字画、瓷器等收藏品之后，古籍又成为收藏者收藏投资的一个新热点。尤其是在拍卖会上，线装古籍连连拍出令人吃惊的高价后，更是激发了人们对古籍收藏的兴趣，同时，引得深藏民间的古籍纷纷浮出水面。近日，记者就古籍的收藏采访了南昌的古籍收藏家王令策和周海鹰先生。

　哪些古书具有收藏价值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古籍拍卖会场场火爆，且价格越拍越高。书价大幅提升是否等于所有古籍都能升值王令策认为，善本古籍和版画古籍的增值潜能较大。

　善本古籍主要指具有历史文物、学术资料和版本艺术价值的版本书。它包括内府刊刻的殿版书，海内外绝无仅有的孤本，内容好、书法精的明清抄本，以及清初以前的精美刻本。年代越久远，书品就越珍贵。往往衡量私人藏书是否达到藏书家水平，也经常以收藏多少善本书为标准。

　宋版书一向被认为善本书之佼佼者，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由于宋版书弥足珍贵，有宋版书的人大都不愿意轻易出手，特别是收藏家手里的宋版书，别说让他出让，甚至从不示人。所以，一旦有缘与宋版书相遇，只要财力允许，下决心买下定是一条增值财路。元版书虽不能同宋版书相提并论，但收藏界一向认为，宋元本同属珍稀善本，爱好者值得关注。现在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年代较近的古书便自然升华，明版乃至清初版本，凡是具有文献价值和刻印精美的古籍，也已步入善本行列。王令策说，目前明清善本尚不难寻，价格也不算太高，但增值潜力颇大，收藏者值得关注。

　王令策告诉记者，善本的古籍有以下9种代表性：

　①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②明刻本和明抄本(刻印模糊和流传较多的除外);

　③清代乾隆以前的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④太平天国及历年农民政权所刻印的图书;⑤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⑥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⑦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⑧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⑨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

　版画古籍

　在收藏者关注善本古籍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版画古籍的收藏了。王令策说，从历次书刊拍卖会的图录看，无不将漂亮的版画画面精印拍卖图册中，哪怕书中只有一幅也从不放弃。我国版画古籍很多，诸如《芥子园画谱》、《芥子园画传》、《晚笑堂画传》、《百孝图说》、《红楼图咏》、《唐诗画谱》、《鸿雪因缘图记》、《三才图绘》、《孔子圣迹图》、《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诗》以及《耕织图》、《棉花图》和《蝴蝶秋斋所藏画册》等。最为精美的要属明末画家胡正言的版画力作《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这两套版画古籍不仅在于艺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还开创了木版水印先河，解放初年，一部明版装裱成册的《十竹斋书画谱》仅售10元，如今它的价值已经超过10万，可见版本好，刻印精美，书品完整的版画古籍，都值得投资收藏。

古书收藏方法

　古书有“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经济)价值”，但不是所有的古书都“值大钱”。李洪啸总结说，总的来说所有藏品的通则是讲究“真、精、新”。因为自古以来，好东西会被精心爱护，很多好的古玩，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除此以外，还有古书收藏的特有原则：

　年代是古书收藏的重要因素，现在宋版书论页拍卖，明版书论册拍卖。明版书普遍刻印较精美，万历前的书少而更珍贵。清光绪之后的受西方印刷技术冲击，书普遍质量下降。带画的书比纯文字的好，多色印的比黑的好。

　同一时代版本的看内容，古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除了佛教道教带图的经书外，儒家的经类不值钱。“史”多是“够古不够玩”，价值居中。而“子”和“集”中，则不乏珍贵之物。越是冷门，生僻，少见的越珍贵。

　同内容的看印刷，在版本上，初印本最珍贵，一般只有几本，是红色印刷，用来校对和主人自留。其次是蓝本，一般也就10来本，送朋友。最后才是大批量印刷的黑本。黑本里，字迹清晰的版本较好。印刷到最后，版已被磨损，甚至断裂，此时书籍印刷模糊，价值较低。

　此外，特殊内容(如禁书)、知名度高的书的早期印本、精印本及殿刻本、官刻本、名家刻本等较珍贵。名家批校本或收藏本价值高。白纸比黄纸价值高。

）《四库全简明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20卷，清朝永瑢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本目录不收存目书，只收四库全书所收录的

3461种书籍，据文渊阁所藏四库全书著录书名、卷数，以及撰著者的时代、姓名等，并删减提要原

文，略述作书大意，文字简明（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四库全书简明目

录）。作为一般读者来说，查检《简目》即可。

（3）《书目答问》（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清]张之洞撰，初刊于清光绪二年(1878）。此书是一部指导治学门径的举要书目，共列举古

籍2200种左右。其中《四库》书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

八。全书按经、史、子、集、丛(丛书目)五部、三十余类编排。每部书先列书名，次注著者，再注

各种版本、卷数异同，并且对一些书籍加简单的按语，指导人们读哪些书，选择什么版本。它所标

明的版本都是经过斟酌的，以不缺少误、习见常用的为主。

（4）《贩书偶记》（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近人孙殿起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贩书偶记）。《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

编》是孙氏在经营古籍贩卖事业几十年中所见古籍的详细记录，绝大部分是清代的著作、同时兼收

少许明代人的著作，以及辛亥革命至抗战前(止于1935年)的有关古代文化的著作。是一部清代以来

的著述总目，其作用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目》的补编。其著录项目，一般包括书名、卷数、作者姓

名、籍贯、刻版的年代等。《贩书偶记》初刻于1936年，著者在初版刊印以后，又积得资料六千余

条，并由他的助手雷梦水先生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于1980年以《贩书偶记续编》名义出版。这

次重印，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一版《贩书偶记》、1980年第一版《贩书偶记续编》全二为

一，以《〈贩书偶记〉附续编》的形式分为上下册出版。书后附有《〈账书偶记〉书名著者名四角

号码综合索引》。

（5）《续修四库全书提要》

王云五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本书共13册，收录《四库全书总目》未收的古籍提

要10070篇．尤重道藏、佛经的史传与有关中国佛教史之著作、明人著作、一部分禁毁书，以及现

存海内外的我国著名古典小说、戏曲和《四库全书》编纂以后的书籍等等。它收了经部书2384部，

史部书4443部，子部书2115部，集部书1128部。

（6）《古籍整理图书目录（1949—1991）》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编，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本书采用按年编排的方式收录

了建国以来(1949年10月至1991年12月)我国(港、台除外)历年来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内容除文、

史、哲等之外．还收藏书画艺术，以及医书、农书、科技等方面的古籍，还酌收—部分已译成汉文

的少数民族古籍。所收古籍大致包括辛亥革命以前的著作，辛亥革命以后对古籍整理加工的著作，

以及有关古籍的工具书。本书之末附有按四角号码编排的书目索引，这样，既可以了解古籍整理各

个阶段的概况，又可通过索引查阅到每种古籍出版的年月。

1）《中国丛书综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上海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59-1962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983年再版。全书收录全国

41所主要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增至47所）所藏古籍丛书2797种，包括子目汇集古籍38891

种。全书共3册。

第一册“总目”，按汇编与类编进行编排。汇编分为杂纂、辑佚、郡邑、氏族、独撰5类；类

编分为经、史、子、集4类。每一丛书，著录丛书名、编辑者、版本、并详细列出该丛书所含子

目。书后附有“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与“丛书书名索引”。

第二册是“子目”，是子目分类索引，将该书中所收的全部古籍按经、史、子、集四部（下

再分若干类）分类编排，注明每一书的卷数、著者时代、著者姓名、所属丛书等。可按类查出某部

古籍及收在哪些丛书中。

第三册是“索引”，是子目书名索引和子目著者索引。按四角号码顺序编排，与第二册配合使

用（中国丛书综录书影）。

（2）《中国丛书练录补正》

阳海清编撰，蒋孝达校订，江苏广陵古箱刻印社1984年出版。本书对《综录》中各丛书的版

本、异名、子目作了很多补充和订正工作，增录了1958年以后重印、复印、影印，以及校点排印的

新版丛书。书后所附的“丛书异名索引”也很有参考价值（中国丛书综录补正）。

（3）《中国丛书目录及子目索引汇编》

施廷镛主编，南京大学1982年印行。本书重在增补《中国丛书综录》所收或未收丛书，共977

种，其中包括一些西学丛书与台湾编印的丛书。全书分丛书目录与子目索引两部分。书前附“丛书

概述”，书后附“丛书书名索引”与“子目书名索引”。

（4）《中国丛书广录》

全书16开236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该书是新出版的查古籍丛书的工具书。凡《中

国丛书综录》已收录者，不再收录，只收录书名、版本或子目多寡不同者。该书不仅收目前实存的

丛书，也收历史曾经存在、今为“存目”的丛书；既收原刻本、影印本，也收铅印等整理本；既收

大陆地区出版的丛书，也收台港澳地区出版的丛书。该书上册是总目，包括丛书分类简目、丛书分

类详目、丛书书名索引、丛书编纂者、校注者刊刻者索引；下册是索引，包括子目分类索引、子目

书名索引、子目著者索引。该书与《中国丛书综录》相补充，反映了我国历代的丛书出版情况（图

片中国丛书广录书影）。

（5）《中国丛书综录续编》

本书是在我国著名图书馆学专家、目录学家施廷镛的遗著的基础上，重新整理而成的。书中删

除了与他书重复者，并又补充了许多丛书，包括不少港、台、日本等地的资料，现共计收录1100余

种。书后附《丛书备考》、《丛书书名索引》、《丛书著者索引》、《丛书子目书名索引》、《丛

书子目著者索引》、《丛书子目分类索引》。它的出版弥补了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和阳

海清编《中国丛书广录》所收丛书的不足，并订正了上述两书著录中的一些错误，是一本研究中国

历史、文化和古籍的工具书。

（6）《丛书总目续编》

庄荣芳编，台北德浩书局1974年印行。是《中国丛书综录》第一册“总目”的续编，收录台湾

出版的丛书683种。可用来查考台湾1974年前丛书的出版情况和收藏情况。

此外，我国近代出版的三套大型古籍丛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和《丛书集成初编》

虽巳收录在《中国丛书综录》里了，但它们都各自编有目录，可供查检。

（7）《丛书集成初编目录》

商务印书馆编，1935年出版，中华书局1983年重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自1935年

起编辑出版，汇集宋、元、明、清100部有价值的丛书，收书约4100种，原拟分订4000册，每册一

号，计划分四批出齐，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出书，巳出版的3467册，未出版的533册。1982年3

月在北京召开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之后，中华书局决定将巳出版的重印。本目录便是根据1935

年版重编的，共收书4l07钟，按总类、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语文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艺

术、文学、史地等10类编排。每种书均注明书名、编著考，所届丛书、卷数、册数。凡已出版各

书，书名前均冠以书号，并按书号顺序排列；未出版各书，书名后均注明“未出”字样。

3、古籍善本书目

（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广西民族大学馆藏经部、丛部）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96年版。中国大型古籍目录。该书

目编辑委员会编。该书目共著录除台湾地区以外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物

保管委员会、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图书馆、科学院系统图书馆、名人纪念馆和寺庙等781个单位的

藏书57500种，13万部。凡是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并流传较少的古籍，年代下

限大致断到清代乾隆以及在此之后辛亥革命前有特殊价值的刻本、抄本、稿本、校本，都作为善本

在收录之列。编排方法基本按四部分类法排列，并增设丛书部，故分为经、史、子、集、丛书五

部。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经部，丛书部和史部分别于1990年和1992年出版。著录项目有书

名（含卷数）、著者和著作方式、版本等。每部书均有编号，书末附藏书单位代号及检索表，并另

编书名、作者、版本、批校题跋者索引。收录中国782家收藏单位所藏善本书57500种约13万部。中

国现代最大的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2）。

（2）《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上、中、下册）

天津图书馆编，齐鲁书社2003年04月第1版，2041页（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

（3）《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全7册）

线装书局2005年出版。《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共收录了善本书目6024种，对所选书目的著者、

版本、刻书年代、行款及刻书者，均依据相关馆藏资料，做了详细的介绍。编制了四角号索引。同

时考虑到多途径检索方便，还编制了书名四角号码的笔画字头检索和汉语拼音字头检索。凡收入该

书的书目，均标明了藏书单位，这些古籍善本书，分藏于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博物馆、

文物保护委员会、高等院校、科学院系统图书馆；中等学校、文化馆、寺庙等800余家。一书在

手，中国古籍善本分布情况尽收眼底（中国古籍善本总目）。

（4）《中国善本书提要》（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王重民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本书所录善本书达4200余种，包括北京图书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