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货殖列传》中如此记述：（计然之策：“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 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 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 施於国，吾欲用之家。

计然认为，要在商业领域里保持长盛不败，关键要 善于“用智”。他曾经这样说：“积蓄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 这段话说明了囤积发财的关键在于务求把货物卖光和决不贷款，它意思是说，经营商业的基本法则是，货物必须完好，不积压商品，在商品的 销售过程中，容易腐烂的货物和食品不要长期贮存，不要囤积货物企图 抬价。考察某种商品是有余还是不足，就可以预知它的贵贱。价格上扬 到了极限就会下跌，下跌到极限又会上扬。因此，价格上扬时就要像对 待粪土一样及时出售，当价格下跌时就要如同珍爱珠玉一样及时收购。 应该使资金货物像流水一样不停地流通。

“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

“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 “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强秦九策即强秦九论《强秦九论》乃卫鞅谋划的变法大纲。其一《田论》，立定废井田、开阡陌、田得买卖之法令。其二《赋税论》，抛弃贡物无定数的旧税制，使农按田亩、工按作坊、商按交易纳税之新法。如此则民富国亦富。其三《农爵论》，农人力耕致富并多缴粮税者，可获国家爵位。此举将真正激发农人勤奋耕耘，为根本的聚粮之道。其四《军功论》，凡战阵斩首者，以斩获首级数目赐爵。使国人皆以从军杀敌为荣耀，举国皆兵，士卒奋勇，伤残无忧，何患无战胜之功？其五《郡县论》，将秦国旧世族的自治封地一律取缔，设郡县两级官府，直辖于国府之下，使全国治权一统，如臂使指。其六《连坐论》，县下设里、村、甲三级小吏。民以十户为一甲，一人犯罪，十户连坐，使民众怯于私斗犯罪而勇于公战立功。其七《度量衡论》，将秦国所行之长度、重量、容器一体统一，由国府制作标准校正，杜绝商贾与奸恶吏员对庶民的盘剥。其八《官制论》，限定各级官府官吏定员与治权，杜绝政出私门。其九《齐俗论》，强制取缔山野之民的愚蛮风习，譬如寒食、举家同眠、妻妾人殉等等。此九论为大纲，若变法开始，尚须逐一制订法令，落于实处。

文种的灭吴九术其九术为：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财帛，以遗其君；三曰贵籴粟缟，以空其邦；四曰遗之美好，以为劳其志；五曰遗之巧匠，使起宫室高台，尽其财，疲其力；六曰遗其谀臣，使之易伐；七曰强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邦家富而备器；九曰坚厉甲兵，以承其弊。

有三条证据可以说明计然就是文种。其一：《国语·越语上》开篇载云：“越王勾践木妻于会稽之上……大夫种进对曰：‘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纟希，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这段话与《货殖列传》中计然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说法如出一人，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绝不可能。可见计然、文种实为一人。其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将杀文种时这样写道：“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联系到范蠡说的：“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这不又一次证明计然就是文种吗？计然、文种应为同一个人，“计然七策”实际应叫“诸暨然七策”或“文种七策”才是正确的。其三：《国语·吴语》载，越王派诸稽郢到吴国去媾和，伍子胥坚持要灭越国，他谏吴王说：“不可许也。夫越非实忠心好吴也，又�无　非摄畏吾兵甲之强也。大夫种勇而善谋，将还玩吴国于股掌之上，以得其志。”从前读到“将还玩……”时，总不得其解。当把诸稽郢和文种看成是一个人的时候，便恍然大悟了。原来“将还玩……”的正确行文和标点应当是“还，将玩……”。伍子胥说得很明白，若是等大夫种返回越国，就会把我们吴国弄到手里，任其摆布了。可见这位出使到吴国的诸稽郢，就是大夫文种了。

——华夏兴国富家第一人 夏廷献 《史记·货殖列传》说范蠡在复兴越国灭掉吴国后曾经感叹，七策只用了五策治理国家，便收到了奇效，另外两策应当用于发家致富。于是便辞官经商了。范蠡治国治家的七策是什么，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遗憾地是范蠡只说了“七策”题目，并没有说具体内容。要弄清“七策”内容，只能按照“实践产生理论，理论指导实践”的原理，从史料记载的“范蠡做法”中进行梳理提炼。第一，努力发展生产范蠡公元前490年左右，陪同勾践从吴返越担任相国——“总理”工作后，制订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兴计划。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开垦土地，利用滩涂，发展农业、畜牧业水产。史料介绍，范蠡在都城四周百里范围建立了犬山、鹿山、豚山、鸡山、马山、渔场、牧场、盐场、伐木场、炼锡场、铸铜场、采珠场、铸剑场、手工业场等。 唐韩鄂《四时纂要》序中说：“范蠡开土田，卒报越王之耻”——把范蠡开土田与最终灭吴雪耻联系起来，可见发展生产的重大意义。二是奖励生育，落实“十年生聚”。“令壮者无娶老妇，老者无娶**；女子十七，男子二十，不嫁不娶者父母受罚；孕妇将产，告于官，使医守之；生男赐一犬，生女赐一豚；生子二人，官养其一，生子三人，官养其二”。这一政策实施后，人口增加，劳力、兵力有了来源。三是免去七年农业税。老百姓踊跃种谷，其他国家庶民纷纷迁移到越，越人丁兴旺，为“十年教训”奠定了基础。“修之十年”达到“国富”民强。第二、保持社会稳定一是用君主的勤政廉政行动感化凝聚人心。勾践在范蠡的“激励”下，做到了夜卧薪，晨尝胆，白日处理朝政，或出访察看。见贤者，量才用之；见伤者，偿钱给之；见乞者，偿饭哺之；见死者，哭而悼之；见耕者，秉耒帮之；虚心代替了专横；温和代替了暴躁；俭朴代替了奢侈；勤勉代替了贪玩——打猎用的弓箭、装束全部入库。众多的妃子也都遣散，其行为对凝聚人心奋发图强起到了精神激励作用。二是范蠡根据“八·三调控律”（另文阐述）由政府干预、平衡农民、商人的利益关系，调动了农民种地、商人经商的积极性，不仅使农业和商业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也使市场稳定，民心稳定，社会稳定，政权稳定。第三，精简决策机构 从史料上记载的姓名看，当时越国的决策班子，主要就是三个人，大王勾践、相国范蠡、上大夫文种。决策过程基本上是，种蠡经过调研，提出具体建议，勾践点头同意，作为国家政策、法规、措施、号令发布下去。种蠡深入实际贯彻执行，把落实情况报告给勾践。种蠡围绕确定的兴越灭吴战略，在各个层面、各个环节上抓落实，勾践对种蠡信任、放手，复兴大业逐年进展。值得一提的是，勾践经过会稽惨败、入吴为奴三年，保全性命返国，知道了种蠡的贤能，放下了架子，把种蠡看作老师，当作朋友，从而成就了自己的霸业——诠释了“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的王道。一个国家——尽管是个小国，高层管理人员只有三个人，精干程度，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决策机构精干，没有掣肘扯皮，政令畅通高效，减少了老百姓负担，同时也有利于保守国家机密，在情报战中立于不败之地。越国决策机构这么精干，自然是百官之首——相国范蠡的主见。第四，大力提升军力冷兵器时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公元前494年越国战败，全军几乎覆没。决定向吴国投降签定和约时，吴国不允许越国拥有常备军。范蠡回到越国后，想到未来一定要同吴国决战，决战就需要有能征善战的军队。经勾践同意，他悄悄地开始募兵，并安排到偏远南部山区隐蔽教训体能剑弩等技。还拨出部分兵力伐木，运至北海（注：今杭州湾）隐蔽之避风湾建造楼船、翼船，修筑码头船坞，边造边训，船成师成。范蠡还聘请了“武术教练”，向部队传授剑术、戟术、刀术等基本技术。引进了楚国先进的冶铁锻造技术。在吴越角力中，越军能以少胜多，与兵器比吴军先进有关。考古发掘出来的“越王勾践剑”的锋利程度，证明了这一点。范蠡深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量储备粮食。他采取的措施，一是农业丰收后“广积粮”，把好谷存入南山之洞。二是通过商人用高价购买吴国粮食囤集起来——虚其吴国积聚。三是以越国庶民饥困名义，向吴国大王借粮。向吴国还粮时，把稻谷煮熟，吴国看到越国的稻谷籽粒饱满，用做种子，结果不能发芽造成绝收。越国正是在吴国饥荒、吴军疲惫之时发起反击的。第五，隐蔽真实目的越国君臣的真实目的就是灭掉吴国，范蠡和文种采取了隐蔽措施：一是不间断地送各种珍宝、美女、杂役给吴国君臣，骄其心，灭其气。二是送能工巧匠和建筑材料给吴国，使吴王大兴土木，耗财疲民。期间，越国发现一棵参天大树，号称神木，便将神木伐下，加以削斫，用丹青画五彩龙蛇之纹，嵌以黄金白玉，派专使浮江北上，献于夫差。夫差十分高兴，下令修建二百多丈高的姑苏台，用神木做柱子。伍子胥反对建姑苏台，反对用越神木，夫差不听，一意孤行——君臣反目。三是在会稽城南广建谷仓，空而不用，以示国库空虚，迷惑吴人耳目。四是把历次战争留下的残疾孤儿集中供养，掩盖募兵行动（吴国怀疑募兵时，以此搪塞）。五是得知吴王要伐齐国，即派一名老将军率三千弱兵予以协助，谎称是举国之兵，夫差感到越国不足为虑，放心北上。六是得知吴王要开北达沂水、西至济水、通湖汇江的邗沟（注：大运河前身），问鼎中原，即派一万民工相助。夫差对越的举动十分满意，感到越国很是忠诚。以上是治国的“五策”，概括起来说，就是要做到：君臣英明，政治清明，外交精明，经济繁荣，军力强盛。这是春秋前后五个霸主成就霸业的基本策略或曰经验。“五策”之中“君臣英明”尤其是君主英明是关键，且要始终英明而不是一阵英明一阵昏庸。夫差是个英明君主时，当上了霸主，后来一昏庸，便把国家和自己的性命葬送了。范蠡辞官经商后，主要运用了以下两策。第六，开展多种经营根据史料记载，范蠡当年同时从事五个主要行业：水产养殖，五畜饲养，皮毛加工，边境商贸，房地产开发，形成了一个“集团公司”。商业界有句格言，不要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不要把资金投入到一个项目上），防止篮子破鸡蛋全损。范蠡的做法，也许就是这句格言的出处。五个主要行业，都与民生有关，其需求量是不竭的。即便是某个行业有亏损，其他行业可以弥补，总体上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第七，加快资金周转基本思路是，资金要像活水一样奔腾不息。主要做法是看清货物数量多少，哪些过剩，哪些不足，预见价格涨跌——“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把握“物极必反”规律——涨价货物，涨到一定程度，就会反向发展，反之亦然——“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根据形势，在货物价格低时买进，在价格高时卖出——“贱买贵卖，加速周转”。抓住时机，大胆决断，在货物极贵之时，把货物看成粪土一样抛出；当货物极贱的时候，把货物看成珠玉一样尽可能地购进——“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资金使用率提高了，便能做到“以钱生钱，滚动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范蠡的思路和做法奠定了“商道”基础，范蠡之后的工商业者也都是这么做的。

计然是人名还是书篇名？

春秋末年，越王勾践为了报仇雪恨，发奋图强，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吞并吴国。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卧薪尝胆故事。据古籍记载，越国是采用“计然之策”改革内政，使经济得到发展才强盛起来的。《史记。货殖列传》：“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计然之策究竟包括哪些内容，至今尚未窥其全貌，仅知有农业丰歉循环论以及叙述商业经营的“平粜”论和“积着之理”。相传范蠡弃官后，

按照计然之策经商，遂成了当时数一数二的大商贾。可是关于计然，史家说法不一，有的认为计然是人名，有的认为计然是书名，由此形成学术上两种绝然不同的观点。

以计然为人名，最早可溯源到东汉，班固《汉书》的古今人名表列有计然之名。计然在《吴越春秋》又作“计倪”，《越绝书》作“计倪”，说是越王勾践的大夫。三国时魏人孟康也说计然是越臣。唐颜师古、张守节、马总等均认为计然是人名。《汉书》的注者颜师古说：“计然者，濮上人也，尝南游越，范蠡卑身事之，其书则有《万物录》，事见《皇览》及《晋中经簿》。”张守节《史记正义》云：“计然者，范蠡之师也。”马总《意林》引《范子》十二卷，并说：“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晋国之公子也。……其志沉沉，不肯自显，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此外，《新唐书。艺文志三》有“范子计然”，说是“范蠡问，计然答”（今有辑本）。还有《计然万物录》亦以计然为人名。总之，多数着述都认为计然是人名。

但是，长期以来也存在另一种看法，即计然不是人名而是书篇名。此说代表人物是晋人蔡谟，他首先认为，《计然》是范蠡所着书篇名，解放前，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也考证说计然纯属子虚乌有。

建国后的学术界对于计然的研究有了不少的进展，然而计然是人名还是书篇名的争议仍无定论。陈绍闻、叶世昌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册）将计然按人名处理，说勾践“任用计然、范蠡、文种等人”。《史记》、《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作“乃用范蠡、计然”，亦以计然为人名。赵捷民《计然即文种》一文还提出下列新见解：计然与大夫文种是同人异名，因为《史记》、《越绝书》中计然的理论，在《国语》一书系文种的语言。

胡寄窗则继续主张计然是书篇名，所以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把计然的言论当作范蠡的思想看待，此书自注写道：“蔡谟之说较为可信。”近年来报刊上常有一些短文谈范蠡的商情预测，内容即计然的“积着之理”，以计然为书篇名。迄今为止，关于计然的争论不仅旷日持久，而且论者意见相左，涉及的着作面广量大，使这一悬案颇具传奇性。如何对司马迁所说的“乃用范蠡计然”作确切的解释，班固何以将计然列为人名等问题，很值得进一步探讨。

计然是否历史人物？他是范蠡的老师，还是范蠡所着书篇名？是文种的异名，还是其他什么人？这个庐山真面目只能有待于学者们的深入研究了。（潘连贵）

公元前493年周敬王二十七年前后，越王勾践因对吴国轻率用兵，终招亡国之祸，后幸赖大夫文种与范蠡谋划奔走，才得以起死回生，并完成了兴越灭吴的大业。后人对这段历史及越王勾践和范蠡的事迹知之甚详，几近家喻户晓，而关于文种，虽然许多史书对其均有记载，但都没有把他放在历史的应有地位，甚至还因史实的张冠李戴，在很大程度上把他给湮没了。

越灭吴后，文种居越而为越王勾践所杀，范蠡去越奔齐而幸免于难。范蠡决心离越到齐去经营产业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我欲用之家（《史记·货殖列传》）。”那么，被范蠡推崇备至、已经在越国复兴中获得成功、且又被他应用于经商治产业的“计然七策”到底是一种什么理论？这个理论的创造者——计然到底是一位什么人物？这一切直到现在还是个没有解开的谜。

计然是一位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把他从历史的尘封中发掘出来。查《史记》、《国语》等书，可知帮助越王勾践复国灭吴的重要人物除文种、范蠡外，还有大夫舌庸、苦成、皋如、逢同、柘稽等人。关于舌庸、苦成、皋如，《史记》中没有提到，《国语》中也只是露了一下名字，倒是《吴越春秋》中稍有一些记载，但没有留下什么重要的事迹，所以他们都可以排除在外。稍有较多事迹的是逢同和柘稽。

柘稽的事迹在《越王勾践世家》中也只提了一笔，即越王“举国政属大夫种，而使范蠡与大夫柘稽行成，为质于吴，二岁而吴归蠡”。

关于究竟是谁到吴国去做人质的事，司马迁的记载与《国语》、《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书均不一致。那些书中均言勾践与范蠡去做人质，三年后才被吴王放归，并且都未提到有叫柘稽者也在其列。这不一致的记载应该相信哪一家的呢？在我看来，《国语》等书的记载是对的。

既然如此，那么陪同勾践到吴国去的人是谁呢？是范蠡，这是所有史书都肯定的，基本无可怀疑。那么是不是还有一位叫柘稽的人也在陪臣之列呢？其他史书均无记载，所以《史记》的记载就值得怀疑了。一般来讲，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越王本身就是越王的嫡子方才有作为人质的价值，若越王不去，派两位大夫去做人质于理也说不通。

其他史书中均无关于柘稽的记载，但在《国语》里却有关于另外一个人物的消息。这个人物叫诸稽郢，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外交家。在越王被困于会稽之时，他曾二度被派遣出使吴国，说服吴王，保全了越国参见《国语·吴语》。这个记载与《史记》完全相同，只是说服吴王的说词与《史记》和《国语·越语上》略有些出入。

其实只要我们联系各种记载作一综合思考，就可以看出，《史记》中的“柘稽”，就是《国语》中的“诸稽郢”。“柘稽”与“诸稽”实乃同一个词，“柘”、“诸”古音相通，都读作近于“直”的音，而相互假借。另外，“诸稽”即“诸暨”，就是今天浙江省诸暨市的诸暨。更有趣的是“郢”不就是“然”字的一音之转吗？如果丢掉前边的“柘”或“诸”，那不就是“计然”吗？“稽”、“计”同音，“郢”、“然”一音之转。所以“诸稽郢”应该就是“诸暨然”。司马迁称之为“柘稽”者，实乃就是“柘稽然”或“柘稽郢”，显然，这个地方脱落了一个“郢”或“然”字。当然，这是司马迁的责任，还是后世传刻过程中的错误，就不得而知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柘稽郢”就是计然，计然也就是文种。

再看柘稽郢或诸暨郢，这个名字还有些问题。诸暨是当时的越都，郢是当时的楚都，用两个都名合为一个人名，看来有些奇怪，所以“郢”的本字应该就是“然”。计然的正式称呼应该叫诸暨然，叫“计然”者显然是丢了前边的“诸”字，是错误的。名字被人称呼为诸暨然，说明文种就是诸暨人。然字是其名，字文种，至于他姓什么，还不得而知。肯定当时人以诸暨然或文种称呼他是很普遍的。

还有三条证据可以说明计然就是文种。

其一：《国语·越语上》开篇载云：“越王勾践木妻于会稽之上……大夫种进对曰：‘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纟希，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这段话与《货殖列传》中计然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说法如出一人，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绝不可能。可见计然、文种实为一人。

其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将杀文种时这样写道：“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联系到范蠡说的：“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这不又一次证明计然就是文种吗？计然、文种应为同一个人，“计然七策”实际应叫“诸暨然七策”或“文种七策”才是正确的。

其三：《国语·吴语》载，越王派诸稽郢到吴国去媾和，伍子胥坚持要灭越国，他谏吴王说：“不可许也。夫越非实忠心好吴也，又无非摄畏吾兵甲之强也。大夫种勇而善谋，将还玩吴国于股掌之上，以得其志。”从前读到“将还玩……”时，总不得其解。当把诸稽郢和文种看成是一个人的时候，便恍然大悟了。原来“将还玩……”的正确行文和标点应当是“还，将玩……”。伍子胥说得很明白，若是等大夫种返回越国，就会把我们吴国弄到手里，任其摆布了。可见这位出使到吴国的诸稽郢，就是大夫文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