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读书笔记1

　《战国策》读后感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西汉末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书名亦为刘向所拟定。主要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分为12策，共33卷，共497篇。 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约12万字。是先秦历史散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它实际上是当时纵横家游说之辞的汇编，而当时七国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常用寓言阐述道理，著名的寓言就有“画蛇添足”“亡羊补牢”“狡兔三窟”“狐假虎威”“南辕北辙”等。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其文章长于说事，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渲染夸大，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此外，描写人物形象极为生动，而且善于运用巧妙生动的比喻，通过有趣的寓言故事，增强文章的感染力。

　《战国策》的写作有以下三个特点：

　人物刻画生动。例如苏秦的故事，生动的刻划勒一个长于论辩、追逐名利的策士，逼真描绘一群势力庸俗的小人。苏秦游说秦国失败后像乞丐样回到家中，而“妻不下织，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后来，他发奋图强，六国封相，路过家门是，“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嫂蛇行匍匐。” 前后两个场面的鲜明对照，充分揭露一切一功名利禄为依归的炎凉世态，暴露勒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而苏秦的“读书欲睡”也是为了高官厚禄，客观上揭露处于统治阶级中下层的策士的丑态。

　善于讽喻。善于通过讽喻的小故事说明一种道理，生动幽默、耐人寻味。例如“邹忌讽齐王纳谏”以邹忌借其妻、妾、朋友出于不同目的，赞美其“美于徐公”，说明“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劝戒齐王不应偏任宫妇近臣的话，而应广开言路，鼓励人民进谏。 语言风格独特。雄辩的论说，尖刻的讽刺，耐人寻味的幽默，构成独特的语言风格。书中的许多寓言故事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等流传至今为习用的成语。在记录策士们的言行时，对其不择手段追求个人功名富贵、朝秦暮楚的行为，及其在外交上挑拨是非，玩弄手段的种种阴谋，而不加以批判，反以欣赏的态度加以描绘，是不足取的地方。

　《战国策》的主角是来自各个国家的谋臣策士，他们共同的身份是说客，各自代表不同利益团体的利益，奔走于各个诸侯国之间，而他们的活动反映了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尖锐激烈的斗争情况，为我们展现了一幅鲜活生动、波澜壮阔的战国时期的美丽画卷。他们活

　跃在战国时期的历史舞台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各国的力量对比和外交政策，并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历史的发展趋势，推动了当时历史的发展进程。而本应该是当时历史主角的各国国君，却都退居了二线，他们不仅大多自称愚笨，或以前所采取的政策都是错误的、要听从说客的计策，而且他们最终都被说服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衬出谋臣策士们高超的逻辑思维能力、语言驾驭能力、心理揣测能力、人性洞察能力和高超的游说策略和技巧。

　《战国策》记载的这些谋臣策士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游说案例，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案例来学习借鉴游说、劝说别人的策略和技巧，并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加以灵活运用。为了对每个案例进行更方便更清楚地解读，从每个案例中抽象、总结出一般要素，它们分别是：

　游说主体，即游说者，也就是本书中的主角，一般是来自各个国家的谋臣和策士，他们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机智、才华。

　游说客体，即被游说的对象，一般是各个国家的国君或具有决策权的相国或其他重臣，他们最后全部被说服，改变了原来的决策或者采纳了游说主体的意见而采取了新的政策。

　游说本体，是游说客体综合当时国家力量、国家利益、国家对外政策、文化环境、历史条件等各方面的客观情况，并在对人的心理、人的本性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在特定的游说场中，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通过事先预设或随机应变所采取的游说策略和技巧，这是我们在学习战国策的论辩知识和技能的时候所应该主要关注的方面。 ④游说场。是游说本体的外在客观条件，包括当时国家力量、国

　家利益、国家的对外政策、文化氛围、历史条件，以及当时的时间、地点、人的心理本性等各种条件。

　读每个案例都可以从中找出以上这四个要素，通过这四个要素，就可以将这个案例看得清清楚楚。

　在复杂的人类社会，人们时刻处在各种扑面而来的问题之中，而问题的解决不是靠简单、粗暴和轻率的行为，而是靠人类的脑子。言语和谋略可以解决问题化解危机，而战争冲突等暴力行为无助于危机的解决。会运用口才和谋略的人，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就会非常轻松。

　无论是战国时代还是当今社会，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竞争和冲突是永恒的。当一个弱者处在利益主体林立的“丛林”中时，他应该象颜率一样清醒：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主动地帮助弱者；只有利益的诱惑才能使那些应该帮你的人来帮你。天下美誉和九鼎之宝的诱惑永远强于对弱者的同情心。你自己不关联着他人的利益，他人会资助、借贷给你吗？晓之以理，才能说服他人；挑明真相，才能使一时反应不过来的人恍然大悟。说话的功能很简单，就是把事情讲清楚，由不同的行动讲到不同的结果，由发端讲到演变，再讲到结局。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一层薄窗纸，由话语轻轻一点，就能捅破。只可惜没头脑的事主们往往弄不清事情的真相，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千万不要对要说服的对象估计过高，该捅破的就一定要捅破，该说清楚的一定要说清楚。

　说话需要谋划，脱口而出的东西是最没有价值的。说话一定要说到点子上，一定要解决问题，否则宁可不说。这就要求我们在说话前

　要深思熟虑、谋局排篇。象苏子一样句句都迎合西周君的心思和利益，使西周君觉得“放水”最符合自己的利益，然而这恰恰落入了苏子的整体战略安排之中。

　语言是人类的传播工具，事实需要传播，没有传播就无法了解起码的事实。在现代西方哲学看来，事实的真相是人们永远无法了解的，人们只能通过各种传播手段和媒介来了解事实真相。这样，语言本身就对事实真相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信息不发达的古代，苏子巧妙地利用语言传播对事实真相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让他的受众完全听信他对事实的解释，可以说，他轻易地垄断了受众的“知情权”。现代社会中，只要我们明白事实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也会说服受众、左右他们的行动。

　对大臣的非议就是对君主的赞美，说客把这一层辨证关系给挑明了。好与坏，黑与白，高尚与龌龊，是经常转化的。好的东西在一定情景下会成为最为不好的，而不好的东西反而会成为好的。就像大臣的高风亮节会导致君主的委琐，而大臣的龌龊反而成就了君主的美誉。对照今天，我们应该把上司的位置与自己的位置摆正，作为下级，其高过上司的声誉和高风亮节在一定的火候绝对不是好事，因此，聪明的下级知道要学会为上级掩饰过错。

　其实人生就是政治，没有人可以逃避，除非你远离政治、远离人。在人类社会中，没有想法的人永远是有想法的人的一枚棋子，在利益面前，任何东西都显得无力。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时也会处于两难境界；有时候还想鱼和熊掌

战国策读书笔记2

　客见赵王曰：“臣闻王之使人买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马之工也。”对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国事，又不知相马。”曰：“王何不遣纪姬乎？”王曰：“纪姬，妇人也，不知相马。”对曰：“买马而善，何补于国？”王曰：“无补于国。”“买马而恶，何危于国。”王曰：“无危于国。”对曰：“然则买马善而若恶，皆无危补于国。然而王之买马也，必将待工。今治天下，举错非也，国家为虚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与建信君，何也？”赵王未之应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谓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闻也。”“所谓桑雍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优爱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于王者也。是能得之乎内，则大臣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晖於外，其贼在於内，谨备其所憎，而祸在於所爱。”（《战国策赵策四》）

　学习体会：

　有个宾客见了赵孝成王问道：“我听说大王要派人去买马，有这回事吗”赵王回答说：“有这回事。”宾客又问：“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派人去买呢”赵王说：“找不到识马的人。”宾客问：“大王为什么不派建信君去呢”赵王说：“建信君要处理国家大事，何况他又没有识马的本领。”宾客又问：“大王为何不派纪姬去呢”赵王回答：“纪姬是个妇道人家，不会识马。”宾客接着问：“买马如果买到好的，对国家有什么好处”赵王回答：“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又问：“买马如果买到坏的，对国家有什么危害”赵王说：“对国家没有什么危害。”宾客说：“既然买的马是好是坏，都对国家没有什么益处或危害。大王您买马却一定要找一个识马的人去。现在治理国家如果用人不当，城邑将无居民，祖宗断绝祭祀，可是大王却不任用内行的人，而把大权交给建信君，这是为什么呢”赵王无言以对。宾客继续说道：“燕郭占卜的方法法有一种叫桑雍的，大王您知道吗”赵王说：“没听说过。”宾客说：“所说的桑雍，就是指善于迎合自己的亲近者，以及很得宠爱的夫人、美女等等。这些人都是趁大王醉昏昏的时候，向您提出自己非分要求的人。他们这些人在宫内随心所欲，那么大臣就能在宫外为非作歹、贪赃枉法了。所以说，太阳和月亮的光辉只能照到外表，而坏人却隐藏在阴暗的深处；小心谨慎地防备了自己憎恶的人，可祸乱却往往发生在自己宠爱的人身上。” 这篇文章首先描写了赵王买马总想找一个识马的人去买，而治理国家却不懂得任用内行的人，任用了建信君这样一个宠臣。说明了买好马或坏马，对于国家无足轻重，而任用内行的人治理国家却举足轻重，可赵王轻重不分。

　然后又举出燕郭占卜的方法桑雍，叙述了桑雍就是迎合亲近宠爱之人，而正是这些受宠之人乘机索取大王的东西，进而引导了大臣们在宫外贪赃枉法。说明了对所宠爱之人也必须有所防备。

　这个故事告诫人们，治理国家、治理政事要知人善任，既要防备所憎恶的人，更要防备所宠爱的人。否则，于国家、于政事、于人民将有害而无益。

战国策读书笔记3

　——读《战国策》有感 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这一时代母子反目、兄弟相残、群臣篡权、生灵涂炭，是华夏历史上分裂对抗最严重且最持久的朝代之一。东周末年，周王室日益衰微，失去了往日的威信，各国混战不休，故被后世称为“战国”。战国承春秋乱世，启帝秦发端，中续百家争鸣的文化潮流，中原经济技术的新发展与各国相继图强而展开的举国变法，名士的纵横捭阖，宿将的战场争锋，涌现出了大量为后世传诵的典故。塑造了帝制中国的雏形。

　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西汉文学家刘向或许不是最璀璨的一颗明珠，但他留下的《战国策》，却无疑是中国历史学的著作。它为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影响。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西汉末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书名亦为刘向所拟定。主要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的政治主张和谋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分为12策，共33卷，共497篇。 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约12万字。是先秦历史散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在《战国策》一书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对于文人政客的描写。在

　政治上以管仲、张仪、苏秦为代表的政治家，以及众多的高士、逸民甚至隐士也现身江湖，大展才华，叱咤风云，为后人留下了数不清的玄机妙算。这其中许多已演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成语。“亡羊补牢、一尘不染、大庭广众、门庭若市、惊弓之鸟、不翼而飞”等词语均出自于此。刘向也在人物描写方面下足了功夫。“邹忌讽齐王纳谏”便是最好的证明。“八尺有余”“形貌昳丽”如此形象的外貌描写便是《战国策》所有人物描写的一大代表。而苏秦游说秦国失败后，在家中“妻不下织，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此后，便有了锥刺股的故事。待他发愤图强，身挂六国相印时“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前后鲜明的对比，将名禄至上的功利社会，“认官不认亲”的封建社会丑态，描写得淋漓尽致。无形揭露了高官的虚伪。

　相比家喻户晓的成语，《战国策》留给后人更多的是纵横家游说的精彩案例。在复杂的人类社会，人们时刻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自从人类诞生的那天起，就有了战争。如何用自己的能力，来解决问题，产生最大的利益，避免大大小小的战争，便是自古以来人类发展的难题。春秋战国历史之所以经久不衰，就是因为政客的出现，改变了单纯武力战争的粗暴与轻率。战国时期，乃至当今社会，利益与冲突是永恒的，在利益面前，人总会出现两难境界。而利欲熏心，不让利益冲昏头脑，实属不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作为高级动物，我们更该利用的是大脑而非拳脚。脱口而出与凭感觉做事，并不是万全之策。我们应向《秦攻宜阳篇》中谋士赵累一样。善于审时度势，分析事物的本质与发展规律，从而采取进一步行动。

　人生就是政治，一步走错，全盘皆输。中国上下五千年，无数前人，向我们诠释了这样的道理。《战国策》，为我们留下的，不是故事，而是启示

战国策读书笔记4

　随着郑晓龙导演《芈月传》的热播，本来对先秦历史就非常感兴趣的我，更想去探究历史本来的面目，去感受战国时期纵横家的纵横捭阖和诸侯争霸时的风起云涌。 战国时期，波翻云诡，策士纵横，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错综复杂，令人目迷五色。我们在研习这段历史的时候，常常感到资料异常缺乏，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当时各国对文件的销毁，二是秦始皇焚书，典籍散亡，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今天我们看到的《战国策》虽然保存的只是战国二百多年的一个梗概，但是已经极其难得了。我们今天去古已远，尤其应当珍视。 《战国策》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有纵横家，如苏秦；有义士，如鲁仲连、唐雎；有不怕死的勇士，如荆轲、聂政。各种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性格的人都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纵横家是战国舞台上风头最健的人物，他们不仅对天下大势、各国实力、风土人情和山川险隘了如指掌，而且还会揣度人主的心理，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书中所写的苏秦、张仪游说各国，谈锋犀利，舌吐风雷，一番谈话，便使得国君俯首，倾心听从。此外书中还写了一些品格高尚的人物，这些人物在历史长河中光彩照人。不辱使命的唐雎、义不帝秦的鲁仲连等等，这些篇章都值得我们高中生细细品读。书中也写了一些反面人物，例如

　馋臣王错、奸妃郑袖、暴君宋康王等等，揭露他们的阴险愚昧、两面三刀。可以说《战国策》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辉煌开篇。 《战国策》的语言也是别具风格，铺张扬厉，雄浑恣肆，气势磅礴，笔力千钧。涵咏其中，可以使我们执笔为文，富于曲折变化，不致板滞不灵。《战国策》中还运用了很多寓言，如“狐假虎威”、“画蛇添足”、“惊弓之鸟”、“南辕北辙”等等，这些词语现在还活跃在我们的口头、笔下，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郑晓龙导演的《芈月传》虽然制作精良，剧本考究，依然存在演绎的成分，很多历史经不起推敲。因此借此时机细读《战国策》，你会发现典籍中的人物形象比影视剧中更立体精彩。虽然《战国策》人物语言喜欢渲染夸大，但是对于青年人尤其中学生确实有裨益于扩大知识领域、了解祖国优秀文化传统和养成高尚的道德情操。而对于青年教师而言，可以借助影视剧热播契机，品读经典，在阅读的时候形成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战国策读书笔记5

　提到《战国策》，大家都会或多或少的了解一些，其中的一些篇章，如《邹忌讽齐王纳谏》、《唐雎不辱使命》，我们在中学时期学过，对其有更深刻的印象。我对《战国策》感兴趣，是因为它与其他史书不同，《战国策》更多记录的是战国时期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的游说之辞，全书主要通过人物对话的方式向读者展现了时代风云。其在语言上的精炼雄浑，也是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读《战国策》可以提升语言逻辑能力，这也是许多专业人士把它作为必读书籍的原因。

　前段时间在图书馆借到《战国策》，最近通过课余时间读完《秦策》，写下此感。

　秦国自孝公用商鞅变法以来，逐渐富强起来，在基本国力上高于山东之国，而后惠王虽车裂商鞅，但商君对秦国的影响却一直根植在秦国深处。而山东之国，尤其是韩、魏，对秦国更是心有忌惮。在此背景下，张仪、苏秦等辈，在惠王前连横合纵的主张，改变了秦国和天下的局势。而后经甘茂、魏冉等人治理，秦国日益强盛。韩、魏与秦相邻，受到的威迫也最大。后范雎入秦，为昭王献出远交近攻的策略。此时秦国已然成为一家独大的局面，白起与赵战于长平，范雎用反间计，使赵国大败。东方六国之中，只有赵国的军事实力可以稍微和秦抗衡，此役之后，各国便如坐针毡，不得安宁。秦又使人在六国中游说，六国皆争相割地讨好秦国，却无共同抗秦之心。后范雎失宠于昭王，蔡泽、吕不韦先后相秦，秦已经具有统一天下的实力。

　《秦策》中，游说之士多来于六国，或逃入秦，或闻秦王爱才，主动西去事秦。商鞅从魏国逃入秦国，得孝公重用，实行变法。张仪受宠于惠王，而欺楚使楚与齐绝。昭王在位，穰候、太后权大，范雎劝说昭王加强王权，于是昭王废太后，逐穰候，王权得到集中。范雎在秦地位日益提升，实行远交近攻的策略，攻三晋，又杀与自己不合的白起。而秦相多由于其他游士在秦王面前说坏话，多被秦王逐走。范雎因为王稽的原因在昭王前失宠，或许自己也预料到自己也会步入其他秦相的后尘，此时蔡泽见范雎，劝其辞退，范雎借此机会举荐蔡泽为相，自己也算是全身而退。

　在我看来，秦的强大是必然的，相比于东方六国，秦王更加礼贤下士，任人唯才，且秦王对人才的态度，也要远胜于其他君王。而为秦国出谋划策的历任相国，更是对秦来说功不可没，我认为商鞅、张仪、范雎相比其他相国，贡献更大。他们或是在执政时期攻城略地，玩弄诸侯，或是使秦国赏罚分明，政治清明。想到《过秦论》中一句话，“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始皇能统一全国，确实是秦历任君王的共同努力的成果，可以说秦统一中国是必然的。

战国策读书笔记6

　这则故事是在讲多大脚穿多大鞋，并用最少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东周国力有限，不是天赐良机已经招揽不到威名俱盛德人才了。想想也悲哀，天下之人莫不是王臣，但在名义上的感召已经不能够吸引人才了。杜赫想要东周重用景翠，抛出了潜力股一说。潜力股古来有之，虽一时不见其形，但已略具其神。这样的未雕美玉在普通人面前价值有限，但在阅人无数的“星探”眼中却是无价之宝。大到一国，小到一家，其间的兴衰荣辱无不在人才二字上。因为只有人才才有别人缺少的眼力，也只有人才有着平常人更多的创造力。社会不过是人才为了发挥自己的才能在各取所需自然的资源，社会又转化成一种人才对抗大自然的资源。但是各取所需就导致人才的多样性和层次性。至于多样性的人才什么时候重要，什么时候次要，又是一种历史的各取所需。也可以说成人类发展过程中对人才的各取所需。水无常形，势无常态，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历史正是有阶段性，你在这个阶段你再怎么蹦跶也是次要，你再怎么颓废也是重要。不过大家作为人才都没有本质区别，有区别的只是时代。这里不知道景翠是不是那个时代所谓的人才的潜力股，但可以知道杜赫已经成功推销了景翠。因为他清楚他那个时代，当时的东周需要怎样的一个人才，而这个人才必须物超所值。

刘歆对于中国古代书籍的分类整理和史学研究都是功不可没的。西汉建国以后，国家逐渐搜集了一批图书，汉武帝曾下令民间献书，汉成帝也曾派人到各郡国搜集遗书，到西汉末，国家图书馆书籍堆积如山。刘向、刘歆父子受任统领校书，刘向死后，则由刘歆独立承担这项巨大的工作。刘歆经过艰苦的努力，完成了这项工作，做成《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其中《辑略》是诸书总论和分论，其他6略实际上是把书籍分为6类。《七略》书已散失，班固作《汉书》有《艺文志》，共有书6略，就是采用了刘歆的分类法，大部分文字都是刘歆的原文，刘歆的这一工作对中国古代目录学和文献学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黄帝内经》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

《素问》的主要内容重点论述了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治疗原则以及针灸等内容。

《灵枢》是《素问》不可分割的姊妹篇，内容与之大体相同。除了论述脏腑功能、病因、病机之外，还重点阐述了经络腧穴，针具、刺法及治疗原则等。

《黄帝内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它不仅仅是一部经典的中医名著，更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文化巨著，以生命为中心，包含着哲学、政治、天文等多个方面学科的丰富知识，是一部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的百科全书。

《黄帝内经》可以用三个“第一”给它作一概括。

第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人类出现以后，就有疾病，有了疾病必然就要寻求各种医治的方法，所以医疗技术的形成的确远远早于《黄帝内经》。但中医学作为一个学术体系的形成，却是从《黄帝内经》开始的，所以《黄帝内经》被公认为中医学的奠基之作。

第一部养生宝典。《黄帝内经》中讲到了怎样治病，但更重要的讲的是怎样不得病，怎样使在不吃药的情况下就能够健康、能够长寿。《黄帝内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治未病”。《黄帝内经》中说：“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第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黄帝内经》以生命为中心，里面讲了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还有哲学、历史等，是一部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的百科全书。国学的核心实际上就是生命哲学，《黄帝内经》就是以黄帝的名字命名的、影响最大的国学经典。

扩展资料：

《黄帝内经》是我国的国学瑰宝，也是我国最早且地位最高的中医巨著，它是中医养生学之源。通过对这部古经的学习，我们能够洞察生命规律，学会了解自然，关注自身，顺应自然法则，达到天人合一，从而让人拥有健康的体魄，延长寿命。

《黄帝内经》的具体成书时间，目前尚无定论，但是不管哪个说法，它怎么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两千多年前的一本医书，现在依然被奉为中医经典，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黄帝内经》从宏观角度论述了天、地、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讨论和分析了医学科学最基本的命题——生命规律，并创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技术。

《黄帝内经》主张养生、摄生、益寿、延年。“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堪称中国养生之第一书。养生问题的核心是转变生活方式，目的是提高生活质量。生命质量要提高，生活质量必须要上去。生命质量是生活质量的核心。

——黄帝内经 （医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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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歆，西汉末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目录学家、天文学家。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沛（今江苏沛县）人。曾任黄门郎、中垒校尉。继承父业，总校群书，撰成《七略》，对中国目录学的建立有一定贡献。> >刘歆是西汉皇室宗亲，其父刘向是当时的知名学者，博通经史，在天文学方面也很有造诣，在朝廷中做过官。少年时代的刘歆已精通了《诗经》、《尚书》等当时 被认为是最古老、最经典的书籍。当时的西汉皇帝是成帝，他听说刘歆小小年纪学识渊博，特意召见了他，让他做了黄门郎，这是刘歆走上天文学研究和进人政治舞 台的第一步。> >　河平年间（前28～前25年），皇帝令刘歆与其父一同负责整理、校订国家收藏的书籍。刘歆有机会接触到当时的各种书籍， 他更加如饥似渴地钻研，无论是史书、典章制度、政论文章，还是诗赋、科学著作等，他都认真研习，成为一位无所不通的大学问家。建平元年（前6年），刘歆的 父亲刘向去世了，皇帝任命刘歆为中垒校尉，统领校书工作，完成他父亲未竟的事业。> >　汉成帝死后，汉哀帝继承了皇位，西汉王朝的统治权逐 渐落入手中。王莽在汉哀帝面前盛赞刘歆才能卓著，品行高尚，推举他做了侍中大中大夫，此后又逐渐升为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成为显赫人物。刘歆在校书 时发现了一本《春秋左氏传》，认为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建议国家设立专讲这本书的学官，同时提出另外三本书《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也应专门设 立学官，当时各科讲学的博士都反对刘歆这一建议，刘歆就给主管学官的太常博士写了一封信，批评诸儒生抱残守缺，拒绝接受新的发现，以自己的偏见反对真理。 这封信在儒者中激起了轩然 ，当时著名儒者纷纷以各种形式攻击刘歆，指责他改乱旧有章法，诋毁西汉历代皇帝建立的制度。刘歆不得不采取退避的方式，主动 提出离开京城，到地方去做官吏。不久，汉哀帝死了，王莽已经完全掌握了朝政，王莽非常欣赏刘歆的学识，他向皇太后推荐刘歆，皇太后任命刘歆为右曹太中大 夫，很快又提升为中垒校尉、太史令、京兆尹，并封为红休侯。> >　始建国元年，王莽正式做了皇帝，刘歆被封为国师、承新公，是当时皇帝之下 权力最大的四辅之一。但是，刘歆此后为王莽做的事越来越少。到了地皇四年（23年），各地反王莽的起义势如烈火，王莽政权摇摇欲坠。王莽手下的另外两个重 臣劝刘歆与他们一同起来反对王莽，刘歆终于同意了劫持王莽，投奔南阳新建立的汉政权。计谋已定，遗憾的是，迷信占星术的刘歆，坚持要等到太白星出来再举 事。太白星就是金星，中国古代占星术认为它是一颗掌管战争的星，顺着它的光芒进兵就能打胜仗。刘歆的迷信害了他自己，为等太白星出来，他们不得不推迟行 动，结果延误了时机，机密泄漏，刘歆被迫自杀。一个伟大的天文学家却成了占星术的牺牲品，演出了一场历史的悲剧。> >　刘歆对天文学有多方 面的贡献，他编制的三统历是根据太初历改编的，其中加入了许多新的内容。太初历是汉初天文学家邓平、落下闳等人编制的，从太初元年（前104年）一直沿用 到西汉末。刘歆系统地叙述了太初历的内容，又补充了很多原来简略的天文学知识，并仔细分析考证了上古以来的天文文献和天文记录，写成了《三统历谱》。《三 统历谱》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著作，它的内容有编制历法的理论，有节气、朔望、月食以及五星等的常数和位置的推算方法，还有基本的恒星位置 数据，可以说，它含有了现代天文年历的基本内容，因而《三统历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　三统历在中国天文学史上首次 提出了岁星（木星）超辰的计算方法。我国在春秋时代已经发现了岁星超辰问题，但是没有提出超辰计算法，刘歆分析了《左传》等史书中关于岁星位置的记载，提 出了岁星每144年超辰一次，数值虽然并不准确，但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用科学态度探索岁星超辰规律的尝试，这一思想是十分宝贵的。> >　刘歆 还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提出接近正确的交食周期的天文学家。交食包括日食和月食，交食周期的最早记载出现在的《史记》中，但由于可能是某些数字的错乱， 现在很难确定它的周期值。刘歆坚信日、月食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他通过分析各种书上的月食记载，提出了135个朔望月有23次交食的交食周期值。刘 还在《三统历谱》中对上古年代做了排列，远溯到上古，引经据典，数值虽然不太精密，但这种方法是他的独创。> >　刘歆除了对天文学有重大贡 献外，对于中国古代书籍的分类整理和史学研究都是功不可没的。西汉建国以后，国家逐渐搜集了一批图书，曾下令民间献书，汉成帝也曾派人到各郡国搜集 遗书，到西汉末，国家图书馆书籍堆积如山。刘向、刘歆父子受任统领校书，刘向死后，则由刘歆独立承担这项巨大的工作。刘歆经过艰苦的努力，完成了这项工 作，做成《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其中《辑略》是诸书总论和分论，其他6略实 际上是把书籍分为6类。《七略》书已散失，班固作《汉书》有《艺文志》，共有书6略，就是采用了刘歆的分类法，大部分文字都是刘歆的原文，刘歆的这一工作 对中国古代目录学和文献学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　刘歆对经学和史学研究也有重要影响。汉武帝时官学有《易》、《书》、《诗》、《春 秋》五经，这五经都是秦以前的经典，后来五经逐渐增到14家，由14家博士官讲授。当时的经书都是用汉朝通行的隶书写的，叫今文经。今文经学多是用迷信、 繁琐且穿凿附会的内容解释经书，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当时还有一种用篆文写的经书，叫古文经书。讲古文经书的叫古文经学，它排斥迷信，语言简练，保持古朴的 传统。但由于今文经学盛行，古文经学没有立为官学。刘歆为古文经学立为官学作了积极的努力，终于在太学里立了《左氏春秋》、《毛诗》、《周礼》、《古文尚 书》4个古文经学博士。在史学方面，刘歆对《左氏春秋》作了大量研究，我们现代看到的《左传》就是经过刘歆整理校订的。

一、中国神话和西方古希腊神话的谱系，异同在哪里？

由于中西方地理，制度，文化，政治因素不同，中西方神话自然不同。

古中华文明发祥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地广土沃，适于生存，这里孕育出的中华文明，含蓄、内敛、温敦、中庸。——最大灾害是洪水，需统一协调治理，这需要一个大禹一样的英雄人物。洪灾的消除令治水英雄获得神一般的尊崇，这是神人同源的来源，也促进了中国大一统文化。

古希腊文明不同。希腊半岛多山环海，地势崎岖，小块平原为陡峭关山阻隔，分割成诸多城邦，统一文化难以形成。贫瘠的土壤里种着葡萄和橄榄，填不饱肚子的古希腊人只能不断向外迁移扩张，建立殖民地，开展商贸，从古埃及、古西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活资料；——众多海港便利了航海，也促成了典型的海洋商业文化。

古希腊人没有古中国人那样的安全感。长期与恶劣的自然搏斗，练就了坚韧的筋骨和头脑，最终形成进取好斗的民族性格。当然，古希腊人对自然的敬畏也是其他民族中罕见的。

古中国神话里，原始社会部落首领变成神，后世封建帝王皇帝便纷纷效仿，也成为了神的代言人——天子，并形成了中国古典王朝制度。古典王朝期间，中国从未有过能制衡皇帝的宗教阶层。没有独立的「神」遏制皇权，帝王自己就是「神」，王朝更替无非“代言人”的更替。“神”并不独立存在，所以有了“天人感应”。学者思维务实不务虚、重具象、轻抽象。

另一半球，「神人不同源」，神的地位不可撼动，其在人间的代言人（教会）与人间统治者（国王、采邑领主）逐渐形成制衡。统治者权利得以遏制，欧洲大一统文化最终未能形成。教会力量崛起，一度出现了宗教泛滥的中世纪。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神”的位置逐渐为“自然”替代，现代科学摇摇在招手。——这个过程中，古希腊神话里特有的重抽象、重分析的品质对后世思维的影响，功不可没。

远古时代，人类对自然认识不够，面对诸多不可理解的现象，只能以自身去观照天地万物，作为解答。这些人类最朴素的思考，经过漫长岁月，附着于文字，承载下来，成为今天的神话。

最大区别，那应是：神与人的关系。

古中国神话，神与人同源不同构。神来源于人。神农氏、伏羲氏、女娲氏、后羿……最初都是部落领袖，凡胎肉体，后因杰出贡献，被供奉为神。这些神，个个贤明，普度沧生，不食人间烟火，亦无七情六欲，与凡人明显“不同构”——精神不同构。

希腊神话里，神与人却是同构不同源。神与凡人一样，有优点也有缺点，有个性也爱争斗。同时，神与人之间又有着严格界限，凡人就是凡人，再怎样也不能成为神，即便人神结合生出英雄来，也是人，也必有一死。

我们看中国神话，女娲补天，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愚公移山……总是充满乐观的色彩。看那追日到心碎的夸父、填海到花凋的精卫，过程如何痛苦，最后，都有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古希腊神话则不然。俄狄浦斯，阿基里斯，阿伽门农……凡人与英雄，再挣扎，再卓越，不过无情命运的玩偶，终究不能摇身一变而成为神。

古中国神话里，神的地位并不总是坚不可摧。商朝事鬼神，但周朝周公提出“敬天保民”后，“民”的意识逐渐觉醒，「唯心主义」逐渐向「朴素唯物主义」转变——神的地位也尴尬起来。孔子、司马迁力图从神话里剔除出背后真实的历史，实现“神话历史化”，这是时代的进步，却也损害了神话的艺术性和文学性。

今天的中国神话，精短丰富，庞杂无章，没有西方「荷马史诗」那样的专著神话记载，也无完善的神话谱系。一部「山海经」，算是古国浩瀚卷帙中为数不多、记载相对丰富的书籍。此外一些则杂散在《左传》《国语》《搜神记》等早期文集里。（汉代刘向《列仙传》，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属于“鬼话”“仙话”，要与“神话”区别开来。）

古希腊神话，人对神的敬畏却是自始终的。许多真实历史事件，被人视为神的意志。所以西方讲“历史神话化”。荷马史诗便是很好证明。

汉武帝元光五年 (公元前136年) 冬十月，河间王刘德朝见。汉武帝提了一些问题，刘德都依据儒家的思想，对答如流。汉武帝嘿然冷笑，对刘德说了这么一句：

“ 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 ”

“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是儒家的一句经典台词，翻译过来就是说：商汤王当年只有方圆七十里的地盘，可他大行仁政，最终夺取了夏朝的天下；周文王当初只有方圆百里的地盘，可他大行仁政，最终夺取了商朝的天下。儒家经常用这句台词来告诫君主们多行仁政，所谓“仁者无敌”，只要你实行仁政就会天下归心，实力再差，天下也是你的。

但这句话从汉武帝嘴中说出来，就是另外一个意思了。“王其勉之”，意思是说河间王您老兄和商汤周文差不多，好好干，最后天下都是你的。

汉武帝说了这句话后，河间王啥反应呢？史书没有记录刘德当场的反应，我猜不外乎是“脸色苍白，双股战栗，一身冷汗，差点尿了裤子”之类，但史书记载了刘德后来的反应， “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 翻译过来就是说，刘德回到封地后，整天喝酒听歌，搞各种娱乐活动，最后忧愤而死。

（题外：“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这句话用来告诫君主施行仁政不知道有没有效果，但这句话用来干坏事，效果特别好。据说，当年荀子投奔春申君，有人就用“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这句话来警告春申君要提防荀子，结果春申君就把荀子给赶走了。）

那河间王刘德到底是何许人也？汉武帝为何要用言语来挤兑他呢？

刘德的出生年份已经难以考订，有学者通过各种资料推测，刘德是汉景帝次子，为栗姬所生，出生年份应该在公元前176年-前175年。所以，刘德的另一个身份，是汉武帝刘彻同父异母的哥哥。

史籍记载，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立刘德为河间王。刘德这个人，喜好儒学，为人处世颇有仁者之风。刘向在《说苑》一书中，引用过刘德的话。刘德说自己信奉“尧道”，“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人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

从这句话来看，刘德是一个关心民生疾苦、主张仁义治国的诸侯王。他的所作所为，也确实与当时列国诸侯醉生梦死、声色犬马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刘德统治时期，河间国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处于全盛时期。不过，刘德在历史上最出名的，还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刘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主要有三点：

《史记·五宗世家》记载，刘德“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这句话简单翻译一下，就是刘德热爱儒学，品德高尚，所以山东一带的儒生们都聚集到他这儿了。

实际上，当时能形成河间儒家学术中心，先是具备了一定的历史条件。

首先是机遇。汉惠帝四年 (公元前191年) ，政府明令废除了秦朝流传下来的“挟书令”（禁止私人藏书议书的法令）, 学术自由的迹象开始显现。当时有几个诸侯王，重拾先秦时期的养士遗风，比如淮南王刘安，就养了很多道家的学者，并写出了《淮南子》一书。

其次是河间国接近儒学的中心。河间国所处的位置，是齐鲁燕赵交汇之地，是战国时儒学繁盛之地。而且，这个位置在秦汉战争时远离主战场，遭受的破坏相对较小。

最后，是儒家学者长期被压制，渴望出世。西汉前期，尤其是景帝时，政府主要好黄老之术，政府官员大多修习黄老之学，儒家学者抱着出世之心，却没有出头之日。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河间王刘德高举振兴儒学的大旗，振臂一呼，自然是应者云集了。

而且，刘德对这些儒家学者，接待得还特别到位。他不但修了一个叫“日华宫”的宾馆，给这些学者白吃白住，还开放了自己的藏书，给这些学者们研究（这个我们下文还会详细说明）。白吃白喝白看书，还特别受尊重，你说这些学者能不来么？所以才会有上文提到的“山东诸儒多从之游”。

秦汉之际，儒家的典籍连遭厄运，先是秦朝的“焚书”, 把民间的儒家典籍烧得差不多了，后是项羽入咸阳火烧阿房宫，把官藏的儒家典籍也烧得差不多了。这两把“火”让当时很多古籍失传，留下来的大多散落于民间。

刘德当了河间王后，主要工作就是搜集这些散落于民间的儒家典籍（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中华书局，专门整理古籍善本）。据说，他不畏劳苦，足迹踏遍鲁燕赵魏，只要一听说民间有善书者，就亲自跑去重金购买，而且，买卖做得还特别公平，总是命手下人重抄一份留与卖书者。对于那些不愿意卖的，刘德也不硬抢，而是好言求之，这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是挺难做到的。

史籍记载，很多人听到了刘德的贤名后，都不远千里，带着先祖的旧书来投奔刘德（嗯，当然也有人可能纯粹为了卖书卖个好价钱）。史籍记载，“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河间“故得书多，与汉朝等”，一个河间王的书，和朝廷里藏书一样多了。

河间王得到这些典籍后，并没有束之高阁，藏起来不管，而是“藏以致用”。

首先，他对所得之书进行整理研究，将其“聚残补缺，较实取正”，便于图书的传播发展。有史料证明，现在所称的《周礼》，当时叫《周官》，就由河间王带人补充过。

其次，坚持流通开放，藏以致用。在古代，官府藏书大多以藏为主，不对外开放。而刘德不同，他敞开门户，和手下的学者们一起研究，达到了资源共享的目的。

刘德除了礼遇儒生、搜集古籍之外，还专门设立了《毛氏诗》和《左氏春秋》的博士。

《毛氏诗》说起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一说《诗经》，大家就都知道了。两汉时期，《诗经》学比较繁盛，一共有鲁、齐、韩三家官立诗学。后来，刘德立善于说《诗》的毛公为博士，形成了《毛诗》一系。当时，鲁、齐、韩三家似乎更受青睐，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三家诗学渐渐式微，而《毛氏诗》却发扬光大，并最终成为了现在流行于世的《诗经》。这充分说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刘德是独具慧眼的。

《左传》在汉代称《左氏春秋》，刘德立《左氏春秋》博士，使这部经典以王国官学的地位得以继续传授，并流传后世，现在《左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文献典籍。

所以，在《诗经》和《左传》的传播上，刘德承前启后的功劳不可磨灭。清朝学者戴震对此大加赞赏，说刘德目光远大，很有见地，“当景帝、武帝之间，六艺初出，群言未定，献王乃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识固卓卓。”

上面我们说了，河间王刘德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这样一个人，汉武帝为何要用言语挤兑他，最终让他忧愤而死呢？

主要原因大概有两点。

河间王崇尚儒学，汉武帝也崇尚儒学，但两人崇尚的儒学，本质上却有很大的差别。

汉武帝崇尚的儒学，已经被后人奉为“儒宗”的董仲舒修改过，和传统儒学有很大差别。董仲舒一系的儒学，学术特点是“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是一种吸收了阴阳家、法家等多学派思想形成的一种新儒家思想体系，简而言之，就是“外儒内法”。这种儒学体系，是专为汉武帝想要的专制制度背书的，所以张汤，赵禹等以文饰法者，才能在政府中身居要职。

而刘德的儒学，是围绕着周礼而建构的，以传统的儒家仁义为核心，其思想内核是和中央政府格格不入的。

思想上的大一统，不允许有两个学术中心，所以河间儒学必然会遭到打击。具体打击手法上，汉武帝选择了“擒贼先擒王”。这一手极为有效，刘德死后，河间儒家学术集团也就烟消云散了。

上面我们说过，刘德喜好儒学，品德高尚，所以很多儒生都归附于他，因此形成了很高的声望。虽然他本人并无与中央对抗的野心（七国之乱时，河间王坚定地战在了中央政府一边），他的举动也完全源自于对学术的爱好，但聚他身边聚集了一些有活力，有想法的人，就足以让皇帝感到不安了。实际上，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皇帝会喜欢奋发向上的诸侯王，相反，越是沉溺于声色犬马，越是不得民心，皇帝对你才会越放心。这也是专制体制的一大特色。所以，汉武帝对刘德声望日高的事实，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刘德死了，但后人对他的敬仰却不绝于史籍。比如司马光就对刘德推崇备至，在《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河间献王赞》中，司马光认为刘德没当皇帝，乃“四海不幸”；朱熹也很欣赏刘德，他在《朱子语类》中说，假如河间王当了皇帝，用董仲舒为丞相，汲黯为丞相，那么汉朝的礼乐一定会兴盛起来（朱熹可能没注意到河间王刘德崇尚的儒家和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有本质的不同），这些赞美或许有夸张之处，但确实反映了刘德在中国文化传承中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刘德死后，谥号“献王”，“聪明睿知曰献”，据说，现在河北献县这个名称的由来，就是为了纪念刘德。

出自西汉刘向《谏营昌陵疏》，白话文如下：

昔者，有馈鱼于郑相者，郑相不受。或谓郑相曰：“子嗜鱼，何故不受？”

白话文：从前有人赠送鱼给郑国的宰相，宰相没有接受。有人问：你爱好吃鱼，什么原因不接受赠送的鱼？

对曰：“吾以嗜鱼，故不受鱼。受鱼失禄，无以食鱼；不受得禄，终身食鱼。”时人俱赞郑相。

白话文：郑国的宰相回答说：因为我喜欢鱼，所以不接受鱼。如果接受别人送来的鱼会使自己失去官职，没有俸禄也就无鱼可吃。不接受，则可清廉，保官职，可一辈子有鱼吃。当时的人都赞扬郑国的宰相。

刘向的文学贡献：

刘向学问渊博，曾奉诏整理五经秘书、诸子诗赋近20年，对古籍的整理保存做出了巨大贡献。撰成《别录》，为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

又集合上古以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衍行事，以类相从，撰成《洪范五行传》11篇，为中国最早的灾异史。文学上以辞赋和散文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