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库》所选均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最要之书”。举凡哲学、历史、文学、宗教、科学、艺术等各类基本典籍，只要是公认的国学经典，皆在此列。

2、《文库》所选均为代表当代最新学术水平的“最善之本”，即经过精校精注的最有品质的整理本。其中既有传统旧注本的点校整理本，也有获得学界定评的新校新注本。总之，不以新旧为别，惟以善本是求。

3、《文库》所选均以新式标点、简体横排刊印。中国古籍向以繁体竖排为标准样式。时至当代，繁体竖排的标准籍整理方式仍通行于学术界，但绝大多数国人早已习惯于现代通行的简体横排的图书样式。《文库》作为服务当代公众的国学读本，标准简体字横排本自当是恰当的选择。

集解

1汇辑诸家对同一典籍的语言和思想内容的解释，断以己意，以助读者理解。

2汇合“经”与“传”，为之解释

索隐，即索引，对古籍的注释考证。它将图书或报刊中的字、词、句、人名、地名、书名、主题等著录成简括的条目，注明其出处和卷次页码，按一定的检索方法编排成册。我们从一套大部头的书中找一名一事，要从头翻到尾，耗时又费力；成千上万种报刊，要从中寻找某个专题的资料，也好比大海捞针。假如利用索引，就可按图书索骥，二索即得。不但节约时间，还有助于了解学术发展动向。

索引分为两类。一是图书索引，按其索引的对象分为字句索引、主题索引、篇名索引、人名索引等等；二是报刊索引，有综合性的和专题性的两种，如《全国报刊资料索引》、《全国报刊文学论文索引》等。

索引的编排，有的按学科、有的按笔顺。使用之前务必先看编排说明，以免费时。

正义：又叫做“疏”，也叫“注疏”、“义疏”，是一种经注兼释的注释。义疏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唐代出于思想统一和科举考试的需要，由官方以指定的注本为基础把经书的解说统一起来，这种新的注疏唐人称之为“正义”。

古代对于六经的注解称之为传，比如注解《春秋》的《春秋左氏传》（《左传》）或者《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等等。

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注解可能也读不懂了，于是就有了注解“传”的“疏”，也就是说疏是对传的再解释。

《论语注疏》是魏何晏注，宋邢昺疏。（儒学有两种《论语正义》，一是何晏著，一是刘宝楠著）。

论语正义(何晏)

〖论语正义(何晏)〗二十卷。魏何晏（？-249）注，宋邢□（930-1010）疏。晏为三国魏著名玄学家，其生平事迹，详见《沦语义疏》。□为北宋著名经学家，生平事迹详见《孝经正义》。《论语》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历来备受儒者所重。自三国魏何晏撰成《论语集解》后，为其作义疏者代不乏人。至梁，皇侃广集众说，以南学思想为宗，撰成《论语义疏》。为何注申说疏通。但书成成于六朝清谈之世，所引各家大率以玄学为本，空言名理；皇疏己意亦多老、庄思想，又杂以佛道。故其义疏实际上已将孔子思想老子化；而对于《论语》中的名物制度，更是无暇顾及，不甚了了。有鉴于此，朝廷遂于咸平二年（999），诏令邢□与杜镐、舒雅、孙□、李慕清、崔□□等就何晏《集解》，改定皇侃《义疏》而为新疏，遂成此编。邢□诸人乃剪除皇氏《义疏》中的枝蔓之言，也即玄学之谈，而稍绳之以义理；重点在于其说解名物制度。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评其：“章句训诂名器事物之际甚详，故能与何注并传”，“其荟萃群言，创通大义，已为程、朱开其先路矣。”书成以后，由于邢疏义理及名物训诂皆胜于皇疏，故邢疏出而皇疏渐微，在《论语》的注解中，宋学即将代替汉学及其支脉魏晋玄学，亦自邢疏开始，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汉学、宋学，兹其转关。”并且，自此以后，何注邢疏便成为十三经中《论语》一经的标准注疏，在经学发展史上占据着至为重要的地位。而实际上，皇疏与邢疏各有特点，皇疏以玄学为宗，保存了大量六朝以前的古注；邢疏则稍以义理为本，亦采录了许多六朝以后的注释，如果抛开门户之见，二书价值并重，均为研究《论语》必备的参考著作。此书又被题作《论语注疏》或《论语注疏解经》，原本依何注皇疏作十卷，《十三经》汇刻本依《论语》篇数析为二十卷。除《四库全书》、《四部备要》本外，尚有各种版本的《十三经注疏》本，其中最佳者，为1957年中华书局排印《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本。

论语正义(刘宝楠)

〖论语正义(刘宝楠)〗二十四卷，清刘宝楠（1791一1855）撰。宝楠字楚桢，号念楼，江苏宝应人。道光进士，曾任直隶文安知县。父台拱长于考订，尤深于声韵文字之学，宝楠受家学而不坚持门户，初治毛《诗》、郑《礼》，后与同乡刘文淇、梅植之、包慎言、柳兴恩、陈立相约各治一经，其专治《论语》。《清史稿·刘宝楠传》称其“病皇（侃）、邢（□）《疏》芜陋，搜辑汉儒旧说，益以宋人长义及近世诸家”，仿照焦循《孟子正义》之体例，“先为长编，次乃荟萃而折衷之”，撰《论语正义》，后因官事繁忙，未能成书，交由其子恭冕续编终成。是书刻本卷一至卷十七，卷下均题“宝应刘宝楠学”，卷十八至卷二十四，则署“恭冕述”；知前十七卷为亲撰，后七卷为刘恭冕在长编的基础上续撰。是书在对皇侃《疏》邢□《疏》、朱熹《集注》充分辨证基础上，指正谬误，兼采善说，对其他诸家的佳注，也时有甄采。对清人的注解考证，更是博取众长，详加引录，主要有刘台拱的《论语骈枝》、刘宝树的《经义说略》、方观旭的《论语偶记》、钱坫的论语后录》、包慎言的《论语温故录》、焦循的《论语补疏》、刘逢禄的《论语述何》、宋翔凤的《论语发微》、戴望的《论语注》、毛奇龄的《论语稽求篇》、《四书□言》、凌曙的《四书典故□》、周炳中的《四书典故辨正》、陈□的《论语古训》、胡培□的《四书抬义》、翟灏的《四书考异》，江永的《乡党图考》，黄式三的《论语后案》等，其不仅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且能在注释中注重文字训诂、史实考订、阐发经义，尤其对典章制度、风俗礼节、历史故事及人名、地名的注释考证，更为详备，对不能定论的异说，多兼收并蓄，待读者鉴别。如对《为政篇》“举直错诸枉”句中的“错”字，先引《经典释文》：“错，郑本作措”。“再引《说文》：“措，置也”，再引汉《费凤碑》“举直措枉”为证，判明“错”为假借字，“措”为正字，训解颇为人确信。又如对《公冶长篇》“愿车马衣轻裘”句中的“轻”字，断唐以前本无“轻”字，是宋人依《雍也篇》“衣轻裘”句误加，并引阮元《校勘记》，列举四条证据证之，考证有较大说服力。又如对《学而篇》“千乘之国”的解释，马融据《周礼》而说“千乘之国”的地域为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包咸据《王制》和《孟子》而说“千乘之国”即百里之国，何曼《集解》则两说并存，宝楠则征引大量先秦古籍和前人考证，证明包咸的说法较为可信，解决了何晏的遗疑。书中如上举之力证训解，并不鲜见。其汉、魏古注辑录甚多，而且对古注尚有疏解，极大丰富了《论语》注释的内容，使这书出清人诸家《论语》注之上，至今仍为古今说解《沦语》之善本。卷二十四为何晏《论语序》，又附宋翔凤辑郑玄《论语序逸文》，也详为疏解，据而可知《论语》一书的演变过程。然其间也有注释牵强的地方，加之考引过繁，使人有望而生畏之感。是书的最初刻本是同治五年刻本，后据以翻刻或排印本很多，一九八二年中华书局《十三经清人注疏》新校点本最佳。

邢昺（932一1010年）字叔明，北宋曹州济阴（今山东菏泽）人。太平兴国初年，擢九经及第。授大理评事、知泰州盐城监。后召为国子监丞、国子博士，选为诸上府侍读，义改任国子祭酒。咸平二年（999）。任翰林侍读学士，受诏与杜镐、孙□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春秋传》、《谷梁春秋传》、《孝经》、《论语》、《尔雅》诸经义疏。四年，书成，凡一百六十五卷，命杭州刻板，颁行天下。后累官礼部尚书。□世为农家，深悉民事，故在东宫及内庭，侍上讲《孝经》、《礼记》、《论语》、《书》、《易》、《诗》、《左氏传》时，除据传疏敷引外，多引时事为喻，以俚语说民疾苦，深受世人尊崇，誉为“□儒”。他继何晏、皇侃之后，把玄学思想注人经学，恢复天的“自然”性质。反复强调，天本无心，岂能造元亨利贞之德；天本无心，也不能造元亨利贞之名。天本无体，也无言语之命。而“天道”，乃是自然而然之道，不是神意的表现。天所以能命，或是圣人以人事托之，如天之四德等；或是人感自然而生，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如贤愚、夭寿之类；或是天的自然功能，如利益庶物，四时之令递行，百物依时而生，万物资始等。这些皆不是“天意”的表现，不是“天”有意识安排。他虽然强调天的自然性质，但仍残留着“神”的形象。认为人作善事天降百祥，作恶事天降百殃，顺吉逆凶，这是天之命，故君子畏之。这也正是他认识上的矛盾之处。邢□主持整理七经疏义，是继唐孔颖达撰修《五经正义》之后，统一、熔铸儒学的又一壮举。其中《谷梁传》用东晋范宁注，《尔雅》用东晋郭璞注，《论语》用魏何晏注，梁皇侃疏，更进一步使南学统一了北学，也使玄学注人儒学。他吸收魏晋玄学思想，恢复了天的“自然”性质，初步改造了“天”的形象，而又力图论述“天命”，成为二程以“理”说天的前阶。主要著作有《尔雅注疏》、《论语正义》、《孝经正义》，均收入《十三经注疏》。

中国法制已有了二千多年经验的积累。自夏朝开始正式确立法制以后，每个朝代都建立了自己的法制，而且还不断总结经验，推进法制的发展。早在西周时已提出了“三典”的理论，即“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以后，又在法典的体例和内容等方面不断发展。从体例上看，自战国时《法经》的六篇，经过汉朝《九章律》等的演进，到隋朝的《开皇律》已形成十二篇及其篇名，并为《武德律》以及以后的《永徽律疏》所继受。

《永徽律疏》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法典，也是中国古代法典的楷模和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在世界法制史上具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可以说是世界中世纪法典的杰作。唐律的内容承前启后，在总结前人的立法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并且开创了中国古代法典中法律与历史结合的先河。

《唐律》之义疏自高宗时作成颁行后，终唐之世，一直没有废止过。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对律令格式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删修，结果是“总成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义疏仍与单行律并行。其后，义疏以两条渠道发挥着影响。

其一，义疏被后世径直沿用。五代后梁太祖时，法律有“律疏三十卷”，一仍唐旧；后周世宗时有司奏事，言法律“今朝廷之所行用者”，“律疏三十卷”，因当时尚未定法，所用皆唐之旧典；甚至到显德年间《大周刑统》（即《显德刑统》）编成，仍然是“与律疏、令、式通行”，义疏并未废除。宋代建隆年间制订《宋刑统》，鉴于《大周刑统》未能遍引《唐律》之义疏，重取唐代律、疏作法，从而使《宋刑统》成为《永徽律疏》的翻版。窦仪在《进刑统表》中所说的“旧（指《大周刑统》）疏议节略，今悉备文”，即指此事。金代之律，据《金史·刑法志》说：“历代采前代刑书宜于今者，以补遗厥，取《刑统》疏文以释之，著为常法。”则唐律之义疏，经宋而再传于金。明代置元代之后，重又仿唐律立制，不惟篇章、条文，义疏也多本于唐。清沿明制，《清史稿·刑法志》记曰：“诸臣以律文昉自《唐律》，辞简意赅，容致舛讹，于每篇正文后，增用总注，疏解律义。”当然，这已经是新的“义疏”了。

其二，义疏的方法被用在其他立法上。后周的《大周刑统》，据载：“其所编集者，用律为主，辞旨之有难解者，释以疏意；义理之有易了者，略其疏文。式令之有附近者次之，格敕之有废置者又次之。事有不便于令，该说未尽者，别立新条于本条之下；其有文理深古，虑人疑惑者，别以朱字训释。”这个“朱字训释”，就是新的义疏。《宋刑统》仿照此法，也增加“释曰”条目训释难解者及需参见者。至于《清律》的“总注”，实亦此类也。

总之，由唐代首创的义疏，一直沿用到封建社会之季世。道理在于义疏是使律文具体化、细密化的一种必要手段，是统一理解和执行法律的有力保证。而实际上，律文必须是“辞简义赅”的，这就是使疏解成为经常的、当然的要求。《唐律》义疏的得力之处正在这里。而它所代表的普遍性，也就变成人所共睹的普遍现象存在。

《永徽律疏》不仅是一部唐朝的法典，还是一部包括唐前期在内的中国法制史著作。其中的一些内容经过长期发展，达到了完备的程度。阅读《永徽律疏》，不仅可以知晓唐朝法制的内容，亦可了解包括唐朝前期在内的中国法制史的一些内容，获得中国重要制度建立的理论依据方面的知识。

唐律集封建法律之大成，被称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的代表，在中国以及东南亚法制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唐律的完备，标志着中华法系走向成熟。以中国封建时代的唐律为内涵，以周边封建国家法律为外延，构建了区域性的法律系统。中华法系与世界其他四大法系并称为世界五大法系。法系是指根据法律的历史传统，对法律所作的分类。凡具有同一历史传统的法律就构成同一个法系。中华法系是指中国古代的法律的体系，它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在世界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华法系与其他法系既有共通之处，又有自身固有的特点。他以自己独特的风采影响着亚洲与其有交往的各地，在世界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中国法制史上，唐律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无论是立法思想、原则、篇章体例，还是法律内容，都承袭了以往各代立法的成果，是前朝立法之集大成者，同时又有所发展和创新，使唐律熔封建法典之共性与自身发展完善之特性于一体，以“一准乎理，而得古今之平”著称于世，成为完备的封建法律形态。唐律不仅对唐代的政治经济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直接影响了后代中国封建法制的发展，成为后世封建立法的典范。元代人在《永徽律疏序》中说：“乘之（指唐律）则过，除之则不及，过与不及，其失均矣。”即对唐律的修改，随意乘除增删不是有过就是不及，都将影响其完整性、严密性。唐律正是以其严谨的结构，简明的文字，精确的注疏，完备的内容，而被后世各朝奉为修法立制的楷模，沿用不废。五代各国立法基本上取法于唐。宋朝的《宋刑统》，就律文而言，只是唐律的翻版。唐代作为强大的封建帝国，曾是亚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先进的文化（包括法律），被来往于长安的外国商人、僧侣、留学生传播到四方，是唐律对古代东南亚等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东南亚各国封建立法的渊源。历史地位

《唐律疏议》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仅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作了精确的解释与说明，而且尽可能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根据。《唐律疏议》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最高水平。

作为中国封建法制的最高成就，《唐律疏议》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及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因此前的《贞观律》等至今都已轶失，所以，《唐律疏议》成为中国历史上迄今保存下来的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会影响的古代成文法典。在中国古代立法史上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

古书注解的体例：

1、传注体：是经汉代学者奠基的以解释先秦文献词句为主的一种体例；

2、义疏体：是既释经文又兼释注文的一种体例；

3、集解体：是汇集众说的一种体例。

随文释义的注疏向来有很多名称，最初叫做“传”，叫做“说”，“解”，也称为“诂”“训”，后来又有“笺”、“注”“诠”“述”“学”“订”“校”“考”“证”“微”“隐”“疑”“义”“疏”，“音义”“章句”等别名。

这些名称有的名异实同，有的意义微殊，有的互相结合，成为新的名称，如“训诂”“诂训”“解诂”“校注”“义疏”“疏证”等，其用途各不相同。

现试举主要者一二：传，即传授讲解的意思，《春秋》有三传（《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传有的阐明大义，有的引申未言之意，有的逐句解释。

古语云“圣人作其书，贤者作其传”。传有内传、外传、大传、小传、补传、集传之分。注，取义于如水注物，对文字古奥、文义艰深之处，略疏典故。注也是现在通用的注释名词。

扩展资料：

古书注解的术语：

1、曰、为、谓之使用这三个术语时被释词总是处于术语之后，其含义等于现代汉语中的“叫做”。除了一般释义外这些术语有时还用来分辨同义词。

2、谓 意为“说的是……”、“指的是……”，被释词在术语之前。

3、貌、之貌表示性质或状态的术语，意为“……的样子”。

4、犹“犹”表示用近义词作注，或者是用引申义训释本义，意为“如同”、“等于说”。

5、读若、读如表示注音的术语等。

参考资料：

（一）汉代的注和唐宋的疏

由于语言的发展和口授传抄的错误，汉代人已不能完全读懂先秦古书，于是有人作注。汉注虽多是儒家的经书，注家思想也受儒家局限，但因时代距先秦较近，对字句的解释至今仍有很高的价值。同理，唐人不易读懂汉注，于是出现了新的注解方法“疏”（又叫“正义”），既解正文，又解注文。宋人也沿用这种方法。

（二）注疏的体例

后人把注疏与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的注音合刊成《十三经注疏》。以《毛诗正义》为例，注疏的体例是：用双行小字排在正文下，开头没有“笺云”的是汉毛亨的“传”，“笺云”是汉郑玄的“笺”，圆圈以后是陆德明的注音，“疏”字后是唐孔颖达的“疏”。疏的体例一般是举出所要疏的经文或注文的首尾各二三个字，用圆圈隔开，然后用“正义曰”再疏解。 （一）汉唐人的注解

1内容：汉唐人注解重在训释字句，加注读音，也有通释大意的。唐代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重在注明典故的来源和某些词语的出处，有的重在阐明哲学思想。

2范围：汉注从经书开始，后渐扩大。唐人除给经书作疏外，也注子书，还为汉代以后古书做笺注。

（二）宋人的注解

风格与汉唐大不相同，常利用注解来发挥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习称“六经注我”。

（三）清代的注解

1详尽可靠。一些学者对文字、音韵、训诂有较深的研究，注解风格为之一变，重视从材料出发，方法也有进步，所作注解大都详尽可靠，因此称为“朴学”。但有的不免于烦琐。

2注重校勘。

[附]两个校勘术语：（1）　“衍文”，指古书中误增的字。（2）　“脱文”，指脱落的字。

四、旧注中常见的术语

（一）曰、为、谓之：用来释义或辨析同义词，相当于“叫做”。被释词在后。

（二）谓：用来说明前面词语所指的范围或比喻，相当于“是指”、“是说”。被释词在前。

（三）貌、之貌：表明所解释的是形容词，相当于“……的样子”。

（四）犹：用来说明是以同义词解释同义词，或用引申义释本义，注释的词和被注释的词意义不完全相同，相当于“等于说”。

（五）之言、之为言：常用于声训。

（六）读为、读曰、读若、读如：用来注音（注释和被注释字不完全同音）。读为读曰：用本字说明假借字，注音兼释义；读若、读如：主要是注音，偶尔也用本字说明假借字。

五　对待旧注的态度

了解旧注的局限；不抹煞古人，也不迷信古人。吸收其有价值的东西

训诂学中,注、疏和正义三者之间的区别为：

1、注 ： 把自己对原文的理解和体会记载在原文下面。例如熟知的《水经注》。

2、疏证 ：通会古籍的义理，再加以补充、校正、考证和阐释。

训诂就是为古籍的字（词）释义（注解）。注解的形式有多种，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是“专书注解”——就是把对某典籍的注解专门成书。你问题中“传、笺、注、训、诂、说、解、诠、释、记、通、学、述、订、正、微、隐、书、义、义书、正义、音义、章句、集解、补注” 等等……，都是注解的方法。这样多的名称，其实可以归结为两类：（一），只解正文的“注”；（二），除了解正文之外，还解释 注文 的“疏”。

注、疏是自成一家的理论，另外还有汇集各家之言的“集解”、补充别人理论的“补注”。

正义又称疏，系在正经注基础上，融合众多经学家见解，对原有经注进行疏证，并对注文加以注解。唐宋以来，历代科举取士皆以经书及其注疏为依据，故群经注疏之写本、刻本流传甚多。北宋国子监有诸经正义单刻本，称单疏本，南宋时又复刻之。今传世群经注疏以单疏本为最早，而流传至罕。

注疏指后人读书时加的注解与评论，通常评注者都是学识深厚，考据细微的经学家。

前者比较系统，且内容连贯，简单可以理解为翻译一类。后者主要倾向于文中的一些较难的字词，是挑选出来的，不是全部。

《十三经注疏整理本》是学习研究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典籍，是研习古代哲学,文学,历史,伦理等等的必由之路。它采用清代阮元刻本为底本,全面吸收其<<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的校勘成果,在尽量保存原底本的基础上,择善而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