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五年，深秋八月，兖州官渡地界。这一年的北方，异常躁动，因为东汉末年最大的两位诸侯，在这一年夏天，开战了。曹操和袁绍这对总角之交，在背靠背各自扫平了正面战场后，终于翻脸了。

八月初，震动华夏、举世瞩目的官渡之战，正式打响。曹操驻兵中牟县西北的官渡，袁绍亲提十万机动兵力，从黎阳南渡黄河，在官渡以北与曹军相接。袁绍大军东西连营几十里，遮云蔽日，排山倒海，欲以雷霆万钧之势，无情碾压曹军，将曹操踏平在官渡。曹军这边，则寒碜得多，机动兵力不满万人，而且十分之二、三都是伤员。是的，曹操不得不用七千多人，对抗袁绍十万大军。

八月，袁绍连营稍前，东西数十里。曹操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曹操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袁绍进临官渡，起土山地道。

曹操当时的情况，实际只会更惨。其一，史料中的“曹操分营与袁绍相当”，说明曹操的七千多机动人马，甚至不能集中力量，而要分散防御袁绍东西数十里的连营。这样一来，曹军战斗力又要削弱。比如，当时程昱镇守的鄄城，守军就只有七百人。其二，曹军当时的军粮已几乎消耗殆尽，这一点比曹操的劣势兵力，更具有毁灭性。军队一日无粮，则立刻土崩瓦解。想想曹操和吕布争夺兖州时，因为饥荒而立即两相罢兵，就可知了。但后面的事，诸位知道，奇迹发生了。

曹操听了许攸的话，孤注一掷，亲自率领五千精兵，连夜奔袭袁绍的屯粮基地乌巢，在清晨六点，发动突袭。斩袁绍大将淳于琼，把乌巢烧掉，然后，回营，再然后，袁绍败了。

曹操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人夜往，会明至。曹操急击之，淳于琼退保营，遂攻之。张郃等闻淳于琼破，遂来降。袁绍众大溃。

东汉末年最大的一场战役，也是最离奇的一场胜利，就这样戛然而止。袁绍恐怕至死都不能明白，自己到底为何败得这样快。

官渡之战已历千年，但疑点迷雾向来重重。最大疑点是：曹操怎么就能以区区七千人，在阵地战中，挡住了、最终还打败了袁绍十万人？从任何角度看，这都匪夷所思。

如果还认为袁绍不如曹操——无论个人能力，还是其他方面——都是拜《三国演义》所赐。别的不说，仅公孙瓒这位袁绍劲敌，就抵得上曹操周边一圈子被他撂倒的诸侯之合——包括刘备——因为刘备当时整体实力很弱；也包括吕布。

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守之。

《孙子兵法·谋攻篇》这二十二个字，以袁绍当时的实力，随心所欲，想用哪个就用哪个。袁绍可以步步碾压，分兵围攻曹操的重要据点和城邑；袁绍可以正面强攻，可以不计伤员，不惜代价，不顾损失，和曹操硬杠死磕；袁绍可以稍用计谋——如曹操在白马和延津时做的一样——调虎离山，急行军，打回马枪，和曹操缠斗；袁绍还能就这么耗着，耗到双方都弹尽粮绝，看最后一口气，十万能不能吹过七千人；是的，袁绍甚至可以死守——如司马懿在雍凉和诸葛亮龟缩般死守——有什么了不起呢，最后赢，就是了。

袁绍竟然还是输了。

然而，一部失传千百年的神秘古籍，可以让当年的真相，大白于世。《魏晋世语》这部古籍，为晋朝史学家郭颁所著，但这部宝贵的历史资料，在历史的浪尘中，早已灰飞烟灭，不知何所了。幸运的是，我们能从裴松之对三国志做注时所引用的众多古籍资料中，一窥这部失传千年古籍的风采。

这部古籍有一段残言，保留了下来：公与绍相持，公时有马六百余匹。意思是：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曹操当时有六百多匹马。

对比陈寿《三国志》，我们在《钟繇传》里找到一条对应信息：太祖在官渡，与袁绍相持，繇送马二千余匹以给军。

钟繇当时在司隶，曹操命他镇关中。《钟繇传》说，他曾在曹操与袁绍相持官渡时，送马两千匹支援曹操，而《魏晋世语》却说当时曹操只有六百多匹马。

请问，钟繇支援曹操的马，哪去了？

古人作史，多引前著，陈寿写《三国志》，即是如此，则《魏晋世语》这则信息，可以肯定是来自曹魏时期的史料，具体哪一本，现在已不可考了，但很可能是王沈的《魏书》或鱼篆的《魏略》。而且这条史料，《三国志》是没有记载的。

《魏晋世语》这条残存史料的价值在于：它证明了陈寿记载官渡之战这部分内容时，据以引用的曹魏官修史料，水分很大。

那曹军当时的兵力到底多少？曹魏官修史料，将“两千匹”马，压缩为“六百匹”马，压缩了三倍有余。我们是否可以对应此比例，推算出曹军当时的机动兵力总数，约为七千多人的三倍，即大约不到两万五千人？

裴松之针对这一问题，曾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讨论：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绍为屯数十里，公能分营与相当，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绍若有十倍之众，理应当悉力围守，使出入断绝，而公使徐晃等击其运车，公又自出击淳于琼等，扬旌往还，曾无抵阂，明绍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

首先，袁绍东西连营几十里，曹操还能“分营”与袁绍抗衡，说明曹操的兵力不可能只有七八千人。曹操如果只有这么点人，那他分营几十里与袁绍相抗，则每一处据点，兵力最多不过几百人。这就荒唐了，袁绍随便派出几千兵力，就能分分钟把曹军灭掉，即便如程昱这位被曹操赞为“勇气胜过孟贲和夏育”的存在，领兵七百据守鄄城，袁绍难道攻不下来？

第二，袁绍有十万多人，如果曹操只有七八千人，袁绍理应围攻，断绝曹军粮道水源，但曹操尚能让徐晃出兵，袭击袁绍粮草辎重车辆，还能自带五千精兵，偷袭乌巢。请问，曹操还守不守官渡大营了？张郃又是如何败的？

第三，诸位知道，袁绍败后，曹操坑杀了七八万袁绍兵卒，如果曹操只有七八千人，即便他全部用上，怎么可能控制住七八万人？如果您想起白起，您要知道，白起坑杀的那四十万人的水分更大，而且其中还不知有多少是老百姓。

曹操收编青州黄巾精锐，至少得几万人。后来在兖州和吕布交战，因为饥荒削了一部分兵。但之后曹操又经历了一系列征伐战争：击吕布，打刘备，围黑山，等等，历经的战役数不胜数。而且，曹操拿下豫州，迁都许县后，大兴屯田，一年得谷一百万斛，从这些分析推测，曹操在兖州裁军后，不可能不征兵。估计官渡之战时，曹军兵力至少在三万人到四万人之间，还可能更多。

众所周知，晋承魏统，陈寿作为晋朝官方修史人员，他是尊崇魏武的。那他在编写史书时，必然要在细微处抬举曹操，又怎么敢在史书中将曹操这么出世的“大捷”，掰回原形？

对于神医扁鹊我们并不陌生，但是有一件事却令人挺意外的，那就是为什么考古出土了扁鹊医书，但扁鹊反而被踢出了教科书，按照一般的逻辑来说，这不刚好可以用地下材料来证实扁鹊这个历史人物吗？

（一）扁鹊医书

2013年，在四川成都地铁三号线建设期间，发掘出一组汉代古墓，这些墓葬被统称为“成都老官山汉墓”，其中出土了简牍920余件，其中文字共计约2万字。它们可以分成九本医学书籍，除了《五色脉诊》以外，所有的书都没有书名。

考古学家根据竹简的内容给它们命名。其中，最令学者兴奋的是人体经穴髹漆人像和九部医学竹简，无比珍贵，因为这九部著作很可能就是中医扁鹊学派失传已久的经典书籍。

对中医而言，张仲景的《伤寒论》一直都被认为是中医临床辨证体系确立的标志，但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汉简，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改写了历史，这表明其实在西汉之初，毕竟成熟的治疗体系就已经在中国出出现，并把中医临床体系的建立，基本上可以向前推至春秋时期。

（二）扁鹊其人

我们对于扁鹊的认识是从中学一本课文开始的，即“扁鹊见蔡桓公”，我们学到了“讳疾忌医”这个词，但是发生在扁鹊身上的事，绝对堪称传奇，因为按照《史记》的记载，扁鹊治疗过的三人，其时间跨度竟有300 年，这就很令人咋舌，即便中医再怎么能养生，扁鹊也不可能像彭祖那样活上三百多岁吧？

所以，经过专家学者的考证，发现这样一个神奇的事情，而这也正是神医扁鹊被踢出教科书的原因之一。

原来，所谓的“扁鹊”实际上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古代对于“神医”的尊称。我们现在知道的“扁鹊”的真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秦越人，但历史上仍有许多人叫“扁鹊”。比如，在《史记·扁鹊传》中，就又出现了一位名叫“扁鹊”的客栈老板，曾用一种特殊的药水帮助龙桑君治好了他的眼睛。因此，为了精确起见，教科书删除了扁鹊。 毕竟，扁鹊不是作为一个人单独存在的。

除此之外，四川老关山汉墓出土的《扁鹊医书》损坏严重，要详细研究和了解全部内容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扁鹊》留下的医书是否完整无法确定，所以为了严谨起见，专家也建议教科书先把他移走，有证据时再把他搬回来。 

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或许最早的扁鹊正是依托了这套完整的医学理论，从而建立或者开创了一个门派，由于其医术过于神异且流传久远，所以后来门人就被世人统称为扁鹊，这才由此造成了我们如今的困惑。

引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地大物博，文明上可达五千年之久，是世界上极少数文明没有断层的国家之一。更何况中国古代人民善于总结经验，基本上，每任帝王都要在自己的在位期间编纂各种史书和进行文化、技术总结。我们所熟知的类似书籍有《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就是帝王在位期间命令下属官员呕心沥血编写的。如今又在湖北的张家山再次发现震惊世界的张家山汉简！

正文

张家山汉简于1983年12月到1984年1月发掘出土的一座汉代墓。坟墓内并没有存放尸体，而是一些汉代竹简。这些竹简主要包括《二年律令》、《奏谳书》、《算数书》、《历谱》和遣册、《盖庐》、《脉书》、《引书》等《二年律令》就是讲述汉代律法的竹简。

根据可考的张家山出土的竹简得知，汉朝充分吸取秦代暴虐的政治模式，为避免秦的悲惨后果，汉注重休养生息，出土的《二年律令》简内容丰富，包括27种汉代律法，涉及当时社会范围较广，对于研究相关历史的学者都有重大意义，《二年律令》里相当一部分的律法都吸收了秦代律法，这给研究秦汉文化的相关学者提供了非常大的直接史实证据。《脉书》、《引书》则讲述了有关古代医学，道家养生的内容，时至今日，还有一定参考价值。《奏谳书》与《二年律令》能更进一步地解决秦律的一些疑难问题。在湖北省挖掘出的张家山汉简要比睡虎地简材料丰富不少，相对详实的资料也有力地减少相关专家关于秦汉历史的争论。

还有同样出土的《算数书》，内容主要讲了数学方面的实用问题，比我国第一部数学名著《九章算术》还要早。本书内容里涉及有直到现在仍然在负数和分数等数学概念，比欧洲还早了几个世纪。有关学者提出，《算数书》里所记载内容更像是作为一本字典来被当时的官吏使用，这足以说明古代时数学应用已经比较普遍。《算数书》里的许多内容大多整理于战国时代，最晚也不过秦。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二年律令》中所涉及到律法的思想，今人可以从这些律法中窥到古代生活的一角。在《二年律令》中，汉代封建社会对于父权的维护是天然的、绝对的。无论是亲属关系方面还是财产继承方面，父权嫡子都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如果有遗腹子的情况，也有明确的条文规定，这代表着古代人已经有了高超的立法意识和原则。父亲就是权力的象征，对于子女的生死有着绝对的掌握权。同时，确立一定的律法条例来确定父权的绝对权威，即使是主动自首也不能减轻处罚。再次，弱化或降低妻子儿女等人的人权。如果有人犯了罪，那么律法会规定妻子儿女以及其他家属受到同样的牵连，这样极大地把妻子儿女等人的人权如物品般附属于父权象征的人身上，这样就会无形之中加强“父权”在社会中的精神地位和实际地位。

张家山出土的汉简出现多本失传的“古籍”，比如《二年律令》和《算数书》等，出土的汉简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对于研究西汉的科技和历史现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脉书》、《引书》所刻竹简字迹清晰，是对马王堆中出土的帛书类古代医学文献重要补充，张家山所出土的医学竹简史更新了中国医学上的最早记录，其中所记载的一个关于人体骨骼修复的手术要比葛洪的记录早四五百年。

《算数书》是我国最早的数学著作，是我国数学的奠定书。著名的《九章算术》就是受《算数书》的影响而写成，这样看来，多个方面都开创了中国许多的先河，说改写世界是一点儿也不为过。而有些西方学者总是对这些既定的事实表示怀疑，中国大可不必放在心上，因为真相就白纸黑字地放在那里，谁也改变不了。

结语

张家山汉简所记载的内容比较全面，涉及有军事、医药、律法、科技等，相信能引起相关学者对于汉代社会和秦代等相关朝代的研究热，并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关注。但总有好事的西方学者不承认我国的灿烂的古代文化，觉得张家山汉简名不符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必去过多忧虑的，因为事实胜于雄辩。

中国从唐代开始提倡瓷器，柴窑出现在五代，后来又出现了汝、冠、葛、鼎等瓷器，柴窑被誉为所有窑中之冠。

柴窑是五代十国皇帝周世宗主席的御窑，据记载，柴窑始建于河南郑州，是周贤德五代以后的早年。生产的瓷器“绿如天，亮如镜，薄如纸，响如钟”。“这是当时许多窑炉中最好的一个。

柴尧在五代周贤德时期被烧毁，来自河南省正县，它最初适合做陶器，当时师宗姓柴，故名。当时又称御窑，宋代以后叫柴窑，它的瓷器像天一样绿，像镜子一样亮，像纸一样薄，像钟声一样响。它是滋润，细粒度，不同的颜色。它是古代窑炉的顶部，但底部大多是粗糙的黄土。

据唐家的司考记载，木窑始于汴河。据说在设计这件瓷器时，世宗皇帝问：“雨后，天是蓝的，云是破的。今天的窑上，我一定会提到“柴汝官阁顶”的窑。然而，这座木窑已经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即使你得到了残片，它们也可以制成皇冠、锥子和玩具，这些也是珍贵的。据说木器和瓷器“闪闪发光，但光是箭”。宝应有它，但箭不是不可避免的。很难掩盖和重复。”

清朝时，有专门的人对木窑进行了区分，底部有“柴”字的瓷器不是柴窑生产的，因为柴窑在宋代被命名为“柴窑”是为了区别它。当时是御窑。可以想象，清代柴窑瓷器应该有仿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