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谈及古代王朝，有一种负面评价，即“暴秦、烂汉、脏唐、弱宋、丑明、奴清”。所谓脏唐，一定程度说的是唐朝男女关系的过于开放，比如李治娶了李世民的妃子武则天，李隆基抢了儿子的媳妇杨玉环等，但这些是上层社会的乱搞，历朝历代都不干净，比如元清贵族的很多婚娶陋习，比唐朝要脏的多，因此关键要看民间风气如何。

那么，唐朝民间到底又开放到什么程度呢？敦煌发现一座遗址，解开了真面貌，这种开放的程度，让现代人可能都要瞠目结舌，以至学者感慨唐朝太开放了，令人感觉不可思议。

1900年，在甘肃敦煌市（如今酒泉下辖县级市）的莫高窟里，道士王园箓发现于莫高窟17窟藏经洞遗址，随后发现了大量唐代古籍文物。可以说，敦煌出土的古籍，每一本都令人动容，是无比珍贵的资料。让人遗憾的是，其中很多被王园箓贱价卖给了英法德日美等欧美文物贩子，导致中国敦煌文书大量遗失。

不过，幸运的是，莫高窟中还有大量文书没有被发现，从而逃过一劫：194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塑像中，1965年在莫高窟122窟窟前又续有发现，发现了大量唐朝经典古籍。除了经史子集之外，还有唐朝官方文书、私人文书等（如契约、诉状、籍册、书仪等），给研究唐朝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资料。

其中，有一些资料极为有趣，反应了唐朝男女开放的程度，至今读来仍让人感慨万千。

众所周知，在近代恋爱自由之前，人们一直认为，中国人的婚姻是由长辈意志、政治捆绑或门当户对的经济条件等决定，根本不可能存在“情感对婚姻”的重要性。真若离婚，也只是男人一纸休书，让女人从此声名狼藉，女人很难主动离婚。

然而，从敦煌文书中却可以看到，当夫妻感情不和时，无论哪一方都有权提出离婚，这就是所谓唐朝的“和离”。而且，这种“和离”之后，女人不会受到社会道德、官方法律等歧视。所以，“和离”一定程度上彰显了男女平等的思想。

敦煌文书中，就有十余件唐朝离婚文书，比如离婚文书名称为“放妻书”“夫妻相别书”或“女人与丈夫手书”等。

在《留盈放妻书（年代不详）》中，先讲述了夫妻感情很好，所谓“生前相守抱白头，死后要同于黄土”，但很快就出现婚姻危机，“何期二情称怨，互角憎多”，于是在乡老见证之下，夫妻双方解除婚姻，“夫则任娶贤女”、“妻则再嫁良媒”，立契为证，从此互不干扰。

唐朝较为平等的婚姻关系，折射出的是社会风气和两性关系的开放。敦煌文书中的记载，也佐证了这一点，唐朝男女关系的确比较开放。

《敦煌乡百姓康汉君状》是一诉状，讲述的是敦煌乡康汉君，向官府申诉，自己弟弟被吐谷浑人掠走，希望官府主持公道，将弟弟找回来。从这一点来看，唐朝官府还是很有威望的，也为百姓做过实事，所以康汉君才会申诉。

康汉君的这个弟弟，到底是什么人呢？其实，只是一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孽子”！原来，康汉君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却“不守妇道”“寡居生子”，由此生下了弟弟。

让人无语的是，关键诉状中有这么一句话，揭示出康汉君母亲的荒唐生活：“阿娘不知共谁相逢”！如果康汉君母亲只与一两个男人共度云雨，自然能知道孩子父亲是谁，关键是太多了，所以“不知共谁相逢”。

敦煌乡的一介村妇，都能这么放得开，而且还被社会所接受（诉状中正大光明写了出来），可见唐朝开放程度，绝对令人惊叹。如果放眼整个大唐，又何等旖旎？

除此之外，敦煌文书中还有一些开放记载令人叹为观止，就如同现在的男女关系秘籍。

敦煌文书《攘女子婚人述秘法》中，不仅有女子如何取悦丈夫，还有男子如何取悦妇人，或者如何泡妞，甚至还有更直白的秘诀——男女如何私通的各种土法，比如：

凡男欲求女妇私通，以庚子日，书女姓名封腹，不经旬日，必得；凡男欲求女私通，以庚子日书女姓名烧作灰，和酒服之，立即效验。

或许因为世道太乱，世人太开放，所以敦煌这个小地方，竟然也流传了“反外遇”的秘籍，就是如何判断妻子出轨的办法，与如今高明的情感文章几乎没什么区别，比如：

知妇人造事有外夫者，取牛足下土，着饮食中与妇人吃，时令夜间唤外夫名字；妇人别意，取白马蹄中土，安妇人枕下，勿使人知，睡中自道姓名。

对于大唐而言，敦煌尽管是沟通西域的要道，但总归只是一个小地方，但就是这样的小地方，甚至村民却都有如此精彩的生活，可想而知大唐的开放程度了，绿帽子可能满天飞吧。

或许正因如此，所以唐朝人才对李隆基夺儿子媳妇的行为见怪不怪，才对李治迎娶李世民妃子武则天的行为极为包容，玄奘徒弟辩机才敢私通高阳公主（房遗爱妻子），才会出现鱼玄机这样的情欲女皇这一切，都是因为唐朝社会太开放了！相信唐朝人穿越到了现代，会非常快的适应这里的情感世界吧。

所以，别总以为中国人情感含蓄，只是他们没有读懂大唐王朝而已。

中国甘肃省敦煌市、玉门市和酒泉市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统称敦煌汉简。时代约自西汉武帝末年(公元前1世纪)至东汉中期(公元1世纪),其中以西汉中、晚期及东汉早期简居多。

敦煌汉简的形制大致与居延汉简同，主要有简、牍、觚、_、封检等。敦煌汉简中官、私文书居多。官文书有诏书律令、司法文书、品约、符、传、例行公文及各式簿籍，私文书有买卖契约、书信等。

诏书以玉门花海出土的遗诏字数最多，全文凡133字，抄在一件木觚上(同一件木觚还有其他简文79字)，内容完整，未见于史籍。律令有捕律、"击匈奴降者令"等。捕律涉及对放弃亭守、投降、杀降者的处分，"击匈奴降者令"涉及斩首捕虏论功拜爵赐金钱的具体规定。司法文书如"言律曰畜产相贼杀，参分赏，和。令少仲出钱三千及死马骨肉付循请平"。引用适用法律并明确论决结果。品约有守御器品和烽火品约。守御器品是关于配置防御器具品种、数量的规定，今见如"郡、都尉、候障、亭燧守御器品"。烽火品约是关于燔举烽火信号的具体规定，今见如"敦煌郡烽火品约"等。

例行公文包含下行、平行、上行公文，今见如"十二月癸丑大煎都候丞罢军别治富昌燧，谓部士吏写移书到，实籍吏出入关人畜车兵器物如官书，会正月三日，须集移官各三通，毋忽如律令"。为下行公文。例行公文有特定的体式。常见簿籍有吏卒名籍、出入关致籍、兵簿、守御器簿、廪食簿、日迹簿等。官文书中还有文书处理过程中形成的封检题署、邮递记录等。这些文书有许多在当时无疑已转化为档案。

l00年的历史中，莫高窟的石窟在10多个朝代的众多统治者手中不断修缮、添 新，也不断倾塌、毁损。总体来说，经历了冰下几个阶段。(1) 初期。十六国时期是敦煌莫高窟石窟艺术的诞生期。

公元366年，前凉的乐傅 和尚在鸣沙山崖面上揭开了莫高窟艺术的第一页。这一时期的石窟内容以弥勒菩萨、禅定佛、说法佛为主要遗像。 它们沉思俯视，奉悯下界，很具有时代特征。北魏时期是石 窟艺术的大发展时期。

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统一河西地区，并设置敦煌镇。这一 时期的主要窟型是有人字坡顶和中心塔柱的“塔庙”（或叫“支提”）窟，壁画内容除本生故事外，多以千佛为主要题材。西魏灭<之后，北周统治敦煌20余年，其统治者宇 文氏尊经重儒，宇文邕还曾经念佛，这使得敦煌的石窟艺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现存北周时期的洞窟内容丰富，描写细腻，人物渲艺术手法多样，在技巧上充满探索精神， 为丰富石窟艺术的表达能力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探索。(2) 鼎盛期。隋朝的两个皇帝隋文帝、隋炀帝都十分信佛，把佛教尊为国教。

隋 文帝杨坚还诏令全国凡破坏佛像者均以“恶论”，从而增加了石窟造像的威严，也使 佛教迅速传播开来。 唐贞观十六年（646),翟思远一家修造的今编第220窟建成，这是 莫高窟艺术的一个里程碑。

武则天时期，由于她笃信佛教，再加上不断对西域用兵，从上到下为佛教与石窟艺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t会基础，许多方面都超过了前代。从神 龙元年（705 )到建中二年（781)是盛唐时期，也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时期。

为了维持西 北地区的安定，唐朝大大加强了河西的保卫力量，仅玉门、安西、敦煌三地就屯兵1。45 万人。当时的将军、都护、军使出兵西域，都带着许多文士、诗人、歌童、舞女、医人、星相术士、画匠、织工等各类随军服务人员。

于是，内地的新画风、新技法在莫高 窟有了直接的体现。 莫高窟的中唐时期称为吐蕃时代。吐蕃时代壁画塑像在精致细腻方 面是盛唐艺术的发展，笔墨精湛，线描造型的准确、生动都应是唐代艺术向深度发展所 取得的成就。

晚唐开凿的莫高窟石窟现存60个，在形式上和内容上较吐蕃时代有一些差 异。首先，出现了大幅的《劳度叉斗圣变》，这是沙州民众推翻吐蕃统治的喜悦心情的直接反映。 其次，《维摩诘经变》中吐蕃赞普的形象从壁画中消失。

再次，经变中以汉 族世家豪族的夫人子女代替了蕃装人物，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3) 衰落期。五代时期莫高窟的艺术风格是晚唐的继续。五代的壁画比较粗旷， 特别重视笔、墨、色彩的结合效果，所谓“焦墨其中略施微染”的画法被广泛应用。

西 夏在莫高窟的早期做法是改修前代洞窟，其画风受甘州和西州回鹘画风影响较大，壁画 218上的人物造型和装饰纹样，与伯孜克里克石窟的壁画十分相像。

元朝统治者也笃信佛教，当时全国比较流行萨迦派的金刚乘。因此，莫高窟现存的元朝石窟几乎都属于风格迥异的金刚乘藏密画派。明朝推翻元朝的统治后，封闭了甘肃酒泉西面的嘉峪关，繁荣 近1200年的敦煌莫高窟艺术宣告结束。

敦煌莫高窟的历史如下：

莫高窟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一书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尊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另有一说为：佛家有言，修建佛洞功德无量，莫者，不可能、没有也，莫高窟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比修建佛窟更高的修为了。 

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贵族们的支持，发展较快。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在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安史之乱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和归义军占领，但造像活动未受太大影响。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

元代以后敦煌停止开窟，逐渐冷落荒废。明嘉靖七年（1528年）封闭嘉峪关，使敦煌成为边塞游牧之地。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平定新疆，雍正元年（1723）在敦煌设沙州所，三年（1725）改沙州卫，并从甘肃各州移民敦煌屯田，重修沙州城。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沙州卫为敦煌县，敦煌经济开始恢复。莫高窟开始被人们注意。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发现了震惊世界的藏经洞。不幸的是，在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藏经洞文物发现后不久，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俄人鄂登堡等西方探险家接踵而至敦煌，以不公正的手段，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量藏经洞文物，致使藏经洞文物惨遭劫掠，绝大部分不幸流散，分藏于英、法、俄、日等国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仅有少部分保存于国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