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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2年的大明王朝，在战乱频发瘟疫横行的背景下，举国陷入混乱恐慌的氛围。值此危难之际，江南一位叫吴有性（字又可）的郎中，凭着精湛的医术编著了一部《瘟疫论》，不仅拯救了无数黎民，还由此成为中国瘟疫学的鼻祖。2013年上映的**《大明劫》，由冯远征饰演的主角之一江湖游医吴又可，即是以他为人物原型。

一、医者仁心

崇祯十五年，江苏吴县的土郎中吴又可，面对十室九空的家园，感到前所未有的压抑。

如果不是这场史无前例的瘟疫，年过半百的他或许此时正背着药箱走街串巷。万历十年出身农家的他，成年后自学几本医书后做了江湖郎中以图养家糊口，在当时这是个很不体面的职业。

明朝末年的小冰河时期，却让他这个卑微的小人物，走向了时代的前列。

明末的小冰河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冷的时期，特殊的气候使得明朝天灾不断。崇祯皇帝自即位起，华北、西北、长江中下游地区连年大旱，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蝗虫灾。

一时间流民四起，人畜死亡引起的瘟疫也迅速扩散到其他地域，到了崇祯十四年的时候，江南地区已沦为人间地狱。

“斗粟千钱，人相食，死亡塞道。”，众多医生面对这样的惨状，翻遍了古籍也是束手无策，只能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用治疗伤寒的方子去医治，结果可想而知。

身处疫区一线的吴又可，经过调查发现，眼前的一切显然不是伤寒所能解释的，要想根治必须采用新的方法。

于是，他果断地站出来疾呼：“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检古书。”，号召同行们不要在古籍里找答案。

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他做好防护到疫区询问疫情并记录。甚至为了找出病源，吴又可还在牛棚、猪圈、鸡舍等地蹲点留守，只为能找出科学的答案。

二、治疫良方

经过细致的观察和临床治疗，吴又可发现瘟疫是由“戾气”引起的。这种“戾气”和风、寒、暑、湿都不同，它不是虚幻的物质，而是从患者口鼻里传出后，再通过气体传入到其他人体内。

戾气能否导致瘟疫，取决于戾气的浓度以及人体的免疫力；不同的戾气侵入的部位不同，引发的疾病也不同；人类的瘟疫和禽兽的瘟疫，虽然都是由戾气引发的，但由于物种不同，治疗的方法也不相同。

这与现代医学里的病毒性呼吸道传染病的理论不谋而合，也是中医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找出了病原后，吴又可经过多次临床试验，研发了一个抵御瘟疫的药方：达原饮。

达原饮以槟榔、厚朴、草果、知母、白芍、黄芩、甘草七味中草药为原料。知母滋阴，白芍养血、黄芩清热解毒、甘草补虚调和，槟榔消食、厚朴疏气、草果辛味浓烈，组合在一起能起到极佳的祛疫效果。

达原饮的研制，使得横行了一年多的瘟疫终于被遏制了。然而自此以后，吴又可并没有得到后世的认可，他的这个药方一直被沉寂了三百多年，直到2003年才得以重见天日。

2003的SARS病毒来袭，全世界的医学界都为此束手无策，著名的中医学家任继学教授，用吴又可“毒疫之邪侵伏膜原”的理论，复原了药方达原饮，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

三、医道永存

待疫情平息后，吴又可回到了家乡，将他这期间对瘟疫的控制方法写成了一本45页的小册子，而这就是世界上不朽的医学著作《瘟疫论》。

只可惜吴又可生不逢时，他所处的时代正值命悬一线的明末乱世，时代没有为他提供安稳的研究条件。

直到几十年后，西方人研制出了显微镜，再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医学界才发现吴又可的“戾气”说与西医里的“微生物学”如出一辙。

《瘟疫论》是中国第一部急性传染病的医学专著，这部书中吴又可将瘟疫的传染方式分为9类，这就是著名的“表里九传辩证论”，直到今天还在造福人类。

在没有借助仪器设备的条件下，吴又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领先了西方200多年。

就在《瘟疫论》完成后的第二年，清军入关，崇祯皇帝自缢煤山，明朝就此终结。能治愈瘟疫却治愈不了人心，家国破碎之际，心灰意冷的吴又可回到家乡行医，从此不问世事，只求造福乡里。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清军统帅多尔衮为巩固政权颁布了残酷的“剃发令”，推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由此引发了江南地区的激烈反抗。心怀故国的吴又可，不肯剃发易服被清廷处死，终年70岁，妻子和儿子也投河自尽。

吴又可的绝学就此失传，然而他的家国情怀以及在医学领域的成就，就像《大明劫》里的那句台词：“王朝兴衰，唯有医道永存”。

明末鼠疫，又称明末华北鼠疫、京师大瘟疫、明末大鼠疫、疙瘩瘟，是指明朝崇祯帝在位期间中国北方出现的大鼠疫。

明代中期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空前少雨的年代，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首先在山西爆发。

明末大鼠疫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年），地点是山西。崇祯十四年传到河北，并随着李自成和清朝的军队传到更多的地区。崇祯十四年（1641年），鼠疫传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

解决方法：10月初的北京，一座恐怖的绝望之城，来了一个担任后补县佐虚职的福建人，他发现了鼠疫的治疗办法。他使用刺血法给病人治病，每天来看病排队的患者多达万人。到崇祯16年的冬季，大雪纷扬，北京的老鼠差不多死光了，人口也死的差不多了，导致人口密度大幅度下降，再加上这位福建人的治疗。北京的鼠疫病情逐步得到扭转。但彼时的北京城里，人鬼掺处，薄暮人屏不行。时人称因北京死人太多，鬼魂白天就在城中游荡，夜里更是群鬼夜号，处处鬼影。

　　我国古籍很早就有瘟疫的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可见，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时令之气的不正常，会导致“非时之气”，即会遭遇瘟疫。每逢发生瘟疫，人们都想办法祛除。

　　比如击鼓“逐疫”。古代一进腊月，人们要击“腊鼓”，用于祭傩驱疫。《吕氏春秋·季冬》：“命有司大傩。”高诱注：“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东京梦华录》：“自入此月（腊月），即有贫者三数人为一伙，装妇人神鬼，敲锣击鼓，巡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祟之道也。”即古代腊月“击鼓驱祟”的习俗。

　　还有，国家免税减租，减轻民众负担，重振生产和经济发展。如公元前67年，汉宣帝在瘟疫后下诏“其令君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此后，历朝历代都有过瘟疫发生后，政府官员到疫区巡视，安抚百姓，或开仓赈济，或派遣医生施药救之。

　　总之，古代祛除瘟疫的方法，虽不乏迷信色彩，但也体现了古人对待瘟疫的态度是积极诚恳的。可见，只要上下一心，同舟共济，就一定能战胜瘟疫，渡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