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 拼音 2 《全国中草药汇编》:柴桂 21 柴桂的别名 22 来源 23 炮制 24 性味 25 功能主治 26 柴桂的用法用量 27 备注 28 摘录 附： 1 用到中药柴桂的中成药 2 古籍中的柴桂 3 用到中药柴桂的方剂 1 拼音

chái guì

2 《全国中草药汇编》:柴桂

21 柴桂的别名

臭马桂、三条筋、桂皮香

22 来源

樟科樟属植物川桂Cinnamomum wilsonii Gamble，以树皮入药。立春至处暑期均可采剥，以夏初最宜。

23 炮制

选树干径达15厘米以上的桂树（过嫩则质量差，不宜砍伐），将树干锯成50厘米长的短节，剥下树皮（切勿折破），置于室内以青草覆盖“发汗”，至发热时取出，再按树皮的厚薄大小，纵切成宽约10～15厘米的条块，晒干即成。

24 性味

辛、甘，大热。有小毒。

25 功能主治

散风寒，止呕吐，除湿痹，通经脉。用于呕吐，噎膈，胸闷腹痛，筋骨疼痛，腰膝冷痛，跌打损伤。

26 柴桂的用法用量

1～2钱。

27 备注

（1）同属植物三条筋树Cinnamomum tamala Nees et Eberm的树皮在西南地区也称柴桂。

28 摘录

《全国中草药汇编》

用到中药柴桂的中成药 鳖甲煎丸

无所不备。而又以虫蚁善走入络之品，搜剔蕴结之邪。柴桂领之出表，消黄导之降里。煅灶下灰清酒，助脾胃而温

更多用到中药柴桂的中成药

古籍中的柴桂 《医学入门》：[外集·卷三（病机）外感]伤寒用药赋

则为病，火欲实水当平之，不欲偏胜也。身恶寒而阳经柴桂，阴经桂。阳经，柴胡桂枝汤∶柴胡一钱，桂枝、黄芩

《伤寒指掌》：[卷一少阳本病述古]呕

少阳。宜小柴胡汤主之。若表邪不解而呕。属太阳。宜柴桂汤。若食谷欲呕。属阳明中寒。宜吴茱萸汤。呕吐涎沫

《青囊秘诀》：[上卷]肚痈论

愈，加人参用之更妙。秘决∶肚痈须用鸣宝丹，黄二两草三钱，术银二两车床五，柴桂贝萸一钱添。《青囊秘诀》

《医宗金鉴》：[卷四伤寒心法要诀]少阳可吐可汗可下

栀子豉,痞硬冲喉瓜蒂平,发热恶寒肢烦痛,微呕支结柴桂宁郁郁微烦呕不止,心下痛硬大柴攻误下柴胡证仍

《医学摘粹》：[伤寒证辨]呕证

或不大便，宜大柴胡汤。如表不解之呕，属太阳也，宜柴桂汤。食谷欲呕，属阳明也，主中寒，宜吴茱萸汤。得汤

更多古籍中的柴桂

用到中药柴桂的方剂 鳖甲煎丸

中药的炮制，历史上又称“炮炙”“修治”“修事”，是指中药在应用或制成各种剂型前，根据中医药理论，依照辨证施治用药的需要和药材自身性质，以及调剂、制剂的不同要求，而进行必要的加工处理的过程，它是我国制备中药饮片的一门传统制药技术，也是体现中医药学特色的特定专用制药术语。由于中药材大都是生药，其中不少的药物必须经过一定的炮制处理，才能符合临床用药的需要。按照不同的药性和治疗要求又有多种炮制方法，同时有毒之品必须经过炮制后才能确保用药安全。有些药材的炮制还要加用适宜的辅料，并且注意操作技术和掌握火候，故《本草蒙筌》谓：“凡药制造，贵在适中，不及则功效难求，太过则气味反失。”可见炮制是否得当对保障药效、用药安全、便于制剂和调剂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药的炮制、应用和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及历代中医药文献中都有不少中药炮制的散在记载，到逐步发展出现了《雷公炮炙论》《炮炙大法》《修事指南》等炮制专著，使炮制方法日益增多，炮制经验日趋丰富。

中药炮制的目的大致可以归纳为八个方面。

一、纯净药材，保证质量，分拣药物，区分等级

一般中药原药材，多附着泥土、夹带沙石及非药用部分和其他异物，必须经过挑拣修治，水洗清洁，才能使药物纯净，方可保证质量，提供药用。如石膏挑出沙石、茯苓去净泥土、防风去掉芦头、黄柏刮净粗皮、鳖甲除去残肉、枳壳去瓤、远志抽心等。同一药物，来源不同，入药部位还需分拣入药，如麻黄（茎）、麻黄根，荷叶、莲子等。再如人参、鹿茸、冬虫夏草、三七等贵重药材尚须分拣，区分优劣等级。

二、切制饮片，便于调剂制剂

将净选后的中药材，经过软化、切削、干燥等加工工序，制成一定规格的饮片（如片、段、丝、块等）。它便于准确称量、计量，按处方调剂，同时增加饮片与溶剂之间的接触面积，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便于制剂。一些矿物介壳类药物如磁石、代赭石、石决明、牡蛎等，经烧、醋淬等炮制处理，使之酥脆，同样也是为了有效成分易于煎出的目的。

三、干燥药材，利于贮藏

药材经晒干、阴干、烘干、炒制等炮制加工处理，使之干燥，并使所含酶类失去活性，防止霉变，便于保存，久不变质。特别是一些具有活性的药材，如种子药材白扁豆、赤小豆等，必须加热干燥，才能防止萌动变质。再如桑螵蛸、露蜂房、刺猬皮等动物药，不经炮制就更难保存了。药材的酒制品、醋制品均有一定的防腐作用。

四、矫味、矫臭，便于服用

一些动物药及一些具有特殊气味的药物，经过麸炒、酒制、醋制等处理后，能起到矫味和矫臭的作用，如酒制乌梢蛇、醋炒五灵脂、麸炒白僵蚕、滑石烫刺猬皮、水漂海藻、麸炒斑蝥等，以便临床服用。

五、降低毒副作用，保证安全用药

对一些毒副作用较强的药物经过加工炮制后，可以明显降低药物的毒性和副作用，使之广泛用于临床，并保证安全用药。如巴豆压油取霜，醋煮甘遂、京大戟，酒炒常山，甘草银花水煮川乌、草乌，姜矾水制半夏、南星，胆巴水制附子等，均能降低其毒副作用。

六、增强药物功能，提高临床疗效

如延胡索醋制以后能增强活血止痛功效，麻黄、紫菀、款冬花蜜制增强润肺止咳作用，大黄酒制后活血作用增强，*羊藿用羊脂炒后能增强补肾助阳作用。

七、改变药物性能，扩大应用范围

如生地黄功专清热凉血、滋阴生津，而酒制成熟地黄后则成补血滋阴、益精填髓之品；生首乌补益力弱且不收敛，能截疟解毒、润肠通便，经黑豆汁拌蒸成制首乌后功专补肝肾、益精血；再如生天南星加生姜、白矾制后称制南星，功能燥湿化痰、祛风解痉，药性辛温燥烈，而经牛胆汁制后称胆南星，变为药性凉润、清化热痰、息风定惊之品。由此可见药物经炮制之后，可以改变药物性能，扩大应用范围，使之更适应病情的需要。

八、引药入经，便于定向用药

有些药物经炮制后，可以在特定脏腑经络中发挥治疗作用，《本草蒙筌》所谓：“入盐走肾脏”“用醋注肝经”就是这个意思。如知母、黄柏、杜仲经盐炒后，可增强入肾经的作用；如柴胡、香附、青皮经醋炒后，增强入肝经的作用，便于临床定向选择用药。

中药文化 底蕴丰富

说到中国的药文化，由于它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所以其底蕴十分丰富。

然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故而导致某些误识。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药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很不够，长此以往，无疑对中药事业的继承、发展与推广是十分不利的。

这里，择其要者，略加论述，以飨读者。

在中国古籍中通称“本草”。

我国最早的一部中药学专著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唐代由 颁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药按加工工艺分为中成药、中药材。

有人说中药就是树皮，草根，这话说对了一部分。

中药离不开树皮，草根，如苦楝根皮，牡丹皮，茜草根，白茅根等均是中药，但不是所有的树皮，草根都是中药；中药主要起源于中国，除了植物药以外，动物药如蛇胆，熊胆，五步蛇，鹿茸，鹿角等，介壳类如珍珠，海蛤壳，矿物类如龙骨，磁石等，都是用来治病的中药。

少数中药源于外国，如西洋参。

目前，随着对中药资源的开发和研究，许多民间药物也归入中药的范畴。

所以，中药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用于防治疾病的植物，动物矿物及其加工品，不论产于中国，外国均称中药。

中药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充分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特点。

其一，毒药非“毒”

追溯到远古神农时代，《淮南子·修务训》中这样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

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二毒。

”由此，古代把所有治病的药物泛称“毒药”。

《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

”在古人看来，是药三分毒，实际上是指药物的特性；后来才用以专指毒性较大的药物。

《医学问答》对此有解释：“夫药本毒药，故神农辨百草谓之‘尝毒'。

药之治病，无非以毒拔毒，以毒解毒。

”医圣张仲景更有精辟之论：“药，谓草、木、虫、鱼、禽、兽之类，以能治病，皆谓之毒”，“大凡可避邪安正者，均可称之为毒药。

”神农一日而遇七十二毒，是说他一日之中，辨别了 70余种药物的特性。

药之特性，用对了可以治病救人，用错了就会伤人害命。

对中药，一言以敝之，就是用毒药治病。

神农尝百草的本草，是一种勇于探索的伟大义举，是一种舍生忘死的高尚行为。

无怪对起步于先秦、成书于东汉、历经几百年、融汇了几代医药学家的辛勤劳动与智慧的第一部中药学巨著，作者们宁肯要隐去自己的姓名，而冠以“神农”之名——《神农本草经》，除了受托古之风的影响之外，恐怕也是对这位中华民族药物学的圣祖的一种纪念吧 ! 由此不难看出，“毒药”一词的丰富文化内涵。

正是这毒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疗病保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二，四气疗疾

中药有“气”，“气”是什么？它能治病？我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在《神农本草经》中说：“药又有寒、热、温、凉四气。

”“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

”药之“四气”便由此而来。

中医药理论中说到“气”，居然有 27个义项。

这个“气”，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概念，而是特指“药性”。

我们的先祖用寒、热、温、凉来诠释药的特性，比“毒”要具体、科学多了，这中药的补，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别具文化情趣。

有补气、补心、补血、补肾、补脾、补肝、补肺、补阴、补阳等等，与之相应的 方药有“补心丹、补肝散、补肺散、四物汤、归脾汤、补阴丸、补血荣筋丸、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百合固金汤、补阳还五汤、补肾磁石丸、补肺阿胶汤等等，有以上功能的单味药，不下数十种，举不胜举。

此类补法多是补脏气。

这个“补”，是调理、增强的意思；这个“气”，是指生理功能，即用药物来调理增强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使之发挥正常作用，充分体现中药对人体功能器官治本的作用。

《神农本草经》中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 (即“类”)，并说：“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

”又说：“上药……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为臣，主养性以应人”，“下药……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

所谓养命、养性，都是突出了中药调养人体的功效，从而保证机体、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正常，这就是许多人信奉中药的原因之一。

这是中药学的进步，也是它的特色，这其中也充满了文化意味。

中药的这种特性，被一一体现在每一味药中，因为它对于疗疾治病十分重要。

对于寒病就要用热性药，对于热病就要用寒性药，这里药性与病性是相逆的，所谓相反相成，这就是药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

若非如此，如果“以热益热 (用热药治热病，下句仿此)，以寒增寒”，就会导致“精气内伤，不见(现)于外”，这是治疗上的严重失误 (《汉书·艺文志·文技略》)。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严肃地批判了那些“寒而冷之(是寒病，却用寒使病症更寒，下句仿此 )，热而温之”的医生，“是重加(即加重)其病”，必导致死亡。

中医药学上称这种用药方法为“正治”，即常规治法。

还用一种“反治”，将在本文“其五”中有述。

由此可见，运用药的“四气”来治病，是多么重要，许多服用过中药的人，或许对此知之甚少。

其三，药补趣话

此外，还有味补。

《神农本草经》中说：“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

这五味对人体有何作用呢？在《素问·宣明五气篇》中讲得明白：“五味所入 (即进的器官)：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

可见药味不同，功效各异，原因是，酸味能收能涩，苦味能泄能燥，甘味能补能缓，辛味能散能行，咸味能软坚润下。

根据五味的药用功能与进入相应脏腑的情况，也可以发挥其“补” (或补养、或调理)的作用。

这些恐怕都是一般人并不熟知内涵。

更有出人意料的补，将在本文“其五”中有述。

其四，君臣佐使

君臣本是一个政治术语，古代天子、诸侯都称君，辅佐君者称为臣，君臣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

古代药学家将它引入药物配伍组方中，成为方剂组成的基本原则。

早在西汉初年成书的《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岐伯回答黄帝关于“方制君臣”时说：“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神农本草经》说：“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欇”。

明代的何伯斋更进一步阐释说：“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使治病之药至病所者，使也”。

十分清楚地讲明了君、臣、佐、使之药的功能。

更详尽一点说，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作用的药物，按需要可用一味或几味；臣药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作用的药物，或者是对兼病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是辅助君臣药起治疗作用，或治疗次要症状，或消除 (减轻)君、臣药的毒性，或用于反佐药，使药是起引经或调和作用的药物。

以《伤寒论》中第一方“麻黄汤”为例，主治外感风寒的表实证。

君药——麻黄 (3两)，辛温，发汗解表以散风寒，宣发肺气以平喘逆。

臣药——桂枝 (2两)，辛甘温，温经和营，助麻黄发汗解表。

佐药——杏仁(70个)，苦温，降肺气助麻黄平喘。

使药——炙甘草(1两)，苦温，调和诸药又制约麻、桂发汗太过。

麻、桂、杏皆入肺，有引经之效，故不再用引经的使药。

麻黄、桂枝、杏仁、炙甘草的药性有有次，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协调作用，形成一股强大的药力，去攻克外感风寒这一堡垒，临床疗效十分显著，成为千古名方、经方。

中药方剂的组成不是几种药物的简单组合，而是在丰富的临床实践基本上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中文化内涵的核心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和”。

其五，药中哲理

中药自有它的药理，如前所述；还有它的哲理，常为人所忽视或不识。

我们知道，哲学是教人如何以更高层次认识事物、认识世界，并从中找出规律，以更好地指导我们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这里仅就药中哲理略谈一二。

(一)药性有“阴阳”：“阴阳”本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概括了天下万物相对的两种不同属性，大至宇宙天地，小至草木鱼虫的矛盾与对立、共性与个性，无不尽在其中。

这里仅择一些与自然、医药、人身有关的概念，以见一斑：天地、日月、男女、刚柔、动静、升降、生死、长消、寒热、正邪、益损、增减、气血、脏腑……《神农本草经》说：“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

”后世医药学家多用“阴阳”来阐释药理。

金代医家李杲在《东垣十书·汤液本草》的“药类法象”一章中说道：“温凉寒热，四气是也。

温热者，天之阳也；凉寒者，天之阴也。

此乃天之阴阳也……辛甘淡酸苦咸，五味是也。

辛甘淡者，地之阳也；酸苦咸，地之阴也。

此乃地之阴阳也。

味之薄者，为阴中之阳，味薄则通，酸苦咸平是也；味之厚者，为阴中之阴，味厚则泄，酸苦咸寒是也。

气之厚者，为阳中之阳，气厚则发热，辛甘温热是也；气之薄者，为阳中之阴，气薄则发泄，辛甘淡平凉寒是也……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甘涌泄为阴。

”通过阴阳，既阐释了药之特性，又阐明了药之功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规律性。

(二)治则有“反治”。

在其二中提到了“正治”，还有“反治”。

反治与正治相反，是当疾病出现假象，或大寒证、大热证时，对正治法发生格拒而采用的治法。

其中有“热因寒用”，是以热药来治疗真寒假热证，要佐以少量寒药，或热药凉服才发挥作用；有“寒因热用”，是指用寒凉药治真热假寒证，要佐以少量温热药，或寒药热饮才发挥作用。

这既体现了中医的辨证，又体现了用药的辩证法，具有很深的哲学内涵，这是中医药文化的独特之处。

(三)补益有哲理。

在其三中，讲到两方面的药补，金代医家张以正论补，颇具哲理，别树一帜。

1、他在《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一文中，从扶正祛邪的角度，按照中医五行理论，认为祛邪就是扶正，独出心裁，提出了与《素问》不同的“五补”：“辛补肝，咸补心，甘补肾，酸补脾，苦补肺”的观点。

以“辛”为例，辛味原本入肺，属金；肝属木，金能克木，所以用“辛补肝”(以下均仿此)。

张以正治病强调以祛邪为主，认为邪去正自安，偏重攻法，他所谓“补”，实际上已含有“攻治”的意味，后世称他为“攻下派”。

2、他在《补论》中，更是高论迭出：“予请为言补之法，大抵有余者损之，不足的补之，是则补之义也。

阳有余而阴不足，则当损阳而补阴；阴有余而阳不足，则当损阴而补阳”。

那么，具体如何补呢？他是这样阐述的：是热证，就用芒硝大黄一类的寒药，为了“损阳而补阴”；是寒证，就用干姜附子一类的热药，为了“损阴而补阳”。

他的结论语出惊人：“岂可以热药而云补乎哉？而寒药亦有补之义也。

”仅此二例便可以看出，这正是张从正所以能自成一家的超人之处。

其中的哲理和文化底蕴，需要我们细细品味，方解药文化之三昧。

(四)用药讲“中和”。

“中和”是儒家的哲学，认为能“致中和”，则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

《说文》云：“……事之调适者谓之和。

”中和，用于药理之中，含义有三层：一是调和，以不同的因素适度配合，使之比例恰当，如厨师之烹调羹汤，含有方法的意思；二是和谐、均衡、统一的状态。

“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

”是说君子用自己的正确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做到恰到好处，却不肯盲目附和。

可见，君子是很懂得“和”的道理的，我们的古代医药家们就是这样的君子!杨伯峻在《论语注释》中形象地解释“和”：“和，如五味之调合，八音之和谐，一定要有水、火、酱、醋各种不同的材料才能调和滋味；一定要有高下、长短、疾徐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使乐曲和谐。

”君臣佐使之中，还有一个最佳组合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麻黄汤中的几味药能达到最佳的辛温解表之效，而麻黄与细辛、羌活等辛温解表药物相配，却达不到这种效果的原因。

君臣之间，不但有相互协调(配合)的关系，还有相互制约的关系，晏子说：“君臣亦然。

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而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何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

”意思是：君臣也是这样，不能君说可，臣也说可；君说否，臣也说否，这样“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应当君说可，臣献其否成全可，反之亦然。

方药中的君臣，也是这样的道理。

从麻杏石甘汤，是治疗邪热壅肺的名方，用麻黄为君药，宣肺平喘，是“火郁发之”之义，但其性温，故配辛甘大寒之石膏为臣药，石膏既可清宣肺热，又可制约麻黄温性，使其去性存用，两者相配，肺郁解，肺热清，咳喘平，疗效可靠，深得配伍变通之妙，此可谓“臣献其可而去其否”之范例。

我想，中药方剂之所以有数千年的生命力，决不是偶然的，我们在本文中所提及的其二、其三、其四及其五的内容，在世界药学理论和文化中，都是独具特色、独一无二的。

它们不仅融汇了我们祖先在药学上的唯物辩证的睿智，而且形成了中药方剂必须遵循的圭臬，还具有极其丰厚的文化底蕴。

其六，用药有兵法

古人说：“用药如用兵，任医如任将。

”用兵用兵法上的战略和战术，而用药也是如此，不但要熟知药性，更要切中病机，有的放矢，才能达到治病的目的。

若说用药如用兵，就必须要了解它们的比拟中的联系：药有性属类别，兵有种类装备；药有轻用重用，兵有辅攻主攻；药有缓急攻补，兵有虚实强弱；药有配伍精良，兵有出奇制胜……清代名医徐大椿，不仅精通医术，而且深谙兵法，“舞刀夺槊、勾卒嬴越(布阵指挥作战)之法，靡不宣(广泛)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曾专著《用药如用兵论》，以讲述其中的道理。

他十分形象而透辟地论述道：对于循着六经传变的病邪，要预先占据它尚未侵袭的部位，就好比切断敌军的必经之路一样；对来势凶猛的病邪，要赶快守护那尚未致病的部位，就好比守卫我方险要的疆土一样；对挟带积食而造成的疾病，要首先消除积食，就好比敌方的辎车粮食已经烧毁一样；对新旧病的并发症，一定要防止新旧病邪会合，就好比切断敌方的内应一样……此外，还说到用药要辨明经络，好比派出侦察部队；依据病的寒热有反治之法，好比实施分化离间的策略……病势正在发展，就不宜在病邪猖獗时攻治，应坚守正气，好比使敌军疲惫；病势衰退，就一定要穷追病邪退去之处，再增加精锐药物，这好比摧毁敌人的巢穴。

还涉及到许多方面，这里不一一例举。

总之它充分启迪我们，在用药、用兵之间，去深入探讨其中的道理，决不是故意耸人听闻。

徐大椿最后总结道：《孙子兵法》一书，治病的方法完全包括在里面了。

多么催人深思

其七，中药理念

说到中药理念，似乎没有问题，但实际并非如此。

在许多普通人、乃至专业人士中，仍对此存在模糊的认识。

这里仅就一个热门话题“天然药物等于中药吗”谈谈看法。

前些年当世界兴起“天然药物”热的时候，我们自己业内的人也主张用“天然药物”来取代“中药”，并说这是与世界接轨，是让西方人接受中药的一个重要举措。

此举曾在药界掀起了不小的浪潮，一直延续至今。

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天然药物”的提出和兴起，是西方医药界针对西方人惧怕化学合成药物的毒副作用，从而转向自然界寻找新的药物途径，通过研究，从某些含有特殊药用成分的动植物身上，运用科技提取一种或(几种)药用成分，制成药物，用于临床，这无疑是当代制药学的一个新的领域、一种新的发展。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有些人竟以接受新事物为幌子，一下子就联系上中药了，认为中药汤剂西方人说它是“一锅浓浓的草根树皮黑汤，既不卫生，又难喝，还说不清它的成分，实在可怕”；中药丸剂西方人说它是“一团黑乎乎的药丸，难以接受”。

于是就下了这样的结论：中药落后，成分讲不清，应该赶紧改成“天然药物”，否则就会在国际上没有市场、没有前途。

难道“中药”真的面临绝境，惨到要改名换姓才能生存的地步吗？我们的观点是明确的：“天然药物”不等同于“中药”，务请诸君保持清醒头脑。

对于“天然药物”的概念与内涵，上文已做简述；而“中药”的概念与内涵，与之决不相同。

尽管中药材大都取自“自然界”，有些也可以直接药用，但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药”，我们称之为“中药”的，也不是可以笼统而言的，首先，是指经过炮制的各类饮片。

炮制的作用，除了清除杂质，便于制剂和服用外，更重要的是消除或减低药物的毒性和副作用，改变药物的性能，加强疗效。

以地黄为例，生地黄清热凉血，经用酒蒸晒成熟地黄之后，就具有温性而滋肾补血的功效。

炮制总分为水制、火制、水火合制等。

水制有洗、漂、泡、渍、水飞等；火制有煅、炮、煨、炒、烘、焙、炙等；水火合制有蒸、煮、淬等。

而每一种方法中又细含若干种具体方法，其内涵是极其丰富的。

而这些炮制方法，现在已成为我们国宝级的机密。

其次，中药是指按照四气五味、君臣佐使等特性与法则配比而成的方剂药物，而不是随心所欲的杂合物，然后根据需要，或汤、或丸、或散、或膏……由此可见，“中药”与“天然药物”，既不可混为一谈，又不可相互取代。

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药，有什么必要因“天然药物”的兴起，就乱了阵营，自动退避，主动靠拢，甚至要宣告投降呢？中药，就是中华民族的药，只有首先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它的四气五味、君臣佐使、正治反治等一系列独特法则与文化内涵，是不可轻意弃置，更不可随意取代的。

不能西方人说它是“一锅浓浓的黑汤”、“一团黑黑的药丸”，我们就自觉中药落后，没了底气。

如果放弃了汤药，中医的特色(辨证论治)也就失去了光彩，后果严重。

现在有模糊数学、模糊逻辑，无疑都是高深的科学门类。

由此我联想到了一锅汤药、一团药丸，目前对它们经过配比后的药物成分暂时说不清，那么，何不将它称之为“模糊药学”呢？由此我又联想到世界无论是自然界或是科学界不是有着许许多多的“模糊”难题在困惑着人类，等待我们去考察、研究、揭秘吗？对宇宙，我们知道了多少，又有多少模糊未知的，但是，我们不是有综合宇宙学吗？对人类居住的地球，我们依然存在许多模糊与未知，不是有综合地球学吗？就说对人体自身，我们到底还有多少模糊与未知，人类基因图谱的问世，无疑是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而综合性的人体科学还面临着多少有待探索的课题。

人类不会因为对某种自然现象处于模糊之中，而去指责它；人类不会因为对金字塔等许多古代建筑处于模糊之中，而去指责它们；人类更不会对自身的器官、组织、功能模糊不解，而去责怪它们……同理，人类暂时对一锅药汤、一个药丸的成分处于模糊之中，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何况它们已存在了几千年，救治和保养的人数以亿计，仅这一条就足以证明中药的科学性与实效性。

我不相信把这些道理告诉西方人，他们还要跟中药较劲 !要让世人都知道中药的内涵、中药的文化，其底蕴是何其丰富!我们的任务，在把中药推向世界的同时，要加大药文化宣传的力度。

我主张“中药”与“天然药物”应该相互并存、相互借鉴、友善共存、各谋发展。

世界如此辽阔，人类如此之多，不可能容不下这两种事物同生共存。

它们各有特色，各有优势，完全不必“合二为一”。

是金子总在闪光。

西方人不是照样吃上了中国的煎饼、油条、豆汁和菜肴吗？照样唱上了中国的歌曲、京剧，说上了中国的相声，穿上了中国的旗袍、布鞋吗？如果真有需要，外国人照样会喝中药汤、吃中药丸的。

中药的配伍

配伍是指有目的地按病情需要和药性特点，有选择地将两味以上药物配合同用。

、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往往是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常表现为虚实并见、寒热错杂、数病相兼，故单用一药是难以兼顾各方的。

所以临床往往需要同时使用两种以上的药物。

药物配合使用，药与药之间会发生某些相互作用，如有的能增强或降低原有药效，有的能抑制或消除毒副作用，有的则能产生或增强毒副反应。

因此，在使用两味以上药物时，必须有所选择，这就提出了药物配伍关系问题。

前人把单味药的应用同药与药之间的配伍关系称为药物为“七情”，“七情”之中，除单行者外，其余六个方面都是讲配伍关系。

现分述如下： (一)单行：即不需配伍，单用一味药即可治愈疾病，称为单行。

如清金散就是单用一味黄芩，治肺热咳血的病证。

(二)相须：即将性能功效相类似的药物配合应用，以增强原有疗效。

如石膏与知母配合，能明显增强清热泻火的治疗效果；大黄与芒硝配合，能明显增强攻下泻热的治疗效果；全蝎、蜈蚣同用，能明显增强止痉定搐的作用。

(三)相使：即在性能功效方面有某些共性，或性能功效虽然不相同，但是治疗目的一致的药物配合应用，而以一种药为主，加一种药为辅，能提高主药疗效。

如补气利水的黄芪与利水健脾的茯苓配合时，茯苓能提高黄芪补气利水的治疗效果。

(四)相畏：即一种药物的毒性反应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种药物减轻或消除。

如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性能被生姜减轻或消除，所以说生半夏和生南星畏生姜。

(五)相杀：即一种药物能减轻或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

如生姜能减轻或消除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性或副作用，所以说生姜杀生半夏和生南星。

由此可知，相畏、相杀实际上是同一配伍关系的两种提法，是药物间相互对待而言的。

(六)相恶：即两药合用，一种药物能使另一种药物原有功效降低，甚至丧失。

如人参恶莱菔子，因莱菔子能削弱人参的补气作用。

(七)相反：即两种药物合用，能产生或增强毒性反应或副作用。

如“十八反”、“十九畏”中的若干药物。

上述除单行外的六个方面，其变化关系可以概括为四项，即在配伍应用的情况下：①有些药物因产生协同作用而增进疗效，是临床用药时要充分利用的；②有些药物可能互相拮抗而抵消、削弱原有功效，用药时应加以注意；③有些药物则由于相互作用，而能减轻或消除原有的毒性或副作用，在应用毒性药或烈性药时必须考虑选用；④一些药物因相互作用而产生或增强毒副作用，属于配伍禁忌，原则上应避免配用。

基于上述，可知从单味药到配伍应用，是通过很长的实践与认识过程逐渐积累丰富起来的。

药物的配伍应用是中医用药的主要形式。

药物按一定法度加以组合，并确定一定的分量比例，制成适当剂型，即为方剂。

方剂是药物配伍的发展，也是药物配伍应用的较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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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据有关资料记载，炮制方法已非常之多，如蒸、炒、炙、煅、炮、炼、煮沸、火熬、烧、斩断、研、锉、捣膏、酒洗、酒煎、酒煮、水浸、汤洗、刮皮、去核、去翅足、去毛等。同时，炮制理论开始创立。我国第一部药书《神农本草经》序例写道：“药……有毒无毒，阴干暴干，采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陈新，并各有法……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不尔勿合用也”。

在南北朝刘宋时代，我国第一部炮制专著《雷公炮炙论》问世，记载的炮制方法主要有蒸、煮、炒、焙、炙、炮、煅、浸、飞等。该书对后世中药炮制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某些炮制方法，现今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明代时期，中药炮制发展得较为全面，在理论方面，陈嘉谟在《本草蒙筌》中曾系统地论述了若干炮制辅料的作用原理，记载为：“酒制升提；姜制发散；入盐走肾仍仗软坚；用醋注肝经且资住痛；童便制除劣性降下；米泔制去燥性和中；乳制滋润回枯助生阴血，蜜制甘难化增益元阴；陈璧土制窃真气骤补中焦；麦麸皮制抑酷性勿伤上膈；乌豆汤、甘草汤渍曝并解毒至令平和……”。他还强调：“凡药制造，责在适中，不及则功效难求，太过则气味反失。”著名的医药学者李时珍集诸家之大成，在其巨著《本草纲目》中专列了“修治”一项，收载了各家之法。

对有些炮制方法还运用中医理论加以讨论。继之，缪希雍又在《雷公炮炙论》的基础上，增加了当时常用的炮制方法，在他的著作《炮制大法》中，提出了著名的炮炙十七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心和重视中药炮制事业，使中药炮制事业发展很快。各地有关部门都对散在本地区的具有悠久历史的炮制经验进行了文字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全国大部分地区制订、出版了炮制规范。同时，国家在药典中也收载了中药炮制内容，并相继出版了一批炮制专著。如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中药炮制经验集成》，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药炮制学》等。

在科研方面，目前全国有许多中医药研究机构都开展了对中药炮制的研究，已有一定的科研队伍。在生产方面，中药炮制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药物饮片质量逐步得到了提高。随着我国技术的革新，炮制生产设备已逐步机械化，如滚动式洗药机，去皮机、镑片机、切片机，各种类型的电动炒药锅等。这些将朝着自动化、联动化的方向发展。

中医药四大经典著作是：《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

一、《黄帝内经》是一本综合性的医书，由多人完成，约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东汉至隋唐时期仍继续修订和补充，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对后世中医学理论的奠定有深远的影响。

该书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在黄老道家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 其基本素材来源于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的临床实践以及简单的解剖学知识。

该书奠定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是中国影响极大的一部医学著作，被称为医之始祖。

二、《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又称《八十一难》，是中医现存较早的经典著作。关于《难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其成书不晚于东汉，内容可能与秦越人（扁鹊）有一定关系。

《难经》之“难”字，有“问难”或“疑难”之义。全书共八十一难，采用问答方式，探讨和论述了中医的一些理论问题，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机、营卫、腧穴、针刺、病证等。

《难经》被认为是可以羽翼《灵》《素》的中医经典著作，其寸口诊法，对奇经八脉、三焦和命门的论述均为后世所继承。

三、《神农本草经》（又名：《本草经》《本经》），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

《神农本草经》全书分三卷，载药365种，以三品分类法，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简练古朴，成为中药理论精髓，是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

四、《伤寒杂病论》是东汉张仲景撰著，晋代王叔和编次的中医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备、理论联系实际的古典医学著作。该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

该书载方113个，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并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

该书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对于推动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