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国外的大文豪如此，中国古代的作家与诗人写作时也有很多怪癖，翻阅古籍和野史，那些作家与诗人的怪癖丝毫不比国外文豪看起来正常。有人一生苦闷，绝不放纵，把苦难作为创作的源头，有人一生放肆，饮酒作乐，将才气狂妄肆意地挥霍，有人勤奋努力，呕心沥血不眠不休只为一句好诗，有人贪睡享受，吃喝玩乐之间也能吟出惊人之句。他们的怪癖，无论放在古今中外，也都是令人难以理解和值得玩味的。

　在中国古代，有苦吟诗人这一说法，用来形容生活拮据、一贫如洗、以苦为乐的诗人。例如有“诗囚”之称的孟郊，是苦吟诗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甚至在去世时身无分文，惨到连棺材钱都出不起，若不是韩愈等友人凑了些钱，买了口薄薄的棺材安葬了这位苦吟诗人，才让他不至于尸横荒野。孟郊早年生活穷困潦倒，46岁才考中进士，50岁勉强当上个管治安的小官。他在任时可以为作诗忘记吃饭，以作诗为乐，进入忘我境界，一旦作诗，便不出门，甚至会放任手头事务于不顾，闭门谢客。有时候，他则外出饮酒作诗，一天不归。他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最终被人举报，县令大怒，罚他半俸薪资，且花钱雇人解决他留下的烂摊子。屋漏偏逢连夜雨，孟郊生活在此打击下更为清贫，他咽不下这口气，一怒之下，一不做二不休辞了职，才会沦落到死时连棺材都买不起的地步。

　苦吟诗人可不止孟郊一个，以苦为乐的诗人大有人在，例如贾岛、姚合都是苦吟诗人中的代表人物，他们一生两袖清风，穷酸清贫，以此为荣，认为苦难值得歌颂，不过比起孟郊来，宋代诗人陈师道的行为则更可以被称之为怪癖了，他在为人方面绝对值得称赞，一生清贫自守，高度自律，很有节操，才华上也毋庸置疑，在江西诗派里是仅次于黄庭坚的人物，不过，他写诗虽以苦吟著称，但陈师道的苦吟不仅要自己苦，只要是他身边活着的一切生物都要跟着受苦，家人乃至鸡犬都跟着他遭罪，发展到最后，以至于家人一听说他要写作时，鸡鸭狗猫全部赶走，吵闹的孩子就更是要赶得远远了，可不能影响父亲创作。苦吟诗人在诗歌创作时，态度极其严谨认真，对每一词每一句都要反复推敲，这与要喝得滥醉后再一次性完稿的王勃可谓截然不同。

　大家都知道李白爱豪饮后诗兴大发作诗，热爱美酒的文人可不止他一个。据《新唐书·王勃传》记载，王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缓笔而成，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王勃是书香门第之后，年少时便扬名天下，被美誉为神童，据《旧唐书》本传记载：“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王勃作诗前要先磨墨，后饮酒，他深恶痛绝作诗前冥思苦想，才气过人的他反感匠气过重的诗。他性格豪爽，不爱文雅地饮酒，竟是拿壶直接大口大口往口中灌，不醉不归。酩酊大醉后，他摇晃着随时会摔倒的身体，重重倒在床上，用厚被子捂着头，呼呼大睡，酒醒后一跃而起，直奔书桌，笔墨伺候，奋笔疾书，一气呵成，成诗一字不改，他写下的传世经典《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也是如此一气呵成绝不修改而来的，这与文人奉承的“好文章是仔细推敲反复修改而来”大相径庭。

　爱喝酒的可不止王勃一个，唐高宗时的秘书胡楚宾也是一个嗜酒如命的文人，好在高宗皇帝欣赏他的文笔非凡，酒量不俗，对他的癖好便也不怪罪，于是乎，每次令他写公文时，不但慷慨赐酒，还送上金杯银杯，盛上美酒，且不必他返还杯子。在如此厚待下，胡楚宾喝起酒来便绝不含糊，他每次受命起草公文时，必要喝个六七分醉才挥笔疾书，一篇漂亮的公文便如此诞生。美酒不仅让他文思泉涌，更让他无虑温饱，既被赏识，又能痛快，实在潇洒。

　前文提到有些外国文豪喜静，有些喜闹，中国古代文人也是如此，关于创作环境的要求总是截然不同。隋文帝时，薛道衡担任内书侍郎，是写作朝廷文书的主力，他是工作狂人，对于工作劳心焦虑，永远睡不了一个好觉，并且，他也是一个极度要求安静环境的人，每当他受命写公文，他立刻收拾纸笔，躲到空房子里，一语不发，脚顶墙壁，躺着构思，倘若外面传来一丝声响，便是摊上了大事，他必定暴跳如雷，怒发冲冠，冷嘲热骂一番，当他写作时，经过他书房的人都要选择绕道而行，生怕坏了他思路，惹了这位喜静的文人。

　不过，世界如此大，无巧不成书，有喜欢在安静环境里创作的人，必定也会有爱在吵闹环境里写作的人。宋真宗时，秘书杨亿写公文时可不像薛道衡那么怕吵。他写作时，据《宋史·杨亿传》记载，他“才思敏捷，略不凝滞，对客谈笑，挥翰不辍”，“每欲作文，则与门人宾客饮博、投壶、弈棋，谈笑喧哗，而不妨构思”，“一幅娄千言，不加点缀”，很快就写好。这引来不少文人争相模仿，将他视为一代文宗。奇人妙事如此之多，既然有人能在喧闹谈笑中写出一篇好文，那么文人的怪癖也就是见怪不怪了，正如张若虚仅凭一首《春江花月夜》确立不朽地位的，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张若虚绝不是一个勤奋的诗人，他嗜睡如命，他有一点和王勃相似，作诗前，喜欢先用厚被子捂着，随后翻身而起，然后挥毫疾书，不打草稿，一气呵成，一字不改。不过王勃是在被窝里一身酒气后挥笔，张若虚是在一身大汗后疾书，有趣的是，天气越热，效果越好，他似乎享受大汗淋漓后创作的快感，《春江花月夜》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从这首诗来看，张若虚绝对是毋庸置疑的天才，对于他这类拥有天生才华的人来说，才气似乎是可以用来挥霍的，当然，他是天才，必然也有鬼才，李贺便有“诗鬼”之誉。

　李贺仕途失意后，将全部精力用在写诗上，李贺是个长相可以用诡异形容的人，两眉相连，体型消瘦，手指极长，他有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怪癖--爱骑在他的小毛驴上写诗，每日清晨，悠闲地背着锦囊外出郊游，脑中灵光一闪，写下句子，投入锦囊，晚上再整理完篇。像“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这等名句，竟都是如此来的。

何谓古籍善本？清朝版本目录学家张之洞的解释为：一是足本，没有删节和缺卷；二是精本，精校精注，错误极少；三是旧本，即传世很久的木刻本、传抄本和线装书。当代学者对古籍善本的解释为：一是年代久远而且有文物性；二是印刷插图精美而具有艺术性；三是书籍内容精辟具有学术资料性。国家文物法对古籍善本曾明文规定，凡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出品的文物和图书，均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私自出口。于是收藏家们往往将这一时限之前的清代初期或更早期的精刻本和精抄本视为珍宝，因为最起码它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从而决定了其收藏和价值也是相当高的。古籍善本由于是纸质品，很容易受到损毁，如水灾、火灾、虫蛀等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保存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实属不易，这就导致了流传下来的古籍善本十分稀少，许多古书现已绝迹，留存下来的古籍善本中不乏孤品、珍品，有的存世量也不过是寥寥几部，因此，古籍善本的价值珍贵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评判古籍善本价值的标准

1、文献价值　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　　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作者的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的价值更高。　

3、艺术价值　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　

4、学术价值　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　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本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版书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

二、各种古籍善本的市场价格　　　　

近年来，我国古籍善本在拍卖市场上行情十分走俏，价格不断向上攀升。如一册《唐人写经遗墨》以88万元成交，《续华严经疏》以40万元成交，《四库全书珍本》以29万元成交，明代版《陀罗尼经》成交价9万元，清乾隆年间《汪由敦诗翰》成交价165万元，民国版《朱拓千叶莲花造像》成交价055万元等等，可见古籍善本近年来已成为拍卖会的重头戏，购买者十分踊跃。古籍善本现已成为收藏家们苦苦追求的收藏精品。　

目前，市场上的古籍善本价格还在不断攀升，特别是宋版书或更早的古籍涨幅更是惊人，眼下一般宋版书都是按页论价，而不是以本论价。一页品相上好的宋版书市场价大致在1 万元左右，换句话说，一册100页左右的宋版书价值可达到100万元左右。由于宋版书十分珍稀，其市场价格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元版书市场价与宋版书相差不是很大，市场价也随着宋版书的上扬而升值。明版书市场价要比宋版书低不少，其价格目前还比较平稳，但明版书要比以后的清版书的价格昂贵。明代初期的版本因流传下来的比较少，所以明初版本的升值潜力千万不可小视。明代中叶及明未的各种版本由于尚有一定的存世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其市场价格仍将平稳地维持着原状。清版书由于存世量较大，清中叶及晚清的版本，市场价还不是很高。但清初康熙、乾隆年间的版本仍具有很高的收藏和价值。清代图书以木刻为主，晚清时有一部分石印版出现。清代版本尽管目前价格不是很高，但在这部分存世量较大的图书中仍不乏精品善本，这就要看收藏者的识别能力了。此外，民国初期的石印版和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一部分铅印版、影印版虽然不属于很珍贵的古籍善本，但也值得者收藏。古籍善本由于近年来在收藏品市场上十分受宠，因而各种伪造的古籍善本也应运而生。

三、古籍善本的几种作伪手法。

1、纸张做旧：纸张是文字的载体，没有纸张就没有书籍，因此判断古籍的真伪，首先要看纸张是否古旧。所以制作古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将纸做旧有两类：一类是“染纸”，包括用糖水，或用栗子壳熬水，或用茶水，或用其它方法等将纸染成黄褐色，也有用烟将水熏黄的，以求使纸显旧色；二类是用“旧纸新印”，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面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张上辨别其为赝本。　

2、伪造序跋：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有序跋，叙述重印的原因，序跋后还著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不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3、伪造名人题跋，藏章印记。　

4、伪造牌记：保留旧牌记，挖掉复刻牌记，或挖补，涂改复刻牌记的年代。　

5、裁截目录：将原目录裁去部分或全部，使人不知收全该书究竟有多少卷，以便用残本充当全本。

6、利用著录书：有些著录书的记载是错误的，作伪者便故意以此为据来兜售自己制作的伪本。　

总之，古籍善本作伪的手法有多种多样，有时只采用一、两种，有时则可能是各种手法混合应用。收藏者在实际辨别时，应该运用自己掌握的学识和有关资料进行全面考察被鉴定的古籍，并可请专家一起鉴定，应注意去伪取真，才能真正做到所购古籍物有所值。

是千年糟粕，还是文化宝典？点评我国古代这几本争议很大的古书

程哥历史观V

原创 · 2022-09-03 09:22 · 历史领域优质创作者

+订阅

删除版在谈这几本书之前，作者想说，一本书就能决定一个民族的兴衰和历史发展吗？显然不能，历史是由无数人用鲜血和智慧共同铸造的，而不是靠一本书或一个人的思想所能决定的。

当你过分迷信一本书或一种学问，并把这本书的作用无限放大后，这本书即便是真的宝典，也会被笼罩上一层玄学、迷信和骗术的色彩。

圣经、古兰经、易经、道德经、四书五经、资治通鉴、商君书、红楼梦等哪类书不是如此？真正能推动社会发展的是人类自古至今的文化积累，而不是千年之前的陈旧思想。

·是骗术还是哲学之王

《易经》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后世之人靠这本书进行坑蒙拐骗的江湖术士。

作者见过最无耻的一个言论就是说我们能够打跑日本人和西方列强，活得有尊严，靠的全是因为某人精通《易经》里的奇门遁甲，而不是……

如果真的这样，为何后来一夜之间各路算命烧香的江湖混混全部都销声匿迹了呢？

在大环境面前，这些无耻鼠辈怎么不给自己算一卦？

在那短短的几十年我国创造了“两弹一星“，靠的是《易经》？

如果《易经》这本书真的那么牛，我们就不会有近百年的屈辱史，也不会有后来的日本进中国了。

我们只需找几个易经大师算一算，算出敌国的致命要害，一做法，一念咒，一点香就破坏掉了对方的风水，那还要部队和科研机构干什么呢？

至于那些江湖骗子嘴里千年之后的事情，那不是自欺欺人吗？你连当下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还指望千年之后的事情吗？

《易经》是我国刚刚拥有语言不久后几个人共同创造的读物，后世之人却硬将自己的东西强塞到这本书里，有意思吗？

如果真的这样，我们干嘛要研究化学、物理、数学，我们应该将所有精力都用来研究《易经》。《易经》仅仅是一本书，而不是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万金油。

《易经》最初的设想和后世之人的解释到底相差了多少又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一本谁也说不清楚的书，真的值得大吹特吹吗？

这本书即不能解决别人的问题，也不能解决其信徒的问题。

《易经》的崇拜者们连一个通俗的标准通行版都写不出来，就像《红楼梦》里的“王一贴”给贾宝玉开的治病药方一样，一个梨，两块冰糖就能包治百病。

你不要问为什么，今天吃不好，明天吃，明天吃不好后天吃，你吃一百年，总有死的时候吧，你一死，你的病不就好了吗？

你吃好了是我的功劳，你没吃好说明你没悟透其中的奥妙，至于你的怀疑，不好意思，这个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你读不懂就再读一百年吧！

对于这些过分吹嘘这本书，并靠这本书来到处骗钱骗色的江湖术士，作者只想说，当初……

如果这些人真牛，当初就不该夹着尾巴做人。

但大环境变了之后，这些个江湖骗子又都出来张牙舞爪、危害……

唐代诗人李商隐写了一首诗叫《贾谊》，内容是这样的：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

·是保守还是包罗万象

看看今天各种价格上万的国学培训班有多少，仅仅两天课程动不动就收费几万、十几万，他们真的就能学到东西吗？

更有甚至者，在某些地方还开设了“小三培训私密班”、“女德班”等低级的玩意，学费动辄几十万之多。

而这些班都是打着国学的名义在教导学员将人性里最恶、最残忍、最卑鄙无耻的东西发挥出来。

将厚黑学、心理学、营销学、宫斗学、害人学等拼凑在一起对学员反复洗脑，让他们从一个个正常的人，变成为了上位可以不择手段的恶魔。

即便这些人靠着这些阴谋诡计取得了地位和财富，她们内心深处真的会幸福吗？这些商学院中的骗子讲师，最喜欢引用的就是《道德经》。

有人说《易经》是万经之母，有人说《道德经》才是人类最智慧的宝典，在这些骗子手里，只要能赚钱，一切都可以变成他们包装的工具。仅仅一个五千字的文章，真的就能包含哲学、养生、兵法、做人做事的各种深奥道理吗？

且不说《道德经》的800多个版本那个才是原创，就是今天我们对道德经的解释，真的是老子写的，或老子原来想表达的意思吗？

《道德经》里“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句话怎么听都不像是正能量的话。

但在后人的解释里，一个字都有几百个意思。

反正我国古人就是最聪明的，写东西就喜欢写得玄乎其玄，这样不论后人怎么解释，最终解释权都在古人手里。

对比同时代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错误百出的白话著作，我国古人是永远也没有错的，错的永远都是后人自己的愚笨。

牛顿三大定律可以被后来的爱因斯坦所打破，但《道德经》至今无人敢说自己就真正研究透了。

作者搞不懂的是，如果说2000年前人的思想比我们现代人更牛，如果不是后人不断的积累，他们怎么没研究出来飞机、大炮，而我们今天发明了网络了呢？

国外科学家们也没研究这些，人家又是靠什么拿的诺贝尔奖项和搞的哲学呢？

·是帝国之术还是华夏悲哀

其实，作者想说的是两本书，一本叫《商君书》，一本叫《资治通鉴》。如果读者里有真正了解这两本书的，他们可能会被吓出一身冷汗。

我国古代的政治比西方早成熟了一千多年，自秦始皇之后就不再是封建时代，而是帝制时代了。

封建时代的标志是将领土分封给各个诸侯，而帝制时代的核心思想是……

这时皇帝最大的心病不是外敌，而是……

而《商君书》和《资治通鉴》这样的书是古代的帝王之术，就是教给帝王怎么治国的，普通士大夫和平民是没有资格看的。

当我们抛开冠冕堂皇的虚伪来阐述历史时，你会发现历史上的各位帝王都是那么的血腥和残忍，根本没有一个我们想象中的……

当作者翻看了古今中外所有的历史后才发现，谁杀的人最多，谁对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造成的破坏最大，谁在历史上反而……

当我们回过头来再审读《商君书》时，它又有什么错呢？错的始终是人。

这两本书里，将……的精髓书写到了淋漓尽致。同时，这种东西像病毒一样……

·一套古代读书人必读的功名之书

四书五经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套书。且不论这些书是不是真正的经典，但自从这几本书被帝国之家选中当成科举的教材之后，这几本书就已经失去了他们原来的意义了。

《红楼梦》的作者无论是曹雪芹还是其他谁，都是对科举制度和古代官场文化很反感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儒学里传统文化的叛逆者。

在前八十回，《红楼梦》的作者一直将人性里最美好的东西都隐藏在一个小小的大观园里，而拒绝所谓的入世为官，更讨厌读什么八股文章。

朱元璋这一创造性的发明，到底是危害了后世千年，还是真的有利于中华文明的发扬了？恐怕得有读者您自己来下结论了。

但作者本人对程朱理学和禁锢妇女思想的东西是非常反感的。

一个到了民国时期还将人口贩卖合法化，有什么资格嘲笑人家的奴隶买卖呢？发配为奴、官妓、军妓这些公然合法化的东西，难道不是对人文、礼仪最大的讽刺吗？

但在很多人眼里，人家野蛮就是卑劣，自己的那些不堪的过去反而成了崇高的精华。

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明明喜欢将人分为鲜明的三六九等，却总是标榜自己是……

蒙古统治者被人划分为四个等级，满汉之别都被后来的文人百般谩骂，但我们自己古代先贤却把人分为三教九流，这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同样是人，就因为他们从事了不同的职业，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子女晋升途径就会被全部堵死，这不是赤裸裸的职业歧视和……

当所有社会精英都想读懂这几本书，都想着读得万卷书货于帝王家，都想着升官发财，封妻荫子时，谁还去搞科研呢？

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里，真正的科研技术反而被鄙视为“奇*巧技”，搞科研的人被称为下九流。

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如果不将科技人员最为尊贵，待遇最高，而是所有精英都一心想……

当我们解释完这几本书之后，读者里很多人会不舒服。这里面有吃江湖饭的骗子，也有靠这些东西生存的各级讲师，更有道貌岸然的各类国学伪君子。

当作者写的东西触及到了他们最本质的核心利益之后，他们就坐不住了。不信，读者您去看评论区，如果没有被屏蔽的话，绝对会比这篇文章更加精彩！

为什么部分中国人怀疑欧洲古代历史的真实性？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法律条文明确规定汉语的文言文是官方书面语，但是，自从汉字诞生的那天开始，汉语的文言文就成为了官方书面语，从夏、商、周到元、明、清，汉语的文言文都是统一的书面语，今天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地，甚至也将汉语的文言文定为官方语言，因此，在古代的东亚世界，汉语的文言文就成为了东亚世界的通用语。

几千年以来，汉字只有字体、字形的变化，文言文只有语法规则的细微改变，因此，中国人现在也能看得懂秦汉时期司马迁所著之《史记》、班固所著之《汉书》，日本人、韩国人同样也要学习中国先秦、秦汉时期的文言文，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欧洲在古希腊时代的书面语是希腊文，古罗马时代的书面语是拉丁文，到了近现代社会，则是英文、法文、德文等不同的文字，今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虽然有很多词汇来自希腊文和拉丁文，但是，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是无法直接阅读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著作的，古希腊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古罗马时代相当于中国的秦汉时期，这就相当于中国人无法直接阅读《论语》、《史记》、《汉书》一样。

可是，统一的文字和书面语，也让中华文明承担了一些风险，俗话说，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在计算机出现以前，人类文明的有形载体主要是纸质的书籍，珍藏历代典籍的皇家图书馆一旦失火，就相当于文明经历了一次浩劫。欧洲的语言和文字，具有多样性，一种文字的书籍毁于战火，另外一种文字的书籍若得以保留，同样可以复原历史，而中国古代的书籍一旦毁于战火，可能就意味着这本书永远消失了，日本、韩国现在虽然也保留了中国部分已经散佚的书籍，但是，古代日本和韩国的早期历史，都是中国人书写的，他们的历史都保留在中国的《史记》、《汉书》、《三国志》里，在魏晋南北朝以前，汉字还未传入到日本和韩国，他们连自己的典籍都没有，又怎么会保存有中国先秦、秦汉时期的书籍呢？只能说现在的日本和韩国保留了中国宋、元、明、清时期已经散佚的著作。

因为中国古代的皇家图书馆遭遇了几次火灾，所以，西方人很早就开始怀疑中国历史的真实性，例如，他们认为中国夏、商、周时期的历史纯属无稽之谈；中国上古经典都是汉代的学者伪造的；夏朝和商朝的君主都是太甲、小乙这样的名字，如同星宿，显然是伪造的；亚历山大的军队东征到印度和中亚，居然没有提到中国，怀疑当时世界上有没有中国。

西方人怀疑中国历史的真实性，始于19世纪，而在此之前的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西方人则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非常的崇拜，认为中国历史悠久，社会稳定，中国是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大帝国，在当时的欧洲甚至掀起了一股“中国风”，欧洲的上流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崇拜到了一种狂热的地步，公元1700年，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身穿中国服装，坐着中国皇帝和官员乘坐的八抬大轿出场时，法国的贵族们都惊呆了。

16世纪至18世纪，欧洲为什么会掀起“中国热”呢？明朝自洪武年间开始，一直禁止民间私人所进行的海外贸易活动，直到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才开放部分通商口岸，承认私人海外贸易活动的合法性，史称“隆庆开关”，随着海外贸易的兴盛，欧洲的传教士开始来到中国游历，他们将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以及儒家经典、诸子百家的著作介绍到欧洲，欧洲人开始直接了解到关于中国的信息，而在此之前都是通过阿拉伯人以及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著作，间接得到的关于中国的信息。西方传教士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介绍到欧洲的时候，中国正好是国力强盛之时，与西欧的混乱、贫穷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儒家文化里体现的理性与智慧，也正好与欧洲人的愚昧、落后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当时的启蒙思想家非常推崇中国文化，希望在欧洲走向理性主义的道路上，中国能够成为他们的榜样。

然而，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欧洲人就不再崇拜中国文化了，甚至怀疑中国历史的真实性，认为中国的古籍存在造假行为。

欧洲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我们一般称之为“汉学”或“中国学”，而他们对近东与远东的研究，则称之为东方学，欧洲地理学家以自身为中心，称呼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埃及、土耳其、希腊等地)为近东，称呼亚洲东部地区(主要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为远东，所以有的时候，汉学也是东方学的一部分，在明清时期，中国学者则称呼欧美国家为“泰西”，泰就“太”的意思，泰西就是“远西”。但是，进入到近代社会，中国人、日本人在世界文化领域并无多少话语权，东亚国家接受了欧洲人的“远东”概念，欧洲人却并未接受中国学者的“泰西”概念，今天，“泰西”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所以，仅仅从“远东”、“泰西”的概念来解析，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古史的存疑实际上也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体现。

欧洲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往往也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解读，欧洲汉学最早可追溯至马可·波罗时代，但是在宋元之际，欧洲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往往是间接的、零星的，到了明末清初，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来华以后，欧洲才有了系统的汉学，这一时期欧洲的汉学主要是试图将中国上古历史与基督教《圣经》所记载的民族世系联系在一起，将中国夏、商、周时期的历史与《圣经》的记载调和在一起，就形成了“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人种西来说”的观点，比如南怀仁认为伏羲是亚当的“第十三代子孙”;李祖白则认为“中国之初人实如德亚之苗裔”，如德亚就是犹太人，李祖白的观点承自汤若望。

虽然在古代没有现代这样发达的科技，在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是非常不便利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更能看出古人的聪明，从四大发明的问世开始，促进了全球科技的发展，只是在清朝的时候这种特点没有被更好地利用，不然相信我们的古代发明不止会这一点。虽然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但是在秦朝科技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反观汉朝，不仅比秦朝繁荣而且科技等方面更是有了质的飞跃，考古学家找到汉墓出土2本失传古籍，本本改写世界历史，西方专家：这不可能！

造纸术的出现，让古代人们文化传播越来越方便，因为纸张的出现记载也方便了很多，而这一方法的出现也让考古学家们挖掘到许多古代的记载，有利于研究历史。而古代人们的农用，药用等都有详细的记载，乃至古代数学也让我们再次大开眼界，我国最早关于数学的记载是战国时期的“乘法口诀”，这是我国特有的发现。不仅如此三国时期的《九章算术》也被我们很好地运用到了现在生活中，而还有一本关于算数的古籍，比《九章算术》还要早。

在江陵的张家山中，发现了一个很大的汉墓群，虽然同样是大的古墓，但是这个汉墓群却和其他墓不一样，其他墓中只能挖掘出很多的青铜器，金银珠宝等，但是这个汉墓群却让考古学家们挖掘除了震惊世界的两本珍贵文物，那就是《引书》和《算数书》，详细研究会发现这两本足以改进世界历史。

《引书》是一本养生之书，是道家的养生之道。书中的许多记载都是如何调理身体和健康生活的，而且在里面还记载着下颌关节脱位整复术和叩齿术。这些记载都让我国的医术比西方先进了很多，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国家从古代就有了这些详细的记载，怪不得西方国家不敢承认，直呼：这不可能！

还有一本书《算数书》是记载数学的书，它比出现在三国时期的《九章算术》还要早，甚至要比它早九百年，这本书也改进了世界历史，里面记载了关于数学的其他算法，这是属于炎黄子孙的文明，可见在古代虽然没有其他的辅助，我们的先祖们也会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新的发明。

这两本书的出现，让我们不得不惊叹古代文明的先进，这次的发现也让世界文明史有了新的发展。两本不同领域的书都足以体现了我们的古代文明是比西方还要先进的，虽然他们不同意，但这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造成很多古籍变成孤本的原因有很多，并不是多抄录几本就可以避免的。至于究竟有哪些原因造成了很多的古籍变成了孤本，下面就来简单的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吧。

首先来说，原本很多古籍当年确实是抄录了很多本，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很多本古籍都损坏了，极少数得以幸存下来的古籍于是就变成了孤本。由于一些古籍在当年就有很高的阅读价值，所以曾经也是爆火的畅销货，也被很多人抄录过。只是由于古代时期竹简、纸张的使用年限不是太长，一些人学到了古籍中的知识后便疏于保存，最终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损坏了。可能只有极少数的古籍被后人精心的保护者，成为了孤本。

其次就是，一些具有很高技术含量的古籍受众范围很有限，在当时也是不允许多抄录几本的，所以最终能够流传下来的也就成为了孤本。其实相对于四书五经那些受众范围很广的书籍来说，一些特殊行业的受众范围就非常的小，流传范围非常的有限，自然也就成为了孤本。比如在古代的医生、工匠、武术等行业，都是讲究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很多都是师傅与徒弟之间秘密传授的，为了避免同行窥探自己的秘密，又怎么可能多抄录几本呢。

最后就是，为了维护皇权的统治，古代出现过官方对其他思想、行为进行打压的情况，也造成了很多孤本的出现。在古代，很多君王为了维护正统的思想，都曾对其他思想进行过打压，比如焚书坑儒、三武灭佛等历史事件。原本流传度很高，受众范围很广的古籍可能因为这种官方行为而一下就变得人人自危，很多古籍因此而遭到了损毁，万幸保存下来的也就成为了孤本。

大多数人对夏朝比较熟悉，对其他文明古国只有一个概念性的认识。他们能说分清楚夏商周，甚至尧舜禹，但对古埃及王朝更替如何、两河流域有多少城邦、古印度有多少诸侯，分不清楚。 于是在这种笼统性的认识下，出现了两拨半吊子： 半吊子剑宗认为，夏朝没有出土的最直接的证据性文献，也就是说甲骨文里没有什么对夏朝的记载，所以夏朝是不存在的。而对于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印度乃至古希腊，他们并不了解，只是简单地将其笼统地视为一个朝代或者一个整体。于是很严肃而装逼地宣布，四大文明古国是假的，中国开始于商朝，是晚晚的，落后落后滴。半吊子气宗认为，夏朝是有考古实物的，不但夏朝有，五帝时代也有。所以中国不但早早地，而且伟大伟大滴，中国的文明是黄帝、或者尧舜禹肇始的。

实际上，不单是中国，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印度都有类似的后世文献存在，但考古遗迹无法完全完全对得上号、或者记载文献出现于几千年后导致无法全部可信的朝代。譬如埃及第一王朝的著名法老美尼斯，这么屌炸天的人物。埃及第五王朝的法老名册石碑上居然都没有他……如果偏激一些说，美尼斯是可能埃及第十九王朝瞎编出来的。这就跟中国的三皇五帝的情况差不多，商朝人没有记载三皇五帝，周朝人却记载了，似乎就成了瞎编了。其实到底是不是瞎编的，谁也无法定论，所以就只能是争议了。而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甚至还只有考古遗迹，没有一丁点文献记载。大伙都半斤八两。夏朝存在不存在，不影响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