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岛最近也是在三万年前就已经有人类生活的遗迹了（有人类不代表有文明）。日本学者把旧石器文化(包括中石器)叫做“先绳纹文化”或“无土器文化”。日本旧石器文化分为前期和后期，大约3万年以前的为前期，占多数；3万年至1万年前的为后期，数较少。前期旧石器以打制的原始石核石器、手斧和砍砸器为代表。后期旧石器以打制的石片石器为主，其变迁次序为刀形器在前，尖状器在后。此外还有刮削器和雕刻器等石片石器。日本的远古人类，会打击制造简单的生产工具，从事狩猎和采集。当时人们居住在洞穴里。至中石器时代后期，住在竖穴式屋中。火可能已被人们利用。在静冈县休场遗址和上野遗址中，发现了列石成圆形的遗址。有人推定为炉址。那么，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呢？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是远古时代从中国、朝鲜半岛等一些地区过去的，因为日本语在语法结构、音韵组织方面具有蒙古语和朝鲜语的一些共同特点。

再往后的绳纹、弥生时代，很多习俗又与中国很相似，也有人认为是中国人遇到风浪等特殊原因到了日本岛之后留下的风俗，比如文身、黥面、拔齿等。其实这些习俗不仅古日本有，朝鲜半岛的南部、硫球群岛、越南、缅甸及我们中国都受到过影响。就拿拔齿为例，日本爱知县稻荷山贝冢竟达到了100%，中国的拔牙习俗最早可追溯到纪元前4000——2500年间的大汶口文化时期，最晚的一直延续到本世纪40年代贵州地区的仡佬族仍在流行。

拔齿习俗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同样是日本，绳纹时代和弥生时代的拔牙的形式就不同，绳纹时代以拔去犬齿为主，共分5种主要形式；弥生时代的拔齿习俗有两种，一是拔去上颌犬齿和下颌犬齿以及拔去门齿为主形，二是拔去上颌侧门齿为主形。关于拔牙的意义，中日学者都有研究，日本学者认为有三种不同意义，即一是成人拔齿，此为一种成人仪式；二是婚姻拔齿，代表此人取得了成婚资格；三为服丧拔齿。中国学者则侧重于前两种含义。但在中国上古时代，与服丧拔齿类似的也有一种习俗，即家庭成员去世后，家族其他近亲属往往会将自己的手指之类的肢体切下随葬。

从文字方面来看，最起码在公元3世纪的邪马台国时代，日本就已经有懂汉字、甚至能写表文的人了。但正式把文字和儒学传到日本的则是在应神天皇时期，这位文化使者就是传说中百济国的王仁。王仁是百济国派去的，他随身带了《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这十一卷书籍均为中国典籍。现在学术界对是否有王仁其人尚存争议，但在王仁之前很早的时候，朝鲜半岛的乐浪郡就居住着王姓汉人豪族，百济国建立后，人们用中国汉人担任文化教育方面的职务是完全可能的。而当时，日本对百济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把这些有文化的汉人从百济接到日本是非常正常的事。我想，就算‘王仁’这个人不一定真的存在，但他这样的文化传播者应该还是有其很多的。

说到东渡，我想中国人知道最多的应该是徐福渡日吧！据说徐福东带去了3000（这个数字不一，也有些地方记载不是三千人）童男童女，按此说法再加上百工以及船夫，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3000。按照一条戈船能载3百人计算，至少需要十余艘，按照一条大翼船载1百人计算，则需要三十余艘。这些船在海上不可能连在一起，随着对马暖流、风向等的影响，应该有些船被打翻沉入海底，有些漂到了其他地方，有些则到了日本。就像蒲公英一样，这些人应该最终在好几个地方登陆了，而不可能只是到了日本。

有关秦人东渡日本的记录在日本的古籍中略有记载，比如《日本书纪》钦明元年载“八月，······召集秦人、汉人等诸蕃投化者，安置国郡，编贯户籍。秦人户数总七千五十三户”。这些人中应该包括了在日本出生的秦人后裔。

最早和中国有所外交的日本岛上的国家是倭奴国，范晔撰写的《后汉书》中就记述了公元57年（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予印绶”，倭奴国其实是日本北九州沿海一带的部落小国，汉光武帝曾通过来使授予刻有“汉委倭奴国”五字的金印，这枚印以于1784年在日本博多湾志贺岛（今福冈市东区）上被发现，现珍藏于福冈市美术馆。《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载，约在汉武帝授予倭王金印50年左右之后，既后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倭国遣使来华献上生口（即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一百六十人，愿请见。安帝接受了倭王礼物后，也回赠了赏赐。倭奴国早于邪马台国181年与中国交往。

公元238年6月卑弥呼女王派遣大夫难升米、副使都市牛利等官员携带男奴4名、女奴6名及斑布2匹2丈作为供品，从北九州海滨乘船前往中国。当时的魏明帝为了表达对卑弥呼女王的赞赏而向女王颁以诏书和赏赐，诏书内容非常友好，魏明帝假金印紫绶。卑弥呼去世之后，其13岁的继任者壹与（也有写成‘台与’的）女王继续遣使来华。

除了直接到日本的中国人，还有人是从朝鲜半岛渡日的，尤其是公元前108年，汉朝在朝鲜设立了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后，汉人迁居朝鲜半岛者日益增多，其中不少工匠通过半岛南端前往日本，而日本也有意识地派人到半岛去招收汉工匠。《日本书纪》雄略纪中就记载：雄略大王派欢因知利与弟君等，一同前往新罗、百济等国，让半岛诸国贡献‘巧者’（即工匠）。最后从百济带回‘手末才伎’。百济所贡的这些工匠，很多都是汉工匠及其子孙，其中不乏中国和百济混血后的后代。

要说日本人是不是徐福的后代，咱们就要先看看当时秦朝到底有没有徐福带500童男童女东渡这件事。就搜史君个人来看，要证实同时这件事就要看两个点：

这第一点就是日本的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跟徐福东渡的时间是否相吻合。

这第二点是徐福东渡到底是否真的存在？徐福是否真的到了日本没有回去，而且带着500童男童女就地繁衍生息；

徐福东渡

（1）时间

日本历史最早起源于绳文时代，这个时代，历经到公元前三世纪为止的8000年时间，日本人所说自己是大和民族，那是从公元四世纪开始的，在关西地方建立的比较大的一个国家大和政权，也就是今天日本天皇的祖先。

但大家不知道在此之前，还是有天皇的，这个第一代天皇在《日本书纪》中记载，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是在公元前660年建国并即位的。

关于徐福东渡，其实在秦始皇本纪中记载过有两次：一次是在秦始皇二十八年，也就是公元前219年。还有一次是在秦始皇三十七年，也就是公元前210年。

按照对比来看，历史上有记载徐福东渡，最早是在公元前219年，在公元前660年就有了第一代神武天皇，如果说神武天皇的史实不是编撰的，那么就是说徐福东渡之前日本人就已经存在了。

（2）分析人数

而且记载如果只有两次，中间相隔9年的时间才出一次海，这不是对秦始皇交给的重大任务和使命公开的消极怠工吗？

要知道以这种态度对待秦始皇给交代的任务，那可是要杀头的。

以秦始皇的个性，他想要长生不老，而徐福却又主动请求入海寻求仙药，不可能在这漫长的9年中，停止东渡求仙要的活动。

从《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来看徐福受命，入海求仙人后，曾多次出海，徐福等人入海求仙，数年都没有所得，耗费财力巨大，很令人费解。

再根据《史记封禅书》中的记载说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皆位于渤海之中，以秦朝当时的国力和造船技术比较先进来说，寻找这三座神山往返的航程并不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搜史君个人以为，徐福东渡的次数，以及远近难以计算出来。

人们常说的徐福里500童男童女，东渡日本，我觉得这个人数应该说是徐福几次出海的人数总和。

因为徐福东渡的次数尚不明确，而各种古籍中记载的也不一，所以徐福东渡不可能有一个具体确切的数字。

而在《淮南衡山列传》中记载说：“秦始皇大喜，派了男女3000人，五种谷物，上百名工匠，前行东渡”。

《汉书伍被传》也记载着徐福入东海求仙药，带了很多珍宝，童男童女3000人，五种谷物，百工而行。

所以搜史君可以认为说是徐福最后一次东渡带领了3000头男童女，加上船工，射箭手以及各种人员总数应该在5000人左右。这么一批人，如果到了日本繁衍到今天，的确不是个小数目。

徐福会归秦吗？

徐福经过数年的努力，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依然没有找到不老仙药，如果回去的话，面对秦始皇的责备，的确是难以应付。

他多次出海，徐福也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可能寻找到仙药。回去后很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而当时沿海地区的居民可能也是迫于秦始皇的暴政，决定大规模向海外移民。

我们知道后来陈胜吴广起义后，天下反秦齐焉赵百姓移居朝鲜的也有数万口人。所以说如果徐福东渡真的到了日本，很有可能真的不回来了。

所以搜史君说是今天有一部分日本人，很有可能是徐福的和当时东渡日本的那些工匠、童男、童女们的后代，但是不能说所有都是这样才比较严谨一些。

古代日本人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无自己的文字。他们曾一度完全借助汉字来表达自己的语言。在长期的中日友好往来过程中，日本人在汉字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本民族文字。对于日语文字来源于中国的汉字，人们是一直公认的，但是，汉字何时传入日本？日本人又何时学会使用文字？长期以来，众说不一，始终未成定论。关于上述问题，一般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世纪中叶说，一些学者认为日本人使用文字在一世纪中叶至迟不晚于一世纪下半叶。他们主要根据西元一世纪末的中国古籍《汉书·地理志》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岁时以献来见。”根据这段记载，可知在西元一世纪末之前，日本人已到过中国，有可能接触到中国的汉字，《后汉书·倭传》中也有“建武中元一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这表明，日本人不仅已使用汉语，对中国的群臣礼节也很明晓。这种说法并未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因此，又有人提出西元三世纪左右说。据中国晋朝陈寿的《魏志·韩传》记载，西元三世纪时，朝鲜半岛上临近日本列岛的辰朝已使用文字，因此有可能通过辰朝将文字传入日本。第三种说法认为，日本使用文字应在西元四世纪下半叶。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日本文字最初是由百济传入的，而大和朝廷在西元四世纪初才征服邪马台国，统治北九州，所以，同朝鲜半岛的百济国往来，最早也在四世纪下半叶，日本使有文字也应在这之后。第四种说法认为，汉字是在五世纪初传入日本国。主要史料是《古事记·应神记》中的记载。书中记载有个叫和迩吉师的人携《论语》和《千字文》渡来日本。这种说法，多数人表示怀疑。 在汉字进入日本以前，日本没有文字。汉字和汉语进入日本以后，日本人不但汉字注日语音，而且大量吸收汉语词。由此而产生音读、训读、音训混读以及有关诸多问题，日语词的复杂状况即由此而生。因此，弄清音和训是记住日语词的关键。下面简单谈谈什么是音读和训读以及有关问题，由此而探讨解决记词的难题。 训读：训读是用日语读汉字（汉语词）。汉字进入日本后，日本人按该汉字的原意而用日语读出。例如汉字“川”的意思就是“河”，日语词称“河”为“カワ”，于是就将汉字“川”读为“カワ”。这就是训读。总之，依汉字愿意而以相应的日语词读出，就是训读。训读是写汉字，读日语的音。例如“人”读“ヒト”， “山”读“ヤマ”，等等。这也可以说是类似翻译，但有些是确切的翻译，有些则不一定完全相符。 音读：汉字进入日本后，日本人按照汉字的原音读汉字，就是音读。因汉字传入日本时间不同，而有古汉音、吴音、唐音等等之别。总之，日语汉字的读音来源于古汉语读音，故虽与现代汉语音常不一致，但仍有关系。例如汉字“山”，日语音读为“サン”，“爱”读为“アイ”，等等。可见日语汉字的音读皆源自古汉语音，由于汉语音与现代汉语音虽不尽相同，但仍密切相关，所以日语汉字音读与现代汉语音也有联系。 日本于唐时，每次派遣唐使到中国，都有学生僧侣随行： 唐代随遣唐使来中国的留学生很多。较著名的如开元五年来中国的吉备真备，留学十七年之久，携带唐礼、大衍历、乐书要录、东观汉纪等书回日本，另外还有测影铁尺、铜铎管、铁如、方响、弓箭等物，亦带回日本。又如大和长冈，亦开元五年来中国，留学十七年，学习刑名学。又如阿倍仲痳闾，开元五年来中国，与李白等为诗友，终老于中国。又如橘逸势，贞元二十年来中国，留学期间有﹁橘秀才﹂之称。至于学问僧人数也根多。例如永徽四年来中国的道昭，从玄奘学法相宗及禅宗。又如玄昉，开元五年来中国，从智周学法相宗，携法相第四传及经论五千卷和佛像等返回日本。又如戒明、得清二人共持圣德太子所著胜鬘经义疏、法华经义疏人中国，后藏于扬州龙兴寺。又如空海大师和戒明、德清同来中国（大历七年），空海从惠果学密宗于长安青龙寺，并受灌顶。 大化革新：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西元 五年），日本孝德天皇即位，建元大化，由僧旻、玄理等辅佐孝德天皇从事政治上之维新改革，一切典章制度，都取法于唐朝，史称大化革新。 片假名： 日语的字母称为假名。而片假名是采取汉字楷书一片（一部分）造成的字母，例如： 是由汉字﹁伊﹂的﹁人﹂部造成， 是汉字「江」的「工」部造成，是由「加」的「力」部造成，为日本留华学生吉备真备在唐玄宗时代所创制。 平假名： 平假名是汉字的草书体变成的字母。如 是由「安」的草书；变成是由「以」的草书变成； 是由「于」的草书变成。为日本留华学问僧空海在唐宪宗时所创。

参考: 百度

日文时所使用的汉字。日文汉字的写法基本上与中文使用的汉字大同小异。有一部分日文独创的汉字，则称为「日制汉字」或「和制汉字」。《诸桥大汉和辞典》是最大的日文汉字字典，共记载接近5万个汉字，不过在战后的现代日文中常用的汉字大约只有数千个。（古典日文中则与正体中文无异。） 究竟汉字甚么时候从中国传到日本没有定论，不过一般认为，汉字是于公元5世纪随着一些佛教僧侣将中国的经书带到日本而传入的。这些经书的汉字当初是模仿中国僧侣的发音来读的，不过一套称为「汉文」的书写系统开始得以发展。汉文主要是中文文章插入日语独有的助词，让日语使用者可以依从日语的语法去阅读汉字写成的文章。 当时日文并没有书写系统。后来发展出一套源自《万叶集》、称为万叶假名的表音系统，万叶假名使用的是一套指定的汉字，纯粹假借它们的发音来表记日文诗歌。以草书书写的万叶假名后来演变成今日的平假名。当时不被允许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也能使用这套平假名来书写日文。平安时代大部分的女性文学都是以平假名来书写的。片假名也是从差不多的方式发展的：寺庙里面的学生把汉字的其中一部分分拆出来成为片假名，用来标注汉字的发音，还有汉文里的日语助词。 随着日文书写系统得以成熟和发展，如今汉字用于大部分名词、形容词和动词，而平假名则用来书写动词词尾（送假名）、纯日语词汇、或者表记汉字难写的辞汇。平假名也用于标记日文汉字的读音（振假名）、和书写给汉字水准不够的人为对象的读物，如小孩、日语学习者的书籍。 片假名则由于它的方形结构，用于象声词和外来语。片假名用来书写外来语的习惯来的比较晚，外来语原先是用汉字书写表意的，如「烟草」代表「tabako」。不过现在反过来有许多外来语词汇正在代替一般词汇。有语言学家估计现今常用日语有3分之1是外来语及和制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