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文字书写顺序：从左到右，先上后下，即横排向右行。这与古代汉字竖排向左行的顺序是有极大差别的。

其实，从古至今，世界各地，各种文字的书写顺序各有不同，总体上有左行、右行、下行三种。如今世界各国仍保留这三种书写顺序。左行如英文等；右行如阿拉伯文、希伯莱文等；下行如传统蒙古文、中国古籍印刷、有时的日语等。

这三种书写方式，起源于不同的书写习惯。例如，从右到左写，据说是因为神的方位，以北极星为坐标，太阳起于东方（右），没于西方（左）。这一方式起源极早，并一直在闪族各语系中保留到现在。希腊字母传承自闪族字母（腓尼基），本来也是从右向左的，但后来却反了过来。原因大概是右手写字，从右向左写会挡眼。但这一变化有一个过渡期。希腊文字曾实行过一段“牛耕体”，即一行向右，一行向左，甚至行序还有过从下而上的！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才改为现在最通行的右行向下的顺序。

汉字的古代书写，一向是直行向下的，极少例外。这一顺序的起源，与书写材料有着密切关系。如古代的竹木简，材料纹理多纵向。狭长的竹简通常是单行书写。人的习惯总是纵向持狭长的物体，这样单行书写，一路向下。又因为左手拿简，右手书写，写完便按顺序放在右手侧，左手再去拿新简开始写，由此变成先上后下，从左到右的习惯。

古籍有原刻本、翻刻本、写刻本、套色刻本等版本之分。其中原刻本是藏家的首选。翻刻本比较多，收藏价值略逊原刻本一筹。但有几种翻刻本值得藏家关注：第一是原刻本已没有了，或只有孤本残卷存世；第二，翻刻者是历史上著名的刻书机构；第三是影刻本，就是先在原刻本上进行影摹，然后再上版雕刻，这样印出的书能够完整地保留原刻本的形状；第四是写刻本，即由擅长书法的人或作者自己书写上版印出的书，如清代郑板桥自书的《板桥集》等。还有就是套色刻本，即在同一书页上，印上颜色不同的文字和图画。价值往往高于同时期墨本数倍，历来是收藏界追逐的热点。 在古籍收藏中，还有一个说法，同一时期的古籍中“刻本优于印本，初刻优于翻刻，套色优于单色，图画优于文字”。

横版印刷亦是自民国即有的，初起是为了配合外文篇章，不过作为古籍整理的底本文稿或旧籍的书写和印刷即是自上起右起，故而称见上文为见右，见下文为见左，改为横排便难解其意，又不宜改动原文，再则是卷题、篇题、节目依次降行格，便于排版。再则是对于眉批，若改横版便无法印刷，故像很多杂剧小说虽易正作简，依旧竖排。

可参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古籍提要都是差不多的。基本上就是：书名、卷数、作者介绍、本书的内容大概、关于本书的评价以及影响，然后再谈谈版本，如果复杂的谈谈各个版本之间的递传与演化。全都一个模式。

　　古今藏书，大都在书上施以印章。这些印章，勾勒了一部书的流传轨迹，是我们鉴定一书的价值，特别是其文物价值的绝好依据。

　钤在古籍上的印章，就其类型而言，大体可区分为四类，这就是：①名章，②鉴赏章，③训诫章，④闲章。

　名章是钤在古籍上的最重要的印章，因为它表示古籍的归属。

　凡是官方藏书机构，如清代的文渊阁、文源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乃至近现代各类图书馆的藏书印章，均称作公章;属于个人姓名、表字、楼阁、斋堂的，则称作私章。

　明代钤在古籍上的私人印章大都比较简单，如著名藏书家毛晋，即多用“毛晋”、“毛氏子晋”、“毛晋之印”、“毛晋私印”、“汲古主人”、“汲古阁”、“东吴毛氏图书”等，有时亦单用“毛”或“晋”两个单字连钤。另一著名藏书

　家黄虞稷，也多用“黄虞稷印”、“俞邰”这一名一字的印章。

　清代藏书家则多将郡望、姓名、表字合刻在一起，如季振宜，其一章云：“季振宜字诜今号沧韦”，共九个字。徐乾学的一印章为“昆山徐乾学健庵藏书”，亦九个字。而查慎行的一印章则是：“海宁查慎行字夏仲又曰悔馀”，共十二个字。近现代藏书家也有类似的印章，如著名学者郑振铎的藏书章即是：“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此章由著名学者魏建功先生书写制印、全印皆用通行的简化汉字，这在一般藏书印中是不多见的，它体现了作为语言学家的魏建功先生对推行简化汉字的不遗余力。名章还有单刻官衔的，如季振宜就有“御史之章”。但这种印章必须与其它名章一起作用，人们才能知道这究竟指的谁人，否则，就几乎失去了意义。如《天琳琅书目》卷七的《六经图》，仅钤有“汉阳太守印”。这就很难考定究属谁人了。值得提及的是，名章中还有一种寓名章，即不直接写出名字，而读印章的文字，却能悟出其名。如当代著名学者、书画家启功先生，就有一枚“功在禹下”的印章。大禹的儿子是启，故“禹下”自然是寓“启”字，而“功”又在其下，这不就是启功先生的大名吗

　名章之外，古籍上常见的是鉴赏章。如“项墨林鉴赏章”、“莫云卿赏识”、“谨上斋鉴赏章”等，都是直云“鉴赏”或“赏识”，一望而知。有些印章不刻“鉴赏”，如“毛晋秘箧”、“毛晋秘玩”、“晋宝”之类，也应属鉴赏章，表示对被赏古籍的珍视。有些鉴赏章直舒鉴赏结果，如“墨妙笔精”、“天葩云锦”、“稀世之珍”、“善本”、“宋本”、“元本”、“甲”

　等印章，都属此类。

　古籍上的训诫章，对于官书来说，所刻是对读书者的某些必须遵守的规定。如《天禄琳琅书目》卷一著录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原是鄂州州学的官书，上有训诫章云：“鄂泮官书，带去准盗!”意即带着书离开将和盗贼一样看待，其规定可说极为严厉。而对于私书来说，则主要是对后世子孙永保其书的期望，这类印章大都不外是“子孙永保”、“鬻及借人为不孝”之类。

　也有文字较多的训诫章，如《天禄琳琅书目》卷四著录的《宋张时举弟子职等五书》。上有一训诫章，共七行，每行八字，共五十六字：赵文敏公书卷末云：五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

　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

　苟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

　古籍的印章，常见的还有一种闲章。所谓闲章，即这种印章只是抒发一下个人心迹，而对图书来说，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如《天禄琳琅书目》卷一著录的《春秋经传集解》，即有一闲章云：“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再如同书卷九著录的《新编古今事文类聚》，上有一闲章为：“对此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这种印章，就其寓意来说，亦难说不闲雅，但钤在书上，毕竟可有可无，没有实在的意义。近人叶德辉在其所著《藏书十约》中说：“余见宋元人收藏书籍、碑帖、字画、多止钤用姓名，或二字别号，或三字斋名，此正法也。明季山人墨客，始用闲章，浸*至于士大夫，相习而不知其俗……”足见在书上加盖闲章并不受人欢迎，甚至以为这是件粗俗之事。

　古籍上的印章，尤其是名人印章，可大大提高该书的身价，因而，常有伪造，

　这是特别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