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记》
史记
史记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编写的一本历史著作。《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纪传体通史。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作者与成书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周末曾为铁官,秦惠王灭蜀的大将司马错就是司马迁的先人),司马谈继承先人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随行,于路重病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第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反而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办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第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蓻”。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内容
《史记》内容记载自传说中的皇帝以来至汉武帝时期以来的历史,共分成〈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个主题,加上最后的〈太史公自序〉又细分成一百三十个章节。其中,〈本纪〉是“天下”统治者的事迹,〈表〉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历史动态,〈书〉的内容有关历代典章制度,〈世家〉描述影响深远的家系或贵族事迹,〈列传〉呈现的是历史上各类人物的历史表现与社会的种种样貌。不同于以往的史书,《史记》的写作方式首开纪传体之先河:以描写人物的生平为主,年代先后为副。至此以后,尚有《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等史著仿效该体,让纪传体成为唐代以后官方史著所采用的主流写作方式。赵翼《廿二史札记》云:“司马迁参酌古今, 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 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至于文章内容,《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本纪
五帝本纪 夏本纪 殷本纪 周本纪 秦本纪 秦始皇本纪 项羽本纪 高祖本纪 吕后本纪 孝文本纪 孝景本纪 孝武本纪
表
三代世表 十二诸侯年表 六国年表 秦楚之际月表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惠景间侯者年表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王子侯者年表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书
礼书 乐书 律书 历书 天官书 封禅书 河渠书 平准书
世家
吴世家 齐太公世家 周公世家 燕世家 管蔡世家 陈杞世家 卫世家 宋世家 晋世家 楚世家 越王勾践世家 郑世家 赵世家 魏世家 韩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孔子世家 陈涉世家 外戚世家 楚元王世家 荆燕世家 齐悼惠王世家 萧相国世家 曹相国世家 留侯世家 陈丞相世家 绛侯世家 梁孝王世家 五宗世家 三王世家
列传
史记卷六十三 伯夷叔齐列传 第一
史记卷六十三 管晏列传 第二
史记卷六十四 老子韩非列传 第三
史记卷六十五 司马穰苴列传 第四
史记卷六十六 孙子吴起列传 第五
史记卷六十七 伍子胥列传 第六
史记卷六十八 仲尼弟子列传 第七
史记卷六十九 商君列传 第八
史记卷七十 苏秦列传 第九
史记卷七十一 张仪列传 第十
史记卷七十二 樗里子甘茂列传 第十一
史记卷七十三 穰侯列传 第十二
史记卷七十四 白起王翦列传 第十三
史记卷七十五 孟子荀卿列传 第十四
史记卷七十六 孟尝君列传 第十五
史记卷七十七 平原君虞卿列传 第十六
史记卷七十八 魏公子列传 第十七
史记卷七十九 春申君列传 第十八
史记卷八十 范睢蔡泽列传 第十九
史记卷八十一 乐毅列传 第二十
史记卷八十二 廉颇蔺相如列传 第二十一
史记卷八十三 田单列传 第二十二
史记卷八十四 鲁仲连邹阳列传 第二十三
史记卷八十五 屈原贾生列传 第二十四
史记卷八十六 吕不韦列传 第二十五
史记卷八十七 刺客列传 第二十六
史记卷八十八 李斯列传 第二十七
史记卷八十九 蒙恬列传 第二十八
史记卷九十 张耳陈余列传 第二十九
史记卷九十一 魏豹彭越列传 第三十
史记卷九十二 黥布列传 第三十一
史记卷九十三 淮阴侯列传 第三十二
史记卷九十四 韩信卢绾列传 第三十三
史记卷九十五 田儋列传 第三十四
史记卷九十六 樊郦滕灌列传 第三十五
史记卷九十七 张丞相列传 第三十六
史记卷九十八 郦生陆贾列传 第三十七
史记卷九十九 傅靳蒯成列传 第三十八
史记卷一百 刘敬叔孙通列传 第三十九
史记卷一百一 季布栾布列传 第四十
史记卷一百二 袁盎晁错列传 第四十一
史记卷一百三 张释之冯唐列传 第四十二
史记卷一百四 万石张叔列传 第四十三
史记卷一百五 田叔列传 第四十四
史记卷一百六 扁鹊仓公列传 第四十五
史记卷一百七 吴王濞列传 第四十六
史记卷一百八 魏其田鼢列传 第四十七
史记卷一百九 韩长孺列传 第四十八
史记卷一百十 李将军列传 第四十九
史记卷一百十一 匈奴列传 第五十
史记卷一百十二 卫将军骠骑列传 第五十一
史记卷一百十三 平津侯主父列传 第五十二
史记卷一百十四 南越列传 第五十三
史记卷一百十五 东越列传 第五十四
史记卷一百十六 朝鲜列传 第五十五
史记卷一百十七 西南夷列传 第五十六
史记卷一百十八 司马相如列传 第五十七
史记卷一百十九 淮南衡山列传 第五十八
史记卷一百二十 循吏列传 第五十九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 汲郑列传 第六十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 儒林列传 第六十一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 酷吏列传 第六十二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 大宛列传 第六十三
史记卷一百二十五 游侠列传 第六十四集
史记卷一百二十六 佞幸列传 第六十五
史记卷一百二十七 滑稽列传 第六十六
史记卷一百二十八 日者列传 第六十七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龟策列传 第六十八
史记卷一百三十 货殖列传 第六十九
史记卷一百三十一 太史公自序 第七十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
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史记》的写作
《史记》是一部纵横古今数千年的巨著。它的出现一方面是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史学家艰苦劳动的产物。
对司马迁而言,首先是秉承遗命,继续先祖的太史事业。他的父亲司马谈早就打算编写一部史书,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临终司马谈嘱咐儿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鳞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修纂史记,这是延续祖先文化生命的名山事业,作为太史令,不能履行使命,罪莫大焉。此后,父亲的遗命总是在司马迁的耳际回旋着:“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时代也提出了构建新的历史文化文本的内在要求——“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瑞符,封建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为了写作,司马迁可以说耗尽了毕生精力。撰写史书,需要大量收集材料。
《史记》的取材极其广泛,一是文献材料,其中有《夏小正》、《世本》、《秦纪》、《春秋》、《国策》、《楚汉春秋》等数十种。二是交游所得。司马迁一生交游很广,彼此过从往来,也获得了许多极珍贵的史料。三是实地采访。司马迁二十岁即四处游历,行程几乎达到西汉王朝的全境,看了好些古代遗迹,听到了好些古代的轶闻,这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历史材料宝库。在游历的过程中,司马迁还特别注意金石碑刻的记录,开创了运用金石材料的先例,如《秦始皇本纪》等。
如果仅仅是历史材料的堆积,当然也完成不了一部伟大的著作。司马迁之所以蒙受奇耻大辱却“就极刑而无愠色”,是因为具有伟大的抱负。他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
我国古代文学的‘经’和‘传’有什么区别?
传是替经书作注的著作。一般由他人记述,例如:《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
经书。即:作为思想、道德、行为等标准的书,亦称宗教中讲教义的书,或称某一方面事物的专著。细分为:道经、儒经与佛经。
传 zhuàn
如:自传;外传;别传;传状(传记行状);传叙(人物传记);传诔(传记和诔文)
替经书作注的著作。一般由他人记述,例如:《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它属于古籍注释体例之一,其它的还有注、笺、正义、诠、义疏、义训。亦有自述生平者,称“自传”。传记大体分两大类:一类是以记述详实史事为主的史传或一般纪传文字;另一类属文学范围,以史实为根据,但不排斥某些想象性的描述。黄道周《节寰袁公传》:“(袁可立)子枢,博雅有胆识,为户部郎,别有传。”
我国古代文学的源头是什么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一直上溯到文学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原始的神话传说和歌谣,在人们口头代代流传,经过漫长的时间,才用文字记下一鳞半爪。由于时间久远难以相传导致变异,后世见诸文字记载的原始文学很难说是其原貌。这些远古歌谣和神话,我们称之为传说时期的文学。
远古时期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在古籍中时有记载。据说是神农时代出现的《蜡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本,归其泽!”,这大约是一首农事祭歌。至于传说为尧舜时期的《击壤歌》、《康衢谣》、《卿云歌》、《尧戒》、《赓歌》、《南风歌》等,从其思想内容和语词来看,显然都是后人的伪托。倒是有些简单质朴的韵语,可能是原始歌谣的遗留。如《吴越春秋》卷九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宍古肉字)”反映的是原始人制造弹弓和狩猎的过程,语言古朴,但已经具有韵律,显然是一首十分古老的歌谣。《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载禹时涂山氏之女所歌的“候人兮猗”,虽只有一句,却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比较可信的夏代诗歌的遗文。属于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反映了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先民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后来的文字记录大多是片断零散的,有些已经被后人改造,中国神话的原始形态没有很好地储存下来。
文字产生以后,中国文学才脱离了传说时期。文字的出现,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汉字的起源,历来有若干推断,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随着甲骨卜辞及殷商青铜器的不断出土,探讨上古文学有了可信的资料,为文学发展成为书面文学提供了条件,标志著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出现了一些较长的钟鼎铭文,这表明具有文学因素的文字出现了。从此,文学的各种形式在语言文字的不断成熟过程中分途发展。
诗歌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中国最初的诗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这在我国古籍中有明确的记载。《吕氏春秋·古乐》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葛天氏”应是传说时期的一个部落酋长。这八阕可能是现在所知的最古的一套乐曲,有歌有舞,歌辞已经无可稽考,舞容极其简单。《尚书·益稷》记载帝舜时的乐曲《大韶》云:“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对其内容和意义的评论,认为此曲“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如天之无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据《论语·八佾》记载,孔子也曾称赞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孔颖达疏去:“乐之为乐,有歌有舞,歌以咏其辞,而声以播之,舞则动其容,而以曲随之。”这段话具体论述了《大韶》诗、乐、舞三者一体的盛大场面。《礼记·乐记》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诗、乐、舞三者紧密结合,是中国诗歌发生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诗歌和音乐、舞蹈相互结合的形式,在文字已经成熟并广泛用于文献记录以后,还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如《诗经》中的作品都是乐歌,而其中的颂诗,是祭祀时用的歌舞曲。约在春秋以后,诗歌从乐舞中逐步分化独立出来,专向文学意义和节奏韵律方向发展。
文献学与古代文学史有什么区别文献
文献就是是记录知识的一切载体。具体地说,文献是将知识、资讯用文字、符号、影象、音讯等记录在一定的物质载体上的结合体。由此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文献具有三个基本属性,即文献的知识性、记录性和物质性。它具有存贮知识、传递和交流资讯的功能。
由于文献的种类繁多,各具特色,不同型别文献所记载的资讯内容也各有侧重,因此,首先了解文献的级别、型别、特点等知识,对进一步做好文献检索工作将有很大的帮助。
文学史
学界对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史”和作为一种知识书写样式的“文学史”的反思已经有些时日。这些反思之所以至今仍未获得什么实质性的突破,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以往的研究,大多停留于经验总结、文学史学反思或文化研究的层次,而从未抵达文学史反思的根基:文学史哲学。有鉴于此,文章以德里达的相关论述和文学史的生成实际为参照,从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历史(时间)、什么是文学史(文学史的生成机制)等基本概念的清理入手,勾画了一种文学史哲学的基本轮廓。
古代文学中,床和床两个字有什么区别?床,《说文》:“安身之坐者”,《广雅》:“栖为之床”。《易·剥封》:“剥床以足”。《注》“床者,人所以安也。”《通俗文》:“八尺曰床。”《释名·释床帐》“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可见床即床,是可坐可卧的家俱,主要是,供人睡眠用的。
古人亦有谓坐榻、交椅等曰床的,见“胡床”、“绳床”、“藜床”。
我国古代文学六体古代文学体裁有: 赋 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它讲求文采、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其特点是“铺采文,体物写志”,侧重于写景,借景抒情。最早出现于诸子散文中,叫“短赋”;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体”是诗向赋的过渡,叫“骚赋”;汉代正式确立了赋的体例,称为“辞赋”;魏晋以后,日益向骈文方向发展,叫做“骈赋”;唐代又由骈体转入律体叫“律赋”;宋代以散文形式写赋,称为“文赋”。著名的赋有:杜牧的《阿房宫赋》、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赤壁赋》等。 骈文 起源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盛行于隋唐。其以四字六字相间定句,世称“四六文”。骈文由于迁就句式,堆砌词藻,往往影响内容表达,韩、柳提倡古文运动之后,骈文渐衰。著名的有南朝梁吴均写的《与朱元思书》。 原 推究本源的意思,是古代的一种议论文体。这种文体是对某种理论、主张、政治制度或社会习俗,从根本上考察、探讨,理论性较强。如韩愈的《原毁》、黄宗羲的《原君》。 辩 “辩”即辩是非,别真伪,这种文体的特点是批驳一个错误论点,或辨析某些事实。如韩愈的《讳辩》、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辩》。 说 古代议论说明一类文章的总称。它与“论”无大异,所以后来统称说理辨析之文为论说文。《文章辨体序说》:“说者,释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我们学过的这种体裁的文章有《师说》、《马说》、《少年中国说》、《捕蛇者说》、《黄生借书说》。 论 一种论文文体,按《韵术》:“论者,议也”。《昭明文选》所载:“论有两体,一曰史论,乃忠臣于传末作议论,以断其人之善恶。如《史记》后的太史公曰……。二政论,则学士大夫议论古今时世人物或评经史之言,正其谬误”。如《六国论》、《过秦论》等。 奏议 古代臣属进呈帝王的奏章的统称。它包括奏、议、疏、表、对策等。《文章辨体序说》:“七国以前,皆称上书,秦初改书曰奏。汉定礼议,是有四品:一曰章,以谢恩;二曰奏,以劾;三曰表,以陈情;四曰议,以执议。” (1)疏。是分条陈述的意思。如贾谊的《论积贮疏》。 (2)表。是陈述某种意见或事情。如诸葛亮的《出师表》。 (3)对策。古代考试把问题写到策上,令参加考试的人回答叫策,考生回答的文章叫对策,如苏轼的《教战守策》。 序(跋) 序也作“叙”或称“引”,有如今日的“引言”、“前言”。是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的文章。也可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序”一般写在书籍或文章前面(也有列在后面的,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列于书后的称为“跋”或“后序”。这类文章,按不同的内容分别属于说明文或议论文,说明编写目的、简介编写体例和内容的,属于说明文。对作者作品进行评论或对问题进行阐发的属于议论文。我们学过的“序言”有:《〈呐喊〉自序》、《〈农村调查〉序言》、《〈指南录〉后序》、《伶官传序》等。 赠序 文体名。古代送别各以诗文相赠,集而为之序的,称为赠序。如韩愈《送石处士序》:“于是东都诸人士……遂名为歌诗六韵,遣愈为之序云。”其后凡是惜别赠言的文章,不附于诗帙也都叫赠序,内容多推重、赞许或勉励之辞。我们学过明代文学家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 铭 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称述功德的文字叫“铭”。刻在牌上,放在书案右边用以自警的铭文叫“座右铭”。如刘禹锡的《陋室铭》。刻在石碑上,叙述死者生平,加以颂扬追思的,叫“墓志铭”。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 祭文 在告祭死者或天地山川等神时所诵读的文章。体裁有韵文和散文两种。内容是追念死者生前的主要经历,颂扬他的主要品德和业绩,寄托哀思,激励生者。如袁枚的《祭妹文》。 杂记 包括: (1)山川、景物、人事杂记。描写山川、景物和人事的,如《小石潭记》、《登泰山记》。 (2)笔记文。以记事为主,它的特点是篇幅短小,长的千字左右;内容丰富,有历史掌故、遗文遗事、文艺随笔、人物短论、科学小说、文字考证、读书杂记等五花八门。《世说新语》、《梦溪笔谈》就是这种文体。 游记 游记是描写旅行见闻的一种散文形式。游记的取材范围极广,可以描绘名山大川的秀丽瑰奇,可以记录风土人情的诡异阜盛,可以反映一人一家的日常生活面貌,也可以记下一国的重大事件,并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文笔轻松,描写生动,记述翔实,给人以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美的感受。游记有带议论色彩的,如《岳阳楼记》、《游褒禅山记》;有带科学色彩的,如郦道元的《三峡》;有带抒 彩的,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 童话 儿童文学的一种。通过丰富的想像、幻想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反映生活,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童话的语言通俗、生动、形象、情节离奇曲折,富于趣味性。对自然景物往往作拟人化的描写,能适应儿童的心理、情趣,激发人们的想像,便于他们接受和转化。选入教材的童话有: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 民间故事 群众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经过很多人不断地修改加工而形成的文学形式。民间故事的特点:故事性强,情节生动;口语化,朴素明快;想像奇特丰富;常用夸张、比喻,艺术感染力强。内容上它来自民间,反映的多是民间生活。有的民间故事常有神话式的幻想情节,充满神奇色彩。例如:《渔夫的故事》、《牛郎织女》等。 寓言 是带有劝喻或讽谏性的故事。“寓”是“寄托”的意思。寓言,通常是把深刻的道理寄于简单的故事之中,借此喻彼,借小喻大,借古喻今,惯于运用拟人的手法。语言简洁锋利。欧洲文学中著名的寓言作品有古希腊的《伊索寓言》。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寓言盛行,《庄子》、《韩非子》等著作中有不少寓言,如《郑人买履》(《韩非子》)、《鹬蚌相争》(《战国策》)、《刻舟求剑》(《吕氏春秋》)。 传说 长期在民间流传而形成的,带有某种传奇色彩和幻想成分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自然物貌的故事。如英雄人物传说,西湖的传说,黄鹤楼的传说。有的是以特定历史事实为基础,有的则纯属幻想虚构。人物和事件的传说,大都是颂扬、赞美的,反映人民的理想和愿望;自然景物的传说,则近于优美的叙事散文,例如浅尝辄逝的《浮生萦云》。 传奇 小说体裁之一。以其情节奇特、神奇,故名。一般用以指唐、宋人用文言写的短篇小说。如《柳毅传》、《浮生萦云》《南柯太守传》等。又因为“传奇”多为后代的说唱和戏剧所取材,故宋元戏文,元人杂剧,明清戏曲也有称为“传奇”的。如明戏曲作家汤显祖的《还魂记》(即《牡丹亭》),清初孔尚任的传奇剧本《桃花扇》。 参考连结:文学体裁_ :baikebaidu/view/454693htm#3
论屈宋辞赋对我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屈宋指的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和宋玉。屈原是骚体的开创者,是中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者,宋玉是在屈原之后的楚国著名诗人,也是有名的辞赋作家,但是其名望和成就都远不如屈原。——常识文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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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是我国古代文学的( 神话传说)体裁
求《离骚》对我国古代文学有什么影响离骚以大量楚地方言和神话入诗,保留了战国时期楚国风俗、信仰方面的史料
离骚开创了我国文人独立创作诗歌的先河
离骚想象瑰丽,语言自由,抒情真实,开创了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的先河
离骚以香草美人比喻诗人的高洁,为后世的文人风骨树立了榜样
请问,古代文学的学术评论应该怎么写?和作品赏析有什么区别吗学术评论依托文学理论,理论内容多;作品赏析依托作品,赏析多
1,为什么说先秦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的辉煌先秦文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诸子百家的著作上,诸子的著作思想内容深邃,对后世影响深远,艺术形式上更是开文学之先河。有对话语录体之儒家代表作《论语》,有道家哲学寓言体《庄子》,有编年体文史钜著《春秋》,有现实主义诗风的《诗经》,有浪漫主义的《离骚》等楚辞,等等等等。先秦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为中国古代文学奠定了基础,树立了榜样,并且达到了一个几乎让后人无法超越的高峰,当然辉煌灿烂了。
译文:
郭伋字细侯,是扶风茂陵人。郭伋少年时就有志向和操行,哀帝和平帝年间被征召到大司空府,几次升迁后任渔阳都尉。王莽时郭伋任上谷大尹,升为迁并州牧。更始帝刚即位时,三辅地区接连遭受乱兵侵扰,百姓感到震惊害怕,有势力的宗族、大户人家拥兵自保,没有人肯率先依附。更始帝平素常听到郭伋的声名,征拜他来拜为左冯翊,让他安抚百姓。世祖即位,他被封为雍州牧,又转任尚书令,多次进忠言直言规劝。
建武四年, 郭伋出任中山太守。第二年彭宠被灭,郭伋转任渔阳太守。渔阳已经遭受了王莽动乱,又加上彭宠的破坏,百姓大都狡猾不善,盗匪到处都是。郭伋到渔阳后,宣示百姓有功必赏,捕杀盗贼首领,盗贼由此溃散。当时匈奴多次侵扰郡界,边境军民吃了不少苦头。郭伋整顿兵马,设计好攻守战略,匈奴由于害怕而远远离去,不敢再侵入边境,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后来颍川盗贼群起,建武九年,朝廷征召他封为颍川太守。
郭伋到颍川之后,招抚怀山强盗阳夏赵宏、襄城召吴等数百人,这些人都束手到郭伋处投降,郭伋将他们全部遣返回乡务农。于是他上书弹劾自己自作主张,光武帝很欣赏他的策略,没有因此责怪他。此后赵宏、召吴等人的党羽听说了郭伋的威望和信义,远自江南,有的从幽州、冀州不约而同前来归降,络绎不绝。
光武帝因卢芳占据北方,便调郭伋任并州牧。郭伋经过京师时上朝谢恩,光武帝马上召见他,并将皇太子及诸王召来一起宴请郭伋,与郭伋谈了一整天,还赏赐给他车马衣服及日用杂物器物。郭伋借机谈到挑选人员增补官职时,应挑选天下的贤士俊杰。光武帝接受了他的意见。郭伋刚到任时去所辖地域巡视,到达西河美稷,有数百名儿童,各自骑着竹马,在道旁拜迎。郭伋问:“你们为何远道而来?”
儿童们回答说:“听说使君到来,我们很高兴,所以前来欢迎。”郭伋向他们表示感谢。等到事情办完后,众儿童又将他送出城,并问:“使君何时回来?”郭伋告诉别驾从事史,算好日子告诉他们。巡视后返回,比预计日期提前一天,郭伋不想失信于儿童们,于是在野外亭中留宿,等到了约定日期才进城。
当时朝廷很多人推举郭伋可以担任大司空,光武帝因为并部还有卢芳可能造成威胁,而且匈奴还未被平定,想让郭伋在此多任职一些时间,所以没有征召。郭伋知道卢芳是个老贼,很难一下子用力量制服他,因此经常严守烽火台,公开悬赏捉拿。卢芳的将领隋昱于是谋划胁迫卢芳归降郭伋,卢芳于是逃跑进入匈奴。建武二十二年,被征召为太中大夫,获赐宅第一处,以及帷帐钱谷,用以补贴家用,郭伋总是分送给宗族九族,一点也不保留。
注释:
郭伋始至行部:郭伋刚担任并州牧,首次出巡。行部,出巡。
西河美稷:地名。
别驾从事:部下官吏。
野亭:郊野外的亭子。
期(先期一日):约定的期限。
期(须期乃入):约定的期限。
《后汉书·郭汲传》
郭伋字细侯,扶风茂陵人也。伋少有志行,哀平间辟大司空府,三迁为渔阳都尉。王莽时为上谷大尹,迁并州牧。更始新立,三辅连被兵寇,百姓震骇,强宗右姓各拥众保营,莫肯先附。更始素闻伋名,征拜左冯翊,使镇抚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转为尚书令,数纳忠谏争。
建武四年,出为中山太守。明年,彭宠灭,转为渔阳太守。渔阳既离王莽之乱,重以彭宠之败,民多猾恶,寇贼充斥。伋到,示以信赏,纠戮渠帅,盗贼销散。时匈奴数抄郡界,边境苦之。伋整勒士马,设攻守之略,匈奴畏惮远迹,不敢复入塞,民得安业。
后颍川盗贼群起,九年,征拜颍川太守。伋到郡,招怀山贼阳夏赵宏、襄城召吴等数百人,皆束手诣伋降,悉遣归附农。因自劾专命,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后宏、吴等党与闻伋威信,远自江南,或从幽、冀,不期俱降,络绎不绝。
帝以卢芳据北土,乃调伋为并州牧。过京师谢恩,帝即引见,并召皇太子诸王宴语终日,赏赐车马衣服什物。伋因言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帝纳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伋问:“儿曹何自远来?
”对曰:“闻使君到,喜,故来奉迎。”伋辞谢之。及事讫,诸儿复送至郭外,问:“使君何日当还?”伋谓别驾从事,计日告之。行部既还,先期一日,伋为违信于诸儿,遂止于野亭,须期乃入。是时朝廷多举伋可为大司空,帝以并部尚有卢芳之儆,且匈奴未安,欲使久于其事,故不召。伋知卢芳夙贼,难卒以力制,常严烽候,明购赏。
芳将隋昱遂谋胁芳降伋,芳乃亡入匈奴。二十二年,征为太中大夫,赐宅一区,及帷帐钱榖,以充其家,伋辄散与宗亲九族,无所遗余。
“经”和“传”是我国古书的两种体裁。“经”是经文,“传”是传记
史记》由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种体裁等“本纪”记载(帝王)的事迹,“世家”记载(诸侯及显要家族)的事迹,“列传”记载(平民)的事迹。从《汉书始,“纪传”体史书取消了“世家 ”,而“列传”,“书”则分别改称为“传”,“志”.
1 翻译古文《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
世俗的人都称赞孟尝君能得士,士因此而归附他,
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
卒:终于。 其:指门下士。虎豹之秦:像虎豹一样凶恶的秦国
而他终于借助他们的力量,得以从像虎豹一样凶恶的秦国逃走。
嗟呼!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
特:只、仅仅。 雄:长、首领。
唉!孟尝君只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的首领而已,哪里说得上是得士!
不然,擅齐之强,
擅:拥有齐国的强大国力。
要不是这样,他拥有齐国的强大国力,
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
南面而制秦:南面称王制服秦国。古代君臣相见,帝王坐北面南,臣在对面朝见。
得到一个真正的人才,应该可以南面称王制服秦国,
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
还用得着借助鸡鸣狗盗之辈的能力吗?
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鸡鸣狗盗一类人在他的门下,这就是(真正的)士不归附他的原因。
2 读孟尝君传原文译文作品信息 名称《读〈孟尝君传〉》 年代北宋 作者王安石 体裁驳论文 出处《临川先生文集》[1] 编辑本段作品原文 读《孟尝君传》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②。
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③,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④,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⑤,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2] 注释译文 注释 ①选自《临川先生文集》。
《孟尝君传》指司马迁《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姓田名文,战国时齐国公子。
②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卒,终于。其,指门下士。
虎豹之秦,像虎豹一样凶残的秦国。《史记·孟尝君列传》记秦昭王曾欲聘孟尝君为相,有人进谗,秦昭王又囚而要杀他。
孟尝君像昭王宠姬求救,宠姬提出要白狐裘为报。而孟尝君只有一白狐裘,已献给秦王。
于是门客装狗进入秦宫,盗得狐白裘献给秦王宠姬,宠姬为孟尝君说情,昭王释放孟尝君,继而后悔,派兵追赶。孟尝君逃至函谷关,关法规定鸡鸣才能开关,门客有能为鸡鸣者,引动群鸡皆鸣,孟尝君才脱险逃出函谷关,回归齐国。
③特鸡鸣狗盗之雄耳:特,只、仅仅。雄,长、首领。
耳,罢了。 ④擅齐之强:拥有齐国的强大国力。
擅,拥有。 ⑤南面而制秦:南面称王制服秦国。
古代君臣相见,帝王坐北面南,臣在对面朝见。制,制服。
[3] 译文 世人都称孟尝君能够赢得纳士,贤士因为这个缘故归顺他,(孟尝君)终于依靠他们的力量,从像虎豹一样(凶残)的秦国逃脱出来。唉!孟尝君只不过是一群鸡鸣狗盗的首领罢了,难道值得说得到了贤士?如果不是这样,(孟尝君)拥有齐国强大的国力,(只要)得到一个(真正的)贤士,(齐国)就应当可以依靠国力在南面称王而制服秦国,哪里还要借助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呢?鸡鸣狗盗之徒出现在他的门下,这就是(真正的)贤士不到他门下的原因。
[2] 结构分析 (一)自“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至“以脱于虎豹之秦”—— 连环画-鸡鸣狗盗 记叙世人皆称孟尝君能得士。(起) (二)自“嗟乎!”至“岂足以言得士”—— 说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
(承) (三)自“不然”至“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 说明孟尝君如能得士,便不需鸡鸣狗盗之力。(转) (四)自“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至“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说明孟尝君不能得士的理由(在鸡鸣狗盗出其门)。
文体主旨 《读〈孟尝君传〉》为中国最早的一篇驳论文(议论文的一种)。本文的主旨在于“(翻案)说明孟尝君不能得士”。
3 读孟尝君传原文译文宋〕王安石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呼!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译文世俗的人都称赞孟尝君能够搜罗人才,因此人才都投靠他的门下,而他终于借助他们的力量,得以从虎豹一样凶恶的秦国逃走咳!孟尝君只不过是那些鸡鸣狗盗之徒的头目罢了,哪里称得上能搜罗人才呢?要不是这样,他完全可以凭借齐国的强大力量,得到一个真正的人才,就应该南面称王而制服秦国,还用得着这些鸡鸣狗盗之辈的能力吗?鸡鸣狗盗之辈出入他的门下,这正是真正的人才之所以不到他那里去的原因呀。
4 读孟尝君传原文译文宋〕王安石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呼!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译文
世俗的人都称赞孟尝君能够搜罗人才,因此人才都投靠他的门下,而他终于借助他们的力量,得以从虎豹一样凶恶的秦国逃走。咳!孟尝君只不过是那些鸡鸣狗盗之徒的头目罢了,哪里称得上能搜罗人才呢?要不是这样,他完全可以凭借齐国的强大力量,得到一个真正的人才,就应该南面称王而制服秦国,还用得着这些鸡鸣狗盗之辈的能力吗?鸡鸣狗盗之辈出入他的门下,这正是真正的人才之所以不到他那里去的原因呀!
5 阅读下面两篇短文,完成各题(1)本题考查对文言实词的理解能力作答本题,重点在于文言实词的积累,同时也可以借助整个句子的意思来判断①孟尝君终于依靠他们的力量,从像虎豹一样凶残的秦国逃脱出来卒:终于②田婴去世后,追谥靖郭君卒:去世(2)本题考查的是理解并翻译句子的能力,解答时一定要先回到语境中,根据语境读懂句子的整体意思,然后思考命题者可能确定的赋分点,首先要找出关键实词、虚词,查看有无特殊句式,运用“留”“删”“调”“换”“补”的方法,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并按现代汉语的规范,将翻译过来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达到词达句顺此句中重点的词有:①此:这;所以:…的原因;至:归附;也:判断句子翻译为:这就是(真正的)士不归附他的原因②闻:使…闻;于:在句子翻译为:名声随之传播到各诸侯国中(3)本题考查筛选文章信息的能力根据甲文中的句子“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可知王安石认为孟尝君不(算不上)能得士;根据乙文中句子“是为孟尝君”可知司马迁认为孟尝君是有识之士答案:(1)①终于②去世(2)①这就是(真正的)士不归附他的原因②名声随之传播到各诸侯国中(3)王安石:孟尝君不(算不上)能得士;司马迁:孟尝君是有识之士。
古书注解的体例:
1、传注体:是经汉代学者奠基的以解释先秦文献词句为主的一种体例;
2、义疏体:是既释经文又兼释注文的一种体例;
3、集解体:是汇集众说的一种体例。
随文释义的注疏向来有很多名称,最初叫做“传”,叫做“说”,“解”,也称为“诂”“训”,后来又有“笺”、“注”“诠”“述”“学”“订”“校”“考”“证”“微”“隐”“疑”“义”“疏”,“音义”“章句”等别名。
这些名称有的名异实同,有的意义微殊,有的互相结合,成为新的名称,如“训诂”“诂训”“解诂”“校注”“义疏”“疏证”等,其用途各不相同。
现试举主要者一二:传,即传授讲解的意思,《春秋》有三传(《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传有的阐明大义,有的引申未言之意,有的逐句解释。
古语云“圣人作其书,贤者作其传”。传有内传、外传、大传、小传、补传、集传之分。注,取义于如水注物,对文字古奥、文义艰深之处,略疏典故。注也是现在通用的注释名词。
扩展资料:
古书注解的术语:
1、曰、为、谓之使用这三个术语时被释词总是处于术语之后,其含义等于现代汉语中的“叫做”。除了一般释义外这些术语有时还用来分辨同义词。
2、谓 意为“说的是……”、“指的是……”,被释词在术语之前。
3、貌、之貌表示性质或状态的术语,意为“……的样子”。
4、犹“犹”表示用近义词作注,或者是用引申义训释本义,意为“如同”、“等于说”。
5、读若、读如表示注音的术语等。
参考资料:
人物生平
清雍正十三年乙卯(1735年),段玉裁出生于江苏省金坛西门外大坝头村,有一姐二弟一妹,父亲虽为塾师,但收入微薄。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执教,家务全由母亲史氏操劳。全家人衣着粗布,常年是大麦粥糊口,很少吃上白米饭,家境非常清贫。
乾隆一十三年(1748年),十三岁补诸生,曾至扬州安定书院就读。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二十五岁中举人,任国子监教习,入都会试,屡不中。经人介绍,段玉裁在京就教职,获读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有意于音韵之学,遂边教边做学问,历时约10年。在京时,师事戴震,并结识了钱大昕、邵晋涵、姚鼐等学者。返里后,又得与刘台拱、汪中、金榜等人相交。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吏部铨授贵州玉屏县知县,两年后,调到四川省,先后任富顺、南溪和巫山县知事,仕宦期间,均携《六书音韵表》于身边,每每处理完公家事务至深更半夜,经常置灯于笼中,或以口气嘘物取暖,编著、修改文章。经10年,他以父母年迈多病、自身有疾为由,辞官归故里,卜居苏州枫桥,潜心著述和藏书,时年仅47岁。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二次入都,得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商讨音韵、训诂,颇为契合。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移居苏州阊门外之枝园。出身寒素的段玉裁,毕生铭记“不耕砚田无乐,不撑铁骨莫支”的祖训,一生以著述为乐事,他克服重重困难,潜心注释《说文》。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四月,不幸跌坏了右腿,从此成为残疾之人。当时的段玉裁曾对友人说,“《说文注》三年必有可成。可谓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段氏坏足,《说文注》成。”其后健康每况愈下,盖春夏秋三季多不适,而春季尤甚,疮烂疥烦,两眼昏花,心脉甚虚,稍用心则夜间不能安宿,又左臂疼痛不可耐。此时段玉裁最为担心的事,是注释《说文》能否完成,他曾对友人说,他身体旧病如故,担心《说文注》难成,加上精力不足。假如完成后死了,就很欣慰了。到段玉裁注释《说文》完成时,他对自己的学生说,他如春蚕一般,茧织成了,只待等死矣。
经过三十多年的时间完成的《说文解字注》30卷。嘉庆二十年(1815年)五月《说文解字注》全书刻成,为将此书刻成付印,他用去了全部积蓄。
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年),9月8日在贫病交加之中去世,卒年八十一。
主要成就 学术成果哲学思想
实事求是是乾嘉学派学人的共同旗帜和人生信仰。段玉裁是戴震的大弟子,他虽未能像他的老师那样写出一系列哲学著作,但在学术理想、路线方面基本遵循了戴震所开创的皖派学术风格,并有其独 献,特别是他在古典语文学研究中所贯彻的追求真知的精神,与戴震是相通的。他说:“凡著书者,将以求其是而已,非将以求胜于前人而要名也。将以求胜于前人而要名,则吾斯未信,而欲天下后世信之,无是理也。虽然,吾非以要名,吾非以求胜于人而诚求其是,则其书之成,宜必可信矣。”
在哲学立场上,段玉裁也继承了戴震反宋儒的观点,坚持“阴阳气化即道”、“必于物上求理”,反对“执意见以为理”。他在《十经斋记》一文中说:“余自幼时读四子书注中语,信之惟恐不笃也,即壮乃疑焉。既而熟读六经、孔孟之言,以核之四子书注中之言,乃知其言心、言理、言性、言道,皆与六经、孔孟之言大异。六经言理在于物,而宋儒谓理具于心,谓性即理;六经言道即阴阳,而宋儒言阴阳非道,有理以生阴阳,乃谓之道。言之愈精而愈难持循,致使人执意见以为理,碍于政事。”而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就反复批评宋儒视理为得于天而具于心的观点,认为宋儒执意见以祸国殃民,甚至造成“以理杀人”的恶果。
段玉裁在“求真”学术理念的支撑下,批评王应麟著《困学纪闻》和顾炎武著《日知录》的著书方法,认为这种著书方法有两种弊端,一是好为异说,二是剿说雷同,中无所得,仅邀名而已。王应麟与顾炎武都以博学著称,而顾炎武的《音学五书》还曾接引段玉裁进入古典语言学。但段玉裁受戴震影响,领悟为学真谛,不再博学以夸能,而是以追求真知与十分之见为人生信仰。他说:“闻之东原师曰:知十而皆非真知,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洞彻其本末,剖其是非,核诸群书而无碍,反之吾心而帖然,一字一句之安妥,亦天地位,万物育之气象也。久能所说,皆得诸真知,故近以自娱娱亲,远以娱人,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其传世行后无疑也。”
不仅如此,段玉裁还认为,通过追求真知的活动,上可以神交古人,下可以神交后人,使人的生命存在超越时间限制,进入永恒的境界:“夫人有心得之处、超乎古人者,必恨古人不我见,抑余以为古人有言有为,未尝不思后人处此必有善于我者,未尝不恨后之人不可见也。”在追求真知的活动中寻求短暂生命的永恒意义,这一价值理想说明,乾嘉学者的学术活动并不仅仅是外在的政治压迫的结果,他们在考据学中找到了精神寄托。
段玉裁并未简单重复老师的观点,而是在“求是”的问题上发展了戴震的学说。他认为“追求真是”是一个历史过程,从原则上说后代胜于前代,后人通过研究不得已要与前人不同,是追求真理的一般规律所致,并非有意难为前人。他说:“著书者,固以天下后世信从真是之为幸,而非以天下后世信从未必真是之为幸。左氏非不乐公羊、谷梁之后出,杜氏非不乐刘炫辈之后出,朱子在今,必深幸诋议之有人。夫君子求为可信,不求人之信。求其真是,而亦不敢自必为真是。此真是之所以日出也。”与戴震所说的“十分之见”的自信相比,段玉裁更明白“真是”不易得,而且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研究的深入,“真是”也在不断发展。
经学研究
在“经学”研究方面,段玉裁没有写出系统的哲学著作,但他通过对《春秋》、《左传》、《大学》等经典文本中的具体字义、句子的辨析,尤其是对明世宗继统问题的系统研究,阐发了其政治伦理思想,也提出过一些突破传统经学思想的主张。晚年的段玉裁在写《十经斋记》一文时,对于训诂、名物、制度、民情物理四者三致其意,而且自称“不敢以老自懈”。段玉裁对于名物、训诂、制度的研究,主要表现出“求是”精神,而对于“民情物理”的关心,则表达了“求道”的理想。
段氏博大精深的小学是段氏经学的方法论支撑。清初顾炎武在回答什么是经学问题时曾说:“理学,经学也。”就是“舍经学即无理学”,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舍小学即无经学。段氏小学为解经服务,小学是治经的工具。段氏小学伟岸,经学成就亦因此富厚。经学史在段玉裁那里,实在是围绕群经的语学工具逻辑应用史,经学史是经书传注史。
《周礼汉读考》(1794年)对读经的语言逻辑指要。段玉裁《周礼汉读考》最重要的贡献是,为读懂《周礼》提出了汉代人注释《周礼》的体例:《周礼汉读考序》提出的“汉注正读”三式。段说:“汉作注,于字发疑正读,其例有三:一曰读如、读若;二曰读为、读曰;三曰当为。”这段文字,同样见于《说文段注》“读”字下,正可看做独立之古代语学移置于经学用作辞例。读如、读若:“拟其音也”,是用来拟比同音字、近音字的。读为、读曰:主要是用来指明意义的变化。当为:段说:“字误、声误而正之,皆谓之当为。”
《尚书》学领域建功勋。清初声讨伪古文《尚书》是有思想启蒙意义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称之为“诚思想界之一大解放”。《尚书》为十三经之一,十三经为封建社会正统指导思想,揭露《尚书》伪作,当然是对封建统治思想的冲击。乾隆年间段玉裁研核今古文《尚书》,为揭梅赜伪作的余绪,意义不凡。
自然科学与读经。段玉裁十分重视自然科学入经,章炳麟《检论清儒》曾说段玉裁以“十三经”为少,“宜增《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及《说文解字》、《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皆保氏书数之遗,集是八家,为二十一经”,这样,段氏所增八经中有两经是数学书,足见段氏说经对自然科学的重视。
还有一点也很值得注意,就是段玉裁对今文经的包容态度。段玉裁曾特别要他的外孙龚自珍向古文经学者程瑶田学习。后来今文经学家龚自珍写成《明良论》四篇,揭露清代官僚政治的腐败,段玉裁80岁时读到此文,盛赞其“切中今病”,“髦(出类拔萃)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遗憾)矣。”
语言文字学
段玉裁主要继承、深化并细化了戴震的语言学研究,在声音与意义的关系、经典中“本字”的考订、 注经原则的发明等古典语文学方面,成就突出。
段玉裁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在语言文字学,主要成果集中在《说文解字注》一书中。“注释”是古人著书立说的重要体裁,如果说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重在经汉字字形揭示汉字的本义,清代段玉裁则重在用传世文献揭示汉语词的引申义。我们今天讲段注在词义学、词汇学上的贡献,主要是以段注引申义为基础的。段注把古今的字形、字音、字义都贯通起来,因而更显得体大思精。
段注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九千多个汉字安置于新的古音韵系统,一一标明各字的韵部。附于段注书后的《六书音韵表》就是九千多字的位置系统,即上古韵部系统。段玉裁古韵学成就可以归纳成两个方面:一是提出了一系列古音学的原理,成为古音理论的集大成者,特别是开辟了从谐声偏旁入手来研究古韵分部的新途径和新的方法系统。二是分上古韵六类十七部,超迈前人,启导后来。段玉裁、戴震论韵十五年成为学术史上的佳话。经过研讨,在上古“支、脂、之”三韵部分立问题上,双方达成共识。但在上古真部与文部的分立问题上,戴始终没有接受段的意见,今天,上古真、文分部已成定论,段是正确的。
段注的再一个重要贡献是,除了指出《说文》各部首内相关汉字之间的意义联系,使许慎《说文》变得井井有序,“如一篇文字”以外,还就全书范围内意义相关字不断勾稽指示,使之组合类化。
段玉裁高足弟子之中,长洲徐c、嘉兴沈涛、女婿仁和龚丽正(龚自珍之父)较为知名,长洲陈奂尤其得其学识真传。
个人著述文字训诂
段玉裁博览群书,著述宏富,由经学以治小学。在小学范围内,又从音韵以治文字训诂。根基充实,深得体要。所著有《六书音均表》、《诗经小学》、《古文尚书撰异》、《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汲古阁说文订》、《说文解字注》及《经韵楼集》等书。《六书音韵表》在顾炎武《音学五书》和江永(1681~1762)《古韵标准》的基础上剖析加密,分古韵为17部,在古韵学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周祖谟认为此书“在古韵学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说文解字注》积30余年的功力写成,体大思精,为前所未有。他先为《说文解字读》,每字之下博引群书,详注出处,晚年才删去繁文,简约成《说文解字注》。嘉庆二十年(1815年)五月全书刻成,风行一时,大为学者所称赞,《说文》之学也由此而盛。
《说文》段注的主要特点是:①比勘二徐(徐铉、徐锴)本,刊正传写和刻本的谬误。②阐明许书著作的体例。③引证经传古籍,解释许说,推求许说所本。④在许慎训解之外,说明字义的引申和变迁;指出字有古今,义也有古今。⑤阐发音与义之间的关系,根据谐声声符说明音义相通之理。与同时学者桂馥、朱骏声、王筠并称《说文》四大家。
段玉裁注《说文》的成就极大。他不仅贯串全书,详加注释,把《说文》在考订文字、声音、训诂三方面的真实价值阐发无遗,而且创通许多研究词义的方法,对汉语训诂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门径。尽管书中不免有偏执武断之处,可是其中精粹之处终不可没。
文献整理
段玉裁不但在整理文献的实践中作出了不朽的业绩,同时他总结实践经验,又提出很多卓越的见解,诸如“改字”问题、误校问题、分别作者之是非与本子之是非等,卓识宏议,发人之所未发,至今为学者所称道。关于“改字”问题,总的说来,他是主张“勇改”的,认为当改则改,知错不改反而会留下后果。但是他同时又反对妄改、擅改,因为妄改、擅改会造成更恶劣甚至难以挽回的后果。甘苦有得之言,发人深省!段玉裁校书不迷信古本,而是主张依靠自己的学识,善加判断。他分析经书的“疏”与“经注”本来都是各自单行的,各家所守的“经注”以及单行的“疏”受授不同,其字其说龃龉者多,自《十三经》合刊注疏音释,学者能够识别其源流同异的并不多。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古本来校勘经书的文字,已不能够解决问题,最后只有凭借自己的学识作出抉择。《十三经注疏·释文校勘记序》指出:“顾自唐以来,而徒沾沾于宋本,抑末也。”可见段玉裁不独鄙视俗本为不足据,就是通常以为的精善宋本,也亦去其积误而探其义理以定是非,这就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他认为校勘者必须具备深厚的学力和扎实的基本功。段玉裁在校勘方面的绝诣,有很多校例已为当代发现的敦煌写本、阜阳汉简所证实,不能不令人叹服。其所著
本文2023-08-04 22:07:17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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