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嘉树（1864—1918）字耀如，教名查理·琼斯，汉族，海南文昌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韩姓人家，原名韩教准。宋嘉树有六个子女，其分别是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宋把大部分资金用来支持孙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为孙文争取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财力支柱。1918年5月3日，宋嘉树因患肾病不治，在上海逝世，年仅54岁。

　　韩氏改为宋姓，始于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嘉树，又名宋耀如，宋耀如初期并不姓宋，而是姓韩，名教准。宋嘉树父亲韩宏义，韩教准（宋嘉树）是其次子，韩宏义之夫人为王氏。

　　由于家境贫寒，韩教准12岁时就飘洋过海，到美国找堂舅父谋生，韩教准舅父姓宋，是旅居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经营丝茶生意的侨商，他没有儿子。韩教准就被舅父收为养子，从此改姓宋，名嘉澍，别名教准。宋嘉树在美国加入基督教，取英文名字查理·琼斯·宋（CHARLES　JONES　SONG）。

　　韩改宋后，才逐渐发迹成为影响海内外的“宋氏家族”。据《宋庆龄年谱》记载：“父亲宋嘉树（1864-1918年），原名乔荪，字耀如，西名查理琼斯宋。原姓韩，是客家人韩宏义之子，由于12岁时过继给宋姓舅父，遂改姓宋。”海南省政府网有专门介绍，宋嘉树并非什么莆田宋氏之后，宋嘉树舅父才是莆田宋氏之后，而宋的父亲韩宏义及其以上世代是韩家人，跟莆田无关。所以不能称其远祖是莆田人。[1] 宋嘉树的父亲韩宏义，为人宽厚，热心公益事业，因经办赈务，耗尽了积蓄，家境渐趋贫寒。1863年，宋耀如出生于海南文昌县古路园村，取名韩教准，小名阿虎，弟兄三人，兄政准，弟致准。

　　1872年，韩教准九岁时，因家庭贫寒，不得不随哥哥政准，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当学徒。

　　1875年随宋姓堂舅赴美洲古巴，遂改姓宋。三年后赴美国波士顿，在丝茶店当学徒。期间，结识了一些在美国留学的好朋友。他们纷纷劝宋嘉树去学校读书，由于堂舅的坚决反对，小嘉树暗下决心，选准机会，偷偷地跑进停泊在波士顿港口的一艘政府缉私船上。也许是船长佩服他的胆量，或是喜欢他追求独立创业、追求自由的勇气，船长不但没有处罚他，还热情地帮助他，让他在船上做杂役。之后，他随船长来到了美国南方的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结识了当地教堂的牧师。

　　1880年11月7日，16岁的宋嘉树接受了基督洗礼，被命名为查理·琼斯·宋（Charles Jones Soong），人们习惯称之宋查理。1881年4月，宋嘉树进入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学习，一年后转学到范德堡大学神学院学习。1882年入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神学院，1885年毕业，次处回国，在苏州、上海等地传教，并执教于教会学校，胡适即为其学生之一。是年夏与倪桂珍结婚，两年后在上海创办美华印书馆，印行中文本《圣经》，并参与创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还兼任上海福丰面粉厂经理。

　　1894年夏，孙文与陆皓东北上途经上海，与宋相识，两人对革命志同道合。宋嘉树在传教同时，暗中印行革命刊物及小册子。民国成立后，宋嘉树曾随孙文访问日本，二次革命时，宋全家避居日本。宋育有子女六人，依次为霭龄、庆龄、子文、美龄、子良、子安。

　　在上海，他一边传教布道一边兴办实业。特别是与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文的结识与交往，使宋嘉树发生了一生中最大最根本的转变，很快便成为孙文的热情支持者和挚友。

　　宋嘉树常常向孩子讲述自己青少年时期的曲折经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与命运抗争不怕艰难困苦不屈不挠的意志，不卑不亢谦虚自尊的精神以及对子女大胆和有远见的培养，都对宋庆龄崇高品格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宋蔼龄、宋美龄、宋庆龄是中国著名的“宋氏三姐妹”

宋氏三姐妹

　　三姐妹的父亲是宋耀如，母亲是倪桂珍。母亲倪桂珍则出身上 宋氏三姐妹

海，其中倪桂珍这一只母系祖先目前可以追溯到明末大学士徐光启。宋美龄父亲宋嘉树，又名宋耀如，宋耀如初期并不姓宋，而是姓韩，名教准。宋庆龄祖父韩宏义是个农民，韩教准（宋嘉树）是其次子。韩宏义夫人为王氏。由于家境贫寒，韩教准12岁时就飘洋过海，到美国找堂舅父谋生，韩教准舅父姓宋，是旅居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经营丝茶生意的侨商，他没有儿子。韩教准就被舅父收为养子，　从此改姓宋，名嘉树，别名耀如。宋嘉树在美国加入基督教，取英文名字查理·琼斯·宋（CHARLES　JONES　SONG）。韩改宋后，才逐渐发迹成为影响海内外的“宋氏家族”。但宋氏并非宋嘉树的本家，据《宋庆龄年谱》记载：“父亲宋嘉树（1866-1918年），原名乔荪，字耀如，西名查理琼斯宋。原姓韩，是客家人韩宏义之子，由于12岁时过继给宋姓舅父，遂改姓宋。”此文海南省人民政府网有专门介绍，并非什么莆田宋氏之后，宋嘉树舅父才是莆田宋氏之后，而宋的父亲韩宏义以上世代是韩家人，跟莆田无关。[1]　大姐宋蔼龄，1889年7月15日生于上海；1914年在日本与孔祥熙结为夫妇；1973年10月19日在美国纽约去世。　二姐宋庆龄，1893年1月27日生于上海；1915年和孙中山结婚；1981年5月15日加入中国***；1981年5月29日在北京逝世。　　三妹宋美龄， 1897年3月5日生于上海；1927年与蒋介石结婚；2003年10月24日，在美国纽约去世。

　　在上海万国公墓里,有一块挺拔的龙柏和苍翠的冬青围绕着的墓地,这就是宋庆龄陵园。陵墓中间,是宋庆龄父母的合葬墓;东侧,一块素净的墓碑上铭刻着:

　　一八九三年——一九八一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名誉主席

　　宋庆龄同志之墓

　　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立

　　西侧,有一块同样大小的墓碑,碑上刻着三行字:

　　一九八一年二月

　　李燕娥女士之墓

　　宋庆龄立

　　两座墓、两块墓碑完全一样,没有任何装饰,平行而立,分左右紧傍在宋庆龄父母之墓的两边。墓前,绽放着宋庆龄生前喜爱的香樟树、丁香、紫薇、兰花、杜鹃花和郁金山草。

　　不知道的人一定会猜测,这位名叫李燕娥的女士何许人也当他们知道后,更会大吃一惊,李燕娥竟是宋庆龄的一位女佣。

　　一位女佣的墓地,居然和国家名誉主席的墓地并肩而列,而且规格模样完全相同。这不令人奇怪吗但这完全是按照宋庆龄生前一再表达的意愿安排的。

　　当人们来到这里凭吊宋庆龄名誉主席的时候,总要怀着深深的敬意瞻仰这两座墓,总要想起宋庆龄同李燕娥的亲密关系——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的那段绵远深长的浓情厚谊!

　　李娥燕(1912年——1981年),十六岁来到宋庆龄的身边,陪伴宋庆龄渡过了整整五十三个春秋。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她们同甘苦,共患难,结下了血浓于水、情深如海的姐妹亲情。在李燕娥的心里,她始终敬爱着宋庆龄;宋庆龄则一直呵护着李燕娥,解放后,亲切地称这位比她小了十九岁的女子为“李姐”。

　　车 祸

　　军统少将行动组组长沈醉,在他晚年所著的《军统内幕》一书中,较为详尽地记录了当时奉命监视宋庆龄的全过程。他令手下特务不分日夜监视在上海莫里哀路二十九号的周围,记录下宋氏寓所内外发生的一切动静与情况:

　　早上六点,女仆燕娥外出,七点十分返回;

　　八点四十五分,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来,密谈十五分钟,九点离去;

　　十点十分,宋庆龄打开北窗,佯装眺望对面楼顶鸽子五分钟,真实用意待查;

　　十二点二十分,已查明是***的冯雪峰,在两人的保护下进入宋宅……

　　每天一份详细的监视报告从沈醉手中发出,转给戴笠,再进呈蒋介石。有一次，蒋介石见了报告大动肝火,认为戴笠办事不力,只搜罗到一些表面现象,宋庆龄她们都密谈了些什么一点都不知道。戴笠被老蒋训了个一佛升天,二佛出世。

　　就在训话的第二天,在距莫里哀路二十九号不远处的菜场上,发生了一场有惊无险的车祸。

　　那天早晨,李燕娥上街买菜,在回来的路上,忽然,一辆急驰而来的出租汽车无声无息地把已退到路边的李燕娥掠倒在地。幸好人没伤着,只是把菜篮子给压扁了。

　　这是一辆美国产的“泼莱貌斯”(顺风牌轿车),是当时十里洋场上不多见的,只有美国人办的汽车出租公司里才有,外国老板把车租给会驾车者,收取租金。当时,猝不及防的李燕娥被身后的“泼莱貌斯”掠翻在地后,好一会才醒悟过来。她想翻身爬起,却见“泼莱貌斯”车门打开跳下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那人面红耳赤地奔到她身边。

　　“对不起,对不起。吓着你了。”小伙子操着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连连向李燕娥赔不是。

　　小伙子生得唇红齿白,细皮嫩肉,身材高大,一表人材。由于闯了祸心情紧张,一张小白脸更是涨得像刚下蛋的小母鸡脸,李燕娥余怒未消,甩掉了小伙子的双手,一按地下欲自己爬将起来,但心有余力不足。这时,小伙子及时地帮助李燕娥站了起来。

　　小伙子的手柔软温热,似有一股无形的电流通过李燕娥的手掌,徐徐地涌向她的全身。望着面前这个惊慌失措的小男人,感受着对方那温文有礼的神态,李燕娥那受惊吓发白的脸上竟浮上一层红晕。众目睽睽下,她反而有种无地自容的感觉,再次又羞又恨地一甩手,摆脱了那小伙子的殷勤。

　　“**,撞痛你哪里了要不要送你去医院看看”小伙子谄媚地赔着笑脸,一口细白的牙齿如五月初绽的石榴籽。

　　李燕娥揉揉腰,搓搓背,腿脚手臂均仍灵便。低头一看,只是那菜篮子已被压扁了。

　　“你赔我!”李燕娥心里的气又徐徐吊了起来。

　　“是,是,我赔你。”小伙子弯下腰,手忙脚乱地拾掇起散落一地的青菜萝卜,并努力把那只压遍了的竹菜篮恢复原状,那笨手笨脚的窘迫样,在李燕娥看来,就像一个在大人面前闯了祸挨克的孩子。

　　小伙子把青菜萝卜装进压得不成样子的菜篮子,小心翼翼地递到李燕娥面前:“**,你、你看……”

　　李燕娥又气又好笑,劈手夺过菜篮子。

　　“哎哟!”小伙子失声叫痛,低头看时,那只嫩白的手掌里已冒出殷红的鲜血。撕裂的竹片太锋利,把他的手掌心给划破了,还留下了几根竹刺。

　　这回,轮到李燕娥愧疚了。她直搓双手,近前两步,嘟哝道:“我,我可不是故意的……”

　　说了两遍,没见对方反应,抬眼看时,只见小伙子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呢!“刷”一下,李燕娥的脸顿时红了,两人愣怔在那里。

　　还是那小伙子机灵,很快就恢复了常态,他帮李燕娥重新买了菜篮子和菜,还用车直接送到宋宅的大门口。

　　李燕娥第一次感到这条路是那么短,短得连与人家多说一句话的时间都不够。

　　临分手时,小伙子往李燕娥的手里塞了几万法币,说是作为对李燕娥的补偿。

　　李燕娥捏着这几张票子,望着眼前这位潇洒漂亮、出手大方的小伙子,顿时一种好感涌满了心田,竟有了一种依恋不舍的感觉。她望着对方,欲言又止。

　　“**,我姓李,你就叫我小李好了。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适,你就找我好了,我会负责的。”小李真诚地对李燕娥说道。

　　“找你”李燕娥两眼中浮上一片疑惑。

　　“反正,我是差头(上海人对出租车司机的蔑称)嘛,经常在这一带转悠的。”

　　李燕娥笑了,目送“泼莱貌斯”绝尘远去后,才推门进院。

　　这一天,李燕娥尽管后臀与腰背间仍有点隐隐酸痛,但眉宇间却始终荡漾着喜悦,眼前总浮现着小李子那张可爱的小白脸。甚至,她还为在小李子手心里留下了几根竹刺而暗暗愧疚呢。也难怪,这么多年来,深埋在李燕娥心底的原始的本能与欲望,已被生活中过多的磨难烘烤得太干枯了,如今一旦遇上灼烫的火星,不变成燃烧的火焰才怪呢!二十多岁的人了,应该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之后的那几天里,李燕娥上街买菜时,心里就多了一件事,她的目光游移,心神不安,似乎在等待着什么。遗憾的是,一连几天,她都没见到她想见的那个人。

　　正当李燕娥心中的那股热情随着时光的流逝在渐渐黯淡下去的时候,那天,她提着菜篮从菜场里出来时,一辆黑色锃亮的出租车打着铜铃,从她面前缓缓驶过。

　　李燕娥竟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喂——”

　　“泼莱貌斯”应声停下,车门开处,跳下了精神抖擞的小李子。

　　……

　　李燕娥的圆脸庞上洋溢着青春的红晕,有事没事总荡漾着莫名的微笑,每天早上出门买菜的时间也一天比一天长了。与李燕娥朝夕相处了整整五年的宋庆龄,觉察了李燕娥那些细微的变化。

　　一天午饭后,忙里偷闲,宋庆龄突然微笑着问:“燕娥,这一阵来,你好像有什么心事瞒着我吧”

　　李燕娥的脸一下子红了,面对夫人突如其来的发问,看着夫人那双意味深长的眼睛,她有点手足无措。于是,她只好吱吱唔唔地把自己与小李子的奇遇奇恋和盘托出

　　“夫人,本来,我是想过几天再告诉你的。可是,他向我求婚了。现在,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羞涩与慌乱,使李燕娥有点语无伦次。

　　不等李燕娥说完,宋庆龄脸上的笑容慢慢地消失了,她严肃地捉摸着李燕娥说的每一个字,久久没有吱声。好一会儿,她才微笑着对李燕娥说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关于你的终身大事,我本来是没有资格发表意见的。但是,既然燕娥你相信我……”

　　“夫人,我从来是把你当成我的长辈的,我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呢你就为燕娥作主吧!”李燕娥心直口快地说道。

　　“那好,你就把那个小李子带到这里,让我看看。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他呢。”说到这里,宋庆龄略有所思地补充道,“在这个非常时期里,我不得不防呀!”李燕娥听出了夫人的话中之音,不由神色渐渐肃穆起来,连连点头称是。

　　那几天,特务们在宋宅周围的活动更频繁了。本来他们只是游荡在马路上向内监视,现在,他们的身影已出现在二十九号后面的那幢居民房大楼顶上。有一次,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李燕娥发现后面大楼顶上有一闪一闪的奇异亮光,她急忙向宋庆龄作了汇报。宋庆龄这才发现原来那是望远镜头在阳光下泛射出来的亮光。

　　斗争越来越激烈,形势越来越严竣。

　　那天上午,李燕娥应命把小李子领到了莫里哀路二十九号。

　　果然是一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怪不得燕娥神魂颠倒呀!宋庆龄心想。

　　“小阿弟,侬在给哪一个公司开车呀”宋庆龄用一口纯熟的上海浦东话向对方发问。

　　小李子局促地坐在宋庆龄对面的沙发上,也用沪上方言说出了他供职的公司。

　　接着,宋庆龄连问了两个问题:“老板是啥人呀”“一个月拿几担米钿呀”(旧时计算报酬常以米价为基准,当时两担米等于一块银元)。

　　突然,宋庆龄停止了发问,视线落在小李子的脚下。

　　小李子的脸忽一下涨得通红,本能地把双脚往沙发下那长长的裙布沿下躲。

　　庆龄没动声色,又问了小李子几句话后,便不再理会对方,起身上了楼。同时,她暗中向李燕娥使了一个眼色。

　　李燕娥心领神会,与小李子寒喧了几句,便把对方送出了宋宅。

　　临分手时,李燕娥发现小李子脸色苍白,言行举止也没以往那么潇洒自如,甚至连头也没有回一下。

　　李燕娥略有所悟,心事重重地回到楼上。夫人已双目炯炯地端坐在房间里等她,并开门见山地说道:“燕娥,这人是特务!”

　　李燕娥浑身一震,她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宋庆龄果断地点点头:“我从三点上看出来的。第一点,×××汽车出租公司向外发租,是与司机按每十天的收入额分期结账的,多则奖,少则扣。租车人反而要在租车前一次性向公司交上一定的保证金;第二点,一般开出租车的司机,都只能赚一点微薄的工资。而那人的脚上穿的是一双价值昂贵的鳄鱼牌意大利进口皮鞋。这可是一般大老板才穿得起的呀。第三点,燕娥,我说出来也许会让你伤心的,那就是这个小李子确实长得很漂亮,与你相比,你就明显地与他不相配。这么一个大上海,美女如云,他为什么谁也看不上,偏偏就看上了你呢难道这真是你们之间的缘份吗”

　　李燕娥又急又窘,眼圈都红了:“怪不得刚才分手时,我就看出他的神态不自在,连再见也没说,就逃也似的走了。”

　　“他这一走,恐怕就再也不会来找你了,甚至,你在马路上也见不到他了呢。”宋庆龄猜测道。

　　闻听此言,李燕娥不知是伤感还是气愤,眼泪终于熬不住,夺眶而出。她忙掀起衣襟别过脸去。

　　“唉——”宋庆龄长长叹了口气,愤怒地在屋里踱着步,自言自语道:“可恨呀可笑,姓蒋的居然连这种手段也都用了出来。一会儿女特务,一会儿美男计,他实在是用心良苦,太想钻到我们家里来了呀!”

　　尽管宋庆龄已把话向李燕娥挑明了,但李燕娥不管是感情还是思想上,一时仍转不过弯来。那几天夜里,李燕娥心情矛盾而复杂,难以好好入睡。她躺在自己的房间里,翻来复去的声音使睡在隔壁的夫人听得清清楚楚。宋庆龄了解此时此刻燕娥的心情,但她又有什么办法呢她现在惟一的只有同情两字。所以,当她耳闻着李燕娥在隔壁独自承受着情感的煎熬时,竟也不由触景生情,暗暗地叹息着。

　　自孙中山逝世至今,孤身一人独守空房的宋庆龄,何尝不是与李燕娥一般的心情与境遇呀!为

　　了中山先生未竟的事业,为了中国革命的未来,她早已在心里作了决定:这辈子,再不论婚嫁!就为了这份诺言与目标,她曾几次忍痛割爱,放弃了她心中的真爱,一遍遍独自承受着这难以与人表达的心灵深处的孤寂与痛苦……

　　好几次,宋庆龄把燕娥的遭遇向前来的挚友吐露,把老蒋的“美男计”端到公众面前爆光,表示自己对李燕娥的同情。她的心事给何香凝知道了,一次何香凝主动作媒,打算把自家一个忠实厚道的男佣介绍给李燕娥。没想到何香凝一走,李燕娥便哭着扑倒在宋庆龄的怀中,一字血一声泪地倾吐自己的心声:“夫人,这辈子,燕娥是不再嫁人了,我愿终身陪伴夫人。除非夫人不要我……”

　　宋庆龄百感交集,她扶起燕娥,真情地劝道:“燕娥,别这样想,我和你不一样,有合适的机会,你还是……”

　　“不,夫人,我和你是一样的。燕娥从小就是一个人,没有兄弟姐妹,夫人不嫌弃,你就是我的亲姐姐,你就把我当成你的亲妹妹吧。”

　　李燕娥声泪俱下,激动得浑身直打颤。

　　宋庆龄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情,她用力扶起燕娥,哽咽道:“燕娥,我俩真是同病相怜的姐妹呀,就让我们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吧。”

　　“夫人……”

　　黔驴技穷

　　据沈醉《军统秘闻》一书透露,当他们打入莫里哀路二十九号的阴谋一一破产后,他们曾一度想来个霸王硬上弓——暗杀宋庆龄。但慑于当时宋庆龄居住的地盘是法租界,他们只怕洋鬼子那种既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鬼花招,弄不好反授人以柄,所以,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于是,沈醉采取了“逼”的手段,试用打草惊蛇计,逼迫宋庆龄搬出法租界,只要宋庆龄她们一搬到“政府”的地盘上,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了。

　　于是,一系列的骚扰开始袭击宋庆龄住宅。

　　先是不分白天黑夜,宋宅里的电话忽然乱响起来,等李燕娥拿起电话筒后,里面却声息全无;后来,来电便是赤裸裸的威胁与恐吓:“听着,我们发现有***进入你的寓所,改天再来,我们就要开枪了。到时候惊吓了夫人可莫怪我们!”

　　一天傍晚,李燕娥有事外出迟归,刚走到大门不远处,突然在绿荫森森的林荫道两边,窜出几个身着黑色长衫,披着一头长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东西,一个个长得青面獠牙,鲜红的舌头甩荡在下巴上,手舞足蹈地冲着李燕娥“呜哇呜哇”地怪叫。当时,李燕娥还以为真的遇上鬼了,不由吓得毛骨悚然,慌不择路地逃回家中。

　　“燕娥,你看见什么了脸色这么难看”望着李燕娥苍白的脸色,宋庆龄不由着急了。

　　李燕娥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好一会才缓过气来:“鬼,外面有鬼,我看见了。”宋庆龄自是不信鬼呀神呀的那一套,正疑惑,那“呜哇呜哇”的怪叫声却在近处叫了起来。

　　“听,听,鬼叫,就是那鬼叫,又来了,又来了……”李燕娥的两眼瞪圆了,结结巴巴地直指窗外。

　　宋庆龄撩开李燕娥,来到窗前。只朝外一看,她的气就不打一处来:窗外的花园墙头上,果真有几双闪着绿光的眼睛窥视着这边呢!

　　“活鬼,活见鬼!太无耻,也太无耻了!”宋庆龄不由啼笑皆非,她叉开右手拇指与食指,朝窗外作了个端枪射击的样子。

　　顷刻,花园墙头上的几双绿光莹莹的“眼睛”相继消失了。

　　“对付这种无耻小人,我们惟一的办法就是不理会他们。”宋庆龄愤愤地拉上窗帘,对李燕娥说道。

　　李燕娥见状,这才如梦初醒,不由气恨得直跺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李燕娥从楼下取来当天的报刊书信时,发现有一个信封里鼓鼓囊囊的,不知是何物。宋庆龄接过信封,刚一打开,“叮当”一声,里面居然掉下两颗寒光闪闪的子弹,滑出一纸信笺:

　　信笺上,仅寥寥几字:

　　识相的,赶快滚出租界,要不,当心你的脑袋!

　　“黔驴技穷!”宋庆龄双眉紧锁,把匿名恐吓信与两颗子弹一起揉成一团,扔进字纸篓。同时,她见李燕娥的神色有些紧张,便拉着李燕娥的手,冷笑道:“别怕,这种见不得天日的可耻的行径,正证明他们心虚着呢。”

　　李燕娥听了夫人的话,以一种见多不怪的神态回答道:“夫人,我已不怕他们了。”

　　沈醉的所有的小把戏都耍尽了,宋庆龄仍镇定自若地会客、外出,继续揭露蒋介石政府法西斯统治的本质,救援那些受迫害的革命者。终于有一天,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不得不硬着头皮,走进了莫里哀路二十九号，亲自登门“拜访”宋庆龄。

　　“夫人住在这里,我们不便派人警卫。听说租界近来似乎治安情况不太好,万一有什么问题,我们不好向全国百姓交代。静安寺那边最近有所花园别墅腾出来了,如果夫人愿意,我可以安排夫人住在那里,多派些警卫,安全也比这里有把握。”吴铁城说这些话时,不时把目光转向站在一边的李燕娥脸上,他希望在这个时候能得到宋庆龄身边这个举足轻重的女佣的响应。

　　李燕娥只是把目光望着她的夫人。

　　宋庆龄笑笑:“多谢吴市长的关照,等得空时我先去看看房子再说吧。”

　　吴铁城满面堆笑:“那好,那好,铁城是孙先生的老部下,理当尽心,夫人哪天去看,一个电话,铁城肯定安排妥当。”

　　吴铁城一走,李燕娥连忙向宋庆龄建议道:“夫人,要有合适的地方,我看咱们还是换一换。这里可真的太烦人了。”

　　宋庆龄双目如炬地瞪着李燕娥:“毒蛇果然出洞了。卑鄙,太卑鄙了。是孙先生当初看错人了,还是这些人为了私利变坏了呢”

　　李燕娥怯怯地问道:“夫人,我说错什么了吗”

　　“噢,不!”宋庆龄拥着李燕娥一起坐到沙发上,“燕娥,是有人想谋害我,因为在这里不便下手,想把我们逼出租界。我为民族、为国家争取光明的前途,虽死无憾!可他们耍鬼把戏,岂能瞒过我这双眼睛!”

　　李燕娥恍然大悟:“小特务在这里闹鬼,大官出面装人,原来他们是一唱一合呀,夫人,我们不能上当!”

　　宋庆龄温柔地笑着问道:“那,燕娥,继续住在这里,你不害怕”

　　李燕娥勇敢地站了起来:“我不怕!那些特务再胡闹,我就叫巡捕来!”

　　“好样的!”宋庆龄紧紧拉着燕娥的手,“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人,岂怕那暗中作怪的小鬼!以后,如果再有人在电话中耍流氓,你就告诉他们,说我们录下音来彻底追查!”

　　李燕娥坚定地点点头。

　　蒋介石用尽了种种卑鄙伎俩,非但没有使宋庆龄产生出任何俱怕,反而激起了她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法西斯统治斗争到底的决心。她决定不再出国,留在国内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营救革命力量。

　　1932年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等人建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拯救被国民党关在监狱里的爱国志士。宋庆龄为营救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红军军长陈赓,亲自前往南京见蒋介石,她愤怒斥责蒋介石:“陈赓是黄埔军校学生,东江之役一直跟着你打仗。你打了败仗,是陈赓背你脱险,否则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说的礼义廉耻到哪里去了!”

　　蒋介石只好以低头不语表示默认。

　　于是,陈赓被宋庆龄营救出狱。

　　其后,宋庆龄又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设法营救丁玲、潘汉年和廖承志,继续为革命奔波。据廖承志回忆:

　　1933年春,我刚从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到家,宋庆龄突然出现在母亲的客厅中,她一面同我母亲寒暄,一面向我眨眼。我母亲明白了,推辞去拿糖果来,回到了寝室。现在,只剩下宋和我两人了。

　　“夫人……”我不知从何开口,只好这样叫着。

　　“不,叫我叔婆。”她微笑着说。

　　“是,叔婆。”我说。

　　“我今天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她说。

　　“最高方面”——我想知道。

　　“国际。”随后又补充说。

　　“啊!”我几乎惊叫起来。

　　“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坚持下去吗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容易,我马上写给你。”我说。

　　“只有十分钟。”说罢,她走进我妈的寝室,我明白她要和母亲告别。我轻声说:“妈妈。”

　　“知道了。”我母亲从寝室出来,两人手挽手到楼梯口。宋说:“我自己下去了,不要送了。”我母亲眼看着她下楼,走过厨房,出了大门。

　　蒋介石所能在背里使用的一切伎俩都用光了,恼羞成怒的老蒋冲着戴笠大发脾气:“她救一次人,就在我脸上抹一次黑,这样下去,红军打不死我,她也要把我抹成二花脸,叫我在这里坐不成!你一定要封住她的嘴,捆住她的腿!”

　　“校长,别的办法都试过了,不行。可不可以……”戴笠做了一个杀人灭口的手势。

　　“哼!”蒋介石不置可否,拂袖而去。

　　暗杀宋庆龄的方案制定出来了,但这事太重大了,戴笠不敢像对付蒋介石的其他政敌那样说干就干。没有明确的指示,他不敢动手。或者说不肯动手。万一老蒋变卦翻脸,或者受到其他压力要洗清自己,那当替死鬼事小,落下万世骂名、让子孙后人都做不得人事大!更何况,他戴笠对宋庆龄也是心中敬重有加的。

　　蒋介石长叹短吁,也下不了这个决心。

　　蒋介石的辗转反侧,终于让宋美龄嗅到了一丝异味。一天,她虚晃一枪,使用冒攻法,从蒋介石嘴里套知了他们要向她的二姐下毒手的消息。终于,宋美龄出于手足亲情,忍无可忍,抓起手枪,像一头发怒的狮子似的扑向了蒋介石:“要杀我二姐,今天我先杀了你!”

　　蒋介石望着黑洞洞的枪口与宋美龄暴怒得变了形的面孔,步步后退,绊倒在地下。他突然耍起赖来:“这不关我的事,是他们看二姐实在不像话,他们才自己搞的。你开枪吧,打死我,你们宋家一个人也活不了……”

　　僵持片刻,宋美龄才开口:“也好,今天先记下这一枪,你要真敢对我二姐下毒手,我就——”说到这里,宋美龄枪口朝下,“砰”一声,一发子弹射入了地板,“早晚叫你吃这一枪!”

　　第二天,蒋介石把戴笠呈上的杀宋计划书撕了个粉碎:“不能叫她明着死!”

　　很快,戴笠理解了老蒋的意思,他让沈醉制定了用“车祸”加害宋庆龄的新方案,让宋庆龄死得没有一点疑点留下。

　　杜月笙提供了裹有装甲的特种汽车。

　　戴笠的要求是,要让宋庆龄受重伤,最好是脑震荡,从此神智不清,或者变成植物人,以便蒋介石控制和利用她的名声,但是决不能危及她的生命,这要确保万无一失。

　　沈醉在南郊军营里做了多次模拟试验,发现只能从宋庆龄乘车的尾部撞击,而且要在她的车子低速行驶或停止时,才能达到这个效果。但是,撞击者则可能丧命。即使不死,也会被法国警察抓起来审讯。为防止其他特务为保命出差错,沈醉自告奋勇亲自驾驶,并且表示:死了为党国尽忠心甘情愿;如果不死,也决不会供出这个阴谋而牵连到任何人。

　　戴笠对沈醉大加赞赏,在上海最豪华的饭店请沈醉吃饭。席间,戴笠连连给沈醉敬酒:“党国有你这样的忠臣,真是幸事!你放心去干,办好了,除了委员长的最大心病,你是党国第一功臣!你要被法国佬抓起来,我保证把你弄出来。而且从此你的老母和其他家人会受到最优厚的待遇!”

　　这段史实,我们可以从沈醉的自传《军统内幕》一书(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7月版)中得到佐证:

　　我们当时的阴谋是准备用汽车去撞宋先生所乘的汽车,将她撞成重伤,这样就使她不能再活动了。我仔细研究过,应当在租界内的马路上去搞这一阴谋活动,办法是把我们自己的汽车前面挡风玻璃换成不易破裂的保险玻璃(那时听说德国生产这种玻璃)。驾驶的特务还穿上避弹护胸的背心,以防止自己负重伤。等宋先生乘车外出时,特务开始跟在后面,遇到马路上开红灯,宋先生的汽车停下后,便朝宋车尾部猛撞。因为只有等她的车停稳,撞过去才有力量，可以撞伤车内的人;如在行走时撞去,因被撞的车也是朝前走,即使撞上去,也不容易使车内的人撞成重

　　伤。戴笠虽认为这一办法很好,可是叫谁去撞呢我当时表示我愿去。他也很同意我去。因为我的驾驶技术较好,而且决不会泄漏出去。这是最稳妥可靠的。隔了不久,我正在研究怎样在撞车中自己头部、胸部及手膝盖处不会受到重伤,只等戴笠决定后就去执行时,有次他来上海,我去催问何时执行他苦笑一下,说蒋介石虽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可是顾虑万一撞死或伤势过重,宋美龄和宋子文会要吵闹。所以叫我还是要作好准备,在没有他的命令之前决不准轻易去做。到抗日战争发生,这一阴谋计划也就没有执行了。

　　其间,特务们还曾阴谋去破坏宋先生乘坐的汽车,戴笠知道了,也指示不准这么做,而对写匿名信或打电话捣乱却不禁止。

　　宋庆龄不屈不挠的斗争使蒋介石恨之入骨,可一看到宋庆龄不仅在全国,而且在全世界享有崇高的威望,蒋介石又十分害怕,生怕触动宋庆龄引起极大危机。同时,宋美龄那晚的枪口也让他心有余悸。但拖下去眼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全力为民请命、保护革命志士的声势愈大,又心有不甘。想来想去,蒋介石想到了三十六计中的“旁敲侧击”与“敲山震虎”两计。

　　蒋介石在宋庆龄身边的人中,挑中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作为第一个下手的对象。

　　杨杏佛(1893—1933),名铨,江西玉山人。早在1908年于上海吴淞口中国公学读书时,年仅十五岁的他便表现出向往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志向。后加入同盟会。南京临时总统府成立时,不满二十岁就担任了总统府秘书处收发组组长。袁世凯窃踞总统职位,临时政府被迫北迁,他愤而辞职,赴美留学。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深造,杨杏佛的思想和翩翩风度,赢得了许多在美女学生的好感。

　　宋庆龄就是在那时与杨杏佛相识的。杨杏佛回国后,再次出任孙中山的秘书。孙中山逝世后,又任治丧委员会总干事。为筹办丧事、建设陵园辛勤奔走,不遗余力,并决心以孙中山先生之志为志,以实际行动实现孙中山的遗愿,深得宋庆龄的赞许。北伐时期,他在上海配合周恩来策动第三次上海武装暴动,胜利后被选为上海市临时政府常委。自从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他就一直开展反蒋斗争,参加过邓演达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尤其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杨杏佛以其杰出的才干,代表宋庆龄四处奔波,救出许多同志,是同盟实际工作的主持者。人们曾说,邓演达是宋庆龄的左膀,杨杏佛是宋庆龄的右臂。

　　每次民保盟活动,杨杏佛亦是最活跃者,又是记录,又是发言,来到宋宅,总是幽默风趣,有说有笑,全然不把身处危险放在心上。原先民保盟经常租用的开会场所——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因特务的威逼,不能再租借了,宋庆龄干脆把活动的地点改在了莫里哀路二十九号的家中。每次鲁迅、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等骨干来到宋宅后,李燕娥最忙碌,烧水沏茶煮点心,伺候一边。有时,一个会议要开到凌晨才结束。李燕娥就陪着大家忙上一个夜晚。每当这时,杨杏佛总要紧紧握着李燕娥的手,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说道:“李姐,你最辛苦。等我们民保

宋氏三姐妹

父亲：宋嘉树

同义词 宋耀如（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家）一般指宋嘉树

宋嘉树（1864—1918）字耀如，教名查理·琼斯，汉族，海南文昌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韩姓人家，原名韩教准。宋嘉树有六个子女，其分别是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宋把大部分资金用来支持孙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为孙文争取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财力支柱。1918年5月3日，宋嘉树因患肾病不治，在上海逝世，年仅54岁。

母亲：倪桂珍

倪桂珍（1869年—1931年7月23日）浙江余姚人。父亲倪韫山也是牧师，母亲姓徐，是中国最早皈依天主教的明朝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后裔。倪桂珍17岁毕业于上海裨文女中，擅长数学，喜爱弹钢琴，曾留校任教员。1887年与宋嘉树结婚，先后生育6个子女：宋蔼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初反对庆龄与孙中山结婚，后承认这桩婚事，为女儿结婚补送了一套古朴的家具和百子图缎绣被面作嫁妆。1925年4月12日出席上海市10万市民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召开的追悼孙中山大会。1929年6月1日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后与庆龄等返回上海。1931年7月23日在青岛逝世。庆龄从德国经苏联回国参加葬礼。

三姐妹的父亲是宋耀如，母亲是倪桂珍。母亲倪桂珍则出身上 宋氏三姐妹

海，其中倪桂珍这一只母系祖先目前可以追溯到明末大学士徐光启。宋美龄父亲宋嘉树，又名宋耀如，宋耀如初期并不姓宋，而是姓韩，名教准。宋庆龄祖父韩宏义是个农民，韩教准（宋嘉树）是其次子。韩宏义夫人为王氏。由于家境贫寒，韩教准12岁时就飘洋过海，到美国找堂舅父谋生，韩教准舅父姓宋，是旅居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经营丝茶生意的侨商，他没有儿子。韩教准就被舅父收为养子，　从此改姓宋，名嘉树，别名耀如。宋嘉树在美国加入基督教，取英文名字查理·琼斯·宋（CHARLES　JONES　SONG）。韩改宋后，才逐渐发迹成为影响海内外的“宋氏家族”。但宋氏并非宋嘉树的本家，据《宋庆龄年谱》记载：“父亲宋嘉树（1866-1918年），原名乔荪，字耀如，西名查理琼斯宋。原姓韩，是客家人韩宏义之子，由于12岁时过继给宋姓舅父，遂改姓宋。”此文海南省人民政府网有专门介绍，并非什么莆田宋氏之后，宋嘉树舅父才是莆田宋氏之后，而宋的父亲韩宏义以上世代是韩家人，跟莆田无关。[1]　大姐宋蔼龄，1889年7月15日生于上海；1914年在日本与孔祥熙结为夫妇；1973年10月19日在美国纽约去世。　二姐宋庆龄，1893年1月27日生于上海；1915年和孙中山结婚；1981年5月15日加入中国***；1981年5月29日在北京逝世。　　三妹宋美龄， 1897年3月5日生于上海；1927年与蒋介石结婚；2003年10月24日，在美国纽约去世。　宋家所有成员：宋霭龄 宋庆龄 宋子文 宋美龄 宋小双 宋子安 宋子良（按年龄从大到小）

　　宋蔼龄、宋美龄、宋庆龄是中国著名的“宋氏三姐妹”

　　宋氏三姐妹

　　三姐妹的父亲是宋耀如，母亲是倪桂珍。母亲倪桂珍则出身上 宋氏三姐妹

　　海，其中倪桂珍这一只母系祖先目前可以追溯到明末大学士徐光启。宋美龄父亲宋嘉树，又名宋耀如，宋耀如初期并不姓宋，而是姓韩，名教准。宋庆龄祖父韩宏义是个农民，韩教准（宋嘉树）是其次子。韩宏义夫人为王氏。由于家境贫寒，韩教准12岁时就飘洋过海，到美国找堂舅父谋生，韩教准舅父姓宋，是旅居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经营丝茶生意的侨商，他没有儿子。韩教准就被舅父收为养子，　从此改姓宋，名嘉树，别名耀如。宋嘉树在美国加入基督教，取英文名字查理·琼斯·宋（CHARLES　JONES　SONG）。韩改宋后，才逐渐发迹成为影响海内外的“宋氏家族”。但宋氏并非宋嘉树的本家，据《宋庆龄年谱》记载：“父亲宋嘉树（1866-1918年），原名乔荪，字耀如，西名查理琼斯宋。原姓韩，是客家人韩宏义之子，由于12岁时过继给宋姓舅父，遂改姓宋。”此文海南省人民政府网有专门介绍，并非什么莆田宋氏之后，宋嘉树舅父才是莆田宋氏之后，而宋的父亲韩宏义以上世代是韩家人，跟莆田无关。[1]　大姐宋蔼龄，1889年7月15日生于上海；1914年在日本与孔祥熙结为夫妇；1973年10月19日在美国纽约去世。　二姐宋庆龄，1893年1月27日生于上海；1915年和孙中山结婚；1981年5月15日加入中国***；1981年5月29日在北京逝世。　　三妹宋美龄， 1897年3月5日生于上海；1927年与蒋介石结婚；2003年10月24日，在美国纽约去世。

　　孙中山在英文回忆中提到The Young China Party时，用的字眼是“join”（加入，投身），如果这个The Young China Party就是兴中会的早期英文名称，那么，它显然不是孙中山创办的。种种迹象表明，郑观应很可能才是这一组织的创办者。

1897年，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说，他于1893年在澳门知悉有一旨在改造中国的政治运动，其组织英文名称为“Young China Party”；孙氏“投身为彼党党员”（Joining it），同时还承认“Young China Party”的总部设在上海。这些自述文字，与“檀香山兴中会是第一个革命团体”的定论严重背离。寻绎史料，只有一种解释能符合孙中山的自述，那就是：郑观应才是兴中会的创始人，孙中山在澳门加入兴中会；郑观应定居上海后，将兴中会总部设在上海。后来，郑观应退出了这个组织，由孙中山接续下去。一个重大疑问1897年，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说：“兴中会之总部，设于上海。而会员用武之地，则定于广州。”（The headquarters of the Young China Party was really in Shanghai， but the scene of action was to be laid in Canton。）对此，我曾百思不得其解，也未看到学界先进作过合理解释。众所周知，檀香山兴中会成立于1894年11月，香港兴中会则成立于1895年2月。两个兴中会的关系如何，未经彻底研究。香港兴中会章程称：“本会名曰兴中会，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页22。）檀香山、香港两会似是平行分会，然则“总会”何在？香港当日不在中国管治范围，故“总会设在中国”，意味着不在香港；从《伦敦被难记》的措辞看，总会也不在广州。那么，只有设在上海，才符合孙中山的夫子自道。《檀香山兴中会员及收入会银义捐时日进支表》称：“共进银一千三百八十八元。支孙逸仙汇单通用银二千元（五二算），支孙逸仙自带一百元，支附电信回上海电资二十元〇八毛。”（《革命文献》第64辑，页207）据学者陈明远的研究，清末一标准银元合2009年人民币200元（《历史上银圆的购买力》，《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4期）。孙中山往上海打电报花了20。8美元，按1：0。52折算成标准银元为40元，相当于2009年人民币8000元！孙逸仙是广东人，花这么多钱打电报到上海，究是为何？若是兴中会总部设在上海，问题就涣然冰释了。孙中山在《有志竟成》中又说：“时适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上海同志宋跃如乃函促归国，美洲之行因而中止。”（《孙中山全集》第六卷，页230）宋跃如（宋耀如）上海来信，与支付“上海电资”相呼应；这封信，相当于上海总部给孙中山的指令。孙文接信之后改变行程，显示他听命于某个更高的权威。据冯自由记述，1894年孙中山到上海找郑观应，“郑……政见颇与总理吻合。职是之由，时总理复结识陈廷威、宋跃如二人”（《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页13——14）。从“职是之由”一语，可知孙中山结识宋耀如是经由郑观应介绍的。郑观应浮出水面1895年1月26日，孙中山回到香港；2月21日，香港兴中会成立，但孙中山最重要的助手陈少白却未出席。原来，陈少白受孙中山的委派，到上海专程找郑观应，而且住了近一个月。陈少白回忆：“在正月十几，又要我到上海来找郑陶斋。当时还有一两个人也找回去帮忙。我在上海差不多住了一个月，所找到的人，还有一个陈廷威，陈廷威是在水师学堂毕业，以前在小兵船当大副，这时适在赋闲，所以我就带了他回来。”（《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第一册，页29）陈少白稍后又说：“陈廷威幼习水师，甲午前曾充某军舰大副，卸职闲居。甲午年在沪，由郑官应介绍结识孙先生。乙未年， 到香港，使入广东内地，联络绿林。”（《兴中会革命史别录》，《辛亥革命》第一册，页77）郑观应推荐了曾任“广乙”军舰枪炮大副的陈廷威，由陈少白把他带回广州。此时找来个“枪炮大副”，不会是为了开农学会；后来广州起事，另有程璧光、程奎光两个海军军官参与。显然，郑观应对广州举事的内情一清二楚。陈廷威跟郑观应交情很深。1894年8月，甲午战争刚开始，郑观应向盛宣怀推荐陈廷威；8月12日，陈廷威向盛宣怀递交了一封求职信（《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甲午中日战争》，页141）。8月14日，郑再发一信，询问“大副陈廷威，能用否”（《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轮船招商局》，页553）过了三天，郑又催促：“月初有‘广乙’前大副陈廷威颇有胆略，极愿投效，已有禀求差使，不悉已邀尊鉴否。其人如何，询李云龙便知详细矣。”（同上，页555）郑观应反复推荐，盛宣怀却没有回音，恐怕是通过李云龙了解到陈廷威人品极差。果不其然，广州起义失败，陈廷威成为第一个叛徒，受清廷委派负责“跟踪缉办”孙中山（陈锡祺：《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图版“墨领密件”）。1898年戊戌政变后，陈廷威到北京找军机大臣廖寿恒，自告奋勇要到日本缉捕康有为、孙文（谢俊美《营救维新志士的军机大臣》一文所引廖寿恒日记）。1894年初，孙中山计划上书李鸿章。陈少白回忆：“孙先生到了上海，找着了一个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郑官应（字陶斋），托他想方法见李鸿章。有一天，在陶斋家里碰到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并且他是和太平天国有关系的人，所以孙先生在陶斋家里一见如故，就把它那篇大文章，同王韬商量起来，王韬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辛亥革命》第一册，页29）陈少白的说法，有掩盖，也有“泄密”。孙中山到上海，不是“找着”郑观应，“碰到”王韬，这一切看起来像是事先安排好的。王韬曾上书太平天国，为此逃亡香港多年，郑观应偏要找一个有反清经历的人来见孙中山，双方又“一见如故”，岂非早有默契？《上李傅相书》“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二十字纲领，借鉴自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篇长文的重心落在最后三段，目的在于取得李鸿章的支持，申请“游历泰西各国护照”，回国后组织农学会，招集农民垦荒。具体的项目，包括用新技术种桑养蚕、对土产**进行深加工等。隐藏在这些表面文章背后的真正目的，似是以开发农业为名，向海外华侨集资，（清朝历史 ）组织兴中会的海外分会，为日后举事储备资金和人才。可惜此次北上，碰到中日冲突酿成甲午之战，李鸿章无暇接见。孙中山等待无果，只好回沪，最终凭借郑观应为他在江海关弄到的一张护照（《兴中会革命史要》），到夏威夷去了。郑观应绝非普通商人。1884年中法战争初起时，郑观应投笔从戎，入钦差大臣彭玉麟幕，充湘军营务处；6月11日，郑观应潜往法占西贡刺探敌情，再转往暹罗面见国王，希图说动暹罗与中国夹攻法军（见夏东元《郑观应年谱长编》）。郑观应此行虽未能达成“合纵抗暴”的目的，但可看出他为人“好奇计”，对军事冒险活动极有兴趣。1895年2月初，当看出日军有向北京进军的趋势时，郑观应寄密函给信盛宣怀，请盛氏“回籍仿西法创办民团，以保护苏松沿海一带地方”（《郑观应年谱长编》上册，页396）此说在当日可谓惊世骇俗，暗示在京城不保、清廷被彻底击败时，在江南地区另举义兵，带有将南方从满清独立出来的意味。陆皓东是牵线人孙中山和郑观应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何时建立起来的？学界以往的研究，多上溯到1887——1892年香港学医时期，但都未能还原具体的场景。夏东元、易惠莉从事郑观应研究数十年，成果丰硕，已将球带到门前，尚欠最后一脚，至为可惜。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自述：“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名之为少年中国党（按即兴中会）。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趋，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 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 体，以为专制及腐败政治之代。予当时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为彼党党员……”（《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0；括号中“按即兴中会”5字，为1912年中文版译者甘永龙所加，事后未见孙中山对此译文提出修正的要求。）英文原文为：“It was in Macau that I first learned of the existence of a political movement which I might be best describe as the formation of a Young China Party。……and I believed I was doing my best to further the interests of my country by joining it。”（中略）后来学界对Young China Party的译法迭有争议。邹鲁据此认为兴中会于1892年在澳门成立；冯自由及其他学者则竭力加以否认。《孙中山全集》编者据多数学者认为兴中会1894年才在檀香山成立的意见，断定译为“兴中会”不妥当（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0页下注）。笔者以为，《伦敦被难记》还记述了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被遣散的兵勇加入“Young China Party”之事，此时香港兴中会已经成立，足可证明“Young China Party”为兴中会早期英文名称。我以为邹鲁的解读是对的，惟时间应是1893年。据夏东元《郑观应年谱长编》所载，郑观应以招商局帮办身份，从1893年2月起，从上海携招商局文案吴瀚涛巡查长江各分局；5月19日，接到其父郑文瑞在澳门病逝的消息；5月22日，自汉口回粤奔丧。在澳门“守制”一段时间后，9月9日，与吴瀚涛一起经香港回沪。又据《孙中山年谱长编》，孙中山1892年12月18日前到澳门行医，1893年9月25日在《镜海丛报》刊登《声明告白》称“本医生有事晋省”赴广州（《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页61、65）。按当时航速估计，从汉口乘船到澳门应不超过一周时间，5月底可抵达。从1893年5月底至9月8日，孙、郑二人同在澳门时间超过3个月，至少会面两次。郑观应第三子郑润燊转述乃父回忆：“孙中山至少两次到过澳门郑慎馀堂，也到过上海的家中”。（《郑观应年谱长编》上册，页348）他在澳门受郑观应的感召，开始从事政治活动。郑随后将孙中山有关自种**的建议，写进了《盛世危言·农功》篇中。此时坐在郑观应身边的秘书吴瀚涛，是1895年广州起义中预定的四大“统领”之一。（《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页82）他们的会面，介绍人就是陆皓东。1911年11月中旬，孙中山在《我的回忆》中说：“正当我在澳门为开业而奋斗，而我的奋斗又由于葡萄牙医生的歧视而四处碰壁的时候，一天晚上，有一个岁数和我差不多的年轻商人来访，……那一晚我加入了少年中国党（Young China Party）。”（《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48）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1897年、1911年两次回忆此事时，用的是同一个词“加入”（join）。也就是说，直到1911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都不说自己创立了兴中会。陆皓东自上海回乡以后，在顺德杏坛投资经营“兴利蚕子公司”（丁身尊：《关于孙中山在顺德县创办蚕子公司的调查材料》，《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3册，页240——241），在顺德大良开设绸缎庄（李伯新：《孙中山史迹忆访录》，页90），与孙氏所述“一个岁数和我差不多的年轻商人”吻合；此事发生的时间，是“由于葡萄牙医生的歧视而四处碰壁的时候”，也即1893年夏秋之间。“那一晚我加入了Young China Party”，即加入兴中会，介绍人正是陆皓东。据黄健敏所引陆灿手稿《陆皓东公事略》：“前沪宁铁路总办、旅沪邑人郑陶斋钦仰其人，认为谊子”（《翠亨村》，文物出版社，页214）。“认为谊子”一说，证明了郑、陆两家存在特殊关系。陆皓东在上海出生，到12岁父亲去世后才回乡，后又到上海电报学堂读书，而郑观应曾任上海电报局总办。陆皓东之嗣孙陆玉昆、陆玉良在《对〈革命第一烈士——陆皓东传〉的几点补正》中谈到：“郑陶斋与先曾祖父晓帆公在上海合资经营生意。”（台湾《近代中国》1989年第8期）郑观应曾在《致梁纶卿道友书》（《郑观应集》下册，页35）中自言：“弟昔与阁下及陆晓帆兄同盟，善相劝，过相规。不幸晓帆已先逝世。自愧福薄多难，靡所成立。”陆晓帆即陆皓东之父。此函受主梁纶卿，是郑观应几十年的老朋友。1914年，郑观应立遗嘱时，梁是唯一的“知见人”，即此可见交谊之厚。郑、陆、梁三人“同盟”，陆氏早逝，故郑以陆子皓东为“谊子”，且多有照拂，也在情理之中。郑、孙的首次见面，由兼有郑观应“谊子”、孙中山“死党”双重身份的陆皓东引介，最为合适。正是有陆皓东的牵线和事先铺垫，两人才能一见面就谈到政治改革甚至反清这样敏感的大问题。郑观应销毁证据在1894年初版的《盛世危言·农功》篇中，赫然出现了这么一段话：“今吾邑孙翠溪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曾于香山试种莺粟……尚欲游学欧洲，讲求新法，返国试办。”文中“吾邑孙翠溪西医”，必是孙中山无疑。等到1895年郑观应修订该书时，则改称“今粤东有肄业西学者”。郑氏用新的八个字换掉原来的八个字，用的是传统刻书行业常用的“挖补”方法。显然，郑观应要掩盖他与孙中山非同寻常的关系。郑观应若在1895年10月26日起义失败以后删改此文，毫不稀奇。但是，种种迹象表明，郑观应早在1895年5月前就已作了改动。当年4月20日，江苏布政使邓华熙派人将此版《盛世危言》抄写后恭呈御览，5月14日接到朱批：“知道了，书留览。”光绪帝阅后命总理衙门刷印2000部，发给臣工阅读。设若该书中赫然出现“吾邑孙翠溪”字样，10月26日广州事败后郑观应必定难逃风险。事实上，10月26日之后并无告发之事发生。据此，似可作如下推论：在4月20日这一进呈本中，“吾邑孙翠溪”已被删改。《盛世危言》进呈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若能加以核对，真相不难大白。1893年夏秋之间孙中山会见了回澳门奔丧的郑观应，加入了兴中会（Young China Party），冬初到广州联络同志，召开了“抗风轩会议”；年底，孙中山按照与郑观应商定的计划，起草《上李傅相书》；年底或1894年春，郑观应将孙中山有意往海外学习农业技术、自种**的设想写进《盛世危言》中；1894年春，他到上海，经郑观应介绍，认识了王韬、宋耀如、陈廷威，遂请王韬润饰《上李傅相书》；郑观应致函盛宣怀，为孙大力吹嘘，希望安排面见李鸿章，并申领出国考察农业护照；李鸿章碰到中日在朝鲜的冲突，无暇也无心接见；孙中山回沪，郑观应为他向江海关领到护照前往檀香山，并安排将《上李傅相书》刊登在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上。在1895年初香港兴中会成立前的重要关头，孙中山派陈少白到上海“总部”谒见郑观应，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不久，邓华熙将《盛世危言》进呈给光绪皇帝，获得嘉许，郑观应因此燃起了和平改良的希望，决定与孙中山分道扬镳，但他仍在5月份专程到香港，呆了一个月（见易惠莉《郑观应评传》中册，页457页下注）。两人是否又在香港、广州见面？迄未看到相关记载。易惠莉早已注意到：“郑观应1895年5、6月份在广东，对孙中山革命党人准备广州起义的活动不可能毫无所知，从当时何启等在港中西方人士较深地涉及孙中山的起义活动看，再就此前孙中山与郑观应的关系看，革命党人此时曾与郑观应有所联系也不无可能。”（《郑观应评传》，页485）遗憾的是，易惠莉未能继续深挖下去。郑观应的重要书信，都收录在《盛世危言后编》中，后来他自己曾反复加以删改。刊印该书的翰华阁书店老板冯廷襄1912年称：“……此前已修改过三次，现因辛亥后形势变化，还须再改。”（《郑观应年谱长编》，“编辑说明”）夏东元采访过郑观应三子郑润燊后，在采访札记中也称：“孙中山至少两次到过澳门郑慎馀堂，也到过上海的家中；别后有书信来往，但不多。说其父对孙中山有过资助，孙中山还留下借条。这些书信和借条，早就被其父烧毁了。”（《郑观应年谱长编》，页384）恰恰是这些物证的被毁以及《盛世危言》的删改，使得事情愈发扑朔迷离，难获真解。改良与革命，或许只有一纸只隔综上所述，笔者推导的结论或许令人惊讶：郑观应才是兴中会的创始人；兴中会在澳门创立，并将总部设在上海；但郑观应本人在1895年选择退出；孙中山1893年在澳门加入了兴中会，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被上海总部召回准备举事，在郑观应退出后接过这面旗帜，走上激进革命之路。改良与革命之间并无鸿沟，或许只是一纸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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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杨绛：“九蒸九焙”的传奇

作者：杨国良

豆瓣评分：76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9

页数：304

内容简介：

此书呈现了杨绛先生一百年的人生轨迹，开掘其高贵雅洁的人格内涵。伴随命运多舛的中华民族的20世纪，杨绛秉持读书人的本分，超越苦难，潜心一志，树立了一种不蹈虚、持久坚定的人生姿态。

作者用丰富翔实的细节，刻画了杨绛形象的各个方面：与钱锺书志同道合的“书虫”和“隐士”，技艺精湛的文坛宿将，慈爱包容的贤妻良母，随分自持的智者……

杨绛低调内敛，淡泊名利，然而“上帝抬举卑逊的人”，她以历经“九蒸九焙”而臻美玉之质的人生，谱写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段传奇，给心灵迷失的当代人无尽启示。

作者简介：

杨绛先生的人格魅力引人探究。杨绛融合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与传统女性的美德，其丰富与完善，使她已超越了“文化人”的范畴，成为大众向往的人格榜样、“精神偶像”。其人格的形成完善过程给人诸多启示。

杨绛先生的人生格局让人叹服。杨绛生长于中华民族命运多舛的20世纪，一生经历“九蒸九焙”，炼成中国人最为推崇的“美玉之质”。其一百余年的人生智慧让人受益无穷。

杨国良，1963年生。1987年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英美语言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200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1995—1996 年留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现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胡适的精神之旅》《杨绛年谱》《从“放牛娃”到宋氏家族的奠基人：宋耀如现代教育理念研究》（合著），主编《古典与现代》《海纳百川——名师演讲录》（合编）等。

刘秀秀， 海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为湖南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