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务老师来到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作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在全省高校图书馆中，川师大图书馆堪称古籍收藏的一个重镇。据馆长曹成建介绍，图书馆馆藏古籍共有11万余册，在省属高校中位居第一，包括宋元刻本、明清抄本等，以教育学、文学、历史学为收藏重点和特色。

教务老师走进恒温恒湿的书库里，只见泛黄的书卷整齐地放在单独上锁的书柜里，其中不乏《太和正音谱》手抄本、清乾隆内府写南三阁《四库全书》零本等珍贵的孤本。

《通鉴纪事本末》 看点

《资治通鉴》的指南读物，开创了以“事件”为中心的史书写法，历经760余年保存完好。

相较于一般的线装书，一本约30厘米长、20厘米宽的大开本引起了教务老师关注，书根处印有“宋宝祐本通鉴纪事本末”字样。这本古籍正是南宋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印刻的《通鉴纪事本末》。

“它可以说是《资治通鉴》的指南读物，书中内容都来自《资治通鉴》，由南宋史学家袁枢编撰。”川师大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成荫介绍，《资治通鉴》部头很大，时间跨度超过千年,全书共有300多万字，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实在难以下手。“《通鉴纪事本末》将其浓缩，并且首次采用以事件为中心的记述方法，开创了‘纪事本末’这一新的写史体例，对后世史书影响很大。”成荫说，全书概括提炼了239件事件，每一个事件各立标题，详细讲述事件的背景、发生、发展、结果等，按照历史年代顺序进行抄录。“普通读者可以看到事件的梗概，也可以阅读原文，而且这样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也增强了历史著作的表现力。”

成荫介绍，这部《通鉴纪事本末》是宋刻本，年代很早，且为全本，共有42卷，从文物性上判断，在古籍中属于价值颇高的珍本。它虽经历了760余年岁月，但仍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并无褪色，也没有虫蛀现象，实属难得。“从书页上的痕迹及其他相关信息，能够判断后人在元代和明代都对其进行过修补，不过最重要的是，这本书的保存条件应该一直都很好，进入川师大图书馆收藏后，就更好地被保存起来了。”成荫说，作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在书库建筑、温度与湿度、空气净化与通风、照明与防紫外线、消防与安防以及防虫防鼠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以更好地保存古籍。

《太和正音谱》 看点

现存最早的北杂剧曲谱，全国仅存的明代手抄孤本，分为上下部，上部存放在国家图书馆。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元代戏曲家马致远的一首《天净沙·秋思》已成千古名篇。

作为戏剧大家，马致远作品颇多，想了解更多，《太和正音谱》就是一个好选择。

《太和正音谱》由明代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所作，写成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这位多才多艺的皇子，在仕途遭遇不顺时，爱好结交文人雅士，在戏曲等方面颇有研究，因此他所著的这本书，不仅是早期元曲杂剧重要理论著作，也是现存最古的北杂剧曲谱，囊括了元初至明初的元曲整个历史时期的大部精华。

成荫介绍，川师大图书馆馆藏为钱榖手抄本，这也是全国仅存孤本，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存放于国家图书馆，里面主要是记载戏剧理论、戏剧作者等，下部则全部是戏曲曲牌，共收录了300多支曲牌。明代钱榖，本就是一名画家、书法家，这本抄本字迹娟秀、结构工整，标明正衬。“可以明显看出抄写者的文化水平很高，艺术价值远超一般的抄本。”成荫说。

《四库全书》 看点

太平天国年间流落民间，上世纪60年代川师大图书馆馆员在上海书店购得。

2016年，川师大图书馆有19部古籍成功入选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其中18部都是清乾隆内府写南三阁《四库全书》零本（零本即不完整的有缺失的丛书），包括《古史》《后汉书》《唐书》《江南通志》等。

清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由3800多人历时13年才抄写完成，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部丛书，也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成书时共有7部，分别藏于“南三阁”和“北四阁”。川师大图书馆馆藏的抄本，都是来自“南三阁”中的杭州西湖的文澜阁。

“这18部古籍，虽然都不完整，但今天能够完好地保存在这里，已是十分珍贵难得。”曹成建说。

晚清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南三阁均遭受破坏，《四库全书》被毁或大量流失到民间。后来，不少文化名人想尽办法搜集抢救，但仍有大量书籍散落。曹成建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川师大图书馆重视传统文化传承，专门拿出资金，派出人员，四处奔波购买古籍，这些《四库全书》零本，就是馆员们1960年在上海古籍书店购得的。“那时，馆员们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古籍市场和书店购买了数以千计的古籍。”

教务老师看到，在馆藏《四库全书》的首页上，有十分清晰的乾隆印玺“古稀天子之宝”。据悉，这是乾隆晚年，70岁时才刻的，这枚印玺如今藏于故宫博物院，是乾隆用品中的精品。

如需参与古籍相关交流，请回复善本古籍公众号消息：群聊

学习古籍版本，离不开查看实物、关注古籍网拍、了解市场价格！网拍是低成本、最方便的学习方法：

长按选择“识别图中二维码”关注点滴拍卖

自考/成考有疑问、不知道自考/成考考点内容、不清楚当地自考/成考政策，点击底部咨询官网老师，免费领取复习资料：https://www87dhcom/xl/

关于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问题

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经历过一个演变过程。罗马时期，奴隶制度曾经达到高度发展。奴隶数量之多，价格之低，在古代世界是空前的。到中世纪，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而在西欧占有统治地位。从历史分期来说，我国史学界以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作为世界古代史的结束。而从一种剥削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来说，则有一个逐渐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从历史上看，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新的生产关系总是在旧社会的内部产生的。西欧的封建生产关系也是在罗马奴隶社会内部萌芽的。西欧封建制度是在罗马封建因素产生和日耳曼人氏族制度解体的基础上形成的。

大家知道，还在罗马时期，封建因素已经存在，这就是隶农制。隶农原指耕种小块土地的自耕农或移民。后来由于奴隶制的危机不断加深，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农庄越来越无利可图，大土地所有者于是把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小农，奴隶或入境的日耳曼人。这些租种土地的人统称为隶农。这种剥削方式在共和国末期已经出现，而在以后危机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它作为延缓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隶农租种土地，必须按照规定履行义务，如交纳一部分收成，在耕种和收获期向土地所有者提供劳役，等等。完成这些义务，隶农就可以使用土地，使用大地产上原有的水源、树林、草地，还可以在交税的条件下使用磨坊和压榨机。

这里需要指出，大土地所有者在分块出租其土地的同时，往往保留一部分土地，归其自用；他们在利用其奴隶各自耕种小块份地的同时，也往往保留一部分奴隶耕种自用地。这部分奴隶与前一种奴隶有所不同，他们由主人统一使用，没有自己的经济；而租种土地的奴隶则有自己的小茅屋，虽然他们也像租地小农一样交租，提供劳役，不过他们的身分仍然是奴隶。这些租种土地的小农和奴隶是大土地所有者自用地的补充劳动人手。

这种现象，表明罗马大地产的经营方式出现一些变化。它已经不是集中管理的奴隶制大农庄，而是一部分出租，一部分自用，由一块块大大小小的田地交错而成的一种结构。两部分土地既交错又相邻近，便于佃户履行劳役。这种经济结构我国或称之为庄园，或称之为别庄，它除经营农业生产外，还有作坊生产日常用品，经济基本可以自给。

这种经济结构是罗马大土地所有者的一种经营方式。实际上，土地经营情况多种多样，并非千篇一律。劳动者的身分也有各种差别。罗马学者老普林尼的外甥兼养子小普林尼，在给他友人的一封信中，就说他的一处地产上已经没有奴隶，与它相毗邻的另一处地产上也没有。而且，社会上还存在其他形式的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也还有独立的小农。这种小农靠家庭成员和少数奴隶种地，不过根据估计，隶农越来越处于重要地位。

到了罗马帝国晚期，由于小农不堪豪强压迫勒索，已经出现被迫将土地交给有势力的人，再向他领种土地的情况。这时奴隶和隶农起义，奴隶逃亡频频发生奴隶制更是岌岌可危。

日耳曼人长期处在民族社会阶段。根据塔西佗的记载，1世纪时，日耳曼人也有一些奴隶，但是这些奴隶并不像罗马奴隶制盛行时的奴隶那样从事有组织的劳动，而是分别居住，各有家室；他们耕种土地，只须向主人交纳一定数量的谷物和牛等实物，此外并无负担。日耳曼人经常作战，军事首领拥有很多亲兵，结成依从关系。亲兵分成若干等级，效忠首领，平时拥护他的地位，战时保护他的身体；首领供养亲兵，并将掳获的战利品分给他们。这时日耳曼人已经开始出现阶级分化。到灭亡西罗马帝国时，他们的民族正趋于解体。

日耳曼人击溃了罗马奴隶主的政权，克洛维由一个部落首领顿时成为大片土地的统治者。但是日耳曼人为数不多，在高卢人口中所占比重甚小，其社会发展阶段又低于罗马，过去并没有一套管理整个国家的行政机构和制度，也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因此他们在处理日常政务方面，特别是在教会事务方面，大量起用文化程度较高、经验较丰富的高卢——罗马人。而高卢的土地，则大量为日耳曼人分享，其中无以国王占地为多。日耳曼人原有的亲兵制，也在新的物质条件下有了新的内容。过去，日耳曼部落首领酬赏亲兵的是掠获的战利品。现在国王占有广大地产就以土地赏赐亲兵、部下。虽然长时期内连年征伐，内乱频仍。出征掠夺仍不失为一个额外财源，但地土毕竟已成为重要财富。亲兵们在分得土地的同时，也得到土地上的劳动者，并沿用现有的土地经营方式。封建制度在这种条件下逐渐发展起来。

奴隶劳动这时已经不占主要地位。但是奴隶并未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崩溃而消失净尽。而且由于日耳曼人连年征战，掠人为奴，加上天灾人祸，生活无着的人卖身为奴，有人因此认为在最初的时候，有的地方奴隶反而有所增加。但这只能看成暂时现象，奴隶制度毕竟已经过时，而且这时候的奴隶与希腊、罗马奴隶制高峰时期的奴隶处境有所不同。这时农业奴隶大多分有土地，有独立的的经济和家室。向主人交租并服劳役，只是他们的负担比较重。后来，由于破产农民迫不得已向附近的贵族、教会“献地”，由于采邑制的推行，等等，大土地所有制逐渐发展，封建化的进程加速推进，奴隶逐渐消失，各种类型的依附农民区别不断缩小，汇合到农奴的行列中去。

为了减轻难度，减少理论概念，九年制义务教材没有也不必讲封建制度的形成过程，而只是说明在封建社会里，封建主“主要依靠剥削农奴为生。”对于初中学生来说，知道封建主和农奴这两个名词概念就可以了。教师需要掌握的是，在封建社会里，仍然存在自由农民。虽然他们地位并不稳定，常因破产丧失土地，沦为依附农民，但是并非全部自由农民一概沦为农奴。他们有的私有土地，有的租种土地，身分自由。因此课文提到“主要”二字，是为了更符合事实。

关于封建等级制度

配合封建制度，课文附有一幅《西欧封建等级》图解，以增加形象性，补充文字之不足。图解主要说明封建社会的等级构成。封建等级制度与日耳曼人的亲兵制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这里作几点补充：

关于封建等级，从地位高下来说，国王是最大的封建主，以下大、中、小封建主依次降等。地位越低，人数越多，因此封建等级制度被喻为封建金字塔。但是从分封关系来说，并不限于国王只封大封建主，大封建主只封中等封建主，以此类推。封君分给封臣的土地，有多有少，依从于封君的封臣，可大可小。特别是骑士，骑士制度是随着采邑制的推行而发展起来的。原来法兰克军队由自由农民组成，随着自由农民的不断破产，兵源减少，于是改用以服骑兵兵役为条件封赐土地的办法，以充实国家的战斗力量。骑士土地较少，自备盔甲、武器、战马。他们作为以战斗为业的队伍，对各级封建主来说，都很需要。因此国王有自己直属的骑士，其他封建主也一样。遇到战争，骑士有义务随封君作战。后来由于火炮的应用、雇佣兵的服役，骑士的作用减少，骑士阶层趋于贫困没落。《堂吉诃德》所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

关于封建金字塔下面的劳动者，原来高中课本提到被压在塔下面的是农奴，而本书图解中注的是农民和城镇平民。这是为了更全面地反映剥削关系。农奴处在封建社会的底层，是基本的被剥削群众。但是大小封建主的剥削对象，并不限于农奴。独立的小农和其他身分的农业劳动者，都处在封建主的统治下，其所受的剥削与农奴相比，在程度上会有差别，但受剥削则是其基本的方面。因此，这里的农民总的指农村广大的劳动者，含义比较广泛。至于城镇平民，也同样受封建主的压榨，只是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城市最初是在封建主的领地上重新兴起的，封建主以种种手段加以勒索，城市越富，勒索越重，城镇居民都受其害，普通平民尤其不堪负担。因此图解将城镇居民也列在金字塔下面。

关于封建等级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按照惯例，封君必须保护封臣，裁决封臣之间的纠纷。封臣的最高义务是效忠封君，并在封君被俘需赎金，或有其他需要时，献上一定的助金。这种关系发展的结果，会形成“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的现象。根据西方一些学者研究，这种情况历史上曾存在于今天法国的一些地区，但还不能说极其普遍。法国由于封建主的强大，查理大帝死后，王权日渐衰落。后来历代国王经过几百年的努力，才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而在英国，情况有所不同。诺曼征服以后，威廉一世即申明国王是一切土地的唯一所有者。法律规定，依附农民的份地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国王。威廉并要求大小封建主，包括封臣的封臣，一律宣誓效忠于他，并服军役。这与法兰克国家只要求直属封臣效忠的情况不同。因此威廉从一开始就建立起强有力的国家权力。

关于查理大帝和阿尔弗雷德国王

教材对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力求作较全面的介绍。由于篇幅所限，西欧封建社会早期重点讲的，只有查理大帝。查理是当时欧洲最有名的历史人物，他的文治武功对欧洲有很大影响。

查理大半生都从事戎马生涯。当王子时，他就受到军事训练，随父出征。即位之后，他为了扩大其统治，夺取土地和劳动人手，进行了50多次战争，征服了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德王国，进军罗马，把意大利中部献给教皇，并侵入西班牙，夺得厄布罗河以北土地。历时最久且最残酷的是对萨克森人的战争，自772 到804年，前后30余载，进军达18次。萨克森人当时处在氏族社会末期，他们顽强抵抗。查理采取残杀和强制推行基督教的手段，有时就以不皈依基督教为借口，一天杀数百人。战争结果使国家版图大为扩大，并赢得周边各族的畏服，至阿拉伯哈里发也和他有使节往来，拜占廷皇帝对查理称帝虽怀嫉视，但后来也与他建立联系。

查理在位时是西欧封建化剧烈进行的时期。战争中掠夺的土地，大量赐予亲兵和臣属，采邑制也随着战争的需要加紧推行，而许多农民因不堪负担无休止的战争，纷纷“委身”于教会或贵族。土地加速集中，封建世纪在西欧确立，并推广到欧洲中部广大地区。

内政方面，查理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行政、司法、经济管理。他将帝国划分为许多伯爵辖区，任命伯爵治理，经常派遣由伯爵、主教、修道院院长组成的巡按使团巡回视察各地执行合理化建议情况，受理并裁决重大司法案件，从而加强对帝国的控制。他还对各地的习惯法作了补充修改，要求法官具备法律知识，制定了一些陪审。查理对皇室庄园的生产管理细心过问，详加指示，对于基督教会大力护持；对于教育颇为重视，除开设宫廷学校外，他还命令教会和修道院传授文化，令人抄录古籍。他本人则从不列颠学者阿尔昆那里学习修辞辩论术和天文学，努力练习写字。西方学者把他提倡文化教育的成绩誉为“加洛林文艺复兴”，这显然是溢美之词。而且查理的一系列措施根本上是为了加强封建统治，并以基督教作为其统治工具。他对反对自己的阴谋者的严厉镇压，对萨克森的残杀，都充分说明这一点。但是他不失为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建立的许多制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西欧封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模式。

查理晚年，北欧人对西欧的侵袭刚刚开始，查理着手巩固边防，加以防范。在这方面，阿尔弗雷德在英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教材古代部分没有正式讲英国的君主，因此这里仅简略介绍阿尔弗雷德，略作弥补。

英国封建社会时期出现过几位名王，但因篇幅所限，未能涉及。阿尔弗雷的时代晚于查理，他的文治武功可以与查理相媲美。但他的武功不在于侵略扩张，而在于成功地防御了北欧人，主要是丹麦人的侵略。从公元8世纪末开始，英国就不断遭到北欧人的侵袭，这些入侵者原来只是抢劫而去，而到865年，丹麦人大举入侵，而且志在久驻，几年内席卷了泰晤士河以北之地，进而南侵。阿尔弗雷德恰巧在此时登位，重任在肩，努力从事，经过几年艰苦奋战，终于收复泰晤士河以北部分失地，军威大震。他还下令建造大量战舰，巩固海防，为保卫国土做出了重大贡献。

内政方面，他在几种原有法律的基础上，经过选择，编成一套法典，由教会和国家共同执行。他鉴于当时连年战争，破坏严重，文化衰落，大力提倡学习。他以身作则，聘请英吉利和欧洲大陆学者前来传授学问。他亲自将教皇格雷戈里的《教士守则》和罗马时期的某些哲学、历史作品从拉丁文译成古英语。一般认为史学名著、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也是他翻译的，从而促成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纂。

因此，阿尔弗雷德是英国的一位著名的国王。

西欧基督教会的势力为什么会膨胀起来

罗马帝国衰微之际，基督教会的势力却正在增长。教会大体按照罗马的行政区划，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逐级管理制度，如大主教管区、主教管区、教区等。西罗马的统治机构随着帝国的灭亡而失去作用，但教会的组织并未破坏，圣职人员也都保留下来。当社会上新旧交替、兵荒马乱之际，世俗政权瘫痪，教会趁机扩大影响，出面维持局面，承担社会事务，一时之内，俨然成为西欧唯一的一支自居体系的势力。克洛维接受基督教，开始了日耳曼王权与教会的结合。查理大帝的基督教作为推行其统治的工具，对于教会更是护持备至。许多教会人士受到法兰克诸王的重用，甚至充当使节，参与政事。越来越多的教会领地享有“特恩权”，即教会在基中享有独立的行政、司法、收税之权，形同独立王国。在君主的卵翼下，教会的政治地位与日俱增。

经济上，罗马帝国时期教会已经富裕起来。罗马法律规定，教会可以接受赐赠。法兰克许多国王更是向教会大量施赠。克洛维的孙子希尔佩里克因此慨叹教堂把财富都汲干了，王权也转到主教们的手里去了。查理大帝严格要求居民向教会交纳什一税，向教堂捐献土地、房屋、钱财，乃至奴仆。他本人在遗嘱中将金银、珠宝、御用衣物、金属器皿、日常用品等动产的2／3以上转给境内的21个大主教管区。另外，贫苦农民的“献地”。虔诚信徒的捐赠，教会的巧夺豪夺，大修道院得自经营土地的厚利，都使教会的产业猛增。到7世纪末，基督教会在高卢已占有1／3左右的土地。教会产业与世俗封建主产业不同的是，世俗封建主死后，其遗产由诸子分享。法兰克国家的土地曾几次在诸子之间剖分。君主有时还向臣下分封土地。因此，世俗封建主个人的地产有分散或缩减的趋势，这是后来王权衰落的原因之一，而教会没有这种情况。教会反对分散财产，力求土地保持完整。教会各级教区的主管人去职，教区产业由其后任接管。因此教会财产不断增殖。经济实力雄厚。这也是教会权势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化教育上，在中世纪早期的西欧，教会可以说是处于垄断地位。长期动乱，造成西欧文化低落，学术衰微。查理大帝和阿尔弗雷德尽管本人求知似渴，提倡教育，但从整个社会而言，成效有限，而且这种教育以服务于宗教为宗旨，谈不上真正的研究探讨，与拜占廷和阿拉伯帝国的钻研学问之风相比，西欧黯然失色。当时教士成为西欧唯一掌握一定文化知识的阶层。那时流传下来的几部重要历史著作，如《法兰克人史》、《英吉利教会史》、《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查理大帝传》、《伦巴德人史》等，都出自教会人士之手。教会人士凭借文化上的优势，得到国家重用，并利用对教育的垄断和群众的宗教信仰，宣扬神学，推行愚民政策，以维护本身的权威地位和封建制度。

总之，从组织上和政治来看，教会处于有利地位，而在经济和文化上，教会更具优势，因此教会势力不断膨胀起来，以至不仅可以与王权分庭抗礼，而且还企图凌驾于王权之上。11世纪格雷戈里七世任教皇时，公然发布敕令，宣布教皇高于君主，教皇有权废黜君主，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一度甘拜下风。其后，教皇莫诺森三世又提出王权得自教皇，犹如月光得自日光的理论。在王权和教皇权力之间长时间的争执中，国王有时处于劣势。这种情况直到以后王权加强，才有所改变。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古籍修复，历史悠久，学术界对于古籍修复萌芽说法很多，大体有4种:其一，在汉唐时代表作就是龙鳞装也叫做鱼鳞装旋风装，此装裱技艺基本失传，现在天津的竹影法师还会此项龙鳞装的装裱技艺。

古籍修复流派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到民国时期还存在的有如下几派。沪派、苏派、扬派、京派、蜀派、徽派、岭南派、鲁派、津派。

在宋代出现，这是因为之前书籍和古画修复不分家，但是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古籍修复也蓬勃发展，逐渐独自发展。成为单独的技艺。第三种: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考古发掘发现有很多绢帛上有修改、挖补的痕迹。部分学者认为此时为古籍修复的萌芽。第四种:认为夏商周时期，这个是因为考古发掘，有很多龟甲兽骨上有1、2、3等刻画符号。在册页研究的学术界，龟甲上的刻画符号在当时应该是用绳子、皮革串连在一起，作为页数标注所以刻画。串联便形成早起册页。册页出现之时，就是古籍修复成立之时。

古籍修复因为时代和流派不同修复过程也不同。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种。

1、收到修复的书籍:这个过程是修复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一般这个环节修复师傅要检查送来的古书的破损程度、珍惜程度。和书籍的持有者商讨价格、修复要求、修复时间。因为修复古籍需要把珍藏的书相当长时间放在修复师傅手里，所以一般修复师傅只为熟人或者熟人介绍的朋友修复。从古至今修复师傅和古书持有者之间主要是口头约定为准，无凭证票据的存在，所以收到古书和客户商议领悟客户修复的要求、心情、心境、品味等成为最重要的环节。

2、对书籍资料记录:1970年之前的修复都是把每页文字都要抄录下来以便修复时方便检查和配页。津派在2000年时把照相技术引入修复，将古籍做影像资料储存。比过去更加科学，但是因为涉及古籍版权问题，自竹影法师停止修复后，影像资料的储存在修复中被取消。只有博物馆工作的部分修复师傅继续沿用古籍修复中的，影像保存环节。

3、拟定修复方法:古书的各种破损、污渍等被修复艺人叫做书病。古书艺人视书为孩子，所以修复如看病。古书修复也有望闻问切。望:指的是检查破损、污渍、纸张、绢帛等材质的的现有情况。闻:指的是通过气味判定，纸张的矾化程度、有无霉烂。问:指的是要询问书籍来历，如果书籍现在的持有者是长期居住南方则选用白芨作为浆糊，如果长期居住北方则选用面糊作为浆糊。客户不同的居住地域也决定了修复方法和修复材料。而且要向书籍的持有者询问书籍的年代、版本、曾经印刷地域，这点很重要，因为修复师傅对于古籍断代能力不高，所以询问下书籍持有者详细内容很必要。对于修复甚至是决定成败的。切:指的是修复师傅抚摸和检查书籍材质的保存状况。纸张的薄厚、是不是曾经有修复。

《永乐大典》收纳典籍七千余种，这部“万书之书”背后蕴含着古人这样的智慧。

“靖难之役”之后，朱棣继位，改为永乐，但是他的心里始终有一团阴霾，就是他的篡位。特别是到了南京，齐泰，黄子澄，方孝孺这些人，给他的难堪，让他始终无法释怀。

朱棣很清楚，要维持朝堂的秩序，就需要拉拢文人，让所有人都信服。为了让士子们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做事，明成祖朱棣决定让士大夫们写一本史无前例的、包罗万象的书籍，并亲自指导他们的编撰。

皇家修书，在人力、物力、资源等方面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六年的时间，依然让人望而生畏。明成祖写了序言，给这本史无前例的书取名为《永乐大典》。

中国古代类书的编撰方法有分类方法，有按韵类编的方法，也有按数量分类的方法。《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都是如此。

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类别繁多，往往容易将同一资料拆分，有时又会造成同一资料重复出现，造成编制体例上的混乱。对于不熟悉分类目录的查询者来说，检索起来也是困难的。

《永乐大典》采用了按韵和分类相结合的编撰方法，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以《洪武正韵》为韵目，按每韵下分列单字。

在每一单字下详集历代各类韵书、字书记载该字音韵、训释和它的篆、隶、楷、草各种书体，再依次把有关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文异见、诗文词曲等随字收载。

《永乐大典》是把古代典籍中有关的资料全部抄录下来，这种做法的好处在于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献。查询者只需“因前求字，因字而考事，自源而流，如射中鹊，无所遁形”，检索起来十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