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是这样对老子之死做描述的：“老子西出函谷，不知所终” 这句话，给后人了一个迷。后来老子出生地河南鹿邑有了一个老子墓，但是这个是后人建造的。另外陕西周至也有一个老子墓，那个墓也不是真正的老子墓，那个地方只是老子当年出关写道德经的地方，那里有一个老子庙，后来又搞了一个老子墓。这两个地方的老子墓都是后来建造的，并不是真正的老子墓，而真正的老子墓在哪里呢？一直来都是一个未解开的谜。

现在，真正的老子墓葬之地的秘密已经被人揭开，先来谈老子的真正的老子墓哪里呢？

一、真正的老子墓原来在洛宁县城东的寿安上

目前找到的史书资料中是这样记载老子墓的：

资料一、古墓中出土的古石板书中记载“老子安土之寿安山、九星八光之地，四龙文字之开先”

资料二、古竹书《老子葬其造》中载：“老子葬寿鞍（同“安”）山，其周所四龙围绕，五更有动景，波音造声彻天，x定于中原南天门对照北之山下。于传古：一闻全权谨则郡长之处，宇淤世相尔；一书系洛之书，源远流长；一之名朝，五千古都，九朝落下，水载人间，灵心之锆之铭，垂体不变，速轨童年”

资料三、唐《博世澜言》中载：“老子葬于佣（同“永”）宁寿安山，当有三道佛地交会，清葬四龙扶位之穴 龙吸乾喉，坐温浮泉”

资料四、北宋林灵素《水镜相术论》前言中载：“老君者李耳，卒葬于永宁之寿安山”；

资料五、清何玉停《水镜相法·后志》载：“（老子）……终解八斗，留有南龙沟、北龙沟前后四沟之古所”……

这些古书中，对老子墓葬的地址，以及周围的环境，有非常详细的描写,足以证明洛宁的祖师墓，就是老子墓：



1、永宁：就是现在的河南洛宁县，在民国以前，都叫永宁，这个不用多解释。

2、寿安山：就是河南洛阳的洛宁县城东边5公里的余庄镇村后面的山。 这个山上方圆一平方公里，是一个风水中讲的罗圈椅地势，因为造砖厂多，这二三十年中，先后被造砖厂挖出的汉朝和西周的古墓又几十个之多。

3、祖师墓：此墓相对高度是10米左右，成倒扣的斗状，此墓东边25公里，75公里两个地方，都有两个形状类似的东周时期的墓。从墓的形状，时期就是东周时期的墓。

4、四龙扶位：在这个墓的四周，分别是四条沟：东龙沟、西龙沟、北龙沟、南龙沟。这些沟目前都还在，都还叫这个名字，所以老子墓葬第在四条沟中间，是清葬四龙扶位之穴。你站到墓顶，环视四走，就可以看到。

5、对照南天门：从祖师墓往南望过去，正对着熊耳山上的中原南天门。

6、乾龙沸泉：上述等文件中记载老子葬地寿安山呈“龙吸乾喉，坐温沸泉”，此态势现在依然全部呈现。所谓龙吸乾喉，既老子葬地寿安山这到龙脉来自西北方向的崤山男陵焦绕山，这西北方向是周文王后天八卦之乾向，因寿安山的西北房对于寿安山来说是头首咽喉目微，因为周易中的的乾卦六爻爻辞，就是通过描绘龙的变化来寓意的，加上寿安山龙脉来自乾向，乾之象为天，故谓“龙吸乾喉”

7、坐温沸泉：老子墓位置虽然较高，但是地下泉水很旺。老子墓东难200米左右的地方，以前叫河洼，泉水比较旺。

8、波音造声：文摘记有“老子葬寿鞍（同“安”）山，其周所四龙围绕，五更有动景，波音造声彻天”这个奇妙的现象在当地传闻已久。大意思就是：每天夜里的五更时分，人躺在寿安山上久能听到河涨水一样的“呜呜，哗哗”的声音。人们解释不了这种现象，久猜的是寿安山地下有河。早些年，听一些老年人讲，当时他们在附近地里中红薯，为了防止偷，常在晚上睡到五更时分被这种声音惊醒，然后私下观察，却什么都没有。

9、洛书汉字，源出其右：以上文字记载有“老子安土之寿安山、九星八光之地，四龙文字之开先”，九星在黄历中有“九星算”或者是“九宫算”，就是洛书方阵。洛书出处、仓颉造字台都在洛宁。一切就不言而语了。

10、洛阳有一个祖师庙,洛宁有一个祖师墓

洛阳有一个祖师庙，里面拜的就是老子，洛阳西边几十公里的祖师墓呢？ 埋的自然就是老子。

11、附近的一些地方：

祖师墓难几十米的地方有一个“老君洞”、西北方向不远还有一个无极洞，那个无极洞特别的深，没有人走到过尽头。

另外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证据，证明河南洛宁余庄北的寿安山上的祖师墓，就是伟大的哲人，老子的墓。

老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人，也是道教的创始人，著有《道德经》

记者19日从陕西省文物部门获悉，考古专家正对陕西洛南县西寺墓群范围内的一处墓葬群进行抢救性发掘，目前初步探明8座春秋战国墓葬，出土青铜器及玉器40余件。其中一座墓主人的身份为大夫一级。

据悉，西寺墓群位于陕西省洛南县城北一条东西走向的山梁上。1982年，有村民在西寺墓群范围内取土时发现了古墓里埋藏的文物。2000年1月，相继出土锚金鸟篆铜戈、镂空青铜车马件、彩绘漆陶莲瓣壶等春秋战国时期珍贵文物。2003年9月，陕西将西寺墓群列为该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进行第三次发掘。此次是第四次发掘。

此次发掘的地点在墓群范围内，地形呈台塬状。目前，考古人员已初步探明8座春秋战国时期墓葬，先行发掘了其中4座。18日，4座墓葬基本发掘完毕，露出方形的深坑，另外4座墓葬正在勘探。据现场负责人介绍，已发掘的4座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墓葬保存较为完好。大部分随葬器物放置于椁棺之间，但墓主人尸骨无存。

经过挖掘清理，出土了青铜鼎、青铜剑、青铜矛、陶器、玉器、车马器等文物。此外，还出土了青铜带钩等两件生活用器，在椁底板发现了彩绘痕迹。据介绍，此次出土的青铜剑，带有木制漆皮剑鞘且保存完整，是较罕见的器物。从目前出土的形制器物来判定，墓主人身份应是春秋战国时期大夫一级。

专家表示，此墓葬群的发掘，对春秋战国时期秦、晋、楚在陕南军事分界的划定，以及周边地区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深入研究有重要价值。但目前还无法判定墓葬之间是否有关联，具体年代还需进一步研究。此外，墓主人的具体身份，尚无法下结论。

纪王崮春秋墓位于山东沂水县城西北40公里处，被称为“沂蒙七十二崮之首”。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郝导华介绍，2012年春节前夕，在崮顶施工时意外发现了部分青铜器残片，确定为一座古墓葬，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墓葬形制较为特殊，墓室与车马坑共凿建于一个岩坑之中。墓葬虽然破坏较为严重，但主墓室保存完好。车马坑发现8匹马4辆车，还有青铜礼器，它的规模、形制无疑是高等级的。

墓葬内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乐器、兵器等重要文物，对研究该地区历史和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工艺技术、墓葬制度等具重要价值。

考古人员从成都这座春秋时期的古墓之中出土了诸多青铜器、玉石器以及陶器等文物。去年10月份时候，成都郫都区的犀浦街道为了进一步完善配套设施而欲在犀方路修建一座小学。这一小学正式动工开建之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郫都区文物保护所联手对这一建设项目所在地事先进行了文物勘探。经由一番勘探，考古队真的在这片项目地内发现了一处古代遗址。

今年3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国家文物局以及四川省文物局的双重批准之下开始对这处遗址展开抢救性发掘。考古人员对这处遗址中的动植物遗存外加环境考古，通过航拍、测绘等技术对遗址进行了全面且详细的勘探。经过几个月的详勘，这处遗址的面积基本得到确定，其面积大致有三千平方米。与此同时，这处遗址的年代也基本得到确定。

考古人员根据现场反馈的信息将这处遗址分为两个时期，分别是西周中晚期与春秋时期。其中西周中晚期阶段的遗迹、遗物多为生活类，比如说房屋遗址、灰坑、盆、瓮等。考古人员由此判断，此处遗址在西周中晚期主要是作为居住场所。而春秋时期的遗迹、遗物则多为墓葬、随葬物，是以该遗址的第二阶段被认为是作为墓地使用。

考古人员发现第一阶段的建筑遗存共计有15座，这些建筑的风格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基槽式与柱洞式。其中在基槽式建筑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不少陶罐；而在柱洞式建筑中，考古人员则发现了钻孔卜甲。相比起第一阶段，作为墓地使用的第二阶段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随葬品，这其中有青铜器、玉石器、陶器，还有鹿骨。因为之前成都平原较少发现春秋时期的墓葬，所以此次遗址的发现对于考古界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

其中就陶器来说，这一类器物因变化快而拥有较大的时代文化差异。而这次于春秋时期的墓葬之中发现的大量陶器有不少是可以修复的且包含罐、盏、豆等多个类型，所以它们的发现将非常有助于补充现阶段成都平原在春秋这一时期所存在的文化空白。除此之外，柳叶剑、鹿骨这两类随葬品的发现则有助于了解古蜀的社会组织形式与狩猎业。总的来说，此处遗址的发现是具有很大意义的。

墓中共出土礼器、乐器、漆木用具、金玉器、兵器、车马器和竹简15000余件，仅青铜器就共计6239件。其中曾侯乙编钟一套65件，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青铜礼器主要有镬鼎2件、升鼎9件、饲鼎9件、簋8件、簠4 件、大尊缶1对、联座壶1对、冰鉴1对、尊盘1套2件及盥缶4 件等。经鉴定，使用了浑铸、分铸、锡焊、铜焊、镶嵌、铆接、熔模等青铜器制作工艺，说明战国时期南方楚地的青铜冶炼技术同样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尊盘系用先进的失蜡法铸造，表现出战国时期青铜冶铸业所达到的高水平。

先秦时代，对礼器的使用是有严格规定的，其中又以鼎的使用为核心内容。天子用鼎数最多，为九鼎，诸侯七鼎，大夫、士人又逐层递减。曾侯乙墓中有镬鼎2件、升鼎9件、饲鼎9件、簋8件，明显僭越了诸侯能享有的鼎数，已近于天子之制。这表明在曾侯乙生活的时代，自商周以来的礼乐制度已经遭到破坏，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现象。 钟在我国商朝时就已出现，最初只有3到5枚，到周朝增到9至13枚，战国时发展成61 枚。人们按钟的大小、音律、音高把钟编成组，制成编钟，演奏悠扬悦耳的乐曲。迄今为止，中国的考古发掘中共有40多套编钟出土，但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质最高的则非曾侯乙编钟莫属。

整套编钟数量之多，做工之精细，气魄之宏伟，令人惊叹不已，堪称战国时期青铜乐器的巅峰之作，被誉为“国之瑰宝”。从音效上看，编钟所用青铜是以高纯度的铜、锡、铅按一定比例冶炼而成，钟壁厚度、钟的形制的设计，都达到了完美极至、无可挑剔的地步，如此才保证了编钟绝佳的音响效果。全套钟以人、兽、龙、花和几何纹为装饰，采用圆雕、浮雕、阴刻、彩绘等多种技法，以赤、黑、黄诸色映衬青铜本色，庄重肃穆，精美壮观。有学者对曾侯乙墓的出土文物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曾侯乙墓编钟是科学技术史上一项最早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完备的技术体系和丰富的工程技术语言，具有世界一流的铸造技术。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科技与艺术完美结合的真实写照，而且为科技未来的发展作出楷模。

曾侯乙编钟共 65 枚，其中1 枚是战国时楚惠王赠送的镈，称“楚王熊章镈钟”。该钟通高925厘米，重1348千克，腔体呈扁椭圆形，与其他64枚钟最明显的不同点，在于钟口平整。钟体顶部为蟠龙式复式钮，由上下2对蟠龙对称组成，上面1对蟠龙形状较小，引颈对衔，下面1对蟠龙形体较大，回首卷尾，形象惟妙惟肖，生动传神。钲部两侧以浅浮雕龙纹为衬，每一部分铸有5个圆泡形饰，圆泡凸面上亦浮雕龙纹。钲间铸有31字铭文：“隹（惟）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大意为楚惠王五十六年（前433），楚惠王在西阳接到了曾侯乙去世的消息后，在西阳遥祭他，并为他铸造了这件镈钟，以供其永享。这段铭文不仅说明曾国和楚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且为曾侯乙墓的断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据此，曾侯乙死亡的最可能时间为公元前433年。而对曾侯乙尸骸进行碳－14测定后，也表明其死于公元前433年～公元前400年，死时约42岁～45岁。据《史记卷四十·楚世家》记载，楚昭王十年（前506），吴王阖闾和其胞弟夫概率兵攻打楚国，大获全胜，最后攻破楚国的都城郢。破城之时，楚昭王逃走，奔至云梦泽时，被吴军射伤。楚昭王逃到郧国，郧国国君的弟弟认为楚昭王不仁不义，要杀他。于是楚昭王又急忙逃到随国，吴王阖闾随后率兵而至。随侯紧闭城门，调兵遣将，严阵以待。吴王阖闾在城下对随侯说，周天子的子孙，分封在江汉流域的都被楚国灭掉了，随国迟早也会被楚国灭掉的，你还是早点把楚王交出来，让我杀掉他。随侯坚决不肯，说：“随国与楚国世代友好，你不要再说了，楚昭王不在随国，他已经逃走了。”吴王没法，只好带兵离开了随国。楚昭王由此逃过一劫，心中充满了对随侯的无尽感激。随后楚国援军秦军赶到，大败吴军，夫概见大势已去，撤兵归国，自立为王。吴王阖闾得知这一消息后，慌忙带兵离开郢都回到吴国。楚昭王回国复位，下令楚、随世代钟友好，不相攻伐。有专家判定，随国其实就是曾国，随侯就是曾侯乙的先辈。由此我们不难想象，楚昭王的儿子楚惠王熊章，为了报答曾侯乙先人的救父之恩，特意将这枚精美的镈钟送给曾侯乙，以示友好。

编钟分八组，共分三层悬挂在铜、木做成的钟架上。钟架全长1079米，高273米，由六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着。编钟分上中下3层，形制各异。最下一层由12枚长乳甬钟和1枚镈钟组成，分成2组悬挂，其中9枚悬挂在倒趴着的虎形兽上面；中间一层33件，分3组悬挂，有短枚甬钟1组11件，无枚甬钟1组12件，长枚甬钟1组10件；最上一层19件，称“揭钟”。横向看，从左到右编钟依次增大；纵向看，由上而下依次增大。悬挂方式亦不相同，上层为插挂，以插销入钟钮；中层为钩挂，挂钩为框架钩和焊钩2种；下层环挂，挂钩分趴虎套环和双杆套环2种。

六十五枚编钟的总重量达3500千克，其中，最大者通长1534厘米，重2036千克，它的重量、体积在编钟中是罕见的。钟上大多刻有篆体铭文，钟、架、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甬钟刻有记事铭文，均为“曾侯乙乍时”5字，标明编钟为曾侯乙所拥有和享用。上层十九枚钟的铭文较少，只标示着音名，中下层四十五枚钟上不权标着音名，还有较长的乐律铭文，详细地记载着该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等。标音铭文不仅标示了该钟的悬挂位置，亦标明了敲击的部位及其发音的名称。整套编钟有律名28个，阶名66个，构成了十二半音称谓体系。通过这些铭文，可知各诸侯国所用律名并不相同，更可清楚地辨析曾国与楚、晋、齐、申、周等国律名的对应关系。钟铭所载内容，绝大多数闻所未闻，简直就是一部不朽的中国古代乐律理论典籍。这些铭文，便于人们敲击演奏。曾侯乙编钟音域宽广，有五个八度，比现代钢琴只少一个八度。钟的音色优美，音质纯正，基调与现代的C大调相同。考古工作者与文艺工作者合作探索，用此钟演奏出各种中外名曲。

通过对墓中出土文物进行综合分析，专家认为这套编钟的击奏工具共有8件，并复原出了演奏时的场景。其中6件为“7”字形木槌，演奏时由3名乐工各执1对，分别掌奏中层的3组钟，并兼顾上层钮钟，主奏旋律。另外2件击奏工具为彩绘撞钟大棒，长215厘米，粗66厘米，演奏时由2名乐工分别执掌，主奏下层大钟，配以和声。演奏时，乐工们必须面对国君，且奏且歌且舞，表现出了高超的演奏技艺。 十六节龙凤玉佩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西北郊擂鼓墩曾侯乙墓东室墓主棺内。全长48厘米，宽 83厘米，由13片镂空的各种形式或图案的玉片及24个圆环、半圆环或方扣连接而成。其中有 4个银挺玉插入，拆卸银挺玉之后便成为 5块长度不同、环片多少不等的连环玉佩。折叠起来便形成一块玉团状。第1块玉有二片二环，第2块玉有三片六环，第3块小玉仅有二环，第4块玉有三片四环，第5 块玉有五片六环。

此玉佩经过精心周密设计之后加工而成。第一块玉上下片以自身凸出的玉环连成一体,上片近方形夔龙,下片是四角出夔凤的涡文环；第二块玉最上层一片镂四个勾连活环，第二片是半椭圆形镂空变相夔龙纹环，第三、四片琢成腰圆形片，均以十字间隔，每一空间内饰镂空涡纹；第三块小玉琢成饰以蛇纹的扁方形扣，中间一素环勾连一夔龙环；第四块椭圆形玉 73厘米宽，上下两层腰圆玉片均为镂空螭虎纹，各琢镂二个固定的半圆环与侧面出脊角的扁方二孔扣环连接，扣环饰夔龙纹；第五块玉最上的方形玉片为镂空夔龙纹,上下镂二方孔,与其下之镂空二夔龙、二蛇纹扁方孔玉片相连，再其下是以二环连接的尖首玉片,宽 81厘米,饰镂空蛇首纹，最下方的玉片为镂空螭纹，有固定的半圆环。此佩纹饰均用隐起阴线琢法，起伏自然顺理，琢工精巧妩媚，是迄今发现的多节活动链状玉佩中最长、最精美的一件，堪称战国玉雕中的瑰宝。

曾侯乙墓还出土一件四联玉饰与此佩相似，如果用银铤插销玉环可以将四联玉饰与此佩连结起来。

此佩的功能和定名依旧存有不同意见，一种看法是用作佩饰,另一种看法是联系同时出土的小件玉鸟禽。认为是冠上装饰，即冠缨。 尊高331厘米，口宽62厘米，盘高24厘米，宽576厘米，深12厘米。

尊敞口，呈喇叭状，宽厚的外沿翻折，下垂，上饰玲珑剔透的蟠虺透空花纹，形似朵朵云彩上下叠置。尊颈部饰蕉叶形蟠虺纹，蕉叶向上舒展，与颈顶微微外张的弧线相搭配，和谐又统一。在尊颈与腹之间加饰四条圆雕豹形伏兽，躯体由透雕的蟠螭纹构成，兽沿尊颈向上攀爬，回首吐舌，长舌垂卷如钩。尊腹、高足皆饰细密的蟠虺纹，其上加饰高浮雕虬龙四条，层次丰富，主次分明。盘直壁平底，四龙形蹄足口沿上附有四只方耳，皆饰蟠虺纹，与尊口风格相同。四耳下各有两条扁形镂空夔龙，龙首下垂。四龙之间各有一圆雕式蟠龙，首伏于口沿，与盘腹蟠虺纹相互呼应，从而突破了满饰蟠螭纹常有的滞塞、僵硬感。出土时尊置于盘内，两件器物放在一起浑然一体。

尊是盛酒器，盘一般作水器用，二者合为一器，尊内盛掺有香草汁的酒，祭祀时酌以献尸，宾礼时酌以饮客。整套器物纹饰繁缛，穷极富丽，其精巧达到先秦青铜器的极点。尤其是器上镂空装饰，透视有若干层次，系用失蜡法铸造，即先用蜡做模，模外做范，加热烘烤使蜡模融化流失，使整个铸件模型变成一个空壳，再将青铜溶液浇灌至空壳内，就可铸成所需的器物。这一发现，证实了在二千四百年前的战国早期，中国的失蜡法铸造技术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准。尊和盘均铸有“曾候乙作持用终”铭文。 青铜错金磬架，通高109、宽215厘米，由一对圆雕怪兽及其头上插附的立柱为虡，两根圆杆作横梁，呈单面双层结构。兽顶插附的立柱从腰、顶两处与横梁榫接。横梁底等距焊铸铜环，以串钩挂磬。磬架施线条流畅的错金云纹。青铜错金磬架，其磬架之精美、磬块之众多、编悬之明确、配件之完备，在考古发现的乐器中独一无二。

32块磬系用石灰石或大理石磨成，形若倨句，大小有异，分为两层四组。最大者：鼓博10．8、鼓上边32．4、鼓下边27．5、股博13．5、股上边22．3、股下边21、厚2．68厘米，倨句163度。最小者：鼓搏4．9、鼓上边7．6、鼓下边6、股博5．7、股上边6．6、股下边5、厚1．4厘米，倨句155度。

一磬虡兽舌上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磬上刻有(其中有少量为墨书)编号和乐律铭文，计708字，意与曾候乙编钟铭辞相通。经复原研究，知其音域跨三个八度，十二半音齐备。音色清脆，独具特色。同出有铭磬匣3具，彩绘磬槌两件。演奏时，需由1人双手执磬槌，跽地而击。

鹿角立鹤，鹤长喙上翘呈钩状，引颈昂首伫立，两翅展开作轻拍状，通高143．5、鹤高110厘米。拱背，垂尾。鹤首两侧插有两支铜质鹿角形枝杈。鹤的头、颈和鹿角上有错金几何纹饰，其它部位有铸成和镶嵌的云龙纹。

此器造型别致，是一件独具风格的青铜工艺精品。鹤和鹿是长寿和吉祥的象征。把鹿角插入鹤头，将二者置于一身，可称之为“瑞鹤”。古人把仙人乘车叫“鹤驭”、“鹤驾”。此器出于墓主人棺侧，可能反映了死者成仙升天的思想。

尊缶为古代盛酒器，通高1245、口径484、足径69厘米，重3275千克。这件大尊缶是目前所知我国先秦酒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堪称“酒器之王”。它不但拥有足以傲视同类的巨大体型，而且在纹饰上也极尽精美，器表由细密复杂的涡纹、重环纹、蟠螭纹、綯纹、雷纹、蕉叶纹、带纹、蟠蛇纹等构成，花纹花式统一，线条整齐划一。大尊缶出土时，里面还存有酒液。历经二千四百多年没有泄漏，可见缶的密封性之好。这件大尊缶不仅为我们了解曾国的人文历史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而且也让人感受到了当时贵族的豪饮之风。

壶为敞口，厚方唇，长颈，圆鼓腹，圈足。左壶通高99、口径33．8、盖罩径53、底径40．6厘米重106公斤；右壶通高99、口径32．6、盖罩径53、底径40．6厘米重99公斤，铜禁长117．5、宽53．4、高13．2厘米 重35．2公斤。壶盖有衔环蛇形钮，盖外沿套装勾连纹的镂孔盖罩。壶颈两侧各有一攀附拱屈的龙形耳。器身饰蟠螭纹和内填蟠螭纹的蕉叶纹等。两壶内壁均铸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

禁面有两个并列的中空圆圈，以承放大壶圈足。禁的长边各有二兽足。兽口部和前肢衔托禁板，后足蹬地。禁面和侧面均饰蟠螭等纹饰。

铜禁出土不多，迄今为止国内外仅见4件。在湖北省是首次发现。

这是古代用以冰(温)酒的器具，通高61．5、边长62厘米 重170公斤。它由内外两件器物构成；外部为鉴，鉴内置一尊缶。鉴与尊缶之间有较大的空隙，夏天可以放入冰块，冬天则贮存温水，尊缶内盛酒，这样就可以喝到“冬暖夏凉”的酒。

鉴和尊缶均饰以变形蟠螭纹、勾连纹和蕉叶纹等，并均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此器结构复杂，造型奇特，工艺精湛，是一件具有特殊用途的大型酒具。同时出土两件，造型、纹饰、大小均同。

云纹金盏，盏通高11、口径15．1厘米 重2156克，匙长13厘米 重56．45克。直口，方唇，浅腹，平底。三个凤首形矮足。腹上部有两个对称的环耳。盖略大于盏口，盖沿有三个等距离的外卡。盖顶有一个圆形捉手。盖面和盏口下饰云纹、绹纹、勾连雷纹、蟠螭纹等。盏内放置金漏匙一件，方柄圆身，器身镂空变形龙纹。

至迟到商代时，我国就出现黄金制品，但多为一些片饰。而此盏是仿铜的金制容器，反映了墓主人的特殊身份。这是目前所见我国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1件。 墓中还出土了编磬、鼓、瑟、笙、排箫等大量乐器，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排箫、篪、琴（十弦琴、五弦琴）都是首次发现的几种早已失传的乐器。世界上不少民族都有排箫这种乐器，曾侯乙墓的2件排箫均是由13根竹质箫管编排而成，长短有序的箫管使得其形状象鸟展开的单翼。专家对这2件古排箫进行了测试，其中1件有七八个箫管能够吹奏出乐音，音阶结构已超出五声。篪是一种竹质横吹管乐器，源自民间，后世逐渐失传。篪在周代常与埙一起演奏，战国时作为大型宫廷乐器之一，每当有神祀与宴飨活动时，宫廷乐工们将编钟、编磬、建鼓、排箫、笙、瑟等乐器一齐奏响。古文献中对篪的记载有出入，如《广雅》说篪8孔，《周礼·郑玄注》云篪7孔，《乐书》中说篪为6孔，如此混乱的记载，使今人难以准确详细地判定其形状。曾侯乙墓出土的2件篪解决了这一困惑。2件篪分别长293厘米和302厘米，都是用1节竹管制成，两端管口封闭，管身开有1个吹孔、1个出音孔和5个指孔。管身通体髹以黑漆，以朱、**绕管身描绘出彩线花纹。根据曾侯乙墓篪，专家们成功地做了1件复制品，用复制品篪演奏，可吹奏出超出1个完整的五声音阶，加1个变化音，音色别有韵味。笙是自古至今沿用着的一种管乐器，《诗经·小雅·鹿鸣》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可见笙与瑟是经常配合使用的乐器。曾侯乙墓出土的笙，可以分为十二簧、十四簧、十八簧3种，均用匏斗、芦竹笙管、芦竹簧片制成。笙簧因音频高低而大小不一，框与舌间的缝隙细如发丝，做工十分精细。经专家试奏，其声音婉转低回，古朴典雅，细腻迷人。战国至秦汉之际，盛行“竽瑟之乐”，曾侯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曾侯乙墓出土的瑟，其弦已腐朽，但瑟身依然保存完好，长1673厘米，首宽422厘米，尾宽385厘米。瑟首端有1个长岳山，尾端有3个短岳山，张弦25根，另有木质瑟柱置于弦下。从其仿制品的演奏中，可品味其原有的浓郁韵味。

出土的一件漆木衣箱盖上，画面中央以篆书书写一个“斗”字，古朴苍劲，四周按顺时针写着二十八宿名称，二十八宿东侧绘有一龙，西侧绘有一虎，关于“斗”字与环绕其周围的二十八宿名称，有专家指出，画中的“斗”字代表着北斗星，将其画在中央，表明地位突出，正反映了古人对北斗星的崇拜。二十八宿东侧绘有一龙，西侧绘有一虎，这与传统天文学中的东方苍龙、西方白虎正好对应，是考古发掘中所见年代最早的将北斗、青龙、白虎与二十八宿配合的实物，也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关于二十八宿全部名称最早的文字记载，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创立二十八宿体系的国家之一，表明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初，中国就有了完整的二十八宿体系。曾侯乙墓天文星象图的出土，使得当时已经定稿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相关内容不得不重新修改，这一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曾侯乙墓的北室是兵器库及车马室，出土兵器数量之多，品种之繁，也反映了墓主人的不凡身份。兵器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殳。对于殳，历代典籍多有记载，可惜都比较简略。历经千载岁月，沧海桑田，后世竟然未有先秦“殳”的实物或图形传世，使得后人难以知道它的真面目。殳，有的史书上也称作“杵”或“杖”，是先秦时代一种木或竹制成的长柄兵器，不但可用于防身自卫，还可用于装备军队战车。一般认为殳是由原始社会中狩猎用的竹木棍棒发展而成。《尚书·武成》中有“血流漂杵”，“杵”就是商代士兵所使用的殳，那时的殳一般是用一根坚实的木棒制成。周朝把殳列入“车之五兵”之一，是用于实战的兵器。《诗经·卫风·伯兮》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周礼》曰：“殳以积竹、八觚，长丈二尺，建于兵车。”又曰：“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从其记载可知殳的形制及其用途，五戎即五种兵器：戈、殳、戟、酋矛、夷矛，殳为其一。《考工记》也记载了“车之五兵”是戈、殳、戟、酋矛、夷矛，分别插在战车上的固定位置，供士兵在作战时使用，这样可以长短兼备，远近结合。关于殳的形制与尺寸，据《考工记》记载“殳长寻有四尺”，东汉人郑玄注曰“八尺曰寻”，由此可见殳的长度为一丈二尺，即约3米。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殳的使用更加广泛。据史书记载，城濮之战时，晋军临战前“遂伐其木，以益其兵”。而且随着车战的流行，殳也在改进，出现了青铜和铁制的殳，殳柄为竹木混合制成，呈八棱柱形或圆柱形，柄端安有青铜或铁制殳头，在柄尾安装有起保护作用、使柄尾经久耐用而不开裂的细长铜或铁帽，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六韬·军用篇》有“方首铁”的记载，“方首铁”就是方形铁头的殳。《吕氏春秋·贵卒篇》也有关于中山国的力士穿着铁甲、手持铁杖作战的记载，这里的铁杖，应该就是殳的变体。春秋战国时期是殳作为典型兵器的辉煌年代。帝王或诸侯出巡时，前导勇士也执殳开道，即所谓“旅贲以先驱”。可见殳不仅是用于实战的兵器，也用于天子诸侯的仪仗。而从其发展演变看，殳作为实战兵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越来越演化为仪仗之器。秦始皇统一天下，秦军所向披靡，拥有数量庞大、质量精良的兵器。然而此时作为车战“五兵”之一的殳，其功用却悄然退化。从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出土的殳来看，全都是以青铜圆筒套的无锋刃的仪仗器。汉承秦制，在汉代的仪仗中，殳被称作“金吾”，铜制套头，两头镀金，御史大夫、司隶校尉等常常“执金吾”夹侍拱卫皇帝。汉代以后，随着车战淡出历史舞台，殳也悄然湮没。作为兵器的殳有没有刃呢？《毛诗传笺》曰：“殳长丈二而无刃是也。”《说文解字》曰：“殳，以杖殊人也。”段玉裁对其做注曰：“杖者，殳用积竹而无刃。”《考工记·庐人》唐贾公彦疏曰：“殳，长丈二尺，无刃，可以击订人。”这些记载给后人一种错觉，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认为殳是没有刃的棍棒，其实这种判断是完全错误的。早在春秋晚期，南方的楚、随、吴、蔡等国就使用一种带锋刃的殳，即在积竹木柄（由竹木混合制成的柄）的一端装一个呈三棱矛状的铜殳头，在另一端装一个有尖刺的铜箍，这样既可以刺杀，也可以砸击，威力颇大。这样形制的殳，在曾侯乙墓中也有出土。曾侯乙墓出土了多件带铭文的实战与礼仪用的殳，锐殳7件，晋殳14件。其中3件锐殳刃部较长，顶端有锋，呈三棱矛状，并在锋后装有带尖刺的铜箍，一侧刃上铸篆书“曾侯越之用殳”，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出土自铭为“殳”的兵器，真正彻底解开了殳的形制之谜。晋殳两端无刃，仅有铜套。两种兵器的杆均为积竹木，以八棱形木杆为芯，每个棱面贴宽约1厘米左右的竹片，外面密缠丝线、革带、藤皮，表面髹以红漆或黑漆。杆通长329厘米～340厘米，粗28厘米～3厘米。墓中除殳外，还有戟、戈、矛、弓、盾、甲胄、箭簇等，几乎囊括了战国初期时所有的兵器种类。从数量上看，仅箭簇就有4500多件，被成捆地堆放着。2400多年前的曾侯乙，拥有如此多的兵器，可见他的封国应该有相当的实力，其本人也颇热衷军事。从这些出土的兵器上，尽可以想象英姿勃发的曾侯乙率领军队，驰骋疆场，金戈铁马，威武雄壮的场景。

墓中出土金盏、金杯、金带钩及长达48厘米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是曾侯乙生前奢侈生活的具体写照。许多青铜器上有“曾侯乙乍（作持）”之类铭文，为判定墓主提供了证据。

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有220多件，是中原与楚地墓藏中年代最早也是最为精彩的，而且品类全，器型大，风格古朴，体现了华夏中原与楚交汇区域青铜文化的神韵。

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丝麻织品，由于年代久远而且长期浸水，都已经腐烂，但仍为研究战国早期的纺织工艺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通过检测丝纤维，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注意蚕茧的选用，缫丝质量较之早期也有提高。墓中还首次发现了丝麻交织的纱袋，经线或丝或麻，纬线则全部用丝，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丝麻混织品。在出土的丝麻织品中，包括纱、绢、锦、绣等多种织物，其中首次发现了一种用夹纬使经线现出暗花的单层几何织锦，对我们了解商锦、周锦再到汉锦的发展过程和织造工艺具有重要价值。

一九七五年九月,桐柏县城郊公社毛坡大队新庄生产队,在钟鼓堂村东北约一百米处,发现一座春秋古墓,出土一批青铜器。现已将全部出土文物收藏县文化馆。 钟鼓堂村北距桐柏县城约六华里。该墓位于淮河支流营盘河西岸的一级台地上,它北依黑石山,西邻钟鼓堂,营盘河从其东边二十余米处自北向南流入淮河。该墓为一土犷竖穴墓,方向面东稍偏南。墓底铺有朱砂,距地表约五米。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共二十七件。现分别介绍如下: 鼎共三件,皆无盖。可分为三式: I式一件,通高21厘米。侈口,沿外折,两耳紧附于口沿下,浅腹,小圆底,三足中空而呈蹄状。器底有烟熏的痕迹,系实用器。腹部有一道弦纹,弦纹与口沿之间饰夔纹(图版八:1)。 亚式一件。通高24厘米。敛口,沿外折,双耳直立于口沿上,腹深而稍外鼓,圆底,三足中空而呈蹄形。器底亦有烟熏痕迹。腹部饰两周夔纹,中以弦纹相隔。腹内有铭文,由于锈蚀过甚,难以分辨

之所以不见“曾国”是因为这个诸侯国历史悠久，对国名的记载用字有变化。还有就是存在一国两名的问题。

从商代的甲骨卜辞到西周、春秋、战国的青铜器铭文中都有“曾国”。而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则没有“曾国”这样一个诸侯国。但是从宋代开始就不断有曾国的青铜器出土，实物的发现又证明有一个“曾国”。

铭文：曾侯谏作宝彝

古籍中的记载有时候是用“缯”代替了“曾”。《史记夏本纪》“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其中提到缯氏，即夏代已有曾国，为姒姓。

商代甲骨卜辞变“缯”为“曾”，记录了商王南伐荆楚的事件。从考古发现来看，湖北叶家山缯国墓出土鼎的铭文有“师作父乙”等。“父乙”、“父癸”是殷商时人对死去父亲的称呼，周人无此习俗。

《汉书·地理志》：“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的记载。秦汉以后学者都将江、淮地区称为“夏人之居也”。而商代的缯国，正是承袭夏代的姒姓缯国而来。叶家山墓群是通过严格等级规划的缯国家族墓地，其埋葬顺序是按照从北到南，由早到晚，夫妇东、西并穴合葬方式进行下葬，大致年代归属周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的西周早期时段。一直到西周末年，缯国尚见于记载。《国语·晋语》记载：“申人、缯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

西周初，武王立国，封南宫适于随国，地点在湖北随州。这是一个姬姓诸侯国。从历次考古发现来看：西周早期的有随州叶家山西周墓，两周之际的有荆门京山县苏家垅曾国墓，春秋早期的有襄阳郭家庙擂鼓墩曾侯墓，还有随州文峰塔发现的春秋时期的曾国，战国时期的有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可以认定的确是一脉相承。 同一墓葬中”曾“与”随“并用，可以确定，曾国即随国。这种一国两种名称在春秋时期也不是孤例。

下图为湖北随州曾侯乙墓

西周分封的这个曾国从西周初期到战国中期，跨越700多年的曾侯墓葬群，分布在湖北省随州、襄阳、荆门等地区，大致就是历史上曾国（随国）所控制的区域。最有名的国君曾侯乙是战国早期随国的国君。曾侯乙葬于公元前433年，距今已有将近2500年的历史。 出土的文物证明，曾侯乙生前非常重视乐器制造与音律研究。战国初年，其国被楚所灭。

曾侯乙，姓姬名乙。他不仅是一位熟谙车战的军事家，也是一位兴趣广泛的艺术家。 曾侯乙墓出土的以编钟为代表的万件文物，以在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上的辉煌成就而震惊世界，作为墓主人的曾侯乙也因而备受世人关注。然而曾侯乙何许人？史籍无载。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指出周朝在随国、曾国都封有同姓诸侯。1979年，在随州市郊义地岗季氏梁一座春秋中期的墓葬出土两件铭文铜戈，器主季怡为曾国公族，曾穆侯之子西宫的后人。根据铭文，季怡自称“周王孙”，证明曾侯本是周王的宗支。 谭维四据此推断，曾国为姬姓封国，作为其国君的曾侯乙与周天子同姓毋庸置疑。 据他介绍，曾侯乙墓万件文物中以车马兵器最多，其种类之全、数量之众、综合功能之强，前所未见。其中射远兵器居多，长杆兵器尤为特殊，且有极为罕见的矛状车軎，这些都是用于车战的武器装备，说明曾侯乙是一位擅长车战的军事家和指挥官。 曾侯乙墓随葬数量庞多的乐器，钟磬铭文中有大量乐理乐律铭文，显示了曾侯乙生前对于乐器制造与音律研究的重视程度。墓内还有大量铸造极精的青铜器珍品，及绘画、雕塑艺术、书法精品，并且大量文物并非冥器，而是曾侯乙生前所用之物，多为他亲自督造，说明他兴趣广泛，具有多方面的才华和较高的艺术鉴赏力。 我国湖北省随县出土了曾侯乙墓古乐器。其中包括举世闻名的编钟，其中最大编钟重达2036公斤，这个编钟多高曾侯乙墓全套编钟64件，总重量达2500多公斤。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1534厘米，重2036公斤。在墓中，编钟就是按照这样形式（指图）分三层八组排列有序悬挂与曲尺形的大形钟架上。上层19件为纽钟，中层为角钟，下层为大型角钟。每件钟上都有错金铭文，铭文多为“曾侯乙乍（作）持”或“曾侯乙乍（作）持用终”。 曾侯乙编钟，不仅数量多，结构完整，规模宏大，而且是现今世界上以知最早的具备了几个半音音阶关系的特大型乐器。演奏的基调属现代演奏乐器的C大调，总音域可以跨至5个8度。其中心部位12个半音具备，可以旋宫转调演奏五声——七声音阶乐曲。 这套编钟最奇妙之处是“一钟双音”。也就是说每件钟都能发出2个音。敲击钟的侧鼓部能得到另外一个音，敲击钟的侧鼓部能得到另外一个音。 在墓中还出土了二根彩绘长木棒和六把“T”字型小木锤，是演奏的工具。 编钟出土后，根据实际检测，发现它音色优美，音域宽广，能够演奏出古今中外各种乐曲。 在这套编钟的钟体、钟架和钟钩上，还发现有错金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和乐律。为我们今天研究先秦音乐史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