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事项如下：

1独特性

个人印章每个人都不同，要有自己个人印章的风格；

2印刻清晰

个人印章一般用于公用，效力等价于个人签名，需要做到清晰好认，一目了然；主要字体可选用行楷，隶书等字体；

3要使用得当

由于个人印章的作用是代替于个人签名，需要承担相应责任，最好不要外借及随意钤盖；

4大小合适

根据自己的使用场合及用处，定制大小得当的印章即可；

5数量合适

一个人有一两个公用的个人印章即可，对于收藏类印章则无要求。

扩展资料：

印章及其分类：

1刻章是使用工具（电脑，刻章机等），将某种需要的图文刻在印章材料上的制作过程。由于各方面的需要，公司，学校，签名，大家都是用到章，像学校的学籍管理章和教务处的章，都有需要。

2公司在签合同时会用到合同专用章，盖发票会用到发票专用章，分别还有业务章，公章，和财务章，法人代表章这些都是最平常使用的了。

按用途来划分，可以分为公私印章,企业单位印章,艺术印章,个人私人用章等。按材料来划分，可以分为原子印章、回墨印章、光敏印章、红胶印章、天然牛角印章、象牙印章、水晶印章、黄木印章、滚轮印章、铜印章、钢印章、玉石印章等。

参考资料：

龟钮,即形状似龟的印钮。古人在印章的顶部钻一个小孔,用绳子穿起来佩于腰间或系于臂上,随身携带。后来有人在印章的顶部雕刻上简单的形象,作为某种象征或装饰,就产生了“印钮”。龟钮在古印文物中较多见,由秦汉至元明均有发现。 一、龟崇拜与龟钮的产生 龟钮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龟崇拜。早在三皇五帝时代,就有了黄帝以龟为图腾的说法。相传黄帝族发源于中原的天(音灶)山,轩辕黄帝就是天,天就是大龟。禹之后,龟崇拜在中华大地上延展深化,由此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龟文化现象。 从考古出土的资料看,在新石器时代的一些文化遗址,如山东大汶口、河南贾湖、浙江河姆渡等墓葬中,都曾先后发现龟崇拜的遗存,在安徽凌家滩遗址中,还曾出土了玉龟。据专家考证,这种玉龟用于祭祀。《礼记·礼运》中记载:“麟体信厚,凤知治礼,龟兆吉凶,龙能变化。”所谓“兆吉凶”,古人选龟来祭祀是因为龟具有掌握未来发展的非凡才能。 中国的龟崇拜现象到商周时进入了一个新境界。商王朝利用龟的神威来治理国家,使国家长治久安。周王朝为得到龟的更大帮助,在宫中设立龟官,官名称“龟人”。“龟人”的地位不仅同御史相当,而且能直接决定天子的言行举止,随时参与帝王决策。汉代朝廷把龟和皇权直接融为一体,把龟和皇族的祖先直接供奉在一起,视龟为祖宗的神灵,保汉室江山千秋万代。或许正是这种龟和皇族一体的思想,使得汉代官印体制将龟纳入其中,带龟钮的印章正式产生,从而成为中国权力系统中一种强有力的象征物。 二、龟钮的形制演变 官印体制源于秦始皇建立的六玺制度,但秦代历史短暂,所以只能从汉制中反溯。汉代官印体制进一步完善,且更加严格而细致。汉代以钮制作为区别官阶的表征。应劭《汉官仪》载:诸侯王,黄金玺,橐驼钮。列侯乃至丞相、太尉与三公、前后左右将军,黄金印龟钮。中二千石,银印龟钮。说明至少在汉代,官印中已产生了龟钮,且使用范围较广。上至王侯,下至乡官均可用龟钮,至于民间私印,则未做具体规定。 西汉早期的龟钮龟身较平,颈部微缩不伸出,龟甲圆滑,甲上多有长六棱形环套的甲纹。腿部与印顶部连成一体,象征性地雕出四条腿,有的甚至不雕腿部,使龟身与印座浑然一体。印钮重点刻画气势神态,寓动于静,以意取象,形体虽小,却能显出汉代雄健、大气的时代风格。新莽时期的龟钮艺术在龟甲中脊隆起,甲沿有一条裙边,其上排有小圆环纹,长六棱甲纹排列得清楚整齐,龟首稍微变大,工艺较西汉精细。东汉后期,龟首伸昂,背部隆起如弓,脚亦渐高,工艺制作多较粗糙,不拘细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人民四处迁徙,使各民族文化得以交融。佛教的兴起,不仅影响到人们的思想,也影响到了印章艺术。由于手工业的发展,镀金、鎏银术在印章上应用较多。印体与印钮的制作比以前更为精巧,套印与三套印普遍出现。汉代以来造纸术不断发展,至晋以后,纸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用印方法亦随之改变,出现了朱印和墨印。南北朝时,朱色钤纸的盖印方法被普遍使用。以封泥为主的使用方式逐渐转变为以钤纸为主的方法。人们用印方式的改变促使印章的改变,即印体越来越大,印文越来越多样,印钮的形式在基本沿袭汉代的前提下也发生变化。汉代官私印龟钮之头略呈长条形,魏、晋官私印龟钮之头则呈明显的锥形,粗而长且向外昂伸,有的甚至伸出印体之外。魏、晋官私印龟钮四脚站立,腹下空间较大,龟身与甲、足浑然不分,仅刻几道线条以区分形状,背部一般都不刻甲纹,有的仅刻几条斜线作为象征。南北朝时期龟形变化更大,形态较多样,但一般体态较大,四足直立,龟甲由六个面或八个面组成,龟首前伸,鼻、口、眼部刻画较细致。 三、龟钮的衰退 隋唐时期,各门艺术都有着与当时经济、政治同步发展的辉煌成就,惟独印章艺术呈现出衰退的现象,表现为印章数量骤减,质量严重下滑。由于印面和印体的增大,已不便于随身携带,只能存放在官邸衙门。为使用方便,改印钮为柄。所以唐代官印中就没有了钮,当然也就没有龟钮了。《隋书·文帝纪》载,在隋初开皇年间向五品以上京官发放鱼符。至唐代,鱼符制度化,至武则天时期,鱼符改为龟符。龟钮作为印章形制的一种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从武则天时代将有类似功用的鱼符改为龟符,则可以看出中华民族龟崇拜的情结依然存在。 北宋统一后,追随唐制,制定了一套印章制度。但由于自唐以来印面的不断扩大,宋代印章制度只对印面大小作了详细的规定,未对印钮及其钮式作过多的约束性规定。龟钮作为私印的一种,只被少数书法名家、名士使用。 元代印章制度由于龟崇拜被破坏而严重受损。龟钮作为印章制度的一部分也被元代统治者以其他方式取代。这与元代统治者的治国观念有关,他们来自北方草原,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在蒙古文化典籍里找不到关于龟的记载,在蒙古民间习俗中也找不到龟的痕迹。明代是印章作为一门艺术发展的高峰时期,私印成为印章艺术的主流。虽然明代对官印的质地、文字、钮式、大小等作了详细的规定,但龟的地位在民间还是继元代之后一落千丈。 清代中期以前是继承明代传统,在崇尚汉印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清中期以后由于金石学的兴起,印章艺术向更深层次发展。龟钮印仍然是官印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已较少具有实用价值,龟钮作为印章钮式的一种再没出现复兴迹象。

六艺”即指《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种儒家经典。《史记·滑稽列传》云：“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在《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中除了六经之外，还有《论语》、《孝经》、小学三种书，这三种书在当时都是学校诵习的课本。清人王鸣盛在《蛾术篇》卷一中曾经指出：“《论语》、《孝经》皆记夫子之言，宜附于经，而其文简易，可启童蒙，故虽别为两门，其实与文字同为小学。小学者，经之始基，故附经也。”

甲、易

目前发现的与《易》有关的简帛书籍有九种：

1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

2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楚简《周易》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是目前发现最早、文字保存最多的一种文本。共存58枚简、1800多字，涉及34个卦的内容。简本原无书题，“周易”二字是整理者根据竹书内容所定。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所藏一枚《周易》残简也可缀合进来，可以看出上博藏简和香港中文大学藏简有着密切的关系。据整理者介绍，上博藏简的发现，对解决易学研究中所谓的“九六”之争等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上博藏楚竹书《周易》与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阜阳汉简《周易》乃至王家台秦简《归藏》之间的比较研究，将使我们对卦、爻辞等问题有更准确、更深入的理解。

3马王堆帛书《周易》

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与传世本有很大的不同。传世本分上经和下经，上经三十卦，始于乾，终于离；下经三十四卦，始于咸，终于未济。而帛书本则不分上下，始于乾，终于益，它的排列方法与汉石经、传世本完全不同。有人认为它比较原始，有人认为它或者是另一系统的传本。李学勤先生认为：“由帛书的卦序至少可以看到这样几点：第一，帛书《周易

》的经传是互相结合、密不可分的；第二，帛书卦序已经包含了八卦取象的观念；第三，帛

书的卦序充分贯穿了阴阳对立交错的观念。”他还指出：帛书本卦序蕴含着阴阳学的哲理，

在体现阴阳规律这一点上，帛书本显然胜于传世本。但“帛书经文要晚于今传本经文的出现

，它是根据阴阳学说重排卦序的一种别本。《系辞》是成篇很早的古籍，其年代不会晚到

战国中叶，至于帛书《周易》其整体的形成是很迟的，有可能晚至秦亡以后，它应该是楚地

易学一派整理的结果。2

4马王堆帛书《二三子问》上下篇

帛书《二三子问》原无书题，“二三子问”是张政 先生根据该书首句文字拟定的。其内容是以问答的形式，分别对乾、坤、鼎、晋等卦的部分卦辞、爻辞进行了颇具儒家哲学色彩的解说，很明显它是儒家“易传”的一种佚书。

5马王堆帛书《系辞》

帛书《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五篇抄在同一幅帛上。《系辞》始于今本上篇的首章，终于今本下篇的末章，但帛书《系辞》没有今本《系辞上》的第八章和《系辞下》的第五、六、八章及七章的一部分。李学勤先生认为：“《系辞》是成篇很早的古籍，其年代不会晚到战国中叶。3

6马王堆帛书《易之义》

7马王堆帛书《要》

8马王堆帛书《缪和》

9马王堆帛书《昭力》

《易之义》是以夫子自述的形式通论《易》之大义，在今传本《系辞》中也可以找到它的一些踪迹。而《要》、《缪和》、《昭力》则是三种佚书。《要》也是以夫子自述的形式写成

的。《缪和》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缪和、吕昌等与孔子讨论《周易》的问对；第二部分是

孔子自述，直接以“子曰”的方式来解释《周易》；第三部分是以历史传说和历史故事印证

《周易》。《昭力》是昭力和孔子讨论《周易》的问对。李学勤先生认为：缪和、昭力的姓

氏都是典型的楚国姓氏，疑二人皆为楚地易学的经师，他们的书很可能是属于楚国传易的系

统。4

乙、书

据文献记载，历史上曾发现过几次不同的《尚书》写本，如《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孔壁《尚书》，《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记载的刘德征集到的《尚书》，《汉书·杜林传》中记载的漆书《尚书》和《论衡·正说篇》中记载的河内女子老屋发现的二篇《尚书》等。

在出土简帛文献中，目前还尚未发现《尚书》文本，但在有些出土简帛书籍中却发现了有引用《尚书》的情况。如在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篇中，就有引用《尹诰》一条、《君牙》一条、《吕刑》三条、《君陈》二条、《祭公之顾命》一条、《康诰》一条、《君奭 》一条，共十条。其中《尹诰》即《书序》的《咸有一德》，属于所谓的《古文尚书》，而《祭公之顾命》则相当于《逸周书·祭公》。此外，在郭店楚简的《成之闻之》中也有引用《尚书》的情况，其中有《大禹》一条、《君奭》三条、《□命》一条、《康诰》一条，共六条。其中《诰命》一条为逸书。从这些引用《尚书》文本的情况来看，它对研究《尚书》的成书与流传很有帮助。5

丙、诗

目前发现的与《诗》有关的竹简书籍有两种：

1阜阳双古堆汉简《诗经》

阜阳汉简《诗经》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诗经》抄本，出土时竹简严重残损，经过清理，仅存长短不一的简片170余枚。无书题。与今本《毛诗》对勘，知有《国风》与《小雅》两种。《国风》中有《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曹》、《幽》等14国残片，只有《桧风》没有发现。计有残诗(有的仅存篇名)65首；有的仅有残句，如《小雅》则仅存《鹿鸣之什》中的4首诗的残句。6从残存诗篇文字来看，和今本《毛诗》有许多不同。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些残诗“肯定不属于齐、鲁、韩三家诗”，“它不属于传统上习知的经学系统”。阜阳双古堆在原楚国境内，可能是楚地经学的孓遗，入汉后渐归亡佚。7

2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论论》全书有29枚简，共存1006字，有60首诗名。原无书题，“孔子诗论”为整理者根据内容所加。全书内容都是孔子弟子就孔子授《诗》内容的追记，其中也有一些内容是孔子对诗歌的论述，但不见传世文献的记载。今本《诗经》内容有《国风》、《小雅》、《大雅》和《颂》，而《孔子诗论》与传世本的顺序正好颠倒，称为《讼》(颂)、《大夏》(大雅，夏、雅古可通假)、《小夏》(小雅)和《邦风》(汉儒为避刘邦讳，改邦为国)。《孔子诗论》序中的论次也和今本《诗经》中的大序相反，许多诗句的用字也和今本《诗经》不同。简本《孔子诗论》没有今本《诗经》小序中讽刺、赞美的内容。李学勤先生认为：全篇《诗论》可分为十二章。“非出自孔子之手，也不像《论语》那样直记孔子言行，而是孔门儒者所撰，内中多引孔子亲说。”“《诗论》的作者能引述孔子论《诗》这么多话，无疑和子思一般，有着与孔子相当接近的关系。符合这个条件、能传《诗》学的人，我认为只能是子夏”，“从传世文献推考，子夏很可能是《诗论》的作者”。8

关于出土简帛书籍中的《诗》，除上述外，我们在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

《缁衣》篇中也发现有引《诗》19条，其中包括逸诗1条。又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引《吴邿》，裘锡圭先生的按语认为当读为《虞诗》，《虞诗》引文也不见文献记载，故也当为逸

诗。9

丁、礼

据文献记载，历史上也曾发现过几次《礼》书文本，如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写本《礼记》等书；10河间献王刘德得《周官》六篇，11河内民女拆老屋得《礼》三篇，12孔子故里鲁淹中《礼古经》五十六卷等。13

二十世纪出土简帛书籍所见《礼》书约有五种：

1武威磨咀子汉简《仪礼》甲、乙、丙本

武威汉简《仪礼》共存竹简469枚，可分为甲、乙、丙三个部分。14甲本《仪礼》共有398枚木简。原无书题，但有篇题，还有篇序，它们是《士相见之礼第三》、《服传第八》、《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第十二》、《燕礼第十三》、《泰射第十四》七篇，共存22971字。

乙本存木简37枚，较甲本木简短而窄。内容仅为传本《仪礼》中的《服传第八》一篇，篇题写在篇道第一、二简简背。共存3042字。

丙本存竹简34枚，出土时残断严重。其内容为传本《仪礼》中的《丧服》一篇，篇末计字尾题为“凡千四百七十二”字，但实存1285字。

对于武威汉简《仪礼》的文本，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简本整理者认为，它与今本郑玄注的校记比较，合于今文者超过古文，当是属于今文本的系统，但也搀杂了一些古文本的读法，因而推测简本是属于西汉晚期传后氏(后仓)礼学的庆氏(庆普)本。15而沈文淖先生认为，西汉晚期传《礼》学者只有后氏一家，大、小戴和庆氏都是出于后氏之传，他们的经

本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属于今文本系统，而简本当是以今文读古文，因而是揉合今古的另一

传本，沈文淖先生称之为“古文或本”，他认为今本(郑玄本)是来源于这个本子。16

2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内礼》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内礼》，现存竹简 枚。其内容与今本《大戴礼记·曾子立孝》、《礼记·内则》有着密切的关系。17

3马王堆帛书《丧服图》

马王堆帛书《丧服图》全图是由一个朱色的伞盖和19个正方形色块(加上残缺部分应该是24块)组成，从上到下有部分方块中间有墨线相连，其中左侧一线有5块朱色，其余均为黑色。此外，图中还有6行56个字的有关丧服制度的记载。据陈松长先生介绍，这56个字主要记述了汉初人丧服的有关规定，其中提到了三年之丧、期年、九月、七月等服丧期，但没有言及三月或更短之丧期者，这与汉文帝遗诏短丧的规定不太吻合，与传统的丧服记载亦有区别。因此，陈松长先生认为“这或许是轪侯家族自己奉行的丧服制度的一种图文式的记载”。18

戊、乐

目前出土的简帛文献中还没有发现《乐记》的文本，但却发现了两种与“乐”有关的书籍。

1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采风曲目”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采风曲目”共存7枚竹简，原无书题，“采风曲目”为整理者据内容所定。简文记载了40首诗的篇名和演奏诗曲吟唱的各种音高，非常奇特。据马承源先生介绍：“在一篇或几篇成组的篇名之前写有一个特定的音名，这些音名用两个字组成，一是

‘声’名，即是五声音阶的名，其中发现了宫、商、徵、羽四个‘声’名，另有穆、和、讦

等九个变化音名，这些变化音名为前缀，也有后缀。这九个音名是否就是楚国乐名还不知道

，因为诗曲可能有本地的，也有外地传入的，但可以说这是楚国郢都流行诗曲的调名。一个

特定的音高下有一篇或几篇诗名，说明每一篇诗都有它特定的音高，并不是随意用任何音高

可以自由吟唱的，可见当时音乐已经达到较成熟和规范的水平”。19此外，在这7枚诗曲音调的竹简中还记载了我国古代唱诗时乐器伴奏的四声和九个音调，这是我国音乐史上重要的发现。

2店楚简《乐说》

郭店楚简《乐说》，大家知道在郭店楚简中有一篇名为《性自命出》，共存竹简67枚。原无书题。李学勤先生经过研究后认为，《性自命出》篇恐怕原来不是一篇，而是两篇。从1号简至36号简为另一篇，其中心内容是论“乐”的；从37号简至67号简为另一篇，其中心内容是论性情的。他认为“前半的乐论，其根本思想与《乐记》一致，即性感于物而生情，而乐足以陶冶性情，发挥教化的作用。梁沈约、唐张守节都曾说《乐记》系公孙尼子所撰，我讨论过，公孙尼子是孔门七十子之弟子，其学术倾向近于子思，又可能同韩非所说仲良氏之儒有关。郭店简儒书多与子思关联，有这样的乐论是自然的。”因此，李先生“建议把《性自命出》的前半独立出来，称为《乐说》，余下的一半称为《性情》。20

已、春秋

真正意义上的“春秋”类简帛书籍，目前尚未发现，但附于《汉书·艺文志》后面的史书类文献倒是出土了一些。从《七略》开始就没有专立史部，历史类书籍皆附于“六艺略”的春秋类，有人认为这可能与当时史学还不发达、史学著作数量不多有一定关系。春秋为史书所自出，因此便附于春秋。晋秘书监荀勖因三国魏秘书即郑默《中经》更著《中经新簿》，

将经籍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丙部著录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为专列史部

之肇端。从《汉书·艺文志》来看，史书的著录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列在“六艺略”的书

类，一部分列在“六艺略”的春秋类，另一部分列在“数术略”的历谱类。李零先生认为，

这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结果，未必能反映早期的学术。21因此他将出土简帛书籍中的史学类书籍单独抽出来列为“史书类”，另立一目，没有附于“春秋”之下。我们认为，这种分法是过分牵就了后世的“四部”分类法。既然“春秋”为史书所自出，《汉书·艺文志》将史书类书籍附于“春秋”之下，自有它的道理。我们今天一仍其旧，仍将这部分出土简帛书籍附列于“春秋”之下。

目前发现的史书类简帛书籍主要有纪年类和故事类两大类。

纪年类有：

1睡虎地秦简《编年记》

睡虎地秦简《编年记》共存竹简53枚，简文分上下两栏抄写，通篇记述了从秦昭王元年(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及大事，同时还记述了一个名叫“喜”的人的生平及有关事项，有些像后世的年谱。简书原无书题，“编年记”是整理组根据简文内容所定。战国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六国年表》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主要参考资料。但《六国年表》所依据的是“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的《秦记》，22因此在史实或年代方面都存在先天不足之处。过去曾有学者用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来纠正《年表》，但《竹书纪年》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8年)，不能用来校正《年表》的最后部分，睡虎地出土的《编年记》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从简文所记史事与《史记》对校，很多记载是一致的，但也有些记事的时间和《史记》所载又有差别，还有一些简文的记载较《史记》详细，但也有一些内容不见传世文献记载。李学勤先生认为，睡虎地秦简《编年记》是《秦记》一类秦人编写的史书。在文献学上可以看做是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的续编。23

2阜阳汉简《年表》

阜阳汉简《年表》，原先简报介绍时称为《大事记》，后来胡平生先生改称《年表》，看来是参考了《史记》中《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的称谓。该材舷衷谏形捶⒈恚�莺�缴�壬�樯埽�馀�窦虺鐾潦辈兴鹧现兀�硬写婕蛭睦纯矗�淠甏�段�瞧鹩谖髦芄埠鸵院螅�沼谇厥蓟适薄！赌瓯怼房煞治�住⒁伊街郑杭字帧澳昃��常�崽钍率怠保�抑帧耙

栏之内排列两位君王，谥号、年数之间无任何标志隔断，我们理解应是同一诸侯国的两代君王，记其各自在位年数”。24

故事类有：

1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容成氏》，全篇存有完、残简53枚。原有书题，抄写在书末第53号简简背，作“讼城氐”，读为“容成氏”。据整理者介绍，全篇内容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容成氏等最古的帝王(估计约有21人)；第二部分是讲帝尧以前的一位古帝王，因竹简残缺，失去其名，估计是帝喾高辛氏(也可能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还有其它帝王名，如颛顼等人，可惜简文残缺)；第三部分是讲帝尧；第四部分是讲帝舜；第五部分是讲夏禹；第六部分是讲商汤；第七部分是讲周文王和周武王。这七个部分，主要讲的是上古帝王的传说，三代以上皆授贤而不授子，天下艾安；三代以下，启攻益，汤伐桀，文、武图商，则禅让之道废而革命之说起。书中多存古史佚说，或可补传世文献记载之不足。第53简文义未足，估计后面仍有脱简，但此简背面有书题，推测后面的脱简大概也只有一二简，全文当叙到武王伐商终克之为止。

2慈利战国简《国语》

慈利战国简《国语》目前尚未发表，据报道，简文内容为记事性的古书，以记吴、越两国史事为主，如黄池之盟、吴越争霸等等，可能与传世文献《国语》、《战国策》、《越绝书》

的某些记载相同，但也有不见今本者。25

3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

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抄写在宽24厘米、长74厘米的半幅绢帛上，现存97行。出土时卷首残损严重，卷末完整，尚有余帛，好像是一件没有抄写完的帛书。全书约分16章，不避汉高祖刘邦讳。原无书题和篇题，每章章首都有黑圆点(·)分章符号。每章所记之事彼此不相连贯，不分国别，内容涉及晋、燕、齐、鲁、宋、卫、吴、越八国事，除第二章关于燕国和晋国的战争不见传世文献记载外，其它的历史事件多见于《春秋》三传及《国语》等书，但文字内容也有所不同。张政烺先生曾经提出，该书每章记事十分简略，但必记一些言论，所占字数比记事文字多得多，使人一望便知，本书的重点不是在记事实，而是在记言论，这就是春秋时期典型的“语”类著作。26裘锡圭先生认为该书很可能是《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铎氏微》一类的书，而唐兰先生则认为它不是《左传》系统，而为另一本古书。27李学勤先生认为：“《春秋事语》一书实为早期《左传》学的正宗作品，其本于《左传》而兼及《谷梁》，颇似荀子学风。荀子久居楚地，与帛书出于长沙相合，其为荀子一系学者所作是不无可能的。”28

4阜阳汉简《春秋事语》

阜阳汉简《春秋事语》出土时仅发现一块篇题木牍和近百枚残简。因简文残损非常严重，无法联读。木牍的正、背面各分上、中、下三栏抄写，共存37个篇题，没有书题。“春秋事语”书题为整理者根据内容所定的。这些篇题是：

（1）□□□□□台

（2）□□□去疾不更

（3）晋平公筑施( 乕)祁之台(见《说苑·辨物》，《左传》也有相同记载)

（4）晋平公使叔向聘于吴(见《说苑·正谏》)

（5）□□□□□□有□□

（6）□□□台

（7）楚王召孔子(见《说苑·杂言》，《史记·孔子世家》也有相同记载)

（8）吴人入郢(见《说苑·善说》，《左传》、《史记》也有相同记载)

（9）竽尹申□(见《国语·吴语》)

（10）晋文公逐麋(见《新序·杂事》，《群书治要》、《太平御览》也有相同记载)

(11)晋文君之时翟人献封狐(见《说苑·政理》，《韩非子·喻老》、《金楼子·立言》

也有相同记载)

(12)韩武子田兽已聚(见《说苑·君道》)

(13)简子春筑台(见《说苑·贵德》)

(14)晋文君伐卫(见《说苑·权谋》)

(15)简子有臣尹绰(见《说苑·臣术》)

(16)简子攻卫之附郭(《说苑·奉使》、《吕氏春秋·达郁》中有类似记载)

(17)夏徵舒弑陈灵公(《左传·宣公十年》有类似记载)

(18)灵王会诸侯(见《新序·善谋》，《左传》、《史记》也有类似记载)

(19)景公为台台成(见《说苑·正谏》)

(20)阳虎为难于鲁(见《说苑·权谋》)�

(21)晋韩宣子

(22)齐景公游于海(见《说苑·正谏》)

(23)□□阳虎

(24)卫灵公筑□□

(25)魏文侯与大夫饮(见《说苑·善说》)

(26)鲁孟献子聘于晋(见《新序·刺奢》)

(27)赵襄子饮酒五日(见《新序·刺奢》)

(28)齐景公饮酒而乐(见《新序·刺奢》)

(29)□□□台

(30)□田子方问

(31)庄王不野□

(32)楚庄王□□

(33)魏文侯与田子〔方语〕(见《说苑·复恩》)

(34)或谓〔赵简〕子(见《说苑·君道》)

(35)晋平公春筑台(见《说苑·贵德》)

(36)〔卫叔〕孙文子(见《说苑·反质》)

(37)□□而穷

这些篇题都是依古代拈篇首语为题的方法所拟定。据韩志强先生介绍，可查到出处的有26篇，漫漶不清或存疑的有11篇。竹简内容查到出处的有25篇，分别保存在传世文献的51篇之中，其中《说苑》里有33篇，《新序》里有14篇，《左传》里有2篇，《国语》里有2篇。在这51篇里有采自先秦著作或被先秦和汉代以后的著作加工采用的有《韩非子》7篇、《吕氏春秋》3篇、《晏子春秋》5篇、《淮南子》4篇、《史记》7篇、《太平御览》3篇、《群书治要》3篇、《金楼子》2篇，还有《列子》、《文子》、《孟子》、《孔子家语》、《韩诗外传

》、《汉书》、《礼记》、《北堂书钞》、《盐铁论》各1篇。29篇题木牍是该书的目录，它的出土，证明《春秋事语》这一写本在当时是作为一种独立的书籍存在于世。张政烺先生认为：“这种讲史记言的书就是当时的教学课本，读书人对这些课本故事自然非常熟悉，在后来人的著作里他们把这些熟知的故事随手拈来，经过加工成为自己作品的素材，难怪这些作品里存在许多相同的故事。”30这也就是我们在不同的传世文献中能看到相同的故事的根本原因，有时在改编这些故事时作者还有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可能。

5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

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抄写在长192厘米、宽24厘米的半幅绢帛上，共存325行，约11000字。帛书基本首尾完整，卷末尚有余帛。原无书题、篇题，“战国纵横家书”为整理者根据帛书内容所定。全书文字避汉高祖刘邦讳而不避汉惠帝刘盈讳，其抄写年代当在公元前195年前后。全书分27篇，每篇篇首有黑圆点(·)间隔符号，篇与篇间连写不提行。31现存27篇可根据其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面的14篇，都和苏秦有关，是苏秦给燕昭王和齐闵王的信和游说辞。其中第五篇见于今本《史记》和《国策》。第四篇的一部分，今本《战国策》有而脱误很多。第二部分是从第15篇至19篇，其内容主要是战国游说故事的记录。这几篇每篇篇尾都有统计字数，第19篇篇尾还有这五篇的总计字数，显然是另一个来源，应自为一个整体。其中除第17篇外，都见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第三部分是最后的8篇，即第20篇至第27篇，根据其中有关苏秦的游说资料不与前14篇有关苏秦的资料编在一起来判断，这应该是另一种辑录战国游说故事和纵横家游说言论的文本。关于该书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纵横家《苏子》的残篇，李学勤先生认为：马王堆帛书有《战国策》，发表时称《战国纵横家书》，共27章，其间11章见于今《战国策》或《史记》。今本《战国策》为刘向纂辑，其叙云“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书》”，帛书本应为其中一种，只能算今本的一部分，但就其性质而言，仍然属于《战国策》。32

另外，据李零先生介绍，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也有约20种与《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类似的书籍。如：

(一)楚国

(1)《叔百》，是记楚成王(前671-前626年)时事。“叔百”即楚臣荐吕臣(字叔伯)。

(2)《子玉治兵》(篇题为后加，分甲、乙本)，是记晋、楚城濮之战(前633年)前楚臣成得臣(字子玉)治兵事。

(3)《两棠之役》甲本(篇题为后加)，是记晋、楚邲之战(前597年)。 邲为汴水，入荥阳曰蒗荡渠，即简文“两棠”。《吕氏春秋·至忠》、贾谊《新书·先醒》提及此役，皆曰“战于两棠”。下《两棠之役》等五种亦有此章，《陈公治兵》提到此役，也作“两棠”。

(4)《两棠之役》五种(篇题皆为后加)，包括《两棠之役》乙本、《楚分蔡器》、《司马子有问于白炎》、《阎毂？先驱》甲本、《左司马言》五种。《两棠之役》乙本同上。《楚分蔡器》是记楚灵王(前540-前529年)败蔡灵侯于吕(疑在前531年)，命申成公取分蔡器。《司马子有问于白炎》是记楚惠王(前488-前432年)时事。司马子有即《左传》哀公十六、十八年所见公孙宁(字子国)。《阎毂？先驱》甲本是记楚昭王二十一年(前495年)灭胡事。《左司马言》是记楚惠王时事。

(5)《灵王既》，是记楚灵王事。

(6)《景平王问郑寿》四种(篇题皆为后加)，包括：《景平王问郑寿》、《景平王命王子木（辶+石）城父》、《庄王既成》、《 敔于析遂》。《景平王问郑寿》、《景平王命王子木（辶+石） 城父》是记楚平王(前528-前516年)时事。《庄王既成亡锼 》是记楚庄王时事。《敔于析遂》是记楚灵王即位(前540年)前后的事。

(7)《昭王故事两种》(包括《昭王毁室》、《昭王辶+石 逃宝》两章，篇题为后加)，是记楚昭王(前515-前489年)时事。

(8)《阎毂？先驱》乙本(篇题为后加)，同上甲本。

(9)《百占辞赏》(篇题为后加)，是记楚昭王二十七年(前479年)白公之乱后的事。

(10)《王居苏濑之室》三种(篇题皆为后加)，包括：《王居苏濑之室》、《叶公子高之子见令尹子春》、《谦恭淑德》，皆记楚惠王(前488-前432年)时事。

(11)《简大王泊旱》(篇题为后加)，是记楚简王(前431-前408年)占卜事。

(12)《陈公忄 治兵》(篇题为后加)，“陈公”，不详。案：楚灭陈，封穿封戌为陈公，为《左传》昭公八年(前534年)事。此人当在其后。

(13)《范戊贱玉》(篇题为后加，分甲本、乙、丙、丁四本)。“范戊”，楚臣，于史无考

(二)晋国

《三郤之难》(篇题为后加)，是记晋厉公(前580-前573年)时的三郤之难，事见《左传》成公十七年(前574年)和《国语·晋语六》。

(三)齐国

(1)《景建纳之》，内容分三部分，是记齐桓公(前685-前643年)时隰朋、鲍叔牙向齐桓公进谏，于史无考。

(2)《景公疟》，是记齐景公(前547-前490年)和楚康王(前559-前545年)时事。其中提到齐臣晏婴、楚臣屈木(即屈建)、屈聘、叔百(即叔伯)和晋臣范武子、范文子。

(四)吴国

《吴命》，包括残简若干章。

(五)其他

(1)《昭王听赛人之告》残简(篇题为后加)，记楚昭王时事。

(2)《有所》残简(篇题为后加)。

(3)《寝

上古服装

最早的服装应该是在劳动中起源的。相传，古时炎帝神农氏的形象是:身着红色襦 ，臂膊上戴有形似臂箍的东西，小腿着绑腿，头戴鸟羽帽，足踏皮制鞋，手执农具，俨然是一幅农人的画像。而传说中老百姓民头上戴的不是羽毛帽，而是戴尖帽或圆筒高帽。传说中的形象描绘可能是出自对出土文物中某些形象的分析;可是史前毫无记录，确实难以置信，所以也可能是出于后人的揣度。

在古代的黄帝、尧舜时期开始有了衣裳，结束了史前那种围披状态。人们穿着这种式样的衣裳，拜祭祖先和天地。人们从经验中得知，早晨天未亮时，天空是黑色(称"玄")，上衣如天，所以用玄色；而大地为**，下裳如地，服色即用**，以此表达对天和地的崇拜。远古时期，以上衣下裳代表服式，又有上衣下裳相连的"深衣制"，这种深衣形式在那时男女没区别。

魏晋服装

魏晋服装服饰虽然保留了汉代的基本形式，但在风格特征上，却有独到突出的地方，这与当时的艺术品和工艺品的创作思路有密切关系，其风格的同一性比较明显。

公元六世纪波斯图案花纹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对当时的纺织、服装以及其他装饰物，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一点在敦煌壁画上多有反映。

魏晋时期规定宫中朝服用红色，常服用紫色。白色为平民百姓服色。这时的服式仍以襦、裙为主，裘是非正式衣服。妇女装饰比较考究，有金环、银约指和绕腕的跳脱等。在质地上宫中与宫外仍有很大区别。

魏晋的铠甲最普遍的形式是两裆铠，长至膝上，腰部以上是胸背甲有的用小甲片编缀而成，有的用整块大甲片，甲身分前后两片，肩部及两侧用带系束。胸前和背后有圆护。因大多以铜铁等金属制成，并且打磨的得极光，颇似镜子。在战场上穿"明光铠"，由于太阳的照射，会发出耀眼的"明光"，所以这样称呼。这种铠甲的样式很多，而且繁简不一，有的只是在 裆的基础上前后各加两块圆护，有的则装有护肩、护膝，复杂的还有重护肩。身甲大多长至臀部，腰间用皮带系束。

南北朝服装

南朝服式以襦裙为主，妇女尤其以着裙为正统，不穿裙而露裤的人，被看做是没礼貌的行为。当时女子头上包白纶巾(是一种配有青丝带的头巾，传说在三国时诸葛亮平时戴此头巾)，衣袖长而且窄并加以缕雕花纹。跳舞者穿长衫，并在身上披挂很长的带子，头上束纨巾。

南北朝服式还有"袍"和"衫"，衫在晋时已是必着衣的一种。"裘"在此时极为珍贵，以貂裘为最。" "是少年喜爱的衣物，浮薄少年更喜爱有色之" "、"襦"、"帔"、"鹤氅"，这些都是此时普及的衣装。

南朝服式基本上继承魏晋，由于战乱和国度的频繁更替，反映在着装方面也有变化。江南衣式比北方短小，但当时却流行戴小帽穿大衣的风气，有时将一只袖分成两只，一条裙截成两裙，有的款式大领大带，有的衣窄袖小，有的裙长曳地，有的衣长蔽脚。 南朝的朝服仍是玄衣。服饰用料有规定，三品官以下的不得穿用杂色绮做的衣服，六品官以下者只能穿七彩绮，不可使用罗绡。南朝的艺术品与服饰风格一脉相承，许多出土的陶俑形象，向我们展示了细腰圆脸型的女子，面目神情十分娟秀，尤其出自江南的俑塑特点更突出，这与服饰的拖地长裙和宽衣披带均十分协调一致。

北朝的服式，官宦正式场合穿着朱色单衣，便服和军服以 为主。穿红色袍就佩带金带，穿小袖长身袍则用金玉带。平民妇女以襦袄为常服，这与南朝并无两样。北朝时期着装衣料中绫锦最为华贵。

南北朝的卷草花纹是在汉代的云纹图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敦煌造井(单独适合纹样)、三角形花(适合纹样)和条状花(二方连续)、飞天、云纹等动态形象巧妙地结合起来，既古朴、秀丽，又含蓄柔和。当时的毛织毯、麻布和丝绸都是盛行的产品。

西周服装

西周的建立，使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和提高了，物质明显丰富起来，社会秩序也走向条理化，并有了规章制度。服饰形制也由于尊卑等级的存在、礼仪的需要而进一步规范化，被纳入"礼治"范围，尊卑贵贱，各有分别。

这时候服饰的专用界限等级标志开始清晰，品种类别也相应地增加，像宫室中拜天地、敬鬼神时专有祭礼服，上朝大典时有朝会服，军事之中专有从戎服，婚嫁之仪专用婚礼服，吊丧时又有丧服。衣裳虽然还是采用上衣玄下裳黄，但在官职服饰中增加了裳前襟的大带（大带是用丝织或缂制成，宽四寸）、玉 （以玉为原料，以丝带连系在腰间的挂饰）。另外在服色上也开始有了等级差别。西周的服式除宽衣长带的特有风格以外，还吸收了北方鲜卑族（今锡伯族）以带钩束腰的服饰花色（在丝带的接头处，以金、银、铜或铁等金属制成的精细的勾或扣）。

秦代服装

秦汉时期由于国家统一，服装风格也趋于一致。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幅员广大、民族众多的封建统一国家。秦王政当上始皇帝之后，立即着手推行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如统一度量衡、刑律条令等，其中也包括衣冠服饰制度。不过，由于秦始皇当政时间太短，服饰制度仅属初创，还不完备，只在服装的颜色上做了统一。秦始皇深受阴阳五行学说影响，相信秦克周，应当是水克火，因为周朝是"火气胜金，色尚赤"，那么秦胜周就是水德，颜色崇尚黑色。这样，在秦朝，黑色为尊贵的颜色，衣饰也以黑色为时尚颜色了。

秦代铠甲战服我们从出土文物中可以看见。在陕西临潼出土的陶俑所着铠甲应是秦兵俑中最为常见的铠甲样式，是普通战士的装束，这类铠甲有如下特点：胸部的甲片都是上片压下片，腹部的甲片，都是下片压上片，以便于活动。从胸腹正中的中线来看，所有甲片都由中间向两侧叠压，肩部甲片的组合与腹部相同。在肩部、腹部和颈下周围的甲片都用连甲带连接，所有甲片上都有甲钉，其数或二或三或四不等，最多不超过六枚。甲衣的长度，前后相等，下摆一般多为圆形。

汉代服装

中国完整的服装服饰制度在汉朝确立的。汉代染织工艺、剌绣工艺和金属工艺发展较快，推动了服装装饰的变化。

西汉建立时基本上沿用秦朝的服制。东汉时期穿黑色衣服必配紫色丝织的装饰物。祭祀大典上通用的是"长冠服"。皇后的祭祀服是：上衣用绀色，下裳用皂色。皇后的蚕服，上衣用青色，下裳用缥色（浅**）。汉文帝当政时比较俭朴，自己穿黑色丝织衣、皮鞋。一般官员要穿禅衣，又名"祗服"。在西汉时期二百年之中，服饰实行"深衣制"，它的特点是象蝉一样的头冠（帽子）、红色的衣服、象田字状的领子、戴玉 、红色的鞋。深衣形制是上衣下裳相连接缝在一起，做祭服的中衣，要缘黑色边，作为朝服的中衣，需缘红色边，当时男女服用极为普遍。服饰总称"禅衣"。禅衣是单层的外衣。禅衣里面有中衣、深衣，其形与禅衣无大区别，只是袖形有变化，都属于单层布帛衣裳。官员在上朝时都要穿黑色禅衣。

汉衣款式以衣襟分类，可以划分两种：一为"曲裾禅衣"，即开襟是从领曲斜至腋下；一为直裾禅衣，是开襟从领向下垂直，此种禅衣又称" "。曲裾，即为战国时期流行的深衣。汉代仍然沿用，到东汉，男子穿深衣的已经不多了，一般为直裾衣，但并不能作为正式礼服。这种服式既长又宽，从款式上官民服用基本没有差别，但从原料和颜色上，却可明显显示等级的不同。

汉代朝服的服色有具体规定，一年四季按五时着服，即春季用青色；夏季用红色；季夏用**；秋季用白色；冬季用黑色。

汉代着衣有七个特点：

穿外衣时，由于领大而且弯曲，穿衣时必需暴露中衣的领型；

穿衣必用白色面料做里；

袖宽为一尺二寸；

衫无袖；

穿皮毛服装时裘毛朝外；

腰带极为考究，所用带钩以金制成各种兽形，如螳螂形或琵琶形。形象十分生动有趣。一般长度在一寸半至六寸之间，是衣裳中间显要的装饰物。汉带钩从形、色和工艺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较比西周和战国时期，在设计和制作方面都要精美得多。因此颇受男人们的喜爱，佩戴者很多；

男子保持佩刀习俗，但所佩之刀有形无刃，因此失去了实际价值，主要是显示仪容。

汉代祭服延用"大制度"，遵从古礼穿冕服佩绶、佩玉。皇帝、公卿、诸侯均用大，只是在所系玉石的串珠或丝绳的质地上加以区别。皇太后、太后、公卿夫人等的祭服(谒庙服)、亲蚕服、朝见服和婚礼服的形式都采用深衣制。

汉时劳动女子总是上穿短襦，下穿长裙，膝上装饰长长垂下的腰带。劳动男子常服是上身穿襦，下身穿犊鼻裤，并在衣外围罩布裙；这种装束不分工奴、农奴、商贾、士人都一样。

春秋战国服装

由于连年战争，战国时期各种礼仪逐渐废除不用。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各诸侯国的服饰，由于风土所限，相应地产生一些变化。从近年来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楚墓中的彩绘木俑身上，可以看到当时很有代表性的服饰特点。这时候的服饰以沿宽边的下身缠绕式的肥大衣服。其缠绕是将前襟向后身围裹，即采取横线与斜线的空间互补，获得静中有动和动中有静的装饰效果。因为衣料比较轻薄，为了防止薄衣缠身，所以采用平挺的锦类织物镶边，边上再装饰云纹图案，即"衣作绣，锦为沿"，将实用与审美巧妙地结合。这些构思与制作方法都充分体现了古人设计的智慧与聪敏。 战国时期男子着装，衣长不过膝，以连续矩纹和条纹作装饰，此种图案与当时的漆器器皿边饰十分相似。

男装以交叉领、窄袖、腰间束带为基本样式。战国时期的带钩质地多为金、银、铜、铁、玉，在带钩上刻有花纹，有时也镶上绿松石，显示尊贵富有。还有一种金银错的手工工艺，对金石进行加工后，其外观更加精致华贵。战国时期的冶铁业比较兴旺，可以制做男人身上悬挂的铜刀；工艺也属上乘，如一种二十五公分长的小弯刀，刀背上雕刻有各式花纹，当时广为人们喜爱和佩带，名为"容刀"。这时的挂刀，已不完全为实用，很大程度上装饰取代了实用。

商代服装

中国古代的殷商时期开始有了文字，那时的文字绝大多数是象形字，甚至是图画。从甲骨文中我们可以见到衣、履、黄裳、带、袂等反映服饰着装的字样。从出土的人物形象中，看到的玉佩、玉环、耳坠、项饰、笄、梳，以及丝绸、麻布和铜饰，分辨出精美的饰物和考究的衣物，但这些均为贵族所有。说明服装与服饰体系正进一步完善。

衣、裳、冠、履、帽、袜等服饰形制的不断出现，表明人们对服装的理解也日益提高，逐渐从单纯的实用功能，向装饰点缀方向发展，从而使古代服饰趋向完整和统一。

唐代服装

唐朝还流行女子穿"胡服"。"胡服"就是西域人的服装。腰带形式也深受胡服影响。在此以前，人们的腰饰是以金银铜铁，这时候流行系"蹀躞带"，带上有金饰，并扣有短而小的小带以作系物之用。这种腰带服用最盛是在唐代，以后延用一直至北宋年代。

盛唐以后，胡服的影响逐渐减弱，女服的样式日趋宽大。到了中晚唐时期，这种特点更加明显，一般妇女服装，袖宽往往四尺以上。中晚唐的贵族礼服，一般多在重要场合穿着，穿着这种礼服，发上还簪有金翠花钿，所以又称"钿钗礼衣"。

唐高宗以后，以紫色为三品官的服色；浅绯色为五品官服色，深绿色为六品官服色，浅绿色为七品官服色，深青色为八品官服色，浅青色为九品官服色，**为宫外之人及庶民服色。

唐装还对邻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日本和服从色彩上大大吸取了唐装的精华，朝鲜服也从形式上承继了唐装的长处。唐装襦裙线条柔长，十分优美自如，用料主要是丝织品，因此它的衣物以"软"和"飘柔"著称。唐装本身品类多，善变化，从外形到装饰均大胆吸收外来服饰特点，多以中亚、印度、伊朗、波斯及北方和西域外族服饰为参考，充实唐代服饰文化，使得唐代服饰丰富多采富丽堂皇，风格独特奇异多姿，成为中国历史服饰中的一朵奇葩，世人瞩目。

宋代服装

宋朝历史以平民化为主要趋势，服装也质朴平实，反映时代倾向。

宋代女子服装分三种：一为自皇后、贵妃至各级命妇所用的"公服"，一为平民百姓所用的吉凶服称"礼服"；一为日常所用的常服。

宋装继承唐装，女服仍以衫、襦、袄、背子、裙、袍、褂、深衣为主。绝大部分是直领对襟式，无带无扣，颈部外缘缝制着护领。服式采用衣袖相连的裁剪方式。有的限于面料的幅宽，因而在衣片的背部或袖椿部分采用接缝和贴边装饰。单夹衣有前身短后身长的式样，也有无袖的大背心式样。出土的衣服都在领边、袖边、大襟边、腰部和下摆部位分别镶边或绣有装饰图案，采用印金、刺绣和彩绘工艺，饰以牡丹、山茶、梅花和百合等花卉。

宋代品官制度基本上沿袭前代，因此宫中的官服也与前代相仿，分为朝服、祭服、公服、戎服、丧服和时服。朝服是红衣红裳，内穿白色罗质中单，外系罗料大带，并有绯色罗料蔽膝，身挂锦绶、玉 、玉钏，下着白绫袜黑皮履。除这种朝服是统一样式外，官职的高低是以搭配的不同来区别的。主要是在有无禅衣（中单）和锦绶上的图案上作级别变化。穿朝服时必戴"进贤冠"（一种涂漆的梁冠帽），"貂蝉冠"(又名"笼巾"，是以藤丝编成形，上面涂漆的冠帽)，獬豸冠(属进贤冠一类)。

公服即常服，又名"从省服"，以曲领大袖，腰间束革带为主要形式，另有窄袖式样也。这种服式以用色区别等级。如九品官以上用青色；七品官以上用绿色；五品官以上用朱色；三品官以上用紫色。到宋元丰年间用色稍有更改，四品以上用紫色；六品以上用绯色；九品以上用绿色。按当时的规定，服用紫色和绯色(朱色)衣者，都要配挂金银装饰的鱼袋，高低职位以此物加以明显的区别。

时服是按季节赐发给官臣的衣物。上至将相皇帝大将下至侍卫步军，赐发的品种有袍、袄、衫、袍肚、裤等。所赐之服大部分是织有鸟兽的锦纹。

宋代男子除在朝的官服以外，平日的常服也是很有特色的，常服也叫"私服"。宋官与平民百姓的燕居服形式上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在用色上有较为明显的规定和限制。

宋时常服有如下几种：

"袍"有宽袖广身和窄袖窄身两种类型，有官职的是锦袍，无官职的是白布袍。

"襦"、"袄"为平民日常穿用的必备之服。

"短褐"是一种既短又粗的布衣，为贫苦人服。

" 衫"，这是一种裳下摆接一横 的男人长衫。

"裳"，沿袭上衣下裳的古制。是冕服、朝服或私居服的式样。宋时也有上衣下裳的穿法。男子也穿用对领镶黑边饰的长上衣配黄裳。居家时不束带，待客时束带。

"直裰"是一种比较宽大的长衣。由于下摆无衩而背部却有中缝而称"直裰"。

"鹤氅"，宽长曳地，是一种用鹤毛与其他鸟毛合捻成绒织成的裘衣，十分贵重。

此外宋代男式衣着，还有布衫和罗衫。内用的叫汗衫，有交领和颌领形式。质料很考究，多用绸缎、纱、罗。颜色有白、青、皂（黑）、杏黄、茶褐等。袄的质料有布、绸、罗、锦、 丝和皮。袄的用色有青、红、枣红、墨绿、鹅黄等几种。贵族裤子的质地也十分讲究，多以纱、罗、绢、绸、绮、绫，并有平素纹、大提花、小提花等图案装饰，裤色以驼黄、棕、褐为主色。

元代服装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时代，服装服饰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元太祖成吉思汗自1206年建都，灭西夏、金之后，民族组成主要以蒙古族为主。元代由于民族矛盾比较尖锐，长期处于战乱状态，纺织业、手工业遭到很大破坏。宫中服制长期延用宋式。直到l321年元英宗时期才参照古制，制定了天子和百官的上衣连下裳上紧下短，并在腰间加襞积，肩背挂大珠的"质孙服"制，汉人称"一色衣"或"质孙服"。这是承袭汉族又兼有蒙古民族特点的服制。

"质孙服"服用面很广，大臣在内宫大宴中可以穿着，乐工和卫士也同样服用。这种服式上、下级的区别体现在质地粗细的不同上。天子的有十五个等级(以质分级层次〉。每级所用的原料和选色完全统一，衣服和帽子一致，整体效果十分出色。比如衣服若是金锦剪茸，其帽也必然是金锦暖帽；若衣服用白色粉皮，其帽必定是白金答子暖帽。天子夏服也有十五等级，与冬装类同。百官的冬服有九个等级，夏季有十四个等级，同样也是以质地和色泽区分。

"比肩"、"比甲"也是常服。"比肩"是一种有里有面的较马褂稍长的皮衣，元代蒙人称之为"襻子答忽"。"比甲"则是便于骑射的衣裳，无领无袖，前短后长，以襻相连的便服。 元代男子的公服多随汉族习俗，常服的外面，罩一件短袖衫子，妇女也有这种习俗（称为襦裙半臂）。

元代女服分贵族和平民两种样式。贵族多为蒙人，以皮衣皮帽为民族装，貂鼠和羊皮制衣较为广泛，式样多为宽大的袍式、袖口窄小、袖身宽肥，由于衣长曳地，贵夫人外出行乐时，必须有女奴牵拉。这种袍式在肩部做有一云肩，即所谓"金绣云肩翠玉缨"，十分华美。作为礼服的袍，面料质地十分考究，采用大红色织金、锦、蒙茸和很长的毡类织物。当时最流行的服用色彩以红、黄、绿、褐、玫红、紫、金等为主。 元代平民妇女穿汉族的襦裙，半臂也颇为通行，汉装的样子常在宫中的舞蹈伴奏人身上出现，唐代的窄袖衫和帽式也有保存。此外受邻国高丽的影响，都城的贵族后妃们也有模仿高丽女装的习俗。

明代服装

到明代服装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前襟的纽扣代替了几千年来的带结。但是纽扣并非始于明代，从元代的辫线袄子腰围部分曾经见到过钉纽扣的形式。纽扣的使用也是一种变革，体现着时代的进步。另外理学盛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服装风格。

明装与唐装相比，在于衣裙比例的明显倒置，由上衣短下裳长，逐渐拉长上装，缩短露裙的长度。衣领也从宋代的对领蜕变成以圆领为主。

明代女装上衣是三领窄袖，身长三尺，露裙二、三寸。当时扬州流行一种新式样：女衫长二尺八寸，袖子宽一尺二寸，外护袖镶锦绣，冬季镶貂狐皮。裙装在明代初年用色偏向浅淡。裙褶十分盛行，有细密褶纹，也有大褶纹。褶纹装饰十分讲究。有一种名为彩条裙，每条选用一种颜色缎，每条色缎上绣出花鸟纹饰，带边镶以金线可成为独立的条带，将数条这样的各种彩条拼合在腰带上，就成为彩条飘舞的裙子，因此取名"凤尾裙"。有的还将整块缎料用手工做成细褶纹，取名"百褶裙"，一种二十四褶裙取名"玉裙"。 明代还有一种特殊式样的帔子，由于其形美如彩霞，故得名"霞帔"。这种帔子出现在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得此名。到宋代将它列入礼服行列之中。明代服用此式较为普遍，它的形状宛如一条长长的彩色挂带，每条霞帔宽三寸二分，长五尺七寸，服用时绕过脖颈，披挂在胸前，由于下端垂有金或玉石的坠子，因此越发显得高贵。

有一种出自元代的无领对襟马甲，又称"比甲"，是宫廷中皇后的专用服式。后来逐渐传入民间，扩大了服用范围。比甲盛行于明代中期，主要受青年妇女的偏爱。从形式上看与隋唐时期的半臂有渊源关系，后来清代出现的马甲，就是这种比甲的变形。

明式服装的另一个特色是襟上佩佳饰物，并且十分醒目。都是些金、珠、玉等材料做成的各种饰物。其中垂挂在胸前的叫"坠领"；系在前襟的叫"七事"；走起路来有响声的叫"禁步"，这些佩饰统称"杂佩"。另有一种特别的佩饰，是在一条金链上，以环相连挂着四件小物件：即镊子、牙签、耳挖子和小刀，是些妇女的生活实用品。

明代男装以方巾圆领为代表形式，儒生所着 衫与当今舞台上京剧书生的服饰极为相似。其特点是宽袖、皂（黑）色缘边，青圆领、皂绦软巾垂带。

官服是云缎圆领袍，另有外加云缎外套的穿法。这种袍长离地一寸，袖长过手，袖椿（指袖身）宽一尺，袖口宽九寸。

水田衣是明代一般妇女服饰，是一种以各色零碎锦料拼合缝制成的服装，形似僧人所穿的袈裟，因整件服装织料色彩互相交错形如水田而得名。它具有其它服饰所无法具备的特殊效果，简单而别致，所以在明、清妇女中间赢得普遍喜爱。据说在唐代就有人用这种方法拼制衣服。

清代服装

清朝是以满族统治者为主的政权机构，满族旗人的风俗习惯影响着中原地区。几千年来世代相传的传统服制度，由于满族八旗兵的进关而遭到破坏。可以说这种变革，是中国传统服制的又一次飞跃，是历史上"胡服骑射"、"开放唐装"之后的第三次明显的突变。

历时数千年的宽袍大袖、拖裙盛冠、潇洒富丽、纤细柔弱，与衣身修长、衣袖短窄的满装形式，形成鲜明的对比。旗装以它用料节省，制作简便和服用方便，取代了古代的衣裙的繁复，这是后人易于接受的主要原因。

满族的旗装，外轮廓呈长方形，马鞍形领掩颊护面，衣服上下不取腰身，衫不露外，偏襟右衽以盘纽为饰，假袖二至三幅，马蹄袖盖手，镶滚工艺装饰，衣外加衣，增加坎肩或马褂。其造型完整严谨，呈封闭式盒状体，因此形象肃穆庄重，清高不凡，而独树一帜，突破了几千年来飘逸的塔形衣冠。时至今日，它对现代服装也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随时代发展，经过加工曲线突出修长秀丽的旗袍，已经形成了汉民族的服饰代表，显示了东方女性的温柔与内涵，具有永恒存在的价值。

旗袍或短装有琵琶襟、大襟和对襟等几种不同形式。与其相配的裙或裤，以满地印花、绣花和裥等工艺手段作装饰。襟边、领边和袖边均以镶、滚、绣等为饰。清初满族妇女与男人的装扮相差不多，不同之处只是穿耳梳髻，未嫁女垂辫。满族妇女不缠足、不穿裙，衣外坎肩与衫齐平，长衫之内有小衣，相当于汉族妇女的肚兜，衣外之衣又称"乌龙"。

传统民族服装 — 旗袍马褂

马褂、旗袍是清代男女的典型服饰。现已成为中国的传统服装。

马褂是一种穿于袍服外的短衣，衣长至脐，袖仅遮肘，主要是为了便于骑马，故称为“马褂”。满人初进关时，只限于八旗士兵穿用。直到康熙雍正年间，才开始在社会上流行，并发展成单、夹、纱、皮、棉等服装，成为男式便衣，士庶都可穿着。之后更逐渐演变为一种礼仪性的服装，不论身份，都以马褂套在长袍之外，显得文雅大方。

马褂的样式有琵琶襟、大襟、对襟三种。琵琶襟马褂，因其右襟短缺，又叫缺襟马褂，穿上它可以行动自如，常用作出行装。大襟马褂，则将衣襟开在右边，四周用异色作为缘边，一般作常服使用。对襟马褂，其服色在各个时期有多种变化：初沿天青色，至乾隆中期，又尚玫瑰紫，后又推崇深绛色（人称“福色”），到了嘉庆年间，则流行泥金及浅灰色。大袖对襟马褂可代替外褂而作为礼服使用，颜色多用天青色，大小官员在谒客时常穿此服，因其身长袖窄，也称作“长袖马褂”。

马褂中有一种颜色不能随便使用，那就是**。黄马褂，是皇帝特赐的服装。穿着这种赐服的人，主要有三类：一是随皇帝“巡幸”的侍卫，称为“职任褂子”；二是行围校射时，中靶或获猎多者，称为“行围褂子”；三是在治事或战事中建有功勋者，称为“武功褂子”，这些人还要被载入史册。只有这种御赐的马褂才可以随时穿着。

旗袍是我国一种富有民族风情的妇女服装，由满族妇女的长袍演变而来。由于满族称为“旗人”，故将其称之为“旗袍”。在清代，妇女服饰可谓是满汉并存。清初，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而汉人妇女仍以上衣下裙为时尚；清中期，满汉各有仿效；到了清代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日盛，甚至出现了“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的情况，而汉族仿效满族服饰的风气，也于此时在一些达官贵妇中流行起来。

到了20世纪20年代，受西方服饰影响，经改进之后的旗袍逐渐在广大妇女中流行起来。这种旗袍是汉族妇女在吸收西洋服装样式后，通过不断改进，才进入千家万户的。旗袍的样式很多，开襟有如意襟、琵琶襟、斜襟、双襟；领有高领、低领、无领；袖口有长袖、短袖、无袖；开衩有高开衩、低开衩；还有长旗袍、短旗袍、夹旗袍、单旗袍等。改良后的旗袍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成为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

笔，点·线的粗细长短阴阳顿挫，墨，枯湿浓淡，焦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