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日，邻国日本将公布新的年号，这个在历史文化上与我国息息相关的国家，过去从“大化”到“平成”，有出处可考的247个年号，全部引用自我国的古典著作，体现了古代中国在东亚地区深厚的文化影响力。那么就让民族文化为你介绍，2019日本新的年号是什么，平成之后的年号是什么。

2019日本新的年号是什么出自我国经典吗

2019年4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新年号为“令和”，将从2019年5月1日起正式使用。现在的“平成”年号（1989年1月8日启用）将于4月30日停止使用。

新年号“令和”是首次出自日本古籍《万叶集》的年号，字面意思有“美好而和平”的意思，出自《万叶集》卷五《梅花歌序》：“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佩后之香。”

自645年日本启用首个年号“大化”以来，过去247个年号中辨明出处的均出自中国古籍，多数是《四书五经》等唐代之前的古典文献。比如“昭和”出自《尚书》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平成”出自《史记》的“内平外成”和《书经》的“地平天成”。因为此前负责选择年号的专家多由通晓中国古典文化的学者担任。

日本过去247个年号出自中国古籍

日本年号选定过程中非常重视汉字的出典。在日本从“大化”到“平成”的247个年号中，能够确认到出处的年号全部引用自中国的古典著作，共出自77部中国古代文献，这些文献半数以上是唐代之前的作品。

其中，有36个年号出自《尚书》，27个出自《易经》，25个出自《文选》，24个出自《后汉书》，21个出自《汉书》，出自《晋书》和《旧唐书》的年号各有16个之多。

比如，日本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明治天皇的年号“明治”，就出自《易经·说卦传》中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

而日本现用的“平成”年号，典出《史记》和《尚书》，一为《史记·五帝本纪》中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二为《尚书·虞书·大禹谟》之中的“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是取其“内外、天地能够和平”的意思。

截至目前的“平成”，日本从7世纪“大化”年号以来总计使用过247个年号，而这些年号中使用的汉字只有72个。

在这72个汉字中，使用频率最多的是“永”字，共使用过29次；其次是“天”和“元”，各使用过27次；接下来是“治”，21次；第五位是“应”，20次。而由这前5位汉字组成的年号共计115个，占全部年号的约466%。排名第6-10位的汉字是“正、文、和、长、安”。

包括排名前十汉字的年号共有176个，占全部的713%。而仅由前十名汉字组成的年号就有41个，其中包括“天应”、“文永”和“元治”等。

　　琉球族的起源众说纷纭，学术界上还没有确切的定论。其中有一种说法称琉球族是百越的后代。在《越绝书》中，百越分为“内越”和“外越”两支。秦朝灭亡六国之后，独外越不服，乘船避难于海上。秦始皇不得不调天下罪人赴东海，防备外越。由于秦朝的防备极其严厉，外越只能出海另谋生路。有中国学者认为，东海外越中的一部分可能到达台湾、琉球和日本九州岛南部，成为台湾原住民、琉球族和大和族的祖先。

　　西方学者则提出了一种说法，认为上古时代的琉球族与印尼或澳洲的原住民同源，属马来人的分支。而日本学者则认为琉球人与阿伊努人、大和族同源。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琉球族自日本列岛迁入，为日本人的一个分支。此说法被称为“日琉同祖论”。在日本僧人所撰的《镇西琉球记》和另一部曲亭马琴所著的日本小说《椿说弓张月》中，提到了日本镇西八郎源为朝在保元之乱后逃往琉球的故事。琉球摄政向象贤所编撰的《中山世鉴》亦称琉球舜天王是源为朝在琉球所生的儿子。此后的《中山世谱》系由《中山世鉴》汉译而成，亦沿用了这种说法。因《中山世鉴》官修史书的地位，日琉同祖论为许多日本人和一些琉球人所接受。一些著名的琉球人，如向象贤、向有恒、伊波普猷等，是日琉同祖论的支持者。但日本的《保元物语》中没有提到源为朝渡琉一事，而《中山世鉴》编撰之时琉球已沦为日本萨摩藩的附庸国，因此有人认为此事系杜撰。中国学者陶元珍亦是日琉同祖论的著名反对者，称“琉奸向象贤伪造出日人源为朝乃舜天王之父的谬说”，“实极可恨”。

　　而在日本江户时代，又有另外一种“日琉同祖”的说法，认为琉球人也是中国古籍中所提到的“倭人”的一支。这种说法于1719年由新井白石提出。在《南岛志》的总序里，认为《山海经》与《海外异记》二书中提到的“南倭”即是琉球，并以一些琉球的歌谣和古语进行论证。在写于1781年的《冲口发》中，藤贞干更是认为琉球惠平也岛的天孙岳（クマヤー洞窟）是日本神话中“天孙降临之地”，神武天皇由该岛出发进行东征。此种说法诞生后，立即受到其他学者的质疑。本居宣长在其著作《钳狂人》（1785年）中，对此说法进行反驳。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对于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来说，大谷文库是一个绕不开的名词，尤其是在明清小说的研究者眼中，大谷文库更是无法取代的经典。可以说，大谷文库已成为公认的一座中国古典小说的宝库，而这座文学宝库最初的建立者，竟然是一位日本僧人。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偏爱文化考古的日本僧人

旅顺口区的太阳沟，在伪满时期，曾经一度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今，在太阳沟随处可见的古建筑里，我们仍能依稀领略到它昔日的繁华。

与肃亲王府、关东州厅等宏大的建筑物相比，太阳沟深处，山坡上那栋俄式风格的二层小楼并不十分起眼，但却非常别致。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坐在小楼阳台上，可以看到不远处海湾里的海鸥是如何觅食的。不过现在这座小楼已经久无人居，显得格外破败，以至于当地文保部门不得不对其进行紧急修缮，好维持它不至于坍塌。但若时光倒退到百余年前，这座小楼却一派风光，是许多政要名流们出入的场所，因为，那时这里曾居住着一位特殊的主人，日本佛教界最重量级的人物：大谷光瑞。

大谷光瑞1876年出生，因为他们家族世代为西本愿寺法主，所以大谷光瑞一出生，就注定要成为僧人。资料显示，大谷光瑞10岁出家，20岁之前，一直是西本愿寺里规规矩矩的宗教领袖继承人。改变发生在1899年，这一年大谷光瑞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中国内地游历一个多月。这次中国之行，深刻影响了大谷的一生，让他从一位超然世外的宗教领袖，不知不觉间变成一个贪婪的掠夺者。

那次短暂的中国之行，让这位年轻的僧人对中国古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正在伦敦留学的他，很快便出资组建起一支探险队，以探寻佛迹为名，从喀什米尔高原深入到了中国的新疆地区。

事实上，探寻佛迹与文化考古只是一个幌子，大谷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掠夺。大量的古城、古墓遗址，遭到大谷探险队的盗掘，他和瑞典人斯文·赫定的探险队一道，在中国新疆地区展开了一场“夺宝大战”。

需要说明的是，与斯文·赫定不同，大谷光瑞和他的探险队员们并没有受过任何考古训练，他们只懂得掘墓，却连最基本的记录工作都不懂得怎么去做。以至于在挖掘过程中，大量古迹遭到毁灭性破坏，还有很多珍贵文物连出土地点都说不清。

大谷曾先后组织过3支探险队，在中国掠夺走了数以十万计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多数是通过大连港登船运往日本，其中占比重最大的当数汉籍图书与碑拓。据说这些图书中仅孤本、珍本就多达数千册，而总数则超过40000册。可以说，3次探险让大谷收获颇丰，可巨大的探险经费与后期分类研究费用，也让大谷陷入了沉重的财政危机。再加上大谷一心忙于在中国探险，导致寺规松弛，僧侣贪腐现象泛滥，大谷也因此受到舆论指责，被迫于1914年辞去法主和伯爵的爵位，并于第二年定居到大连，成为满铁公司的文化与宗教事务幕后顾问及大东亚建设审议委员会委员。

大量稀世珍宝被装船运至日本

大谷光瑞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是日本殖民当局奉行扩张、掠夺政策的先锋人物。

1938年，他针对“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写下《中国事变后对策》一书，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这本书也一度被日本关东军高层奉为经典，要求高级将领人人研读。此外，大谷还主编出版有《兴亚计划》《兴亚论丛》等丛书，不遗余力地鼓吹“南进”政策。

除了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外，大谷还有一个嗜好，那就是收集中国的古籍文献，大量珍贵的汉籍都成了他强取豪夺后的收藏品。在敦煌，他手下的干将吉川小一郎买通王道士，得以顺利地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楼兰，他手下的另一干将橘瑞超沿着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楼兰古城，并从古城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李柏文书》。《李柏文书》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文书中出现的李柏其人，也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学界普遍认为，《李柏文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同时也是堪与《兰亭序》相媲美的书法艺术精品。并且，作为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人物，李柏高超的书法技艺也改变了我们过去“书法帖学起源于江南”的认识，侧面证明西北可能也是“帖学”的发源地之一。

但可惜的是，这些稀世汉籍多数已被大谷光瑞一船一船地运回日本，其中一部分被他占为己有，另一部分捐赠给了韩国总督府博物馆、日本京都博物馆、龙谷大学图书馆，以及日本各地的美术馆，还有一部分被卖给了文物商人。以《李柏文书》为例，如今已是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品。

大谷不仅是一个中国文物的贪婪掠夺者，同时还是一个疯狂的破坏者。由于他本人并不懂考古，他使用的考古队员也都是对考古一窍不通的年轻僧侣，比如发现《李柏文书》的橘瑞超，当时只是一个不满20岁的小僧人，他不懂得对出土时的情况做记录，以至于后人在研究《李柏文书》时，有很多疑团已无法破解。这些年轻僧侣在所谓的考古过程中，往往会雇用当地老百姓乱挖乱掘，其对遗址古迹所造成的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要严重。

古籍幸运地大规模回流

疯狂的掠夺，让大谷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私人拥有汉籍图书最多的人”，为妥善收藏这些图书，大谷甚至还斥巨资，在神户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私人书库“含秀居”，被当时人称为“山上图书馆”。

谁也不会想到，这些被大谷掠夺走的古籍，却因为一个特殊机缘，竟幸运地迎来一次大规模回流。

那是1915年4月，大谷光瑞再一次到达大连，出席本愿寺关东别院的落成典礼。在满铁高层的极力邀请下，这个刚刚辞去法主职务不久的日本名流，当场决定不再回国，从此定居大连。

其实，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一个国家，至今在日语中也有不少的汉字，就连现在他们传统的文化中，还是可以看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子，其实中国汉字传入日本的时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三世纪。

经过考古学家们对历史古物的研究，在大概战国末年到汉朝初的时候，中国文化便已经开始向日本传播了，在日本的许多地方曾经发现了形状十分似中国古钟的日本古董，出土了许多代表着中国早期文化的古物，这便表明中国文化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在日本得到传播了，自然而然汉字肯定也会在日本得到发展。

所以我认为汉字传到日本应该是在汉朝时期，说不定也有可能在此之前，而且曾经有一枚刻有汉字的金印章在日本的福冈县出土，据说这个是在东汉时期，日本使者到中国来朝贡的时候，当时的皇帝赐给位使者的金印章，所以我认为至少在此之前，汉字肯定是已经在日本得到传播了。

尤其是到了唐朝的时候，中国经济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不当时不仅仅是日本，周围的许多国家都纷纷派使者前来中国学习，不仅仅是汉字，我们的服饰，书法，围棋等等许多东西都被他们借鉴去了，日本当时皇宫和中国建的构造都大致相同。

但是曾经有一次，中国的汉字地位在日本得到了威胁，在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疯狂地学习西方文化，当时日本政府被美国所控制，美国要求日本进行一些改造，要废除汉字原因是汉字太难学了，日本人如果坚持汉字的话，是无法接受好的教育的，所以就想要让他们使用更为简单的拼音。

这样可以更容易操控他们的思想，他们之间来往的内容也比较容易把控，因为日本人之间来往的书信美国人看不懂，但是美国人的要求被日本政府强烈地拒绝了，他们认为汉字是日本文化的根基，绝对不能废除除汉字。

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有一本中国古籍上就记载到中国日本人已经来到中国了，我认为这个时候就极有可能已经接触到了汉字，但是我觉得在日本人派使者来到中国的汉朝，我认为就很有可能已经学习使用汉语了。

　　邪马台国 ，存在于中国史书的日本小国，很奇怪的，在日本史书及传说中均未有提及（当然，也有可能是不同的名字），它的存在自然成了谜，而它的位置同样有着诸多争论，不过目前已经集中在“九州说”及“畿内说”两种说法，而这两种说法的理由，即是来自《三国志魏志 倭人传》，那么现在让我们再沿着当时使者的路线，来寻找邪马台的位置吧

　　三国时代地图

　　原文：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馀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

　　首先说明带方郡的位置：带方郡在今朝鲜靠西南，即图中1的位置，由此可知倭人在带方郡东南，大致方位与现在的地理位置相同。在原文中同样可看到倭人身处岛国，汉时朝见者即汉委奴金印的年代

　　原文：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馀里

　　根据原文及朝鲜的地理位置很容易判断使者当时是顺着朝鲜半岛西海岸坐船向东南前进，到倭国的对岸，如图中的2的位置，狗邪韩国，就地图所示应为弁韩，7000余里是重要参考单位，将结合下文的数据综合考虑

　　原文：始度一海，千馀里至对马国。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所居绝岛，方可四百馀里，土地山险，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径。有千馀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乖船南北巿籴。

　　渡过的这个海，可以非常肯定是朝鲜海峡，照原文的长度为千余里，而现在朝鲜海峡的距离约为50公里，那是不是当时的20里等于现在的1公里阿，留于下文继续观察。所居绝岛，说明是孤岛，在那个位置只有对马岛，如图中的3，而国名也叫对马国，那么基本能确定到的地方即为对马岛

　　原文：又南渡一海千馀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国，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方可三百里，多竹木丛林，有三千许家，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亦南北巿籴。

　　南渡对马，那就是壱岐岛，如图中，为什么不是下对马岛呢，我们下面会分解

　　为什么南渡一海后不是下对马岛

　　对马岛分上下2岛，对马与壱岐的海峡称为对马海峡，那么我们来看几个具体数字吧，前文所述朝鲜海峡现在约为50公里，在文中表示为千余里，而对马海峡是46。3公里，在文中同样表示为千余里，很接近吧。那现在看看对马岛上下2岛的距离是多少呢1公里左右，与原文不符，所以我们认为南渡后应该是壱岐岛

　　可能细心的朋友发现，原文中表述对马岛为400里见方，而我们说的壱岐岛是300里见方，面积差距与现在比较太大，而上下对马的大小比例差不多是4：3，所以支持下对马说。

　　可能整个对马岛和壱岐相比是有大小差距，但看图大家就能明白，下对马岛和壱岐的比例也差不多是4：3，所以原文中指的应该是壱岐岛，联系下文还能发现，如果这里指的是下对马，在下文应该还有2次南渡海，但是下文中1次南渡后就直接陆行了，除非说未经过壱岐岛，但是这样一来，海峡距离就不对了

　　所以我认为还是壱岐岛可能性较大

　　原文：又渡一海，千馀里至末卢国，有四千馀户，滨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好捕鱼鳆，水无深浅，皆沈没取之。

　　又是南渡千余里，大家看图中两根直线的长度不是差不多阿，不过壱岐到末卢的距离比对马海峡还短，差不多是42公里的样子，另，一般认为末卢即是现在的松浦，可能是源自国造本纪中关于末罗国造的描述（注1），因为末罗的读音与末卢相近，地理位置则几乎相同。

　　又是南渡千余里，大家看图中两根直线的长度不是差不多阿，不过壱岐到末卢的距离比对马海峡还短，差不多是42公里的样子，另，一般认为末卢即是现在的松浦，可能是源自国造本纪中关于末罗国造的描述（注1），因为末罗的读音与末卢相近，地理位置则几乎相同。

　　大胆的假设

　　到现在已经拿到3个重要参考数据了

　　朝鲜海峡 千余里=50公里

　　对马海峡 千余里=463公里

　　壱岐→末卢 千余里=42公里左右

　　那么我们根据上面3公式大胆估计一下，根据下面地图上的距离判断，当时文中的1000里应该大约等于现在的33~40公里，不过古代的测量工具非常不完善，使者应该也是根据船行驶的时间来大致估算距离，并不是太准确，大家凑合往下看吧

　　上面的是国造本纪九州地图

　　原文：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国，官曰尔支，副曰泄谟觚、柄 渠觚。有千馀户，世有王，皆统属女王国，郡使往来常所驻。

　　东南至奴国百里，官曰兕马觚，副曰卑奴母离，有二万馀户。 东行至不弥国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离，有千馀家。

　　上文描述了从末卢国开始向东南及东面的三个国家，具体位置下文会讨论

　　原文：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官曰弥弥，副曰弥弥那利，可五万馀户。

　　南至邪马台国，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官有伊支马，次曰弥马升，次曰弥马获支，次曰奴佳鞮，可七万馀户。

　　终于看到邪马台国了，不过因为原文描述中没有距离单位，只有水行多少日这种模糊的描述，不用怕，我们一样可以推断出邪马台国位置

　　原文：自女王国以北，其户数道里可得略载，其馀旁国远绝，不可得详。

　　次有斯马国，次有已百支国，次有伊邪国，次有都支国，次有弥奴国，次有好古都国，次有不呼国，次有姐奴国，次有对苏国，次有苏奴国，次有呼邑国，次有华奴苏奴国，次有鬼国，次有为吾国，次有鬼奴国，次有邪马国，次有躬臣国，次有巴利国，次有支惟国，次有乌奴国，次有奴国，此女王境界所尽。其南有狗奴国，男子为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属女王。自郡至女王国万二千馀里。

　　上面的一系列国名对我们关系都不大，只有加粗的”自郡至女王国万二千馀里”一句是重要的参考数据

　　下图:今 北九州地图

　　资料整理

　　我们先主要看看手头有的数据：

　　原文：带方郡→狗邪韩国 7000余里

　　狗邪韩国→对马国 1000余里

　　对马国→过翰海到一大国 1000余里

　　大国→末卢国 1000余里

　　末卢国→伊都国 500里

　　伊都国→奴国 100里

　　奴国→不弥国 100里

　　不弥国→投马国 水行20日

　　投马国→邪马台国 水行10日，陆行1月

　　带方郡→邪马台国 12000余里

　　大胆假设2

　　这个假设的前提是相信上面所有数据的真实性，否则就没法讨论下去了。

　　我们首先根据假设1中，假设当时的1000里等于现在的40公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用33公里试试下文的公式，不过结果不太令人满意）

　　那么根据现在朝鲜海峡和对马海峡的距离计算

　　计算公式：1000/40=古里/今公里

　　所以：

　　狗邪韩国→对马国 1250里

　　对马国→过翰海到一大国 1157里

　　大国→末卢国 1050里

　　又因为

　　带方郡→邪马台国=12000里

　　带方郡→邪马台国=带方郡→狗邪韩国→对马国→过翰海到一大国 →末卢国 →伊都国 →奴国 →不弥国 →投马国 →邪马台国

　　所以：12000里=7000+1050+1157+1250+500+100+100+水行20日+水行10日

　　水行30日=843里

　　水行20日=562里

　　水行10日=281里

　　即不弥国→投马国 水行20日=562里

　　投马国→邪马台国 水行10日=281里

　　当然，其前提是水行速度相对平均，不过这种过于细节的东西限于史料已经无法考虑在内了

　　在这里，有朋友提出因为方向性的原因，上面的等式（带方郡→邪马台国=带方郡→狗邪韩国→对马国→过翰海到一大国 →末卢国 →伊都国 →奴国 →不弥国 →投马国 →邪马台国）不一定成立，而且认为万二千里可能是虚指，在这里，我要提出，这个等式肯定是成立的，因为万二千里是使者过的路程的总和，古代不可能会测两点间的直线距离，如果有更近的路使者就不会如文中这么走了，所以万二千里这个数字可以成为等式的一边，另外关于万二千里这个数，肯定是虚数，但个人认为不太会是虚指，虚指的话为什么不说是万三千里，或者干脆说数万里，因为使者对他走的路程也大致有个估计，只不过这个估计也不一定准是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根据地图上的距离来大致推算邪马台国位置了，方向性以正向算，即东为正东，东南为正东南，以此类推（由于没有其他辅助史料只能这么做了）。

　　首先我们拿现在的日本北九州地图作参考

　　参考公式：

　　地图距离（单位：厘米）/古里=24/1157=00020743

　　末卢国→伊都国 东南1037厘米

　　伊都国→奴国 东南02074厘米

　　奴国→不弥国 东02074厘米

　　不弥国→投马国 南11658厘米

　　投马国→邪马台国 南05828厘米

　　根据上文的计算结果，我们看看结果是怎么样的，注意可以有两条线路，个人趋向于蓝色那条，毕竟根据全文来看邪马台国应该偏东

　　国造本纪的地图根据上面公式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也看一下

　　让我们看下《倭人传》中其余还有参考意义的几句话

　　东渡女王国东渡海千馀里，复有国，皆倭种。又有侏儒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馀里。又有裸国、黑齿国复在其东南，船行一年可至。参问倭地，绝在海中洲岛之上，或绝或连，周旋可五千馀里。

　　从周围国家的位置也许能更确实的估计邪马台国位置

　　根据正统九州说的理论，多主张邪马台国位置在福冈市附近的筑后（注2），也就是筑志国造附近，不过大家也请注意，根据原文推算出的距离，如何也无法到达那个位置，除非是日本使者夸大倭国大小，但是倭人传是根据中国使者所述所载，夸大数据可能性不大

　　看了上图，说真的笔者原来的估计是邪马台国是在北九州中部偏东的位置，因为下文还有“东渡海千余里”，笔者自然向四国岛方向想，但是看了刚才推算出的两张图，国造本纪的那条红色路线给了我很大启发，大家也许已经看出我的“企图”了，这个位置的东面正好是海，虽然说千余里有点勉强，但是如果非直线距离就能解释了

　　那么再看看下图，圈中为邪马台国位置，2即侏儒国位置，如果在四国岛则无法向南拉出4000余里的直线，所以《倭人传》的描述压根没出九州岛

　　下图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四国岛绝对无法向南拉出3000余里的直线，蓝线以下（因为原文中没提到过向北）四国岛绝对不可能画出图内红线的长度，而红线据文中所述只有3000余里阿，所以《倭人传》的描述压根没出九州岛，因为只有九州岛才能容纳这个距离。

　　结论

　　综上所述，大家可以发现，长崎与熊本中间的那个半岛根据目前材料很有可能是邪马台国位置。当然，现在估算邪马台国位置和拼图一样，要完成拼图，但是拼片不够，所以上文仅供参考，等有更多考古证据或文字证据后才能做更正确的判断。另外，个人还是觉得，以《古事记》或是《日本书纪》的神话来考据邪马台国是非常错误的

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夕，全中国有4747所图书馆，但是到了1943年，中国图书馆的数量下降到940所，五分之四的图书馆不是被毁坏，就是被抢空。在日本入侵期间，中国损失了图书馆藏书量的40%。

1905年，中国才开始建立现代图书馆体系。到1930年之前，中国所有的主要省市都建立了公共图书馆。这些图书馆中的大部分遭到日军洗劫。

根据日本和中国的文件记载，在南京 大屠 杀期间，日本军队对南京各类图书馆进行了系统地劫掠，掠夺图书总数达897，17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