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本： 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本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善本简论

　　一：什么叫善本

　　善本的最初概念是指经过严格校勘，无文字讹误的书本。

　　汉朝人已经说到。『汉书-河间献王传』有云：“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

　　朱弁『曲洧旧闻』说：宋人“穆伯长好学古文，始得韩、柳善本，欲二家集行于世，乃自镂版，鬻于相国寺。”

　　叶梦得『石林燕语』说：“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

　　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校勘，故往往皆有善本。”

　　宋人对善本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一句话：

　　“凡书籍必须精加雠校方为善本，否则便是俗本、劣本。”

　　明清两代学者对善本的界说大致与宋人相同。

　　清-张之洞给善本提出了三条标准，比较合理。

　　张之洞『书目答问-輶轩语-语学篇』：

　　“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误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

　　一曰足本〔无阙卷、无删削〕，二曰精本〔精校注〕，

　　三曰旧本〔旧刻旧抄〕。”

　　钱塘丁丙对什么是善本也提出了四条标准：

　　一是旧刻；二是精本；三是旧抄；四是旧校。

　　丁丙四例，略足本，而特标旧校于精本，特指明刊，实较张氏所标三义，更为精到。

　　二：善本的衡量、评价标准：“三性”、“九条”。

　　三性：

　　1：历史文物性。

　　所谓历史文物性，当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指古书版印、抄写的时代较早而具有历史文物价值。

　　二是指古书可作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文献实物见证而具有某种纪念意义。

　　2：学术资料性。

　　所谓学术资料性，除了指经过精校细勘，文字上讹误较少和经过前代学人精注精疏的稿本、写本、抄本、印本以外，还应包括古书中那些在学术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或在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某一人物、某一事件的资料方面，有比较集中、比较完善、比较少见的稿本、写本、抄本、印本。

　　3：艺术代表性。

　　所谓艺术代表性，主要指那些能反映我国古代各种印刷技术的发明、发展和成熟水平；或是在装帧上能反映我国古代书籍各种装帧形制的演变；或是用纸特异，印刷精良，能反映我国古代造纸工艺的进步和印刷技术水平的古书。

　　九条：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包括残本与散叶〕

　　2：明代刻、抄写的图书。〔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残本与散叶〕 但版印模糊，流传较多者不收。

　　3：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

　　8：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

　　9：印谱明代的全收，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的收，一般不收。

　　最早出现善本概念是宋代，是指版刻书籍的精品。 善就是好的意思，“善本”的原始内涵指那些版刻古籍中的校刊好、装帧好，时代久、流传少，具有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书籍。版刻书籍是用木版雕刻文字印刷成书，唐以前没有发明印刷术，用刀笔刻写笔刻在竹简、缣帛、纸和羊皮上。唐发明了模印法后，宋的雕版印刷已经非常发达，书籍发行量大增。印书分官刻和民刻，官刻是由朝廷经办的，质量好。民间作坊质量参差不齐，装帧、脱字、讹字、纸张、字迹等存在种种问题。宋代是版刻鼎盛时期，于是出现了对善本和不善本的研究。

　　不同版本书籍收录文献多寡、校勘精劣程度各不相同，就有了足本和残本、精本和劣本的差别；书籍版本出现早晚、珍稀程度不同，就有了古本和今本、孤本和复本的差别。善本的内涵也比原来更扩大了，以后许多学者对善本的概念不断总结归纳，最后形成了现在通用的善本“三性”、“九条”说。

　　善本的“三性”指书籍应具备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善本的“九条”主要包括：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明代刻、抄写的图书；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等。善本的时代下限，现在一般确定在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

　　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比埃及和西南亚更早一些。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

　　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

　　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 "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

　在各种收藏门类中，古书是最早的收藏品之一。那么古书收藏的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的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的知识

　按照图书所有者性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藏书系统可分为四类：官藏(即国家藏书)、私藏(即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

　有确切记载的我国的国家藏书起于周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耳(即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时馆长称为“守藏室之史”。到了秦代，国家藏书处称为“石室”。汉代初年，广征图书，并设立六处公藏图书处，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和秘室。三国魏国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国家藏书处，晋沿魏制，国家收藏图书归兰台和秘书两处。到隋唐两宋，国家藏书更加丰富，但却因朝代的更叠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使国家藏书受损。到元代，先崇道贬佛，后崇佛贬道，将《道藏》大统《玄都宝藏》连书带版全部焚毁，以至今日，元《玄都宝藏》只有一二页残片留于世间。明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兴盛时期，不只国家藏书，而分封的各藩王也大多喜藏书、刻书，从属性上讲，藩王藏书也是介于官藏与私藏之间的一种藏书形式。到了清代，才是中国藏书——不论公藏、私藏——的黄金时代，其藏书规模及其藏书研究都远胜于列代。

　书有水、火、兵、虫“四厄”。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古的书收藏难度越大，故善本的范畴也随之后延。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说：“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从而说明了历代藏书的范畴。

　在中唐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初，主要用于印刷佛经、字书和历书等。到北宋，印刷书才逐步取代抄本、写本而成为书之主流，于是隋唐五代及其之前的写本就成为宋人眼中的古书了。但宋初距今已逾千年，宋之前的古本流传至今已近绝迹。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才使得今人可以得见晋唐之珍籍，这些珍本今日仍有机会收藏到，有实力的朋友，当然应当买这些遗珍。

　至明代中叶，宋版书就已经是清中藏书家追求之物了，虽然宋代刻书达数万种，但到这时就稀见难得了。由于宋人刻书态度严肃，刊刻和印刷水平均很精良，所用纸墨也十分考究，再加上文化气息浓厚，自然成了明代藏书家珍藏之物。当时官府藏书也大增，明正统六年，杨士奇查勘文渊阁藏书，编出《文渊阁书目》，著录了图书43200余册，7000余种。可惜政府藏书疏于管理，到万历三十三年再查文渊阁藏书时已十不存一了，再加上明末战争，这些藏书基本上全部毁失了。

　私人藏书在明代大为兴盛，明开国之初分封藩王，他们由于不掌兵权，再加上皇帝赏赐大量宋元留下的善本，故多位藩王热心于藏书活动，如周王朱和宁王朱权都珍藏有大量珍籍秘本，尤其朱五世孙朱睦桔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藏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明代有名的藏书家有数百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也有十余家，尤其私家藏书楼的兴起，使得私家藏书更加规范化，著名的有宋濂的青萝山房，藏书8万卷以上，叶盛的竹堂，以藏有抄本著称，藏书22700卷。叶氏尤其著名的是他的一方藏书章，章文是：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借非其人，亦不孝。范钦的天一阁，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于家乡鄞县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7万余卷。天一阁至今保存完好，为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明代其它著名的还有胡应麟的二酉山房，祁承邺的澹生堂、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等。

　清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时期，无论公藏私藏都发展到了顶峰。清初皇帝对文化事业十分重视，除翰林院、国子监有大量藏书外，内府也分别珍藏了大量典籍，如皇史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昭仁殿专收宋、金、辽、元、明的善本;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均存于此。尤其为后世藏书家所追求的是“天禄琳琅”藏书。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处，专藏宋元明珍籍善本，到民国年间，这些书被宣统挟带出宫，有些流散到民间。这些书在宫中都进行了重新装潢，五色织锦封面，宣绫包角，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禄琳琅之物的特殊处，因其在每册书的封面和封底衬页上都钤上“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五方玉玺，称之为“乾隆五玺”。天禄琳琅之书大部分都存在故宫、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图书馆，留在民间的已如星凤，藏书家见之自当珍惜机会。

　清代的私家藏书更是藏书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几百位藏书大家，如吴骞、孙星衍、汪宪、汪启淑、鲍廷博、卢文、朱彝尊、卢址、徐乾学等。尤其著名的大藏书家黄丕烈，他的藏书观点开一代风气之先，经他手批跋之书成为后世藏书家追捧之物。

　清代四大藏书楼的出现，尤其是其藏书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民国藏书无论从藏书方式还是藏书理念，都是清代的余续，也产生了多位大藏书家，如傅增湘、陶湘、李盛铎、周叔等，他们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藏书，但是他们在藏书的分类方式上有许多新观点，可供今日藏书者借鉴。有兴趣深入探求藏书真谛的书友，可读一些他们所著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的专著。

　古今善本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思潮，随着时代的变迁，善本书的范畴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西汉到清末，中国总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期间，总计出版了181755部各类书籍，合2367146卷。这些典籍历经各种磨难，留传至今约有不足8万部。又由于历代的翻刻和改刻，又产生出不同的版本，而只有在内容、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皆佳的善本才极具收藏价值。所以首先搞清楚哪些是善本，才是藏书选择的关键。

　朱弁在《曲消旧闻》中写道：“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从以上可以看出，宋人认为精加校雠的书籍就是善本。明代和清代中前期，基本延续宋之善本标准。清末张之洞从读书角度谈出自己的善本观：“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道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三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当时的旧刻、旧抄指的是明嘉靖前的刻本及明蓝格抄本。

　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专家编撰《全国善本书总目》，制定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将善本标准归纳为“三性九条”。虽然有些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对藏书者来说，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录全文如下：凡是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方面，或其中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应是善本。具体是：1、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2、明刻本和明抄本;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刻印的图书;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件，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7、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9、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的)。

清版古书收藏的知识

　传统意义上的藏书以收藏善本古籍为宗旨，善本的概念因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取舍而有所区别，但基本上仍是指刊刻精美、流传较少、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高等几个方面，但同时善本古籍的市场价格也随之升高，因此追求善本古籍的收藏不但要求有较高的鉴别水平，还需要相当的经济条件。除善本以外，藏书界还将流传较广、年代较晚或者存世量较大的古籍习惯上称为“通行本”。通行本这一称谓的历史也很悠久，大概有了善本一词以后就相应而生了。不同的时代对通行本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明清时期的通行本，今日已成为了善本。近代的藏书界将清代乾隆朝以后刊刻的一些书籍，包括清末的局本，统称“通行本”，这一概念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通行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据清末张之洞的说法，当属于善本求之难得，退而求其次。实际上清代中期以后有很多藏书家，将私藏宋元秘本翻刻成书，又称覆刻本或者影刻本。这其中相当多的书籍不但内容十分重要，且形式上也保存了宋、元善本的不少风貌，只是生产年代较晚，流传广泛，历来是“通行本”中引人注目的内容。其中如黄丕烈刻宋严州本《仪礼郑注》、翁方纲翻刻本《淳熙隶韵》、阮元影刻《古烈女传》、嘉业堂刻本《史记》等，一直为藏书家所珍爱。清代的翻刻本，目前市场价格大约二三百元一册，价格适中，很有收藏潜力。目前有些拍卖行中经常推出此类拍本，似当引起重视。

　清代中期以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逐渐向中国传播，其中西方宗教作品通过传教士途径得以输入。在上海土内湾一带(即今日的徐家汇)，开始使用德国海德堡的石印技术，最初是用于印刷宗教宣传品，后为上海点石斋等书肆用来印刷《康熙字典》、《紫光阁英雄谱》等。石印技术是采用近代的油水分离法原理形成的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不仅印刷周期短、生产效率快，而且有的由于采用照相制版，印刷成品也很逼真，且价格低廉，深受当时学人推崇，很快得以风行。清末刊行的石印书籍，大部分采用手工纸，单面印刷，为了降低成本，往往开本很少。这类书中如《点石斋画报》、《芥子园画谱》等印制精美，艺术价值并不低。值得一说的还有清末曾用石印技术印刷过一批开本较小的微型书籍，如《四书备旨》、《五经》等，大不盈寸，可握于掌中，十分有趣。晚清的石印书由于产量大，且历来为藏书家所不取，至今价格仍然很低，不过二三十元一册。但其中有些使用了很白很细的宣纸印刷。制作精良，有些内容也很有参考价值，加之此种石印技术今日也基本废而不用，估计此类书籍今后升值空间乐观，一般初入藏界的书友，不妨从此入手。

　清代刊刻发行的古籍存量非常大，但究其主旨，主要是官刻本、私刻本和书坊刻本三大范围。坊间刻本是民间书坊业的出版物，此类作品由于刊刻者的水平不一，因此同为坊刻但情况差异很大。由于坊间书业大部分以逐利为目的，所刻书籍一般粗糙者较多，且彼此翻刻、校对不精，因此历来不为藏书界所重。但坊刻本中也有一些上乘之作，如南京、苏州等地有些书坊，工匠水平较高，其中如苏州江氏又曾于清晚期开设文学山房，用木活字排印书籍，被称为清季活字版收山之作。又如天津文美斋于宣统时曾刻有《文美斋诗笺谱》，套色丰富，刀法精妙，是为清代版画的终结之作。

　官刻本是封建朝廷的地方官署出版物，其中殿版自不必说。以地方官署而言，由于行政设置不同，又有府、州、县各衙门的不同，清代中期以前，地方官署刻本，常注有“本衙藏版”的特别说明，此表示其地位的特殊。此类刻本多为“官箴”或者“则例”、“章程”三类，内容主要是涉及地方行政、居官心得和地方制度。但由于各地物料不同，组织各异，作为研究清代地方出版历史，颇具文献价值。关于清代晚期的“局本”，其中就有官方组织的，当属官刻本的延续，乃由清朝地方官吏，冀图振兴经义，讲求国文传统，访求造书，详加精校，刊刻成书以为惠取士林。此种官书在清末仍有数十家，在清代的出版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另外还有一些“书局”，则为地方新兴出版机构，有些介之于官民之间，有些全系民间出版机构，如北京的开智书局、四川的锦江书局、上海的同文书局等等，这类书局，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书坊，成为了中国近代新兴出版业的前身。由于书局的情况复杂，对“局本”的评价历来也很有区别，但目前市场“局本”书籍价格仅为每册二二百元，加之其中有很多是内容详实、校勘精到之作，初入藏界的书友如果对此“局本”多有留意，或者会有不少收获。

　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兴起，清代政府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一时期，各地翻译引进了大批的西方政治、法律、科学、文化作品。最初由北京同文馆发端，由西洋传教士主持，中方人士协助，由官方组织出版了大量的国际法学作品，如美国传教士丁冠西翻译的《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此后上海的制造局，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下翻译了《法律医学》、《化学鉴原》、《英国水师章程》等等。此后外国政治、法律和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形成一种热潮，举国上下纷纷效仿。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严复主持翻译的《法意》、张相文翻译的《契约论》等。甚至还出现了林琴南翻译的《黑奴吁天录》等一批文学作品。这期间大量的西方近代科技书籍被介绍到中国。在所谓“格致救国”的口号下，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以宣传西学为宗旨的杂志，其中以在北京出版的《中西闻见录》和上海格致书局出版的《格致汇编》最有影响。这类书籍不但宣传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而且印刷制作也有很多更新之举，其中有以传统技术雕版印刷的，也有采用石印技术印刷的，甚至还出现了铅活字排印和铜版插图技术。但可惜这些出版物印刷量一般不多，而且又因其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百年以来，被各种公私图书馆网罗了大半，但近来市场上也偶可见到，其价格也在二三百元左右，但往往一露面即为藏界必得之书，可见识货者颇多矣。

　除了通行本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书坊、刻字店、学校、寺庙甚至私人还刻印了大量的学生识字、讲评经义、唱本小曲和一些阴阳数术及劝善公德之类的书籍。有人将此统称为“俗本”，此类书籍内容俗败，刊刻粗糙，收藏价值不大，目前在各地旧货市场上，经常可以见到此类“俗本”，往往已经无数淘选，几成书渣。对于这种“俗本”，初涉收藏的可选来作为“样品”，但随着藏书经验的丰富，对“俗本”的认知也会逐渐改变。

《中华再造善本》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它是文化部、财政部等政府部门，经过长期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历史上典籍散佚的经验教训，针对善本古籍当今保管的现状，为防不虞，确保珍贵典籍的传承安全；同时为学术界提供更方便的利用善本机会，从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提出来的重要举措。它的有效实施，将在古籍整理和中国文化建设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

中国的雕版印书始于初唐，成于五代，盛于两宋，旁及辽、西夏、金，延袤于元、明、清，时间跨度约为1300多年。可是就在这一千三百年中，典籍大量散佚，流存至今的唐、五代时期的版印实物，已成吉光片羽。两宋316年间刻书出版事业最为兴盛，据不完全统计，官私刻书有1万多种。印数则当以百千万计。到明代权相严嵩被劾而抄家时，据说抄出的实物中还有宋版书籍6853部。可是时间流逝不过几百年，迄今就中国辖区所藏宋刻完轶、复本、残本通计超不过2000部，可谓万不一存。元代掌握全国政权仅有87年，仅是宋代历史的四分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刻书也有3200多种，相当于宋代刻书总量的四分之一。元代迄今不过6百余年，可中国辖区内现存元代刻书的完轶、复本、残本大概超不过1200部。面对这种典籍严重散佚的历史教训，清嘉庆时著名版本学家、校勘学家顾千里就曾感叹：“宋元本距今远者八百余年，近者不足五百年，而天壤间乃已万不一存。”故而呼吁：“举断不可少之书而墨之，勿失其真，是缩今日为宋元也，是缓千百年为今日也。”然而那时这只不过是个美好的愿望，是个梦想而已，无条件实现，也不可能实现。从顾千里到今天，又过了二百年，许多书又已失传，这引起了我们政府***的高度警惕和密切关注，所以才有“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的提出和立项实施。我们有高超的影印技术，不但能够做到“不失其真”，“缩今日为宋元”，且能延宋元至长远的未来。

过去私人藏书秘不示人，意在珍惜自己的藏本。新中国成立后，私人藏书通过各种渠道大部分裒辑于各级各类图书馆，但珍贵善本仍是不能随意借阅，其意仍无非是加强保管，使其能够传诸久远，可持续使用。这些都是好意，但其法则偏于保守。当今世界的图书保护有两条途径：一是改善藏书环境、原本脱酸、照原样修复，这可以称之为原生性保护；二是缩微复制、扫描复制、照原样影印等，这可以称之为再生性保护。这样做，原书是可以因不流通、少流通而得到保护了，可仍不便于学者批阅，读者还是不满意。政府斥巨资仿真影印存世珍稀善本古籍，则既是积极保护，又可广泛利用的两全之法。这种办法既能将那些久已绝版而又传世孤罕的古籍善本化身千百，永无失传之虞；又可广泛传播，便于披览研读，从而达到“继绝存真，传本杨学”的宏远目标。 本书编纂出版效果的基础工作首先在选目。为此，自2002年初开始，我们就在思索和实践中反复提炼选目的指导思想。并从2002年5月初起，就邀请有关方面专家进一步研讨选目的指导思想和框架原则。最后所取得的共识，是本书编纂的宗旨为确保珍稀古籍的传承安全，因而它的第一要义是传本。但又不能只顾传本而不顾及其学术价值和学术体系。因此，提出了“一传本，二扬学”的选书基调。鉴于古籍传本越古越稀的事实，又提出了“宋元从宽，明清从严”的遴选原则。准此，我们选出唐、宋版本424种，金、元版本326种，作为一期选目。明清离我们时代尚近，存世的书也较多，选书的原则就是“学”、“本”并重，不能只看版本而不看学术内容，要尽可能做到每选的一种书都值得“再造”，不使不值得“再造”的书阑入其中，浪费国家资财。这个明清时代的选目，即二期选目也已几经推敲，基本定稿。一期工程《唐宋编》和《金元编》历时五年已经出齐，共758种、1394函、8990册。二期工程选目主要以明清两代珍稀古籍为主，并针对一期选目所遗漏的珍贵古籍查缺补漏，已初步完成选目556种。另外，还选择了一些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列入再造之内，以体现多民族共铸中华文明的辉煌史实。两期总为1300余种，规模已十分可观。

三、本书编纂分唐宋编、金元编、明代编、清代编、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编，凡五编。每编所选书目按传统的经、史、子、集、从类归。五编中每书之布局，则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各书排序为准。

四、本书编纂靠全国有关藏书单位同心协力、共襄盛举才能圆满成功。特别是那些同书同本而又长期分藏几地者，此次则尽可能使其珠联，成为完璧；有的书珠联之后仍不能成为完璧者，但现存合龙，毕竟便于读者。这是我们这次编纂工作同人共同努力的目标。

五、本书装帧取传统的线装型式，封皮用仿库磁青纸，正文用纸采用两种：大部分用国产宣纸，铺色黑白印刷；少数用瑞典进口蒙肯纸，全行彩印。

详细介绍：　　　宋代钧瓷精美绝伦，除审美特征外，还有更多的理性特征，时隐时现。例如钧瓷的底款，除刻有“奉华”、“省符”等宫殿名字外，多以“一二三四……九十”编号，这是陶瓷作品中唯一的，特有的现象。目前对数目底款的推测大致分四种。（1）为了搭配花盆与花托。《南窑笔记》一书解释道“有一二数目字样于底足之间，配合一付之记号也”。（2）为了釉色的区分，《陶雅》、《饮流斋说瓷》认为，一三五七九单数代表朱红色器物，二四六八十双数代表青蓝色器物。（3）为了区别器物大小规格。《钧瓷志》、《钧窑史话》认为，出土瓷片乃至传世宋钧，均可以看出，数目表示器物的尺寸，也即高低大小。以“一”为最高，口径最大，依次减，“十”为最低，口径最小。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底款数字是区别使用级别、规格的，是宫庭文化的反映，是“钧不过尺”的定位，“九五之尊”的物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的前因，是宋代理学家物化其理论的象征。持该观点为当代钧瓷美学理论家“润雅斋”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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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范围：一：瓷器类：高古瓷中的唐三彩、唐青白瓷、宋五大名窑、宋代各地方窑口瓷器、元青花、元青花釉里红等。明清官窑瓷器等。以上均以完整器为佳。

二：玉器类：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上古高古玉（价值颇高）、战汉时期高古玉、明清玉雕为主。另特选征近代工艺大师和田玉、翡翠作品、籽料、山流水等。

三：字画类：清初四家、清代十大画家、宫廷画师、民国、现当代等名家为主。

四：杂项类：明清黄花梨、清宫老檀、明清牙、角雕件，文房用品，古籍善本等。

目前市场上出售古籍书，较为盛行，但唐、宋、元、明等朝代的古籍书已是凤毛麟角，难以见到，故大多数均为清代或者民国时期的书籍。

对于如何鉴别清代版本古籍书的问题，根据笔者多年来的一些实践体会，有如下几点以供参考。 对清代书籍的版别要有所认识，其大致可分内府刻本、官刻本、私刻本、坊刻本等四大类别。内府刻本主要指武英殿刻本；官刻本主要指各省、府、州、县学校、书院刻本；私刻本主要指私人刻书；坊刻本指书坊刻本，如苏州扫叶山房，扬州文官堂、宁波群玉山房，安徽屯溪茹古堂、金陵奎璧斋等等。 对清代书籍的特征要有所掌握清初刻本多有明代遗风，字形长方、横细竖粗。如顺治刻本《甲申集》、《梅村集》。康熙以后多为硬体字和软体字。硬体字即仿宋体；软体字即写体，如《板桥集》、《绿窗遗稿》、《杨太后诗》等。 对清代书籍的纸张要有所了解。其多为开化纸、棉纸、黄榜纸、毛边纸、毛太纸等，颜色呈暗黄，纸质柔软耐久。 对清代书籍的版式要有所辨别。一般多为左右双边，也有四周双边、单边。多白口、少黑口，装帧大多为线装。 总之，对清代版本书籍的鉴定方法除上述几方面外，还应注意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是否相符，也是鉴定清代古籍书是否属真本或仿本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