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这本书，是司马迁从三皇五帝开始写的。从两三千年前写历史，现代人尚且做得到，因为我们有考古学家和各类文献，但是司马迁又是如何做到的？而且，在秦始皇统一天下时，就焚书坑儒，只留下了秦国的史书，在之后还有项羽火烧阿房宫，不少的史书也被烧掉了。因此，很多人都怀疑《史记》的真实性。其实，《史记》的内容真实性还是很大的。

但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并没有将所有历史资料全部烧毁，仅仅只是将诸侯国之前的历史古籍烧毁了，西周、商朝、夏朝，以及三皇五帝时期的史书并没有被烧掉。而且，在秦始皇统一之后，还命令了很多读书人编写《吕氏春秋》，在史书记载上也是下了不少功夫。

司马迁本身是出身于史官世家，虽然对于这件事仍然有着不小的争议，但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确确实实的是汉朝的太史令，其工作就是国家修史。有自家父亲这样的条件，司马迁能够读到皇室的所有历史书籍也是有极大可能的。按照司马迁掌握的史料，有极大的可能可以写出《史记》这本书。不仅限于书籍，司马迁还到全国游历，在游历的过程中，他了解到历史发生事件的地理面貌，体会当时的场景；还获得了不少民间史料以及传说。

尽管司马迁活在了三皇五帝的三千年之后，但是，以他获得的资料来看，在他那个时代，他应该是获得历史信息最多的一个人，《史记》也是最接近于历史事实的。

谈迁的《国榷》，被火烧应该是误传，因为现在借名人写励志的段子很多，大概有的说法就成火烧了。国外作家倒是有个火烧的例子，那是托马斯•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史》。

《国榷》这是一本记载明朝历史的编年体史书。鉴于经史官员垄断了明历代实录，很多地方忌讳失实，而各家编年史书又多肤浅伪陋，谈迁寻访到各种资料，广征博采，力求征信。天启元年（1621年），谈迁28岁，谈迁母亲亡故，他守丧在家，读了不少明代史书，觉得其中错漏甚多，因此立下了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的志愿。在此后的二十六年中，他长年背着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处访书借抄，饥梨渴枣，市阅户录，广搜资料，终于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以后陆续改订，积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400万字的巨著《国榷》。岂料两年后，1647年8月，书稿被小偷盗走，他满怀悲痛，发愤重写。后经4年努力，终完成新稿。

国外的例子：

托马斯•卡莱尔是19世纪前期的英国作家，以《法国大革命史》和《英雄、英雄崇拜及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两书而闻名于世。

《法国大革命史》第一卷即将付印之前，卡莱尔答应友人——经济学家米尔的要求，把原稿先借给他看一看。可是，米尔又把它转借给泰拉夫人阅读。然而有一天，泰拉夫人把这部读了一半的原稿不小心放在房间的一角，自己出门去了。女仆进来打扫房间，把它当成了废纸，扔进了暖炉里生了火，珍贵的书稿顿时化成了灰烬。这怎么办呢？作者又没有留下副本。米尔和泰拉夫人急得团团转，也毫无办法，最后只得把情况如实告诉了卡莱尔。卡莱尔听到这一消息，脑袋“嗡”地一声，半天说不出话来。可对这无法挽回的损失他没发一句怨言，只是在心里默默地安慰自己：“可怜的卡莱尔，我必须让你知道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然后，卡莱尔为了排解自己内心的焦急和苦恼，尽量克制自己，先是静静地坐下来读小说。据他自己说，他连续读了几个星期。继而忍着难以承受的痛苦，毅然而起，决定重新开始撰写。要想把头脑里的思想，已忘却的史实等重新思考和回忆一遍，该是多么艰难的事。可他最终战胜了自己的痛苦并完成了这部历史巨著。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烧毁了许多战国之前的古籍，让我们更古老的文化中有许多流逝！无独有偶，在遥远的美洲，玛雅文明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估计被人烧毁，许多珍贵的玛雅文明遗产丢失！这是人类历史上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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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 年）秦始皇下令：除了秦朝国史、医药、术数、农技、园艺等著作外，其它一律限期交到官府，统一焚毁。逾期不交者处以黥刑或罚做苦役，凡谈论《诗》、《书》等儒家经典者处死，借古谤今者灭族，废止私学，欲学者以吏为师。次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秦始皇晚年为求长生不老，遂寄希望于方士可为他寻觅不死仙药。但因方士侯生、卢生等人斥骂秦始皇，始皇大怒，于是下令御史拿问诸生。其时受株连的儒生达四百六十余人，全部被活埋于咸阳。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焚书坑儒暴露了秦政的苛暴，加速了秦朝的灭亡。玛雅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事件，不过，下令焚书的是外来的侵入者， “坑”的是玛雅的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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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殖民者玛雅之后，不仅在军事上与玛雅人的反抗展开较量；并且在文化上，两个民族也发生了冲突。西班牙人信奉的天主教教义与玛雅祭司集团所代表的信仰格格不入。结果，西班牙军队的随军主教迪那戈·德·兰达，竟然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的“焚书坑儒”，1562 年他下令将所有玛雅书籍付之一炬，并将玛雅祭司全部处以火刑。玛雅祭司集团全权掌管着用象形文字记录的玛雅历史、文化知识，他们是玛雅社会的知识阶层。兰达这么一烧，致使玛雅历史文献只剩下四本幸存的手稿，它们分别根据收藏地点或发现者来命名： 《格罗里那抄本》、《巴黎抄本》、《马德里抄本》和《德里斯顿抄本》。这几部抄本形成于不同时期，《德累斯顿抄本》可能出自11世纪，《马德里抄本》可能是15 世纪的手笔，《巴黎抄本》大概略早些。抄本，顾名思义，这些经书并不是玛雅最早文献的原件，而是祭司们在数百年中陆续抄录绘写的复制品。

　　 同时，有能力识读和书写象形文字的祭司全部遭到杀害，致使那些幸存的真迹成为天书，至今无法破译。有志于研究玛雅历史文化的学者不得不另辟蹊径，从西班牙人留下的文献中捕捉玛雅的影子，甚至于那个下令毁灭玛雅文献的兰达主教，居然也成了玛雅史料的主要见证人之一。西班牙人毁灭玛雅文化的做法如此决绝， 主要原因（据他们自己的说法）是认为玛雅人的神祗文字太像魔鬼所为。也许潜意识里也暗自惊异于他们完善的知识体系，虽然异于西班牙人熟知的常理，却也是匪夷所思，奇特而高度发达。这使他们心底发怵，感觉到一种文化上的威胁。可惜，玛雅社会的严格分工使普通百姓完全无法接近这些文字。西班牙人处死了占玛雅人口一小部分的祭司，就相当于在中国把所有的儒生包括识字的一切人全都处死了。于是，虽然玛雅人一直守着自己的语言、守着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直到今天；然而却没有人能看懂自己民族的文字、自己祖先留下的史书。那幸存下来的四本文献分别收藏于欧美不同国家的图书馆或私人手里，只能作为一种古董供人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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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这上独特的原因，其他文献的价值都被逐次抬高了。其中被认为最有价值、最接近玛雅文化原型的，就是《卡奇克尔年鉴》、《奇兰·巴兰》、《波波尔·乌》和《拉比纳尔的武士》。

　　 《卡奇克尔年鉴》是一部编年史。卡奇克尔人和基切人同为当年危地马拉一带强盛的部落。《卡奇克尔年鉴》记述的是这两个部落间时战时和的关系史。

　　 《奇兰·巴兰》意为“美洲豹的预言”，是玛雅人的历史文献。奇兰·巴兰是负责记载历史的祭司。祭司们记录的历史保留至今的尚有三部，其中最完整的是《楚玛耶尔的奇兰·巴兰》。该书估计完成于16世纪，它记录了玛雅人被征服前的历史。其他两部完成得较晚，内容也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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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波尔·乌》是玛雅人的古典诗，表现了玛雅人对大自然、对人类命运的乐观态度。它也是一部有关基切民族的神话、传说和历史的巨著。其中包括创造世界、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基切部落兴起的的英雄故事，历代基切统治者的系谱，一直到作者生活的年代。

　　 《拉比纳尔的武士》是一部历史剧，描写基切部落与拉比纳尔族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故事发生在12世纪左右，基切人中的古马尔加部落和拉比纳尔部落间因争夺对萨马内赫部落的控制权所发生的一场冲突。以拉比纳尔的武士胜利，基切武士作牺牲为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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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本书，虽然有这样那样毫不搭界的特点，但是在性质和内容上具有一种共性：它们都是得自于玛雅祭司集团的真传。正是因为这个具有专业性的来源，增加了它们的权威性。这两本书包含了文化人类学家们最关心的玛雅文明的核心部分，那些已被时间淹没或已被西班牙者毁掉的部分。书中记述的那些久远的神话、编年的历史大事、天文学知识、以及那些曾一度秘传于小圈子内的仪式知识，是无法在现代玛雅人的生活中观察到的，也是最有价值的。

　　 当年由玛雅人中的通神者秘密记录、讲授的东西，在外族者强权蛮力的逼迫下，成为永远的秘密，或者公开的秘密。当年在玛雅人心目中神圣超凡的东西，在今天的文化研究者眼中，正好是解开玛雅文化之谜的一把关键的钥匙。历史由这么多偶然事件组成，重新发展一次，也未必是现在的格局。当年的通神者精心构建、维护起玛雅的“神”，今天的研究者费尽心机要去抓住玛雅文化的魂。这些文化的制谜者和解谜者，谁能诉说这些历史的偶然？

这是有可能的，湖南龙山里耶古城发现的里耶古简就是一个例子。不过里耶古简保存的是秦代官方资料，不是先秦资料。秦始皇虽然焚书坑儒，但并没有彻底地毁掉那些古籍，因为秦朝的统治时间并不长。秦始皇用强制力来扼杀民众的思想，但对文化破坏最大的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用王道限制民众的思想。

中国文化最繁荣活跃的时期有先秦、魏晋、民国，都是乱世。不过本人尤其推崇北宋，北宋文人是不会因言获罪的。其他时代虽然也出过大家，但当时的社会气氛都不利于文化发展。多说一句：袁世凯当大总统的时候，北京的报纸可以天天批评袁世凯，其不说对与不对，现在中国有一家报纸敢吗？不因言获罪，文化才能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