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友芝

莫友芝（1811～1871）字子_，自号_亭，又号紫泉、_叟，贵州独山人。晚清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家，宋诗派重要成员。家世传业，通文字训诂之学，与遵义郑珍并称“西南巨儒”。

中文名：莫友芝

别名：紫泉

国籍：中国

民族：布依族

出生地：贵州省独山县

出生日期：1811年

逝世日期：1871年

职业：翰林院庶吉士

主要成就：嘉庆四年（1799）进士

代表作品：《知见传本书目》，《恃静斋藏纪要》

成就：西南巨儒

字：子_

号：_亭、紫泉、_叟

父亲：莫与俦

黔北名人

莫友芝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其父莫与俦(字犹人)，清道光三年(1823)随父母来遵义。拜沙滩黎陶为师，与郑珍、黎兆勋同窗共读。道光六年取秀才，十一年中举人。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盐源知县和贵州遵义府学教授，著有《二南近说》、《仁本事韵》、《贞定先生遗集》等书。

莫友芝三岁识字，七岁读《毛诗》、《尚书》。道光八年（1828）考取秀才。道光十一年（1831）考取第十一名举人，后屡试不第。道光二十一年（1841）与郑珍撰成《遵义府志》48卷，33目，附目14，共80余万字。与同时代的其它志书相比，《遵义府志》体例完备，材料翔实，史学界认为可与郦道元的《水经注》齐名，梁启超称之为“天下笫一府志”，莫友芝与郑珍也因此声名大震，被人并称为“西南巨儒”。张裕钊说：“子_之学，于苍雅、故训、六经、名物、制度，靡所不探讨。旁及金石目录家言之说，尤究极其奥颐，疏导源流，辨析正伪，无铢寸差失。所为诗及杂文，皆出于人，而天诗治之益淇深。又工真行隶篆书，求者肩相于门。”

道光二十七年（1847）客居曾国藩幕府。代曾氏收购江南遗书，后又为曾国藩督领江南官书局，担任校勘经史之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潜心于版本目录学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莫友芝目录学代表作有二：一是《宋元旧本书经眼录》，这是他从同治乙丑（1865）至己巳（1869）数年间客游上海等地时所见宋、金、元、明椠本及旧抄本、稿本的记录，后由其子莫绳孙汇编成册；一是《_亭知见传本书目》，这是他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所作的版本笺注，是版本目录学史上的扛鼎之作。

十七年，与郑珍一同进京会试，次年，二人落第返回，受知府之聘，共同编纂《遵义府志》。历三年成书。二十二年，受聘主讲湘川书院。二十六年，再度进京会试，余暇至书肆购买书籍，因此邂逅结交曾国藩。咸丰八年(1858)再次进京会试，均未如愿。遵父遗训，不务功名。滞留京师年余后，放弃候选，南下游历湖北、安徽、浙江、江苏，从曾国藩幕府逾十年。广交文人学士，搜集古籍珍本与金石书画。其才华学识，广受赞许。其间，曾于武昌为胡林翼刊校《读史兵略》，受聘苏州、扬州几家书局校刊古籍，至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访求散佚典籍，去上元、句容访寻六朝齐梁碑碣石刻。遍历江南藏书文斋，着重研究版本目录学和金石学。

同治二年(1863),祁隽藻荐于朝，特旨以知县征用，莫友芝辞谢不就。仍潜心致力于学问。

同治四年（1865）莫友芝任金陵书局总编校，定居金陵，以“影山草堂”作为书屋的名字。影山草堂收藏的书籍以明清精刻、精抄、精校本为多，尤其以唐写本《说文解字》残本最为珍贵，是唐宪宗元和年间遗物，曾国藩见此书后，赞叹不已，即命刻版传世，并为之题词：“插架森森多于笋，世上何曾见唐本！”同治九年（1870）莫友芝任扬州书局主校刊，李鸿章、张之洞邀其为武昌书院主讲，他以衰老为由推辞不就。次年，至扬州、兴化寻找文宗、文汇两阁被焚后散失的图书，突感风寒，高烧不退，病逝船中，归葬于遵义新舟青田山。曾国藩亲笔书写了一幅挽联：京华一见便倾心，当年虎市桥头，书肆订交，早钦宿学；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樽和泪，来吊诗魂。

十年年秋，与其子莫绳孙同往扬州，途中突患急病，逝于舟中，终年61岁。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率下属官员数百人前往祭奠，送挽联云：“京华一见使倾心,当年虎市桥头，书肆订交，平钦宿学；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樽和泪，来吊诗人。”

清史文载

父庶吉士与俦，官遵义府学教授，日倡导朴学。先生为人默然湛深，笃治许、郑之学。当其时，郑珍亦从教授游，同志相友善，历五六年，业益进，黔中士林官师举交口推郑、莫，而两人遂名冠西南。

家贫嗜古，喜聚珍本书。积既久，读之恒彻旦暮不息，寝食并废。爰通苍雅故训，六经名物制度，旁及金石目录家言，率究及其奥颐。疏导源流，辨析正伪，鲜铢寸差失。复工诗善书，求者沓至。居常好游览，喜谈论，遇人无贵贱贤惠，一接以和。暇日相与商较古今，评骘术业高下，娓娓忘倦。顾外虽乐易，而中实介然有以自守。

自道光辛卯举于乡，其后连岁走京师，朝贵争欲罗致，必慎择其可，否即婉谢之。会试报罢，签取知县，且选官，意不所乐辄弃去。往从胡文忠于太湖，为校刻《读史兵略》。既又从曾文正安庆、金陵。凡客文正所者逾十年，江南底定，寓妻子于白下，通走江淮吴越间，尽识其魁儒硕彦。同治四年，苏抚李鸿章请州县吏于朝，有诏征用，卒不出。十年以往，求文宗、文汇两阁书，赴扬州，抵兴化，病卒，年六十一。

先生生平志存文献，思为《黔志》一书，润色边裔。道光中，偕郑珍同撰《遵义府志》，博采汉唐以来图书地志，荒经野史，援证精确，体例谨核，成书四十八卷。时论以配《水经注》《华阳国志》。又辑明代黔人诗歌，因事存人，因人考事，为《黔诗纪略》三十二卷。贵州文献始灿然可述。

居金陵，得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自谓“此吾西州漆书也”。以举正段、严二家校注，撰《筹异》一卷。至句容山中，搜讨《梁碑》，躬自监拓，惟恐一字见遗，撰《梁石记》一卷。

其余有《声韵考略》四卷，《过庭碎录》十二卷，《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三卷，《附录》一卷，《樗萌谱注》一卷，《_亭诗抄》六卷，《_亭遗文》八卷，遗诗人卷。编订未竟者，则《_亭经说》、《书典经眼录》、《旧本未见书经眼录》、《影山词》各若干卷。

文学成就

莫友芝著述甚多，他的《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及附录、《知见传本书目》、《恃静斋藏纪要》，为目录版本学者所重视；《韵学源流》、《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一卷等，为声韵、训诂研究作出了贡献；他的文学作品格调高，产量多，反映了当时社会各方面的现实生活。他的《_亭遗诗》八卷，收集诗作546首，《_亭诗抄》六卷，收401首，《影山词》二卷，外集一卷，收集词作百馀阕，另有《素阴杂记》一卷，《樗茧谱注》一卷（按：《樗茧谱》一卷，郑珍著。），《资治通鉴索隐》等。此外，他还收集了贵州266家诗人的诗2290馀首，编成《黔诗纪略》三十三卷。这些著作，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由于生前所刊著作极少，大量日记、书信、稿本、钞本分散于全国各地，今人对莫友芝生平及学术成就缺乏基本准确的了解。中华书局《莫友芝年谱长编》（张剑编著）编入存世的所有《_亭日记》及200余封_亭书信，吸收近百种莫友芝刊本、稿本和钞本文献，对莫友芝的事迹、著述作了详细编年，对全面了解莫友芝应有帮助。

其次子莫绳孙编有《_亭知见传本书目》，可说是补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之不足。

满门风华

莫友芝家族多出文化名人，其父莫与俦，清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举人，次年进士。嘉庆六年（1801），由庶吉士出任四川盐源县知县，多有政绩。莫与俦在遵义教授19年，以许慎、郑玄为宗、兼及南宋理学，莫友芝、郑珍等“西南巨儒”都是他的弟子。他擅长考据学，对贵州历史地理很有研究，著有《都匀南齐以上地理考》、《二南近说》、《仁本事韵》、《诗文杂稿》等。他去世后，曾国藩亲自为他作《莫与俦墓表》，“曾门四弟子”之一的著名外交家、散文家贵州人黎庶昌也为他作墓志铭，称他“以朴学倡导士林，洗南中之陋”。

莫庭芝，莫友芝之弟。从小受父兄和郑珍之教，擅长诗词古文，以教育文学名世。道光廿九年（公元1849年）拔贡生，次年参加京城应礼部试落第。便绝意仕途，专心研究学问。他和黎汝谦编辑了《黔诗纪略后编》33卷，为贵州清代诗歌总集，与莫友芝所辑的《黔诗纪略》有双璧之誉。著有《青田山庐诗钞》、《青田山庐词钞》，黎莼斋在日本为他刻印，风致真朴。工小篆及八分书，自得天趣。

莫祥芝，莫友芝之弟。在江浙为官20年，有政绩，曾任上海知县。沈宝桢以“风骨遒劲”向朝廷举荐他。后主修《上元县志》和《江宁县志》。

莫绳孙，莫友芝次子。知府衔。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随刘瑞芬出使俄国与法国，任参赞。因刚直不阿受责去职，长期独居扬州，整理和刻印祖父与父亲遗著，集成《独山莫氏遗书》66卷。自编有《影山草堂书目》。

莫棠，莫祥芝之子。早年游宦两广十余年，与我国最早介绍“民有、民治、民享”思想的人黎汝谦情谊深笃。莫棠晚年家住苏州，娴于目录版本之学，喜好收录刊刻家乡人的著述，收集郑子尹《巢经巢遗诗》，编辑《巢经巢遗集》24卷，勘定遵义赵嵩《含光石室诗草》等，自编有《文渊楼藏书目》，著有《铜井文房书跋》一书。

个人书法

莫友芝精于书法，为有清一代十大书法家之一。黎庶昌评其书“分篆高骞，冰斯雄睨”。当代书坛泰斗沙孟海先生在其《近三百年书学》一文中评道：“学邓石如篆书的莫友芝最好，赵之谦、吴熙载其次”。浙江美术学院教授陈振濂先生对其书评道：“贵州曾出了一个莫友芝，其作品精到之处，不在赵之谦，杨守敬、张裕钊之下而或有胜之”。不同时代的学者、这样高规格的书家，如此异口同声的盛赞，可见莫友芝的书法成就决非浪得虚名。民国八年上海有正书局曾有《莫友芝真草隶篆墨迹》出版发行，并多次再版。在国家文物局限制出境的书画家作品中，莫友芝名列其中。在现当代书法和篆刻名家中，姚华、陈子奋、王朝瑞均受过其书风影响。

莫友芝书法四体皆精，而最为人称道者是他的篆书。他的篆书，取法颇丰。杨守敬评：“子_书学《少室碑》取法甚高”。他也“尝集汉碑头篆刻百余通，所作篆书多从此出。”。

在清代以篆书名世者，如钱坫、王澍、孙星衍、洪亮吉等人皆以硬笔、短毫、枯墨作篆，用笔结体专以工稳、匀称为能事。而莫友芝继承了邓石如以长锋羊毫，浓墨悬腕作书的方法。用笔舒徐流走，一波三折，遒丽厚重甚为精到；结体上紧下松；章法、行列有致，风格平和简静，气宇轩然，遒丽天成。于名家林立的清代书坛中独树一帜。在隶书方面，莫友芝也是颇有成就的。其风格高古，喻巧于拙，笔势方圆互用，结体因字立形，一扫长期以来隶必扁长的积习。其章法，多以纵向取势而气韵生动，显得格调高古,气象浑穆。由于莫友芝喜收藏，眼界所及异乎常人，故从其书中无不打下许多名碑的印记，如《礼器碑》的飘逸、《张迁碑》的古拙、《衡方碑》的浑穆、《夏承碑》的使转以及《天发神谶碑》的用笔、《白石神君碑》的结体。其成就当颉颃于汀州和子贞。在行、楷方面，虽然他的影响远不及其篆、隶书那样巨大。但他在以魏入行的探索上似有筚路蓝缕之功。由于其作品遗留较少，我们只能从他的一些书信，题跋等手扎中去管窥其成就。其苍率用笔似漫不经心，却有自然飞动之妙。章法行气一气呵成，大小相间参差错落。既有山重水复之跌宕，复具柳暗花明之开朗。得鱼忘筌，神完气足，韵味幽长。其楷书以鲁公为根底，融会汉、魏显得气象浑朴，自出机纾，书卷气实足。莫友芝虽然出生僻壤，但他勤于学术、长于诗词、精于收藏，朋辈中又多社会贤达、学界泰斗，故而能够“学”“识”相长，使其得以雄视阔步，特立独行书坛。他也曾云：“书本心画，可以观人；书家但笔墨专精取胜，而昔人道德文章政事风节著者，虽书不名家，而一种真气流溢，每每在书家之上”。莫友芝一生甘于淡泊，专于学问。书法上无意名家，却备受后世推崇。有清一代论书者多以邓石如为书坛冠冕，却又不约而同把莫友芝与其相提并论，使莫友芝成为一面旗帜，在书坛的制高点上高高的飘扬，让后人有高山仰止之叹！

藏书大家

清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领江南书局数年，并往文宗阁、文汇阁观览所藏古今书籍。与江南藏书家张文虎、刘履芬、汪士铎、郁松年、丁日昌等往来密切，并多遍览各藏家藏书。博学多通，善书法，精文学，与郑珍有“郑莫”之称。藏书极富，太平天国时，遍游江、淮、吴、越，结交名士，搜访奇书，所藏宋、元、金、明清刻本、抄校本、稿本极多，计有165箱，精品有《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此本写于唐元和十五年（820），乃惊世秘籍，为此他著有《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一书。藏书处有“_亭”、“影山草堂”，取晋代诗人谢眺诗“竹外山犹影”意景，将书斋名为“影山草堂”。藏书印有“莫氏秘籍之印”、“影山草堂藏”、“游方之外”等10数枚。校勘精善。于版本、目录学有深研，编著有《_亭知见传本书目》16卷，叙述鉴别古籍版本真伪及源流，对鉴定古书有独到见解。其《宋元旧本经眼录》3卷附录2卷，是他在同治年间记其所见宋、金、元、明各代椠本、抄本和稿本，共130种，除考证优劣外，在书中附有解题，可作为考订善本时参考，对后人剖析源流及研究金石碑帖有帮助。另有家藏书目《影山草堂书目》稿本2册，著录2600余种，《_亭行箧书目》著录图书3000余种。子莫绳孙，字仲武，号省教，继承其影山草堂藏书，并陆续有书购进。莫友芝著述有《_亭书画经眼录》、《资治通鉴索隐》、《_亭诗抄》、《_亭遗文》、《黔诗纪略》、《过庭碎录》、《影山词》、《声韵考略》、《樗茧谱志》、《石梁记》等多种，与郑珍合纂有《遵义府志》。为丁日昌编撰有《持静斋藏书纪要》上下卷，是丁日昌所藏宋元善本的书目解题。

个人轶事

一、祖居兔场

莫氏祖居独山兔场（现更名为影山镇），自六世莫佳能始，为莫友芝曾祖父。友芝父莫与俦（字犹人），于嘉庆十年（1805年）离四川盐源知县任返家复丧，后以奉养高龄老母为由不复职，在家乡以授徒讲学为业，并主讲独山紫泉书院。

二、友芝出世

莫友芝，字子_，号_亭，晚号_叟，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五月初三时降生贵州独山州（今独山县）城北三十里的兔场（现更名为影山镇）上街家中。

三、耕读传家

友芝降生时，家中有祖母及三个兄长，三个姐姐，加上长嫂，全家共计十二口人，耕读传家，颇为兴旺。

四、草堂春暖

友芝自幼聪慧，三岁能识字。其课读的草堂在住宅后院，环境优美。有时父亲赴独山书院讲学时，家中便由三哥方芝代为教读。

影山得意

友芝七岁时已能背诵不少诗词。一天，他看到草堂外竹林深处，隐现出远山的影子，忽然想起晋代诗人谢眺（字元晖）竹外山犹影的诗句，便请父亲将他们读书的草屋取名影山草堂。从此影山草堂远近闻名。

六、就学紫泉

友芝九岁时，祖母去逝。父与俦仍在紫泉书院讲学，友芝随读，结识不少师友，受益匪浅。

七、八岁出众

八岁时，除《六经》外，增读《四书》并开始学《苍雅》文字之学，由于他聪慧，记忆力强，进步很快，常受到长辈嘉奖。加上自小尊老爱幼，深得乡里好评。

八、嘱咐订亲

一天，父亲的同年好友夏鸿时来访，见友芝在读《尚书》，于是举书中成语命对。友芝所答深称夏意，当即答应将其三女许配给友芝为妻。这年，友芝十一岁。

九、移家遵义

友芝十三岁，父莫与俦被选为遵义府学教授，友芝与母亲及弟妹共八口人随父到遵义上任。嫡母及兄长仍留在兔场家中。

棠荫攻读

教授署内有一“堂荫书屋”，友芝在这里读书时结识了比他大五岁的郑珍（字子尹），在父亲提倡朴学精神，实事求是研究文化遗产的严格教育下，饱览群书，打下了做学问的基础。

十一、回乡考学

道光六年（1826年）春，友芝回独山，考补州学弟子员（秀才），颇有文名。在家乡拜望亲人和学友后，友芝仍返回遵义继续攻读。

十二、乡试中举

1831年，友芝21岁，在省城贵阳参加辛卯科乡试，考取第十一名举人。其试卷深受荐卷房师胡芸阁（字达源）同考官吴雪兰（字蒿梁）的赏识。

十三、迎取芙衣

1832年春，友芝与夏鸿时季女夏芙衣结婚。在父亲影响下，淡漠科举功名，着力钻研许、郑之学，劳及列史，诸子百家，诗古文辞。

十四、初次授徒

遵义县学训导胡秉钧（字退思，号理轩）是友芝父亲同年举人，因十分赏识友芝的学问，故特将儿子胡长新送到莫家拜友芝为师，友芝时年24年。

十五、郑莫齐名

郑珍、莫友芝常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尤其在朴学方面，互相砥励。“由是，遐尔知名，道光中，黔中言学者，人以郑、莫两名并称。”

十六、会试落第

道光十六年（1836年），友芝在京参加恩科春试不中。落第归来后，父不在意，鼓励他应潜心治学，方成大器。

十七、两次进京

道光十八年（1838年）郑珍、莫友芝再次进京，参加戊戌春试，由于不愿奔走钻营，而双双落榜，通过这场考试，增加了他们对科举制度不满。

十八、编著生涯

回到遵义后，适逢贵州巡抚倡议各府州修志。遵义知府平翰久慕郑、莫之名，特聘请两人共同主编《遵义府志》。由此友芝才过了几年既繁忙，又安定的采访编纂生涯。

十九、禹门题壁

1839年秋，友芝，郑珍等人采访资料时到遵义沙滩禹门寺内小坐，受到寺僧的热情招待，应邀在崖壁上作书。友芝写的是隶书，落款“紫泉莫友芝”（此摩崖至今尚在）

忧国忧民

鸦片战争中方的失败，表露了清廷的腐败无能。友芝在一篇文中说：“庚辛以降，海波方扬，水衡告匮，半壁东南，无宁日”。可见其忧国忧民之心。

二十一、友芝执教

1841年，友芝与郑珍合纂的《遵义府志》完稿付刻。而友芝父、母也相继去逝，全家生活重担落在友芝肩上。1832年秋，友芝受聘继其父主讲湘川书院，步入执教生涯。

二十二、麻哈省亲

1845年冬，友芝夫妇回到麻哈（今麻江）高枧探望久别十年的岳父母，愉快地直坐到次年春节后方依依不舍地返回遵义。

二十三、曾莫订交

1847年春，友芝第三次在京参加春试，仍未考上。一天，在琉璃厂书肆跟翰林院侍讲学士曾国藩（字涤生）相遇，偶然谈起汉学门径，国藩大惊，叹道：黔中固有此宿学耶逐订交结为友好。

二十四、营建新居

1850年夏，友芝一家被迫搬出租赁十年的破旧官屋，在遵义碧云山下借贷另建几间茅屋居住。新屋落成后，友芝仍用“影山草堂”之名并亲书匾额悬于檐下，表达了对家乡的一种怀念。

二十五、高枧吊唁

1852年，友芝岳母、岳父相继去逝，友芝两下高枧祭奠，感慨良多，是年，友芝的《_亭诗钞》和郑珍的《里经巢诗钞》问世。

二十六、诵读围城

咸丰四年（1854年），桐梓县斋教领袖杨风起义，攻占桐梓，仁怀后，大举围攻遵义城。“围城数月，友芝读书其中，镇定自若。”他在《遵乱纪事》二十六首诗中，对官兵残害百姓，腐败无能和对起义军的军纪严明，作了如实的反映。

二十七、草堂被毁

咸丰五年（1855年），贵州各地农民起义相继爆发，友芝家乡兔场于八月被焚烧，影山草堂及房屋均化为灰烬。友芝次年方得信息，悲痛不已。

二十八、执教贵阳

1857年，贵阳知府刘书年经郑珍介绍，聘请友芝到贵阳府署当家庭教师。其时，六弟庭芝也在贵阳教私塾，友芝只身到贵阳后，和六弟共住，加上东家的敬重，心情感到很舒畅。

二十九、京师会友

家教一年半后，友芝携次子绳孙再次进京参加春试，此次虽未录取，但其文章才华都震动了京师，不少当代名人如翁同_，张之洞、郭嵩焘等争相与友芝交往。

避乱出都

友芝在京一年，目睹内忧外患日深，英法联军又已进逼天津塘沽，时局紧张。打听到九弟祥芝正在安徽怀宁任职，遂题诗赠众师友离京南下。

三十一、独树怀人

友芝父子出京后，途宿河南独树驿站，沿途见村村绿林中结满金黄柿子，绳孙不识，误以为江南桔，引发了友芝思乡怀人之情。写下了《独树寄芙衣》五绝六首，以寄托相思之情。

三十二、兄弟相聚

1860年11月，友芝于大雪节到达怀宁县临时治所石牌，见到了一别三年的九弟祥芝。看到治所社会秩序稳定，足见祥芝治理有方，感到十分欣慰。

三十三、太湖叙旧

湖北巡抚胡林翼，早年曾在贵州作官，向慕郑、莫之名。知友芝在怀宁祥芝处，遂相邀到太湖作客，友芝只好将次子绳孙留在怀宁，只身来到太湖行营与胡共叙离别之情。

三十四、武昌校书

数月后，友芝随胡林翼回到武昌，应胡之邀请入住抚暑丛桂园，为胡校刊《读史兵略》。先编成先秦至五代部分共四十六卷，交付工匠刻印成书。

三十五、曾幕作客

1861年7月初，友芝父子由武昌乘船沿江东下，到达东流大营，会见阔别十年的老友曾国藩。曾因友芝不愿为其撰文稿，故留友芝在幕府作客卿，以便早晚得时相见。

三十六、夫妻重会

同治元年（1862年）秋，友芝移居安庆，十月初，长子彝孙奉其母、婶、携弟、妹逃乱，经重庆沿江东下，辗转抵达安庆，友芝终于会见了阔别多年的妻小。

三十七、安庆团圆

祥芝家小也同时抵达安庆，从此，友芝，祥芝两家妻子儿女得以团聚，皆大欢喜。十月中旬，友芝妹婿黎庶昌（字纯斋）也来到安庆大营，得以与友芝相聚，令友芝喜出望外。

三十八、寄寓金陵

同治三年（1864年）秋，友芝一家迁居金陵，并将他的书斋仍题名《影山草堂》，以示对故乡的怀念，安静地过读书写作的青灯黄卷生涯。友芝同时被曾国藩聘为金陵书局总校勘。

三十九焦山感世

友芝安居金陵后，即到镇江、杨州两地搜寻遗书，途中游览了饱受战火摧残的金山市以及林木葱郁，寺庙未遭破坏的焦山游览胜地感慨良多，写下了《金山》、《焦山》怀古长诗，以扬情怀。

遍历苏杭

在寻访古旧遗书中，友芝数次历经镇江、扬州、泰州、南通、常熟、苏州、上海、杭州等地，收获不小。同时也留下了几十首记游诗篇。

四一、失子伤怀

1869年冬，湖北巡抚何_及学使张之洞在武昌创建“文昌书院”，来信邀友芝任山长。次车春，友芝到武昌，谢绝了担任文昌书院主讲的相邀。返回金陵后，得知长子彝孙已于半月前病故，年仅28岁。致使年迈体弱的友芝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

四二、病逝兴化

同治十年（1871年）秋，友芝感冒风寒，医药不治，遂于九月十四日末时卒于舟中，享年61年。

四三、魂归青山

友芝逝后，灵枢暂停金陵莫愁湖畔，曾国藩等好友亲到灵前祭奠。次年春，弟祥芝辞去江宁县令，偕侄儿绳孙扶枢亲送到遵义青山归葬。

四四、名垂青史

友芝在学术和文学艺术上多方面的成就，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影山文化，对贵州文化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被后人誉人“西南巨儒”而名垂青史。

代表诗作

戏书眼中草木

盈盈金钱花，帖地不可拾。

婉婉燕支花，含香待秋入。

若榴叶披蕤，商陆花懒散。

荣落无人怜，伴我萧斋晚。

有感二首选一

海腥吹入汉宫墙，无复门关亦可伤。

杂种古来忧社稷，深仁今日太包荒。

羽林说卫存文物，车驾巡秋冒雪霜。

卧榻事殊南越远，可容鳞介溷冠裳。

南阳道中

白水南流送客行，西移沙岸复东倾。

十年村落生兴废，百里蒹葭管送迎。

疆里久荒申伯国，夕阳谁问汉家营。

草庐一片躬耕地，尽与途人说大名。

最早出现善本概念是宋代，是指版刻书籍的精品。善就是好的意思，“善本”的原始内涵指那些版刻古籍中的校刊好、装帧好，时代久、流传少，具有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书籍。版刻书籍是用木版雕刻文字印刷成书，唐以前没有发明印刷术，用刀笔刻写笔刻在竹简、缣帛、纸和羊皮上。唐发明了模印法后，宋的雕版印刷已经非常发达，书籍发行量大增。印书分官刻和民刻，官刻是由朝廷经办的，质量好。民间作坊质量参差不齐，装帧、脱字、讹字、纸张、字迹等存在种种问题。宋代是版刻鼎盛时期，于是出现了对善本和不善本的研究。

不同版本书籍收录文献多寡、校勘精劣程度各不相同，就有了足本和残本、精本和劣本的差别；书籍版本出现早晚、珍稀程度不同，就有了古本和今本、孤本和复本的差别。善本的内涵也比原来更扩大了，以后许多学者对善本的概念不断总结归纳，最后形成了现在通用的善本“三性”、“九条”说。

善本的时代下限，现在一般确定在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

　　善本最初的概念是指经过严格校勘、无讹文脱字的图书。印刷术产生前，书籍大都是写本。把原稿或别本认真缮写下来，经过与原文校核无误，就成为善本。善本概念最早出现在宋朝时期，是指版刻书籍的精品。善是好的意思，善本的原始内涵指那些版刻古籍中校刊好、装帧好、时代久、流传少、具有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书籍。版刻书籍是用木版雕刻文字印刷而成的书籍，唐朝以前没有印刷技术，文字都是用刀或笔刻、写在竹木简、缣帛、纸和羊皮上的。到了宋朝，雕版印刷技术已经相当发达，书籍发行量大增。当时的印书分为官刻、坊刻和家刻，官刻是由朝廷经办的，质量好。民间书坊刊刻的书籍质量参差不齐，装帧、脱字、讹字、纸张、字迹等方面都存在种种问题，于是就有了对善本书的讲究。

　　不同版本的书籍收录的文献有多有少、校勘精审程度也不相同，于是就有了足本和残本、精本和普通本之别。同时，书籍的版本出现有早晚、珍稀程度也不相同，也就相应地产生了古本和今本、孤本和复本的差别，这使得善本的内涵更加扩展。后代许多学者对善本的概念不断进行总结归纳，最终形成了现在通用的善本“三性”、“九条”说。善本的时代下限，现在一般确定在清乾隆六十年(1795)。

　　三性

　　1：历史文物性。

　　所谓历史文物性，当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指古书版印、抄写的时代较早而具有历史文物价值。

　　二是指古书可作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文献实物见证而具有某种纪念意义。

　　2：学术资料性。

　　所谓学术资料性，除了指经过精校细勘，文字上讹误较少和经过前代学人精注精疏的稿本、写本、抄本、印本以外，还应包括古书中那些在学术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或在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某一人物、某一事件的资料方面，有比较集中、比较完善、比较少见的稿本、写本、抄本、印本。

　　3：艺术代表性。

　　所谓艺术代表性，主要指那些能反映我国古代各种印刷技术的发明、发展和成熟水平；或是在装帧上能反映我国古代书籍各种装帧形制的演变；或是用纸特异，印刷精良，能反映我国古代造纸工艺的进步和印刷技术水平的古书。

　　九条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包括残本与散叶〕

　　2：明代刻、抄写的图书。〔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残本与散叶〕 但版印模糊，流传较多者不收。

　　3：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 8：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

　　9：印谱明代的全收，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的收，一般不收。

　　下面是台湾王鹏凯先生对"读书宜求善本"的论述,作个参考吧

　　读书宜求善本

　　言及读书宜求善本，在版本学上总会提到几个例子，今姑且引述两例以说明读书宜求善本的重要性。一是宋代姚佑在当杭州教授堂试诸生时，竟然依据错误百出的麻沙本出题，以致出错考题的事，所幸姚佑勇於认错，反成美谈一件：

　　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易》至帘前请云：「题有疑，请问。」教官作色曰：「经义岂当上请？」诸生曰：「若公试，固不敢。今乃私试，恐无害。」教官乃为讲解大概。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教授皇恐，乃谢曰：「某当罚。」即输罚，改题而止。然其后亦至通显。[1]

　　另一则是明初名医戴元礼看到同行叮咛病人煎药时要放入锡一块，甚感讶异，经询问后才知是同行根据的医书版本误谬，错将「饧」字刻成「锡」，所幸并未酿成人命大祸之例：

　　金华戴元礼，国初名医，尝被召至南京，见一医家迎求盈户，酬应不间。元礼意必深於术者，注目焉。按方发剂，皆无他异，退而怪之，日往观焉。偶一人求药者既去，追而告之曰：「临煎时下锡一块。」麾之去。元礼始大异之，念无以锡入煎剂法，特叩之。答曰：「是古方尔。」元礼求得其书，乃「饧」字耳。元礼急为正之。呜呼！不辨「饧」「锡」而医者，世胡可以弗谨哉！[2]

　　正因为古代书籍在流传的过程中，会因为抄录、翻刻而产生错误、脱漏等种种问题，进而影响到治学成果。因此前贤在治学上，都相当注重书籍的版本问题，也都不断地对后学耳提面命，再三强调，如张之洞向来就主张「读书宜求善本」[3]，他首先对「善本」做了说明：

　　善本非纸白板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刊，不讹不缺之本也。此有一简易之法，初学购书，但看序是本朝重校刻而密行细字，写刻精工者，即佳。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究刻，一旧抄）。[4]

　　并提到据善本而校书对读书的助益：

　　读书先宜校书，校者以善本与俗本对勘，正其伪脱也，异同之间常得妙悟。且校过一次，繁难处亦易记得。但校后宜读，若校而不读便成笑柄。[5]

　　另外他在清末时为学子指示治学途径所著的《书目答问》中，也指出善本的重要：

　　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6]

　　此外，屈万里先生也撰文教导学子，说明读古书为什麼要讲究版本，并指出讲求版本学的三点作用：「欲辨图书真伪不能不讲究板本」、「欲知图书有无残阙不能不讲究板本」、「欲免受错字的欺骗不能不讲究板本」[7]。

　　前贤不仅对「无缺残无删削」、「精校精注」、「旧刻旧抄」善本书的学术价值或资料价值都给予高度的肯定，不少人甚至还投注相当的精力心血，去从事古籍的校雠工作，以期能成就自我、嘉惠士林。这样的工作尤其以清人为最，因此清代被誉为「校雠学的鼎盛时期」[8]，大量的古籍经过这些学者的整理之后，嘉惠了后世无数的学子，让人省却了多少探索的工夫，少走了多少的冤枉路。时至今日，虽然学风改变，较少有学者愿意从事无益於升等的古籍点校工作，所幸仍有一些书局继续进行这项工作，让我们仍不断地有经过点校的善本可以利用。但也因为习惯了阅读这些精校精注的善本，反倒逐渐忽略了并非每本古籍都有前人的校雠，甚至以为书坊出版的古籍都没有版本上的问题。笔者以前在研读《阅微草堂笔记》时，主要还是要依据取得容易坊间流传的本子[9]，虽然卢锦堂的大作已指出坊间流传的本子有内容阙漏的问题[10]，但是清刻诸本因图书馆的使用限制，只能借阅无法影印，一直要到大陆各书局所出版的《阅微草堂笔记》流入台湾，才解决坊间流传本因阙漏造成使用上不便的问题。

　　书名：北堂书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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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虞世南辑录

　　○序一

　　影印《北堂书钞》序

　　周心慧类书之作，始於三国魏文帝敕刘劭、王象等人编纂的《皇览》。魏、晋之后，历代王朝取其分门排比，便於检阅的优点，屡屡组织人力、物力、搜政府藏书，辑成鸿篇巨制，但时及今日，多已佚先无存了。在尚能见到的几部大型类书中，唐虞世南辑录的《北堂书钞》，素以成书较早，收录资料亦较为宏富著称於世。并与欧阳询等编纂的《艺文类聚》、白居易辑、宋人孔传续辑的《白氏六帖》、徐坚等撰集的《初学记〉，合称为唐代的「四大类书」。

　　虞世南（西元五五八－六三八年），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余姚）人。

　　少时与兄虞世基从学於顾野王，有文名；善书，师沙门智永，妙得其体，与欧阳询齐名，世称「欧虞」。南北朝时仕陈为建安王法曹参军，陈亡入隋，官秘书郎，十年不迁 炀帝於江都被弑后，一度陷於窦建德，后归唐，历任秘书监、弘文学士、银青光禄大夫。与太宗论治要，敢於规谏，太宗嘉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五绝兼具。卒谥文懿。新、旧唐书有传。

　　《北堂书钞》为虞世南在隋秘书郎任上所编。所谓北堂，指隋秘书省的后堂。

　　唐刘禹锡《嘉言录》叙其事曰：「虞公之为秘书，於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号为《北堂书钞》。今北堂犹存，而《书钞》盛行於世」。其编辑此书，大抵是供文人撰文时采录参考资料所用。隋炀帝拒谏饰非，虞世南官卑职小，所用事，故藉摘抄图书以自娱，而竟成此不朽之巨制。

　　《北堂书钞》的版本流传，颇为复杂 《唐史。艺文志》著录此书为一百七十三卷，宋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与之同；《中兴馆阁书目》与《宋史。艺文志》则皆作一百六十卷。两相比较，似此书传之於宋时，已非全帙。宋王应麟《玉海》载：「二馆旧缺《书钞》，惟越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内侍取之，手诏褒美」。

　　说明在宋代，这部书已极为罕见。

　　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所录《北堂书钞》，为内府所藏明常熟陈禹谟校刊本。陈氏对此书大加删改增补，纂入唐贞观之后及五代十国杂著，尽失原貌。清钱曾《读书敏求记》云：「世行《北堂书钞》，搀乱增改，无从订正」，所指即陈本。并言自嘉禾收藏家处见原本，翻阅之下令人心目朗然。清朱彝尊《曝书亭集》亦指陈本之诬，称曾见《大唐类要》一百六十卷，反复观之，即《北堂书》。明人好窜改古书，以己意删改增补，为世所讥，陈氏故不能免俗。而钱、朱二人所言嘉禾本与《大唐类要》本，今亦不复见。明人俞安期称看到一个旧抄本，纂入《唐类函》内容，亦多讹

　　本次据以影印的本子，为清光绪十四年（西元一八八八年）南海孔氏三十有三万卷堂影宋刊本。此本先是清代学者孙星衍得影宋本，约严可均、王引之等分别校订，但有数十卷未校完。后南海孔广陶又约林国赓、孔昭熙、傅以礼等续校成书，镂版梓行，陈禹谟妄改之处，多加以更正，使本书大体复其旧貌。故这个本子虽然在刻印年代上晚於陈本，却被公认为传之於今世的最好的本子。

　　《北堂书钞》的体例为先立类，类下摘引字句作标题，标题之下徵引古籍。

　　如：征役十二「以役国事」条下载：「《周礼 族师》云：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以役国事」。徵引资料重在溯源，叙述还是很清楚的。

　　《北堂书钞》全书分为帝王、后妃、政术、刑法、封爵、设官、礼仪、艺文、乐、武功、衣冠、仪饰、服饰、舟、车、酒食、天、岁时、地十九部，八百五十二类。立类略显芜杂，引文亦有断章取义、首尾不连贯处，徵引材料或有不注明出处的。但由於在现存类书中，此书成书很早，辑录资料皆采自隋以前古籍，其中相当一部分本子今已不传，故其文献价值颇高，尤其在辑佚、校刊古籍等功用上，更不容忽视。现学苑出版社影印此书，应该说是一件有裨学界、嘉惠士林的善

　　此书卷帙浩繁，原书线装二十四册，三千余页，翻检查找皆不便。此次影印，除原本序、叙录、凡例、目录以及每卷首页一仍原大，以利检索外，余皆按原书缩印，分装成两巨册出版，即节省了篇幅，又方便使用、收藏，亦为整理、影刊古籍以为今用之所宜也。

　　一九九八年三月 於北京

　　○序二

　　北堂书

　　文献经籍考曰唐孔文馆学士赠礼部尚书虞世南仕隋为秘书郎时钞经史百家之事□葡用缅式百七十卷八百式类北堂者省之后堂世南成书之所也后又奉叙撰免策十卷云 天台陶九成孙星衍观於□

　　○序二

　　北堂书钞百六十卷明人影宋抄东理文学伪舛然是虞氏原书可宝也□此书成于隋代故隋志及旧唐志皆己著录惟作一百七十三卷与□不同玉海引中□书目则云分一百六十门奏教松苻知□后人刊落之东玉海又称之彼旧关性赵安仁众多在真宗命内传取之手诏褒美则白宋代已称秘之以校今陈禹谟刊本之禹谬所称是书来□□□□写譌□几不可读者即是□牵旧京所引古书今或亡佚禹误无从校正则无□或行书与今京不同别据俗京□充之所行涵承滞书索觐记之类又以今本易之陈本之深甚矣钱至称嘉禾收藏众名原书终印与京所由传抄后人守之勿失□仍记

　　○序三

　　四库书东收□□本但为陈禹谬本此书伪舛后乎校一过抄存□□汇以置 呈或募好事刊刻夥□宝□嘉□六年的月用白金 购乃於吴门为函日星仍又识在金陵五松书屋嘉庆七年正二月又为王石华兄乎校一过春幻后一日呈似纪於五松书屋同治乙丑正月周君季贶新□福州陈氏□此本叚观一过戴望记

　　○序四

　　星诒昔读严铁翁漫稿知此本归之福州陈氏庚申岁以府同知分发福建候补即留意访求乃居会垣三年讯之故家旧族绝无知者癸亥九月来官郡武去福州几千里意不复可访求甚邑邑然未尝一日忘也甲子秋中谭仲仪以书告有旧家陈氏富藏书求售者不可得知诒癖书宛转达仲仪道意因触旧事且以其姓合也圅致仲仪访之固在初索白金千五百两录副本亦须费一百四十两书十往返仲仪尽力为道地乃以兼金七百成议於次年正月命力士彭辰魁径赉以来於是遂为诒有榜所藏书之室曰书钞阁以企之稍稍得暇当检诸书正其讹误清录一本属侍御兄进呈 秘阁完渊如先生志也乙丑三月廿六日星诒记

　　○序五

　　右明钞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孙氏五松书屋致物孙氏暨高邮王氏临海洪氏均校勘卷一至卷二十六卷一百三十二至卷一百六十又经乌程严釚稿□丈覆校銕桥漫稿载有是书、后云阳湖孙渊如得书钞原本卷首有云章阁及纫佩斋收藏印不知何人渊如作跋尾别纸夹置卷首其书中用丹笔改字者王石华也卷首用墨笔录赐鬯类要跋者亦石华也书中校语用墨笔者余与洪筠轩也又称渊如藏本后为何梦华元锡所得梦华弃世其子以售子秀水令陈振之振之闽人罢官本今入闽按孙跋及收藏两旧印今书中具在惟类要跋失去陈六令名徵芝非振之严氏得之传闻致音同字异同治乙丑六令之孙以是书出售祥符周季贶太守捐数百金得之予以孴辑傅子晋诸公叙囋及鹑觚中丞光禄各集屡从借观留斋中先后几及三载翻夗？巾循览数过谨就所载先世杂著芟订衍夺录入傅氏家书余只点勘一二伊余腹笥单疏行胜又未能多携典籍不克通审定完严氏未竟之业良用恧然严氏尝谓书钞原本孙氏而外当时江浙尚有四本今去严氏又三十余年江淛均经兵火恐不免皆为昆明池下物已近时储藏家如丰润丁氏安陆氏亦各收得一本然均出后来传写且未经讐对譌脱尤夥则论书钞於今日不能不推此为最初最善之本矣季贶其珍秘之尤愿周氏子孙永宝之

　　光绪丁丑孟冬下浣大兴傅以礼节子识甲申初夏余为作缘此书已归吴门蒋香生太守三十年中三易其主难聚易散古与今如、邱之貉学者以善读为善藏可耳己丑花朝又

　　○序六

　　校刊北堂书钞元本序

　　国家应运龙兴朴学辈出傃自康熙而后逮於乾隆初年魁儒钜公联翩接踵号盛故凡前代四部秘笈寔有裨益者靡□精校重梓毕力表彰其有久没将湮介於显晦续不尽关乎人事者似可恝然置之矣愿今有书於此厥体类书耳而既古且传大有稗於四部乃其书向本未成因之亦不臬见积函前明是我朝匪无讐校而校或未精匪无谋刊而刊或未尽故不特世无善来且无真本遂五代更六朝年历千百□之然□一发引千若灭若没此则天之犹未丧斯文而固不得谓可竟己於人事者也呜呼岂偶然哉北堂书钞者肇於隋显於唐几绝於宋羼乱於明居今日而欲求元书不可得矣徵褚旧闻大江南北尚有三二钞存羣推钱遵五深朱竹垞东黄荛圃得季沧苇本孙渊如得陶九成影宋本阳湖既得则招曰严铁桥王文简钱阮勤洪筠轩顾千里王石华诸名辈开馆分校冀扶微学以故孙本益著无何由金陵入钱唐入闽中自孙氏历□氏陈氏最后复抵周氏世遂相传为千金□云广陶谬荷门基 先太史请俸所遗夙沴手择笔未出都登四岳访酉阳装又载书十万卷意仍未餍阮稔闽中陈氏家富秘表丞购之因并物色书钞当是时陈欲以副床应予弗愿也冯邈生郑益之两司马先后为予邮？终八年无成抑知孙本亦早已入周黎台民光禄特节使闽则又为介傅节子太守以达於周昭许假元书二百日昂然宝表果航海南来於时辛已六月之既抵舍则大喜盥薇雒诵如获异珍已乃鸠工影钞之往又不敢轻假俗校辄自以旧钞新影按行比勘细辨诸家旧校分五色笔录之溯自借书迄还书无晨无夕屏绝人事月得四十五日通昼夜计之亡虑三百日幸然返赵仅乃必约其艰苦备尝若此寻又获观黄荛圃本知蹖驳寔甚益有幸此本之绝无仅有耳然此本虽□绝而当是时校阅两过则憪然蓄志谋所以再校者匪伊朝夕矣何也其书前后悖盩并有三四读不能晓者诸先喆闵其弗伦也或奋笔乙之楚失齐得共视世所传陈抱中本迳庭几何至丰豊束宋典与陶阴又其末焉者矣惟铁桥援引赅洽文简阮勤筠轩亦颇有依据数者尚似可观益讐校之难也校近书易校古书难校完整书易校未成书难校现存书易校亡佚书难予虽谬欲再校然以诸先正之传硕渊□尚弗能捄之於未亡之前而鄙人乃欲全之於已坏之后岂曰易之頠终岪自揆再鼓余勇先厘正百有余事并补徧元引书目□恍然非辑佚无以辨存亡非分汇无以收散漫遂校辑并举中间为欝攸几夺海氛乍张又作辍者四易寒暑矣老友林扬伯先生雅材好传馆书堂者十年深所推犹居恒相切劘一字不苟而戌夏因优行贡於廷六儿昭熙□从由阁归省后先南还出书共读因再与□□护凡先生且欣然为邪许之助遂尽出魏晋口？人上古书旧床并唐宋类书善本迹年辑佚稿本不下千有余种取资证左互相抄辨路杰昭望两儿举业暇亦并力？？穸付惟熙儿旦夕还都深以未获卒业为憾然以数月间师友父兄寔事求是奇共赏疑共析几不知人生百年恢恢天壤何者更乐於此矣计历二十有五月而书成昌黎云虽不无一二者焉固已得其十之七八矣吕呼予将愿固不及此即永兴当日留此残表初意亦未必至此其至此岂非天哉天何在说有七永兴信东时望大问讵书钞不与艺文类聚并出一也宋真宗取诸赵安仁不诏二馆养定官书而祗诏褒好古二也元季陶九成嗜古博洽得影钞而亲识之及避兵南村辍耕之暇杂编经史百氏而竟不及校误之也明陈庄靖有充栋宇汗牛马之蓄抱中何不读父书竟随意点窜至贻后世口实之也国朝四库馆开天下献书殆徧而此独不得与聚珍之列至以抱中本著录五也汤湖阮得严氏诸先生讐正刻资不继梓仅数十卷令铁桥惋惜欲绝六也周季贶号能蓄书虽文史溢几奈风尘鞅掌徒托空言七也总此七说岂朝千二百九十年后犹有天与好事若予师友父兄数人者爬梳？？

　　穸剔铃摫兼呈几还旧观且拜梓之以待四库将来之采□完铁桥未竟之志□延虞永千数百年几亡未亡之绪呜呼奇矣昔亭林頠子 垞朱子均□广韵不已比诸斯文之未丧识者叹为特笔予谓以书钞视广韵未知奚如要其书阮有稗於四部印其传寔有系於斯文卒之□□终种物护持□有难巳於人事者此其中亦必有天焉则断可识矣后之君子循通习传或将有少稗寔用者其亦凉予今日蠠没？？穸补之苦衷也夫

　　光绪十有四年岁在戊子孟秋之初南海孔广陶并书

1、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

2、最早出现善本概念是宋代，是指版刻书籍的精品。善就是好的意思，“善本”的原始内涵指那些版刻古籍中的校刊好、装帧好，时代久、流传少，具有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书籍。版刻书籍是用木版雕刻文字印刷成书，唐以前没有发明印刷术，用刀笔刻写笔刻在竹简、缣帛、纸和羊皮上。

3、唐发明了模印法后，宋的雕版印刷已经非常发达，书籍发行量大增。印书分官刻和民刻，官刻是由朝廷经办的，质量好。民间作坊质量参差不齐，装帧、脱字、讹字、纸张、字迹等存在种种问题。宋代是版刻鼎盛时期，于是出现了对善本和不善本的研究。

4、不同版本书籍收录文献多寡、校勘精劣程度各不相同，就有了足本和残本、精本和劣本的差别；书籍版本出现早晚、珍稀程度不同，就有了古本和今本、孤本和复本的差别。善本的内涵也比原来更扩大了，以后许多学者对善本的概念不断总结归纳，最后形成了现在通用的善本“三性”、“九条”说。

5、善本的时代下限，现在一般确定在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

　　善本最初的概念是指经过严格校勘、无讹文脱字的图书。印刷术产生前，书籍大都是写本。把原稿或别本认真缮写下来，经过与原文校核无误，就成为善本。善本概念最早出现在宋朝时期，是指版刻书籍的精品。善是好的意思，善本的原始内涵指那些版刻古籍中校刊好、装帧好、时代久、流传少、具有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书籍。版刻书籍是用木版雕刻文字印刷而成的书籍，唐朝以前没有印刷技术，文字都是用刀或笔刻、写在竹木简、缣帛、纸和羊皮上的。到了宋朝，雕版印刷技术已经相当发达，书籍发行量大增。当时的印书分为官刻、坊刻和家刻，官刻是由朝廷经办的，质量好。民间书坊刊刻的书籍质量参差不齐，装帧、脱字、讹字、纸张、字迹等方面都存在种种问题，于是就有了对善本书的讲究。

　　不同版本的书籍收录的文献有多有少、校勘精审程度也不相同，于是就有了足本和残本、精本和普通本之别。同时，书籍的版本出现有早晚、珍稀程度也不相同，也就相应地产生了古本和今本、孤本和复本的差别，这使得善本的内涵更加扩展。后代许多学者对善本的概念不断进行总结归纳，最终形成了现在通用的善本“三性”、“九条”说。善本的时代下限，现在一般确定在清乾隆六十年(1795)。

　　三性

　　1：历史文物性。

　　所谓历史文物性，当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指古书版印、抄写的时代较早而具有历史文物价值。

　　二是指古书可作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文献实物见证而具有某种纪念意义。

　　2：学术资料性。

　　所谓学术资料性，除了指经过精校细勘，文字上讹误较少和经过前代学人精注精疏的稿本、写本、抄本、印本以外，还应包括古书中那些在学术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或在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某一人物、某一事件的资料方面，有比较集中、比较完善、比较少见的稿本、写本、抄本、印本。

　　3：艺术代表性。

　　所谓艺术代表性，主要指那些能反映我国古代各种印刷技术的发明、发展和成熟水平；或是在装帧上能反映我国古代书籍各种装帧形制的演变；或是用纸特异，印刷精良，能反映我国古代造纸工艺的进步和印刷技术水平的古书。

　　九条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包括残本与散叶〕

　　2：明代刻、抄写的图书。〔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残本与散叶〕 但版印模糊，流传较多者不收。

　　3：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 8：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

　　9：印谱明代的全收，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的收，一般不收。

　　下面是台湾王鹏凯先生对"读书宜求善本"的论述,作个参考吧

　　读书宜求善本

　　言及读书宜求善本，在版本学上总会提到几个例子，今姑且引述两例以说明读书宜求善本的重要性。一是宋代姚佑在当杭州教授堂试诸生时，竟然依据错误百出的麻沙本出题，以致出错考题的事，所幸姚佑勇於认错，反成美谈一件：

　　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易》至帘前请云：「题有疑，请问。」教官作色曰：「经义岂当上请？」诸生曰：「若公试，固不敢。今乃私试，恐无害。」教官乃为讲解大概。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教授皇恐，乃谢曰：「某当罚。」即输罚，改题而止。然其后亦至通显。[1]

　　另一则是明初名医戴元礼看到同行叮咛病人煎药时要放入锡一块，甚感讶异，经询问后才知是同行根据的医书版本误谬，错将「饧」字刻成「锡」，所幸并未酿成人命大祸之例：

　　金华戴元礼，国初名医，尝被召至南京，见一医家迎求盈户，酬应不间。元礼意必深於术者，注目焉。按方发剂，皆无他异，退而怪之，日往观焉。偶一人求药者既去，追而告之曰：「临煎时下锡一块。」麾之去。元礼始大异之，念无以锡入煎剂法，特叩之。答曰：「是古方尔。」元礼求得其书，乃「饧」字耳。元礼急为正之。呜呼！不辨「饧」「锡」而医者，世胡可以弗谨哉！[2]

　　正因为古代书籍在流传的过程中，会因为抄录、翻刻而产生错误、脱漏等种种问题，进而影响到治学成果。因此前贤在治学上，都相当注重书籍的版本问题，也都不断地对后学耳提面命，再三强调，如张之洞向来就主张「读书宜求善本」[3]，他首先对「善本」做了说明：

　　善本非纸白板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刊，不讹不缺之本也。此有一简易之法，初学购书，但看序是本朝重校刻而密行细字，写刻精工者，即佳。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究刻，一旧抄）。[4]

　　并提到据善本而校书对读书的助益：

　　读书先宜校书，校者以善本与俗本对勘，正其伪脱也，异同之间常得妙悟。且校过一次，繁难处亦易记得。但校后宜读，若校而不读便成笑柄。[5]

　　另外他在清末时为学子指示治学途径所著的《书目答问》中，也指出善本的重要：

　　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6]

　　此外，屈万里先生也撰文教导学子，说明读古书为什麼要讲究版本，并指出讲求版本学的三点作用：「欲辨图书真伪不能不讲究板本」、「欲知图书有无残阙不能不讲究板本」、「欲免受错字的欺骗不能不讲究板本」[7]。

　　前贤不仅对「无缺残无删削」、「精校精注」、「旧刻旧抄」善本书的学术价值或资料价值都给予高度的肯定，不少人甚至还投注相当的精力心血，去从事古籍的校雠工作，以期能成就自我、嘉惠士林。这样的工作尤其以清人为最，因此清代被誉为「校雠学的鼎盛时期」[8]，大量的古籍经过这些学者的整理之后，嘉惠了后世无数的学子，让人省却了多少探索的工夫，少走了多少的冤枉路。时至今日，虽然学风改变，较少有学者愿意从事无益於升等的古籍点校工作，所幸仍有一些书局继续进行这项工作，让我们仍不断地有经过点校的善本可以利用。但也因为习惯了阅读这些精校精注的善本，反倒逐渐忽略了并非每本古籍都有前人的校雠，甚至以为书坊出版的古籍都没有版本上的问题。笔者以前在研读《阅微草堂笔记》时，主要还是要依据取得容易坊间流传的本子[9]，虽然卢锦堂的大作已指出坊间流传的本子有内容阙漏的问题[10]，但是清刻诸本因图书馆的使用限制，只能借阅无法影印，一直要到大陆各书局所出版的《阅微草堂笔记》流入台湾，才解决坊间流传本因阙漏造成使用上不便的问题。

　　善本最初的概念是指经过严格校勘、无讹文脱字的图书。印刷术产生前，书籍大都是写本。把原稿或别本认真缮写下来，经过与原文校核无误，就成为善本。善本概念最早出现在宋朝时期，是指版刻书籍的精品。善是好的意思，善本的原始内涵指那些版刻古籍中校刊好、装帧好、时代久、流传少、具有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书籍。版刻书籍是用木版雕刻文字印刷而成的书籍，唐朝以前没有印刷技术，文字都是用刀或笔刻、写在竹木简、缣帛、纸和羊皮上的。到了宋朝，雕版印刷技术已经相当发达，书籍发行量大增。当时的印书分为官刻、坊刻和家刻，官刻是由朝廷经办的，质量好。民间书坊刊刻的书籍质量参差不齐，装帧、脱字、讹字、纸张、字迹等方面都存在种种问题，于是就有了对善本书的讲究。

　　不同版本的书籍收录的文献有多有少、校勘精审程度也不相同，于是就有了足本和残本、精本和普通本之别。同时，书籍的版本出现有早晚、珍稀程度也不相同，也就相应地产生了古本和今本、孤本和复本的差别，这使得善本的内涵更加扩展。后代许多学者对善本的概念不断进行总结归纳，最终形成了现在通用的善本“三性”、“九条”说。善本的时代下限，现在一般确定在清乾隆六十年(1795)。

　　三性

　　1：历史文物性。

　　所谓历史文物性，当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指古书版印、抄写的时代较早而具有历史文物价值。

　　二是指古书可作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文献实物见证而具有某种纪念意义。

　　2：学术资料性。

　　所谓学术资料性，除了指经过精校细勘，文字上讹误较少和经过前代学人精注精疏的稿本、写本、抄本、印本以外，还应包括古书中那些在学术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或在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某一人物、某一事件的资料方面，有比较集中、比较完善、比较少见的稿本、写本、抄本、印本。

　　3：艺术代表性。

　　所谓艺术代表性，主要指那些能反映我国古代各种印刷技术的发明、发展和成熟水平；或是在装帧上能反映我国古代书籍各种装帧形制的演变；或是用纸特异，印刷精良，能反映我国古代造纸工艺的进步和印刷技术水平的古书。

　　九条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包括残本与散叶〕

　　2：明代刻、抄写的图书。〔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残本与散叶〕 但版印模糊，流传较多者不收。

　　3：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 8：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

　　9：印谱明代的全收，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的收，一般不收。

　　下面是台湾王鹏凯先生对"读书宜求善本"的论述,作个参考吧

　　读书宜求善本

　　言及读书宜求善本，在版本学上总会提到几个例子，今姑且引述两例以说明读书宜求善本的重要性。一是宋代姚佑在当杭州教授堂试诸生时，竟然依据错误百出的麻沙本出题，以致出错考题的事，所幸姚佑勇於认错，反成美谈一件：

　　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易》至帘前请云：「题有疑，请问。」教官作色曰：「经义岂当上请？」诸生曰：「若公试，固不敢。今乃私试，恐无害。」教官乃为讲解大概。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教授皇恐，乃谢曰：「某当罚。」即输罚，改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