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076亿元，是2007年的近2倍，年均递增17%；全口径财政收入182亿元，比2007年翻了一番；其中一般预算收入104亿元，年均增长1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11亿元，是2007年的22倍，四年来累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突破96亿元。 2014年城厢镇GDP达1297亿元（不包括新区），加上新区GDP或超过500亿元，财政总收入超过20亿元（不包括新区），地方一般预算收入超过886亿元（不包括新区）。

2014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97亿元，增长72%；公共财政预算收入886亿元，增长12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8亿元，增长247%。 城厢镇历属州、县治所在地。中医中药历史源远流长，西医西药传入甚早。尤以民医众多，医著颇富，医疗防疫成绩显著称道。元末明初，医学家王履著有《医经溯洄集》；清代王子接著有《绛雪园古方选注》三卷；时世瑞著有《疡科捷径》三卷。民国初年，俞凤宾自费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进修，获公共卫生博士学位，著有《卫生丛话》五集。周润民毕业于江苏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后又赴日本深造，回国后，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在城内自办福娄诊所。民国24年，城厢镇首创综合性医疗机构县立医院。此后，惠泉医院、县戒烟示范所、县卫生院、县公医院、平民产院相继开业。与此同时，还出现个体开业和私人诊所。民国三十一年，朱佩民外科医生在东门紫河街乾康恒号，专治咽喉疔疮。西医徐芝文，在城内火弄桥堍开设妇产科门诊。王桂章在大桥河南开设中医外科门诊部。

截至2016年3月，镇域内有三级甲等等大小医院14家。 城厢镇人文荟萃，文物胜迹甚多。但历经战火，破坏损失不少。存在的文物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州桥、周泾桥、皋桥3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有：张溥故居、太师第门楼、铁釜、雀舌松（两棵）、望海峰、通海泉等6处。

一、 州桥

位于府南街南端，跨致和塘，建于元天历二年（1329年），原名安福桥，又名三洞桥，因桥对州署衙门，故又称州桥。桥长162米，三孔石拱桥，南北两孔已淤塞，中孔高427米，跨宽805米。拱石上有浮雕，并刻有“大元天历二年”字样。正中地幅石一侧刻有“安福”二字，桥面已改建，栏板和部分条石也已损缺，但仍不失古桥风貌。

二、 周泾桥

位于东门街边濠弄口，跨致和塘上，建于元至顺元年（1330年），原名海门第一桥，又称南周泾桥，为三孔石拱桥，长1726米，宽47米，高518米，北孔已淤寒，桥身概用青石建成。拱石上刻有资助修桥人名单和造桥年代，正中地幅石上刻有“海门第一桥”5个大字，全桥4块条石和两侧石栏板上均雕刻各种图案。桥面中央一块3米长的龙门大石上，刻有八卦图案，建桥至今已有650余年，仍较完好。

三、 皋桥

位于城厢镇西门街张家弄口，跨致和塘，建于元统二年（1334年），原名兴福桥，又名高桥，单孔石拱桥，桥长1505米，宽427米，高44米，拱石上刻有花卉，正中地幅石一侧刻有八卦图案，两旁刻有“兴福”二字，桥上存有残断青石雕花栏板3块，桥身有若干处破损。

四、张溥故居

在西门街8号，为明崇祯进士、复社领袖张溥的住宅。张溥于崇祯元年（1628年）选贡人太学，曾以“兴复古学，务使有用”为宗旨，创立复社，后为宦官魏忠贤奸党诬陷，崇祯十四年病卒，年仅40岁。张溥故居原为其伯父、工部尚书张辅之的宅第，建于天启、崇祯年间，正门和后园均已久废，仅存三埭组合式的通转走马楼房屋，崇脊飞檐、粗梁大柱，雕刻细腻，雄伟壮丽，具有明代建筑风格。为此，省、县人民政府拨专款进行修缮，前两埭已修葺一新，1987年以内附设县博物馆。 城厢地区的宗教主要有：一、佛教，出现在梁天监时。二、道教，出现在北宋时。三、伊斯兰教，元明时因海运发达，有回民徒来而传入。四、基督教，清末传入。民国时期，由县政府民政科（社会科），管理宗教事务。解放后，有中共太仓县委统战部兼管，镇政府亦确定专人兼管。但由于受极“左”路线影响，宗教活动不够正常。“文化大革命”中，宗教活动停止。许多寺庙、教堂被拆毁改作他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镇区内的基督教堂、清真寺已经修复。教徒的正常宗教活动也得到了保障。

战国时期的《内经》虽仅载方13首，但对中医治疗原则、方剂的组成结构，药物的配伍规律以及服药宜忌等方面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奠定了方剂学的理论基础。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五十二病方》，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方书。书中收载临床各科医方283首， 还记述有汤、丸、散等剂型。在《汉书·艺文志》中载有经方十一家，其中除有大量当时医家的经验方外，还有方剂专著《汤液经法》，对方剂理论进行了初步总结。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中已有关于如何选择剂型的理论。张仲景的《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要略》载方262首，由于组方合法，选药精当，用量准确，变化巧妙，疗效卓著，被后世尊为经方。在伤寒方中所使用的剂型有汤剂、丸剂、散剂、栓剂、软膏剂、酒剂、醋剂、灌肠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吹鼻剂等，几乎包括了除注射剂以外的所有传统剂型。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方书著述的数量倍增，但多已亡佚。晋代仅存的葛洪《肘后方》中收载了大量验、便、廉的有效方剂，并首次提出成品药的概念，主张将药物加工成一定剂型，贮之以备急用，隋代的《四海类聚方》多达2600卷，《四海类聚单方》300卷，足见方剂发展之迅速。唐代孙思邈著《千金要方》，载方5300首。王焘的《外台秘要》载方6000多首。宋代出现了由政府组织编写的《太平圣惠方》， 载方16834首，《圣济总录》载方2万余首，《和剂局方》载方297首，是官方和剂局制售中药成药的处方和制剂规范，也是第一部由朝廷颁发的成药典。金元时期有刘、张、朱、李四大家。刘河间善用寒凉，著有《宣明论方》、《伤寒直格方》等；张子和主张攻下，著有《儒门事亲》;朱丹溪长于滋阴，著有《丹溪心法》、《格致余论》等；李东垣专于补益脾胃，著有《脾胃论》、《兰室秘藏》等，都对方剂的运用有所创建和发挥。宋元时期局方盛行，金元诸家又提倡不泥古方，主张临证拟方，出现了与经方对峙的时方。金代成无己著《伤寒明理药方论》，选伤寒方20首，依《内经》理论为之作解，首开为方作论之先河。明代朱组织编著《普济方》，载方61739首，为方书之最。吴《医方考》综编历代医家名方，并对其方药、见证一一作考，详析方义，为第一部方论专著。清代，方论专著大量涌现，如王子接的《绛雪园古方选注》、罗美的《名医方论》、吴谦的《删补名医方论》、汪昂的《医方集解》、吴仪洛的《成方切用》等，丰富了研讨方剂的理论。为了便于阅读和记忆，这时还出现了大量方歌手册，如汪昂的《汤头歌诀》（张秉承的《成方便读》、 陈修园的 《伤寒方歌括》、《长沙方歌括》、《时方歌括》等。以叶天士、薛雪、吴鞠通等医家为代表的温病学派的建立，创制了大量治疗温热病的有效方剂，促进了方剂学的发展。西医传入中国后，中医界出现了中西汇通的新思潮，如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载方160首，立法处方均有新见解，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古代方书和民间秘方、验方进行了大量发掘、整理，并开展了中西医结合工作，在古方新用和创制新方方面都有较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