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省北部、太行山东麓，古黄河北岸，有一个叫卫辉市的地方，是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财神之乡。自西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设置汲县，先后为州治、路治、府治和道治,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卫辉市区西南10公里娘娘庙村南200米处，有一个古墓，是战国时期魏国国君墓遗址。不要小看这个古墓遗址，就是在这里，公元三世纪被魏晋时期，在一个盗墓贼的“帮助”下，中国又一个著名的古文化，在这里被发现。

　中国古代有“侍奉死人如同侍奉活人一样”的说法，因此古人，特别是有一定地位的人死后，经常将生前最珍贵的物品殉葬，以便在阴间继续使用和占有。一些王公贵族们更是在年轻时候便开始修建陵墓，堆积财富，以供身后享用。如此“厚葬”，刺激了对以获取墓穴中的稀世宝藏为目的的盗墓贼的贪心，所以，中国的古墓遗址，多数都有被盗的痕迹。当然，这个战国时期魏国国君墓遗址也不例外。

　到了西晋武帝年间，汲郡有个叫不准的人，他是个盗墓贼，在这里盗墓的时候，挖开了这座古墓。在这座墓里发现很多竹简，于是这些盗墓贼就地取材，抽出竹简当火把用来照明。看到墓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撤退了。后来有人发现墓被盗，报告官府。官府将墓内及散落地上的竹片收集起来，但只收回了不准盗墓时照明用的一大批竹简。竹简上面写的都是蝌蚪形状的文字，然后装了几大车，运到都城洛阳后，交给西晋朝廷。这批竹简由汲县运到京师洛阳以后，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经过苟勖、校书郎傅瓒等人对这批竹简进行系统整理、研究，发现竹简是包括《穆天子传》在内的魏国史书，十分珍贵。后又经卫恒等学者的进一步整理，共整理出古书16种75篇，还有《纪年》13篇。该书原无名字﹐后世以所记史事属于编年体﹐称为《纪年》﹐又以原书为竹简﹐也称为《竹书》﹐一般称为《竹书纪年》。后来，史学家又依出土地，命名这批竹书为《汲冢书》。

　《竹书纪年》文字简洁，系编年史，类似于《春秋》，比较真实地记录了魏国史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以后，郭璞《穆天子传注》、干宝的'《搜神记》、郦道元的《水经注》、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欧阳询的《艺文类聚》、李善的《文选注》、刘知己的《史通》、李昉的《太平御览》、王存的《元丰九域志》、罗泌的《路史》、胡应麟的《三坟补选》、鲍彪的《战国策注》、顾炎武的《日知缘》以及现代史学家郭沫若在其著作中，都曾引用此书，用其中的史实证明自己的研究成果。

　看来这个魏国国君也是个喜欢读书的主，在自己的墓里，埋了那么多古书。那个叫不准的盗墓贼也是很巧合，偏偏盗开了这座墓，使这部古代著作重见天日，才有了后来《竹书纪年》这个古代文化的发现。遗憾的是，被当火把烧掉了一些，否则，这部古书将更加完整，看来，什么事情也没有完美的。

屈原，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怀王十五年（前304），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

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自杀的日子，可能是五月五

日或距这一天很近。五月五日原来是楚地的传统节日，后来人们就把这一天作为纪念屈原的日子，其

本来意义，反而鲜为人知了屈原的作品有《离骚》、《天问》、《九歌》（11篇）、《九章》（9篇）

、《招魂》，凡23篇。此外，《卜居》、《渔父》等篇是否为屈原所作，学术界尚有争议。其中，《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天问》是古

今罕见的奇特诗篇，《九歌》是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组祭神乐歌，诗中创造了大量神的形象，大多是人神恋歌

。屈原与楚国最高统治集团的冲突，出于多方面的原因。襄王畏怯妥协，都不能接受屈原的正确主张，反而因为他坚持己见而加以惩罚。在内政方面，屈原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实行使国家富强的“美政”。他向慕儒家传说中的圣君贤臣，对政治抱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同时他又蔑视那些贪鄙的贵族，主张改革内政，这当然也会使许多人与他为敌。此外，屈原的性格，也是造成他的悲剧的重要原因。

应该说屈原的性格，以及他在政治上的理想主义态度，同实际的政治环境本来是难以协调的，何况当时楚国又正呈现衰乱的状态。在历史上，像这种诗人气质与环境的矛盾，不断地造成人生悲剧，同时也造就优秀的文学。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据《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投江自尽。中国民间五月五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陶渊明

2003-03-24 15:09:49 新华网江西频道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杜甫（七一二－七七零），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今河南省巩县），是名诗人杜审言的孙子。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故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开始，他流亡颠沛，竟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乾元二年（七五九），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州二年，出峡。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子美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其人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奉为「诗圣」。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有《杜工部集》传世

李商隐（八一二－八五八），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人。开成二年（八三七）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补宏农尉。年轻时即以文才受令狐楚的赏识，可是李商隐却与泾源节度使王茂元之女结婚。当时牛李党争正在尖锐时期，令狐楚是牛党，王茂元则是与李党有关。宣宗即位以后，牛党当权，令狐楚儿子当了宰相，打击一切与李党有关的人，从此李商隐一直被压抑而抬不起头。几次到长安活动，只补得了一个太常博士。最后死于荥阳，年仅四十七岁。

李商隐是唐朝一位有着独特成就，对后世产生过巨大影响而大家的评价又极为分歧的诗人。他的诗，有的是直接对时事政治表示态度的；有的是托古讽今，歌咏历史题材；有的是抒写友朋生死之情的；有的是感伤身世之作，而人们最熟悉的则是他的爱情诗。这些异常复杂的内容，又几乎都是和他的身世遭遇有着密切的联系。

李商隐是晚唐诗坛的一颗明星。他的多愁善感和繁博的事象及复杂的意念，在他的诗里往往是避实就虚，透过一种象征手法把它表现出来。这种象征手法建筑在丰富而美妙的想像的基础上，因而他笔下的意象，有时如七宝琉苏那样缤纷绮彩；有时像流云走月那样的活泼空明，给人以强烈的美感。他的近体诗，尤其是七律更有独特的风格，绣织丽字，镶嵌典故，包藏细密，意境朦胧，对诗的艺术形式发展有重大贡献。著有《玉溪生诗》。

主要作品

蝉 菊 登乐游原

风雨 落花 凉思

北青萝 锦瑟 无题 其一

隋宫（一） 无题 其四 无题 其三

筹笔驿 无题 其二 春雨

无题两首 其二 夜雨寄北 寄令狐郎中

隋宫（二） 瑶池 嫦娥

贾生

陆游（1125～1210）南宋诗人。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自幼好学不倦，自称“我生学语即耽书，万卷纵横眼欲枯”。青年时代曾江西派诗人曾几学诗，得到不少启发，但他并未受其束缚，又从前代大诗人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人的诗作中汲取滋养。

封建家庭虽然给陆游以良好的文化熏陶，特别是爱国教育，但也给他带来了婚姻上的不幸。他20岁时与唐氏结婚，夫妻感情甚笃，可是母亲却不喜欢唐氏，硬逼着他们夫妻离散。离婚后，陆游非常伤痛，并且曾在10年后的一次偶然相遇中写了有名的爱情诗《沈园》。

29岁时，赴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应锁厅试，名列第一，因居秦桧孙子之前，又因他不忘国耻“喜论恢复”，竟在复试时被除名。后得夔州（今四川奉节）通判和蜀州、嘉州、荣州代理通判、知州等职。淳熙二年（1175），范成大镇蜀，邀陆游至其幕中任参议官。淳熙五年，陆游诗名日盛，受到孝宗召见，但并未真正得到重用，孝宗只派他到福州、江西去做了两任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在江西任上，当地发生灾，他“草行露宿”，亲到灾区视察，并“奏拨义仓赈济，檄诸郡发粟以予民”，不料却因此触犯当道，竟以“擅权”罪名罢职还乡。陆游在家闲居6年后，又被起用为严州（今浙江建德）知州。淳熙十五年，陆游在严州任满，卸职还乡。不久，被召赴临安任军器少监。次年，光宗即位，改任朝议大夫礼部郎中。于是他连上奏章，谏劝朝廷减轻赋税，结果反遭弹劾，以“嘲咏风月”的罪名再度罢官。此后，陆游长期蛰居农村，于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210年1月26日）与世长辞。

他是一位创作特别丰富的诗人，集中存诗共约9300余首。他的诗大致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是从少年到中年（46岁）入蜀以前。这一时期存诗仅200首左右，作品主要偏于文字形式，尚未得到生活的充实。第二期是入蜀以后，到他64岁罢官东归，前后近20年，存诗2400余首。这一时期是他从军南郑，充满战斗气息及爱国激情的时期，也是其诗歌创作的成熟期。第三期是长期蛰居故乡山阴一直到逝世，亦有20年，现存诗约近6500首。诗中表现了一种清旷淡远的田园风味，并不时流露着苍凉的人生感慨。“诗到无人爱处工”，可算是道出了他此时的某种心情和所向往的艺术境界。另外，在这一时期的诗中，也表现出趋向质朴而沉实的创作风格。在陆游三个时期的诗中，始终贯串着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年入蜀以后表现尤为明显，不仅在同时代的诗人中显得很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陆游的诗可谓各体兼备，无论是古体、律诗、绝句都有出色之作，其中尤以七律写得又多又好。在这方面，陆游继承了前人的经验，同时又富有自己的创造，所以有人称他和杜甫、李商隐完成七律创作上的“三变”（舒位《瓶水斋诗话》），又称他的七律当时无与伦比。在陆游的七律中，确是名章俊句层见叠出，每为人所传诵，如“江声不尽英雄恨，天意无私草木秋”（《黄州》）；“万里关河孤枕梦，五更风雨四山秋”（《枕上作》）等。这些名作名句，或壮阔雄浑，或清新如画，不仅对仗工稳，而且流走生动，不落纤巧。除七律外，陆游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当推绝句。陆游的诗虽然呈现着多彩多姿的风格，但从总的创作倾向看，还是以现实主义为主。他继承了屈原等前代诗人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并立足于自己的时代而作了出色的发挥。

词的创作不仅工诗，还兼长写词。由于他对这种诗体不甚注重，所以词作不多，现存词共有130首。他的词也风格多样并有自己的特色。有不少词写得清丽缠绵，与宋词中的婉约派比较接近，如有名的（钗头凤）即属此类。而有些词常常抒发着深沉的人生感受，或寄寓着高超的襟怀，如（卜算子）“驿外断桥边”、（双头莲）“华鬓星星”等，或苍凉旷远，或寓意深刻，这类词又和苏轼比较接近。但是最能体现陆游的身世经历和个性特色的，还是他的那些写得慷慨雄浑、荡漾着爱国激情的词作，如（汉宫春）“羽箭雕弓”、（谢池春）“壮岁从戎”、（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夜游宫）“雪晓清笳乱起”等，都是饱含着一片报国热忱的雄健之作。这类词又和辛弃疾比较接近。陆游在散文上也著述甚丰，而且颇有造诣。其中记铭序跋之类，或叙述生活经历，或抒发思想感情，或论文说诗，最能体现陆游散文的成就。同时也如在诗中一样，不时表现着爱国主义的情怀，如《静镇堂记》、《铜壶阁记》、《书渭桥事》等。

陆游的著作，据汲古阁刻《陆放翁全集》，计有：《剑南诗稿》85卷，《渭南文集》50卷（其中包括词2卷，《入蜀记》6卷），《放翁逸稿》2卷，《南唐书》18卷，《老学庵笔记》10卷等。其他尚有《放翁家训》（见于《知不足斋丛书》）及《家世旧闻》等。中华书局于1976年排印《陆游集》5册，书后附今人孔凡礼《陆游佚著辑存》。

辛弃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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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7/2004/14:37 华夏经纬网

人物评传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市）人。南宋爱国词人。他出生时家乡已被金所占领，二十一岁参加耿京领导的抗金起义军，任掌书记，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奉表南归，高宗召见，授承务郎，转江阴签判，他不顾官职低微，进《九议》、《美芹十论》等奏疏，具体分析南北政治军事形势，提出加强实力、适时进兵、恢复中原、统一中国的大计，均未被采纳。后任司农寺主簿，出知滁州、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湖北转运副使、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等，任职期间，都采取积极措施召集流亡，训练军队，奖励耕战，打击豪强以利国便民。后被诬落职，先后在信州上饶、铅山两地闲居近二十年。晚年被起用知绍兴府兼浙江安抚使、知镇江府。在镇江任上，他特别重视伐金的准备工作，但为权相韩侂胄所忌，落职。一生抱负未得伸展，终因忧愤而卒。据说他临终时还大呼“杀贼！杀贼”（《康熙济南府志·人物志》）！后赠少师，谥号忠敏。

辛词现存六百多首，是两宋存词最多的作家。其词多以国家、民族的现实问题为题材，抒发慷慨激昂的爱国之情。如《水龙吟》《渡江天马南来》、《水调歌头》（千里渥洼种）、《满江红》（鹏翼垂空）等，表现了恢复祖国统一的豪情壮志；《驾新郎》（细把君诗说）、《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等，表现对北方地区的怀念和对抗金斗争的赞扬。《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贺新郎》（老大那堪说）、《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永遇乐》（千古江山）等，表现对南宋朝廷屈辱苟安的不满和壮志难酬的忧愤。这些作品大都基调昂扬，热情奔放。此外，其描写农村景物和反映农家生活的作品，如《清平乐》（茅檐低小）、《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玉楼春（三三两两谁家女）等，都富有生活气息，给人以清新之感。其抒情小词，如〈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等，写得储蓄蕴藉，言短意长。辛词继承了苏轼豪放词风和南宋初期爱国词人的战斗传统，进一步开拓了词的境界，扩大了词的题材，几乎达到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又创造性地融汇了诗歌、散文、辞赋等各种文学形式的优点，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形成了辛词的独特风格。辛词以豪放为主，但又不拘一格，沈郁、明快、激励、妩媚，兼而有之。他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和奇特想象，对自然界的山、水、风、月、草、木都赋予情感和性格，并有所寄托。他还善于吸收民间口语入词，尤其善于用典、用事和引用前人诗句、文句，往往稍加改造而别出新意。但也有些作品因用典、议论过多而显得晦涩、呆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突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吴衡照《莲子居词话》说：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弥见其笔力之峭。”

辛词以其内容上的爱国思想，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与辛弃疾以词唱和的陈亮、刘过等，或稍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都与他的创作倾向相近，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浩大的爱国词派。后世每当国家、民族危急之时，不少作家从辛词中汲取精神上的鼓舞力量。

苏轼（1037-1101）

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 (今四川眉山县) 人。是北宋时诗坛成就卓越的大家，他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急进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因而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仕途生涯十分坎坷。他是宋仁宗景佑三年生，嘉佑二年进士，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因讥讽朝政被贬任杭州通判；历徙湖州、黄州、常州。哲宗嗣位，召至京师，任中枢舍人。后又与司马光面争新法「不可尽改」而出知杭州。后又因晢宗亲政启用新党，苏轼又被一贬再贬，之贬到海南，宋徽宗登基大赦天下，苏轼北返时在常州逝世。当时为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享年六十六岁。高宗朝，赐太师，谥文忠。

他的思想出入儒道，杂染佛禅，既能关注朝政民生，保持独立的见解，又能随缘自适，达观处世。宏博通达的学识才华和饱经忧患的人生体验，也玉成了苏轼诗歌体裁多样，内容广博，立意新奇，呈现出「吞五湖三江」的气象。他的一生政治讽谕诗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苏轼诗中数量最多，对后人影响也最大的是抒发人生感慨和歌咏自然景物的诗篇。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念奴娇 赤壁怀古》」他写的绝句《题西林壁》也以富与理趣着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总之，苏轼的诗今存 2700 多首，有着丰富多彩的风格，或雄奇奔放，或富于理趣，或简淡自然。他岁善于运用新奇形象的比喻来描绘景物，阐发哲理。尤其是长篇古诗大多博用比喻，联想无穷，语言流畅，气势奔放。他还善于幽默旷达的笔调，随时生发奇警新鲜的人生意趣，令人耳目一新。这都表现出宋诗重理趣，好议论的特征。他的诗词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为「艳科」的旧框框。他和南宋的辛弃疾行成词坛的「苏辛」豪放词派。他的散文，书，画等成就都很高。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资禀忠爱，议论英发，历典州郡，所至皆有去思。其文章政事为天下所宗仰，盖过欧阳修为文坛领袖。轼喜交游，推奖后进不遗余力，一时知名之士皆归之如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号称苏门四学士。有东坡集行世。其词集名东坡乐府，传本甚多，王鹏运四印斋覆刻景元延佑本，朱氏强村丛书编年本俱佳。

黄帝，姬姓，轩辕氏，居轩辕之丘，号有熊。黄帝是诞生于西北黄土高原的华夏始祖，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被誉为“人文初祖”。

轩辕黄帝雕像

《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这是目前史书关于黄帝的最早记载。根据郭沫若等诸多学者的考证，姬水、姜水都在渭水流域。著名 历史 学家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里指出：以炎黄部落为主的华夏集团发源自西北关陇地区，炎帝族在陕西境内的渭水上游一带，黄帝族在甘肃及陕北一带，获得了重要发展，以后分别沿偏南和偏北的路线继进，开始抵达河东地区和河南河北交界地区，与东夷集团产生接触和争夺。《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这里说的很清楚，黄帝为“少典之子”，名“轩辕”。著名学者张岂之先生说： “少典族原居住在陕西、甘肃交界处，与有蟜氏通婚姻，生下黄帝和炎帝。黄帝居姬水，以后姓姬；炎帝居姜水，以后取姜姓。黄帝生于今陕北黄土高原，炎帝生于今宝鸡市姜水一带。黄帝和炎帝部落曾经顺河移动，发展到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后来称为华夏族。华夏的子孙称为炎黄子孙”。

桥山黄帝陵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崩，葬桥山”。“落叶归根”是我们华夏民族传承久远的葬俗，这就是“生于斯葬于斯”的陕北桥山。司马迁曾经跟随武帝封禅泰山，也曾经是汉武帝亲率十几万军队在桥山黄帝陵祭祀的 历史 见证人，他的说法不容质疑。那为什么现在会有“衣冠冢”的说法呢？其实这个问题也有明确的解释：“至谓葬衣冠于此者，乃臣子不忍直言葬帝，故曰葬衣冠，犹称君薨曰晏驾，亦实录也”。黄帝“德泽流天下，至今人蒙其惠，虽死犹生”。这里说的很清楚，只是黄帝臣子一种委婉的哀思表达而已。

甘肃清水县轩辕谷

《说文》曰：“黄帝居姬水，以姬为氏，周人嗣其姓”。根据史书记载，周族始祖后稷的父、母系分别为陕甘一带姬姓有熊氏（尧舜时期有熊氏只是方国，已经失去数百年前黄帝的尊号）和姜姓有邰氏长期通婚之后裔。从这条记载可以肯定，所谓的“有熊氏”曾长期生活在陕甘一带。《史记•五帝本纪》“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黄帝的国号为“有熊”，这个有熊国最早就在陕甘交界的“轩辕之丘”。晋代《水经》记载：“帝生于天水轩辕谷”。后来的《水经注》中又说：“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七十里的轩辕谷”。这两条记载都说明，黄帝的出生地在渭水流域的天水，确切地说就是清水县山门镇白河村的轩辕谷（当地人称“三皇沟”），史称“轩辕之丘”，当地被称“黄帝故里”。

著名学者翦伯赞先生说：“古代黄河流域分布着不少的部落。在陕西一带有姬姓黄帝和姜姓炎帝部落，他们之间世代通婚”。

仰韶文化和黄土高原

仰韶文化是和黄帝文化同时代的一种考古学文化，陕西是仰韶文化的发源地和中心，是全国唯一被仰韶文化遗址全流域覆盖的省份。通过最新的分子人类学研究，我们华夏族就是8000年前最早发源于陕甘交界的渭河中上游地区，这里也是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中心区域，从六千年开始发展到渭河谷地，并以此为基地向南北扩散，内蒙的红山文化和汉水流域的仰韶文化都是其传播区，在庙底沟文化时期越过太行山脉和豫西丘陵地带向广阔的华北平原挺进。当然从八千多年前的大地湾文化开始，这种多路径传播始终都没有停止过。

“渭河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一种“主源文化”，中国各地所有的史前考古学遗址几乎都可以在关陇渭水流域找到出处，无论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甚至岭南地区。从古籍记载到蒙文通、傅斯年、白寿彝（河南籍）、严文明、方光华、赵世超（河南籍）、沈长云、方志远等学者的论述，通过最新的分子人类学、遗传学、语言学和考古学等综合研究表明，黄帝部落发源于渭水流域的黄土高原，是原始西羌的一支，和藏人具有共同的祖先，共用“汉藏语系”。

桥山黄帝陵

虽然全国有多地声称也有黄帝陵或者黄帝冢，但陕北桥山黄帝陵具有崇高的 历史 地位，从周秦诸王到汉武大帝再到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公祭黄帝，黄帝陵具有几千年的官方祭祀传统，是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精神标识。从 历史 到文化，在桥山黄帝陵举行的拜祭大典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排他的，也是唯一的。

《说文》：“轩，曲辀藩车；辕,辀也”。轩辕本指古代车的不同部位。通过考古研究我们知道，无论中国的青铜冶炼还是车驾技术，都最早出现于现在的甘肃东部和陕西西北部，或许都来源于更早的西方。所以说黄帝出生于渭水流域的黄土高原，是标准的“黄土地的儿子”，这都是确凿无疑的，都是经得起推敲的。当然随着仰韶文化晚期庙底沟文化的崛起，黄帝部落自陕西向东迁徙到山西、河北、河南等地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无论黄帝遗迹还是黄帝传说，出现在渭水流域之外是很正常的事情，但陕甘作为黄帝文化的发源地，作为黄帝的出生地是不能被篡改的 历史 事实。

说到中国，常常会用华夏，来指代中国，其实中国还有另一个说法，就是九州，又名神州。经常会听到神州大地，说的正是我们所在的土地上。根据先秦时期的古籍记载，从战国时期开始，九州就成为了中国古代时期的代称，到了晋朝时期成为汉族的代称。中华民族的九州区域指的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其实九州的划分是一个巨大的九宫格，在我们中国的版图上，横着画是两条线，竖着画两条线，形成了一个井字，正好划分成为九份，称之为九州，其中天子居中，八方朝贡。

九州这个代名词最早是出自古籍的《禹贡》，传说是古代时期大禹治水时，把天下分为了九州，从此九州就成为了我国古代的代名词。三皇五帝在每个时期以及不同古籍中记载不同，那么九州也是如此，不同的时期的范围划分不同。大禹时期的九州分别是：豫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冀州、兖州。《尔雅·释地》中记载的是：冀州，豫州，雝州，荆州，扬州，兖州，徐州，幽州，营州则为九州，不仅九州不同，不同时期的划分也是不同的。

九州在后来又被称为十二州，是因为由冀州分出来的并州、幽州、营州，加上原来的九州就成为了十二州。九州最开始只是泛指，因为州是很小的地理范围，茫茫大地，划为九州，并不是确切所指，到了后来才逐渐的具体划分。九州划分成为九个大型的行政区域，据记载可能是出现在战国时期。

最主要的划分有三种，所属区域也不同，一种划分是豫州，属于中原，在黄河的下游，河南，山东等地。徐州，起自黄海，泰山，淮河，也涉及到了山东，江苏，安徽等地。冀州是起自黄河壶口，兖州是起自黄河下游，青州是起自渤海，涉及到了河北和山东半岛，扬州是起自淮河，荆州起自荆山，凉州起自华山，雍州起自黑水，西河等地。

第二种划分是冀州，豫州，属于河南省的大部分，另外还有山东省西部和安徽省的北部，青州指的是山东东部一带，徐州是山东东南部和江苏省的北部，雍州指的是河北东南部，山东西北，河南东北等地。雍州是陕西北部，甘肃河西，青海东南，宁夏等，荆州是两湖两广，河南和贵州，扬州是淮北等地，凉州是如今的山西中南以及四川省等地。

第三种划分是豫州，是九州中的首要位置，起于河南。青州是东方的代表，东岳泰山是五岳之首，青州是山东半岛，以及黄河以南等地，徐州是泰山以南，淮河以北，扬州是淮河以南，荆州是指湖北以及长江中游，梁州是陕西以及秦岭以南和四川盆地，雍州是甘肃以及青海，宁夏和内蒙古西北，冀州是河北以及陕西和辽河，兖州，黄河与济水之间。中国地大物博，神州大地，有着将近960万平方公里的多民族国家。

人物生平

明朝崇祯七年（1634年），宋荦出生于河南商丘，为国史院大学士宋权之子。10岁能骑烈马，13岁始学声律、书法，笃学好交游，淹通掌故，有诗名。

顺治四年（1647），年仅14岁的宋荦应诏以大臣子列侍卫，以勇猛见嘉。巧岁考察第一，试授通判。其父以弱龄不谙政事，令其在乡里读书，追随侯方域、贾开宗、徐作肃等讲习诗文，组成“后雪苑六子”，成为“雪苑社”后起之秀。

康熙三年（1664年），康熙三年，授湖广黄州通判。以母忧去。

康熙十六年（1677年），授理藩院院判，迁刑部员外郎，榷赣关，还迁郎中。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授直隶通永道。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迁山东按察使，再迁江苏布政使，察司库亏三十六万有奇，荦揭报督抚，责前布政使刘鼎、章钦文分偿。户部采铜铸钱，定值斤六分五，荦以江苏不产铜，采自他省，值昂过半，牒巡抚田雯，疏请停采。下部议，改视各关例，斤一钱。

二十七年（1688年），擢江西巡抚。湖广叛卒夏逢龙为乱，徵江西兵赴剿，次九江，挟饷缺几哗变。荦行次彭泽，闻报，檄发湖口库帑充行粮，兵乃进。至南昌受事，旧裁督标兵李美玉、袁大相纠三千馀人，谋劫仓库，应逢龙以叛。荦知之，捕得美玉、大相，众汹々。荦令即斩以徇，谕众受煽惑者皆贷不问，众乃定。江西采竹木，饶州供紫竹，南康、九江供檀、诸木，通省派供猫竹，名虽官捐，实为民累，荦疏请动支正帑采买。上命岁终巡抚视察布政司库，荦疏请粮驿道库，布政使察；府库，道员察。汉军文武官吏受代，家属例当还旗，经过州县，点验取结。荦曰：“是以罪人待之也。”疏请自赃私斥革并侵挪帑项解部比追外，止给到京定限咨文，俾示区别。皆下部议行。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累擢江苏巡抚，苏州滨海各县遇飓，上元、六合诸县发山水，淮、扬、徐属县河溢，疏请视被灾轻重，蠲减如例。发江宁、凤阳仓储米麦散赈。别疏请除太湖傍坍地赋额，户部以地逾千亩，令详察。荦再疏上陈，上特允之。赈荒抚饥，深得人心，康熙誉其为“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

康熙三十八至四十四年（1699年-1705年）间，康熙皇帝三次南巡，正值宋荦担任江苏巡抚，康熙皆驻跸苏州，由宋荦负责接待，嘉赞荦居官安静，迭蒙赏赉，御书：‘仁惠诚民’四字，又‘怀抱清朗’四字以赐，又御书诗扇，又临米芾书，董其昌书天马赋，渊鉴斋法帖及耕织图以赐”。以宋荦年过七十，书“福”、“寿”字以赐。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十一月，官至吏部尚书。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以老乞罢，濒行，赐以诗。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诣京师祝圣寿，加太子少师，复赐以诗，回到家乡商丘。九月十六日卒，享年八十岁。康熙下旨赐祭葬于其家乡商丘，祟祀名宦乡贤，葬于西陂别墅（今大史楼村）。

后世评价

有诗称颂宋荦：“惠爱黎元，宏奖髦士。心迹双清，沧浪之水。”

汪琬曾评论宋荦：“廉而不刿，严而不苛，抚循吏民，煦煦慈爱而不失之姑息。当其莅吴，仅四阅月耳，裁决簿书，勾稽金谷，往往至丙夜，虽精锐少年不敢望。一二老奸宿蠹，俯首侧足，亦率不敢旁睨，考其设施。”至今苏州沧浪亭还保留着这首赞诗和他的石刻画像。

清学者朱彝尊诗云：“妙鉴谁能别毫发，一时难得两中丞。”两中丞指的是当时大收藏家卞永誉和宋荦。

个人作品

●诗作

宋荦编有《商丘宋氏西坡藏书目》，著录宋元明本134种，抄本72种，曾进呈皇上御览过。精于鉴藏书画，淹通典籍，熟习掌故。去世后，其子编有《青纶馆藏书目录》1册。又喜刻印书籍，刻有《古竹圃诗集》、《嘉乐堂诗集》、《柳湖诗草》、《绵津山人诗集》、《商丘宋氏家乘》、《国朝二家诗抄》、《施注苏诗》等古籍30余种，刻书颇为精美。抄本亦多。其藏书后被孙星衍、黄丕烈、瞿镛等家收去。亦通画理，画水墨兰竹，颇有神韵。著有《漫堂墨品》、《漫堂诗说》、《绵津诗抄》、《筠廊偶笔》、《西坡类稿》、《沧浪小志》等10余种。

宋荦曾合刻侯方域、魏禧和汪琬三家文为《国朝三家文钞》，影响颇大。宋荦著作有《西陂类稿》50卷、《漫堂说诗》及《江左十五子诗选》等。宋荦与王士有交往、“性嗜古，精鉴赏”，在慈仁寺所购得《十六国春秋》残本。清代邵长蘅曾选王士祯与宋荦诗为《王、宋二家集》。宋诗不及王诗的超逸，而清刚隽上，亦自可观。其诗多赠答、题画、咏物、记游之作。其中如《盘山诗》、《黄山松石歌寄金仁叔将军兼索子湘和》、《乌江》、《石盆峪龙潭歌》、《椰子》等诗，含蓄酝藉，标格隽上，颇见特色。宋荦有论诗著作《漫堂说诗》，他论诗主张尊杜甫，认为韩愈、苏轼、黄庭坚、陆游、元好问都是学杜而成家的。但他对苏轼“弥觉神契”（《漫堂说诗》）。他和王士祯是好友，但论诗主张有异。他是清代学宋诗派中的重要诗人。

《落花》

昨日花簌簌，今日落如扫。

反怨盛开时，不及未开好。

《即事六首》（其五）

雨过山光翠且重，一轮新月挂长松。

吏人散尽家僮睡，坐听寒溪古寺钟。

《邯郸道上》

邯郸道上起秋声，古墓荒祠野潦清。

多少往来名利客，满身尘土拜卢生。

●绘画

宋荦善画水墨兰竹， 疏远绝伦。同时亦擅长山水画。

个人成就

收藏

宋荦曾在商丘古城老宅内建“御书楼”，专门收藏康熙皇帝给他题写的墨宝。

宋荦藏书有数万册之多，有人评价其“所收藏唐宋名迹，宋元秘帙，冠于河右”，有“江南第一收藏大家”之称，今人周绍良称赞其“鉴赏之精，收藏之富，不惟冠绝一时，后来者也难伦比”。赵孟、鲜于枢（三帖合页）论书帖，著名的宋马麟《层叠冰绡图》、宋林椿《果熟来禽图》册、宋佚名《枯荷图》册、元张宋中《桃花幽鸟图》、明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等，均经宋荦收藏。

宋荦因与收藏家袁枢（袁可立子）同乡故，得藏名品，以此名重天下。康乾年间，古董商举物以宋荦鉴定为荣耀。宋荦自云：“余尝云黑夜以书画至，摩挲而嗅之，可辨真赝。”

关于宋荦的鉴赏水平之精，清代梁章钜《浪迹丛谭》中曾引《筠廊随笔·宋漫堂（荦）鉴赏》一则：“合肥许太史孙筌家藏画鹑一轴，陈章侯（洪绶）题曰‘此北宋人笔’。人不知出谁氏之手，公（宋荦）览之，定为崔白画。座间有窃笑者，以为姑妄言之耳。少顷持画向日中曝之，于背面一角映出图章，文曰子西。子西即（崔）白号，众始叹服。

黄州司理王俟斋不信，在客厅悬一画以试宋荦。宋荦坐在门外车上便断定是林良所作，王终于心服口服。可见宋荦鉴赏之精。宋荦所收唐宋名迹，宋元秘帙，冠于河右。有《西陂藏书目》一卷，计数万册。今人周绍良撰《清代名墨丛谈》载《宋荦墨品》三卷，认为“鉴赏之精，收藏之富，不惟冠绝一时，后来者也难伦比。”

宋荦藏书尤富，顺治十二年（1655年），他远游江南、安徽、金陵等地、收罗大批秘籍、名帖。常熟毛晋“汲古阁”藏书散佚后，大半为他所得。如《徂徕文集》、《阳陵先生诗》、《玉澜集》、《乖崖先生文集》均为宋版；另加《白虎通》、《松雪斋集》、《刘豫事迹》、《安禄山事迹》等书，均为藏书中精品。藏书楼有“青纶馆”、“鱼麦堂”、“和松庵”、“西陂”等，藏书多钤有各藏书楼印记。

轶事典故

●康熙赐物

宋荦的清廉和他的超人才干，深得康熙帝的恩宠。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四月，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折御批中写道：“……巡抚宋荦，朕南巡二次，谨慎小心。特赐御笔书扇二柄，赐李熙扇一柄。尔即传于宋荦，不用写本谢恩。以后有奏之事，密折交与尔奏。”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十月，康熙帝赐给宋荦“鹿肉二方，鹿筋二条，鹿舌二个，鹿尾二个，鹿肉干十束”。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七月，康熙帝赐给宋荦“御书诗扇一柄”。同年九月，康熙帝赐宋荦“鹿舌二个，鹿尾二个，鹿肉十件，鹿干十束”。同年十月，宋荦因操劳过度，气脱旧病复发。康熙帝闻讯，特“颁赐珍药”，并御书“福”、“寿”二字赐宋荦。同年十一月，宋荦患气脱病，康熙派御医黄运为之医治，并赐圣药和高丽参，直到十二月病愈，御医一直跟随宋荦身边。康熙帝三次南巡皆有宋荦迎送。因此，宋荦在奏折中声称：“三次圣驾南巡，屡荷天语垂问，荦宠至极，不知其年衰力惫。”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十月十七日，四鼓，气脱偃卧，不能赴宴，廷医大用补剂方保残喘，即登舟淮扬一带力疾督赈。适抵扬州病势缠绵，头晕气喘，日渐衰弱，医生皆云年老病剧，非静养不能奏效，倘再一触发，便难医治。但宋荦却以“江苏事务殷繁，非司卧理”。从此不难看出，宋荦为国为民已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王士祯《香祖笔记》中记载了康熙帝南巡时赐书宋荦的情形：上己卯南巡视河,赐江苏巡抚臣宋荦“仁惠诚民”四大字，又赐“怀抱清朗”四字。癸未，以河工底绩，再南巡渡江，驻跸江天寺。荦时扈从，奏云：“臣家有别业在西陂，乞御书‘西陂’二大字赐臣，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独有千古玉音。”上云：“此二字颇不易书。”荦再奏云：“二字臣求善书者多不能工，刑部尚书王士祯少与臣为同学，尝云二字倘得御书，乃为不朽盛事。”上笑而书之，即以颁赐，顷之驾回行宫，又命侍卫取入，重书赐焉，再赐“清德堂”大字。

●碧螺春

康熙与宋荦，君臣相处岁月既久，关系自然亲近。某次康熙南巡，正值宋荦任江苏巡抚，特向康熙进奉一种当地俗名“吓杀人”的名茶，色香味俱佳，康熙恶其名粗俗，乃赐名“碧螺春”，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一种名茶。这一故事流传甚广，清人说部亦多有记载，而以王应奎所撰《柳南随笔》为详。

亲属成员

曾祖父：宋，明朝进士，万历名臣，官至礼部尚书。

祖父：宋沾，官至山东福山县知县。

父亲：宋权，官至国史院大学士，卒赠少保。

母亲：赵淑人。

宋荦有子六人：宋基、宋至、宋陆、宋著、宋致、宋筠，皆有史名。

因宋荦《纬萧草堂》诗有“偃仰幽事多，好待鹿门说”之诗句，为与商丘古宋家族一支有别，故称宋荦一支为商丘“鹿门宋”。

后世纪念

宋荦墓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路河乡大史楼村。宋荦深得清康熙帝的赏识，死后朝廷赐渝葬于故里。墓为圆形土冢，墓前立有墓碑及石像生。2002年著名印尼华侨宋良浩先生捐资进行了修复。

炎黄二帝与尧舜禹的传说

黄河和她的儿女们，是如何从文明初曙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的，要揭开这个谜底，除了依靠考古文物资料外，还要利用古籍记载的许多远古神话传说。炎黄二帝和尧舜禹的传说，便可帮助我们探明黄河及其儿女从文明初曙走到文明时代的某些轨迹。

黄帝和炎帝其实并不是皇帝，而是古书记载中黄河流域远古时代的两个部落首领。黄帝和炎帝都出生于黄河的支流渭河流域，当时已是父系氏族公社时代。传说他们都是“有熊国君”少典氏的后裔，“昔少典娶于有氏，生皇（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里所说的“生”，并非说黄帝和炎帝是少典氏亲生，而是说他们都是少典氏的后裔。“黄帝以姬水成”，是说他在姬水岸边长大，因而以姬为姓。姬水当即古漆水，发源于今陕西麟游县西部偏北的杜林，在今武功县汇入渭河。姜水为渭河支流歧水下游的一段，即今之清姜河，在陕西宝鸡汇入渭河。这就是说，炎黄两个部落，最初的活动地区都在黄河的支流渭河的上游地区。

传说黄帝原姓公孙，因长于姬水，才改姓姬；曾居轩辕之丘，号轩辕氏；因是有熊国君之苗裔，又称有熊氏。他“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伶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后来被推举为部落首领，率部迁徙到陕西北部定居。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了寻找更加平坦、开阔、肥沃的土地，又沿北洛河南下，到达今陕西的大荔、朝邑一带。那里的黄土地给了他们发展农业的便利条件，但不时出现的干旱又困扰着他们，迫使他们去继续寻找理想之所。于是，黄帝又率领族人从大荔、朝邑东渡黄河，顺着中条山和太行山麓进入汾河谷地，再向东北迁移，到达今河北涿鹿附近。那里有由桑干河、洋河冲积而成的适宜农耕的宽阔谷地，附近还有可供狩猎的山林，他们觉得环境非常优越，就定居了下来。

就在黄帝率领他的部落东迁的时候，炎帝也率领他的族人开始长途跋涉。炎帝又称赤帝，一说他降生于厉（烈）山即今湖北随州市厉山镇，一说他降生于常羊即今陕西宝鸡神农乡常羊山，“育于姜水，姜姓，以火德王，亦曰烈山氏”。同是为了寻找理想的定居之地，他也率领部落东迁。但走的路线与黄帝不同，他们先是沿渭河东下，到达今河南西南部，再顺黄河东下，到达现在的豫东地区，在那里安顿了下来。

那时候，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和氏族制度的瓦解，部落首领逐步掌握了一定的特权。部落之间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为了互争雄长，经常发生战争。一些部落首领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内行刀锯，外用甲兵”，也发动掠夺财富、奴役其他氏族部落的战争。这种战争加剧了社会的分化，给正常的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威胁，但氏族制度调节社会矛盾的习惯法此时又已丧失作用，对此显得无能为力。面对日益增多的战争，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部落便互相联合起来，结成联盟，进而结成范围更大的联合体。炎、黄两大部落这时也都使用武力征讨四方，扩大自己的势力，从而引发大规模的冲突。双方在阪泉（今河北怀来）进行了三次大战，黄帝指挥属下的熊、罴、貔、貅、、虎六个氏族，与炎帝部落杀得天昏地暗，炎帝部落遭到惨败，只得缴械投降。由于这两个部落有血缘亲属关系，黄帝没有屠杀炎帝部落，而是和他们结成部落联盟，黄帝便成了炎黄部落联盟的首领。炎黄部落联盟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日后华夏族的雏形。

后来，定居在山东曲阜地区的九黎首领蚩尤扩展势力范围，又引发了与炎帝部落的战争。九黎即九夷，属于东夷族。传说蚩尤领有9个部落，81个氏族，他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如同妖魔，这可能是出自炎黄子孙对其他部落首领的故意丑化。“蚩尤作冶”，“以金作兵”，制造兵杖、刀、戟、大弩，英勇善战，威震天下。他率领9个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西进豫东，进攻炎帝部落。炎帝部落无法抵挡，节节败退，居地尽失。蚩尤紧追不舍，炎帝向黄帝寻求援助。黄帝于是率部迎击，与蚩尤在涿鹿展开激战。这场战争进行得极其惨烈，据说黄帝与蚩尤九战不胜，蚩尤放出大雾弥漫了三天三夜，黄帝的部落看不清方向，黄帝之“臣”风后受北斗星座的启示发明了指南车，他们才得以冲出大雾。黄帝在困境中还得到玄女的帮助，制作了80面大鼓，用东海神兽夔的皮蒙鼓，用雷兽的骨头作鼓槌，在战斗中擂响，声闻500里。战斗延续了很长时间，最后在冀州进行决战。黄帝派应龙向蚩尤进攻，应龙蓄水，摆下水阵。蚩尤请来风伯雨师，一时风雨大作，冲垮水阵，使黄帝再次陷入了困境。黄帝又请来天女旱魃阻止风雨，使天气突然转晴。蚩尤不知所措，部下惶恐不安，黄帝指挥大军掩杀过去，取得最后的胜利，蚩尤和他请来的风伯雨师都投降了黄帝。黄帝便进入东夷活动的地区，他“驾象车而六蛟龙，毕言（兆火鸟）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凰）覆上”，至泰山之顶大会鬼神，并演奏了他亲自作的一支激越悲凉的《清角》乐曲，以纪念涿鹿之战的胜利。蚩尤后来被杀，一部分九黎人加入炎黄部落联盟，融入了华夏族；一部分南下，融入南方的苗蛮之中。

涿鹿战争的胜利，进一步扩大了炎黄部落联盟的势力，发展成规模更大的部落联合体。黄帝的权威大大提高了，集审判权、祭祀权、军事指挥权与生产指挥权于一身。各部落均需听从他的号令，不听从号令的，即出兵进行征伐。他还开山修路，努力打通部落地区的隔绝，增进部落之间的交往。传说黄帝一生“未尝宁居”，在118岁那年出巡河南时死在荆山，人们将他护送回陕北，葬在今陕西黄陵县的桥山之上，这就是前面提到的黄帝陵。

由于黄帝后来被追尊为华夏的祖先，后人便把远古时代的许多创造发明都归功于他和他的“大臣”们，如说黄帝建造屋宇，开凿水井，缝制衣冠，制造舟车弓弩，炼石为铜，创制乐律，他的妻子嫘祖发明育蚕，他的“大臣”仓颉创文字，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等等。同样的原因，由于炎帝也被追尊为华夏的祖先，后人也将一些创造发明的功劳算到他的身上，并称他为神农氏。在先秦的传说中，神农氏和炎帝原本是时代不同的两个人物，神农氏生活的时代要早于炎帝。到战国时，人们将两个人合在一起，称为炎帝神农氏，说“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为市”。这些发明当然也是原始时代人们的集体创造。

尽管炎黄二帝只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们的发明创造也都是远古时代黄河儿女智慧的结晶，但是他们作为华夏民族先祖的象征和中华文明奠基者的化身，还是受到后人的无限尊崇与怀念。因此，在黄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之外的中华大地上，一直流传着许多有关炎黄二帝的传说，留下了许多同他们有关的名胜古迹。除了前面提到过的陕西黄陵县的黄帝陵和宝鸡市的炎帝祠、炎帝陵外，比较著名的还有山东曲阜的景灵宫，河南新郑的黄帝故里，济源的王屋山天坛，灵宝荆山的黄帝陵，河北涿鹿的黄帝城、黄帝泉，四川都江堰的黄帝祠、轩皇台，盐亭的嫘轩宫、嫘祖墓，安徽黄山的黄山轩辕峰，湖南岳阳的轩辕台，浙江缙云的仙都鼎湖峰，甘肃平凉的问道宫，湖北宜昌西陵山、嫘祖庙，随州的神农祠，山西高平的神农城、神农井，河南淮阳的神农五谷台，郑州炎黄二帝塑像，湖南炎陵县的炎帝陵，等等。这些源远流长的传说和名胜古迹，对于增强华夏民族的认同感，激发炎黄子孙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因陶唐氏（帝尧）封帝喾子契（阏伯）为火正（掌火官）于此，又地应商星，故曰“商丘”。

历史

《左传》鲁襄公九年（前564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商代为亳邑地。西周周公旦平定三监之乱后，周成王封殷商后裔微子启于商丘，建立宋国。周赧王二十九年（前286年）齐国灭宋，境内大部为魏所据。魏置大宋郡于商丘，并封公子无忌于信陵（今宁陵县）。

秦置睢阳县，治今商丘市区南部，为砀郡治所。西汉高帝五年（前202年）改砀郡为梁国。三国魏黄初元年（220年）改梁国为梁郡。西晋改梁国。南朝宋永初元年（420年）改梁郡，属徐州；又置谯郡，治蒙县（今梁园区蒙县故城）。

北魏永安二年（529年），元颢在睢阳登基称帝，建元孝基。北齐天保元年（550年）废谯郡。

隋开皇三年（583年）废梁郡入亳州。开皇十六年（596年）于故梁郡置宋州，治睢阳县。开皇十八年（598年）改睢阳县为宋城县。大业三年（607年）复改梁郡。唐武德二年（619年），王世充称帝建大郑，改梁郡置梁州。武德四年（621年）改梁州为宋州。

天宝元年（742年）改宋州为睢阳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宋州。建中二年（781年）于宋州置宣武军。兴元元年（784年）宣武军移治汴州。中和三年（883年）还治于宋州。后周时宣武军改称归德军。显德六年（959年），赵匡胤任归德军节度使，因藩镇所在为宋州，遂以“宋”为国号，建立宋朝。

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升宋州为应天府，为京东路治。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升应天府为南京，为北宋陪都。靖康二年（1127年），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位，史称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金兵攻陷宋之南京，改应天府为归德府，属南京路。

金天元元年（1232年），金哀宗迁至归德府。宋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收复应天府，恢复为南京。

元改归德府，属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明洪武元年（1368年）降归德府为归德州，属河南承宣布政使司开封府，并废睢阳县入归德州。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复升为归德府，并置商丘县。永乐年间称朱集，是有名的商业发源地和物资集散地，有中原重镇、豫东门户之称。清因明制。

民国二年（1913年）废府，辖县属豫东道，翌年改开封道。1916年陇海铁路修通后，在朱集设车站，后改为商丘站。1927年废道。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置河南省第二行政督察区。1948年，中共占领商丘，属豫皖苏区；同年11月析商丘县朱集镇设立县级商丘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立商丘专区，专署驻商丘市。1958年撤销商丘专区，并入开封专区。1961年复设商丘专区。1969年改称商丘地区。1986年商丘被列为对外开放城市。1997年6月，撤销商丘地区和县级商丘市、商丘县，设立地级商丘市；原县级商丘市、商丘县改置梁园区、睢阳区。

商丘是至圣先师孔子的祖籍，古代文哲大师庄周和巾帼英雄花木兰的故里，是商人、商品、商文化的发源地。全市共有文物保护单位200余处，景点3000多处。商丘古城（睢阳区）是全国保存较为完好的四大古城之一，1986年被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永城芒砀山汉梁王墓群出土的金镂玉衣，被评为1991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之一，汉墓壁画被专家誉为“敦煌前的敦煌”。

扩展资料：

魏王墓里出古籍散文

　　在河南省北部、太行山东麓，古黄河北岸，有一个叫卫辉市的地方，是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财神之乡。自西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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