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耻”背后的历史真相

宋金之战开始以后，在金国人眼中看来，宋国真是本钱太厚了，在河北等地投降的宋军就有二十几万。随后，金国分东西两路南下进攻宋国。

东路军由完颜宗望率领，先是击溃了汴梁城外的二十万禁军，随后又击败了姚平仲二十万大军。

西路军则在太原城下大败种师中，击败姚古、张璟等人，歼灭的宋军也有二十几万。

死的死，伤的伤，连续几个二十万了，也便是说宋金开战以来，宋国至少损失了八十多万大军。

八十多万，女真的男女老少合计也没有八十万。可是损失了八十万，对于宋国而言，只是伤筋动骨而已，只要他们愿意，随时就可以组织起一只达到二十多万的大军！　　

宋国人口真是太多了，杀得手都软了，可还是那么多！

第一次汴梁围困战，西路军停滞在太原城下，围困汴梁的只有东路军，这路金军才七万兵马，可是城内的汴梁禁军有二十万，临时招募的青壮又有十万之众，再加上陕西军来援二十多万，城内的汴梁守军堪称五十万。

五十万宋军，被七万金军围困住，难以出动。看似好笑，看似显得李纲无能，其实这是正常事件。

在冷兵器时代，打仗最重视阵型，野战往往是摆下阵型，立稳脚跟，才能与敌军厮杀。而阵型未稳，处在散乱的状态，受到敌军突袭，很是危险，极有可能被彻底冲散阵型，全军大败。

比如淝水之战，前秦八十万大军对决东晋七万大军，若是正常情况下交锋，前秦未必会输。只是苻坚太骄傲了，妄想着半渡而击，以为敌人都是傻子，就他最聪明。

苻坚擅自将军队向后退去，结果引动阵型不稳，再加上有人大喊秦军败了，八十万大军太过臃肿，又缺乏大兵团作战指挥能力，更无电台操控全军，再加上北府兵的强势突袭，等等。各种因素叠加，致使八十万大军的阵型，彻底变成了一锅粥。

八十万大军变成一锅粥，比八万大军变成一锅粥更加危险，大军败得更快。

前秦败了，败在阵型大乱。

同样，宋金大战，宋军要抗衡金军的铁骑，唯有摆成步兵阵型，层层抵抗；而金军要想战胜宋军，唯有冲破宋军阵型。一个守阵，一个破阵，谁先得手，谁就胜利。

汴梁围困战中，汴梁城墙很是宽广，宋军要将大部分的兵力用来守城，要出战的兵力有限。想要出击，兵力少了是送菜，兵力多了又是冒险。即便是后来有陕西军救援，也不敢出城野战。

因为野战就要摆下步兵阵型，可是城门狭窄，宋军一次性从城门走出的士兵有限，想要布置下步兵阵型，需要花费一定时间。而在这段时间内，金军铁骑可能冲击而来，将尚未布置好的步兵阵型彻底冲散。　

靠着骑兵的快速出动，强大的冲击力，宋军根本无力在城门下，或是没有胆子摆下阵型。难以摆下阵型，还打什么野战？

以多围困少，是一种围困方式；骑兵围困步兵，也是围困的一种方式；而断去粮食，断去水源，也是围困的一种方式。

这时宋朝抗金派和议和派的区别也仅仅在，抗金派想要签订“缩减版的澶渊之盟”，而议和派想要签订“超级版的澶渊之盟”。

李纲一心要当名相寇准，议和派则是一心要当司马光，而宋钦宗则是一心要当宋真宗，再次上演澶渊之盟的逆袭。

年名相寇准击退了辽军后，签订和约，也不就是给辽国大量岁币嘛！只要不割让河北山西土地，损失些岁币还是可以接受的；　

当年名相司马光，不照样是将神宗皇帝辛苦打下的米脂四城割让给西夏嘛！反正不是第一次，割让黄河以北的土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米脂四城，到黄河三镇，也仅仅是两个字的区别而已。

宋钦宗期望，再次上演先祖真宗皇帝的运气，以岁币，让金军退去。　

由于东路金军兵力不足，最终在宋朝割地赔款之下决定暂时撤退，第一次汴梁之围解除。

第一次被围城后，宋朝不是没想过迁都，但迁都，意味着统治中心的移动，中央对于地方约束力的下降，会彻底破坏强干弱枝的政策，轻则是藩镇割据，重则是国家分崩离析。

当年安史之乱，唐明皇西逃，迁都而去，意味着中央对地方权威下降，形成了藩镇割据的雏形；后来黄巢攻陷长安，唐皇再次西逃，则致使唐朝权威下降到了极点，果然没有几年，唐朝就灭亡了。

此时，陷入了僵局，进退两难。

宋朝割地、赔款、人质、和亲、称臣等，几乎是将朝廷的威严尽数散去，失去了威严，还能对地方形成有限控制吗？一旦迁都，局势更会彻底恶化，彻底失去对地方的控制。

不迁都，一旦金军再次南下，说不好就是一个死局

就在宋国内部犹豫不决之际，金国已经决定再次南下。　

1126年，西路金军攻陷围困近一年的太原后，经过休整，完颜宗翰自太原向汴京进

东路军则在完颜宗望的率领下，于1126年11月20日自真定向汴京进攻；

1126年12月16日，宋出兵拒战，被完颜宗望等击败。

1126年12月17日，西路军在完颜宗翰的率领下，也到达汴京城下。太原在失守后，完颜娄室的这部分军队南渡黄河，西趋洛阳，封锁了潼关，把宋朝最精锐的西军关在潼关以内，断绝了其勤王之路。

说是阻断勤王之师，其实在陕西一带，已经没有了勤王之师。

两次河东救援战，彻底的耗尽了宋军的正规军有生力量。此时的宋朝，正规军已经是损失了八成以上。川陕一带留下的军队，都是老弱病残，或是入伍时间较短的新兵，根本无力救援汴梁。

与其说是阻挡勤王之师东来，不如说是阻止宋钦宗跑路。　

在辽金之战中，辽国的战力脆弱，可是辽帝的逃跑能力却是惊人的，不断从辽国东面逃跑到西面，金军连连追赶，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才逮住。

而这次，金军汲取了教训，锁住了潼关，锁住了西逃的路线，为的就是防止宋钦宗向西跑路。一旦跑到京兆，或是入蜀，那时就不好抓了。　

此刻彻底的围困住了汴梁。　

在第一次汴梁之围时，只有完颜宗望的东路军到达开封城下，兵力有限，只有七万多，攻城的活动只能限于西、北两隅，有时蔓延到东北角，南面诸门则始终未受攻击。　

而在第二次围城时，金军东西两路合攻，东路军全军增加到八万人，主要将领完颜宗望、完颜阇母、完颜昌、刘彦宗等仍在军中，只有郭药师以燕京留守的名义，留驻燕京。

西路军仍以完颜宗翰、完颜希尹、完颜娄室三大将为主副帅，完颜银术可等战将都属麾下，汉人高庆裔、时立爱为谋主，有七八万人参加第二次开封围城。

东西两路金军的兵力已过十五万人。此刻金军四面四面合围，陷东京汴梁于彻底孤立。　

而宋朝这边，第一次围城时，开封原来的禁军加上西北陆续开来的勤王军，再加上临时拼凑出来的士兵，总数达几十万人。

解围后，严重的经济苦难，无以维持庞大的军队数量，只能是一部分被遣送复员回西北，一部分参加太原解围战而遭到损失，一部分在黄河南岸溃散，还有一部分被大臣唐恪、耿南仲以经济上的理由遣散。

因此，第二次被围时汴梁城内守军不满七万。

各地的勤王之师，数量已经很多，只是多是新招募的士卒，没有经过太长的训练，战斗力低下，可能金军一个冲锋就溃败了。

而此时，让这些新兵去碰撞汴梁的虎狼之师，除了找死之外，再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

这种情形之下，勤王之师多是徘徊在汴梁附近的州县，却是难以再进一步。　　

身为北宋都城，汴梁的城墙太高，太厚了，根本难以攻克。就连一向善于攻城的完颜粘罕也是头疼不已。围困太原时，可以实行锁城之法，可是围攻汴梁根本无力施展锁城之法。

汴梁太大了，根本不是辽国的五京、太原之流的小城可比。　

汴梁地处黄淮之间，控引汴河、惠民河、广济河和金水河，具有便于漕运的优越条件，在宋朝定为首都后，遂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北宋的东京城，在唐汴州城及后周东京开封府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共有外城、内城及皇城三重。　　

若是一味的强攻汴梁，即便是十几万金军精锐全部死光了，也未必能攻下汴梁城。

幸运的是，汴梁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人口太多了，巨大的粮食压力，在和平年代，靠着汴河的转运，还不是太困难；一旦到了战争时期，被掐断了汴河，断绝了外来的粮草，汴梁就会出现饥荒。

可能最后，汴梁不会被攻破，却可能被饿死。　

攻陷汴梁的战略，重点不在于攻破汴梁的城防，而是消灭外来的援军。只要是援军灭了，汴梁可能不战而降。　　

汴梁失守，已经成为了定局

看了历史书，关于靖康之耻的记载很是模糊，似乎历史学家有意识的忽略这一块。　

在相关的历史书籍中，宋朝君臣留给后人的印象无非两点：弱智与软弱。　

软弱可以理解，宋朝文人太多，文人多缺乏勇气。可是脑残就不能苟同了，身为朝廷重臣，哪一个不是步步拼杀上来，勾心斗角不断，决定不脑残。他们可能不懂军事，可能犯下诸多错误，但是绝对不脑残。　

关于靖康之耻，历史记载很多，评论也很多，无非是说，皇帝无能，军队不给力，或者是投降派投降，或者是金人凶残等等，却是唯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士大夫的背叛，军队的背叛。　

历史，是文人写成的，文人也掌控者历史的话语权，关于文人的诸多负面的信息，也是被掩饰，美化，甚至是曲解！　

比如，历史上写到李纲是抗金英雄，似乎是因为他被驱除，才导致抗金失败，才导致靖康之耻。史书也是把他写成诸葛武侯，似乎谈笑之间，金军尽数灰飞烟灭。　　

其实，李纲只是一个文人，不懂军事，汴梁二十万守军守城，八万金军攻城，结果是勉强保住城池。在援救河东的战略中，李纲也是屡战屡败，精锐尽数覆没，最后遭到贬福建。　

他一直主张坚守汴梁，反对迁都，而不顾及实际上汴梁的危局，最后酿成了恶果。

同样是身为主战派，他却与种师道不和，导致抗金派内部分裂，致使局势崩坏。　　

他是一个有骨气的文人，当也仅仅是如此，没有史书上说得那样厉害。

有人怪宋徽宗。的确，在宋朝，皇族几乎是远离着政治，他们不参军，也不从政，只是如寄生虫一般的活着，而历代的宋朝皇帝也是忌惮皇族，深恐夺位。

他们唯一的用处，就是皇帝驾崩，又无子的情况下，充当替补，接替皇位。

一个远离与政治的皇族子弟，陡然间成为皇帝，根本不熟悉政务，结果是朝堂内乱臣不断，搞得乱糟糟一片。　

宋徽宗一直不傻，朝中局势，群臣心态，天下变化，他一直清清楚楚。只是清楚的知道发生的一切，并不意味着能改变什么。就像许多人也知道，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考上好大学，可是在实践中，却由于各种主观与客观的原因，计划依旧是计划，没有最后实现。　

宋徽宗登基之初，也是励精图治，想要干一番事业，做一个好皇帝，可是实践中才发觉，他有些眼高手低，国事之艰难，远远的超过了写诗作画，事事不如人意。

在一系列打磨之后，渐渐失去了兴趣，安然于诗画之中。而将朝中繁杂之事交给了蔡京、童贯、高俅、杨戬等人，这些人不是清官，也不是能吏，没有王安石司马光之流的才干，可是至少对皇帝本人忠心，可以替他解决麻烦事。　　

比如，在历史书上说宋钦宗软弱无能，任用投降派，赶走李纲，屈辱求和，放松秋防，没有加固黄河防线，再甚至是到金营求和，最后不归。似乎宋钦宗，就是一个废物、脑残，智障患者。　

可是真实的历史是，宋钦宗一点也不脑残，也不是废物。任用投降派，是因为满朝上下，十个人七个都是投降派。不任用投降派，等于是将七成的大臣排斥出朝堂，轻则是朝堂动荡，重则是皇位不保。

赶走李纲，是因为河东兵败，河东兵败赶走了一大群人，也不在乎多他一人。而放松秋防，没有加固黄河防线，不是宋钦宗不知道秋防重要性，而是要钱没钱，要兵没兵，火耗严重，根本无力秋防。　

历史上，关于靖康之耻的记载是，金军威逼汴梁城下，外城一个城门失守。那时金军要求议和，要求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到金营谈判，结果到了金营被扣押，签订了降表，最后被押到了金国当奴隶。

世人总是会说，宋朝的这两个皇帝，脑袋有问题，好好的不在汴梁呆着，为何非要亲自去谈判送死。

可真实的情况是，他们不得不去。因为满朝大臣都是要求他们前去议和，他们不得不去，若是不去，轻则是发生兵变，重则是“莫名其妙”的死去。　　

在大宋，官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士大夫架空了皇帝，皇帝不得不屈从与士大夫的意见，尽管有时士大夫的意见是错误的。　

宋朝皇帝，是士大夫权力的代言者，必须是符合士大夫利益，尽管很多情况下，士大夫利益与大宋利益相冲突。　

在汴梁危机的时刻，面对金军入侵，士大夫利益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为了保存士大夫利益，他们不得不抛出弃子，而宋钦宗、宋徽宗就是弃子。

而大宋一朝，与其说是皇帝掌控着军权，不如说是士大夫掌控着军权。那时，两位宋朝皇帝只能是识时务，前往金军军营，献上降表，甚至是被押解而走。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们已经指挥不动军队了；他们若是誓死抵抗，可能不等城破，他们就莫名其妙的死去，或是被暗杀；或是被献给了金军　　

一个国家的腐败，首先开始于官僚的腐败，接着是司法的腐败，接着是教育的腐败，最后是军队的腐败。当一个国家的军队腐败到了极致的时刻，这个国家就无药可救了，即便是秦始皇复生，汉武帝转世，朱重八降临，也是无力回天，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国家灭亡。

大宋空有百万大军，可是却不能保卫首都，导致首都沦陷，半壁江山丢失。为何如此，就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官僚、司法、教育，乃至是军队，都是腐败到了极点，根本无力回天。

此时的宋朝出现了一个现象，反腐败是找死，不反腐败是等死。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一个国家将要灭亡，远远不是某一个人能够支撑不倒的。大宋将要灭亡了，试图充当独木，撑起倒塌的大厦，必然是悲剧的，种师道不行，李纲也不行，皇帝自己也不行。　

想要当独木，撑起倒塌的大厦，运气不好，就是李鸿章、慈禧之流！

真实的历史，没有人知道。

靖康之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著名事件，发生于北宋宋钦宗靖康年间（1126~1127年）因而得名。又因靖康元年为丙午年，亦称此事件为丙午之耻。

靖康二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三千余人，押解北上，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

“靖康耻”之后，中国即耻于议和。明朝的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皆以为与满人和谈为耻。因此崇祯帝对于和议之事，始终左右为难。

卢象升即告诉皇帝说：“陛下命臣督师，臣只知战斗而已！”崇祯只能辨称根本就没有议和之事 ，卢象升最后战死沙场，崇祯煤山殉国。明末就在和、战两难之间，走入灭亡之途。

扩展资料：

中国妇女的节烈论，从“靖康之难”开始被宋代道学家所注重。因为北宋后宫嫔妃、宗室妇女全部被掳往北方为奴为娼。这个耻辱使道学家们舍弃了北宋时期重生存轻贞节的观念，转而大力提倡妇女舍生命保贞节。

靖康耻无疑是汉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劫，也给当时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更是大宋这个王朝的百年国耻！

而这场大劫所产生的根源更是后人必须深刻总结的重大教训，这个国耻宋王朝用了百年才终得洗雪，在此之间，南宋和金国之间的百年战争遍布关陕黄土、秦岭蜀山、河洛中原和江淮沿岸，远比沙漠中打转的宋夏战争更加激烈震撼！

靖康之变”是指靖康年间金朝灭亡北宋的历史事件，又称“靖康之难”。

公元1125年，金朝在灭辽之后驱兵南下，分两路进攻北宋，进逼宋朝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昏庸无能的宋徽宗赵佶听到金兵来犯，惊恐万状，传位给太子赵恒（宋钦宗），自称太上皇，借“烧香”为名，逃往镇江避祸。宋钦宗即位后，改年号为“靖康”。他同样畏敌如虎，只是迫于形势，才任命主战派李纲负责保卫汴京。同时，派遣使者前往金营求和，答应割地输款。金兵在获得北方大片土地和大量金银之后北撤。投降派又得势起来。宋钦宗以为天下无事，罢免了李纲。太上皇宋徽宗回到汴京，继续过着腐朽的生活。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秋天，金兵第二次南侵，东西两路军队合围汴京。在这危急关头，无赖郭京说他能请“神兵”退敌，宋钦宗竟信以为真，下令撤去城上守军，大开城门，请“神兵”退敌。金兵就乘机攻人汴京，徽宗、钦宗束手就擒，做了俘虏。第二年春，金兵北撤，将城内92个府库内的财物席卷一空，又把微钦二帝及皇族、大臣等大批人员俘至北方，北宋王朝也就灭亡了。

“靖康之耻”是指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1127年）金朝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掳走徽、钦二帝，导致北宋灭亡的历史事件。

取而代之的南宋，其统治范围狭小，仅仅只是秦岭淮河以南的江南地区，国土面积只是北宋的三分之二。南宋偏安东南，完全丢失传统农耕区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田赋收入大幅度减 少，财政开始倚重非农产业。

扩展资料：

金政权通过与北宋签定海上之盟，认清了北宋政权的腐朽、衰弱的本质，故从宣和七年(1125)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对宋攻势。宋徽宗不敢抵抗，又怕担当亡国之罪名，便传帝位于儿子赵桓，即宋钦宗。

侵宋金军分东西两路南下，很快包围了宋都开封，以皇帝为首的北宋统治者怯敌投降，使金兵在靖康元年(1126)渡过黄河，攻下开封，把徽、钦二帝扣押在金兵营中。

次年四月初一，金贵族在对开封城大肆搜刮掠夺之后，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俘虏徽钦二帝及后妃、皇子、皇女、宗室贵戚、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3000多人北去。还带走了朝廷上的舆服、礼器、浑天仪、铜人和许多珍贵的古籍图表。北宋灭亡。

——靖康之变

从公元1118年起，北宋以向金国买马为名，派人渡海与金国统治者接洽，表达自己联金伐辽的愿望。金感到此举有利于灭掉辽国，便同意了北宋的要求。北宋大臣中有人向宋徽宗提出了女真是虎狼之心，不可结交，不如早作防范准备的建议，但被宋徽宗当作了耳旁风，一心去结交野心极大的金国。公元1120年，宋金订下所谓“海上之盟”，即：宋、金同时出兵攻辽；灭辽后，长城以南州县归北宋管辖，而宋将以前贡献辽国的岁币如数转交金国。“海上之盟”实际使北宋继续处于屈辱地位，但宋徽宗却应承下来。

金兵攻占燕京后，宋、金双方开始交涉燕云地区的归属问题。按照“海上之盟”这一带应归北宋所有，但金以北宋没有发兵两面夹攻等种种借口为由，不愿履行约定。最后，由于考虑到新占领的大片地区还处于动荡之中，各种不稳定因素随时都可能爆发，如果贸然对宋宣战没有取胜的把握等几方面原因，金答应把燕京和涿、易、檀、顺、景、蓟6州归还宋朝。但是，金乘机向宋勒索巨额岁币，随后又将6州之地的财富外加二三万居民席卷而去。

宋朝自开国以来一直抱定收复燕云16州的心愿，现在却名义上收回了燕京及6州土地，实际上却只得到了7座空城，北宋哪还有半点颜面可言？但是徽宗却认为自己胜利了，回朝以后大肆庆贺，并给童贯、蔡攸加官进爵，甚至立“复燕云碑”表功。徽宗一如既往地挥霍无度，无心加强边防，整治军队。北宋已走上了穷途末路。

金国阿骨打死后，其弟吴乞买即位，是为金太宗。金国稳定下来后，把目标瞄准了北宋。终于，公元1125年，金以宋招纳金的叛亡之徒为借口，分兵两路大举南侵。

金兵一路势如破竹，颜宗望率领，攻燕京。先后攻下太原、燕京两城，直奔东京逼来。毫无准备的宋徽宗不得已之下，他依照大臣李纲的建议宣布把皇位让给自己的儿子赵桓，也就是宋钦宗，自己则做了太上皇，南逃躲避战乱去了。

新即位的宋钦宗也是个不中用的皇帝，几次想弃东京南逃，多亏了抗战派大臣李纲等的多方劝阻才被迫留下。李纲被封为“亲征御营使”，带领东京军民痛击攻城的金兵。由于宋钦宗并没有真正抗击金兵的决心，北宋很快又去找金议和，被金索以500万两黄金，5000万两白银等，并要求宋称金国皇帝为伯父。宋钦宗不仅接受了金的要求，还听信谗言罢免了李纲。

消息一传开，东京城内群情激愤。太学生陈东等上书皇帝要求罢免奸臣李邦彦，恢复李纲的官职，许多军民前来声援，还痛打了准备上朝的李邦彦。宋钦宗怕扩大事态，只好恢复了李纲的官职。李纲复职后立刻下令痛击金关，军民们斗志昂扬地准备迎击金兵的来犯。金感到形势不利，撤退而走。

金兵撤走后，南逃的宋徽宗又回到了东京，继续他享乐无度的生活。李纲被排挤出京城，各地赶来的援军也被朝廷遣散回原地。半年之后，金太宗再次集结大军，南下侵略北宋。金兵仍分作两路，攻城拔寨，分别渡过黄河，一起进逼东京。宋钦宗仍想和第一次一样投降乞和，不作积极军事准备，结果更便利了金兵的进攻。公元1126年底，金兵再次将东京团团围住。

这时东京城内还有7万宋兵，但宋钦宗依旧没有放弃求和的幻想。并且他不让开封军民应战，反而任命一群市井无赖组成的所谓“神兵”守城。结果，这群乌合之众一开城门出战，就被金兵击溃。金兵乘机登城，东京失守了。城破之后，东京军民仍有和金兵展开巷战，一拼到底的要求。但软弱的宋钦宗却派人前去金营求和。金兵首领宗翰、宗望说：“我们没想灭掉宋朝，但要退兵，宋钦宗必须来商议割地之事。”

宋钦宗竟然真的带上几个大臣，亲赴金营，交上降表。他心里想，只要能退兵，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然而，金收了北宋降表后，并没有撤兵的意思，这时才提出早已决定下来的要求：废除钦宗帝号，另立宋国国君。宋钦宗这时才明白，金国要的不只是金银布帛，还要他北宋的江山！他失声痛哭，后悔不该屈膝求和，将好端端的北宋拱手送与他人。

东京完全置于异族的铁蹄之下。金兵不断进行大肆掠夺，北宋百姓生活在恐怖之中。东京城内的米一升暴涨至300线，许多人靠吃树叶、野草求生。天气又正值寒冬，冻死、饿死街头的尸首比比皆是，无人收殓。北宋统治者的投降政策使国家蒙受灭顶之灾，人民饱尝欺凌之苦。

公元1127年春天，金兵把宋徽宗、宋钦宗关押至金营。金太宗下令废掉徽宗、钦宗二帝。随后，徽宗、钦宗、太后、皇后、妃子、公主、驸马、亲王大臣等共3000多人被装上囚车，运送回金国当奴隶。

经历了152年的北宋被金国灭亡了。这个事件发生在北宋靖康年间，因而在历史上被称为“靖康之耻”。宋徽宗、钦宗因为昏庸、软弱和屈膝投降被后世人永远地耻笑。徽宗和钦宗掠到金朝后，受尽屈辱，分别于1135年和1161年先后死于金朝。

历史上“靖康之变”简介！

靖康之变是指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1127年）金朝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掳走徽、钦二帝，导致北宋灭亡的历史事件。又称靖康之乱、靖康之难、靖康之祸。

北宋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1125年），金军分东、西两路南下攻宋。东路由完颜干离不领军攻燕京。西路由粘罕领军直扑太原。东路金兵破燕京，渡过黄河，南下汴京（今河南开封）。宋徽宗见势危，乃禅位于太子赵桓，赵桓在哭哭啼啼中登上皇位，是为宋钦宗。

靖康元年（金天会四年，1126年）正月，完颜宗翰率金兵东路军进至汴京城下，逼宋议和后撤军，金人要求五百万两黄金及五千万两银币，并割让中山、河间、太原三镇。同年八月，金军又两路攻宋；闰十一月，金两路军会师攻克汴京。宋钦宗亲自至金人军营议和，被金人拘禁。

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三千余人北上金国，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靖康之变导致北宋的灭亡。

扩展资料

靖康之变客观上加强了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融合。随着金军的两次南侵，北方各民族人民的家园被毁，广大人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出现了历史上又一次南迁的浪潮。靖康之变后，北方的经济重心已然受到很大影响，加之无数难民迁至南方，必然导致经济中心南移。

在经济重心南移的同时，北方少数民族也不断融入汉族的生活区域中，南北方民族的生产技术互相借鉴，生活习惯和民族文化也不断融合。

总之，大量北方少数民族迁至南地不但补充了南方的劳动力，也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增加了南方的军事力量，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融合，完成了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靖康之变

关于靖康之变简介？

靖康之耻

元1127年，即北宋靖康二年，南宋建炎元年。 这一年，北宋帝国覆灭，南宋帝国在风雨飘摇中宣告诞生。 中国人陷入长达十余年的兵凶战危血雨腥风之中。 宣和七年(1125年)，金军分东、西两路南下攻宋。 宋徽宗见势危，乃禅位于太子赵桓(钦宗)。 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金东路军进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城下，逼宋议和后撤军。 同年八月，金军又两路攻宋；闰十一月，金两路军会师攻克汴京。 次年三月，金军大肆搜掠后，立张邦昌为楚帝，驱掳徽、钦二帝和宗室、后妃、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携文籍舆图、宝器法物等北返，北宋亡。 史称“靖康之变”，或“靖康之难”、“靖康之祸”、“靖康之耻”。又因靖康元年为丙午年，亦称此事件为“丙午之耻”。 “靖康之变”是指靖康年间金朝灭亡北宋的历史事件，又称“靖康之难”。 历史上“靖康之变”简介！

靖康之变是指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1127年）金朝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掳走徽、钦二帝，导致北宋灭亡的历史事件。又称靖康之乱、靖康之难、靖康之祸。

北宋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1125年），金军分东、西两路南下攻宋。东路由完颜干离不领军攻燕京。西路由粘罕领军直扑太原。东路金兵破燕京，渡过黄河，南下汴京（今河南开封）。宋徽宗见势危，乃禅位于太子赵桓，赵桓在哭哭啼啼中登上皇位，是为宋钦宗。

靖康元年（金天会四年，1126年）正月，完颜宗翰率金兵东路军进至汴京城下，逼宋议和后撤军，金人要求五百万两黄金及五千万两银币，并割让中山、河间、太原三镇。同年八月，金军又两路攻宋；闰十一月，金两路军会师攻克汴京。宋钦宗亲自至金人军营议和，被金人拘禁。

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三千余人北上金国，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靖康之变导致北宋的灭亡。

扩展资料

靖康之变客观上加强了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融合。随着金军的两次南侵，北方各民族人民的家园被毁，广大人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出现了历史上又一次南迁的浪潮。靖康之变后，北方的经济重心已然受到很大影响，加之无数难民迁至南方，必然导致经济中心南移。

在经济重心南移的同时，北方少数民族也不断融入汉族的生活区域中，南北方民族的生产技术互相借鉴，生活习惯和民族文化也不断融合。

总之，大量北方少数民族迁至南地不但补充了南方的劳动力，也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增加了南方的军事力量，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融合，完成了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靖康之变

靖康之难是什么？

开封保卫战之后，金军北撒，宋廷内的投降派势力再度甚嚣尘上，在赵桓的支持下，先后将主张以武力抗击金军的太宰兼门下侍郎徐处仁、少宰兼中书侍郎吴敏、同知枢密院事许翰罢贬出朝，李纲也被责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遭贬去职。而以原中书侍郎唐恪、尚书右丞何、礼部尚书陈过庭、开封府尹聂昌、御史中丞李回为代表的一批力主议和的官僚相继被擢升，执掌朝廷要政。

这时，另一位投降派的重要人物、太上皇帝赵佶也自江南返回开封，宋廷随之又恢复了“文恬武嬉”的局面。赵桓一伙极力粉饰太平，对“防边御寇之策，反置而不问”。他们非但不积极组织兵力防范金军的入侵，反而下令命各路赴开封的“勤王”援军撤回原驻地，而使防务更加空虚。对遭金军连续数月围攻的太原城（今属山西），亦不作认真的救援部署，只是将率领全城军民拼死抗击金军围攻的主将王禀由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镇西军承宣使，改授为建武军节度使，以“录坚守太原之功”。宋廷的腐败使朝野有识之士为之痛心，百姓亦对抗金失去信心，“威胜、隆德、汾、晋、泽、绛民皆渡河南奔，州县皆空”。

宋廷的虚弱无能，更助长了金廷的嚣张气焰。宋靖康元年（1126）八月，完颜晟（金太宗）下诏，仍以宗翰、宗望分统西、东路军，自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保州（治今河北保定）南下，目标仍是开封。

太原城自宋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被金军围攻以来，在王禀的率领下，城中军民已击退金军无数次的进攻，在外无援兵，内乏粮食军械的情况下，仍抗拒赵桓停止抵抗，献城交割的诏书，坚守城池。金统帅宗翰到达太原城郊后，又指挥金兵加紧围攻，展开更为猛烈的攻势。他令金军于城外修筑保垒，环围城池，彻底阻断太原城内外的联系与交通。城中军民存粮已尽，则以弓弩之筋泫、皮甲、树皮及草根充饥。在数月的激烈战斗中，城中军民伤亡及饥饿身亡者甚众，尚存者亦体力难支。九月初三日，坚守长达近9个月的太原城终被金军攻破。王禀又率领太原军民与金军巷战，身中数十枪，投水自尽，全城军民大多壮烈牺牲。

东路金军在宗望的统领下，再次经中山府（今河北定县），直扑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真定府于金军第一次南侵时，全城军民在守将刘耠的率领下奋起抗击，未能使金军破城。金军北撤后，城中大部分兵力随刘袷前去救援太原，故金军再次围攻时，城中守军尚不足2000人。真定知府李邈、守将刘翊（靖、靖朔）依然率领全城军民顽强抵抗，并上书宋廷求援，但先后30多次的奏请竟被朝廷搁置不理。在坚守了40余天后，真定府陷落。刘翊又率军民与金兵展开巷战，力竭自尽。李邈被俘，押往金燕京府（今北京西南），不屈被害。

太原、真定相继失守，金军东、西两路遂长驱直入。正抱病出任宋同知枢密院事的种师道立即檄召方组建的四道都总管府，令南道都总管和西道都总管府所属陕西制置使，急速率“勤王”兵赴开封。又上奏赵桓指出金兵必会大举再侵，请朝廷及早作好御敌的准备。赵桓见到奏疏，却认为种师道是大惊小怪，遂以议事为名，又将他召回开封。种师道扶病赶回京城，不久病故。

此时，西路金军又克陷汾州（治今山西汾阳），知州张克戬、兵马都监贾直阵亡，又攻占平定军（今山西平定）。宋廷仍欲以三镇代税钱向金朝求和，令王云出使金军。王云返回，称金军坚持要割让太原、中山、河间府（今河北河间）3镇，才接受议和。赵桓召集百官，在尚书省商议，少宰兼中书侍郎唐恪、门下侍郎耿南仲等人坚决请求割让3镇，以求与金军议和。右谏议大夫范宗尹甚至伏地痛哭恳请。赵桓派尚书左丞王寓随从康王赵构前往宗望军中谈判，王寓随即提出辞官，赵桓即将他贬官，又以知枢密院事冯懈替代。而金军继续南攻，西路金军又相继攻陷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威胜军（今山西沁县南）、隆德府（今山西长治）、泽州（治今山西晋城）。东路金军也已推进到黄河北岸，宋宣抚副使折彦质率领12万兵前去阻击，被金军击溃，知河阳燕瑛、西京留守王襄竞弃城而逃。康王赵构与冯湃未至金军便返回开封，赵桓很生气，将冯湃罢官，再令刑部尚书王云随同赵构出使宗望军中，同意割让3镇，向金帝进献衮冕、车辂，并尊金帝为皇叔，上尊号。金军又渡过黄河，折彦质与提刑按察使许高再相继兵败。金军遣使入开封，要求宋廷尽割让河北之地。赵桓又派资政殿学士冯獬和李若水为割地请和使，赴宗翰军中求和。

十一月中旬，宋东路割地请和使赵构和王云一行到达磁州（治今河北磁县）。知磁州兼河北义兵都总管宗泽率领兵民方击败金军的进攻。城中军民告之赵构；金军已从邻县渡黄河南下，请求他们不要北上求和，而应起兵进援京城。有人发现王云行囊中夹有“番巾”，指责其为奸细，人们气愤已极，将他打死。赵构无人随同，只得暂留磁州。相州知州汪泊彦闻讯，邀请他前来本州，赵构便又退回相州（治今河南安阳）。赵桓为了满足金军不断升级的苛求，尽快议和，以求得金军后撤，在第一批割地请和使分赴东、西路金军之后，又派耿南仲出使宗望军中，聂昌出使宗翰军中，同意与金朝划黄河为界，河北之地悉归金所有。然而宋廷一系列的求和活动，丝毫没有阻止金军向开封的推进。十一月底，东、西两路金军先后到达开封城下。

金军兵临城下。赵桓一伙一面任命京兆府路安抚使范致虚为陕西五路宣抚使，令他督催“勤王”兵人援开封。又派人秘密出关召兵，约康王赵构和河北地方守将领兵赶赴开封。一面又害怕大量的宋军聚集城下，会激怒金人，影响割地求和的谈判，竟下令命已率兵奔赴开封的南道都总管张叔夜和陕西制置使钱盖不得妄动，一律返回原驻地。对金军提出的划黄河为界，赵桓表示：“一一专听从命，不敢依前有违。”并且派朝廷重臣与金使一同前往河北各地，办理交割事宜。

宋廷投降行径，再度激起河北、河东地区军民的反对和 。聂昌与金使在绛州（治今山西新绛）交割时，一齐被当地百姓打死。耿南仲与金使在卫州（治今河北汲县）交割时，也险遭“乡兵”的处置，金使仓皇出逃，耿南仲也连夜逃人相州，且不敢再提割地之事。开封城内军民对投降派也恨之入骨，宰相唐恪于巡视城防途中，险遭百姓的痛击，赵桓只得将他免职，以平民愤，又以主张抗金的门下侍郎何桌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并派人持蜡书到相州，委康王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知中山府陈亨伯为元帅、汪伯彦、宗泽为副元帅，并令尽发河北兵人援开封，又诏诸路兵马火速赶往京城。但赵桓于金军兵临城下之际才采取的这些措施，都已为时太晚。

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军开始对开封城进攻，通津门、善利门、宣化门先后遭到金军猛烈的攻击，守将范琼、姚仲友等率兵士顽强击退金军的进攻，范琼反击出城，焚烧金军营寨，守城将士甚至“缒城”杀敌，焚毁敌炮架、鹅车等军械。宋军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统制官高师旦等众多将士阵亡。赵桓雨雪中披甲登城，以御膳赐十卒，自己则食兵士之食。但进入闰十一月，天气骤寒，雨雪纷纷，滴水成冰，兵士握不住兵器，甚至有冻死者。可“勤王”之师迟迟不到，城中兵力可用者只有3万，亦已失去十之五六。金人攻城愈急范琼率千余兵士出城迎战，渡河时因冰层破裂，淹死500余人，士气大挫。赵桓又听信成忠郎郭京的妖言，令其率“神兵”出击，二十五日，郭京打开宣化门，“神兵”出城，随即大败。郭京又声言下城作法，却领余兵开城逃跑，金军乘机攻上城墙。

金军虽攻占城墙，城中军民抗金斗争并未停止，他们杀死前来“议和”的金使，并自发地组织起来抗击金军，仅到官府请求领取甲胄和武器的民众就多达30万人。金军下令纵火屠城，何桌率领百姓与之巷战，金军急忙于城上修筑对内的防御工事，不敢下城。尽管开封城内军民仍在顽强地与金军战斗，可赵桓已吓得魂不附体，当金军女一次提出议和的要求时，他立刻表示接受。金军要求太上皇赵佶前往金军营帐议降，赵桓以太上皇“惊忧而疾”为由，提出自己亲往。他从金军返回城中不久，又上降表，并派遣聂昌、耿南仲、陈过庭随金朝官员分赴河东、河北两地交割土地。两河地区的百姓坚决反对宋廷的投降割地求和，除石州（治今山西离石）一地降金外，其他地区的民众与军队均坚守城池，拒不执行诏令献城投降。赵桓只得再次下诏，令两河百姓“开门出降”，但收效依然甚微。

宗望、宗翰进一步提出，要求宋廷收缴民间百姓手中的武器，又向宋朝邀索犒师之费：绢1000万匹、金100刀锭、银1000万锭。缎1000万匹。宋廷竭尽全力于城中收罗搜刮，可除绢凑够要求酌数额外，其他物品“十分未及所需之一”。宗望、宗翰等人对此很不满意，于靖康二年（1127）正月，再次要求赵桓赴金军营地，随即被扣押，声言待交纳足数，方可放还。宋廷于是在全城拼命搜刮金银，凡钗钏在铢两以上皆被强行收走，一时间满城悲戚愁叹，民不聊生。

百姓请求官府发放武器，却遭到拒绝，于是铤而走险，私自打造兵器，乘黑夜捕杀下城剽掠的金兵。宋廷对金兵“为百姓掩杀甚多”，感到十分惊恐，下令严禁“以防护为名，于炉头打造兵器”，还将违反禁令的百姓斩首示众，以此阻止城中百姓的抗金斗争。

二月初六日，宗望、宗翰令宋廷臣僚推举异姓为帝，并废赵佶、赵桓二帝。初七日，金军又要求太上皇赵佶人金营，且根据内侍邓述提供的赵氏宗室名单，将诸王及其子孙尽收人金营，十一日，宗望、宗翰又强迫赵佶召皇后和皇太子赴金营，同时追令张邦昌为傀儡。他们见提出的搜括金银数量仍未凑足，认为宋廷官员搜刮不力，竟然杀死户部尚书梅执礼、户部侍郎陈知质、刑部侍郎程振、给事中安扶。

三月初七日，金人扶植下的张邦昌正式称帝，建立伪楚政权，不久，金军按照名单人城收取赵氏宗室成员，以便全部带到金营之中。开封府尹徐秉哲竟下令，要求百姓相互结保，不得藏匿宗室成员及子弟。三月底，金军带着赵佶先行北上，返回金朝。

四月初一日，宗望、宗翰又带着赵桓及皇后、皇太子，以及赵氏宗室、大臣3000余人，和掠夺的金银财宝，“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等，满载北归。宋廷府库的积储，遂为之一空。北宋亦随之灭亡。

南宋绍兴五年（1135），赵佶死于金朝，三十一年（1161），赵桓亦死于金朝。

靖康之难为何被称为靖康之耻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沦为阶下囚的情况并不罕见，汉献帝刘协、南唐后主李煜以及明英宗朱祁镇，但两位帝王同时被俘应该只有一次，即发生在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宋徽宗和儿子宋钦宗都被金人掳走。岳飞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将领，还是才华横溢的词人，他的那首《满江红》，至今让人读后热血澎湃，开头两句充满着愤怒：“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六神无主的宋钦宗，竟然被忽悠住了，相信了完颜宗翰的鬼话，带着一帮大臣到敌营谈判，中了敌人的圈套。金兵压根没打算议和，只是以此为借口把宋钦宗骗出来，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就进入开封。

宋钦宗不能拒绝，也不敢拒绝金人的无理要求，他的命掌握在敌人手里，只能任人宰割。为了凑给人数，满足金人的条件，宋钦宗居然把宫女、妃子送过去。

尽管如此，金人仍然不满足，将大宋皇宫洗劫一空，然后押送徽钦二帝和三千多名大臣、皇后妃嫔、宫女北上。昔日高高在上的皇帝，在金人眼中一文不值，风餐露宿受冻挨饿，就连普通金兵也欺负她，朱皇后都如此凄惨，其他妃嫔更不好过。

徽钦二帝也不好过，金人把他俩关起来，二人除了抱头痛哭，甚至连自尽的勇气都没有。不仅如此，为了羞辱宋徽宗和宋钦宗，金国皇帝还赐个他们讽刺的封号，一个是昏德公，另一个是重昏侯。鉴于靖康之耻的深刻教训，明朝皇帝制定出“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祖训。

什么是“靖康之难”？

1127年，金兵在占领开封4个月后，俘获了宋徽宗和宋钦宗二帝后回到北方，至此北宋正式灭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难”。靖康之变导致北宋的灭亡，深沉刺痛 的内心，岳飞后来在《满江红》中提道：“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是何等的心痛与无奈啊！

靖康(16)之变(12)

靖康之难，是指宋朝的1126至1127年间，来自北方的女真族--金政权攻陷北宋京师开封府（今河南省开封市），掳走皇帝宋钦宗和太上皇宋徽宗，及几乎全部宋太宗一系的赵宋皇族、后妃、官吏及逾十万首都平民的重大战争及灾难，堪称北宋末年的大屠杀。而开封城破于宋钦宗靖康元年（丙午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因而也叫丙午之耻。

靖康之难的诱因可以追溯至五代十国时期，而战争爆发的火药桶便是幽云十六州。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幽云十六州东西宽约600公里，南北长约200公里，总面积约120,000平方公里。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位于太行山北支的东南方，其余的云、儒、妫、武、新、蔚、应、寰、朔九州在山的西北。所处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自秦汉以来，此地区自古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战略要地，历朝皆派有重兵驻守。

就从后晋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以后，中原王朝至此无险可守。契丹骑兵可在一马平川的广袤平原纵横驰骋。契丹民族也得以更好的接受农耕技术，从单纯的游牧民族过渡到游牧与农耕相交杂的民族。 隋朝杨素有诗《出塞》，当中有一句，“横行万里外，胡运百年穷。”故而我们中原华夏民族一直有个胡虏无百年之运的认识，这就是一个民族归化的问题，当契丹民族进入中原后，首先面临的就是一个汉化与否的问题。而汉化不汉化都要完蛋，当年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而今安在？好像有点扯远了，文归正题。

到宋朝开国，宋朝面对契丹铁骑由燕云十六州疾驰而至的威胁，在汴京附近广植树木。宋太祖赵匡胤不忘收复燕云，曾在内府库专置“封桩库”，打算赎回失地。宋朝还在河北南部兴建“北京”大名府和辽国对峙。到了北宋宋徽宗宣和年间，好大喜功的宣和君臣趁辽朝忙于应付东北部女真族完颜阿骨打部的兴起，计划与女真部，也就是后来的金，两面夹击灭辽，趁机收复幽云十六州。但事与愿违，孱弱不堪的宋军和腐败的统治阶级可让宋朝在伐辽战争中丢了大脸，自王安石熙宁变法以来积蓄扫荡一空。金朝在这个时间节点充分认识到了我大宋王朝的真面目，挥师南下，靖康之耻由此而来。

康王赵构南渡建立南宋以后，人们对靖康之难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并且基本认定其祸首就是——王安石。

对，没有看错，靖康之难的祸首正是列宁同志所说的“中国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

很清楚，靖康之难的原因既不是什么“文弱”，也不是什么“守内虚外”，而是联金灭辽这个近乎弱智的决策。宋徽宗以及六贼蔡京、童贯、王黼等辈为何能够身居高位并且沆瀣一气，破坏宋帝国长久以来稳定的决策机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党。《宋史奸臣列传》中共有21人，其中14人在北宋，这其中又有12人都是新党人士。

靖康年间，金军背盟入侵时宋人就已经认识到了熙宁变法的危害，削除了新党奉给王安石的很多称号，把他从孔庙中请出来。南宋更是掀起了一股声讨王安石的大潮，王安石被追夺王爵，毁去配享的画像，降王安石从祀与庙廷。南宋文人罗大经，写了一本著名的文学史料著作，叫《鹤林玉露》。评价王安石变法说“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当时的人认为王安石变法乃是变乱祖宗之法，与民争利，聚敛害民。而这些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成为了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到了明末清初，著名的大思想家王夫之，船山先生在《宋论》中已经指名道姓将王安石痛斥为小人、权奸，与蔡京、贾似道相提并论。

认为他是导致北宋亡国的第一等罪人，靖康之耻的肇始者正是王安石。其原因就是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造就了新旧党争的广阔舞台，再加上从此以后新旧党轮流把持朝政，你方唱罢我登场似的互相争权夺利，政治斗争愈演愈烈，使得“上不见信，下不相从，乃相持而不相下。迨乎争矣，则意短而言长，言顺而气烈。气之已烈，得失、利害、存亡、生死皆所不谋，而愤兴於不自已。”故而，上与下交争者，其国必倾。

然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影响后世大部分人的观点呢？究其原因，无外乎是维系法统，政治正确而已。至于，靖康之难的祸首是王安石，那可是太过于牵强附会了，要说王安石和这种情况的形成有无关系，那可以说是有的。因为王安石变法将“国是”之争也就是政治正确或者路线问题提升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将党争与”国是“之争相结合。但是，靖康耻的板子无论如何打不到王安石头上。要说在激化党争中起到的恶劣作用。旧党诸君子丝毫不差于新党，甚至犹有过之。开始的乌台诗案是改革派打击守旧派，之后又来了个元祐更化尤其是车盖亭诗案，新旧党争从此愈演愈烈，也就是说从这以后，党争就超脱了正常的政争范畴，走向极端化和残酷化了。

北宋中后期政治斗争的愈演愈烈和皇权斗争却又是息息相关。徽宗即位之初，本来是想调停新旧之间愈演愈烈的党争的。在新党曾布（《宋史》将曾布列入奸臣传，但梁启超称他是“千古骨鲠之士”，“其才其学，皆足以辅之”）的协助下，启用了一部分在绍圣述时遭到打击的旧党分子。但是呢？旧党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大力恪守冰炭不同炉的君子小人之道，大肆攻击新党。不仅把曾布排挤出朝堂，还惹怒了徽宗。再加上新党内部斗争，蔡京的上台。于是北宋最为残酷的”崇宁党禁“就到来了。徽宗彻底的抛弃了旧党。

徽宗本人比较喜欢儿子赵楷，不喜欢太子赵桓。身边的那些亲信，也屡有易储的谋划。后来金人南下，慌乱之中，徽宗被迫内禅，传位太子，钦宗即位。在暂时解决了开封危机之后，得即大统的钦宗首先想的并不是怎么积极御敌，防备金人下一次进攻，而是忙着搞政治清算。软禁徽宗，确立自己绝对的皇帝地位。于是，打着旧党的旗号，清算蔡京之流打着新党旗号的人再合适不过了。当时开封流传一首”十不管“的民谣。将这个丑态反应的十足。

太原被围，万分危急，朝廷却派程颐的学生杨时去整顿太学；不管怎么防备来年秋天金人的再次南下，却要求恢复王安石变法时期废除了的《春秋》课程；不管给开封城楼上添加炮石，却要把王安石从孔庙十哲的地位上拉下来；不管被金人扣为人质的肃王，却在议论废除王安石的舒王爵位；不管东京安危，却想着怎么惩治蔡京等徽宗羽翼；不管河北兵危，却在为怎么科举考试吵个不停；不管二太子斡离不可能再次南下，却急着立太子，彻底稳固自己帝位，断绝徽宗复辟的可能。

可以看出，在如此危机的时候，旧党与急于稳固自己帝位的钦宗在做着一场对于新党从政治到意识形态全方位的反攻倒算。无论是整顿太学，科举改革，拉低王安石的待遇，都是意识形态上的清算。可见，意识形态的斗争下，将责任向王安石头上推，此时已经略见端倪。

后来开封城破，北宋皇族几乎一网打尽。被金人立为伪帝的张邦昌，本身也不愿意当皇帝。所以请出来了一位北宋皇室：哲宗的孟皇后来安定人心。

这位孟皇后，是宋哲宗在他奶奶高太后的主持下册立的皇后。哲宗自然不待见他那“垂帘听政”的奶奶。所以高老太一死，他就立马开始反攻倒算，打击旧党势力。这位孟皇后当然逃不过政治清算。在新党大臣的协助之下，哲宗废了孟皇后。孟皇后从此在开封的寺庙修行，所以才幸运的逃过了劫难，没有被北掳。 孟后出来后，写信给在赵构，拥立赵构登基称帝。赵构这边，早想着当皇帝了，要不然也不会手握重兵坐视开封陷落。真可谓求之不得。孟后的出面，等于是给赵构即位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

这点很重要，因为当时赵构父兄皇帝都健在，又没有长辈存在，孟后是他伯母，又是曾经的皇后，由她来确认赵构的帝位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不过这便涉及到一个问题。孟皇后是废后，是废后自然就不是皇后，这个法理证明也就成问题了。那么就必须得证明当初废孟后是错误的。那当初是谁废的孟后？哲宗，是谁协助的？是新党诸位。好，新党就被钉上奸邪的标签。只有新党是奸邪，孟后才是对的，孟后是对的，那么赵构就也是对的，他当皇帝才有法统依据。

所以，南宋确立的政治正确就是崇旧贬新，只有彻底打倒新党，法统问题才会稳固。至于新旧之间国是之争，变法不变法的问题，根本就不是赵构关心的。再加上南宋中后期理学的兴盛，作为学术对手的王安石新学，当然成为了理学打击的对象。有什么能比将靖康耻归结到王安石头上更能打击王安石的学说呢？所以这个黑锅就这么扣在王安石头上。

丢了半壁江山，总得要个说法。其实最大的罪魁祸首是徽宗、钦宗、高宗这爷仨，但是皇帝哪能有错？责任自然是臣下的。是蔡京童贯的，是章惇蔡确的，是王安石的！这就迎合了南宋的政治正确。所以后来元修《宋史》，因为成书时间短且仓促，直接就大量的引用了南宋的官方论调，以至于新党主要成员，除了王安石外，携手同行都进了《奸臣传》。

千秋岁月，这个黑锅，王安石自然当仁不让就顶在头上了。

以上

2018年8月1日 多伦多 午后

没有晋康之耻，是靖康之耻。

靖康之耻是苏轼去世以后的事件。

靖康之耻又称靖康之乱 、靖康之难 、靖康之祸、靖康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著名事件，发生于北宋宋钦宗靖康年间(1126~1127年)因而得名。又因靖康元年为丙午年，亦称此事件为丙午之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