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在“文字狱”的背景下亲自组织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但编纂过程毁书则更多。“四库”之名，是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大型古代典籍，它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编纂的所有类书，为后世留下许多丰富的故事和难解之谜。《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永乐大典》共计22,93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0,095册，全书约3亿7千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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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解经典籍成就辉煌，不仅数量多，而且在许多经学领域的研究超越了汉唐。择要而言，首先是在对经书的辨伪上意义重大。清代学者万斯同的《周礼辨非》、《仪礼商》，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胡渭的《易图明辨》，都是当时疑经辨伪的力作。特别是《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引经据典，共列128条，一一陈述《古文尚书》的矛盾，彻底揭穿东晋梅颐对《古文尚书》和《尚书孔传》的伪造，使遗留千年的问题成为定案。其次，清儒的解经典籍几乎遍注群经，“十三经”中除《礼记》和《毂梁传》外，每部经书皆有数种新注新疏，这些著述对经文经义的考证和注释，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达到全新水平。清末学者章炳麟曾对清人解经典籍加以研究，从中选出一批著作定为“群经新疏”，颇有代表性意义。其所列举：《易经》有惠栋《周易述》，江藩、李松林《周易补述》，张惠言《周易侯氏义》；《尚书》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诗经》有陈奂《毛诗传疏》；《周礼》有孙诒让《周礼正义》；《仪礼》有胡培晕《仪礼正义》；《左传》有刘文淇《左传正义》；《公羊》有陈立《公羊义疏》；《论语》有刘宝楠《论语正义》；《孟子》有焦循《孟子正义》；《孝经》有皮锡瑞《孝经注疏》；《尔雅》有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这些著述可以大致反映清代经学研究的水平。此外，清人还对经书注释典籍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康熙年间由纳兰性德刊刻的《通志堂经解》1860卷，由徐乾学、何烽主编，编者收集了唐、宋、元、明人关于《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等解经典籍146种，其中尤以宋元诸儒著述居多，收罗宏富，颇多罕见之本。此外，清儒还对当代的解经著作进行总结，如阮元所编《皇清经解》和王先谦所编《皇清经解续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