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字产生以前的实物记事、图画记事及符号记事，虽然也能表意，但由于每一独立表意单位的构成繁琐，包含的信息量少，很难表达复杂的事物；更由于实物记事、图画记事和符号记事表意的不稳定性，所以它们不可能成为记录知识信息的理想手段。只有相对成熟的文字，才能准确地代表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为人们共同理解和接受，因此，文字是典籍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记录信息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是构成典籍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文字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典籍的产生。起初，文字写刻在各种材料上，往往只是对一事一物的简单记录，这样的记录材料只能统称之为文献，因为它并未形成某种知识体系。比如，一片龟甲上锲刻的卜辞说：“乙巳卜贞，王大令众人曰A田。其受年？十一月。”它的意思是：“乙巳这一天占卜，史官问道：商王下了命令，叫平民们一起去种田。有好收成吗？”十一月是占卜的月份。这是一条有关农业生产的卜辞，有时间、人物、事件的记载，可以看出商代对于农业的重视及当时农耕采用了“A田”即集体耕作的形式。但由于它仅仅是对一时一事的零散记载，所以只能是单篇文献，还不能称之为典籍。这种单篇文献只有在成批汇集、形成有逻辑性的档案时，才具备典籍的性质。

典籍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逐步积累，通过有目的地总结，形成一定的知识体系以后，典籍的产生才成为可能。因此，典籍凝聚知识信息的系统性是与单篇文献的零星记载有根本区别的。

编连成册的形式是典籍构成的第三个重要因素。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引用庄都的话说：“典，大册也。”指出典籍的外部形状是册。“册”在甲骨文中作“”，象形造字，如甲骨联缀之形。这些都说明自古典籍就有编连成册的形式。

典籍的形式是与内容相互联系的。随着人类对自然与自身认识的深化和发展，文字记录的内容由简单到复杂，独立单位的载体材料已不能容纳逐渐增多的记录内容，于是必须产生集合形式的载体材料来记录有关内容；或者，独立单位的载体所记录的内容必须有意识地排列组合，形成有系统的记录内容，这就产生了编连成册的典籍形式。

一、中国古代典籍分类有：

1、《七略》的六分法，把天下图书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

文学在诗赋略。

2、《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部下有类，类下有属。全书共4部44类66属。

文学在集部。

二、《汉书·艺文志》沿用了《七略》的六分法，具体为：

（一）六艺略，著录易、诗、书、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类图书，这些都是儒家经典或与儒家经典有关的著作，它们被安排在最突出的位置，单独为一略，体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儒家经典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指导作用；

（二）诸子略，著录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著作，西汉去古未远，诸子书保存颇多，而西汉后期虽尊儒学，但对诸家学说基本上还是兼收并蓄的，不象后世那样极端，所以诸子列第二大类；

（三）诗赋略，著录了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五类文学作品；

（四）兵书略，著录了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四类军事文献，包括了战略思想、战术技巧各个方面；

（五）术数略，著录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图书。

（六）方技略，著录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著作，大体上是医学、科学及方士、巫术两方面的杂拌。

以上六略三十八类，共著录了当时可以看到的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图书。

扩展资料：

《七略》分成六类的原因：

一、 学术有所不同。《六艺略》的主要部分是王官之学。《诸子略》所收为个人及他那个学派的书，是私门之学。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则因为各有专门，必加分列。

二、校书有分职。刘歆是这次校书工作的主持人，他负责校理经传、诸子、诗赋，而他不熟悉的兵书则由步兵校慰任宏分校，数术由太史令尹咸分校，方技由侍医李柱国分校。

三、卷篇有多寡。群经、诸子，性质不同，当然应当分开，至于后世史书出于《春秋》，诗赋出于三百篇，然而《七略》却将史书附在《春秋》之后，而诗赋却自成一略。

源流虽然相同而处理各异的原因就在于篇卷多寡不同。史家之书，自《世本》以下，仅八家四百十一篇，不足成略；而诗赋自屈赋以下，达百六家千三百十七篇，非单独自成一略不可。

——七略

——四库全书

　　我国古籍都是文言文对吗？不对。

　　古籍的概念是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上限为春秋末战国时编定撰写的经、传、说、记、诸子书，下限一般划到清代末年。

　　根据这个概念，早期印刷的白话文著作都包含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