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王国维人生三境界原文）人物介绍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10-20浏览：3收藏

王国维（王国维人生三境界原文）人物介绍,第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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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生平简介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省嘉兴市海宁人。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

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扩展资料：

不善交际

王国维平生不善交际，而且多沉默寡言，但其学术上的朋友不少。不论老少、不分尊卑，凡是来访者，他都一律接待，从未赏人以闭门羹。他喜欢抽烟，宾主默对之时，唯见他口鼻间袅袅升腾的烟雾。凡是自己不知道的问题，他多不回答，遇见不甚熟悉的人，他是不愿多说话的，以致人们认为他是个孤僻冷酷之人。

但是遇见熟悉的朋友，他很会聊天，不单谈学问，也涉及当时国内外的时事。他对于质疑的人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偶尔遇到驳难的时候，也不一味坚持自己的主观见解，有时也抛弃自己的主张。

在仓圣明智大学，王国维有过短时期的授课经历，学生不太了解他，所以他也不怎么受欢迎。他不擅长应酬，也不会客套。

某一天，有人请他鉴定一件古铜器，他看了之后说“这靠不住的”，那人再找出一些貌似真实可靠的证据，譬如色泽如何古雅、文字如何精致、书上的类似记载等诸如此类的话语供他参考，请他再仔细看看。他看了以后，依然是“靠不住的”四字答复，既不附和别人，也不与人驳难。

北京大学三番五次请王国维到北大任教，但他均以各种理由拒绝，最后只答应担任通讯导师一职。北大方面曾邀请王国维到校参观，为显示对他的尊重，预先安排师生们夹道欢迎，但被王国维拒绝，他说欢迎队伍中自有各色人等，免不了要与自己不投机者接触，他不能接受他们的欢迎。蔡元培听后，一笑了之，随即将欢迎会改成茶话会，只邀请与王国维有共同研究兴趣的教授参加。

参考资料—王国维

王国维是谁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男，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浙江省海宁州（今浙江省嘉兴市海宁）人。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代表作《曲录》《人间词话》《观堂集林》等。

1927年6月2日，于颐和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

请详细介绍一下王国维

王国维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哲学家。王国维少年时代心悦《汉书》等历史著作，不喜举子业和《十三经注疏》，但十八岁之前所接受的仍是传统的旧式教育。早午战争后，使他“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静安文集·自序》）。二十二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会书记校。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语，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次年因病辍学回国，读康德哲学而爱之，又转研叔本华哲学。后觉得哲学“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静安文集·自序》），便从哲学转向文学、史学、考古学和金石、音韵学方面。在此期间，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清华研究院教授等。1922年在溥仪的紫禁城小朝延内当五品官“南书房行走”，并得到了“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王国维早年受康德、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在《静安文集·自序》中说：“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癸卯春始读康德之纯理批评，苦其全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惬心者，则叔本华之知识论，康德之说得因这以上窥。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此后他又重读了康德的哲学、伦理学以及美学著作。1904、1905这两年间，他先后撰写了《论性》、《释理》、《原命》、《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等哲学论文，全面介绍叔本华与康德的宇宙观、知识论和伦理观、美学观，特别是对“性”、“理”这两个中国古代哲学中长期争论不休的基本问题，作了批判分析。他用康德的理论来解释“性”，认为性超乎人的知觉之外，只有超经验的性是真性，而真性又是不可知的。他用叔本华的充足理由律给“理”下了这样的定义；广义上的理，即理由，以宋代学者陈淳的“理有确然不易底意”来作证明；狭义上的“理”，即理性，是从直观概念中制造出来的抽象概念。王国维认为，无论广义之理还是狭义之理，都“不存在于直观之世界，而惟寄生于广漠暗昧之概念中”（《静庵文集·释理》）。在“命”的问题上，他接受叔本华因果律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的意志中的观点，认为没有什么自由意志，意志受动机支配，意志是不自由的。王国维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开创者之一。他把康德和叔本华等西文的美学观点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结合起来，运用在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诗词和戏曲方面，卓有贡献。他的美学思想由“游戏说”、“天才说”、“古雅说”、“境界说”构成，而“境界说”则是其中的精华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美学理论，认为境界包括自然景物与人的思想感情以及二者的融合；词的高下以有无境界为衡量标准；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境界可分“有我之境”，其特点是“以我观物”；“无我之境”，其特点是“以物观物”；在艺术创作方面，又有“造境”与“写境”之分。王国维在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方面的治学方法，继承了清代乾嘉孝据学的传统，也汲取了西文实证科学的精神。首先，与前人不同，他治学善于运用比较法，熔古今中西于一炉。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研究甲骨文、上古史，是拿地下实物与文字记载互相释证；研究边疆地理，辽、金、元史，是拿中外古籍进行互相补正；写《殷周制度论》、《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这些著作，则是把西文传来的观念同中国传统的思想互相参证。这比起乾嘉学派的学者来，视野确实要宽广得许多。王国维一生著述宏富，著作达六十种之多，大部分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中。王国维之死，是一个世纪的谜语，但总觉得他是为“忧心”而死。他找到叔本华做他的精神引领，而从叔本华那里领会到的悲观主义恰好促成骤然赴死的决心。“人生问题，往复胸臆”，度量王国维的一生，寻觅于哲理，探求于史学，往复于“人生”。他在探索史学上做出现代少有人与之比肩的大贡献，问题在于，他的死是不是说明他往复于“人生”的途中，寻寻觅觅，终而冻馁于野，无得归所？其实，王国维也不仅是为“忧心”而死，他的遗言就是明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反顾”。他死的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世变”。如梁启超所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他也是为“文化”而死。凡是一种旧文化消逝，总有为此旧文化徇死的人。王国维属于这样的“前朝忠臣”。陈寅恪等人为王国维的骤逝，也由衷发出自己的感慨。如此复见王国维之死也并非忧一己之心。王国维死时也是很从容的，据颐和园园丁云，“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座，久之，复步入鱼藻轩中，吸纸烟”。一个对自己的精神意义世界寻觅无着的人，会如此安详地从容他界吗？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一为“殉清”说。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谈疑古风气：

学无新旧也

在王国维30年的学术生涯中，一向主张对古今中外的学术成就兼收并蓄。在对待学问的古今、新旧上，他认为“新”就是研究现今的问题，“旧”即研究历史问题。两者的出发点不同，认识也不同。从现实出发，“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虽圣贤行之有所不慊焉”。从史学上看，“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故材料之足资参考者，且至纤悉不敢弃焉”。与此同时，王国维还说：“治科学者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而治史学者亦下可无科学上之知识。”王国维特别强调史学的价值，认为无论研究实用科学还是古史典籍，都要重视古今、新旧学问的互补与借鉴。

学无新旧中西之分，只有是非真伪之别

在中国传统学问与外来西方学说激烈交锋的社会背景下，王国维发表了自己独到的学识见解，他说：“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王国维主张学无新旧中西之分，只有是非真伪之别，提出知识没有国界的看法。他说：“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在他看来，中西学问是互相联系相互促进，中学的发展离不开西学的促进，西学也同样受到中学的启发，力主将古今中西融会贯通。

对于历史的是非真伪之辨，并不是近代才从国外传来，而是古已有之。

中国学者很早就对古书、古史发出过疑问，疑古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当时孔门十哲之一的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思是说，商纣王不一定如古史中描述的那样残暴，而是后人将天下的罪恶都归于纣王一身的原因。100年后，韩非发现儒、墨两家的多个分支学派都自称得孔、墨之真传，而孔子、墨子又称自家学说源于尧、舜，对此韩非发出质疑：“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如果有人不顾历史真伪，不加以考证，就盲目相信某一学派的自我标榜，只能称之为“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韩非反对诸子百家的自我标榜，对他们的托古立说持怀疑态度。又过了大约100年，西汉的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进一步指出：“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意思是说，被儒家推上神坛的禹、汤、文王、武王这些所谓的圣君明主，实际上未必有那么神圣，很有可能是被“千岁之积誉”粉饰出来的；而夏桀、商纣这样所谓的暴君，未必也真像书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而是因“千岁之积毁”而遭到丑化。

除了质疑古史，刘安及其宾客还揭示出后人作伪的心理以及伪史、伪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此见是非之分不明”。于是，“今取新圣人书，名之孔、墨，则弟子句指而受者必众矣”。

司马迁着《史记》时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现象，殷商时期还没有三皇五帝的记载，年代更加久远的西周以后却多了起来。另外，“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可阙，不可录”。孔子作《春秋》所以年月日都记载得很详细，是因为有史文可参考；而《尚书》无所依凭，便没有确切时间了，只能持“疑则传疑”的谨慎态度。通过对孔子修《春秋》和《尚书》的比较，司马迁恪守了孔子所遵从的信史原则，并因此受到启发。在编撰《史记》时，面对有关上古历史的不同说法，司马迁力求通过对比考证，找到可信典籍、古老传说或历史遗迹作为依据的较为可信的历史真相，尽量做到“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疑古思想，在两千余年的史学发展中不断发扬光大。与此同时，旧史学日益显露出的矛盾和萎靡，又加快了新一代学者大胆疑古、开拓新风的步伐。在五四浪潮与科学观念的激荡下，以顾颉刚为首的一批学者终于冲破传统史学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藩篱，掀起了震动一时的疑古风潮。

新证与疑古——王国维与顾颉刚的治史异同

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和古史辨派代表人物顾颉刚的《古史辨》是20世纪20年代古史研究方面影响很大的两本着作。王国维和顾颉刚在治古史方面有不少共同点，在继承中国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又都吸取了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只是，王国维主要继承的是传统史学中对实物史料的运用，顾颉刚则更多继承了传统史学的疑辨的精神及成果。

中西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令王国维和顾颉刚在对古史进行研究时，都具备开阔的视野，秉持客观的态度，不轻信古代经典，只以科学为准绳。他们二人都发现了中国古代史料中有颇多不可信的主观存在，这就是传说。顾颉刚特别强调对疑辨的精神的坚持，对已成定论的事物也不可盲从，一切都要经过考证之后才能确信。

王国维和顾颉刚在治古史学方面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所用的方法不同。王国维研究古史用的是“二重证据法”，顾颉刚依赖的则是“历史演进的方法”，着重研究古史中传说的流变，通过寻找文献记载的差异，来研究古史是如何被修饰、被伪造的，从而揭露古史的虚假成分。顾颉刚的研究方法，可概括为以下几种：

第一，对关于某件史事的传说，按照先后出现的顺序依次进行排列。

第二，研究这件史事在不同的时代有什么不同的传说。

第三，研究关于这件史事的传说是如何演变的，譬如：由简单变复杂、由鄙俚粗陋变为典雅不俗、由地方性变为全国性、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第四，如果可能的话，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疑古派对传统史学的猛烈进攻，摧毁了旧的古史体系，在思想学术界掀起了一场革命。如顾颉刚自己所说：“我的《古史辨》工作则是对于封建主义的彻底破坏，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换句话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了封建博物院，剥掉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

王国维之所以与顾颉刚在治史上采用的方法不同，是由于他们对史料运用的不同。“二重证据法”的重点是对实物材料的应用，而“历史演进的方法”则更为偏重对古籍材料的运用。后来随着出土文物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评估中国古代文明的价值，我们国家的考古学终于走出了疑古时代。

谈古器物：

将古玩变成古史

20世纪初，是中国考古界的大发现时代。殷墟甲骨卜辞、青铜器、玉器、陶器、骨角牙器、宝石制品等珍贵文物相继出土；历史、文献价值极高的敦煌汉简、敦煌手卷等陆续公布；一些蒙古文、满文史料和外文资料被发掘利用。王国维从1912年后，开始将研究重心转向文字学、古器物学等，而且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在考证古器物方面的成就，得益于其扎实的旧学功底与科学方法，更体现出“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的素养，成功将古玩变成了古史。

构建可信的古代史

验证了殷商历史的甲骨文，起初不过是中药铺里一味叫作“龙骨”的药材，被古董商发现后成了稀罕的古董玩物，到了王国维、罗振玉这样的学者手中便成了无价的历史文献。甲骨文的发现，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颠覆了过去“东周以上无史”的说法，也是对一些外国学者“中国文明只能上溯到7～8世纪”错误观点的有力回击。

甲骨上所记载的都是当时通行的文字，以此与其他史籍互证，证明了内容的可信性，所以王国维就以卜辞的记录来校勘史籍上的记述。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他通过卜辞考订了商王谱系，并探讨了商周时期的历史与典章制度，既纠正了《史记》的个别错误，也证明了《史记》的确是一部信史。

甲骨卜辞、汉晋简牍、敦煌文书以及各种青铜器、碑帖、字画、古籍，到王国维手里通通成为或改写历史或还原史实的重要“实证”。

在《简牍检署考》中，他完整系统地说明了纸张发明之前国人的书写方式；《流沙坠简》是我国第一部以出土文物为依据写成的，成为研究汉代制度与西北地理的学术专着；《鬼方、昆夷、猃狁考》则是王国维用彝器、拓本、传世文献互证，来考释先秦古史的杰出成果。

对古器物的考证

在研究宋代金石学时，王国维总结出了数条宋代金石文化的不足。譬如，在考释金石文字不知存疑，对器物上文字必字字释之，因此便无法避免地出现了牵强附会的情况；好古、思古对考释工作的确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如果过分则会失去客观的立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所以王国维对新出土的文物特别关注。

王国维作《说斝》《说觥》《说盉》《说彝》《说俎》等文章，剖析了被宋、清学者所忽略的错误之处，并阐述了自己全新的见解。另外，对于吉金诸器的考察，前人偏重于文字的释读以及对器物形制的研究，而忽略了对器物年代的考证及由器物本身推论古代文化、考知古代史迹的方面。王国维向新的研究方向作了诸多努力，比如其所作的《生霸死霸考》《观堂古金文考释五种》等。王国维认为，在新的时代应充分拓展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指出除甲金以外的陶、玺印、货币、兵器等也具有研究价值，他说，这“四者正今日研究六国文字之惟一器值材料，甚为重要，实与甲骨彝器同”。王国维在积极开拓甲金文字的研究同时，又揭示六国文字也就是战国文字研究的新领域，表现出他作为一代名家特有的学术敏感和远见。

王国维对于青铜器定名考订的佳作《说斝》《说觥》等，堪称近人研究和考证青铜器命名的典范。在《说斝》一文中，王国维考证出，古人有将“斝”误当作“散”字的。他对此作出了纠正，说：“斝为爵之大者，故名曰斝。斝者，假也，大也。古人不独以为饮器，又以为灌尊。”在《说觥》一文中，王国维谈了对酒器的命名，他指出：“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钟，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簠、曰簋、曰尊、曰壶、曰盉、曰匜、曰韩，皆古器自载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斝，古器名辞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至今日，仍无以易其说。”意思是说，宋人对古代器物的命名是根据大小来判定的，所以就会有名不副实的情况出现。王国维考证出，阮文达收藏的子燮兕觥，并非真正的“觥”，而应该属于“角”器。进而他考证出，从宋代以后，被叫作“匜”的有两种样式，一种“器浅而钜，有足而无盖，其流狭而长”，另一种“器稍长小而深，或有足，或无足而有盖，其流侈而短，盖作牛首形”。王国维认为后面这种所谓的“匜”，其实应该是兕觥。

从王国维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既不盲目信古，也不过分疑古，这样的治学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有人评价王国维的在考证历史时，是“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辗转相生”。新旧材料不可偏废，这是王国维的治学态度，也是他一切研究的立足点。

作者：王国维

诗名：书古书中故纸

朝代：清末近现代初

全文：

昨夜书中得故纸，

今朝随意写新诗。

长绢箧底终无恙，

比入怀中便足奇。

黯淡谁能知汝恨，

沾涂亦自笑余疾。

书成付与炉中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