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海外西经·形天与帝争神》载：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译文形天即刑天，刑天和黄帝在这里争夺神位，天帝砍断了他的头，并把他葬在常羊山。刑天竟然用两乳为双目，用肚脐作口，操持干戚来舞动。

评曰：常羊山从此阴云郁结，碧天不开，还时时听见闷雷在山谷中轰鸣回响。据说那是失败的英雄刑天，一直不心甘，不停地挥舞武器，在与敌人作战。 陶渊明在《读山海经》诗句中写道：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古代汉族神话传说刑天舞干戚，刑天原是一个无名的巨人，他在与黄帝的大战中，被黄帝砍掉了脑袋，这才叫刑天。“刑天”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天者，颠也；刑者，戮也。天就是天帝，“刑天”就表示誓戮天帝以复仇。（另有一说认为，刑是割，刈的意思；天是首，即头的意思）。

当炎帝还是统治全部落的天帝的时候，刑天是炎帝手下的一位大臣。他生平酷爱歌曲，曾为炎帝作乐曲《扶犁》，作诗歌《丰收》，总名称为《卜谋》，以歌颂当时人民幸福快乐的生活。

后来炎帝被黄帝推翻，屈居到南方做了一名天帝．虽然忍气吞声，不和黄帝抗争，但他的儿子和手下却不服气。当蚩尤举兵反抗黄帝的时候，刑天曾想去参加这场战争，只是因为炎帝的坚决阻止没有成行。蚩尤和黄帝一战失败，蚩尤被杀死，刑天再也按捺不住他那颗愤怒的心，于是偷偷地离开南方天廷，径直奔向中央天廷，去和黄帝争个高低。

武器，刑天使的是戚，是一种巨斧，还有一块青铜方盾，古代称为干。

刑天左手握着青铜方盾，右手拿着一柄闪光名为“戚”的大斧，一路过关斩将，砍开重重天门，直杀到黄帝的宫前。黄帝正带领众大臣在宫中观赏仙女们的轻歌曼舞，猛见刑天挥舞“干戚”杀将过来，顿时大怒，拿起宝剑就和刑天搏斗起来。两人剑刺斧劈，从宫内杀到宫外，从天庭杀到凡间，直杀到常羊山旁。

黄帝久经沙场，经验老到。他趁刑天不防，挥剑向刑天的脖子砍去。刑天招架不及，头颅被斩落下来。落到地上的刑天之头，顺坡向常羊山脚下滚去。被斩首的刑天蹲下身子，想找回自己的头颅。他摸遍了周围的山地，也没能找到。由于失去眼睛，他没有看见自己的头就在他身处的常羊山脚下。

黄帝担心刑天找到头颅后会恢复原身再和自己交战，就拿起手中的宝剑向常羊山劈去。随着一声巨响，常羊山被劈成了两半，刑天那硕大的头颅就势滚进山谷。随后，那两半山又合二为一，把刑天的头颅埋葬在里面。

刑天感觉到了周围的变化，知道黄帝已经把自己的头颅埋进山腹，但是他并没有气馁。他站起来，依然右手拿斧，左手持盾，向着天空胡乱挥舞。陷入黑暗的刑天暴怒，以两个乳头当做眼睛，张开肚脐做嘴，继续与黄帝搏斗。黄帝看到刑天如此凶悍，心中升起敬畏之情，便放弃了战斗。

刑天虽然失败，但是他永不妥协的精神却永远激励着后人。晋朝的大诗人陶渊明写诗对刑天的这种精神大加赞颂，诗中云：“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传说刑天是名勇者，有次民间出现一凶兽，常吃人，众人束手无策，推荐几名勇士前去制服，其中就有刑天，但是怪物十分强大，只剩刑天和一名战士还活着，最终怪物被杀死，胜利之后，正欲离去，那名战士禁不住利益的诱惑，杀死刑天，荣誉自己一个人获得，并将刑天的头部藏到山里，之后刑天怨恨未平，胸前生出两只眼睛，腹部生出嘴巴，回到部落将那名战士杀死，可人们已经被蒙蔽，认为刑天是怪物，想要消灭他，之后刑天逃回山林，每日每夜都在找自己的头，遇到人类就将其杀死，以解心中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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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对天是情有独钟的，大小皇帝头子自称天子，手中权利是“君权天授”，至高无上，小老百姓也信仰“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皇帝头子利用天牢牢控制着臣民，使其心甘情愿的为之服务，无怨无悔的受之奴役。百姓们自然也逆来顺受，运气好点，遇上清明的皇帝老子，还会歌功颂德，老天有眼，庆幸一把；遇上昏君暴君，只好自认倒霉，唯唯诺诺，希望死后升天，图个来世变天。鲁迅先生精辟的论断过，做惯了奴隶与作稳了奴隶，中国古代的大多数百姓做惯了奴隶，但做稳了奴隶的却又在少数。

中国古人对其头顶上的天（星）空有着独特的认识，并在这独特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一门学说------“天学”。“天学”虽以各种天体的运行情况作为观测和研究对象，但并非以揭示天体运行规律作为最终目的，而是以研究天体运行情况为载体为出发点，最终是以其展示的“天象”为依据，来决定或预知人事的安排和进退。这种“天学”的哲学理论基础就是人们熟知的中国传统中的“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观念。在对天的敬畏中，古人处处将人事与天象对应起来，对天象进行直接和间接的模仿，以为只有法天而行才能得到天的保佑和庇护。所以，中国古人头顶之天是借“自然之天”而显示其“真实性”、“客观性”、“存在性”的“神灵之天”。

　　中国古代“天学”的核心概念是“天文”。“天文”一词，今人常视为“天文学”之同义语，以之对译西文astronomy一词，也即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但在古代，“天文”并无此义。古籍中较早出现“天文”一词者，见于《易•贲•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易•系辞上》云：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在这里，“天文”与“人文”、“地理”相对。按王弼注：“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说文》也说：“文，错画也。”所以，古代“天文”就是一种天之纹饰，实指“天象”，即各种天体交错运行而在天空所呈现的景象。

　　然而，“天文”即“天象”其实只是对古代“天文”概念的一种静态考察，实际上在古代更为重要的是对“天文”的动态考察，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其实质。《汉书• 艺文志》对“天文”的动态概念作出了解释：“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此句话已把“天文”的实质表露得一览无遗。所谓“天文”之事，就是指利用二十八宿作为座标，来测量日月五星等天体的运行情况，以考察天象的吉凶祸福，作为君王施政的基本根据。这种“天文”的实质其实早在《易经•系辞》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就已明确体现。可以说，观天象并测其运行规律，乃现代科学意义上之“天文学”之事，但是这样的科学行为却被预决吉凶以定人事的目的所掩没。“观测天象”，实际只是考察上天的“吉凶之象”，于是“天象”就自然成了古代术数中可用来占卜的“象”。所以，对这样的天象进行考察，实际上就是对日月五星等具有神性天体的运行星象进行占卜，从中获得神意或天意，来决定国家和个人重要事务的可行性和合法性。显然，所谓“天文”之学即“天学”，实质上就是一种“星占学”或“星占术”。

　　可以说，在古代“天学”的理论下，一切人事的顺利进行和有效实施都应该在“天”的许可视野下进行，要与“天”同步或共振，否则就会招致天的不满甚至天谴天怒天罚。那是一个“天”统治一切决定一切的世界。人事繁多，从国家大事到个人小事无一都不寓于“天”的框定之中。本文仅选取人间刑罚运行一事作一分析，以窥“天学”视野下“天”对人事全面决定关系中的一些点滴。

　　在中国古代，法律最主要的功能可能就是刑罚了。刑罚以其直接对人的肉体进行破坏或对人的自由进行限制的方式，最为直接又最为有效地打击了犯罪，从而建立和维护了适应统治阶级利益的秩序。然而，虽然在现代人看来，刑罚的运行完全是统治者人力资源所为，但是在中国古代，一切关于刑罚运行的法律问题都离不开天的主宰力和影响力。

　　一、天罚之行

　　按中国古人观念，人是天的创造物，人是天副之物，如人的身体“头圆足方”，就是象天法地“天圆地方”之结果。天生万物，并不希望人与人之间发生争斗，而是要和，只不过是一种在等级秩序上的和谐，是“礼别”基础上的“乐和”。然而，总有人要破坏这种和谐，于是天的惩罚就出现了。但是，天并不会亲自行罚，而是由天“相中”的人来执行。

　　（一）代天行罚

　　最早从理论上来说明代天行罚之可行性的是尧舜时期的大法官皋陶。皋陶有一次在对大禹教诫如何为君之时曾说过这么一句话：

　　天工，人其代之。

　　这句话十分重要，它成了后来人们特别是人君代天行事的重要语录。皋陶虽然并非圣王，但他的德行和功劳足以让他那个时代的人们甚至圣王所钦佩，所以皋陶虽非圣王却胜似圣王。这样一个人物其言其行当然也就有了深远的感召力，此话就是明证。

　　皋陶的这句话用在天罚上就是“代天行罚”。不过，在那个“天下为公”的王位禅让时代，代天行罚的运用并不明显。代天行罚的高频度运用是进入“天下为家”的王位世袭时代，而且往往多用“大刑用甲兵”的形式表现出来。夏启夺取王位后，有扈氏不服，于是夏启便起兵讨伐，战前作的誓辞用的口气正是“代天行罚”：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

　　这可谓是“代天行罚”的首次运用。至仲康君临天下之时，因负责观测天象制定历法的羲和撤离职守，遂派胤侯前往征伐。胤侯在作战前总动员时也说：

　　今予以尔有众，奉将天罚。尔众士同力王室，尚弼予钦承天子威命。

　　夏的代天行罚主要是在夏的统治时期内对那些违法乱纪不服命令者的大刑惩罚，其特点并不会导致天命转移，其目的是维护天命。然而，代天行罚并不止于国内之罚，后来汤武革命更是冠以“代天行罚”之名，而且是改换天命之举。汤伐夏桀时作誓辞说：

　　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

　　看来，虽然汤自感以下犯上是为“称乱”，但由于搬出他是代天行罚之为，汤并没有因所谓“称乱”而底气不足，而是语气坚定，豪言壮语。在成汤灭夏回来之后，汤遂向天下所有的部落邦国大发诰命，再次言及“代天行罚”：

　　天道福善祸*，降灾于夏，以彰厥罪，肆予小子将天命明威，弗敢赦。

　　武王伐纣作为历史上最为著名之天命革命，更是宣扬“代天行罚”：

　　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予小子夙夜只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于冢土，以尔有众，厎天之罚。

　　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

　　可见，汤武革命之“代天行罚”是进行天命转换的极好辨词，这种天罚虽然仍是“甲兵”之“大刑”，但已超出一国之法律秩序，实际上它罚的是违背天德之法律秩序，建的是符合天德之法律秩序。

　　上述之代天行罚，无论是为维护一国法律秩序，还是以推翻旧政权而建立新的法律秩序为己任，其实主要发生于奴隶制社会，其由人代行的天罚主要是以“甲兵大刑”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不是正常情况下的刑罚，即非在一国固有法律秩序下的现有法律运作中的狭义刑罚。虽如此，这种代天行罚仍是一种刑罚，只不过是一种外延和内涵都扩大化了的广义刑罚。

　　广义的代天行罚在奴隶制时代以其甲兵之大刑的刑罚规模给历史留下了深刻的足迹，在封建时代也经常能看到它的影子。一些为夺取天命的事件也往往冠以“代天行罚”或“替天行道”的响亮口号。南朝萧齐的第六个皇帝东昏侯荒*无道，萧衍起兵讨伐之时，曾发布了一篇檄文，其中有云：

　　独夫扰乱天常，毁弃君德，奸回*纵，岁月滋甚。……幕府荷眷前朝，义均休戚，上怀委付之重，下惟在原之痛，岂可卧薪引火，坐观倾覆!至尊体自高宗，特钟慈宠，明并日月，粹昭灵神，祥启元龟，符验当璧。……益州刺史刘季连、梁州刺史柳艓、司州刺史王僧景、魏兴太守裴师仁、上庸太守韦睿、新城太守崔僧季，并肃奉明诏，龚行天罚。

　　此处“幕府”即萧衍，“至尊”为东昏侯之弟、荆州刺史萧宝融。这里，萧衍在历数了东昏侯的种种罪行之后，指出他本人的报国之志，同时搬出萧宝融的天命之相，最后宣称各路刺史太守均呼应号召，恭行天罚。当然，最后代天行罚成功，东昏侯被杀。不过，饶有趣味的是，四个月后，萧衍便废萧宝融而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萧衍即为梁武帝。于是，在代天行罚的旗号下，天命发生了真正转移。

　　不过，封建时代的“代天行罚”除了上述这类事例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在狭义的意义上运用。此时的刑罚，即为一国现有法律之设定和运行情况。对于这种狭义上的刑罚，以天讨、天罚解释者较多，也十分明显。如：

　　刑者天讨有罪之具，人君承天以行刑。

　　刑杀者天之所以讨有罪。

　　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

　　盖赏罚者天命之正。人君奉天出治，有善则赏，有过则罚，其柄非人主所得私也。

　　可见，在古代中国，凡是对于那些违法犯罪行为的刑事制裁，一般都有“天罚”及“代天行罚”的观念作为理论基础，以增强刑罚的正义感和威严性。前面第三章述及司法审判时击鼓升堂及行刑时击鼓，实际上都是天罚及代天行罚的表象化。击鼓而发出的鼓声即象为雷声，而雷声即象为天之震怒。于此，刑罚之击鼓意义十分重大。

　　古代统治运用“代天行罚”、“承天行刑”这样的刑罚理论自然会产生重大的效果。在对天有着知识和思想信仰的语境中，谁还能与“天”搏斗呢？而古代的那些执法官吏们也浸*在代天行罚的信仰中，往往显得刚正不阿或者有恃无恐。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会屡屡发生徇私舞弊、私报公仇之事。为了体现真正的天罚和代天行罚，古代的统治者们又对此进行了明确的区分。明代宰相丘浚在对历代刑罚理论得失之考察基础上说：

　　刑无大小，皆上天所以讨有罪者也。为人上者，苟以私意刑戮人，则非天讨矣。

　　这里的“为人上者”，虽然未有所指，但绝不是一般之人，实际上主要是指人君。这是丘浚的正直无畏之处。所谓天讨、天罚的“人其代之”，首先就是人君代之，然后人君才又假手各级官吏。但人君如不从公意出发而私意刑杀，则当然非为天罚，因为天德为民、天心为公。然而，这样的私意刑杀绝非是人君个人之事，它还是个极为重要的“榜样”问题。丘浚接着说道：

　　一人杀人有限，而下之人效之，其杀戮滋多，为人上者奈何不谨于刑戮？上拂天意，下失人心，皆自此始。衰世之君，往往任意恣杀，享年所以不久，国祚所以不长，其以此夫。

　　所以，私意刑杀，不仅不是执行天罚，替天做事，反而是背离天罚，违反天意，最终会反受天罚而国祚不长。

　　私意刑罚非为天罚，而且会反受天罚，但是该天罚之时而不行之，也是不该，是对天的懈怠，从而也可能招来天罚。贞观十六年，唐朝就发生了一件事，就差点让太宗谢罪于天：

　　广州都督瓽仁弘尝率乡兵二千助高祖起，封长沙郡公。仁弘交通豪酋，纳金宝，没降獠为奴婢，又擅赋夷人。既还，有舟七十。或告其赃，法当死。帝哀其老且有功，因贷为庶人，乃召五品以上，谓曰：“赏罚所以代天行法，今朕宽仁弘死，是自弄法以负天也。人臣有过，请罪于君，君有过，宜请罪于天。其令有司设藁席于南效三日，朕将请罪。”房兹龄等曰：“宽仁弘不以私而以功，何罪之请？”百僚顿首三请，乃止。

　　仁弘犯罪该当处死，是谓天罚，太宗本应代天行罚，但太宗却以私心念其旧功而不将其处死，仅是贬为庶人，故是谓当执行天罚而不罚，当然是有负于天了。特别是对于此，太宗当然心知肚明，宽仁弘之死是“自弄法以负天”，故要请罪于天三日。然而，臣子们却以为太宗宽刑非以私而为，并“顿首三请”进行劝阻。臣子之举固然有着拍马心态，但也反映了太宗之代天行罚与人情之间的矛盾心态。太宗要谢罪于天显示了天罚和代天行罚的最后决定力量。

　　可以说，代天行罚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的刑罚历史，它是古人所能理解的，更是统治者所信仰的最好刑罚理论。

　　（二）占卜问刑

　　上述“代天行罚”只是一种当然之论，而非所以然之论。代天行罚固然端的是气势恢宏，在实践中威力非凡，然而如何获悉天意而代天行罚呢？这往往是摆在统治者面前的事，也往往是使人民百姓服不服从的事。这就涉及到了一个通过占卜来求问刑罚的问题。如果说“代天行罚”是刑罚的手段的话，那么“占卜问刑”则是获取这种手段的途径。

　　以本文讨论范围言之，占卜问刑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具体天象的变化中求得刑罚如何运行的答案，姑称之为“占星问刑”。这种占卜问刑在事前并无目的性，也无计划性，从而具有随意性和灵活性；对于天人关系来说，人是被动的，天是主动的。另一类则是为寻求某具体个案的刑罚适用性问题而向天进行占卜，姑称之为“占天问刑”。这种占卜问刑在事前具有目的性、计划性；对于天人关系而言，人是主动的，而天则往往是被动的。

　　占星问刑之事在各类星占文献中颇多，现列举一些占辞如下：

　　月在亢，有变，王者布政失理，宜省刑罚。

　　月晕大陵前足，赦死罪；后足，赦小罪。

　　火出天梁，守箕，大赦。

　　月行疾，则君刑缓；行迟，则君刑急。

　　日者德，月者刑，日蚀修德，月蚀修刑。

　　五星变色，出入不时，则王者宜变俗更行，……宽刑罚，……

　　岁星守东壁，天下大赦。

　　荧惑入天庭中，留十日以上，赦。

　　荧惑守平星，执政臣忧，若有罪诛者，期一年。

　　像这类占辞都是根据天象主要是星象的运行变化，来决定刑罚是否运用以及如何运用。我们发现，上述举例中有四例是与“赦”有关的。实际上，星占文献中存有许多因星象变化而赦免刑罚的占辞。可以说，这是古代中国经常行赦的一个反映。经常行赦，固然与人君宣扬所谓仁义德行有关，但不可否认也往往是出于适应天象变化的需求。不过，经常行赦却引来一些有识之士的批评。如五代张允曾著有《驳赦论》，对赦免就持反对态度。

　　通过上述占星问刑的占辞，我们可以发现，待问的刑罚运行问题并非是个案问题，而往往是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这种普遍性之所以形成，与人君对刑罚运行的直接参与有关。根据古人天学理论，也就是说，这些具体天象之变就是针对人君德性和政治而起的。所以，这种占星问刑所带来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与占星问刑之不同，占天问刑的范围要广，它不仅限于人君，一般执法官吏也能行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占卜并非是通过占具体天象而得求结果，而是通过向那一个神秘的存在------“天”的占问，而求取天意，即以此获得天对个案当事人是否惩罚、如何惩罚的意见。

　　占天问刑实际上在商代就已存在。虽然学者们对商代占问对象说法不一，但现有的考古研究则表明商周占卜的同源性和承继性。《尚书•洪范》中商人箕子占卜之论也从文献上证明了商周二者的直接传承关系。众所周知，周的占卜则主要是向那个神秘的天占问，这可推知商代的占卜也主要是占问天。虽然二里头文化表明夏代即有了占具，但由于夏没有文字卜辞，故我们无法说明其信仰状态。

　　天神的观念在商朝极为兴盛，甚至是全国总动员。《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正出于对天神的信仰，举凡国家大事，如年成丰歉、战争胜负、官吏任免、刮风下雨等等都要通过占卜向天请示，以期从天那里获得意见。司法实践活动当然也不例外。卜辞中就有这样有关刑罚的占卜：

　　贞其刖。

　　贞刖百。

　　“贞其刖”即为向天占问对某罪犯是否要处以刖刑。“贞刖百”即向天占问对一百个罪犯是否处以刖刑。不仅对是否处以某种刑罚要进行占卜，而且对处刑的后果也要进行卜问，如卜辞有云：

　　贞其刖百人死。

　　这大致是指向天卜问对一百个罪犯处以刖刑是否有人会死亡。显然，上述商代卜辞较为集中地表现了占天问刑的基本情况。

　　西周的占天问刑则突出表现在周公身上。武王去世后，管叔、蔡叔和霍叔“三监”叛乱，殷民复反，为此周公辅助成王，在即将平叛时，向多邦诸侯及其官员发布了一个诰辞，通篇即论通过占卜以明周之天命及罚殷叛之事，其中有云：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天亦惟休于前宁人，予曷其极卜？敢弗于从率宁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诞以尔东征。天命不僭，卜陈惟若兹。

　　周公对那些殷商叛乱罪犯的征伐实际上是周朝一国之内的刑罚之事了。在这样的大刑问题上，周公是以通过占卜“并吉”以获得天意肯定的方式，向多邦诸侯及其官员进行说服、动员和号召的。至于周公如何占卜并得吉卜，我们并不清楚，不过，似乎与哲人的参与有关。因为周公在诰辞中曾说：

　　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

　　周公的这句话是说，国政是否清明，由哲人决定，所以我用了十位贤才，同时因为这十位贤才引导我得知了上帝之命及其辅助我们的真心话。可见，当时西周的占天问刑中已夹有了人的因素，这是一种发展。

　　占卜问刑不仅在奴隶制时代广泛存在，在封建制时代同样存在。秦代虽烧百家书，但对卜筮等书则为保留，从而使得占卜得以发展。不过，由于秦代实行法治，力图追求“皆有法式”，故占卜问刑之事则难见于秦代史籍。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就不信占卜问刑之事，曾著有《饰邪》一文以驳之，并说“然而恃之，愚莫大焉” 。然秦代之后的封建时代都不同程度地有着占卜问刑之举。

　　占梦问刑也为占卜问刑之类。实际上，在古代中国，占梦与天学有着密切关系------因为释梦需要天学知识。此有《周礼》所载“占梦”之官的职掌为证：

　　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曰思梦，四曰寤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

　　显然，占梦之官既要通历法，又能观天，还具备星占学理论知识。

　　占梦问刑即为通过对梦的占卜获知上天于梦的信息从而求得刑罚之义。实际上，按古人之论，梦乃人之魂魄游离身体与天地阴阳之气交会而生，自然，梦中就存有大量的天对做梦者的有关信息。故占梦问刑也就具有了人们予以实践的可行性。前秦时期即有此一案例，不妨引以为例：

　　前秦苻融，为司隶校尉。京兆人董丰，游学三年而返，过宿妻家。是夜，妻为贼所杀，妻兄疑丰杀之，送丰有司。丰不堪楚掠，诬引杀妻。融察而疑之，问曰：“汝行往还，颇有怪异及卜筮否？”丰曰：“初将发，夜梦乘马南渡水，返而北渡，复自北而南，马停水中，鞭之不去，俯而视之，见两日在于水中，马左白而湿，右黑燥。寤而心悸，窃以为不祥。还之夜，梦如初。问之筮者，云：‘忧狱讼，远三枕，避三沐。’既至，妻为具沐，夜授丰枕。丰记筮者之言，皆不从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寝。”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为水，离为马，坎为北，离为南。梦乘马南渡，旋北而南者，从坎之离。三爻同变，变而成离。离为中女，坎为中男。两日，二夫之象。坎为执法吏，吏诘其夫，妇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阴一阳，离二阳一阴。相承易位，离下坎上，既济。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礼而生，无礼而死。马左而湿，湿，水也。左水右马，冯字也。两日，昌字也。其冯昌杀之乎？”于是推检，获昌而诘之。昌具首服，曰：“本与其妻谋杀董丰，期以新沐、枕枕为验，是以误中妇人。”

　　这种案例于现代人而言真是神乎其神，也不会相信，但在古人视野中，这却正是显现了占梦问刑的无穷魅力。此处苻融是运用周易坎卦、离卦及既济卦等知识进行了占梦。而众所周知，周易作为古人的占卜之书，其通篇几乎都贯穿着天文历法知识。可见苻融占梦也是应了前述《周礼》占梦素质之说。显然，董丰之梦乃天意托之，苻融占梦也是凭周易知识托问天意。如此有天意融于其中，苻融之占梦问刑岂有不准乎？

　　通过占卜来问刑罚是否运行及如何运行，固然是出于司法实践的考虑。不过，从广义论之，其中竟深有其超越法律的政治意义。《礼记》就直言不讳地指出：

　　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

　　可见，占卜之用与使民畏法令有着直接关系。倘若人人畏惧法令，不去犯罪，不起“狼子野心”，安分守己，于统治者而言岂非快事哉!

　　二、刑罚与天变

　　人间刑罚的运行是由天罚而来，人只是代天行罚、借天罚罪而已，此论已有上述。然而，人在执行天罚的过程中，总会出现偏差，甚至错误地理解天意，更有甚至会弃天意不顾而滥行刑罚，这样以至于矛盾丛生，人民怨声载道。这时候，天变就出现了。

　　（一）刑冤与天象之变

　　刑冤在古代中国总有发生。从天学角度看，刑冤是代天行罚者并没有真正理解天罚所向，或者是故意违抗天意之罚，而对无辜者进行刑罚，却对真正的有罪者不予处罚。这样的黑白颠倒、是非不分之“代天行罚”，作为至德保民之天岂有坐视不理之理？于是，天变发生了。这样的天象之变有的是谴责刑罚的黑暗和腐败，有的是激励和帮助刑冤者，有的是鼓励平反这种冤刑之狱，等等。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在出生的时候，有人看到了天空中的云层里藏了两条金龙，据说那个时候正值寒冬腊月，但是没想到一园子的花都盛开了，霎时万紫千红，芬芳四溢。

一代女皇武则天出生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神奇的预兆，当时天空中祥云弥补，更加惊奇的是有人看到了两只凤凰向东南方向飞去。这无不意味着武则天日后是要干大事的人。

隋文帝杨坚：有一位从山西来的尼姑，上前对产妇皇母说：“这孩子降生很奇特，不能放在俗尘养育。”尼姑把杨坚另安置在一个地方，亲自哺育。

有一天皇母抱起儿子，突然发现他头上长出犄角，浑身布满鳞甲，吓了一大跳，失手把孩子掉到地上。

尼姑从外面进来，见状，说道：“你惊吓到我儿子了，导致他推迟了得天下的时间。”

杨坚长得地阁方圆、天庭饱满，额上有“五柱贯顶”，目光灼灼散发光芒，手心里有一个大大的“王”字。上身长下身短，神秘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