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数人的意识里，凡名胜古迹、文化遗产、鼎彝器物、版本书籍、书法字画等，其产生的时代愈早就愈受人们珍重，原因很简单，通常情况下，时代越久远，传世越珍罕，历史文物价值当然也就越高，但时代“早”与“晚”只是个相对的概念，不同时代的人恐怕会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我们主张既要回望历史，把握时代早晚的尺度；也要展望未来，预留后人品评历史时代的空间。

　　在多数人的意识里，“物以稀为贵”，但“少”也没有绝对的标准。除了“惟一”可以算是绝对地“少”之外，恐怕谁也难以说出少的标准数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主张既不能忽略罕传孤行本所具备的特殊价值，也不因存世尚多而漠视某些典籍固有的珍贵品质。

　　就古籍而言，其价值既包括文物价值、版本价值，也包括文献价值（学术、资料价值）。其中文物价值已包含在前述时代早晚标准中。文献价值是就书的内容而言的，在中国现存古籍中，除极少数荒诞、迷信、**等糟粕性的古籍因无或缺乏学术、资料价值而无须选录外，其余大多数典籍在甄选时不必过多在文献价值上煞费苦心。惟有版本价值才是《名录》甄选时必须着重考虑的要素。早期产生的典籍版本，因其历史文物价值高，甄选时并不太费周折。晚出之本，则要看其所从出；看其刻前是否经过重新整理；是否经过严格校勘；看其是否为初刻；看其是否经过名人批校题跋。一句话，版本价值是甄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重要考核内容，甄选难度也就在这里。

一、《四库全书总目》，除著录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外，还有存目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二者总计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　　二、《中国丛书综录》，计收现存历代丛书两千七百九十七部。子目七万多条，除去重复，实收古籍三万八千八百九十一种。　　三、《贩书偶记》及其续编共著录《四库全书》编成以后的古籍近两万种。　　四《书目答问》著录古籍两千二百多种，后范希曾又作《补证》，除订正—些讹误，还补收了—些和原书性质相近的书。二者共约三千种。　五《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现存方志八千二百余部。　　六、《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著录清人著作近两万种，其中部分著作与《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书目答问》重出。　七、《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明清小说目》等著录小说两千多种。《元代杂剧全目》、《明代杂剧全目》、《明代传奇全目》、《清代杂剧全目》著录杂剧传奇三千五百种。《子弟书总目》著录子弟书四百多种。《京剧剧目初探》等著录京剧及其他地方戏曲约六千种。《宝卷综录》著录宝卷七百七十四种。《弹词宝卷书目》著录弹词二百七十种。以上共约一万三千种。　八、《中国历代年谱总录》著录年谱三千零一十五种。加上族谱，总约一万种。　九、《历代医学书目提要》、《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著录古医书八千多种。　　十、《中华大藏经》、《佛教典籍分类之研究》等，著录佛教典籍四千一百多种。加上道教典籍和其他宗教书，共约七千种。　十一、又据《谈谈古籍和古籍分类》的估计，碑帖舆图约有一万种，兄弟民族语文古籍约有一万种。　以上，除去重复，总计十五万种左右。

古籍典藏的意义：古籍记录了先人们的足迹、人类地位历史，是人类进步的见证。古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非常大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古籍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文明成果的核心载体。

古籍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应当得到很好保护典藏，对了解历史有重要的意义。

古籍指的是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古籍的分类法采用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四部分。

古籍的结构：书衣、书签、书叶、封面、护叶、书芯、书脑、书背、书头、书根、书角。

中华古籍难以数计，对古籍的分类整理自古已有。第一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始于公元前26年西汉成帝时，由刘向、刘歆父子先后主持，内容包括搜辑、校勘、分类、编目等，最终编成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目录《七略》。《七略》将当时搜集整理的典籍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诗赋六大类，加上概论性质的辑略，总题《七略》。

　　汉代以后，各种官修，私撰的古籍分类目录不断涌现，分类方法也不断有所改进。西晋荀勖的《晋中经簿》将六略改为四部，即甲部录经书（相当于六艺），乙部录子书（包括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丙部录史书，丁部为诗赋等，这就奠定了四部分类的基础。东晋李充所编《晋元帝书目》根据当时古籍的实际情况，将史书改入乙部，子书改入丙部，这样，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已略具雏形。

　　四部体制的最终确立体现在《隋书·经籍志》中，这部实际上由唐初名臣魏征所编的目录，正式标注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并进一步细分为40个类目。从此，四部分类法为大多数史志、书目所沿用。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分为四部44类，有较大的权威性。

　　五四以来，我国借鉴西方的图书分类法，按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图书分类。目前，我国各类图书馆普遍采用的是90年代修订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但是，由于不少古籍很难纳入中图法的分类体系，因此一般古籍图书馆（库）的庋藏和检索，仍袭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

魏晋时期，由郑默的《魏中经簿》到荀勖的《晋中经簿》，开始“分为四部，总括群书”(《隋书经籍志》)，所分的四部名为甲乙丙丁，分别对应《七略》各部分，其内容则很像后世的经、史、子、集四部。

东晋的李充编成《四部书目》，“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阮孝绪《七录序》)，一举奠定了四部分类法按经、史、子、集为序的体例。

再往后虽有王俭的《七志》和阮孝绪的《七录》的异军突起，但唐朝初年编撰《隋书，经籍志》，仍走的是四分法道路，影响所及，也使四分法成了日后图书分类的主流。

直到清乾隆敕修《四库全书总目》，集四分法之大成，类目空前细密，分合也更趋合理，时至今日，对我们编制古籍书目依然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