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特兰蒂斯文明是西方古籍中记载一个文明，而夏朝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一个王朝，现代人对于这两个文明的存在都存在疑问。虽然已有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些文明存在的可能性，但仍然不能确切地证实它们的真实性。那么这两个文明到底哪个才是真实存在的呢？

说到古文明，相信很多人都能够联想到玛雅文明，但很少人知道亚特兰蒂斯文明。由于考古学家目前仍未在陆地上发现有关于亚特兰蒂斯文明的遗迹，因此对于该文明是否存在于历史上还有待商榷。

但是古希腊先贤柏拉图确实在他的著作《对话录》中提及了这个文明，并且将这个文明描述成高度发展的文明。传说亚特兰蒂斯文明盛产黄金和白银，他们的宫殿都是由金银制成的，金碧辉煌，由此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文明的发展程度有多高。

无独有偶，在中国的大多数史书中也记载了一个王朝，它被认为是中华文明史的开端，它就是夏朝。最早记载夏朝的古籍就有《尚书》，但由于该书在历史上曾经流失过，因此不少史学家表示对该书记载的真实性的怀疑。

在之后春秋战国时期又有史籍重新记载了这个王朝，令后世又开始对这个王朝充满了好奇。被认为是中国通史开篇之作的《史记》中也记载了夏朝的存在，但我们也知道史记是司马迁四处拜访总结的成果，其中许多历史的真实性还有待研究。

东西方都出现了两段存疑的历史，这引起了另一个疑问，到底是东方的《史记》更加靠谱一点呢？还是西方的《对话录》更加真实呢？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从两本书的创作背景、作者的身份等不同方面来加以比较。

首先是《史记》，它是由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编写而成。众所周知，中国自古就有撰写史书的习惯，而《尚书》被认为是最早的史书，它记载了公元前1000多年的历史。

而且中国古代帝王对于历史的记载十分看重，因此历朝历代都有专门撰写历史的官员，因此中国古代历史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的记载，这些流传到后世更是一笔无价的财富。

相比之下，西方在历史记载上则做得没有中国详细，而且西方许多史书中往往会将史实和神话传说交织在一起，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荷马史诗》《圣经》等书籍便是代表。因此《对话录》相对于《史记》来说在真实性方面可能稍微落后一点，也就是说亚特兰蒂斯文明存在的可能性要比夏朝存在的可能性要低。

其次我们从作者的身份来进行讨论，司马迁是《史记》的创作者，他的父亲和兄弟都是当朝的史官，由此看来他们父子三人都是专职写史书的，因此对于他们所撰写历史的真实性，现代史学家还是给予一定的肯定。

而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柏拉图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他在哲学思考上的贡献要比在记载历史的贡献要多，因此他和司马迁相比较的话，后者的专业性更强，写出来的历史会有更多人选择相信。

而且《史记》中记载的商朝已经在考古上证实了，因此人们对于该书的信任度还是比较高的。当然这也不是说亚特兰蒂斯文明就一定不存在，其真实性还有待发掘。

1 千金市骨文言文翻译

翻译：

古代的君主，有个国君想用千金征求千里马，过了三年仍找不到。国君的侍臣说：“请让我来找它吧！”国君送走了他。三个月后找到了一匹千里马，可是马已经死了，他花费500金买下了死马的尸骨，回来报告国君。国君非常生气地说：“我要的是活马，你白费500金买这死马回来有什么用？ ”侍臣回答道：“一匹死马您都愿意用500金买下，天下人都一定会认为大王是肯出重价买千里马的。很快就会有人献马！”于是不出一年，国君得到了多匹别人献来的千里马。

扩展资料

①原文：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请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首五百金，反以报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马，安事死马而捐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马且市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

②《战国策》（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③本书亦展示了东周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战国策》一书的思想倾向，因其与儒家正统思想相悖，受到历代学者的贬斥。

《尚书·泰誓中》只有一句：“朝涉之胫，剖哭人之心。”（翻译：他切开一个过河人的腿，剖出贤臣比干的心。）

我就找到这个。看看大家还有没有。

十世纪初，考古学家在河南省 安阳县 小屯村，挖掘出土许多殷商时期的遗物，其中的玉器，铜器，尤其是龟甲与兽骨上所刻的大量文字与“卜辞”，使得我们对周代以前历史状况的认识，远较孔子、司马迁当时所能接触的资料为多时，才对妲己和纣王的真实面貌，有了接近事实的评估。

首先，“纣王”并不是正式的帝号，是后人硬加在他头上的恶谥，意思是“残又损善”。再莫名其妙的人，也不会如此不堪地往自己的脸上抹灰吧！他正确的名称应该是商代的第三十二位国王子辛，也叫“帝辛”。其次，帝辛暮年热衷于声色之娱与酒食之乐是事实，虐杀比干也有确切的记载，然而砍掉赤脚在冰上行走的人的脚，以及剖开孕妇的肚皮就有些难以令人置信了，特别是“唯妇人之言是听“这一条罪状，根本不切实际，因为商人颇重迷信，任何重大举措，都要求神问卜来决定吉凶休咎，在出土的甲骨文中是有确切记载的，妲己能够影响的力量，实在微乎其微。

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合称“文化遗产”。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1、缂丝

缂丝，又称“刻丝”，是中国传统丝绸艺术品中的精华。是中国丝织业中最传统的一种挑经显纬，极具欣赏装饰性丝织品。

2006年5月，苏州缂丝织造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9月，缂丝又作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有王金山、王嘉良、王建江、吴文康。

2、全聚德

全聚德，中华老字号，创建于1864年（清朝同治三年），历经几代创业拼搏获得了长足发展。1999年1月，“全聚德”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驰名商标”，是中国第一例服务类中国驰名商标。

3、苏绣

苏绣，是苏州地区刺绣产品的总称，为江苏省苏州市民间传统美术。苏绣起源于苏州，是四大名绣之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4、评弹

苏州评弹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总称，是采用吴语徒口讲说表演的传统曲艺说书戏剧形式。它产生并流行于苏州，以及江、浙、沪一带，用苏州方言演唱。2006年，苏州评弹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增项目名录。2008年及2011年入选第二批及第三批扩展项目。

5、南京云锦

南京云锦是中国传统的丝制工艺品，有“寸锦寸金”之称，其历史可追溯至417年（东晋义熙十三年）在国都建康（今南京）设立专门管理织锦的官署——锦署，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年历史。

如今只有云锦还保持着传统的特色和独特的技艺，一直保留着传统的提花木机织造，这种靠人记忆编织的传统手工织造技艺仍无法用现代机器来替代。

6、吴歌

吴歌是文学史上对吴地民歌民谣的总称，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歌是吴语方言地区广大民众的口头文学创作，发源于太湖流域，江南太湖流域一带是吴歌产生发展的中心地区。

吴歌口口相传，代代相袭，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以表现男女爱情为主。民间歌曲包括歌和谣两部分，歌一般说就是唱山歌也包括一些俗曲之类，谣就是通常说的顺口溜。

2006年5月20日，吴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皮影戏

皮影戏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被老北京人称为“驴皮影戏”。原名“皮影戏”或“灯笼戏”，是用动物皮或纸板做成的人物剪影，用蜡烛或烈酒等光源照射，表演故事的一种民间戏剧。2011年，中国皮影戏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8、中国剪纸

中国剪纸是用剪刀或小刀在纸上剪刻图案，用来装饰生活或配合其他民间活动的一种民间艺术。在我国，剪纸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融于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之中，是各种民间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中国剪纸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9、古琴

古琴是最古老、最纯正的传统乐器。古琴音乐是中国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有着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在古代，它被称为“秦”，还有其他的名字，如“四通”和“姚琴”。伏羲、神农、舜的传说虽不可信，但其历史相当悠久。2008年，古琴艺术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0、算盘

算盘是以算盘为工具的数值计算方法，被称为中国的第五次发明。算盘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和创造的一种简单的计算工具。“算盘”一词最早见于汉代徐岳所著的《书纪一》中。俗话说“算盘，四季控，经纬三才”。2013年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1、24节气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精髓。”“二十四节气”和“十二月建筑”是古代（或远古）确立的干支历的基本内容。根据古籍记载，皇帝的家族开始制作干部和树枝，以确定年龄。”“二十四节气”是指特定的季节、物候、气候变化以及在历法中确立的“十二月建筑”。北斗七星的旋转与季节的变化密切相关。2016年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大概是《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禹贡》是《尚书》(一作《书经》，简称《书》)中的一篇。汉马融说： “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①唐孔颖达说： “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尚书》是我国现存史书中最古者，系上古历史文件和政史论文的汇编，儒家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尚书》相传由孔子所测定，实际上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禹贡》篇者，历代学者一般设为贡赋之法。其说导源于是书“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汉孔安国就“任土作贡”释作“禹制九州贡法”。后之学者注释大致类此。窃谓贡考，功也，以记禹导山浚川，敷土作贡之功。是篇既以浚川——治水为主，而贡赋仅占很小份量(在全文257个短句1193字中，直接间接说贡赋者不过57句299字，所占比重较小)，如此理解似更为合情顺理。中国学术界多称中国拥有5000年的文明史，而国际学术界却只认可中国拥有3600年的历史，这主要是在夏朝的承认上有分歧。夏朝，中国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建立于公元前2070年，而商朝则建立于公元前1600年，中国学术界的主要证据来自于中国的一本史书——汉朝司马迁的《史记》。

提起充满神秘色彩的古象雄王国，也许很多人并不了解，甚至会感到陌生。古丝绸之路上的风沙穿越千年，将这段公元7世纪之前的历史尘封于雪域高原之上。然而，作为西藏文化和云南纳西文化的共同根基，融合了中原、西亚和南亚三大文明精华的古象雄文明，时至今日却还依旧闪耀着光辉。

对于古象雄文化来说，要使其“活起来”，无法绕过一部全景式反映古象雄文明的百科全书——《象雄大藏经》。然而长期以来，因其缺乏汉译版本，致使我国对象雄文化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相比之下，国外对象雄文化的研究和重视程度已走在前面，催促着我们去挖掘和梳理这一宝藏。

作为印度佛教传入西藏以前的先期文化，古象雄文化的痕迹贯穿于西藏的方方面面。“从生产到生活，从民俗到信仰，处处都有象雄文化的影子。比如祭山神、转山等宗教活动仪式，都源自象雄文化。

”2013年7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丁真俄色活佛开始组织人员整理、翻译《象雄大藏经》。一个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的《象雄大藏经》汉译工程就此展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藏文化的保护和挖掘，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这也使古象雄文化得以重现生机。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古象雄文献分布零散、内容庞杂，给翻译和整理它们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同时，优秀的翻译人才也十分匮乏，除了要精通古象雄文和藏文、汉文，还必须了解古象雄的历史。这些都导致我国对古象雄文化的研究一直处于滞后状态。

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古象雄文化的挖掘与保护已极为迫切地需要发出中国之声。

如果古象雄文明研究工作做好了，我们将对伊朗高原文明、中亚西亚文明、欧亚大陆桥文化获得绝对性话语权，这对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乃至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都将大有裨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重点课题“古象雄文明探源”暨古象雄佛法大藏经汉译工程与2013年7月20日在北京启动。汉译工程不仅仅将解密雪域高原的古象雄文明，还将探源古中国与古印度、古波斯，甚至与古希腊之间文明及文化互相影响、融合的历史。

远古象雄文明的势力曾经波及到四川、甘肃、青海、云南，覆盖整个西藏地区。这些地区的文化又渗透到印度北部、克什米尔以及拉达克一带，后者曾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十分频繁的地区。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兼并统一西藏各部落，建立强盛的吐蕃王朝，西藏正史开始书写。而近几年考古发现纷纷证明：古象雄文明才是西藏文明真正的根。

据汉文和藏文典籍记载，象雄古国(事实上是部落联盟)，史称羌同、羊同;在7世纪前达到鼎盛。《藏族人口史考略》一文记载，根据军队的比例，象雄人口应不低于1000万。后来，吐蕃逐渐在西藏高原崛起，到公元8世纪，彻底征服象雄古国。此后，象雄文化渐渐消失。

西藏本土古老佛教本教的文献被专家称为“象雄密码”。《吐蕃王统世系明鉴》记载：“自聂赤赞普至墀杰脱赞之间凡二十六代，均以雍仲本教护持国政。”而当时的古象雄文字，主要用于本教经书典籍的书写。

据《西藏王统记》《朵堆》等典籍记载，象雄人辛饶米沃佛祖对过去原始本教进行了许多变革，创建雍仲本教，被称为西藏最古老的古象雄佛法。辛饶米沃佛祖首先创造了象雄文字，并传授了“五明学科”：工巧明(工艺学)、声论学(语言学)、医学、外明学(天文学)和内明学(佛学)。古象雄文明就以“雍仲本教”的传播为主线而发展起来。

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副主任栾建章曾撰文评价古象雄文明及本教的历史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了解西藏文明，必先了解象雄文明;要研究藏传佛教，也必先研究雍仲本教。否则探究愈深，离真相可能愈远 。 易经属于六经之首，中华文化之根，易学源于易经之学，简称易学，它起始于占卜但高于占卜，易经中记录了很多上古的古代历史事件，因此易经本于实践。《易经》是中国文化最古老的典籍，是中国人文文化的基础。易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分成易理易学、象数易学、数理易学、纳音易学几大类。易学的主要奠基人为伏羲、周文王与孔子。

对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法家思想、玄学、阴阳学甚至计算机科学影响深刻。

孔子的“仁”、“有教无类”、办私学，晚年勤奋编典籍；孟子的“仁政”、“民贵君轻、性善论；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墨子的“兼爱”、“非攻”、“尚贤”；老子的“道”和“无为”；庄子的唯心哲学；韩非的以法为本。这些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计算机科学也借鉴了易学的64卦与二进制。

“仁爱”是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价值理念。

孔子之前已有了“仁”的概念与“仁爱”的思想，孔子第一次明确地把“仁爱”作为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把“仁”界定为“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又提出了“泛（即泛）爱众而亲仁”的思想。孔子高度肯定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行为，强调“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他反对滥用权力，以随意的态度使用民力，主张以庄敬的态度尊重、呵护百姓。他讲五种美政“恭、宽、信、敏、惠”，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批评不教而诛等虐、暴、贼、吝四种恶政。唐代韩愈的“博爱之谓仁”即来自孔子的“泛爱众”、爱人民、保护老百姓的思想，可见“仁爱”是普遍性的爱。朱子说：“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

“仁”的内涵包括：

尽己之“忠”与推己之“恕”，这两者是一体之两面，是互动的。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自己想要在社会上站得住，同时也想到别人，让别人也站得住；自己想通达起来，同时也想到别人，希望别人也通达起来。另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也就是尊重、宽容别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

中国文房四宝是书写工具，是文化载体，是艺术本身，是世界上既迷人、神奇又弥足珍贵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它体现了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展现了不同地域书写工具的造化、交融、传承，绽放出博采于大自然的文人智慧。同时，在当下浮躁的社会，能够消减人们心中的戾气，唤起人们对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视。

一、笔墨纸砚与传统文化

笔墨纸砚作为传统的书写工具，一直引导着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在文化昌明的时代，只要一提起笔墨纸砚，人们就会联想到国家的礼治和文明，联想到书香门第的儒雅，联想到典章文物的辉煌以及文人士大夫的潇洒。总之，它们代表着秩序、身份以及世世代代所崇尚的文化。因此，它们身上体现出不可思议的力量，人们歌颂它们，为之痴迷，甚至为之殉身。

不同于宗教偶像，笔墨纸砚没有神灵的威压，它们本身即是世俗生活中的一物，庄谐皆宜。人们对它们的感情，与其说是膜拜，不如说是对自己的生活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人们珍爱书具，实质上是珍爱自己。笔墨纸砚有许多奇闻异事，不乏神怪的色彩，但却能真实地反映人们的情趣、理想和襟怀，从而具有情感或文化的价值。

《中国文房四宝》在文化进步与文明发展的系统语境中，考察文房四宝与文明生态、文化环境、书画艺术、知识传播的作用与关联，以此确立它独具价值的文化坐标，找寻其中的文化动因。

二、文房四宝的传承现状

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项目，由笔、墨、纸、砚构成的“文房四宝”已不再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离不开的物品。它们的价值，现在更多只能通过艺术或历史古迹的方式得以体现。事实上，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文房四宝与国人的距离，不仅体现在实际生活的运用方面，也体现在人们的文化心理上。“文房四宝”渐行渐远，逐渐带走了中华传统精髓文化。人们在文字组合的过程中，已无法直接体验到书写汉字时的优美、含蓄、厚重和磅礴，更无法体验到表达思想时“笔如泉涌”、“挥毫泼墨”的愉悦感和满足感。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房四宝”在当下社会遭遇的窘境，其实也内含了一种对经典雅致文化的否定甚至贬损的倾向。人们甘愿沉溺于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快餐式消遣和工作中，满足于“不思考、不烦恼”的思想方式，一味地追求时尚流行，陶醉在浮躁浅薄、弥散着铜臭味的“娱乐至上”之中，而忘却了我们的文化根基。

《中国文房四宝》深入当下生活和情感，通过流传至今的工艺、技法、实物、文献、记忆，揭示文房四宝在当下的生态风貌，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接处，传达它的传承现状。该片探讨对文房四宝的传承，呼吁文房四宝的回归，不是要求人们都去重新使用笔墨纸砚，而是希望在人们的心中再次唤起对传统经典文化的敬意，对这一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的敬重。

三、传统文书工具的文化精神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人雅士对工具的选择，自然是非常重视的。而传统书具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神韵，体现出人类文化与大自然的高度和谐，把文人士大夫的情趣表达得回肠荡气，乃至于可以反映出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中国书画艺术靠着文房四宝这套传统工具来传达中国人的思想、文字、生活与感情，而成就了不朽的千秋事业。

虽然我们渴望与世界交流接轨，但绝不希望毫无个性。一个民族，有了自己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才能吸引世界，才不会湮没在璀璨的民族文化之林中。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必然需要有其传统来支撑。笔墨纸砚的传承亦是如此，它是承载民族文化精神的“器”，若有一天文房四宝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我们又怎能有底气对后人说，这是体现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