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务府是清代独有的机构，职官多达三千人，比事务最繁的户部人数多十倍以上，可以说是清朝规模最大的机关，内务府相当于古代皇帝的私人秘书。宗人府的职能在于，管理皇家宗亲的名牌文牒、爵位俸禄、祭祀祖先等事宜。宗人府算是古代的私人法院，主要处置皇亲国戚。

圆明园不但建筑宏伟，还收藏着特别珍贵的历史文物。上自先秦时代的青铜礼器，下至唐宋元明清历代名人书画，各种珍异宝。圆明园中有金碧辉煌的殿堂，也有玲珑剔透的亭台楼阁；有象征着热闹街市的“买卖街”，也有象征着田园风光的山乡村野。还有根据古代诗人诗情画意建造的景物，如蓬莱瑶台、武陵春色。经历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大约是两千三百多年的时间。想想会有多少名人字画和奇珍异宝。北京保利集团以将近4000万港元将其中的虎首、牛首、猴首买回，使他们重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我了解到圆明园中有许多小园。在海宴堂门前的水池内，有12只生肖铜像。圆明园在北京的西北郊，由圆明园、长春园、近春园组成，此还有许多小园，众星拱月般地环绕在圆明园周围。圆明园的面积相当于一万多个会堂这么大。正大光明、天图画、上下天光、杏花春馆、坦坦荡荡、长春仙馆、万方安和、武陵春色、山高水长、月地云居、汇芳书院、映水兰香、北远山、西峰秀色、四宜书屋、平湖秋月、蓬莱台、别有洞天、坐石临流、曲院风荷，这些都圆明园盛时文物不少于150万件

十二生肖铜像不过是圆明园流失文物中的沧海一粟。

今天在圆明园遗址公园，人们只能看到半废的山水和断壁残垣，很难想象这里曾享有“万园之园”的美誉。盛时的圆明园，有著名景群上百处，清朝数代帝王在150余年时间里精心经营这座集中西建筑风格于一体的皇家园林，乾隆皇帝评价圆明园说：“实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但如今，人们只能凭想象来揣测百余年前圆明园的风貌。

圆明园究竟有多少文物？这个问题至今众说纷纭。

据杨先生推断，圆明园当年的文物数量不会少于150万件。从清代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的研究文章以及《颐和园陈设清档》中，他搜集了不少证据：

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朝皇帝，每年居住在圆明园的时间达半年以上。以乾隆皇帝为例，据清内务府穿戴档记载，乾隆二十一年，全年共393天（因有闰月），乾隆去热河避暑山庄及木兰围场66天，去曲阜54天，居宫内（故宫）105天，居圆明园168天。道光二十四年，全年共347天，道光帝在圆明园居住时间达274天，在宫中居住仅73天。所以，圆明园内的陈设应不比故宫逊色多少。

圆明园园林建筑达20万平方米，比故宫的全部建筑面积还多4万余平方米。除去不会有什么陈设的亭轩的面积，用于园居、祭祀、读书、游乐、存储库房等的建筑面积在19万平方米左右。这些建筑内按一般陈设和库房存储计算文物数量的话，也应不少于故宫内陈设的文物数量。而据推算，溥仪退位时故宫实存文物至少应在150万件左右。

道光年间内务府一份奏折，详尽载明道光十五年奉旨清查宫内及圆明园库贮物件情况：一两重银锞共存569390个，其中宫内存290505个，圆明园存280694个；各式如意1621款，其中宫内存1194款，圆明园存450款；玉砚、笔洗等501件，其中宫内存142件，圆明园存337件；头等瓷炉、瓶、罐等共773件，其中宫内存337件，圆明园存291件……圆明园的收藏情况，由此也略能窥见一斑。

流失海外的圆明园奇珍知多少

1860年，英法联军劫毁圆明园的时候抢走了绝大部分文物。

据当年参加抢劫圆明园的英法侵略军回忆说：为了拍卖从圆明园中抢来的珍宝，他们把赃品“全安排展览在喇嘛庙的大殿中”，其中有各种色调的白的和绿的玉石、古色古香的珐琅瓷瓶、古铜器物、金银的佛像；毛皮制品也特别精致，其中许多都是很名贵的，有黑貂皮、水獭皮、紫貂皮、羊羔皮等；特别醒目的是，还有两三件皇帝的朝服。英军司令格兰特把自己“应得”的那部分分给了士兵，“军官们赠送他一把雕满花纹的赤金酒壶，这是赃品中最精致的东西”。英国女王也得到一份，是两个美丽的大珐琅瓶。

法军司令孟托邦把抢到的两块黄金和碧玉做成的朝笏，一块交给格兰特转献给英国女王，另一块献给法王拿破仑三世。回国后，孟托邦又献给拿破仑三世许多东西：两根将军的装饰杖，用金子做成，中间和两端都镶有很大的宝石，做工极为精细；一件乾隆皇帝御用甲胄（现在法国吉美军事博物馆展出），带一顶战盔；鎏金和釉的铜宝塔；好几个用金子和釉做的神像；许多戒指、项圈、酒杯、漆器、瓷器以及数以千计的珍奇玩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劫掠的圆明园文物通过各种拍卖会等途径流散到世界各地。但大部分还是保存在英法两国。

大英博物馆的东方艺术馆中保存了两万多件中国历代的稀世珍品。英军曾将所劫走的圆明园文物一部分献给了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这部分敬献文物连同被拍卖的圆明园文物都收进了东方艺术馆。东晋时期大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乃我国古代卷轴画中的稀世珍品，1860年被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抢走；一匹3尺长、2尺高的白玉马，这匹玉马曾被和 从圆明园中窃取，和 被抄家后，玉马被重新放回圆明园，最终还是没躲过被劫掠的命运。

法国巴黎枫丹白露宫中有个中国馆，是拿破仑三世的欧也妮王后建造的。1860年英法联军劫毁圆明园后，侵华法军司令孟托邦将从圆明园抢来的“战利品”献给了拿破仑三世和欧也妮王后。欧也妮王后于是建造了这个中国馆，将这些文物收藏起来。

中国馆内最显著的位置摆放着一座巨大的佛塔，2米高，青铜鎏金，通体各层镶嵌着绿宝石。塔的左右摆放着一对象牙和一对青铜雕龙，与故宫、避暑山庄等处皇帝宝座前放置的青铜龙形制一样，说明这对青铜龙应是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皇帝宝座前的摆放之物。一对金罐和一只金曼扎（藏传佛教的寺庙摆设品），金罐通体如意花纹闪闪发光，金曼扎镶有珍珠、绿松石和红宝石，说明当时圆明园内的摆设有多么奢华。玻璃桌柜里摆放着一串大念珠，这串珠子共有154颗，跟一般108颗珠子的朝珠不一样，这是孟托邦将一串皇帝的朝珠和两串皇后的挂珠串在一起献给欧也妮王后的，没想到欧也妮王后并不满意，因为她早已听说远征中国的军官们个个满载而归。她埋怨孟托邦只带给她这样的礼物，于是孟托邦另外又送她三车宝物，前后总共送了她七车，包括从圆明园抢来的各种青铜器、玉器、瓷器、漆器、金银制品、景泰蓝……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一柄用名贵白玉雕成的康熙玉如意，颜色白中透绿，雕成多孔真菌形状，手柄顶部铭文有“御制”两个大字，下部铭文是：“敬愿屡丰年，天下咸如意。臣吴敬恭进”。展品说明显示，这件精美的玉如意是被英法联军劫掠后，在巴黎拍卖会上买来的……

有没有圆明园文物回归的一天？

圆明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一直在打听流失文物的下落。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些流落在我国民间的圆明园石刻铜刻文物有了线索。杨来运先生给记者举例说，北京某单位院内有一对铜狮，据说这里曾是意大利驻中国领事馆，1900年前后从西山某地（也有说是从圆明园内）运回这对铜狮。据杨先生了解，这对铜狮为嘉庆年间制作，而嘉庆年间在西山除了建设绮春园外没什么大的园林建筑。而绮春园正是圆明园的组成部分，绮春园的宫门于嘉庆年间落成，这对铜狮应该是绮春园门口的铜狮子。

一两年前，一位姓牛的女士将先人流传下来的两个花瓶和一面镜子捐赠给了圆明园。经初步考证，这两个花瓶一个是光绪年间的，一个是嘉庆年间的，三件物品都是恭亲王被贬到戒台寺清修时随身带去的圆明园物品。

但是，遗落在我国民间的圆明园文物毕竟是少数，大量的珍贵文物流失于海外，仅靠出资购买，并非长远之计。杨先生无奈地说：“关键问题是缺少有关的国际法则和公约。”虽然我国已经参加了好几个文物保护方面的国际公约，但是，各个国际公约的回溯力和缔约国十分有限。

“但我们要不断呼吁，并同相关国家协商，在适当时机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各国出台有关法律，将各国非法所得文物归还原国家。”杨先生说。

杨先生所在的文史科这些年一直致力于收集散失在海外的圆明园文物的资料，希望能为将来某一天文物回家作准备。他们希望，在国外博物馆中见到圆明园文物的人，都能捎回一份介绍资料提供给他们。

杨先生最后说，历史文物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只有在它的“原产地”才能产生最大的效果。离开了文化母体的历史文物只是孤零零的摆设。圆明园遗址公园正在着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如果申报成功，那么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有关规定和“在起源地保护文化遗产”的原则精神，有关国家更不该“赖”着圆明园文物不还。是景点，不过现在都毁了。因为八国联军抢了东西，怕我国人民清点财务后向世界公布，那么他们就不得不还给我们，但是他们把圆明园烧了之后，我国人民就不能清点，所以我们也要不回他们所抢去的东西。

宫廷织绣：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缫丝、织绸印染和刺绣的国家。特别是锦、绢、绣、帛、缣等产品，还远销世界各地。汉唐以来，经过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国内生产的织绣品运销波斯、罗马，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不但能织锦、缂丝、刺绣，还由单纯实用范围，发展到生产一些专供欣赏的艺术品。明代成化、弘治以后，丝纺织业又有了改进，发展到在绫绢上提织各色花纹。明末，苏州市场上有绫、绢、沙、绸、罗、布六种织机作为商品贩卖，所织成品“巧变百出，花色日新”。

清代丝织品在继承历代成果的基础上达到顶峰时期。以江南地区的江苏、浙江两地生产最盛，民间丝织品作坊发展到上千台织机，生产规模和数量都超过了官营织造，丝织品也随之遍及全国。供皇宫王公大臣享用的高级丝织绣品是由清廷内务府在江宁(南京)、苏州、杭州设置的“织造衙门”组织当地招工巧匠负责内廷“供奉”。每年按广储司缎库、茶库拟定的花样、颜色和数量进行生产。宫廷内务府设有染作、衣作，皮作，满足皇室日常消费，同时还提供大量的丝织品赏赐给少数民族首领。

清宫御用的彩织锦缎源于江宁(南京)织造。苏州以织造宫廷赏赐品为主，还织“上用”和“官用”两类。上用专供帝后用；官用，是为赏赐官府、王公所用。杭州织造除织造御用袍服外，也为皇室供奉丝、绫、杭绸等。少数民族首领来觐见皇帝时，为表示尊敬也将本民族生产的棉织品和丝织品作为贡品献给皇帝。

民国成立初期，溥仪等人还住在故宫里。按照南京临时政府与清政府议和代表商定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等人还居住在故宫。民国政府每年拨发400万两白银，供溥仪等人日常使用。

照说，这400万两白银也是一笔巨款，完全足够溥仪等人开支。然而，溥仪等人过惯了豪华奢侈的生活，而且当时国民政府财政吃紧，经常不能按期交付“清室优待费”，所以常常入不敷出。另一方面，在出国留洋的引诱下，也为自己留好后路以防不测，他开始了监守自盗的行径。

但是，毕竟是做贼心虚，不敢公然将紫禁城所珍藏的国宝毫无顾忌地公开运往宫廷之外，于是，他挖空心思，想出一个两全之策，既要将宫中宝物盗出宫外，又不至于露马脚。采取的是以“赏赐”溥杰为名的手法，使得盗运国宝的行径披上了“合理”的外衣。恰值溥杰在宫中“伴读”，每天均要出入紫禁城，为他们的盗运之举提供了作案的方便条件。

从1922年9月4日正式开始“赏赐”。他们把盗运的目标首先放在宋、元版珍贵善本书上。

溥仪在盗运善本书得手之后，便把贪婪的目光盯在了历代的法书名画上，因为溥仪深知这些名迹的珍贵程度。可以这样说，溥仪对书画等艺术品还是颇有兴趣的，这主要是受其客观的政治环境所致。溥仪在逊位后的12年间，仍在北京紫禁城里称孤道寡“关上家门做皇帝”，既无军国大事，亦无朝政过问。溥仪无事可为，便要找点事情做一做，于是便开始了对宫中珍藏的历代书法名画的清理和鉴赏。

清代自嘉庆以来，国事多故，也开始走上了衰弱之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诸朝的皇帝已被内忧外患的国事搅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他们本不感兴趣的书法艺术，真令人怀疑他们对宫中历代名迹从未展阅过。对此，溥仪的回忆是最好的说明：“我16岁那年(1921年)，有一天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叫太监打开建福宫那边一座库房，库房封条很厚，至少有几十年没有开过了。我看到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有嘉庆年的封条，里面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上来。我叫太监打开一个，原来全是手卷字画和非常精巧的古玩玉器。后来弄清楚了，这是当年乾隆自己最喜爱的珍玩。乾隆去世之后，嘉庆下令把那些珍宝玩物全都封存，装满了建福宫一带许多殿堂库房，我所发现的不过是其中一库。”

所以在宫中的书画藏品中也就看不到嘉庆之后诸位皇帝的鉴赏印记，倒是末代皇帝薄仪令罗振玉篆了“宣统御览”、“无逸斋精鉴玺”的印文，交由王福厂刻成，再令清理、鉴赏字画的大臣们将其钤在书画作品原件之上，与其说溥仪当时有什么鉴赏才能，倒不如说他怀有一种不可告人的意图，促使其如此所为的。

意图之一便是沽名钓誉，附庸风雅。因为早在乾隆九年(1744年)即对清宫书画藏品进行了第一次鉴定整理工作。以所贮宫殿为序，按书、画册、卷轴分类，逐件鉴定，区分上等、次等，用千字文编号，分详简逐一著录；上等品钤"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外，加钤“乾隆鉴赏”、“三希堂清鉴玺”、“宜子孙三印”，称“五玺”。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又进行了第二次鉴定整理工作，鉴藏的印迹除原来“五玺"和贮藏宫殿印记外，加钤“石渠重编”和“石渠定鉴”，称“七玺”，乾隆逊位后，又添钤“太上皇帝”、“古稀天子之宝”、“八徵耄耋之宝"等大玺。至嘉庆二十年(1815年)，进行了第三次鉴定，所钤嘉庆诸鉴藏印亦仿乾隆五玺、七玺格式。

溥仪觉得既然列祖列宗都已钤玺盖印，他便效仿着也堂而皇之地盖上自己的鉴赏章。

意图之二是简洁而明确，摸清底数，以便“赏赐”为盗运出宫作准备。

清宫所藏的法书名画，主要分贮在乾清宫、养心殿、重华宫、御书房等处。

宫中的书画，立轴有锦套，册页有绫锦包袱，手卷也有为宅专制的淡黄或淡青花绫包袱，白软缎作裹，上面钤印墨色所报书画的品名、作者的姓名、年代，以及评定等级在内，每件均为专用，不得混淆。除此而外，每件作品都定制有白玉撇子，正面浮雕图案，裹刻品名，并填赤金，文字与包袱皮裹一致。每件书画都有楠木匣盛装，其长短大小是根据书画本身的体积订做的。各处收藏的书画原先用的事大立柜，多为紫檀制成，有的高达屋顶，存放相当方便，提取也不太费事。另外，每件书画品名上加一个编号，提取时按号查找柜架。在溥仪的“赏赐”目录中绝大多数的作品都记有字号，最多的为“静”字号，次为虽列号而缺编字的，再次为“永”字号、“长”字号、“海”字号。

虽然神武门、北上门等出入紫禁城的大门仍由民国步兵统领指挥的“内城守卫队”把守，但溥仪觉得这还是不能对他实施盗运书画的计划构成威胁，因为成功地运出善本书的行动，一直在对他起着打气鼓劲的心理作用。既然善本书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盗运出宫，那书画的盗运又有何难呢

溥仪仍然是仿照盗走善本书的办法，首先选择手卷的册页，因为它的体积较小，看起来不显眼，不至于引起警卫的注意，较容易蒙混过关。同时一向由太监携带的黄绞袱出出进进，跟着溥杰一道，值勤的人员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也就不予理睬也懒于过问，于是就听之任之，畅通无阻了。

溥仪第一次“赏赐”给溥杰的书画竟达10件。从同年12月9日起，他们见守门的警卫马马虎虎、麻痹大意，形同虚设一般。于是他们便乘机增加了每次盗运的件数。15件，20件，25件，贼胆越来越大，简直是肆无忌惮。12月27日的“赏赐"，一次竟高达30件，其中包括：(明)唐寅《野航雨景》、(元)赵孟頫《乐志论书画合璧》、(宋)马远《溪山秋爽图》、(宋)赵伯驹《蓬瀛仙鹤图》、(明)文征明《赤壁赋图》、(明)仇英《五百罗汉图》、(元)黄公望《溪山无尽图》。

1923年1月5日后的“赏赐”中，有好几次竟达到35件之多。就是用这种逐次递增，分批盗运的方法，溥杰、溥佳这两位“皇帝”的伴读几乎每天从紫禁城回去，都带走几大包书法名画。开始还是几天分两次来“赏”，随后干脆就一次“赏”出，其真正的企图就是要把宫内这一批书法名画全部盗出。

由此可知，溥仪在他的所进行的“赏赐”活动中也在采取多方面手法，不但是掩耳盗铃欺骗自己，更为狠毒的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来个消灭罪证，不列入清单，撕去原来的伪装，变本加厉、无所顾忌，暗中窃取，连负责管理看守的太监们也被蒙混过去，留下的只能是一笔整理不清的糊涂账。

溥仪盗运国宝的计划绝非仅限于法书名画卷册部分，他是要把故宫中能盗运的国宝全部偷出宫外，据为己有。经过两个多月连续不断的“赏赐”，原藏的书画卷子，已基本上被洗劫一空，至于册子，所剩下的也十分有限，仅有画轴还没有动手。这些未动的画轴和极小部分的册页，并非是溥仪一伙“良心”发现而舍不得动手，而是客观上存在着不易克服的具体困难，主要是画轴的体积太大，有的还太长，无法进行包裹，明晃晃地往外拿又唯恐露马脚。正在研究安全又保险的新的盗运方法之时，就遇上动荡的政治时局和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剧变。

1924年，占领北京的冯玉祥国民军把贿选出的“大总统”曹锟软禁在故宫武英殿后侧的“延庆楼”，紫禁城外的“内城守备队"已被冯玉祥的国民军改编，并加强了对紫禁城的兵力和监护。在这种形势之下，溥仪原拟的密谋计划，显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所以说，是时局的突变迫使溥仪等有所收敛，暂时停止了盗运活动。只要时局再变，来了可乘之机，溥仪他们还会想出新的花招，直到把所有的书轴盗尽为止，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溥仪盗运出宫的书画精品的珍贵程度，用言语是难于表达，更是无法估价的，其中有东晋王羲之《破羌帖》、《曹娥碑》、《二谢帖》，唐欧阳询《行书千字文》，唐玄宗李隆基《毛应佺知恤诏》的亲笔墨迹，宋徽宗赵佶《后赤壁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亲笔原稿等等。在绘画方面，有东晋顾恺之《洛神图》、《列女仁智图》，隋展子虔《游春图》，唐阎立本的《职贡图》、《步撵图》，宋李公麟《女史箴》、《九歌图》、宋代马远、夏圭以及马麟各自画的《长江万里图》等。

至于溥仪从北京故宫中盗运出的珍宝、古玩、金银器皿则无记载，但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和从后来的流散情况看，数量也不少。溥仪的堂弟溥佳幼年时曾作为溥仪的英文伴读，经常出入宫禁，他曾回忆说：“溥仪出宫的前两天，我们趁养心殿无人的时候，从保险柜里取出些便于携带的珍珠手串等物，分装在两个小手提箱内，准备带出宫去。”

溥仪从小就喜欢玉器，见得多自然也就对玉器有一定的鉴赏水平，溥仪从北京故宫盗运的珠宝翠玉中以玉饰为最精，价值也很昂贵，其中玻璃翠玉有许多，大小形状不等，都是难得的珍品，还有重几十克的金刚宝石、印尼产猫眼石、红宝石、翡翠等等珍宝。

1924年11月5日，溥仪带着皇后婉容、淑妃文绣以携带生活用品、首饰为名带着部分珠宝玉器，乘坐着民国政府准备的 汽车 ，由鹿钟麟、张璧陪同，驶出紫禁城，到达前北海沿的醇亲王府他的生父载沣家。溥仪看到王府门前及四周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军士兵，就径直向王府走去。此时溥仪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无人知晓，人们只是看到他紧紧地闭着嘴，神情严肃沮丧，带有一丝无以名状的失落感。但失落之中仍有几分欣慰之色。原来溥仪想到了他和溥杰从北京故宫中盗运出的奇珍异宝，虽然曾在醇亲王府内集中存放一段时间，但庆幸的是已全都转移到天津日租界那个安全所在，这就足以保证他一生的荣华富贵。

溥仪盗出的国宝是怎样运到天津的

溥仪、溥杰等从北京故宫盗出的国宝，在醇王府内集中存放了一段时间便全部转移到天津的租界内。对此溥仪的堂弟也是他的宫中伴读盗运国宝的局内人溥佳的一段自述所言所据：

因为早在1922年前后，由于北京经常受到战火的威胁，深恐溥仪一旦不能在宫内居住时，就无处可以避乱，就由我父亲(载涛)在天津租界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

这批国宝运往天津时，又费了一番周折。这些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体积既大、数目又多。在出入火车站时，不但要上税，最害怕的是还要受检查。恰巧当时的全国铁路督办孙宝琦是载抡(庆亲王载振胞弟)的岳父。我找了载抡，说是醇亲王府和我们家的东西要运往天津，请他转托孙宝琦办一张免验、免税的护照。果然很顺利地把护照办妥，就由我把这批古物护送到了天津，全部存在戈登路166号楼内。有了这批稀世之珍来作溥仪将来生活和留学的雄厚资本，所以认为去天津居住最为相宜，可以说是有恃而无恐。

1925年2月23日，溥仪来到天津，不久便将戈登路所存全部国宝移到张园，后又移到静园。

存放在天津的国宝是如何运往长春的

后来，溥仪在伪满洲国皇帝宝座表面上坐稳之后，当然不会忘记他在天津所收藏的那批国宝，这是他在经济上最大的寄托和所拥有的无价财富。运不运到伪满洲国来即便是运又是怎么个运法在天津有他父亲载沣以及若干亲信看守着这批珍宝，又有日本警察署为之撑腰，当然不会出现什么差错。运到“新京”来，放在溥仪的身边，心里总会平稳些，但运来之后又怕发生意外，日本人会不会打这批国宝的主意呢

正当溥仪还在犹豫打着他的小算盘之时，日本人早已对此确定了既定方针。因为日本人对这批国宝的重视程度毫不逊于溥仪，将其全部运到长春，更有利于对溥仪的全面控制，尽管放在天津日租界相对来讲亦可说是掌中之物，但总有一种鞭长莫及之感。日本人又何尝不觊觎这大量的国宝，一到时机成熟，任何时候都可成为囊中之物。

“皇帝御用挂”吉冈安直按照日本关东军指令对溥仪提及此事时说：“务必把那一大批书画文物从天津运到‘新京'的‘宫内府'来。否则将有人这样想：‘满洲国皇帝为什么要把他的东西不存放在满洲国内，而偏偏要放在满洲国国土以外的天津'这很可能使人怀疑你仍要回天津去住!”在此威胁之下，溥仪乖乖地将存放在天津的书画文物分批运到了长春伪皇宫。

1936年6月中旬，溥仪传谕，命在天津清室办事处留守的族人溥修护送第一批国宝来“新京"。溥修奉谕将手卷40件分装成2箱，在日本人的保护下运到了伪皇宫。

这些国宝的运送过程相当严密，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十分稳妥。首先由溥仪派到天津的贴身侍卫官存耆与天津清室办事处的溥修等人当面按物品详册逐箱逐件点收签封，然后由在天津的日本赤帽社“外加装置，以期沿路装卸周全”。运输则由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直接负责，商妥铁道司令部挂车一辆，并派日本宪兵沿途保护直送“新京”的伪皇宫。

溥仪在天津期间清宫法书名画的存藏、散失与转移

中国 历史 上曾经发生了数次令人惨痛的法书名画大散失和浩劫。表面上看，发生的原因莫不与朝代的治乱、战乱或衰亡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如果我们透过那些 历史 现象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原来最高统治者的“一己之私”才是最有力的“推手”。南北朝时聚名画法书和典籍二十四万卷而付之一炬的梁元帝萧绎如此，中国 历史 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是更为甚者。溥仪在北京紫禁城的“小朝廷”**清宫内府的珍宝并秘密运往天津，以及在天津期间为满足自己无度的挥霍和在日本租界的“小朝廷”浩繁无边的开支，对视为己有的清宫珍宝肆意变卖抵押，就是有力的明证。

说到溥仪在天津时期内府珍宝的存藏、散失与转移，就不能不提及当时的天津英租界13号路166号楼。在他出逃至天津的三年前，也就是1922年前后的北京“小朝廷”时，他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把以赏赐溥杰为名盗出的法书名画和古籍就源源不断地运至天津，存在于这所楼内。

为什么溥仪要在天津买房以存藏盗运出来的内府珍宝呢一是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天津是北京的门户，离京也只有一百多公里。北京发生的事在天津几乎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再说在天津“写剧本"到北京去“唱戏”(此处指溥仪想借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搞复辟)也是十分便利的事儿。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许多政客、军阀都曾在天津做过寓公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因素就是盗运出宫的珍宝的安全问题， 天津是中国国内外国租界最多的城市 ，当时一共有英、美、德，日、俄、意等九国租界。其中英租界势力最大。当时，溥仪及其“小朝廷”与日本人可能尚无实质性的接触。因此，载涛受命到天津买房也就选择了旧属英租界的天津戈登路即13号路166号楼，依仗英帝国势力为之保镖。天津的楼房购置妥当，**珍宝的准备工作算是告一段落。于是，唯恐迟则生变的溥仪在1922年正式开始“赏赐”，趁溥杰、溥佳二人每天上午“进宫"陪同溥仪读书之机，一个包袱接着一个包袱地运出了紫禁城，待积至七八十箱之后，再由溥佳出马奔走，一路通行无阻，安全运至天津英租界所置楼房中，秘密地藏起来。

溥仪潜逃至天津后珍宝的存藏与转移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内府的庋（guǐ）藏是历代法书名画的一次大集中，基本上把历来流传下来的名迹罗致到手，总数在万件以上，唐宋元的法书名画近两千件，明代作品亦存两千件左右。

溥仪在天津期间存藏的珍宝大致分为法书名画、善本书籍和珠宝翠玉三个部分。法书名画和善本书籍都是体积并不显眼，方便溥杰、溥佳用书包或包袱携出而不致引起警卫注意之类。其中法书名画的盗出，首先选择的是手卷和册页，其次是那些体积较小、类似手卷而不带轴头的挂轴(条)字画。这两个部分具体数量难以准确估计。

从所谓“清室善后委员会”统溥仪“赏赐”的“清单”编印出来的一本小册子《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可知从1924年9月28日起至12月12日止，前后两个半月以上的时间，溥仪通过“赏赐”溥杰、溥佳共盗出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之多。加起来共是1353件，是清内府庋（guǐ）藏晋唐宋元明法书名画4000件左右的近一半。这样的统计可能并不符合当时溥仪所盗出宫外的书画手卷册页的真实数量。因为在“赏赐”清单之外，还有不少隋唐宋元的国宝名品根本没有登记在清单之上。这种情况是在后来清理过程中才逐渐了解到的。

当时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七月三十一日点查养心殿至吕字五二四号时，所发现的“赏溥杰单”和“收到单”各为一束，认为两者“大体符合”的看法，说明“赏溥杰单”和“收到单”上的法书名画的数量与在“赏赐”手段上采取多面手法盗出而不列入清单的法书名画的实际数量是存在较大差距的。之所以作出如此推测，原因在于“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成员们毕竟都是溥仪的旧时臣工。当他们发现溥仪“赏赐”的清单时，既未报请共和政府声讨追回，亦未能着手彻底清理点查以弄清到底“赏”出多少。可能他们略作清点就对溥仪盗出书画心知肚明，却宁愿“相信”一纸清单，走走过场例行公事。否则他们为什么不得出两者“完全符合”的结论呢

“大体符合”是颇有意味的一种看法，联系到给出这种看法的人就更值得玩味了。“大体符合”在这里可能包含着两种意思：一是数量确是相当，相差无多；二是数量极不相符，相差可能数十件或数百件之多。相差数十百件之多，在中国历代传世的浩如烟海的名家书画作品中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在清内府4000件左右的法书名画的庋（guǐ）藏数量上，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溥仪的“赏赐"原本就是蓄谋已久的暗中窃取，手段必是多面的，“赏赐”只是其中的一种主要途径，因此，我以为在当时的时局和形势下，在当时的时代风气层面上，“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旧时臣工们给出“大体符合”四个字是无可奈何而例行公事的话；对 历史 而言，对后人而言，则无疑是骗人的鬼话。

盗出宫的宋版书的数量，据溥仪《我的前半生》所云“二百种上下”，应是有二百个种类的宋版书籍，既有可能是二百本左右，也有可能略大出这个数目。至于珠宝翠玉的件数则可能要多得多。

溥仪和他的“小朝廷“的臣工们想盗窃的内府珍宝原本远不止这些。直奉战争的爆发阻碍了他在进行中的计划。1924年11月直系军中的冯玉祥将军进军北京，幽禁“大总统”曹锟，改编紫禁城外的“内城守备队”，并命令部下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一月五日突然闯入紫禁城撵走了溥仪，紫禁城里的“小朝廷"不复存在，《清室优待条件》也到此取消。溥仪窃取宫中法书名画的计划由此中断。20多天后，他由其父的醇亲王府逃往日本兵营，要求“避难”，随后公然搬到日本公使馆。数月之后于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保卫”之下，潜逃至天津，又在日本租界的张彪私宅张园那里安顿下来，作为逊位皇帝的“新宫”，还成立了所谓“清室办事处”，北京的皇室中人轮流到天津当差，又形成一个“小朝廷”。

原来存藏在天津英租界13号路(戈登路)166号楼内的宫中珍宝便搬到了张园。这次转移在总的箱数和珍宝的件数上应该是原存放在英租界13号路楼内的数量，不会减少，相反应增加了溥仪潜逃至天津时随身携带的一些珠宝翠玉之类的东西。但由张园迁往静园时数量究竟减了多少，尚不得而知。在静园存放了近7年的这批清宫珍宝1932年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运至长春伪皇宫，但已不到70箱了。“几十种”法书名画、宋元善本的变卖、抵押或赏赐，以及一些珠宝玉器等的售出和抵押、转移到长春的清宫珍宝自然就减少了。但真正的清宫珍宝的浩劫还在后头，这仅仅是我国历代法书名画的又一次浩劫的前奏。

溥仪留津期间珍宝的变卖、抵押和散失

溥仪潜逃到天津后，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卵翼下依然过者“小朝廷”的尊荣豪奢的生活。巨大的财源仍满足不了“小朝廷”浩繁无边的开支和他无度的挥霍，便开始通过身边的陈宝琛等人或宝熙，郑孝胥等旧日臣工，把视为其私人财物的贵重书画作为商品卖给殖民者和古玩商，换取大量的金钱。

溥仪在天津的数年中，究竟变卖抵押了多少件法书名画，无案可稽，很难摸清底细。但在天津期间售出的大概有：

(1)王献之《中秋帖》、(2)王珂《伯远帖》。这两件黑迹乃清乾隆皇帝弘历“三希堂"中之“二希”。据张伯驹在《春游琐谈》中说到这两件法书是溥仪在天津时售出，不知何时归原为琉璃厂古玩商人，曾做过袁世凯的总务局长，后从事银行业务的郭世五，新中国建立前夕一度为财阀宋子文据有，后又退还郭氏。

(3)北宋李公麟《五马图》。为李公麟传世之代表作，每段有同时人、“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题诗。流传有绪，屡经名家递藏和著录。极具 历史 价值和艺术价值，同时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极具 历史 和艺术地位。在天津售出后一直在日本私人手中秘藏。

(4)传为北宋李公麟《潇湘卧游图》。为日本菊池惺堂所藏。

(5)南宋赵令穰《湖庄清夏图》。原流往日本，可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购得。

(6)南宋郑思肖《墨兰图》。此卷有元明人诸多诗题。入明为诸家递藏，清初为宋荦（luò）珍秘。郑思肖开元明之花写意之先声，传世作品绝少，此卷集诗书画荟萃于一卷之中，益以元明清名家诗题，极为珍贵。为日本人阿部房次郎所得。

(7)南宋李嵩《西湖图》。此卷乃《佚目》外之物。原藏家为上海庞莱臣，现藏上海博物馆。

(8)金人王庭筠《幽竹枯槎图》卷。此乃王庭筠传世孤本。风格上继承苏轼、米芾墨戏之笔，下开元代文人画之先声，在中国绘画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9)元赵孟頫《滦菊图》。赵孟頫的人、马、山水之作较为常见，唯花卉绝少，尤以写菊确为仅见。此图对全面研究赵氏技法，以及赵氏花卉如何继承并发扬传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0)元张渥《九歌图》。《石渠宝笈三编》著录。

(11)元黄子久《江山胜景图》。

(12)元王冕《梅花图》。

(13)元赵奕书《梅花诗》。《石渠宝笈》著录，山本梯二郎所藏。

宣统逊皇归于我冈部子爵(冈部长景)，子爵求予跋”。

(14)元马琬《幽居图》。清代著录颇多，卷后有日本内藤虎题跋云“近年由宣统逊皇归于我冈部子爵（冈部长景），子爵求予跋。”

又据胡嗣瑷《直庐日记》手稿(辽宁省图书馆藏)，得知当时美国人购去三件，未记录时代、作者和图名。该美国人在购画过程中，与英国教习合谋想骗走的李成《寒林图》、《茂林远岫图》以及燕文贵《溪风图》等六件，后在日本使馆的干预下得以归还。

天津博物馆现藏清宫内府书画作品有：北宋范宽《雪景寒林图》；南宋赵孟坚《水仙》卷；明项圣谟《且听寒响图》卷等近30件。这近30件清宫内府书画中可能有一部分是溥仪在天津时售出的，有一部分则是后来回流到天津，被天津藏家所购买。其中也有一部分可能是天津藏家通过设在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店所购买。

溥仪在天津期间变卖抵押的除了法书名画之外，还有珠宝翠玉及瓷器等。但其中的许多抵押品与他在北京“小朝廷”抵押给北京盐业银行有关，有些抵押品则不是从宫中盗出之物。1922年溥仪大婚前后，清室为了筹措大婚经费以及拟赴欧旅费，甚至赈济日本地震灾民费用，曾将清宫珍藏的书画、瓷器、玉器抵押给盐业银行。

1924年5月31日经溥仪岳父荣源和内务府大臣绍英、耆（ qí ）龄与北京盐业银行80万银元抵押贷款。第一批乾隆五十五年铸制的16枚金编钟，第二批抵押是金宝、金册、金塔等金器，期限一年。溥仪出宫后无力偿还，一部分金器已熔毁，金编钟1932年运至天津盐业银行。其他抵押品玉器、瓷器也有运津行保管的。天津盐业银行与北京盐业银行关系密切，1928年盐业银行总行一度设在天津，因此溥仪存放在盐业银行抵押品，过期后就又可能变卖或处理。天津博物馆现藏的一对碧玉提梁卤(高约40厘米，宽约20厘米)，十分精美和珍贵，极可能是溥仪在津期间放在天津盐业银行的抵押品。

溥仪在津期间所散失的珍宝还包括他赏给近侍的一些东西。如他为酬答其师傅陈宝琛之外甥刘骏业而赏赐给刘骏业的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像图卷》(此件归刘氏不久即归华北伪政权头目梁鸿志所有。随后转售日本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所得)和《步辇图卷》，五代阮郜传世孤本《阆苑女仙图卷》三卷。当时还酬有宋拓《定武兰亭序拓本》一卷等。从以上作品的 历史 性和艺术性来看，它们无疑是极具价值的瑰宝。当然，溥仪的酬答如此“丰盛”，与他当时也许并不了解这一点有关。所幸保管《步辇图卷》、《阆苑女仙图卷》的主人，没有转售给外人，解放后捐献给人民政府，后归故宫博物院庋（guǐ）藏。这也实属一场大不幸中的万幸了!

衣着：清代服饰清代男子服装主要有袍服、褂、袄、衫、裤等。当时的马蹄袖是游牧民族最显著的特征

清代妇女服饰，分为满汉二式。初期还保留各自的原有形制，后在相互影响之下，都有明显的变化，汉族妇女服饰，初期还是明末之旧。经过不断的演变，终于形成一代特色。凡后妃命妇，用凤冠、霞帔。普通妇女除婚嫁及入殓时“借穿”一下这种服饰外，其它场合以披风、袄裙作为礼服。而满族妇女的主要装束为袍衫（旗袍），不过满族女装一般是窄而瘦长的，大多穿时要在外面加件坎肩。

宫门：故宫的建筑依据其布局与功用分为“外朝”与“内廷”两大部分。“外朝”与“内廷”以乾清门为界，乾清门以南为外朝，以北为内廷。故宫外朝、内廷的建筑气氛迥然不同。

外朝以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为中心，是皇帝举行朝会的地方，也称为“前朝”。是封建皇帝行使权力、举行盛典的地方。此外两翼东有文华殿、文渊阁、上驷院、南三所；西有武英殿、内务府等建筑。

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为中心，两翼为养心殿、东、西六宫、斋宫、毓庆宫，后有御花园。是封建帝王与后妃居住之所。内廷东部的宁寿宫是当年乾隆皇帝退位后养老而修建。内廷西部有慈宁宫、寿安宫等。此外还有重华宫，北五所等建筑。

外朝的中心：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统称三大殿

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心，东西两翼有东六宫和西六宫，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之处也是皇帝与后妃居住生活的地方

清朝（我只是了解大概，可能有些错误）

太监宫女：太监等级分为：

总管太监 四品 14人

副统管太监 六品 8人

首领太监 八品使监 43人

笔贴式太监 八品侍监 只有敬事房才有

太监 没有品级 人数不定

宫女的身份也不尽相同，上层的为宫中女官；下层的为普通奴仆。对于女官除了年龄、身体、品行诸条件外，还必须掌握女工等技艺。据史料记载：“宫廷岁选秀女，凡选中者，入宫试以绣锦、执帚一切技艺，并观其仪行当否，有不合格者命出，以次递补，然后择其优者，教以掖庭规程，日各以一小时写字及读书。写读毕，次日命宫人考校，一年后授以六法。”这些宫女中比较优秀的就成为宫中的女官。据史料记载：“乾清宫置夫人一人，秩一品；淑仪一人，秩二品；婉侍六人，秩三品；柔婉十二人，芳婉二十人，俱秩四品。”她们各司其职，有的负责侍候嫔妃（尚宫）；有的负责节仪之事（尚仪）；有的掌管衣服，掌管三餐……但是由于清代内务府管辖着宫廷内部的人事、财务、礼仪、保卫及帝、后、妃、嫔日常生活的一切事物，所以女官的执掌也就形同虚设了。 被选中的宫女一部分被分配到皇帝、皇后、嫔妃、公主、阿哥等各宫中随侍。不同等级的人配给宫女的数量也不同，在清朝的典制书里，康熙朝规定：皇太后12名宫女、皇后10名、皇贵妃8名、贵妃8名、嫔妃6名、贵人4名、常在3名、答应2名。其余的部分就分配到六局处服役。 宫女入宫的第一件事就是剃头、洗澡，等年纪稍长才可以把头发留起来。刚进宫的小宫女要由嬷嬷（老宫女）教她们各种礼仪和梳妆打扮的技巧，嬷嬷一般非常严厉，动辄非打即骂。如果聪明灵巧，半年就可以上岗服役了，也就有月钱（工资）可拿。宫女们的月钱多少并无定制，最低的4两，高的可达20两，膳食、衣服、胭脂水粉等有内务府供给，其实她们主要的收入是平日各宫的赏赐。若得到皇后或太后的恩宠也可以为父母博得富贵，但多数宫女的生活是悲惨的。她们从选中入宫的第一天起就犹如进入囹圄，失去了人身自由，直到满25岁乃至30岁才许出宫婚配。因病、因笨或别的原因提前出宫者，要经总管太监核查奏闻后方准出宫。有的宫女因为“帝后得用，仍留宫承伺十年”，她们出宫后已是老处女了，连正常婚配都很困难。也有例外，即被皇帝看中而升为答应、常在以致嫔、妃的，那就要永远留在宫中了

谙达：意为伙伴、朋友

慎行司：初名尚方司，顺治十二年（1655）改尚方院。康熙十六年（1677）改慎刑司。掌上三旗刑名。凡审拟罪案，皆依刑部律例，情节重大者移咨三法司会审定案。太监刑罚，以慎刑司处断为主。（清朝是没有司珍，司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