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

一、古籍书页版式

古籍版式指古籍版刻的样式。包括版面、大小题名、版框（亦称边栏）、界行、天头、地脚、版心、行款、字数、鱼尾、象鼻、书耳、书牌、条记、句读、插图等等。版式的概念出现在雕版印刷行世之后，但明显保留了雕版印刷之前的简策、手写帛书等装帧形式的特点。

古籍版式图

1。版框：也称为边栏，指每版内围框文字的四周边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两旁叫“左右栏”。单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双线的叫“双边”或“双栏”。一般比较粗黑，给人稳定感。四周只印一道粗黑的边线，称为四周单边。四周粗黑线内侧再刻一细黑线，称四周双边。如果仅左右粗黑线内侧有细黑线，称为左右双边。不仅有规范、整齐版面的作用，而且保留了简策、帛书的遗风。

2。界行：也称界格。指在版面内分割行字的直线。两道隔线间的条格叫界格，是竹木简书籍的流风余韵。在鉴定和著录时，人们习惯以半叶计算，叫做“半叶× 行×字”，有的径称“×行×字”，若每一行中有两排字（通常为大字的注解），叫做“小字双行每行×字”。若双行字数与单行正文相同，就不再注出。这种著录和说明方式，称为行格，又称行款。

3。天头：版框外空白纸的上方叫天头。

4。地脚：版框外空白纸的下方叫地脚。

5。版心：也称“叶心”，或简称“心”， 指古籍书叶两半叶之间、没有正文的一行。为折装整齐，版心多刻有鱼尾、口线等，为便检索，也常记有书名、卷数、页码、每卷小题、刻工姓名等文字。因为这一行居于两版的中心，故称版心。 版心通常有用作对折准绳的黑线和鱼尾形图案。

6。书口：又称版口，或简称口。指书籍装订成册后开合一侧的端面，有白口、黑口等款式。就书版而言它是版心。对于以包背装或线装的方式装订起来的书籍而言，这一部分为书可以翻阅的开口，故称书口。

7。鱼尾：版心中间的图形︻，因其酷似鱼尾，故名。刻于距版心上边大约四分之一之处。有时版心上下方都有鱼尾。一个鱼尾为单鱼尾，两个鱼尾称双鱼尾，个别有三鱼尾。鱼尾刻印出花样的称花鱼尾。鱼尾的作用是用作标示中缝线，作为折叶的标准。

8。象鼻：鱼尾上下到版框有一条线，叫做象鼻。象鼻为一条细黑线的叫细黑口或小黑口，象鼻为一条粗黑线的称为粗黑口或大黑口，无象鼻者为白口。

9。书耳：版框外左上角的空格，里面刻有简单的篇名，因为形状象耳朵，所以称书耳。书耳中的题名叫耳题、耳记。

10。墨钉：又称墨等。指版面上常有文字般大小的黑墨块，形状似钉帽。出现的原因是文稿雕版时未定的文字，等待校勘后写上去再印。

11。书牌：又称牌记，与现在的版权页类似，常常镌有书名、作者、镌版人、藏版人、刊刻年代、刊版地点等。明清时期的书牌作用多为表示特色和所有权，明清以前则更多是刻书题记，讲刻书缘起，选用底本，校本，甚至多少具有广告宣传作用。

12。大题：指一种书的题名。

13。小题：指一种书内各篇卷的题名。

14。行款：又称“行格”，指正文之行数与字数。通常以半叶计算。同一种书，不同时期有不同刻本，行款也往往不同。故行款为鉴别版本依据之一。

15。朱丝栏 乌丝栏：行格界栏以红色印的称为朱丝栏，以黑色印的称为乌丝栏。主要见于唐以前写本。明清时期，专有印刷各种颜色笺格的作坊，用不同颜色界栏笺纸抄写的古籍，通常直接著录为红格、黑格、蓝格、绿格等等。

二、古籍装订版式

单叶装订成册，就成为一部古籍。现存古籍以线装居多。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有其特定的名称。

古籍结构图

1。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

2。书衣：为保护书在书的前后加的封衣，也称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3。书名叶：在封皮之后，题有书名的一叶，又称封面、封、面叶、内封面。书名叶的后面一般加上一张空白纸，叫护叶或扉叶。

4。书脑：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叫书脑。

5。书脊：也称书背，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称为书脊。

6。书首：书脊的最上端，称为书首，又称为书头。

7。书脚：书脚是书的底部，有些藏书家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存而将书名写上去。

8。书根：书脚中简单记载卷册的部~

何谓古籍善本？清朝版本目录学家张之洞的解释为：一是足本，没有删节和缺卷；二是精本，精校精注，错误极少；三是旧本，即传世很久的木刻本、传抄本和线装书。当代学者对古籍善本的解释为：一是年代久远而且有文物性；二是印刷插图精美而具有艺术性；三是书籍内容精辟具有学术资料性。国家文物法对古籍善本曾明文规定，凡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出品的文物和图书，均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私自出口。于是收藏家们往往将这一时限之前的清代初期或更早期的精刻本和精抄本视为珍宝，因为最起码它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从而决定了其收藏和投资价值也是相当高的。古籍善本由于是纸质品，很容易受到损毁，如水灾、火灾、虫蛀等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保存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实属不易，这就导致了流传下来的古籍善本十分稀少，许多古书现已绝迹，留存下来的古籍善本中不乏孤品、珍品，有的存世量也不过是寥寥几部，因此，古籍善本的价值珍贵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评判古籍善本价值的标准

1、文献价值　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　　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作者的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的价值更高。　

3、艺术价值　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　

4、学术价值　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　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本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版书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

二、各种古籍善本的市场价格　　　　

近年来，我国古籍善本在拍卖市场上行情十分走俏，价格不断向上攀升。如一册《唐人写经遗墨》以88万元成交，《续华严经疏》以40万元成交，《四库全书珍本》以29万元成交，明代版《陀罗尼经》成交价9万元，清乾隆年间《汪由敦诗翰》成交价165万元，民国版《朱拓千叶莲花造像》成交价055万元等等，可见古籍善本近年来已成为拍卖会的重头戏，购买者十分踊跃。古籍善本现已成为收藏家们苦苦追求的收藏精品。　

目前，市场上的古籍善本价格还在不断攀升，特别是宋版书或更早的古籍涨幅更是惊人，眼下一般宋版书都是按页论价，而不是以本论价。一页品相上好的宋版书市场价大致在1 万元左右，换句话说，一册100页左右的宋版书价值可达到100万元左右。由于宋版书十分珍稀，其市场价格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元版书市场价与宋版书相差不是很大，市场价也随着宋版书的上扬而升值。明版书市场价要比宋版书低不少，其价格目前还比较平稳，但明版书要比以后的清版书的价格昂贵。明代初期的版本因流传下来的比较少，所以明初版本的升值潜力千万不可小视。明代中叶及明未的各种版本由于尚有一定的存世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其市场价格仍将平稳地维持着原状。清版书由于存世量较大，清中叶及晚清的版本，市场价还不是很高。但清初康熙、乾隆年间的版本仍具有很高的收藏和投资价值。清代图书以木刻为主，晚清时有一部分石印版出现。清代版本尽管目前价格不是很高，但在这部分存世量较大的图书中仍不乏精品善本，这就要看收藏者的识别能力了。此外，民国初期的石印版和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一部分铅印版、影印版虽然不属于很珍贵的古籍善本，但也值得投资者收藏。古籍善本由于近年来在收藏品市场上十分受宠，因而各种伪造的古籍善本也应运而生。

三、古籍善本的几种作伪手法。

1、纸张做旧：纸张是文字的载体，没有纸张就没有书籍，因此判断古籍的真伪，首先要看纸张是否古旧。所以制作古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将纸做旧有两类：一类是“染纸”，包括用糖水，或用栗子壳熬水，或用茶水，或用其它方法等将纸染成黄褐色，也有用烟将水熏黄的，以求使纸显旧色；二类是用“旧纸新印”，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面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张上辨别其为赝本。　

2、伪造序跋：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有序跋，叙述重印的原因，序跋后还著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不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3、伪造名人题跋，藏章印记。　

4、伪造牌记：保留旧牌记，挖掉复刻牌记，或挖补，涂改复刻牌记的年代。　

5、裁截目录：将原目录裁去部分或全部，使人不知收全该书究竟有多少卷，以便用残本充当全本。

6、利用著录书：有些著录书的记载是错误的，作伪者便故意以此为据来兜售自己制作的伪本。　

总之，古籍善本作伪的手法有多种多样，有时只采用一、两种，有时则可能是各种手法混合应用。收藏者在实际辨别时，应该运用自己掌握的学识和有关资料进行全面考察被鉴定的古籍，并可请专家一起鉴定，应注意去伪取真，才能真正做到所购古籍物有所值。

论语

(Analects (of Confucius))

《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论语》一书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今本《论语》共二十篇。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义”。

《论语》以记言为主,故称语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成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论语》又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渊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

五四运动以后，《论语》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尔后虽有新儒学的研究与萌生，但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国并未形成新的气候。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不能不使人们重新选择新生的思想文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诞生与发展。

然而，严峻的事实是，一个新型的社会，特别是当它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不能不对自己的民族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反思，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重新探索。这使我想到人类的共性与个性，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民族文化的辩证否定本性。同时，也使我感到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的价值之所在。

事实上，当我们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真正确立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并用它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的精华，《论语》便是其中之一。不可否认，《论语》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极之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人生精论，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历史展示。即使今天处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文化发展的时代大潮中，《论语》中的许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论语》书中的“鬼神”思想

鬼神思想是人类对自然现象神秘恐惧心理的表现，也是人类对人生命运的一种虚幻寄托。就是在科学发展的今天，当代人的鬼神思想也时有所现，甚至人造神的现象也屡有发生。那么，鬼神现象是否存在？科学的结论是否定的。那么当代人为什么还有鬼神观念，甚至有的人深信不疑呢？这是社会存在与人心理的复杂性以及人的素质的缺陷性所致。然而作为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在巫鬼势力旺盛、自然科学极不发达的时代，孔子是怎样看待鬼神的呢？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主张“敬鬼神而远之”（《雍也》）。表明孔子对鬼神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鬼神是否存在，孔子并未多加评说，也不反对别人对鬼神的信奉，而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同时，孔子平时也不谈论怪异、暴力、叛乱、鬼神，他认为这些都是对人无益的事情。有一次，孔子生病，子路请求代老师祷告。孔子说：“有这回事吗？”子路回答道：“有的。《诔》文上说：‘为你向天神地祗祷告’。”孔子说：“如果是这样，我早就祷告过了，可为什么还会生病？”还有一次，季路请教怎样事奉鬼神，孔子说：“活人我还不能事奉，怎么能去事奉鬼神？”孔子虽然不反对别人信奉鬼神，但作为他自己对鬼神是抱有怀疑态度的，虽然他不能证明鬼神是否存在，但他自己是不相信鬼神的。这说明孔子已具有无神论的思想萌芽，体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这作为孔子的世界观，对其思想具有重要影响。

二、关于如何做人的思想及其价值

《论语》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这对当代人具有借鉴意义。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们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迟早要跌跟斗。

其二，做人要重视“仁德”。这是孔子在做人问题上强调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还认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季氏》）充分说明仁德的价值和力量。

那么怎样才能算仁呢？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只有克制自己，让言行符合礼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礼，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可见“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结果。当然孔子还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这就是“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即刚强、果断、质朴、语言谦虚的人接近于仁德。同时他还提出实践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阳货》）。即恭谨、宽厚、信实、勤敏、慈惠。他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孔子说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当然，在孔子看来要想完全达到仁是极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即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同时也要重视向仁德的人学习，用仁德的人来帮助培养仁德。而仁德的人应该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达到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视修养的全面发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帮助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了？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呢？强调从自身出发修养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孔子强调做人还要重视全面发展。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即：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籍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做人要全面发展呢？这里体现了孔子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以及个人修养的相互制约作用，他说：“举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即：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人们事业的成功。所以，对于个人修养来说，全面发展显得极为重要。

三、关于君子人格的塑造

《论语》许多篇幅谈及君子，但这里的君子是一个广义概念，重在强调一种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个不同于平凡的人。为实现这一目的，《论语》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标准及道德修养要求。

其一，“君子不器”。孔子认为作为君子必须具备多种才能，不能只像器具一样，而应“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也就是说，君子应以道义作为做人的根本，按礼仪来实行，用谦逊来表达它，用忠诚来完成它，否则就谈不上君子。

其二，君子要重视自我修养。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在孔子看来，作为君子就必须重视仁德修养，不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离开仁德。同时曾子认为，君子重视仁德修养还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规范：一是“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二是“正颜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说，君子要严肃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脸色，注意自己的言辞。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对你尊敬，信任，温和。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泰而不骄”（《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亡不已知也。”“君子疾得世而名不称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即作为君子应心境安宁而不傲慢，态度庄重而不与人争吵，能合群而不结党营私；君子要重视提高自己，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多做贡献。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君子的修养。

其三，君子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孔子认为，君子除了自我修养，还要重视用“戒、畏、思”几项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君子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要随时注意戒除个人的欲念；二是处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无忌惮；三是认真处理，随时严格要求自己。

其四，君子要重义避利，追求道义。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差别还在于具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也就是说，作为君子只有重视道义，追求道义，才能与小人区别，才能真正体现君子的精神。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即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四、关于学习的态度、方法和目的

《论语》中关于学习的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今人借鉴。这些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关于学习的态度。孔子认为，追求学问首先在于爱学、乐学，这是关键。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即真正爱好它的人，为它而快乐的人才能真正学好它。孔子赞扬的颜渊就有这种发愤好学的乐观精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其次，要“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述而》）即学习要有踏踏实实的精神，默默地记住学到的知识，努力学习而不满足。第三，专心致志，知难而进。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读书的人要立志于追求道义、真理，要专心致志，不要为 世俗所累。同时，他还认为追求学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敢于知难而进，“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针对冉求在学习问题上认为自己能力不够的思想，孔子认为所谓能力不够的人，是走在中途就停止下来，你现在以能力不够划地自限，实际上是没有坚持到底的缘故。在这里孔子勉励冉求要知难而进，只有这样才能得道。事实上孔子自己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述而》）。第四，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这说明学无常师，作为人应随时随地注意向他人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孔子提倡和赞扬“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体现了孔子严谨的治学态度。

其二，关于学习的方法。孔子在和弟子的交谈中多处提及学习方法问题，最著名的莫过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与此同时，孔子还特别强调学思结合，勇于实践。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只读书而不思考就会感到迷惑，只是空想而不读书就会精神疲殆。要求人们把学习积累和钻研思考相结合，不能偏废。另外，孔子还非常重视精益求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对一知半解，浅尝辄止。

其三，关于学习的内容。孔子主张学习要博，要广，不能偏颇、单一。他提出要用四种东西作为自己的学习纲要，这就是“文，行，忠，信”（《述而》）。即文化知识，品德修养，忠诚笃厚，坚守信约。这四项内容对于自己和别人都具有重要意义。孔子在重视博学的同时，也强调学习要抓根本的东西，孔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这里孔子在回答子贡的问题时，说明自己的“多学”是相对的，在多学的基础上，我是用一个道理来贯穿自己的学说的，这个道理就是学习的根本，学习重在抓住根本。这里孔子间接地说明了博与精的关系，值得借鉴。

其四，关于学习的目的。孔子认为，学习必须有明确的目的，但重点在于“学以致用”。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也就是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成；派他出使到外国，又不能独立作主应对；这样，虽然书读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处呢？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也就是说，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习，听到正义的事不能去做，有错误不能改正，也就是理论和实际不能结合，这才是我们忧虑的。由此可见，读书的目的，不在于死记书本，而在于应用，在于实践，在于“举一反三”地灵活运用知识。关于这一思想，在孔子的学生子夏的思想中也表现出来。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路》）也就是说当官时有余力就应该学习，学习后有余力就可以做官。这一思想实质上也体现了学与用的关系，要想当好官必须学习，学习的目的应是更好地当官，体现了学习与应用的关系，也体现了孔子办私学的目的，即通过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让他们直接登上政治舞台或作教师培养政治人才，当然在孔子看来，学习的目的也在于对道义、真理的追求，“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五、《论语》书中的教育思想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在教育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经验，《论语》一书对此有较多的概括。

其一，关于教育指导思想。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即受教育者不应分贵贱、贤愚，应该机会均等。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级界限，扩大了教育对象，使教育扩及于广大平民，这在当时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其二，关于教育的基本方法。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也就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以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为贯彻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对自己学生的观察了解，诸如“由也果”、“赐也达 ”、“求也艺”（《雍也》），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办事畏怯，所以要鼓励他；子路胆大过人，自以为是，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孔子还重视诱导式的启发教育，不要求学生死读书，而贵在触类旁通，即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子夏谈诗“巧笑倩分，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从而体会到“礼”应该以忠信仁义为本的道理，因此孔子称赞他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信《诗》已矣。”（《八佾》）能启发我的人是子夏啊！现在我可以与你谈论《诗经》了。颜渊听老师讲学后“亦足以发”（《为政》），子贡也说他“闻一以知十”（《公冶长》），所以孔子特别称赞颜渊的聪明好学。这正是启发诱导式教育的必然结果。孔子特别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时，我不去启发他，不到他想讲而讲不明白时，我不去开导他。例举一个道理而他不能类推出三个道理，我就不再教诲他了。孔子还强调在实行启发诱导的基础上，必须注意循序渐进，即：“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这种使学生竭力钻研，“欲罢不能”的情状，正是对循循善诱启发教育的写照，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三，关于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但他所用的教材多是沿用周代贵族学校所用的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由此可见，孔子是以诗、书、礼、乐为普通教材教育学生的。至于“易、春秋”只是在孔子的晚年才进行研究并付诸教学的内容，所以孔子说：“五十以学《易》”（《述而》）。也可能因为《易》、《春秋》是比较精深的学科，只有少数高材生才能学习，所以说“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那么，在这些教学内容中孔子最为重视的是什么呢？从《论语》的许多思想中可以看出，《诗》、《礼》是孔子教学的主要课程。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子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又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这些思想说明，孔子不仅重视《诗》《礼》的教育，而且重视这些内容的总结挖掘与研究，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内容的丰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四，关于教育的培养目标。在孔子看来，进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义礼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之外，其重要目的在于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仕”、“君子”，以为当时的社会服务，这就是他著名的“学而优则仕”思想（《子张》）。正因如此，当季康子问他的弟子仲由、子贡、冉求能否“从政”的时候，孔子满口答应可以“从政”（《雍也》）。事实上，在孔子七十有二的得意门生中，从政者为数不少，孔子自身也不反对参政。这说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养目标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是相统一的，体现了教育的社会价值。当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体现着阶级属性，但作为社会的人，孔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倡导的许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类共性的成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予以辩证地分析和扬弃。

六、关于务政的思想及其价值

《论语》中关于务政的思想是“学以致用”思想的具体体现，对此，《论语》中对务政的标准也作了具体说明。

其一，关于务政的对象。孔子认为只要懂礼、有道、正直，并具备一定的从政才能的人就可以务政。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孔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问：“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问：“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也就是说，只要人具备一定的参政素质，诸如果断、达理、多艺就可以参政。

其二，关于务政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从政者必须勤勉忠诚。孔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先之劳之”，“无倦”（《子路》）。也就是说在位不松弛懈怠，执行政令要忠心，要带头、勤勉，办事不要松懈。从政者必须温良恭俭让。陈子禽向子贡问道，“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学而》）也就是说孔子来到一国就一定会知道这里的政事，就是因为先生有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五种美德。而这五种美德也间接地说明参与国政的道理。有一次，孔子在谈论郑国贤相子产时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正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正是由于子产的这种庄重、恭敬、恩惠、道义和美德，才能使他处于郑国的贤相位置。

第三，要言行一致，举止端庄。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卫灵公》）也就是说要想使自己的思想主张为他人接受，必须心意诚恳，行为端庄，这样你的主张就可以行得通了。

第四，要眼光远大，依次而进。子夏当了莒父的县长，向孔子请教怎样理政。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即要求人们处理政务不要图快，贪图眼前利益，图快反而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贪图小利反而办不成大事。而应眼光放远，依次而进。另外，孔子还认为在处理政务时应当慎重，要深入实际，多听多见，了解实情，以免犯错误。即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为政》）

七、关于治国与安邦的道理

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其有关治国的道理在《论语》中也有重要的位置。概括起来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其一，治国的根本在于“人伦纲常”。齐景公问孔子怎样治国，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即要治理好国家，君主必须像个君主，臣子必须像个臣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这一思想虽然反映了孔子的宗法伦理观念，但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伦理纲常确实起到了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阶级社会里，不论处于什么时代都需要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否则国将不国，政将不政，社会将混乱不堪。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以“人伦纲常”治国呢？孔子回答子路的问题时作了说明，子路问孔子：“卫国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当然孔子也认为，重视伦理纲常的作用也不能脱离礼让。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即用礼让的精神治理国家，国家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人伦纲常的礼才能得以保证。在这里礼让成为维系人伦纲常的精神纽带。

其二，治国的前提在于君子主要严于律己。孔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即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必须端正自己本身，严于要求自己。如果己正，管理国政就不会有什么困难，如果自己不端正，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就不可能去端正别人，其国家也无法治理。孔子还 以舜为例说明君主严于律己的重要性。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在孔子看来，真正能从容安静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只有舜吧？那么他做了些什么呢？也不过是庄严端正地坐在朝廷上罢了。这里舜的庄严端正行为正是他实现太平世道的关键所在。

当然，孔子还认为君主治国除了行为端庄之外，还应重视才智礼仪仁德的关系，这些都是治国不可偏废的条件。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

古籍定义，"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知识信息;著作方式;文字;物质载体;文字制作技术;装订形式。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不是的。

　　满清以编纂《四库全书》的名义，收录“天下之书”，暗中销毁一部分“三观不正”的作品。但，名头太大的古籍，他们也不好意思“粗暴处理”。

　　更关键的是，人手有限、时间有限，他们不可能改编“所有的古书”。也没有那个必要啊。所以，他们主要针对“明朝”。

　　——正如现在，严格限制“网文”，却对传统的“严肃文学”网开一面，所以，《三体》写了“文”　“革”，也没有被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