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形式基本为卷轴。史料记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干本……”刻印技术，始于隋。唐朝时宰相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要刻印。刻书风气，由此转入鼎盛。

造纸术的发明，尤其是植物纤维出现以后，人们便开始利用纸作为书写材料，同时，宋朝的书籍刊印水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宋代雕版印刷盛行，从而刻本取代抄本成为图书流传的主要形式，线装书以宋刻为最佳，也最古老。其书多出自名匠之手，肥细有度，宋版刊刻的书也是后世书籍的典范。北宋刊本的特点是：单边，白口，大字，行款，墨色浓厚，疏朗悦目。版心口刻字数，中刻书名，下刻刊工姓名。字体接近手写。早年用欧阳询的书法，后流行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纸质匀称，纸张光洁坚韧，黄白两色。 其字均为匠人雕刻，不古不今，字体奇异，与宋元均不相同。字小，墨色亦浅。明嘉靖以前，盛行黑口。字体款式都继承元代，和元版极其近似。嘉靖年间，刻书风气骤变。北宋的白口本又在社会上东山再起。黑口本几乎绝迹。版式和北宋本相差无几。字体也采用欧体、颜体，但是刻功欠佳，给人以呆滞的感觉。纸张是上等白棉纸，洁白细腻，墨色鲜亮。这种变化，与当时文化上追求复古运动密不可分。另外，明后期，许多书籍用手写体刻版，还有用行、草书刻版的，可谓独树一帜。

明万历后，黑口本又渐多。字体发展为方正字体，笔画古板。明后期盛行朱、黑套印书籍。这类书多为白口，左右双栏，中无界行。正文字体是宋体，白纸，黑字，彩色评点，令读者赏心悦目。

书籍插图是晚明时期的一大特色。主要涉及小说、戏曲等文艺作品，刻画精美，线条生动，具有很高的美学品位，并且发展出几大流派，争奇斗艳，各有特色。在我国的书籍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清鸦片战争前，仍在沿用明末的风格。清初的刻本，字体分为软、硬两体。硬体是明末的方笔体，软体为手写体。康熙后，又恢复了呆板平庸的“宋体字”。 宋代以后，书籍装订均在版心处对称，然后粘连或订线，对折的准绳主要是鱼尾，有时也在鱼尾上下各印一条黑线作为标线，叫做象鼻。凡加印黑线的书，装订成包背或线装之后，书口处就显出暗黑色，所以被称为黑口，其中粗线叫大黑口或阔黑口，细线叫小黑口或细黑口。不加线的叫白口。

书耳 版框左栏外上方，有时刻出一个小方格，里面题写篇名，叫做书耳或耳格。主要见于宋代蝴蝶装版面上。 行格界栏以红色印的称为朱丝栏，以黑色印的称为乌丝栏。主要见于唐以前写本。明清时期，专有印刷各种颜色笺格的作坊，用不同颜色界栏笺纸抄写的古籍，通常直接著录为红格、黑格、蓝格、绿格等等。

古代书籍的版式风格经历了一个不断创新、继承、再创新、又回归的轮回过程。一种风格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审美趋向，它所传达出的文化、精神、民族传统，是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财富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知识信息；

著作方式；

文字；

物质载体；

文字制作技术；

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书名编号12237的《遗安堂诗文集四卷》，清王连瑛撰，清康熙五十五年王氏治古堂刻本。《征求意见稿》著录同（见集部清别集，书名编号1325）。查善本目录卡片，著录的是“清康熙五十五年永城王氏治古堂刻本”。仔细阅读此书中的序文后，上述著录中的“王氏治古堂”应为“吕氏冶古堂”之误。吕履恒在康熙丙申年即五十五年的序文中，有“先生（注：指王连瑛）既卒，嗣君安甫属（注：“属”通“嘱”）予序而梓之，区为四卷，卷若干首”句。考“冶古堂”，系吕履恒的室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类著录有吕履恒撰的《冶古堂文集五卷》（书名编号12876，清乾隆十五年吕宣曾刻本），系吕履恒去世后，由“淳安方楘如及其门人石屏张汉选定”。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

书名 书名编号

遗安堂诗文集四卷12237

清王连瑛撰

清康熙五十五年吕氏冶古堂刻本

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书名编号12599的《聊斋文集》四卷，清蒲松龄撰，清道光二十九年邢祖恪抄本。该书中有抄者邢祖恪写于清道光“己酉”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自叙”，善本目录卡片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该书版本的著录，应当是据此“叙”的时间而断定的。但笔者认为这种判断似可商榷。根据自叙所言，邢氏曾在“丙午岁（即清道光二十六年，1864年）馆于平舆”时，“同砚绣圃李君”向他出示“在召陵旧家所录”之《聊斋文集》四卷，邢氏当于此时因以抄录成书。据此可知，邢祖恪抄录《聊斋文集》的时间当是清道光二十六年他在“平舆”（注：其地清时隶属于河南省汝南县）坐馆教书期间，而不会迟至三年后他到“苑陵”（古县名，古城在今河南新郑县境）官衙任职之际。所以认为该书版本应著录为“清道光二十六年抄本”。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

书 名 书名编号

聊斋文集四卷12599

清蒲松龄撰

清道光二十六年邢祖恪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