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建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至四十五年（1566年），是当时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的私家藏书楼。范钦喜好读书和藏书，平生所藏各类图书典籍达7万余卷。范钦所收藏图书以方志、政书、科举录、诗文集为特色。由于一度位高权重，范钦的一部分藏书为官署的内部资料，这也是普通藏书家难以获得的。在他解职归田后，便建造藏书楼来保管这些藏书。

范钦最早的藏书楼名为“东明草堂”。辞官归家之后，随着藏书的增多，亟需兴建新的藏书楼。范钦根据郑玄所著《易经注》中的“天一生水……地六承之”之语，将新藏书楼命名为“天一阁”，并在建筑格局中采纳“天一地六”的格局，楼外筑水池以防火，“以水制火”。同时，采用各种防蛀、驱虫措施保护书籍。 范懋柱辑《天一阁藏书总目》，序中提及“乾隆间诏建七阁，参用其式，且多写其书入四库，赐以图书集成，亦至显荣矣”。

1585年，范钦去世。据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载，范钦去世前，将家产分为藏书和其他家产两部分。长子范大冲自愿放弃其他家产的继承权，而继承了父亲收藏的7万余卷藏书，这也形成了天一阁“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祖训。范大冲在维系和补充天一阁藏书的同时，也建立了维系天一阁藏书的族规，规定藏书归子孙共有，非各房齐集书橱钥匙，不得开锁。这些制度在天一阁私藏时期（天一阁始建至1949年）一直保留，并得到历代补充。

1665年，范钦的曾孙范文光在天一阁前修造园林，用假山石形成“九狮一象”等动物形态，改善了天一阁周围的环境。这一时期同时也是天一阁藏书最为丰富的时期。据考证，当时天一阁藏书达到5000余部，70000余卷，此后直到1949年，藏书几乎没有增加。

1676年，范钦后人范光燮传抄天一阁百余种书籍供士子阅读。范光燮破例帮助大学者黄宗羲登楼阅读天一阁藏书，使得黄宗羲成为第一个进入天一阁的外族人。黄宗羲为天一阁编制书目，并撰写《天一阁藏书记》，赞扬范氏后人“范氏能世其家，礼不在范氏乎？幸勿等之云烟过眼，世世子孙如护目睛”。天一阁因而提高了在学者中的知名度。自此以后，天一阁逐渐结束对外封闭的状态，对著名学者开放，尽管获得这种机会的学者并不多。

1773年，乾隆帝诏修《四库全书》时，范钦八世孙范懋柱进呈天一阁珍本641种，数量上名列全国第二，但质量一流，包含大量珍本、善本。所呈藏书中，七分之五收入《四库全书总目》，六分之一全本抄入，但所有藏书未归还，使得天一阁藏书下降到4819部。乾隆三十九年六月，特颁谕旨，恩赏天一阁《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以示嘉奖，且派遣杭州织造寅著前往天一阁了解建筑格局，并下旨仿天一阁建造文渊阁等“内廷四阁”，“阁之制一如范氏天一阁”，希望借鉴天一阁的设计使得《四库全书》能够安全保存。。乾隆四十四年六月，赐范家郎世宁刻《平定回部得胜图》十六幅。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再赐《平定两金川战图》十二幅。

1829年，范筠甫、范邦冉等范氏后人对藏书楼进行大修，更换砖瓦台阶，修葺假山，疏浚池水，同时修订天一阁管理制度，立下禁碑三种，条款十五项，严格保证天一阁图书“书不出阁”。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1年，宁波府城陷落。英国占领军掠夺《大明一统志》等舆地书数十种。

至1847年，天一阁中仅存书籍2223部。

1861年，太平军攻陷宁波，盗贼乘乱**天一阁藏书出售，后部分书籍被范钦十世孙范邦绥尽力购回。据薛福成命人所编《天一阁见存书目》，至1884年，天一阁存有原藏书2152部，共17382卷，《古今图书集成》8462卷。

中华民国成立后的1914年，大盗薛继渭潜入天一阁，与楼外盗贼里应外合，将盗走的天一阁书籍运往上海，在书店中出售，后被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巨资赎回一部分，藏于东方图书馆涵芬楼，但在抗日战争中由于东方图书馆被炸而焚毁。这一事件使得天一阁藏书损失千部。

1933年9月18日，台风造成天一阁毁坏。在鄞县县长陈宝麟支持下，冯孟颛、杨菊庭等地方人士成立包含范氏后人的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将宁波府学内的尊经阁迁移至天一阁内，并将80余方碑刻移至天一阁后院，建立“明州碑林”。同时，在尊经阁西侧开辟千晋斋，将宁波学者马廉搜集的历代古砖和宁波城墙拆除后收集的城砖予以陈列。

1933年天一阁重建时，宝书楼藏书迁至范氏诒谷堂保存，政府派兵守卫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了保护天一阁藏书，天一阁经历了建成370年以来的首次大范围出阁。首批三箱书籍于1937年8月17日离开天一阁。

1939年1月5日，第二批明以前版本八箱也运离天一阁，运往乡间暂避。

1939年4月12日，先前运出的两批藏书和阁中剩余的藏书总计28箱，9080册，由鄞县政府加封，运往龙泉县后方，暂存于跶石乡，与浙江省图书馆的藏书一同隐蔽。抗战结束后，这批藏书被运往杭州，直到1946年12月16日，天一阁藏书方才运回阁中，并于次年3月1日至3日进行了天一阁建成以来的首次公开展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周恩来曾指示保护天一阁。占领宁波后，解放军派专人保护天一阁。1949年6月9日，宁波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天一阁，并使之成为事业单位，范氏后人范盈性、范鹿其成为公职人员。宁波多位本地藏书家将个人藏书捐献给天一阁，这极大地丰富了天一阁的藏书。

1982年，天一阁入选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一阁已经拥有藏书30万卷，并仍在增加，同时设有专门的古籍修复部门。

2003年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点。

2007年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2010年底，天一阁古籍数字化平台建立，以馆藏善本为主的3万册古迹得到数字化，供在线查阅。

2012年10月9日从南昌市滕王阁管理处证实滕王阁(南昌市)、岳阳楼(岳阳市)、黄鹤楼(武汉市)、鹳雀楼(山西永济市)、蓬莱阁(山东蓬莱市)、大观楼(昆明市)、阅江楼(南京市)、天心阁(长沙市)、钟鼓楼(西安市)、天一阁(宁波市)等十大中国历史文化名楼，将共同申报联合国物质文化遗产。

江南园林的历史可上溯至公元前6世纪春秋时吴王的园囿，私家园林最早见于记载的是东晋（4世纪）的辟疆园。园林艺术是在人类改造自然、营造人居环境的漫长建城历史过程中，不断积淀、演化形成的。到了明代具有宁波地方特征的天一阁园林也因此悄然掀起。天一阁园林在古今交融中成长，秀色美景。凝视它，能真实地体会到曾经的文化气息，真切地感受它的时代脉搏。

天一阁坐落在浙江省宁波市月湖之西的天一街。天一阁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由当时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范钦平生喜欢收集古代典籍，后又得到鄞县李氏万卷楼的残存藏书，存书达到了七万多卷，其中以地方志和登科录最为珍稀。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下诏开始修撰《四库全书》，范钦的八世孙范懋柱进献所藏之书638种，于是乾隆皇帝敕命测绘天一阁的房屋、书橱的款式，兴造了著名的“南北七阁”，用来收藏所撰修的七套《四库全书》，天一阁也从此名闻全国。

范钦为了保护藏书而订立了严格的族规，世代的子孙严格遵循“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教，但终因年代过于久远，藏书还是有很多的失散。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阁内的藏书实有4094部，共53000多卷。鸦片战争时，英国侵略者掠去了《一统志》等数十种古籍。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年），又有盗贼潜入阁内，偷去了许多的藏书，转卖给法国的传教士和造纸厂。后来又经历了许多的变故，到1940年，阁内的藏书仅存1591部，共13038卷。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为了保护天一阁，专门设置了管理机构，探访得到了流失在外的3000多卷原藏书，又增入当地收藏家捐赠的古籍，现藏珍版善本达到了8万多卷。

天一阁之名，取义于汉郑玄《易经注》中“天一生水”之说，因为火是藏书楼最大的祸患，而“天一生水”，可以以水克火，所以取名“天一阁”。书阁是硬山顶重楼式，面阔、进深各有六间，前后有长廊相互沟通。楼前有“天一池”，引水入池，蓄水以防火。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范钦的重孙范文光又绕池叠砌假山、修亭建桥、种花植草，使整个的楼阁及其周围初具江南私家园林的风貌。

天一阁面积约26万平方米，分藏书文化区、园林休闲区、陈列展览区。以宝书楼为中心的藏书文化区有东明草堂、范氏故居、尊经阁、明州碑林、千晋斋和新建藏书库。以东园为中心的园林休闲区有明池、假山、长廊、碑林、百鹅亭、凝晖堂等景点。以近代民居建筑秦氏支祠为中心的陈列展览区，包括芙蓉洲、闻氏宗祠和新建的书画馆。书画馆在秦祠西侧，粉墙黛瓦、黑柱褐梁，有宅六栋，曰：“云在楼，博雅堂，昼锦堂，画帘堂，状元厅，南轩。”与金碧辉煌的秦祠相映照。

风雨天一阁

余秋雨

一

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

照理，我是读书人，它是藏书楼，我是宁波人，它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访的

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

1976年春到宁波养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

生家。

盛先生一直有心设法把我弄到天一阁里去看一段时间书，但按当时的情景，

手续颇烦人，我也没有读书的心绪，只得作罢。

后来情况好了，宁波市文化艺术界

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讲点课，但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

是啊，现在大批到宁波作几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来都在大谈天一阁，而我这

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却从未进过阁，

实在说不过去。

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宁波讲课，终于在讲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

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

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辖，

在对我的这个可怕缺漏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

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柔弱地颤抖。

第二

天上午如约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

打落

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透出湿冷冷的阴气。

看门的老人没想到文化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

里借来半高统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

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

鞋统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蹚水进去。

本来浑身早已被

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

就这样，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

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

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样难呢？明明

已经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

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

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

个狞厉的仪式？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

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

今天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

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

斯文，剥除参观式的悠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背躬曲膝、哆哆嗦嗦地来

到跟前。

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

二

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

化奇迹。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

的象形文字，创造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

这一切，本该迅速

地催发出一个书籍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

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

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

一个为写书、

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这块土

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

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

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

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

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

很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

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泽，

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巍楼尚且如此，更遑论区区几箱书？宫廷当然有不少

书，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

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

鉴于这种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

常特殊的人物了。

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

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

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

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

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

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

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

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

这样的藏书家委实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萎谢。

他

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

那么，这些

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

剧性愿望。

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

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

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

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

唯此岿然独存。”

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

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长历史，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

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个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

个小小的栖脚处。

三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

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

最

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

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

空间。

在文化资料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像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

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

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

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正书、实录以及历科

试士录，明代各地仕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

不少。

这一切，光有搜集的热心和资财就不够了。

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

籍，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

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

他内心隐潜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

是这样。

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官位

上来成全他。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

处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

然而

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

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箧。

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

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

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

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

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

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

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廷杖之罚，并下过监狱。

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

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严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

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

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藏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作个比较。

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

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书家董其昌曾非

常钦佩地把他与文徵明并列，说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

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

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

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

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艺术家，

他太激动，太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

起先他也曾狠下一

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

的时候他已构成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

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懂得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

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

籍转售给范钦。

范钦既没有丰坊的艺术才华，也没有丰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

理性提炼了丰坊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

相比之下，他

的社会人格比较强健，只有这种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

太纯粹的艺术家或学

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

范大澈从小受叔父

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

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

集到一些重要珍本。

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 。

据说有

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

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作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

随意取阅。

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

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

差别就看出来了。

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

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

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 。

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

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地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

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

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

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

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

四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

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

不妨说，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

于范钦死后。

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延绵数百

年的苦役。

活到八十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儿媳妇（二儿子已

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

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们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

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

万两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

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为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止早已告示后代，藏书

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

为什么他不

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为什么他要把权利

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选择呢？

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

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

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反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

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

的一房完全无利可图。

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

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

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讥诮或鄙薄要继承

万两白银的那一房，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承接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

病榻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

但是，毫无疑问，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

后一刻听到自己企盼了几十年的声音。

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

着后辈的眼睛。

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

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接力赛开始了。

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

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

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

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

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

在当时，

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却是一种不

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

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生投入的强硬指令，

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

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

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

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地维护和保存，

却不知是为什么。

按照今天的思维习惯，人们会在高度评价范氏家族的丰功伟绩之

余随之揣想他们代代相传的文化自觉，其实我可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

理悲剧和家族纷争，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哪些书，能

不能借来看看？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

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

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

能而崩坍，因而已经预防在先。

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

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予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

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

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

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

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

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

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

媒嫁给了范家。

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我看来，她

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

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

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

于旁支。

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忧郁的

目光。

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

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

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

只要开放一

条小缝，终会裂成大隙。

但是，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

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

阁门的

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

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

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

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要想登楼看书！

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

黄宗羲是“吾乡”余姚人，与范氏家族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照理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

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早有所闻。

尽管当时的信息

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崛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

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

他的父亲本是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

后来宦官集团受审，十九岁的黄宗羲在廷质时竟义愤填膺地锥刺和痛殴漏网余党，

后又追杀凶手，警告阮大铖，一时大快人心。

清兵南下时他与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

数百人的子弟兵“世忠营”英勇抗清，抗清失败后便潜心学术，边著述边讲学，把

民族道义、人格道德溶化在学问中启世迪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天域中第一流的思

想学和历史学家。

他在治学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世学楼”和祁氏“淡生堂”去

读过书，现在终于想来叩天一阁之门了。

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

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牛。

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

读楼上的全部藏书。

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

他们是

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

人而不是为其他人，交出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

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

黄宗羲先生长衣布

鞋，悄然登楼了。

铜锁在一具具打开，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

阁藏书记》留世。

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结起来了。

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

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二百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

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

封建

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

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

看

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作极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办法中的办法。

但是，

如此严格地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了。

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

乾

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

天一阁进呈珍

贵古籍六万余种，其中有九十六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三万七十余种列入

存目。

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

都仿照天一阁格局营建。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

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

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

隆下令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

藏书的意

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成为终极的目的。

连堂堂皇家编书都

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扬，这证

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

五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

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

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

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某位学者上楼的

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1914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

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

这一次几乎把

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

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

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

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

把保护藏书楼的

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

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

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

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

一架架的书橱空了。

钱绣芸**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

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

备把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

里。

涵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

过营养。

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

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

也终于失效。

六

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

除了张

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怒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

成为废墟。

这在现代无疑已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无济于

事。

幸好，本世纪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

大规模地修缮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

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

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

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

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

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我们这些人，在生命本质上无疑属于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但从遗传因子上考察

又无可逃遁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孑遗，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阁传代系统的繁衍者，

尽管在范氏家族看来只属于“他姓”。

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

地问自己：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很少有其他参观处所能使我像在这里一样心情既沉重又宁静。

阁中一位年老的

版本学家颤巍巍地捧出两个书函，让我翻阅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录，一部上海

志，深深感到，如果没有这样的孤本，中国历史的许多重要侧面将杳无可寻。

由此想到，保存这些历史的天一阁本身的历史，是否也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呢？

裴明海先生递给我一本徐季子、郑学溥、袁元龙先生写的《宁波史话》的小册子，

内中有一篇介绍了天一阁的变迁，写得扎实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

史实。

但在我看来，天一阁的历史是足以写一部宏伟的长篇史诗的。

我们的文学艺

术家什么时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他许多家族数百年来的灵魂史袒示给现代世界呢？

天一阁

是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楼，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561-1566）。范钦（1506-1585），字尧卿，号东明，宁波鄞县人，嘉靖十年进士。范钦爱书，宦游各地经心收集各类书籍，他建阁藏书更是独具匠心。依据古书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取“以水制火”之义，他把藏书楼定名为“天一阁”，并在阁前凿一水池，蓄水防火。书楼为两层六开间，楼下六间，楼上无分间壁，为一统间，以合“天一地六”之意。

清康熙四年（1665年）范钦的曾孙范文光，又在阁前增造池亭、环植树木、建造假山，用山石堆成“九狮一象”等动物形态，神情毕肖，精巧雅致，颇具江南园林特色。

范钦原藏书籍7余万卷，在旧社会，由于官吏侵吞，坏人盗卖，虫蛀霉变等原因，书籍破损散失严重，到解放前夕，只剩下13万余卷。天一阁保存下来的藏书绝大部分是明代刻本和抄本，其中不少是海内孤本，尤其是为数不少的明代地方志和明代科举录，更是研究我国明代历史的珍贵文献资料。解放后经多年访求，回收流散的天一阁原藏书3000余卷，加上当地藏书家的慷慨捐赠，阁藏古籍成倍增加，目前总数已近30万卷，其中珍椠善本就有7万余卷。

1994年宁波博物馆与天一阁文保所合并，建立天一阁博物馆。天一阁博物馆而今已扩展为藏书文化、陈列展览、园林休闲三大功能区，融藏书文化、社会历史、文化艺术于一体，成为展示宁波历史文化的窗口。

范氏天一阁创建于明代嘉靖末年，始建者是当时的兵部右侍郎范钦。范钦一生爱书成癖，酷爱藏书，他搜集书籍的原则是“不薄古人厚今人”。嘉靖三十九年，范钦卸职归里，为使所搜集的藏书能永久保存，在宁波建楼6间，做为藏书之所，即为“天一阁”。范钦死后，其长子范大冲继承了藏书，为使所藏之书不至分散丢失，为其后代定了一条家规，就是“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因此，直到清朝初年，范钦的曾孙范光文，仍将天一阁的书籍完好地保存着。

至乾隆时代，皇帝为了“嘉惠艺林，启牖后学，公天下之好”，“用昭文治之盛”，决定编纂《四库全书》。所谓《四库全书》，就是将全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类，分别编纂而成。为了广泛“搜罗古今载籍”，乾隆皇帝下令，要各省多方面加意搜集古籍和遗书，送交上来以备编纂之用。仅宁波天一阁范钦的后代范懋柱就送交了638种珍贵的古书，其中被收录到《四库全书》中的有96种，列入存目的为377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