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

《古文观止》是历代中国散文总集。清代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吴兴祚审定。清朝康熙年间选编的一部供学塾使用的文学读本。“观止”一词表示“文集所收录的文章代表文言文的最高水平”。二吴均是浙江绍兴人，长期设馆授徒，此书是为学生编的教材。除本书外，二吴还细著了《纲鉴易知录》。《古文观止》由清代吴兴祚审定并作序，序言中称“以此正蒙养而裨后学”，当时为读书人的启蒙读物。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正式镌版印刷。书名“古文观止”意指文集所收录的文章代表文言文的最高水平，学习文言文至此观止矣。本书亦有入选不当者，因为选编主要是着眼于考科举时做策论，但作为一种古代汉民族散文的入门书，仍有其存在价值。

《古文观止》300年来流传极广、影响极大，在诸多古文选本中独树一帜，鲁迅先生评价《古文观止》时认为它和《昭明文选》一样，“在文学上的影响，两者都一样的不可轻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古文观止》的许多译注本，都是用中华书局本为底本。中华书局本实有两种：一是1959年本。这是由原古籍刊行社转来的本子，此本“据映雪堂本断句，并校正了个别显著的错字”。二是1987年本，即安平秋点校本。此本虽以1959年本为底本，但用映雪堂原刻本复核过，用文富堂本、怀泾堂本、鸿文堂本参校过，还用相关史书、总集、别集所收古文校勘过，而且补录了二吴之《序》和乘权所撰《例言》。因而后者是所能见到的最好的版本。

该书所选古文，以散文为主，兼收韵文、骈文。先秦选的最多的是《左传》，汉代选得最多的是《史记》，唐宋时代选得最多的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文章。照文体来看，该书选韵文十三篇，如《楚辞·卜居》，陶渊明《归去来辞》，杜牧《阿房宫赋》等，这些作品都是“极声貌而穷文”，工于描绘，描绘中虽用韵语，但与诗不同，往往韵散结合，来加强声情之美。散文则或记人或记事，有议论有寓言等等。该书选文丰富多彩，篇幅较短，语言精炼，便于诵读，其中不少是传诵千古的名篇。

　　额，那重写个

　　点评《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人物之虚实一讲到《三国演义》这部名著，大家一定会想到刘备、诸葛亮、曹操及臭名迢远的刘禅。在《三》中，作者把刘备写成仁义、宽厚、忠义，凡事“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的理想君主；诸葛亮写成贤能之人，智慧的化身，堪称“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曹操写成奸诈、阴险、自私的人，堪称“一代奸雄”；刘禅写成一位昏庸无能，白白断送刘备江山的第一罪人。但事实上，这些人物是否真的如罗贯中所写的三国演义一样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从总体线索看，罗贯中是根据“尊刘贬曹”这思路去写《三》的，是尊从当时大多数人民希望有一贤能君王能统治天下，把这些思想寄要托于《三国演义》上。那么，历史上的刘备、诸葛亮、曹操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根据《三国志-先主传》中所载刘备是比较粗豪的，车胄、蔡阳都是刘备杀的，督邮是刘备鞭打的，而鞭打的理由仅仅是求见不许，显然罗贯中是为了把刘备塑造成一名仁义君主的形象，而把事实给扭曲了。还有的就是刘备的“哭”，罗贯中就为给刘备塑造形象，无时无刻不写刘备的哭：“请诸葛亮，哭得衣襟尽湿”、“护庶民，刘备又是大恸”、“尊爱将，边哭边摔子”、“脱虎口，哭拜新娘子”、“白帝托孤，更是泪流满面”。作为当时群雄相争的主要人物之一的刘备，竟如此多哭，这只能说是软弱无能，和人民理想的仁义君主扯不上半点关系，反而把刘备的“诡计”给写了出来，给完美的刘备抹上黑。最具体的是刘备投江欲自尽和摔子，在那种万分危机，生死存亡的时候，刘备不想办法反而装腔作势地要投河自杀。他知道将士们不会让他跳下去，自然有人把他抱住。可刘备这一哭，加上一个假动作，可把人心给完全收买了。再说摔子一事，人家赵云拚死救回阿斗太子，你刘备却把他摔在地上，这显然是太过份，但他这一摔一哭却又发挥它收买人和的作用，拢络民心，又折服了一批贤臣良将，心甘情为他争天下。就是因为刘备如此多哭，民间上就流传一句话：“刘备，刘备哭出一片天下来”。作者一再写刘备的哭，本来用意是要写刘备的仁慈，而实际起到相反的效果。

　　罗贯中写刘备，除了写他的仁义，宽厚，还有的就是能识人才，这以三顾茅庐具体表现出来，刘备第一眼见到孔明，见他“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已经对孔明很有好感，觉得他有才能，可以说刘备识人才，以貌取人。这一点在遇到庞统时看出，“统见玄德，长揖不拜。玄德‘见统貌陋’，心中亦不悦，乃问统曰足下远来不易？统不拿出鲁肃、孔明书投呈，但答曰：“闻皇叔招贤纳士，特来相投。”玄德曰：“荆楚稍定，苦无闲职。此去东北一百三十里，有一县名来阳县，缺一县宰，屈公任之”。由此可见，刘备只因庞统的貌丑，便不重用，他可知贤才求主，必求良主而事，绝不会把他的才能胡乱拿出来显示的（据民间传说，诸葛亮之兄诸葛瑾也曾经求见刘备，他也因瑾貌丑而不重用，致使瑾投东吴）

　　如果有人问我谁是《三》中刻画得最完美的人物，那我会说：“《三》中刻画得最完美的人物非孔明莫属”，这位蜀国的第一功臣，为蜀国的基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至死方休，其精神在三国时代无人能比，他的智慧更无人能及，不出隆中能知天下事，运筹惟握于战场，他的决定永远是对的，但没想到，在街亭之战中，他做了一生人唯一的错误---错用马谡。虽然作者没把这件事删去，以提高孔明在人民心中的完美形象，但这更使孔明的真实性提高，至少他不是“神”。那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是不是完全符合史实呢？其实有一处就写得不太好，有虚构成份。那就是说魏延后脑生有反骨那段，诸葛亮对魏延的功劳不单没奖赏，还要叫刀斧手把他捆起要斩他，当刘备问他原因时他说：“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诸葛亮的这番话完全是强词夺理，当时要是不杀韩玄，黄忠就要死，根本谈不上什么忠不忠；如果说献长沙是不义，，你派兵去给攻打它，更是不义。所以诸葛亮不过强加魏延一个罪名，其根本原因是脑后生有反骨，如果说魏延生有反骨就要反，那马谡又生有什么骨竟敢违抗军令状，你诸葛亮又为什么看不出？况且，一个人生下来就生有会见造反的骨，说起来也太荒唐，令人难以置信。这都是罗贯中为了神化诸葛亮而添加的一些游戏之笔。但总体来说诸葛亮形象的真实与远非刘备形象可比。

　　《三国演义》中，有一位这奸诈的，残暴的、阴险的、狡猾的，性格每与备相反的奸雄。他，就是曹操。罗贯中对曹操这一形象是奸邪诈伪阴险凶残种种恶德的代表，如“一讲曹操，曹操就到”表现出他的阴险，防不胜防。到近几十年，才有人对他形象作出平反，郭沫若认为曹操是东汉末年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军事家，是有志于除残秽定乱扶衰、统一北部中国的英雄。这是第一次对《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有了改变。

　　《三》中的曹操，有很多杀贤人，不听贤臣进谏的描写，如杀华陀，逼死荀彧，借罪杀杨修，拒谏等等；其实，一位如此残暴的君主，怎能统治中国北方呢？所以，曹操应是有眼光，有见地，善于识人用人，同时又带一点奸诈，多疑而已。郭嘉、张辽，荀或、张郃等都是当时的英雄好汉，良禽择木而栖。曹操不是有其优点，他们那会肯为他卖命。大家之所以憎恶曹操，其主要是因为罗贯中写他杀吕伯奢，其实，曹操并没有杀吕伯奢，据正史《魏书》所述：曹操投靠伯奢后，伯奢的家人来打劫曹操，出于自卫，曹操把他们杀了。这就说明，曹操的反面形象是罗贯中所塑造出来的。

　　最后，我要说说的就是刘禅，这位被喻为昏君代言人的刘禅，被古今多少人的唾骂，就连诗人也用诗来讽刺他，在《登楼》一诗曾写到“可怜后主祠庙，日暮聊为梁莆吟”说李豫当政像当年的刘禅。其实，刘禅如果真是一名绝对昏君，那在诸葛亮死后，他还做了二十九年皇帝，又作何解解呢？再说，诸葛亮、姜维的北伐都是经过刘禅批准的，说明他并非偏安巴蜀、希求苟安的昏庸之主。所以，我认为刘禅的确只能算一个守成不足的“庸主”，至于作者为何写刘禅写得那么昏，应该是想突出诸葛亮的重要性吧！

　　嗯，还有一篇

　　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和版本

　　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是整个《三国演义》研究工作的基础。代表们就此开展的讨论，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一)罗贯中的生平和《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的时间。会上主要提出了三种观点。

　　第一种，认为罗贯中是宋末元初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于元代。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最重要的根据是南宋末年著名理学家赵偕的《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等材料，认为罗贯中即门人名单中的罗本；名单中的高克柔应作高柔克， 即创作《琵琶记》的元代著名戏剧家高则诚；罗贯中参照元代广泛流传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中的三国戏而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明代的一些《三国演义》刊本也明确地题署“元东原罗贯中演义”或“元东原罗贯中编次”。有的同志为此说提供了旁证，指出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称“钱塘罗贯中本者，南末时人”；明王圻《稗史汇编》中的“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一句，从文字、训诂、语法、逻辑等方面来看，“宗秀”应为“宋季”之误，则王圻也认为罗贯中是宋末年人；此外，《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某些细节描写，正好反映了元代社会的某些制度和风尚，书中还有不少元代的“俗近语”。由此可见，《通俗演义》是元代作品。有的同志还进一步推论，它大约完成于十四世纪四十年代，即至正元年(1341)到十一年(1351)之间，这段时间，罗贯中大约是四十岁至五十岁。

　　第二种，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说《门人祭宝峰先生文》中的罗本即罗贯中是可信的，他由于敬佩赵宝峰“道行于时，匡济斯民”的品格和其渊博学识而自居门人也是很好理解的；列入名单的三十一人，按照门人相互之间“序齿”的通例，是按年龄长幼的顺序排列的，第十一位的罗本处在第六位的向寿(约生于1310年)、第八位的乌斯道(1314年生)和第十三位的王桓(1319年以前生)之间，那么， 可以推算他的生年约在1315一1318年，卒年也可相应订为1385—1388年；至于名单中的高克柔，可以肯定不是高明(字则诚，著有《柔克斋集》)。这些同志再参照其他材料，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能是罗贯中于明初开笔，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洪武四年(1371)之后；其时，罗贯中年龄在五十五岁左右，其知识和阅历都足以胜任《通俗演义》的写作，而初步实现了安定统—的社会环境也有利于他完成这部巨著。有的同志还探讨了罗贯中与施耐奄的关系，认为施耐奄于1363年前后盘桓于苏州、钱塘，而罗贯中那段时期正流寓于杭州等地，1366年还在慈溪出现，他们的相遇是很可能的；罗贯中既参与了《水浒传》的写作，又独力 完成了《三国志演义》。

　　第三种，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文学演进有其自身的规律。《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的。现存的元刊《全相三国志平话》是新安虞氏在至治年间(1321一1323)新刊的五种平话之一，全书约八万字，是五种话本中篇幅最长，写得较好的一种， 可以说代表了当时讲史话本的最高水平，然而文笔也还相当粗糙、简陋。而《通俗演义》篇幅约八十余万字，是《平话》的十倍，其描写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它的诞生，不能不远在《平话》之后。有的同志还进一步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第一部成熟的《三国演义》版本，因此，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作品；明代中、后期的书商之所以托名罗贯中，又在其名字前面冠以“元朝”字样，乃是有意把此书的时代提前，借以抬高它的声价；而为此书作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

　　(二)如何看待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小字注

　　1980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出版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章培恒、马美信同志在该书前言中，对书中的小字注十分重视，把其中的“今地名”作为考证《通俗演义》成书时代的主要依据。他们认为，小字注中“所说的‘今时’何地，除了偶有误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因此，《通俗演义》写作“当至迟在元末而非明代之后”。在这次讨论会上，代表们围绕着小字注，讨论了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小字注是否出自作者本人之手主要有三种意见：

　　(1)认为小字注大部分出自罗贯中之手，其中有的可能是在传抄过程中由抄者加添的。有的同志还指出：“此书的夹注不象后世评点家那种有纲领有计划的产物，倒象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兴之所至，信笔所加的结果。由于缺乏全盘考虑，加上掌握知识的局限，才造成全书中夹注的不平衡、不匀称、不统一以及不精确的状况。”

　　(2)认为小字注和《通俗演义》的正文均出于庸愚子之手。他一方面惯于在正文中照抄《三国志》原文，不加改动，一方面又抄录裴注来解释其中难懂的词语，此外，他还借鉴了《资治通鉴》，并杂抄了不少胡三省的注文。

　　(3)认为小字注不是《通俗演义》作者本人的手笔，而是远在作者之后的某人所作。理由有四：其一，有些注文与正文矛盾；其二，不少注文破坏了正文的艺术效果；其三，许多注文完全可以写入正文，不必单独存在；其四，许多注文补充的材料当是被作者所舍弃的。

　　以上三种意见有一点相同：都认为小字注出自一人之手。

　　第二,小字注中的“今地名”可否作为判断《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时间的根据主要有五种意见;

　　(1)认为通过“今地名”来考索成书年代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全书二十多条“今地名”除两条显然讹误，两条系沿用宋代地名外，其余均为元代地名，可证《通俗演义》成书于元代。

　　(2)赞成通过“今地名”来考索成书年代，但认为书中的“今地名”，有的是罗贯中把宋元及其以前的地名误记为“今地名”有的则是明初的地名，可见《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

　　(3)认为注文是远在作者之后的某人所作，因而根据“今地名”来考证《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是靠不住的。

　　(4)认为要判断这样一部巨著的成书年代，不能仅凭几个“今地名”就下结论，而应对全书进行细致的研究；至于“今地名”多为元代地名，是因为明代中叶的庸愚子有意伪托元人罗贯中之故。

　　(5)认为“今地名”包含唐、宋、元、明各代的地名，本来就是一本糊涂账，因此，不应该用它来考索成书年代。

　　(三)关于毛本《三国演义》

　　从版本源流的角度来看，会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毛本的评改究竟成于何人之手一些同志根据毛纶《声山别集》、褚人获《坚瓠补集》、李渔《笠翁评阅第一才子书》的记载，认为这一工作是由毛纶、毛宗岗父子合作完成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毛纶虽然已经着手对《三国演义》“条分节解”，但充其量只能说他对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起了先驱者与推动者的作用，由于毛纶中年失明，故此书系统的评点工作是由毛宗岗独力完成的。

　　第二，毛本《三国演义》的“金圣叹序”是否伪托一些同志对此作了比较深入的考证和分析，指出该序不可能出自金圣叹之手，而是毛宗岗伪托金圣叹的，所谓“第一才子书”的说法也是由毛氏提出的。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把这篇序当作金圣叹的作品而加以引用，这其实是一种误会。

　　第三，怎样评价毛本同旧本的关系一些同志认为，毛本不仅在文学上优于旧本，而且使《三国演义》在创作方法上向现实主义前进了一大步，在其评语中也表现出一定的人民性和批判精神，从而大大地加强了《三国演义》一书的流传和影响，提高了《三国演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的同志则认为：“毛氏父子所改，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改错。”“毛氏父子所加于《三国演义》的污秽不去，则罗贯中真实的思想面貌终难呈现于读者面前。”还有的同志认为：毛本虽则在艺术上更加成熟，人物形象更加一致而丰满，但却强化了封建正统的气息。

　　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

　　这个问题，是此次讨论会上争论最为激烈、意见最为分歧的一个问题。除以往提出的“正统说”、“忠义说”、“拥刘反曹反映人民愿望说”、“反映三国兴亡说”和“讴歌封建贤才说” 等五种观点之外，新提出的主要有“悲剧说”、“仁政说”、“农民愿望说”和“分合说”等四种观点。而且即使是以往的几种旧提法，有人也作了新的解释，注入了新的内容。

　　(一)悲剧说。

　　这是此次讨论会上十分引人注意的一种说法。此说论者认为，在《三国演义》所塑造的大批艺术形象中，曹操和刘备，包括他们所代表的集团，不仅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而且始终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曹操被刻画为一个千古不朽的奸雄形象，一个剥削阶级利己主义的集中代表，贪欲和权势欲的象征。他的身上几乎概括了剥削阶级的全套统治手段和全部本质特征。而残暴狡诈和雄才大略的紧密结合、“奸”与“雄”的高度统一则是他最显著的标志。这一形象乃是恶德的实体、个性化了的社会存在，是作家所处历史环境的直接映象。与此相反，刘备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则是对理想道德的追求，他幻想在尘世中实施“仁政”，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以曹操为代表的封建社会的现实存在和以刘备为代表的封建社会的理想象征之间的激烈交锋，构成了《三国演义》一书最基本的矛盾冲突。

　　不幸的是，以曹操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现实存在却最终战胜了以刘备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理想追求。《三国演义》为人们揭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左右形势，对封建政治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力量，不是正义，而是邪恶；不是道德，而是权诈；鲜廉寡耻、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战胜了孝悌礼让、忠诚信义等理想观念；暴政强奸了仁政，兽性代替了人性；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的伦理观念不得不让位于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市侩原则。这不单是三国时期的历史现实，也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现实。所以《三国演义》所表现的蜀汉集团的悲剧，正是悲剧的时代所诞生的我们民族的一部历史悲剧，它因之而成为民族历史的启示录，奠定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二)仁政说。

　　此说论者认为，《三国演义》一书有着极其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这个倾向性集中地表现在“尊刘抑曹”上，以前不少论者把这一点作为《三国演义》的主题，这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这一强烈倾向并不等于就是它的主题。透过“尊刘抑曹”的表象，我们看到的乃是于对仁政的歌颂和向往，对于暴政的批判和鞭挞。《三国演义》对刘蜀的“尊”和“拥”，反映了挣扎在封建制度残酷现实之中的人民对仁政的热烈拥戴；对曹魏的“抑”和“反”则反映了人民对暴政的深恶痛绝。这不仅是贯穿全书的主题思想，也是《三国演义》一书在思想倾向上的民主性、进步性的具体体现。

　　(三)农民愿望说。

　　此说论者认为，我们分析《三国演义》的主题，不能也不应当离开这部作品形成的历史。尽管《三国演义》是以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为该书所作的注为主要的素材和依据，也就是说主要是以正史为素材和依据，然而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来看，它更多地受到讲史话本、元杂剧以及宋元以来大量流传的民间故事、传说的影响。“尊刘抑曹”的倾向正是在这样长期流传、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尊祟刘蜀集团、神化关羽、宣扬忠义和正统， 并不全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也不是什么市民思想，它所反映的实际上还是农民的愿望和要求。所谓的“忠义”、“仁政”以及书中表现的某些伦理道德观念，都应当说是这种愿望的内容之一。但是，由于作品本身的思想相当复杂，我们难于具体地概括它丰富的内涵。

　　(四)分合说。

　　此说论者认为，分析一部作品的主题，应当力求从作家思想的主观与作品题材的客观这两者的统一中去寻求。从作品本身来看，它所表观的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动乱、战争濒仍的时代，客观上描绘了从汉末到晋初这样一段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的历史。作品所精心描绘的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纵横捭阖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实质，都是一场为争夺帝位、而其实质即统一中国而进行的斗争。所谓的“忠义”、“正统”之类的思想，统统都是处于从属地位被编织在进行统一战争的整体结构和整个的矛盾冲突之中的；其次，从作家的主观来看，由于罗贯中生活的元末明初与东汉末年有惊人相似之处，处于这样一个分裂动乱、群雄并起的时代，他目睹田园荒芜、民不聊生的惨状，自然回忆起中国历史上那一段动荡剧变的分裂时期，于是他吊古伤今，写下了寄托着自己的悲愤和理想的《三国演义》，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厌恶战乱渴求统一的思想倾向来。《三国演义》正是这种倾向的艺术表现。它总结了自周秦以来中国封建社会不断地从统一走向分裂，同时又不断地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这种普遍的、带规律性的历史现象。

　　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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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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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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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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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南朝梁·沈约著，100卷。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著，59卷。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梁书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唐·姚思廉著，36卷。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北齐·魏收著，130卷。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著，50卷。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唐·魏征等著，85卷。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

马端临治史的方法主要有综合分析法、比较法等。综合分析法是综合诸家认识，层层剖析，追根溯源，既有批驳之论，又有独立的见解。他用综合分析法解决了五服之制与封禅等久悬不决的问题。比较法，是从文献典籍入手比较同一事物的不同记载，或者以历史事件为纲，比较其演变过程中不同时期的特征。从比较异同中，发掘历史的底蕴和脉络。在比较中他发现了“官品”与“人品”的区别，将“孝廉”产生、演变、名存实亡的过程展示了出来，别开生面。通过比较他发现唐宋十六卫虽名称有异，职责则是一致。

马端临治学不信怪力乱神，反对道听途说。因为他敢于破除迷信，包括对鬼神的迷信，包括对前辈学者的迷信，所以在纠谬正误方面能够屡建奇功。在纠谬正误过程中，他围绕主题，由点及面，对相关问题一一进行清理。对于自己有疑惑的地方，不随便下判断，而是指出可疑点，注明“当考”。

《文献通考》时间断限从远古一直写到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对宋以前的历史做了全面的总结，把历史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太古时期，是指三代以前；第二个时期是夏商周三代；第三个时期是秦汉以后。他还对三个时期的特点做了总结，认为，第一、第二时期的社会“有公天下心”；第三时期“无公天下心”，所谓“秦既灭六国，举宇内而郡县之，尺土一民，皆视为己有”。虽然这种“公”、“私”分期方法不太妥当，但是这种宏观的观察分析历史的方法在当时还是显示了其进步性。

对于历史的发展， 马端临认为是受“势” 的支配， “不容不然”，“不容不如此”。而“势”又是受“利”的支配。所以他认为像井田制封建制等已经成为过去，要想返回去是很困难的，后世不能幻想靠照搬古代的某种“良法”来解决现实政治问题和当前的社会危机。在这个认识基础上，他赞同变法。对于两税法，他认为是“乱离之后，版籍既已隳废，故不容不为权时施宜之举”。他破除了那种理财之臣都是聚敛之臣的偏见。对王安石变法，他虽有批评，但基本还是肯定的。

他极力赞赏汉文帝、隋文帝躬履俭约，轻徭薄赋。而且对隋文帝为完成统一，建新都、平陈、平叛花费大量钱财，毫不吝惜也做了充分的肯定。并且认为汉文帝的黄老无为之治与隋文帝重视法律，赏信罚必，是暗合孔孟之道的。

马端临编撰《通考》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成书于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历时22年。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年），道官王寿衍访得此书进呈。此书得以流传。自刊刻以来一直得到好评。元人评价他：“行履端纯，词章雅丽，家传鼎鼐之谱，幼馆阁之储，知前代之典章，识当世之体要。” “凡于治道有关者，无不彪分汇列，井井有条，治国安民，特举而措之耳，此可谓济世之儒，有用之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对《文献通考》颇多指责也还是肯定它：“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按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按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

后人对马端临在南宋灭亡后独善其身的做法也有所批评。特别是他为了不触及元宋交兵，而把《文献通考》截断在嘉定五年（1212年），使宋代典章制度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文献通考》问世后，代有续作，形成了一套前后连贯自成系统的《文献通考》系列。

《续文献通考》有两种。

明代王圻所撰。比《文献通考》增加了节义、谥法、六书、道统、氏族、方外等门，发展成30 门。共254卷。年代上与《文献通考》相衔接，上起南宋宁宗嘉定，下至明万历初年，辑宋末、辽、金、元、明史事议论，明代部分最为丰富。但因记载议论有关对金和后金（满洲）之事，触犯清的禁忌。《四库全书》没有收录，也不在“十通”之列。

一是清三通馆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编撰。后经纪昀等校定。体例基本与《文献通考》同，只是从郊社、宗庙两门中分出群社、群庙。合计26门。记载从宋宁宗嘉定年间至明末四百多年政治经济制度的沿革。对《文献通考》所未详的地方也有所补正。食货部分占到了33卷，比重大大超过了《文献通考》。

《清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的续编。乾隆时官修。成于乾隆五十二年。记事上起清初，下断于乾隆五十年。体例与《续文献通考》同，分26 门，共300卷。增加了前代所无的八旗田制等。

《清续文献通考》， 《清文献通考》的续编，近人刘锦藻纂。从1894年开始编，完成于1921年，首尾28年。共400卷。体例在《清文献通考》基础上又增加了外交、邮传、实业、宪政四门，共三十门。年代与《清文献通考》相衔接，包括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以后到清末。其书还记载了很多清末新疆石油史料。

《文献通考》最初刻于元泰定元年（1324年），有西湖书院刊本，现已不存。现存的有元后至元五年（1339年） 余谦补修本，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慎独斋刘洪刊本，嘉靖四年（1525年）冯天驭刊本，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武英殿刊“三通”合刻本，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浙江书局刊本。比较易见的是商务印书馆1936年的万有文库“十通”本。其中以晚出的浙江书局本错误较少。中华书局、浙江古籍出版社都有影印本出版。2011年9月，中华书局以清乾隆十二年校刊的武英殿本为底本出版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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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项目由中宣部指导、文化和旅游部委托国家图书馆组织实施。该项目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重大出版工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荣获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2019年）、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2018年）。

　　2 众多超重量级专家鼎力支持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由中央文史馆馆长、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先生担任主编，并延请德高望重的大家耆宿担当顾问，聘请对各部经典有深入研究的著名学者承担解读和注释工作，邀请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负责审定，先后超过500位传统文化领域资深专家参与。这些保证了该项目系列图书的高规格、高水准、高质量。

　　3浓缩精华，体现时代精神

　　作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已经有很多个解读版本，但是，张大可先生的解读有自己独特的价值。百部经典之《史记》是一部普及型的选编本，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修订本为底本，选文二十八篇，五体皆备：计本纪选读五篇、十表序选读四篇、八书选读一篇，以见司马迁专题之长；世家选读四篇、列传选读十四篇，代表《史记》所载各种事件和人物典型形象。附录一篇，《报任安书》，与《太史公自序》为表里之文，可以视为司马迁自传的一部分。全书合计二十九篇。

　　五体分为五部分，每体有一简略说明，介绍《史记》五体结构的义例。选文解读分为注释、旁批、段意、点评四项内容。这样，本书可以说浓缩了《史记》的精华，力求反映《史记》的精神风采，并体现时代精神。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望京楼是迄今为止除二里头遗址之外、唯一一处出土二里头时期青铜容器地点明确的遗址，其在学术上的重要地位可想而知。二里头和二里岗两个时期的城址同见于一地，此为首例，也是目前仅见。此外，望京楼是黄河流域发现的第4座二里头时期城址，面积仅次于大师姑城址。

二里岗时期城址发掘出“凹”字形城门目前仅在偃师商城发现过，主城墙内侧的“护墙墩”更是前所未见。城内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大路上，有同时期双轮车车辙，再次证明中国在夏代确有双轮车。城内发现多种遗迹，包括大型和中小型建筑、灰坑、墓葬等，有的灰坑内埋有多个人头。集中大量埋葬人头的现象，以前仅在殷墟和郑州商城发现过。

以上种种发现，均不可多得，甚至填补了空白，充分显示了望京楼遗址在夏商时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也为夏商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点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它崛起于商代前期的大扩张浪潮，像一颗钉子楔入东夷文化广袤的板块。此后，随着王朝都城由郑洛地区迁至豫北冀南，商文化在南、西、西北等多个方向取守势甚至大范围收缩。唯独向东，几乎一直保持着进取的势头。显然，这与大辛庄这处一直屹立至晚商的重镇是分不开的。这样的战略与历史位置，也就使得大辛庄想不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都难。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它的每一次发现都那样地牵动人心：30万平方米的聚落规模，商都以外首次出土的甲骨卜辞，成片的墓地和随葬铜、玉礼器的贵族墓……

就大辛庄而言，新的发现让考古人勾画商人东渐历史图景的底气更足了：通高50多厘米的大铜鼎、高近30厘米的大铜钺，使得不少学者推测其墓主人应当就是或至少是接近东征最高军事指挥官了；加上带有回廊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及铜器铭文上所展现的更为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让人有理由相信大辛庄应当就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统治中心。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在西周至春秋早期墓地中，该墓地规模之大、保存之好、时间之长、规格之高在全国罕见，从多方面提供了周代埋葬制度的重要信息。今后大凡研究周代埋葬制度，大河口墓地的材料是必不可少的。

该墓地出土青铜器甚多，铜器铭文显示，这是一处名为“霸伯”的宗族墓地。“霸伯”史料不载，可补史缺。

此外，该墓地有诸多特殊现象值得关注，如墓口四角有斜洞、多见腰坑与殉狗等。三处墓地分别属“霸伯”“倗伯”和包括晋侯在内的晋国宗族墓地，三者可谓彼此相邻，这对探讨周代分封与族群关系至为重要。丰富的各类随葬品为探讨周代墓葬器用制度的方方面面提供了难得的资料。有的发现珍贵而罕见，如1米多高的漆木人俑时代最早，且为西周仅见；铸有“燕侯旨”铭文的燕国铜器为第一次发掘出土；记述霸伯与王室重臣芮公、井叔关系的长篇铭文等都是前所未见的。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重峰新疆吐峪沟石窟，既是吐鲁番地区开凿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群，也是古代丝绸之路沿线一处重要的佛教地点，更是联系南疆地区与内地佛教遗迹的重要纽带。不过，吐峪沟石窟保存状况不佳，窟前建筑早成残垣断壁，窟体大多坍塌或为沙土掩埋，洞窟外观及内涵大多不清。而2010年的发掘揭露出的寺院遗迹十分丰富，出土的遗物种类及数量庞大，是中国佛教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

这些新发现，既对深入探讨吐峪沟石窟的创建年代、原始外观、洞窟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