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节目的播出，迅速让大家对文物有了充分的了解，也让文物修复师迅速火热了起来。一部《我在扬大修古籍》的纪录片，以让大家对古籍的修复有了明确的认知，纪录片中的一句”800位实习生当中，却没有人能够成为古籍修复师“，让大家对这一方面人才的缺失引起了很大的重视。

中国的历史长河十分悠久，需要修复的古籍数量也十分庞大，而修复人员和修复速度的不平衡，也让古籍修复面临着很大的矛盾问题。在”十一五“期间实施的对古籍保护计划，尽管让古籍修复人员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是与所要修复的古籍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缺口。尤其是一些博物馆、图书馆、档案局这种单位由于编制的缺失也导致能够弥补的修复岗位相应的也缺少很多，然而古籍的修复又是一种需要很强实践能力的工作，如果没有接触到古籍的话，那么所学习到的理论知识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人才的学习没有可以施展的地方与需要修复的古籍数量产生的矛盾，是我们现如今仍然需要解决的难题。

因此针对这一现象提高从业人员的薪资待遇荣誉感，重视对古籍的修复工作才是解决这一矛盾问题的根本措施。通过社会力量来解决这一难题是很有效果的，很多人对于古籍拥有很高的热情，愿意为古籍的保护提供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尽管学习古籍保护的理论知识之后，不能够立即投身于古籍的修复工作当中，但是这些人群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志愿者，为古籍修复承担一些要求不高的但是需要投入很多精力的修复工作。比如录入、登记古籍的事物，这样对于一些爱好古籍的人来说，也何尝不是一种奉献呢。

因此，尽管古籍修复这一工作较为冷门，但是随着大家对于古籍的了解，也对其产生了敬畏之心。因此相关部门通过社会力量将古籍的修复工做效率大大提高，也能够很好的帮助古籍修复师的培养，弥补人才的缺失，使古籍保护能够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样也能够很好的将古籍内容，进行有效的传承。

　　保护古籍一定要忌用化学胶水、化学浆糊、玻璃胶纸等修补古籍。

　　中国古籍的纸张，多采用天然原料的手工制纸，而现今通用的化学胶水、 化学浆糊及玻璃胶纸对中国式纸张具有极强的腐蚀力，一般不隔多时，便会使纸张变质黄脆，触手即碎，故而绝不可用。正确方法应为采用天然面粉浆糊，调以麝香、花椒，可达到修复与避虫双重功能。如果藏家一时无法具备以上条件，也应宁可暂时不修，待请到行家里手，再行修复，绝不可仓促滥修，加厄典籍。

　　忌用洋纸夹衬古籍。

　　许多民国版本的拓片、字帖、纸墨拓工皆属精良，可版面之上却是黄斑累累，令人扼腕。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的一些书贾作坊，贪求省惜工料费用，采用了一种叫作“油光纸”的纸张(当时流行的一种廉价的西式工业法制纸)，作为字帖的衬纸。由于西式纸酸碱性不合量，具有一定腐蚀力，以致许多民国旧帖惨遭“黄斑之厄”。这一遗憾也使得当今的古籍藏家得出了一条教训，即：中国古籍必须远离一切西式纸张，二者隔离，方为上策。

　　忌用化学杀虫剂防杀蠹虫。

　　一些新手藏书家，因为惧怕蠹虫蛀毁古籍，便时常使用一些化学杀虫剂喷洒书橱，结果蠹虫猖獗如故，而古籍却反遭其害，黄斑遍布书身。惨痛之余，古籍藏家们也悟出一点，传统古籍的纸张极为“娇贵”，受不得任何化学品的侵害，而化学杀虫剂的腐蚀只会造成“爱而毁之”的结果。传统的正确防虫方法应为：在书橱中放置麝香、芸香或花椒(也可采用质量上乘的印度奇南香)，以香气驱杀蠹虫，效果极佳。

古籍保护工作具有的意义

古籍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一份珍贵宝藏。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我们研究中国社会面貌和生产、科学发展史的非常重要的依据，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古籍的保护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延续的重要举措，是对中华精神文明的保存。有利于把它们的社会价值、史料研究价值发挥到最大。对于古籍保护的目的不仅仅是保存，在更高的层次是它应该是应用。

礼乐文化是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礼，包含了人们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尊卑秩序以及礼仪规矩等，是封建社会秩序的基础。陈祥道《礼书》就是阐述我国上古夏商周三代之礼制，介绍了当时上层社会的典章、制度、规矩、仪节，如“王及诸侯城郭之制”，“王诸侯大夫士寝庙制”，“朝觐之礼”，“诸侯朝天子送逆之节”，冠礼，婚礼，丧礼及丧期，各种祭祀之礼，卜筮之礼，射礼，衅礼，族燕之礼，视学养老之礼，养孤之礼，乡饮酒之礼等等，以及仪礼中的音乐（包括乐律和乐器）、服饰、车马、仪仗、礼器和祭品，等等。该书附有示图781幅，先图后文，依据前人著述引用儒家经典对上古礼制进行考核订正，内容完备，条理清楚，纠偏补缺，多有独到之处。书中受王安石《三经新义》思想影响较多，但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该书仍为学者所推崇，是我国古代礼制的集大成者之一。唐代及北宋学者研究上古礼制的著述多佚失，该书独能完整保存下来，成为礼学的重要文献之一，与司马光《书仪》、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共同代表了宋代礼学的最高研究水平，对后世学者研究礼学发展，了解上古时代礼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礼书》在清乾隆年间被收入《四库全书》。为了加强古籍保护，国家文化部组织专家对先秦以来浩如烟海的古籍进行反复审议、遴选、论证，于2008年元月公布了2383部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礼书》列于其中。

在我国许多古籍中，都有关于生物资源保护的记载。

比如：《尚书》、《史记》、《孟子》中说，舜命伯益为“虞”，就是掌管山泽草木鸟兽虫鱼的官员，伯益曾放火将一些山林烧毁，以赶走毒蛇猛兽；

《禹贡》则记载了大禹在治理洪水时，也曾大规模砍伐树木；

《诗·大雅·皇点》中还记载周人在古公亶父时期，百姓砍除树木，营建居住点和毁林开荒的情况。

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发生这种向自然获取资源的情形是必然的，并且可能延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由于人们对森林及生物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的情况日趋严重，人们逐渐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矛盾的观点是对立统一的观点，要看到事物的两面性，不能一竿子打死。一方面，古籍善本作为文物需要保护，如果遭到大量翻阅，势必造成损伤；另外，古籍所记载的内容是我们国家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需要传承下去，翻动古籍在所难免。

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在利用和保护古籍的问题上把握一个度，既要利用好古籍又要保护好古籍。现在也在做古籍的数字化工作，这将大大减少古籍的因翻动受损的可能，同时又能将古籍的作用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