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人画”概念的辨析

　　“文人画”是中国绘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其概念内涵却比较模糊，人们对它的理解也有分歧。当前的绘画研究界对文人画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界定：第一种观点：从中国绘画发展全局和中国绘画特有的品质来考察，认为文人画是中国绘画中独具特色的风格样式或风格体系，发轫于宋而大成于元，其艺术特质是注重笔墨趣味，不求形似，诗、书、画、印合璧。 [1] 第二种观点：以画家身份为标准，认为文人画即文人之画或士人画或士大夫画。第三种观点：以董其昌“南北分宗说”为基础，认为文人画就是南宗画。

　　下面来辨析这三种观点的优劣。第一种观点，认为文人画是中国绘画的一种风格样式，注重笔墨情趣，体现文人趣味，发轫于宋大成于元，明清继续流变。这种观点侧重于从绘画风格并从中国绘画的特质来定义文人画，认为文人画是区别于院画和画工画的一种风格样式，甚至是区别于西方绘画而具有民族特质的一个独特风格体系，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我们今天所说的传统中国画，其审美体系、造型语言和价值体系，基本是从元明清文人画抽绎出来的。”[2] 这种界定意在揭示中国传统绘画的民族特性与独特魅力，强调文人画的独特艺术品质，从这点上说，这种界定是具有深刻的意义的，因此也是大部分研究者所采用的观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文人画即文人之画或士大夫之画、士人画，这种观点以画家身份为标准。日本学者大村西崖就是主张以作画者的身份区分便什么是文人画，他说：“然则所谓文人画，非流派样式之名，该曰作者身份区别之者也。”[3] 探究这种观点的理论渊源，唐代张彦远说：“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高逸之士，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历代名画记》卷一），即强调画家的身份地位与修养。苏轼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则明确提出士人画概念，但究其意思，是在强调士人画与画工画在绘画风格上的差异，士人画观其意气，而画工画徒有形似却呆板，这里的“士人画”就不是侧重强调画家的身份和地位。在我们今天看来，以文人之画来定义文人画概念，就是侧重于以身份为标准。（另外，“文人”这一词本身具有很复杂的社会学含义，这里不做深入考察。）客观而言，文人画一词的含义，不应该专指画家的身份，因为一些出身低贱的画家同样可以画出具有文人画风格的作品，绘画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而以士大夫之画来定义文人画则更有偏差，士大夫一词含有官气和富贵气，有显示其显要地位的意思。倘若以这种士大夫官宦之气来解释文人画则更不合理。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以文人之画来定义文人画，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文人画的很多作者是有很高的文化修养的文人，正是他们的文化修养使他们的绘画超越形似追求文人情趣，从而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而且文人画理论的提出者苏东坡，大成者董其昌都是很高文化修养的文人。

　　第三种观点，从董其昌“南北宗论”来界定文人画。董其昌有两段著名的文字：

　　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赵伯骕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摹诘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关、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摹诘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东坡赞吴道子、王维画壁亦云：“吾于维也无间然”，知言哉。

　　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家黄子久、王叔明、倪云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遥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李大将军之派，非吾曹易学也。（《画禅室随笔•画源》）

　　从上面两段文字来看，似乎董其昌认为文人画即南宗画，而董其昌理论的继承者陈继儒则明确提出了南宗画就是文人画，北宗画便是院体画。董其昌将文人画概念融入了南北宗理论，于是今人便以南宗画来界定文人画。那么，南宗画与文人画究竟是不是同一概念呢？细观两段文字，都有分派之说，但又有一定的差异，比如后一段文字所举画家中，张璪、荆浩、关仝、郭忠恕、赵干、赵伯驹、赵伯骕为前一条文字所无。后一段文字无南北宗论，而平添文人画概念，所举画家中李成、范宽等为前一段文字所无。现且不论南北宗论的理论得失，仅仅看南北宗论与文人画所言是否是同一回事。[1]

　　有的美术史家认为,“董其昌南北分宗，是以绘画艺术的风格以至某些技法（如皴法）作为标准来划定的。”[2] 有的研究者进一步认为，“皴法是山水画南北分宗的准则。”[3] 因此，山水画南北分宗主要是指山水画艺术中以皴法为基础而体现出来的艺术风格的不同，而文人画则不仅包括山水画，还包括人物画、花鸟画等其他画科，其核心意思是体现文人情趣、笔墨趣味、诗书画印合璧的绘画风格形式。一个偏重于绘画技法，一个偏重于从更深刻更宏观的角度来标明中国绘画独特魅力与艺术特质。基于此，用后一种界定更胜一筹。

　　综上所述，将文人画界定为中国传统绘画的独特风格体系，它体现了文人情趣，重视笔墨韵味，不求形似，诗书画印合璧的艺术特质。这能反映中国传统绘画精髓与民族特色，给我们以更宏观的视野和正确的导引来把握中国绘画发展的脉络。本文下一节将以这种界定来简要地梳理一下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历史脉络。

　　二 文人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历史脉络

　　将文人画界定为中国绘画的一种风格体系，其包容性是很广泛的，本节将试图结合中国绘画发展史和画学理论来勾勒文人画这一风格体系的形成、发展、大成和流变。我们也将看到，文人画的概念本身也有一个形成和改变的过程。

　　（一） 宋代

　　宋代以前，中国绘画已经得到显著的发展，出现了“三家山水”和“徐黄体异”的花鸟画。宋代建立了皇家画院。据《画继》作者邓椿记述，宋徽宗亲自主持画院，讲求“形似”和“法度”，法度是要学习传统，形似是要真切细致地再现客观事物。宋徽宗以写实、形似为主导思想，发展精工细刻的作风。宣和画院的上述画风在南宋绍兴画院继续得到发展，画家追求形象的逼真，构图的提炼。总的说来，两宋宫廷绘画都追求高度的“写实”，有的美术史家把两宋宫廷绘画称为“东方写实艺术的巅峰”。[4] 写实艺术发展到极点就容易走向反面。宋代一些具有广博文化修养的画家就发现了这一弊端，并从理论和实践上另辟蹊径，首次提出了文人画的理论。

　　苏轼第一个比较全面的阐明了文人画理论，对于文人画体系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首先，他提出了“士人画”这一概念，

　　“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东坡题跋•跋宋汉杰画》）

　　其次，他抬高了画家王维的历史地位，表现出将文人画家与职业画家（画工）分开来的愿望：

　　“吴生虽绝妙，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鬲谢龙樊。”（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

　　再次，他倡导诗情画意的文人画风格，反对完全追求形似的画工风格：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澹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

　　从绘画实践上看，苏轼的《枯木怪石图》可以看到他的美学实践，另外文同的墨竹图与苏轼共同开创了“枯木竹石”的文人画题材。人物画方面，具有很高文学、书法、古物鉴赏能力的李公麟把唐代的“白画”创造性的发展为白描，这种脱离色彩的线条更加强调书法功力和抽象的审美情趣，更加符合文人的审美标准。南宋米芾、米有仁父子独创的“云山戏墨”和“米点皴”，标志着山水画以简代密地转变，经元初的高克恭继承发展，对元明清的文人画产生了巨大影响。南宋晚期，则有文人水墨花竹画的代表人物赵孟坚和郑思肖。

　　（二） 元代

　　元代文人处境相当卑贱，文人士大夫放弃仕进，疏于人事。在宋代主要作为仕宦文人业余文化生活的文人画，开始更多地转入在野文人手中，成为他们超越苦闷人生重返自然的慈航。画家心中的山水，寄寓了画家远离尘世的理想，融入画家忘情于大自然的自由心境，也渗入了无可奈何的萧条淡泊之趣。

　　随着元统治者吸收亡宋遗民参加政权和文化建设，在南北美术交流中，出现了在变革中影响一代绘画风气的赵孟頫。如果说苏轼是文人画的积极提倡者，那么赵孟頫就是开元代文人画风气的领袖。作为美术理论家，赵孟頫在《松雪斋集》中主张“以云山为师”，“作画贵有古意”和“书画同源”，为文人画的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宋人画人物，不及唐人远甚。予刻意学唐人，殆欲尽去宋人笔墨。”（见隋朝张丑：《清河书画舫》所引）

　　“石如飞白木如籀, 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秀石疏林图》题）

　　董其昌绍述：“赵文敏（赵孟頫）问画道于钱舜举（钱选），何以称士气？钱曰：“隶体耳，画史能辨之，即可无墨而飞，不尔便入邪道，愈工愈远。” ”又引申为：“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如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画旨》）“隶体”的意思可理解为书法之义，钱选以文人画法即隶体，与赵孟頫“书画本来同”有异曲同工之妙。皆重视把书法的笔墨情趣引入绘画，勾勒线条亦具文人的典雅风格。

　　在元代绘画实践上，元初以赵孟頫、高克恭等为代表的士大夫画家，提倡复古，回归唐和北宋的传统，主张以书法笔意入画，因此开出重气韵、轻格律，注重主观抒情的元画风气。元代中晚期的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家及朱德润等画家，弘扬文人画风气，以寄兴托志的写意画为旨，推动画坛的发展，反映消极避世思想的隐逸山水，和象征清高坚贞人格精神的梅、兰、竹、菊、松、石等题材，广为流行。其代表人物倪云林就有一段具有代表意义的文人画论：“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真没奈览者何。” （倪瓒：《题为张以中画竹》）文人山水画的典范风格至此形成。

　　(三) 明代

　　明代初年画家分为两派，一派始忠于宋元文人画的传统，另一派是复古派，即明初复兴的皇家画院中继承南宋“马夏”院体山水画传统的戴进、吴伟等人。但“吴门派”为代表的明代文人画，扫除了“复辟”的“院体”画，把元人奠定的文人水墨风格推向更高一个阶段，其主要人物是沈周、文征明、唐寅与仇英。吴派画家的主要成员大多属于诗书画三绝的文人名士，他们敏感或切身体验到仕途的险恶，于是淡于仕进，优游林下，以诗文书画自娱，他们尚意趣、精笔墨、继承“士气”的元人绘画传统，表现自己的品格情怀。

　　晚明董其昌一出，拓展文人山水画新境界。至此，文人画在实践和理论上均已发展成熟，而董其昌则予以总结，遂使以文人画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山水画臻于完全成熟的境地。董其昌之于绘画的最大影响，在于他提出了山水画“南北宗”和“文人画”的理论：

　　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赵伯骕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摹诘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关、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摹诘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东坡赞吴道子、王维画壁亦云：“吾于维也无间然”，知言哉。

　　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家黄子久、王叔明、倪云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遥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李大将军之派，非吾曹易学也。（《画禅室随笔•画源》）

　　南北宗论以禅喻画，借用禅宗“南顿北渐”的特点，比喻山水画南宗画崇尚士气、尚质朴、重笔墨，而北宗画则是画工画，重功力、重形似；南北宗论强调文人画概念，并梳理其宗派体系。从董其昌本人的绘画实践来看，这意味着以书法修养融入绘画实践，“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以笔墨韵味代替造型原则。董其昌还强调文人画的“士气”。

　　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及其绘画实践，哺育了明清一大批山水画家，其中佼佼者，当为画史所称的“四王吴恽”。四王借鉴董其昌南北宗论，对山水画南宗运动推行、绍述，他们以仿古为名，对南宗画的创作实践进行系统总结。在四王正统画派之外，还有石涛、八大山人和扬州八怪为代表的革新派，八大山人的简练、石涛的奇僻。但究其本质，四王和石涛、八大山人等人的绘画虽有区别，但都是为了表现各自的笔墨趣味和独特个性，因而，四王画派和石涛一路都是文人画内部的两条路子，一条是从创作实践进行总结和提炼，使中国绘画走向程式化的道路；另一条路是继续进行笔墨的艺术实验与大胆革新，以求进一步发展，两者皆有显著的历史功绩，体现了变与继承的辩证关系。

　　（三） 近代

　　近代以来，关于中国画发生了三次论争，其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以文人画为特质的中国传统绘画，是继承还是抛弃，是西化还是完全继承传统。第一次论争中，康有为、陈独秀等要求进行美术革命，并完全采用西方的写实手法改造绘画，而陈师曾等人则维护中国文人画的地位和价值，发表了《文人画的价值》一文，对中国文人画进行了理论上的系统总结和阐释。第二次是四五十年代徐悲鸿提出的“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主张在艺术院校里中国绘画的学习必须从素描开始，而潘天寿等人则主张恢复中国画系，中国画应摆脱西画的影响独立发展和教学。第三次是八十年代以来，吴冠中提出现代绘画理念，要对中国画进行彻底变革。从创作实践来看，近现代的中国绘画有这样三条道路，并各自产生了大师。一是完全继承传统绘画并继续探索创新的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陆俨少；二是立足于中国传统绘画，并借鉴西方绘画技巧的刘海粟、潘天寿、李可染；三是采用西方绘画技巧，并融合中西方各种流派的徐悲鸿、林风眠。以文人画为特质的中国传统绘画究竟走向什么地方，至今仍是一个不断探讨的问题。

　　三 文人画的艺术风格与审美意义

　　要探讨文人画的艺术风格与审美意义是一个庞大的课题，本文只对文人画的几个特点做一点小小的阐述。

　　（一）四君子题材

　　梅、兰、竹、菊“四君子”与松、石，成为文人画家喜爱的题材。梅花凌寒而开、冲寒斗雪，兰花香而不艳、芳草自怜，竹子四季常青、虚心劲节、直竿凌云，菊花傲霜吐香、孤标傲骨，松树挺拔常绿，石头坚硬难犯，它们皆被文人画家用作坚贞、清高的象征，以喻君子之风，借此，文人抒发他们内心当中或豪迈或抑郁的情绪。表达其自身的清高文雅。有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间南山”；有苏轼作直竹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有吴镇自号梅花道人，言梅妻鹤子而终老；有郑思肖因亡国失土作露根兰……虽然都是儒家思想的左右和道释思想的慰籍，但是也不乏文质彬彬的浪漫。尤其在民族矛盾较深的元代，它们更成为画家借物抒情的画题和“情感的符号”。许多画家擅长“四君子”与松石，如王冕的墨梅、管道升的兰花、李士行的竹子、钱选的菊花、曹知白的松树、倪瓒的秀石，文同的墨竹。例如文同曾自云：“意有所不适，而无所遗之，故一发墨竹。”（倪瓒《清秘阁全集》卷九，跋（为以中）画竹）他的墨竹不是形似，但向自由写意进了一大步，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当时的文化界中，这些作品都有不言而喻的效果。此种风气绵延多年，以至形成传统，虽然历代寓意有所不同，但文人画中以梅兰竹菊松石象征高风亮节的风气，至今不衰。

　　（二）文人画的主要艺术风格

　　伍蠡甫先生归纳了文人画的几个审美范畴：1 一是简，文人画尚简，例如南宋马远将结构简化为“一角”，倪云林自称“人之所谓画者，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一自娱耳”，倪画大都疏林坡石，遥山远岭，着笔不多，但相当耐看。赵孟頫也提出“古”与“简”的统一。二是雅，对于文人画家来说，表现为书卷气和笔墨二者的高度结合，而笔墨又需继承一定的传统，这也就是文人画雅正风格与传统的问题。例如李公麟，学识渊博，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本人也是风流儒雅的画家，他的绘画从题材到艺术构思、笔墨运用都体现了雅的风格。三是拙，文人画家看来，生拙、古拙，意味着不逞才，不使气，它贵在敛约，而敛约更合乎儒家“中和”之道。黄庭坚说：“几书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梳妆，百种点缀，终无烈妇态也。”(《山谷题跋》卷三，《题李公佑画》)四是淡，文人画标榜超越自然、不囿于物，形成一套平淡天真的艺术风格。米芾和倪云林的绘画中就体现了淡的风格。五是偶然，文人画有时进入物我为一、心手相忘之境，似乎毫不经意，偶然得之，这个“偶然”、“自来”意味着平淡天真、毫无做作，没有斧凿痕，也叫得天趣。六是纵姿、奇崛，梁楷、石涛、徐渭、扬州八怪等人的绘画风格以奇崛、纵姿为特色。石涛认为绘画时，要使心手解放、变化生发，是山水画艺术达到快心、畅神的地步。

　　（三）文人画的笔墨情趣

　　特点一：诗书画印题跋合璧。文人画兴起的元代，绘画已发展成为文人寄托情趣的艺术。才气横溢的文人除画物寓意外，还写诗填词于画上，解释画意，抒发情感，典雅含蓄，意趣无穷；有的画家更为直露，索性摆脱诗词格律的束缚，信笔在画上提句跋文，直抒胸臆。书法或奔放，或秀逸，或朴拙，或工整，与绘画笔墨风格相融，起到图文互补、增强艺术效果的作用。此时治印多用圆珠文，闲章或名印，白文或朱文，形制或方或圆，或长或扁，或肖像，或形物，有的押脚，有的起首，在素纸绢绫上与书法黑红相映、虚实互见、赏心悦目，给绘画增添了妙趣不尽的书卷之气。诗、书、画、印始成一体，诗画相联，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情贯注于画意之中相辅相成，这也标志这文人画形式的完善。

　　特点二：重视引书法入绘画，重视笔墨情趣。文人画家几乎全是书家。南北宋时期出现了许多大文人，如苏轼、黄庭坚、米芾父子等，以书法入画，实践并发展了其水墨技巧。张延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夫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能书者皆能画”。赵孟頫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需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钱选的“隶体耳”，柯九思论画竹“写竹杆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书法中的点、线和笔画间组合不但是构成艺术形象的基本元素，而且是重要的、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欣赏对象。运笔的疾徐轻重，点线的疏密粗细所形成的特有的节奏和韵律，要能体现出画家创作过程中特有的心态、气质和个性，并将这些与所表现的事物的形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心手相应，气力相合，迹虽断而气连，笔不周而意周。在色彩和水墨上，文人画更注重水墨的运用，讲究墨分五色，运用墨干湿浓淡浑厚苍润的微妙变化，以单纯的墨彩概括绚丽的自然。

　　（四）文人画与禅

　　从理论上说，文人画的理论提出者苏轼和总结者董其昌都是受禅学影响的。苏轼在评论孙位时说：“唐广明中，处逸士孙位始出新意，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号称神逸。” 随物赋形，是道禅哲学的一个重要思想。随物赋形，其实是随心赋形，随物赋形虽然是自然而然、任世界自在兴现的境界，是空空洞洞，杳杳冥冥，一念无有，一丝不沾，意渺渺于白云，心荡荡乎流水的境界。苏轼在这里取融于禅宗的“无念”哲学，而自成一种空灵澄澈的美学境界。苏轼于此推崇“空”的境界，“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送参寥师》）1

　　再看董其昌，南北分宗说就是他吸收禅学融入画学的体现，南宗讲究顿悟、一超直入，北宗讲求渐进、重过程和功力。董其昌借南北分宗说来崇南抑北，推崇文人画风格。南北分宗说还通过对人工与妙悟的辨析，强调妙悟作为艺术创作的根本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禅宗的出现，南宗禅定于一尊，改变了中国艺术的发展方向。禅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见性成佛”为门规，“不立文字”、强调“以心传心”的心传之妙是禅的重要特色。董其昌等以文人画属南宗，以匠人画属北宗。南宗画强调妙悟，如董其昌所说的“一超直入如来地”。南宗的提倡者看来，艺术凭借的是一种悟力，没有这种悟力，尽管勤勤恳恳，亦步亦趋，费尽心机，终是和真正的艺术绝缘。2 纵观中国绘画的实践，也不乏文人化的禅僧画家，如南宋的玉涧、元初的温日观、法常皆是把禅宗观念运用于绘画实践。清初的四僧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禅宗与画意的融合。

　　（四） 小结

　　“中国文人画”是个宽泛的概念。就像“文人”和非文人之间没有截然的界限一样，文人画和非文人画的划分也没有绝对的标准，文人画产生于何时同样很难有定论。但也应该看到，文人画最早还是作为一种与院画相对的绘画风格而出现，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文人画也形成了一个大致的体系，建立一套具有图像意义、风格规范和技法标准的艺术体系，确立了自己相对的评品标准，而这个体系与标准根植于中国文化和哲学，和中国的书法有密切不可分割的联系。它具有重视笔墨趣味，体现文人情趣，诗书画印结合，以书法入画等特征。

　　关于“文人画”的讨论，是20世纪以来中国画界以至文化界最热门的一个话题，从康有为到陈独秀、鲁迅，从陈师曾到林风眠、徐悲鸿，以至一直到今天的学者、美术家，都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见解，对它有褒有贬，众说纷纭。但有一点现在似乎可以肯定，那就是文人画作为一个绘画门类、一种表现方法，或者更准确地说作为一种审美追求，是我们民族艺术遗产中很珍贵的一部分，它的内在精神和形式语言，永远是人类艺术宝库中的珍宝。

综合主义文人画——沈文唐仇（吴门四家）

中国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中期，苏州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南方的大都市。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文化的繁荣，绘画名家出现很多，文人名流经常聚会宴饮，很多文人把画画当作娱乐。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崇尚笔墨意趣的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绘画传统，中间以突出的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人最出名，他们新颖的绘画风格和杰出的艺术成就闻名画坛。后人将他们称为“吴门四家”。

沈周和文徵明，是吴门画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两人都属于诗、书、画擅长的名家，风格主要继承宋代、元代文人画传统，能画几种题材，但山水画创作最优秀，作品很多描写江南风景和文人生活，注重笔墨，讲究诗书画的有机结合。沈周的山水画用粗笔的勾勒和淡色渲染画法为主，水墨写意花卉很有特色。文徵明主要用细笔画山水，喜欢用青绿重色罩染。唐寅和仇英，代表了吴门画派中另外的类型。唐寅从文人变为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仇英因为是职业画家，所以在创作上受文人画的影响很多，技法全面，功力深厚，题材和趣味很能适应城市百姓的要求。他们两人的老师都是周臣，画法学习李唐、刘松年，又受沈周、文徵明和北宋（公元960——公元1127年）、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人的影响，描绘物象精细真实，重视意境的创造，具有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唐寅的人物画有时工笔，有时写意。仇英从临摹古人作品中受到很多影响，擅长着色，青绿山水和工笔人物画比较优秀。

明代是院体派和吴门画派并存的时代，与此同时也是两派兴衰交替的时代，以林良、吕纪为代表的宫廷花鸟画包含了工笔重彩和水墨写意的不同风格。王谔的山水画被称为当代马远。在民间，受到戴进影响的浙派画家吴伟，画风放纵，对当时的画坛影响很大。浙派的影响在明代中期逐渐深入宫廷，出现了宫廷内外的画风都趋向粗笔水墨的现象。与浙派同时出名的还有周臣的学院体人物、山水画，近代人称作“院派”。郭诩、徐端本等画家，各有特色，作品中也流露出院体的痕迹。陈淳的写意花鸟画在学习沈周、文徵明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元代人的写意水墨画法，为明代、清代写意花鸟画的发展开启了一条新路。

明代晚期是吴门画派最兴盛的时期，虽然当时受生活范围的限制，绘画题材面狭窄，题材比较单调，作品的重复性很大。但是，他们重视继承古代人的笔墨传统，把对风格的追求作为艺术的重要目的。而且，由于他们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有各自的美学追求，从而也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他们的笔墨技巧和表现手法，对后来画坛有很大影响。

六尊有壶，或方或园，或大或小；方者腹圆，圆者腹方；茎金琢玉，弥甚其侈。 独阳羡以陶为之，有虞之遗意也，然粗而不精与窳等系。余从祖拳石公读书南山，携一童子名供春，见土人以泥为缶，即澄其泥以为壶，极古秀可爱，世所称供春壶是也。嗣是，时子大彬师之，曲尽厥妙。数十年中，仲美、仲芳之伦，用卿、君用之属，接踵骋技，而友泉徐子集大成焉。一瓷罂耳，价埓金玉不几异乎？顾其壶为四方好事者收藏殆尽。先子以蕃公嗜之，所藏颇多，乃以甲乙兵焚尽归瓦砾。精者不坚，良足叹也。有客过阳羡，询壶之所自来，因溯源流，状其体制，胪其名目，并使后之为之者考而师之。是为赋。

惟宏陶之肇造，实运巧于姚虞；爰前民以利用，能制器而无窳。在汉秦而为甈宝，厥美曰康瓠。类瓦缶之太朴，肖鼎鼒以成瓯。杂瓷瓵与瓿甊，同锻炼以无殊。然而艺匪匠心，制不师古，聊抱瓮以团砂，欲觢瓶而范土。形每侪乎欹器，用岂侔夫周篮。名山未凿，陶釉无五采之文；巧匠不生，刻画昧百工之谱。

爰有供春，侍我从祖，在髫龄而颖异；寓目成能，借小伎以娱闲。因心挈矩，过土人之陶穴，变瓦以为壶，信异僧而琢山属阴，凝以求土（时有异僧绕白砀青龙黄龙诸山指示士人曰卖富贵士 人异之凿山得五色土因以为壶）。于是，砠白砀、凿黄龙，宛掘井兮千寻；攻岩有骨若入渊兮百仞。采玉成峰，春风花浪之滨分畦（地有画溪花浪之胜）；菇滤秋月，玉潭之上并杵椎舂（地近玉女潭）。合以丹青之色，圆尊规矩之宗。停椅梓之槌，剪裁于成片；握文犀之刮，施刡掠以为容。稽三代以博古，考秦汉以逞功。圆者如丸体，稍纵为龙蛋（壶名龙蛋）；方兮若印角（壶名印方），偶刻以秦琮（又有刻角印方）。脱手则光能照面，出冶则资此凝铜。彼新奇兮万变，师造化兮元功。

信陶壶之鼻祖，天下之良工，过此则有大彬之典重（时大彬），价拟璆琳；仲美之琱（王叟）（陈仲美），巧穷毫发。仲芳骨胜，而秀出刀镌（李仲芳）；正春肉好，而工疑刻画（欧正春）。求其美丽，争称君用离奇（沈君用）。尚彼浑成，佥曰用卿醇饬（陈用卿）。若夫综古今而合度，极变化以从心，技而进乎道者，其友泉徐子乎（徐友泉）？缅稽先子，与彼同时，爰开尊而设馆，今较技以呈奇。每穷年而累月，期竭智以殚思。润果符乎球璧，巧赤宝乎班倕。盈什百以韫椟，时阅玩以遐思。

若夫燃彼竹垆，汲夫春潮，浥此茗碗，烂于琼瑶。对炜煌而意驰，瞻诡厉以魂销。方匪一名，园不一相，文岂传形，赋难为状。尔其为制也，象云罍兮作鼎（壶名云罍），陈觯兮扬杯（螪觯名）。仿汉室之瓶，则丹砂沁采（汉瓶）；刻桑门之帽（僧帽），则莲叶擎台。卣号提梁（提梁），腻于雕漆；君名若节（若节君），盖已霞堆。裁扇面之形（扇面方），觚棱峭厉；卷席方之角（芦席方），宛转潆洄。诰宝临函（诰实），恍紫庭之实现；圆珠在掌（圆珠），如合浦之珠回。

至于摹形象体殚精毕异，韵敌美人（美人肩）、格高西子（西施乳），腰洵约素，照青镜之菱花（束菱花）；肩果削成，采金塘之莲蒂（平肩莲子）。菊入手而凝芳（合菊），荷无心而出水（荷花）。芝兰之秀，秀色可餐（芝兰）；竹节之清，清贞莫比（竹节）。悦榄核兮幽芳（橄榄六方），宝瓜瓠兮浑丽（冬瓜丽）。或盈尺兮丰隆，或径寸而平砥，或分蕉而蝉翼，或柄云而索耳，或番象与鲨皮，或天鸡与篆珥（分蕉 蝉翼 柄云 索耳番 象鼻 鲨鱼皮 天鸡 篆珥皆壶款式），匪先朝之法物，皆刀尺所不儗。

若夫泥色之变，乍阴乍阳，忽葡萄而绀紫，橘柚而苍黄；摇嫩绿于新桐，晓滴琅玕之翠；积流黄于葵露，暗飘金粟之香。或黄白堆沙，结哀梨兮可啖；或青坚在骨，涂髹汁兮生光。彼瑰琦之窑变，匪一色之可名。如铁如石，胡玉胡金。备五文于一器，具百美于三停。

远而望之，黝若钟鼎陈明廷；追而察之，灿若琬琰浮精英。岂随珠之与赵壁，可以比异而称珍者哉？乃有广厥器类出乎新裁。花蕊婀娜雕作海棠之盒（沈君用海棠香盒），翎毛璀璨锼为鹦鹉之怀（陈仲美制鹦鹉环）；捧香奁而刻鳯（沈君用香奁），翻茶洗以倾葵（徐友泉葵花茶洗）。瓶织回文之锦（陈六如仿古花尊），炉横古干之梅（沈君用梅花炉）。巵分十锦（陈六如十锦杯），菊合三台（沈君用菊合）。凡皆用写生之笔，墨工动琢于刀圭。倘季伦见之，必且珊瑚粉碎；使棠溪观此，定教白玉尘灰。用濡毫而染翰，志所见而徘徊。

　　大明盛世图考

　　影响中国画坛六百年的一幅长卷 作者 陈君俭

　　中国美院在浙江，中国美术学院在浙江杭州。浙江画派，领军中国画画坛六百年。浙江画派公认的第一代开山祖师，是580年前，曾经担任明宣宗皇家宫廷画师的戴进。

　　戴进（1389－1462）浙江钱塘人，字文进，号静庵，又号玉泉山人。明朝中国画大师，其山水源出宋代李唐、马远、夏珪等。四十岁前入宫，与众丹青高手同值仁智殿，五十四岁返乡开创中国画浙江画派。

　　大家知道戴进返乡前贫困，不知其时为避祸而隐姓埋名，流落在南京夫子庙秦淮河畔，假名袁江，以卖画度日。书画何时何地都是媒体亮点，在聚光灯下，戴着面具讨生活，戴进无异于在明朝东厂锦衣卫的刀边舔血，其艰难可见一斑。最近偶然遇一件书画长卷，绢本，27×410厘米，题跋《大明盛世》，落款袁江。解读此书画，六百年中国画坛宗师戴进，何以能开创浙派先河，个中原委，跃然纸背。

　　《大明盛世》(见我的相册局部)画的主要内容是：公元1433年，以南京夫子庙为中心的明朝秦淮风光。，明宣宗宣德八年春，南京久旱。七岁的皇太子朱祁镇，即后来的明英宗，随父皇明太孙宣宗朱瞻基、生母孙皇后，其弟朱祁钰即后来的代宗，御使振恤，巡游南京夫子庙。明朝四世三位皇帝（朱祁镇两次出任皇帝），英宗的母亲孙皇后皇太后，同时出现在一幅画中。画中还有其他未考的皇亲国戚。成画的时间是公元1442年、明英宗正统七年壬戌。其时英宗朱祁镇已十六岁，亲政的年龄。

　　书画卷共有五部分组成。

　　一、画题篆书大字，大明盛世，壬戌袁江。作品完成于明英宗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其时，戴进五十四岁。明宣宗一家人，御使南京秦淮河九年以后，太子朱祁镇已经登基明英宗皇帝七年。

　　二、主画面手卷，绢本，墨笔，26×410公分，铁线描和晕叶描。描绘南京通济门，直到聚宝门即今天的中华门，十里秦淮河明代民情风物，十处景观。夫子庙大成殿、天下文枢、文德桥、贡院等，564年前景观历历在目。画面上五百二十多位明代人物，皇帝皇后太子皇子等、明朝其他皇族，社会各界军民百姓，栩栩如生，秦淮河畔熙熙攘攘热热闹闹，好一幅明朝太平盛世图。

　　三、江苏抚台柳宏识行书，介绍作者戴进、画境。行书位于画上方留白处，与画卷同始终。文字录记如下：

　　大明盛世图一卷，乃明代画家戴进所作之精品也。戴氏字文进，号静庵，又号玉泉山人，善画。幼师叶澄及长德绪家之妙，大，率承马远、夏珪居多。人物、鬼神、花果、翎毛、走兽俱极精致。设色重轻纯熟，亦不下於唐宋先贤。画道释用铁线描，间亦用晕叶描。其人物行草有顿挫，自此绝技，远出南宋以及诸人之上，成为明画第一流。於洪武年，曾居金陵，以画为业。於永乐年之间，即随其父景祥至京师，大开境界。直至宣德年间，其画名更为著名。即被宣宗帝徵入宫庭，供奉丹青，舆谢璟、倪端、李在石、锐周、文靖等名家，同值仁智殿。所作之山水，则师法马远、夏珪，取法于郭熙、李唐，对其他花鸟人物等，无一不臻其妙也。笔法精奇整细密，尤其功力之深厚自居展转为竞而嫉妬之。王世道亦谓其作画颇浸影响，于明中叶之间，声誉更为红赫也。曾作秋江独钓图、春山积翠图、南屏雅集图、雪岩机道图、风雨行舟图等等精品，已珍藏于故宫博物馆之中。戴进之晚年颇为凌苦，由于归家以后穷困。而戴进亦善书法，真乃一字可值千金之墨宝也，十里秦淮，始建于秦代始皇三十七年，古名秦液，流经南京城，出城汇入长江，是古城金陵之起源。十里秦淮盛世图，绘出明代鼎盛时期情景和风貌也，从通济门直到聚宝门这一段，十里之民情风物。可谓十里秦淮十处景，一水相连入长江，自古都城六朝兴，喜看明初开盛京之名句也。此图，描绘景象、人物、建筑之精细，实乃无价神品，宜以珍藏之。

　　江苏抚台柳宏识于官驿之西窗

　　（注：南屏雅集图现藏北京故宫、风雨行舟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其父景祥”祥字柳抚台仅书上半边，参考别处资料知道全字是“祥”。）

　　四、清朝翁同龢光绪九年行书评。翁当时任工部尚书充军机大臣。行书评价如下：

　　余阅此图实为少见之珍品明代戴进之笔师出马远其笔法精细决非一般画工所比喻宜以选入神品。

　　光绪九年 翁同龢。

　　五、收藏印。万历 鉴藏寳 朱印，位于题跋。

　　作者根据各方面材料，整理出戴进基本年表如下：

　　戴进1389年出生于浙江钱塘，现在的杭州市。1398年明洪武31年戴10岁，在此以前，就随父景祥进南京京师学画卖画，其父为职业画师。永乐四年开始，明成祖朱棣汇集天下名师，手书编辑《永乐大典》。《永乐大典》中手绘插图，有多少出自于戴进之手，不得而知。1407年永乐五年丁亥戴进19岁，为朝廷显贵作画《归田祝寿图》。1421年永乐十九年春，明成祖迁都北京，改京师为南京，定北京为京师。戴进33岁，进北京，画名显著，戴锦祥结交朝廷权贵戴纶。1426年宣德元年戴纶任兵部侍郎。戴进38岁，入宫担任皇家宫廷画师，轮值仁智殿，。1432年宣德七年，戴进44岁，明宣宗杀兵部侍郎戴纶，殃及池鱼，戴景祥造殃，戴进仓促逃离北京京师。从此，戴进游历山西、河南、江苏等地，隐姓埋名，假名袁江作画，直到54岁。1433年宣德八年，戴进45岁时，明宣宗一家，三皇一后，巡游南京秦淮河夫子庙，戴进或巧遇，或至少知道这件事。1442年明英宗正统七年，戴进54岁，其时英宗朱祁镇十六岁，戴进根据该事件，完成《大明盛世》图。图中戴进盛赞英宗功德，受到明英宗特赦平反，戴进中止了假名袁江躲藏。戴进衣锦还乡，回钱塘开山授徒，受朝廷支持，戴进正式创立中国画浙江画派，其子戴缙入宫当差。1460年英宗复辟，二次当皇帝。天顺四年庚辰，72岁作《南屏雅集图》。1462年天顺六年壬午，74岁寿终。英宗天顺八年春正月崩，年三十有八。英宗子朱见深继任皇帝，年号成化，共计23年。戴进画派能够受到国家保护，长久不衰。

　　与《大明盛世》图有关的人事：

　　1．戴纶，高密人。永乐中，自昌邑训导擢礼科给事中，与编修林长懋俱侍皇太孙说书。历中允、谕德。仁宗即位，太孙为太子，迁洗马，仍侍讲读。始成祖命太孙习武事，太孙亦雅好之，时出骑射。纶与长懋以太孙春秋方富，不宜荒学问而事游畋，时时进谏。宣宗即位，加恩宫僚，擢纶兵部侍郎。顷之，复以谏猎忤旨，命参赞交阯军务。帝临鞫之，纶抗辩，触帝怒，立箠死，籍其家。《明史》。宣宗即位，兵部侍郎戴纶。宣宗杀纶。《明史》

　　2．宣宗讳瞻基，仁宗长子也。仁宗即位，立为皇太子。二年，十一月己亥，以皇长子生大赦天下。三年，二月戊午，立皇长子祁镇为皇太子。三月癸未，废皇后胡氏，立贵妃孙氏为皇后。十年春崩于乾清宫，年三十有八。庙号宣宗，葬景陵。 《明史》

　　3．明英宗，朱祁镇，宣宗长子也。母贵妃孙氏。生四月，立为皇太子，遂册贵妃为皇后。宣德十年春正月，宣宗崩，壬午，即皇帝位。 《明史》

　　4．明代宗，恭仁康定景皇帝，讳祁钰，宣宗次子也。正统十四年秋八月，英宗北狩（被元朝遗脉瓦刺扣押）。九月癸未，王即皇帝位。以明年为景泰元年。 《明史》

　　5．景泰八年春，帝舆疾。迎上皇复位。（此为英宗复辟改号天顺）

　　英宗天顺八年春正月崩，年三十有八。庙号英宗，葬裕陵。 《明史》

　　6．戴缙，见明史宪宗19年 ，距《大明盛世》成画已经40年。 “谪汪直为奉御，其党王越、戴缙等贬黜有差。”

　　7．袁江，字文涛，（约1671－1743）江都人，活动于清初康乾之间。画史对其不详。本作者认为，上述时间，是署名袁江的画作，出现在清朝的时间。从署名袁江传世作品《梁园飞雪图》《双潮图》《赏月图》来看，画风与戴进一致，均师承李唐马远夏珪郭熙。

　　8．翁同龢，（1830－1904）江苏常熟人。清三朝元老。光绪八年时，任工部尚书充军机大臣。

　　9．江苏抚台柳宏识，《清史》中无此人。《明史》系乾隆四年编。明朝有巡抚都御史，但没记江苏巡抚。有待机会查江苏地方志。

　　《大明盛世》图，系戴进真品的理由：

　　1．从画面表现的历史真实情况的分析。明宣宗宣德八年，皇帝一家四口，其銮仪服饰年龄相貌，刚逃离京师的皇宫画师戴进最熟悉。明朝宣宗时，南京秦淮河风物人情，朝野百态。长期在此学画作画卖画的戴进最熟悉。这两项条件，就不是同时代其他画师和近三百年后，清朝康乾时期的“袁江”，所能具备的。

　　2．戴进成《大明盛世》图前，处境非常狼狈。署名袁江，“袁”字中心口写的非常小，以成点。作为朝廷逃犯，戴进时刻提醒自己“小心”。江苏柳抚台，书写戴进父亲景祥，“祥”字只写上半边，二品柳巡抚，避朝廷钦犯字讳。明宣宗杀戴纶，戴景祥不祥。戴进出逃，巧遇宣宗一家巡幸南京，构思成画。戴进一直等到英宗十六岁能亲政时，才公布《大明盛世》图，宣扬英宗英明。十四年后，明代宗景泰八年，英宗以瓦刺人质身份回来，再次当皇帝，从中看《大明盛世》图的社会舆论影响，不可小觑。朱祁镇二十万大军兵败元裔瓦刺，与《大明盛世》所颂扬英宗盛世、英明伟大，而以致于英宗飘飘然，也是《大明盛世》图的反面教训。

　　3．作《大明盛世》图时，戴进还是逃犯。戴进假用袁江名字。在该图中，戴进以拆字法，把自己的字“文进”镶入画中醒目之处。

　　画卷中央，《天下文枢》牌坊附近是该画中心视点。夫子庙大成殿前，明宣宗一家，华盖下宣宗和孙皇后，七岁的皇太子朱祁镇，踌躇满志站在前面，成众人瞩目焦点，十分醒目。离皇帝一家，最近的秦淮河中一条小船，船舱帐幔中作躲藏状的，就是本画作者戴进。这是戴进四十五岁时的自画像，不知大师还有其他本人肖像传世否。离小船很近的岸边，几个如狼似虎的东厂锦衣卫在注视着小船。在小船船头斜倚作走之状，是画作者侧面，眼睛盯着岸上一位算命先生手中的招幌，上面写“观文测字”。仔细一看，“字见文进”，藏在其中。只是“进”字没有走之旁，字上有两点，表示与小船头上走之形人，合成“进”字。戴进，字文进。戴进，不愧为高智商的中国画一代宗师。这样做，应合南宋至明朝前期，画家作画不正式署名的惯例。

　　关于江苏抚台柳宏识，很可能是清朝后期人物，其题词提及的故宫博物馆，明清紫禁城同在一处，清朝说故宫是指明故宫，应该是南京明故宫。现在的南京博物院的前身，很可能就是民国前的故宫博物馆。

　　现在该画市面有大量的印刷品，这并不能说明戴进没有作此大明盛世图。

从洪武（1368～1398）至弘治（1488～1505）年间。明代宫廷绘画与浙派盛行于画坛，形成了以继承和发扬南宋院体画风为主的时代风尚。

明代宫廷绘画承袭宋制，但未设专门的画院机构。朝廷征召的许多画家，皆隶属于内府管理，多授以锦衣卫武职。画史称他们为画院画家，实际上是宫廷画家。洪武和永乐(1403～1424)两朝属初创时期，机构未臻完备，风格也多沿续元代旧貌。至宣德（1426～1435）、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浙江与福建两地继承南宋院体画风的画家，陆续应召入宫，遂使明代院画一时呈现出取法南宋院体画的面貌，宫廷绘画创作达到鼎盛时期。正德(1506～1521)以后，吴门派崛起，逐渐取而代之。明代宫廷绘画以山水、花鸟画为盛，人物画取材比较狭窄，以描绘帝后的肖像和行乐生活、皇室的文治武功、君王的礼贤下士为主。如商喜《明宣宗行乐图》、谢环《杏园雅集图》、倪端《聘庞图》、刘俊《雪夜访普图》等都是其例。山水画主要宗法南宋马远、夏圭，也兼学郭熙，著名画家有李在、王谔、朱端等人。李在仿郭熙几乎可以乱真，王谔被称为“明代马远”。花鸟画呈现多种面貌，代表画家有擅长工笔重彩的边景昭，承袭南宋院体传统，妍丽典雅而又富有生意。孙隆从北宋徐崇嗣脱胎而出，专攻没骨法。林良以水墨写意花鸟著称，笔墨洗练奔放，造型准确生动。吕纪工写结合，花鸟精丽，水石粗健，自成一派。明代宫廷绘画虽未取得像宋代院画那样划时代的成就，但在某些方面也有新的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