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在西安长安区神禾塬上，发现了一个秦朝时的大型独立墓园，出土了众多的精美玉器、金器、铜器，甚至有“天子六驾”的陪葬马坑。谁也想不到的是，在众多的宝物中，最有神秘，最吸引眼球的，竟是一个丛葬坑中的白骨。

这座秦陵上面有十余处古代的盗洞，不仅墓室内的随葬器物大多被盗，甚至被盗墓贼放过一把大火，连墓室底部的土都烧成了砖色。

但是，考古人员还是通过剩下的带有“北宫”两字的石磬，和“私官”两字的封泥，并结合《史记·吕不韦列传》中，“秦始皇七年，庄襄王母夏太后薨……夏太后独另葬杜东”的记载，确认墓主很可能是秦始皇的祖母夏太后。

夏太后的大墓果然名不虚传，虽然历经多次的盗挖，甚至火焚，但考古人员仍然从墓中出土了各类文物300多件，其中不乏仅4厘米高的青铜凤鸟，25厘米长的陶制搓澡器，40厘米长的漆盒，甚至有6套长近两米，每驾车均由6匹中原宝马陪葬的天子级别的车马，随便一个拿出来，都是响当当的国宝级的文物。　　

在大墓东南角的丛葬坑，还有大量的陪葬动物的遗骸，除了飞禽，还有豹子，熊，猞猁等猛兽，还有一件与众不同的动物骸骨，一块长臂猿残缺的面部骸骨。

在那个视死如生的年代，身份地位达到皇帝级别的大人物，他们去世后，用珍稀动物做为死后的陪葬，也是很正常的。

可是有一点，那个长臂猿的面部遗骨，中国的动物研究专家们，无法确定他属于那个纲目种类，为了对真相负责，中国的专家们，就开始求教外国同行，并将资料、等物，全都发到了美国同行的信箱里。　　

2018年6月，距离发掘大墓整整过去了12年。美国的考古同行们，终于研究出了成果，他们在《科学》杂志官方网站发出一条重磅消息：在美中学者的通力合作下，确认出土于秦始皇祖母陵丛葬坑中的长臂猿遗骸，属于亚洲一种现已灭绝的长臂猿。

美国的考古专家们，他们首先对长臂猿的骸骨做了3D建模，标注了16个标志点，再用几年的时间，将标志点同全世界现有的数百只长臂猿骨骼做对比。遗憾的是，最终只能确认，秦墓中的长臂猿，不属于任何一种已知的种类。研究人员只能根据古籍的记载，将其命名为“君子属”、“帝国种”，全名“帝国君子长臂猿”。　　

野史中，倒是记载过战国时期的一种长臂猿，它人类的身高体重相近，面部毛少，更近于人类。这种长臂猿天生聪慧，虽不能言，却很能理解主人的意识。于是，从战国起，一直到秦汉，都曾是皇室帝王们的心爱宠物。

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本古书中，还记载了一个捕捉这种长臂猿的方法。原来这种长臂猿虽然聪明，但却有个弱点，那就是非常有同情心。长臂猿一但手脚并用地在山林里跑起来，猎人是追不上的。

但只要猎人假装摔倒，并且发现痛苦的哀号，这种长臂猿就会停止逃跑，甚至会回来察看假装受伤的猎人。此时，一张暗中埋伏的大网，就会从天而降。帝国君子长臂猿被捉，离开了山林，成了一些人取乐的宠物。　

“帝国君子长臂猿”和许多已经消失的生物一样，我们同样不知道它们的种群，消失于何年何月。但当最后一只帝国君子长臂猿被人类诱捕成功后，而站在地球上生物金字塔顶端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地球上只剩下人类，我们是不是也很寂寞？

记载秦朝以前的历史古籍有以下一些：

《史记》、《资治通鉴》和《通志》等后世的通史，对先秦历史皆有记载。

《尚书》、《礼记》、《春秋》、《国语》、《世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先秦的史籍。

《战国策》、《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后世整理和编著的记载先秦史实的著作。

《管子》、《孟子》、《庄子》、《晏子春秋》、《商君书》、《吕氏春秋》等诸子著作中亦有不少史料记载。

以上只是部分记载秦朝以前的历史古籍，还有部分史书未列举出来，如果需查阅全面的历史古籍，可咨询相关历史专业人士或者查询历史类资料。

无论是《竹书纪年》还是《史记》,对于尧舜之间政权交替方式的描写都不是很正确，因为那是以前发生的事，而那个时候又没有文献记录，所以人们为了迎合自己的学派学说，有了不同版本的说法。

尧舜禹生活的时代，是在夏朝以前，而那时的中国还处于原始社会，属于一段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竹书纪年》著作时间是战国中期，《史记》 则著作于汉武帝时期，参考了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的史料。也就是说，《竹书纪年》 与《史记》的写作的时代背景很相近，但是还是距离尧舜禹的时代已经过去千年了。

在夏商周时代，文字记载是很少的，所以不论是《竹书纪年》还是《史记》,在写到千年前的尧舜禹时，都不免依据民间传闻和自己的想象，所以和真实的历史难免有些出入。

当时的尧舜禹处于原始社会，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社会制度都很落后。而尧舜禹不是那种君权神授的帝王，只是部落联盟的首领。他们的权力比一般人大，可以优先得到一些资源，因此生活水平稍微好一点。而部落联盟首领并不是父传子的世袭官位，而是由各部落推举最优秀的人担任的。所以很有可能舜其实是各部落推举出来的共同的领袖，而不是接受了尧的禅让。

虽然有史书的记载，但是几千年前真实发生的历史和书中所记载的历史还是有一定的出入，所以，只能不断的去修正历史，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蚕，原是生在自然生长的桑树上的，以吃桑叶为主，所以也叫桑蚕。在桑蚕还没有被饲养之前，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懂得利用野生的蚕茧抽丝了，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人工养蚕，现在还难以确定。但是早在殷周时期，我国的蚕桑生产已经有很大发展，可见开发人工养蚕远在殷周之前。

从古老的文献中，我们看到关于养蚕的直接记载。反映夏末殷初淮河长江一带的生产情况的《夏小正》中说：“三月……摄桑，……妾子始蚕。”这是说，夏历三月（阴历四月间）要修整桑树，妇女开始养蚕。

殷代甲骨文中不仅有蚕、桑、丝、帛等字，而且还有一些和蚕丝生产有关的完整卜辞。据甲骨文学家胡厚宣的研究指出，有的卜辞上记载，叫人察看蚕事，要经过九次占卜。可见蚕桑在当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生产事业。甲骨文中还有关于蚕神和祭礼蚕神的记载，当时人们为了养好蚕，用牛或羊等丰厚的祭品祭礼蚕神。

考古学家还不是一次在殷墓中发现有形态逼真的玉蚕，例如河南安阳墓和山东苏埠屯都出土的有商代的玉蚕。在殷商的铜器上也常发现有用蚕做装饰花纹的。这些都说明，蚕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重要的位置。

许多传世的殷代铜器物附着有丝织物的痕迹或绢丝断片。经研究，有些丝织品反映出当时已经有相当高级的丝织技术；并且有大量事实说明，丝织品在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已经成为货物交换的中间媒介。要生产大量的丝织品，只有靠发展人工养蚕，才能提供足够的蚕丝原料。

到了周代，栽桑养蚕已经在我国南北广大地区蓬勃发展起来。丝绸已经成为当时统治阶级衣着的主要原料。养蚕织丝是妇女的主要生产活动。《诗经》中就有许多诗篇提到蚕桑。例如《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爱求柔桑。”意思是：春天里一片阳光，黄莺鸟儿在欢唱。妇女们提着箩筐，络绎走在小路上，去给蚕采摘嫩桑。这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妇女们采桑养蚕的劳动情景。

周代已经大面积栽种桑树。《诗经·魏风·十亩之间》中有“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的诗句，意思是：十亩桑园绿树间啊，采桑儿多悠闲啊。这说明春秋时期桑树已经成片栽植，而且一块桑田有十亩之大。当时栽种的桑树，大概有灌木式的，也有乔木式的。现在，我们还可以在战国时期铜器上的采桑中看到古代劳动妇女提篮采桑的生动形象，也看到当时栽种的乔木式和灌木式两种桑树。

据《诗经》、《左传》、《仪礼》等古书记载，当时蚕不仅已经养在室里，而且已经有专门的蚕室和养蚕的器具。这些器具包括蚕架（“栚”或“槌”）、蚕箔（“曲”）等。由此可见，到殷周时期，我国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栽桑养蚕技术。

战国时期的《管子·山权数篇》中说：“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这是说，群众中有精通蚕桑技术、能养好蚕、使蚕不遭病害的，请他介绍经验，并给予黄金和免除兵役的奖励。的确，最有经验、最有知识的，是从事生产实践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中有很多蚕桑专家和能手，他们在长期的养蚕生产实践中，不断有所创造和发明，为我国和世界养蚕业积累了极其丰富和宝贵的经验。

中国古代有很多记述栽桑养蚕技术的书。汉代曾经提到我国古代有《蚕法》、《蚕书》、《种树藏果相蚕》等有蚕桑著作。可惜，这些古籍都已经失传了。但是从汉代以来，两千多年中，仍然留下了不少的有关蚕桑的古籍，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秦观蚕书》、《豳风广义》、《广蚕桑说》、《蚕桑辑要》、《野蚕录》、《樗茧谱》等等，或是专讲蚕桑的，或是讲到蚕桑的。这些书记下了我国历代劳动人民栽桑养蚕的丰富经验。

要发展养蚕，就必须繁殖桑树，发展桑园。远在西周，人们就利用撒树繁殖桑树。至迟到公元五世纪南北朝时期，压条法已经应用在桑树繁殖上。《齐民要要》中讲述了这种方法。压条法用桑树枝条来繁殖新桑树，比用种子播种缩短了好多生长时间。宋元以来，我国南方蚕农更发明了桑树嫁接技术，这是一种先进的栽桑技术，它对旧桑树的复壮更新，保存桑树的优良性状，加速桑苗繁殖，培育优良品种。都有重要的意义，到现在也还在生产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桑叶是家蚕的主要食料，桑叶的品质好坏，直接关系到蚕的健康和蚕丝的质量。我国很早就发明了修整桑树的技术。早在西周，就已经有低矮的桑树，它或许就是后来所讲的那种“地桑”（鲁桑）。西汉的《汜胜之书》具体讲述了这种地桑的栽培方法：头年把桑葚和黍种合种，待桑树长到和黍一样高，平地面割下桑树，第二年桑树便从根上重新长出新枝条。这样的桑，低矮便于采摘桑叶和管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桑树枝嫩叶肥，适宜养蚕。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引用农谚，对地桑（鲁桑）作了肯定的评价，说：“鲁桑百，丰绵帛，言其桑好，功省用多。”著名的湖桑就是源于鲁桑，两宋以来，人们已把北方的优良桑种鲁桑应用嫁接技术引种到南方。人们以当地原有的荆桑作为砧木，以鲁桑作为接穗，经过长期实践，逐渐育成了鲁桑的新类型“湖桑”。湖桑的形成，大大促进了我国养蚕业的发展。桑树修整技术不断发展提高，桑树树形也不断变化，由“自然型”发展为高干、中干、低干和“地桑”，由“无拳式”发展为“有拳式”。质量优良的桑叶，只能在新生的枝条上产生，通过修整，剪去旧枝条，可以促使新枝条发生。新生枝条吸收了大量的水分、养分，使叶形肥大，叶色浓绿，既增加产量，又提高叶质，这就有利于养蚕生产。这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独特创造。十九世纪后半叶，日本人也根据我国《齐民要术》和其他蚕桑古籍的记载，把桑树培育成各种形式。

制备蚕种，是养蚕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礼记·祭仪》中有“奉种浴于川”的记载，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人们就已经知道用清水浴洗卵面保护蚕种。后来更发展用朱砂溶液、盐水、石灰水以及其他具有消毒效果的药物来消毒卵面，如南宋《陈旉农书》记载：“至春，候其欲生未生之间，细研朱砂调温水浴之。”这种临近蚕卵孵化的时候所进行的浴种，对预防蚕病是很有意义的。因为通过浴种，把卵面消毒干净，蚕孵出以后，就不会有病菌侵袭蚕蚁（幼蚕）。我们知道，有许多病菌，如微粒子病原虫和脓病毒，都是经过食道传染的。孵化的时候，蚕蚁都要咬去一部分卵壳才能出壳。如果卵面上带有这些病菌而又没有消毒，那么咬蚕蚁壳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感染这些疾病。

至少在一千四百多年前，蚕农就已经注意蚕种的选择工作了。《齐民要术》说：“收取茧种，必取居簇中者。近上则丝薄，近下则子不生也。”古人认为选种对养好蚕有两种意义：一是可以淘汰体弱有病的蚕种，二是使第二代蚕的生长发育时间和速度一致，便于饲育和管理。选种包括选蚕、选茧、选蛾和选卵四项。但是，人们最初选种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包括这四项。《齐民要术》只是提到要选取“民簇中”的茧留作种。宋末以来，人们已经进一步从各个角度，如茧的质量，成茧的时间和位置，娥出茧的时间，蛾的健康状态，以及卵的健康状态等，来选取种茧、种蛾和种卵。到清代，人们更注意到了选蚕，他们知道只有“蚕无病，种方无病”。

通过层层的严格选种，淘汰了大量有病或体质虚弱的蚕种，这样就提高了第二代蚕的体质，增强了它们对疾病的抵抗力，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微粒子病原虫和脓病病毒通过胚子传染给子代蚕。我们知道，十九世纪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1822—1895）提出的防止微粒子病蔓延的基本方法就是通过严格选种，以切断微粒子病虫的胚胎传染途径。

古人也认识到蚕的生长发育和周围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远在秦汉时期，人们就知道：适当的高温和饱食有利于蚕的生长发育，可以缩短蚕龄；反过来就不利于生长发育，并且要延长蚕龄。历代蚕农都非常重视控制蚕的生活的环境条件。《齐民要术·种桑柘篇》载有在蚕室四角置火加温来调节蚕室温度的办法，“火若一处，则冷热不均”，“数人候看，热则去火”。金末元初的《士农必用》也提出：幼蚕时蚕室要暖些，因为那时天气还很冷；而到大眠之后，就必须凉些，因为那时天气已经热了。《务本新书》说：“风雨昼夜总须以身体测度凉暖。”养蚕的人只穿单衣，以自己身体做比较：“若自己觉寒，其蚕必寒，便添火；若自觉热，其蚕必势，约量去火。”在一般情况下，人体的舒适的环境温度和蚕所需的生活温度大致相近，以人体的冷热感觉来调节蚕室温度，基本上是合理的。《王祯农书》中对幼蚕期蚕室生火，体测冷热，一眠后卷窗帘通风，夏日门口置水瓮生凉气等，都有详细记载。

在长期的养蚕生产中，我国古代蚕农积累了丰富的防治蚕病的经验。他们采取了许多卫生措施、药物添食以及隔离病蚕等办法，来防止蚕病的发生和蔓延。

公元二世纪东汉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说：“三月清明节，令蚕妾治蚕室，涂隙穴，具槌持箔笼。”这是说，养蚕前必须修整和打扫蚕室蚕具。古代还发明了用烟熏的方法来消毒蚕室。这些养蚕前的卫生消毒工作，对预防蚕的病虫害，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另外，在整个饲养过程中，要及时清除蚕沙（蚕粪），不断消毒蚕具。金元时期的《农桑要旨》说：蚕座的“底箔须铺二领，蚕蚁生后，每日日出卷出一领，晒至日斜，复布于蚕箔底，明日又将底箔搬出曝晒如前”，反覆替换。这样利用日光消毒蚕具，是一个经济实用的方法。

药物防治蚕病，包括药物添食和用药物烟熏两种。药物添食防治蚕病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士农必用》说：以快要落叶的桑叶，“捣磨成面”、“能消蚕热病”。后来的《养余月令》（公元1633年）和《养蚕秘诀》等书还记载了用“甘草水”、“大蒜汁”、“烧酒”等喷在叶面喂蚕，来防治各种蚕病。到后来更针对不同的症状，提出不同的治病药方。

从明代以来，对某些传染性蚕病，如脓病、软化病和僵病等，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且知道采取淘汰或隔离的措施，来防止蚕病的蔓延。

家蚕蝇蛆病是我国养蚕史上的主要病害之一。蝇蛆病是一种蚕蛆蝇寄生的结果。蝇，古称“蠁虫”。两千多年前，《尔雅》中就有“国貉虫为蠁”的话，晋代郭璞《注》说：“今呼蛹虫为”。蛹虫的意思是，这虫寄生在蛹身上。南宋末年陆佃著《埤雅》中清楚地描述了这种寄生的现象。他说，蠁旧说蝇于蚕身乳子，既茧化而成蛆，俗呼蠁子。入土为蝇。”这里说蠁把卵产在蚕身上，待其结茧化蛹时，它已化为蝇蛆。明代谭贞默通过亲身观察，进一步证实前人的记载完全正确。他进一步指出蚕蛆蝇多发生于二蚕，二蚕有十分之七被寄生。在古代，由于蚕明蝇为害主要是在夏蚕，所以随着夏蚕饲养比例的上升，蝇蛆病为害问题也就更加引起人们的注意了。人们虽然很早就发现了蝇蛆病，但在宋代以前的农桑著作中，却很少有关于防治蚕蛆蝇为害的记载。到了宋代以后，记载就屡见不鲜。元代初年，司农司所编写的《农桑辑要》一书，多次提到养夏蚕和防蝇的问题。它在“夏秋蚕法”条下引《士农必用》说：“今时养热蚕，以纸糊窗，以避飞蝇，迹尽往来风气，……或用荻帘，当窗系定，遮蔽飞蝇。”在《王祯农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述：“又有夏蚕、秋蚕，夏蚕自蚁至老俱宜凉，惟忌蝇虫。”这说明在元代人们为了养好夏、秋蚕，就已经十分注意防蝇工作了。

在明清时期的著作中，有关蝇蛆病和防蝇的记述就更多了。在谭贞默著《谭子雕虫》一书之前，皇甫谧的《解颐新语》（公元1582年）也谈到了“蝇蛆病”：“今之养蚕者，苍蝇亦寄卵于蚕之身。久则其卵化为蝇，穴茧而出”。徐光启在《农政全书·蚕桑篇》中也特别提醒蚕农，养“夏、秋蚕俱要计算除蝇”。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篇》中有这样的记载：“凡害蚕者，有雀、鼠、蚊三种，雀害不及茧，蚊害不及早蚕，鼠害则与之相始终。”这里说的“蚊害”，当是蝇害”之误。因为在养蚕生产中，蚊子并不造成危害，而且在养蚕史上，也只有“蝇害不及早蚕”一说。

清代，蝇蛆病害引起了人们的严重关切。同治年间，沈秉成在《蚕桑辑要》一书中说：“原蚕即夏蚕，又名二蚕，……二十二日即老，最忌大苍蝇。”沈秉成是浙江人，他生活在养蚕地区，并做过清朝的常州、镇江、通州、海宁道道台，曾在镇江提倡蚕桑。他说养夏蚕“最忌大苍蝇”，显然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作出的经验总结。在这里作了“最”这个副词，以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俞墉在《蚕桑述要》（公元1866年到1874年）中也说：“蚕更忌苍蝇，无论大小，被叮咬一口，至蚕老成茧之成，即有蛆虫于茧身，咬一小孔钻出，而蚕蛹已死，不复变蛾。隔三四月，蛹腐污茧矣。”俞墉是浙江吴兴人，记述虽然比较粗糙，但也是从实践和观察中得出的结论。他指出了被蝇蛆所寄生了蚕蛹是要死亡的，而死蛹的烂尸还污染茧丝。

对多化性蚕蛆蝇和它的危害描述最详细的是赵敬如撰写的《蚕桑说》（公元1896年）一书。书中有如如下一段记载：“又有一种大麻蝇，虽不食蚕，为害最甚。此麻蝇与寻常麻蝇不同，身翅白色，遍体黑毛，两翅阔张，颇形凶恶之状。其性颇灵，其飞甚疾。每至飞摇不定，不轻栖止，见影即飞，甚不易捉获。其来时在蚕略栖即下一白卵，形细如虮。二日，下卵之处变黑色，其蛆已入蚕身，在皮内丝料处，专食蚕肉。六七日，蛆老，口有两黑牙，钳手微痛。蚕因不伤丝料，仍可作茧。蛆老借两黑牙啮茧而出，成小孔，即蛀茧也。蛀茧丝不堪缫。蛆出一日，成红壳之蛹。十二三日，破壳而出仍为白色大麻蝇。幸而二三眠天气尚凉，此蝇不多。天暖蝇多，无术可驱。大眠初起受蛆，便不及作茧而死。故夏蚕不避此蝇，蚕无遗种。”这段记载，对蚕蛆蝇的形态和生活习性作了相当详细的描述。正如邹树文在《中国昆虫学史》一书中指出：赵敬如《蚕桑说》中对蚕蛆蝇的细致观察和描述，可能是接受了西方现代的科学方法。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我国古籍中关于家蚕蝇蛆病害的记载基本上是正确的。

家蚕经过历代人民长期的饲育和选择，形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地区，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品种。宋元时期，虽然我国北方主要还是饲育一化性的三眠蚕，但是在南方已经主要饲养一化性和二化性的四眠蚕了。三眠蚕抗病能力比四眠蚕强，容易饲养。但是从蚕丝生长角度看，四眠蚕的茧丝比三眠蚕优良。经过长期培育，我国南方江浙地区终于成功地饲养了四眠蚕，并且培出了许多优良品种。难饲养的四眠蚕的饲育成功和推广，是养蚕生产上的一个进步。

为了发展蚕丝生产，我国古代除了饲养春蚕外，还饲养夏蚕、秋蚕、甚至一年里养多批蚕。早《周礼》这部书中，就已经提到“原蚕”，“原”是“再”的意思。原蚕就是一年中第二次孵化所养的蚕，也就是夏蚕。汉代焦赣（延寿）所著的《易林》中有“秋蚕不成，冬蚕不生”的记载。可当时人们不仅饲养夏蚕，而且还饲养秋蚕和冬蚕。为了一年能养多批蚕，古人除了利用多化性自然传种外，在一千六百多年前，还发明了低温催青制取生种的方法。这方法是利用低温抑制一种二化性蚕的蚕卵，使它延期孵化。这样，一种蚕就可以在一年里连续不断孵化几代，为能在一年里多批养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是我国古代养蚕生产技术上的又一项重要创造。用人工低温制取生种，充分反映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在人工孵化法发明以前，人们为了能在一年里养多批蚕，只能利用天然的多化性蚕来传种。但是多化性蚕所出产的茧丝，无论是数量和质量都远不如二化性蚕。为能在一年里分批多次养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是我国古代养蚕生产技术上的又一项重要创造。用人工低温制取生种，充分反映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在人工孵化法发明以前，人们为了能在一年里养多批蚕，只能利用天然地多化性蚕来传种。但是多化性蚕所出产的茧丝，无论是数量和质量都远不如二化性蚕。为了能在一年里分批多次养蚕，并又能获得比较多和比较好的茧丝，我们的祖先创造性地采人工低温催青二化性蚕，使它在一年里连续孵化出好几批蚕。同时，又让每批这种蚕所产的卵，在自然高温影响下孵化，从而获得了各批越年化的蚕。虽然这种蚕所产卵须待来年春天才能孵化，但由于它质量比较好，所以它还是受到蚕农的欢迎。这样，既可以解决多次养蚕的传种问题，同时又尽可能获得比较好的蚕丝。

特别要提到的是，我国明代蚕农，在制备夏蚕种的生产中发现了家蚕的杂种优势。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凡蚕有早、晚二种。晚种每年先早种五六日出，结茧亦在先，其茧较轻二分之一。”又说：“今寒家有将早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种，一异也。”《天工开物》中所说的“早种”就是一化性蚕，“晚种就是二化性蚕。所以，所谓“早雄配晚雌”就是一化性的雄蚕和二化性的雌蚕杂交。根据现代家蚕杂交实验证明，“早雄配晚雌”所产生的杂种是二化性的，因此它可以作为夏蚕种继续在夏季饲养。《天工开物》指出“早雄配晚雌”出现了“嘉种”，就是产生了优良的杂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家蚕杂种优势利用的记载。

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柞蚕丝的国家。

柞蚕，也叫山蚕或野蚕。它以吃柞树叶为主。我国山东半岛是放养柞蚕的发源地。那里的人民很早就利用柞蚕茧丝。据古书记载，早在汉元帝永四年（公元前40年），山东蓬莱、掖县一带的人民就已经采收野生的柞蚕茧，制成丝绵。后来人们逐渐知道利用柞蚕茧丝来织绸。到了明代，用柞蚕丝织绸制衣，已经风行全国。

在明代，山东蚕农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放养柞蚕的方法。清代山东益都的孙廷铨还写了一部《山蚕说》，专门介绍放养柞蚕的技术。书中说，当时胶东一带山区，到处都放养着柞蚕。不久，放养柞蚕就逐步扩大到我国的其他地区，首先传到和山东隔海相望的辽东半岛。这里逐渐地成了我国第二个放养柞蚕的中心地。接着放养柞蚕的方法又传到河南和陕西，后来又推广到比较远的云贵等地。

世界上所有养蚕国家，最初的蚕种和养蚕方法，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我国传去的。

朝鲜是我国的近邻，两国人民早就亲密往来。根据古书上的记载，我国的蚕种和养蚕方法，远在公元前11世纪就已经传到了朝鲜。日本的养蚕方法，据传说是在秦始皇的时候从中国传去的。后来日本人又多次派人到中国和朝鲜取经，或招收中国技术人员去日本传播经验，以促进发展养蚕事业。直到近代，日本还不断地从我国引进优良的家蚕品种和先进的栽桑技术。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生产的美丽的丝绸，很早就源源不断地运往波斯、罗马等地。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通西域，最远曾到达中亚细亚，我国古代的丝绸，大体就是沿着张骞通西域的道路，从昆仑山脉的北麓或天山南麓往西穿越葱岭（帕米尔），经中亚细亚，再运到波斯、罗马等国。这就是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后来蚕种和养蚕方法也是先从内地传到新疆，再由新疆经“丝绸之路”传到阿拉伯、非洲、欧洲去的。

公元7世纪，养蚕法传到阿拉伯和埃及。10世纪传到西班牙。11世纪又传到意大利。15世纪蚕种和桑种被人带到法国，从此法国开始有了栽桑养蚕织丝的生产。英国看到法国养蚕获利，便效仿法国，于是养蚕生产又从法国传到了英国。

在美洲，据说墨西哥公元16世纪中叶就已经养蚕，但是，美洲大规模发展养蚕生产还是17世纪的事。那时英国殖民主义者认为它的美洲殖民地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发展养蚕有利可图，于是就在美洲殖民地大规模开展养蚕试验。

徐的意思和含义是什么如下

一、徐的含义

徐，汉字之一，一般为姓氏，也可意为缓慢、徐徐等，那么它到底有哪些含义呢？

1、姓氏

在《姓苑》中已有记载："徐氏，禹治水有功，赐姓曰徐，其祖为夏诸侯，世居豫州，汉有丞相篆书，是为印公。"由此可见，徐姓源于夏禹，世居豫州。

另外，根据《元和姓纂》记载，徐姓是炎帝的后代，最初是出自涂山氏，后来因氏族扩大而改姓为徐。此外，据《姓氏考略》记载，徐姓也有一些分支，如闽、粤、吴、越等地的徐姓家族。

2、缓慢

徐字还有缓慢的含义，如《说文解字》中解释："徐者舒也。"又如《诗经·小雅·采采》中云："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这里的"徐"即缓慢之意。另外，《三国演义》中也有"徐行而进"的描写，其中"徐"也是缓慢之意。

3、徐州市

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一个以徐字命名的城市——徐州市。它是江苏省的一个地级市，位于江苏省西北部，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徐州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有着著名的汉文化景区和彭祖文化等特色文化资源。同时，徐州市也是中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基地之一。

二、徐的来源和传说

1、徐姓源于夏禹

根据《姓苑》和《元和姓纂》等古籍记载，徐姓是夏禹的后代，最初是出自涂山氏。相传大禹治水有功，被赐姓为徐。后来，因氏族扩大而改姓为徐。因此，徐姓是夏禹的后代，与大禹治水的故事紧密相连。

2、徐国历史传说

据《通志·氏族略》记载："涂山氏之后有徐氏。"又据《万姓统谱》记载："涂山氏之后封于徐。"这些记载表明，徐姓源于涂山氏，而涂山氏则是大禹治水的得力助手。因此，可以认为徐姓是夏禹治水的得力助手涂山氏的后代。

而根据《说文解字》的记载，徐姓还有另一分支，即因氏族扩大而改姓为徐的人。因此，可以认为徐姓源于涂山氏和因氏族扩大而改姓为徐的人两个分支。

3、源于国名

除了以上两个来源和传说外，还有一些说法认为徐姓是源于国名。据《姓氏考略》记载："又周有徐方伯偃子孙以国为氏。"又据《左传》记载："周有徐偃王。"因此，有人认为徐姓是周代分封的国名之一。但需要注意的是，《说文解字》中并没有提到这种说法。因此，需要进一步考证和研究才能确定。

总之，"徐"字的含义主要有姓氏、缓慢和源于国名三种说法。其中，"徐"作为姓氏的起源已经有了许多详细的文献记载和历史故事。而在当今社会中，"徐"字最多的应用则是地名中出现的比较多一些。

古时女子称姓，男子称氏。黄帝号轩辕氏，按照现代人的理解，“轩”指有窗格的雅致的小房子或者是有帷幔的高篷顶的轿车，“辕”是牲畜驾车子的车杆与配套，俗称“车辕”。说黄帝是轩辕氏，实际上说，黄帝族群是靠牲畜驾辕拉着有篷幔的车过游动生活的族群。关于黄帝起源的叙述有以下：

一、《山海经 - 大荒西经》：“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山海经 - 海外西经》：“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山海经 - 五藏山经 - 西次三经》：“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为帝之下都”、“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轩辕之丘，无草木，洵水出焉，南流于黑水”。清朝毕沅认为，“昆仑之丘”指今天甘肃省酒泉市南山，并且说明《禹贡》记载的“昆仑”指祁连山地；顾颉刚先生认为，“昆仑之丘”在甘肃酒泉。古人说的“昆仑”是大山脉，山包为丘，山涧为谷，丘、谷相连的地处俗称为“丘”。“帝”指黄帝，泛指黄帝族群，“下都”是黄帝族群的繁衍地，即甘肃酒泉南山，河西走廊祁连山脉地区。《水经注》十七卷“渭水”里的“又东过上邽县”注解：“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七十里轩辕谷”。汉置上邽县，今甘肃天水。天水秦安县大地湾遗址考古研究认定，轩辕谷在天水。即“轩辕丘”。

此说法有考古依据，以上材料都不涉及黄帝的父母亲问题，只说明黄帝的出生地，没有表示姓氏与社会层次。我们有必要将进一步对传说进行现实还原，以及讨论历史地理与文化发展的联系。

从甘肃省天水市沿祁连山脉到酒泉市的地上距离大约1090公里，其中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古玉门关，介于南山（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北山（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之间，长约900公里。《水经注》描述，渭水自甘肃渭源境内的鸟鼠山流出后，先后流经陇西县、武山县、甘谷县、天水市，陕西境内的宝鸡市。很显然，天水在酒泉的东南方，《山海经》的描述则相反，“昆仑山”向西370里到“乐游山”，再向西400里到“流沙”，再向西200里到“嬴母山”，再向西350里到“玉山”，再向西480里到“轩辕丘”，总共1800里。在远古，即大洪水之前，黄帝时期制定的尺子，一尺27708厘米，一里300步，一步6尺，共1800尺，算出一里为49874米。那么“昆仑山”到“轩辕丘”有897732米，即897732公里，与当前实际距离出入不是很远，因为古代的地点已与当前地点并不是一成不变。

《山海经 - 西次三经》自“华山”起，一路向西描述，为什么会出现“昆仑之丘”在“轩辕丘”的东面呢？“昆仑之丘”是黄帝族的发源地，在酒泉南山；而“轩辕丘”是黄帝的出生地，在天水秦安，两者不是同一地方。由于黄帝族群是游动的族群，而且黄帝出生于族群社会之中（暂不论母系或父系），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昆仑之丘”的“下都”是黄帝母亲所在的族群或者是黄帝父亲少典所在的族群发源繁衍的地方，而不是黄帝出生后黄帝亲自统领的族群，因为“轩辕”指的仅是黄帝本人，黄帝统治的族群才是游动的族群。那么天水附近地域则是黄帝族群的繁衍地了，早期黄帝族群在姬水发展，民俗调查甘肃大夏河流域东北邻近的永靖县白塔乡的姬家川，是古人称的姬水。永靖县地区距离天水大约两百公里，黄帝族群从天水游动到姬水地域生活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么黄帝是出生在母系社会还是父系社会呢，黄帝姓氏到底是什么呢？

二、《史记-五帝本纪》主要取材于《世本》、《大戴礼记-五帝德》和《尚书》，“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崆峒，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辇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昔帝鸿氏有不才子”、“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山海经-大荒东经》：“帝俊生帝鸿”。以上叙述是父系社会的观点；《史记-五帝本纪正义》：“母曰附宝，之祁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东晋前秦时期王嘉的《拾遗记》：“轩辕出自有熊之国，母曰吴枢”。以上是母系社会的说法。其中“附宝”生的“黄帝”与“少典”的儿子“黄帝”说的是同一个时期的同一个人的不同说法，而“有熊氏”，母亲是“吴枢”的“黄帝”则是后面时代的人。

按照客观的历史进程，母系社会出现在父系社会之前。七千年至五千年之前，母系氏族社会出现在长江流域的河姆渡和黄河流域的半坡；四五千年之前，父系氏族社会在一些地区出现，比如黄河下游的大汶口，这说明，在同一时期的大汶口其他地区，母系氏族社会仍然存在着。根据古籍记载，已初步推断神农炎帝族群部落是母系社会，生活于黄河流域稍偏中下游地域。

帝俊即少典，帝鸿即黄帝。有学者认为，黄帝姓公孙，不是母族本姓，“公”是明显的父系祖，“公孙”是父系祖的第三代后继人，如果司马迁的记述是真实的，那么可以证明姓“公孙”的黄帝是父系社会时期的第三代子孙，因为姓“公孙”的黄帝不仅知道父亲“少典”，而且知道爷爷“公”是谁。然而《百家姓》“公孙”的描述则大相径庭：“属地：高阳郡（今河北省好网站） 起源：春秋时期，诸侯之子为公子，公子之子为公孙，公孙之子如无封邑爵号，均以公孙为姓氏”。一般认为《百家姓》为北宋初年的人所编，而笺注者则是清初人王相，称为《百家姓考略》，对书中大多数姓氏的来源、郡望及其代表人物做了一些考证和简要介绍。可见，“公孙”这种姓氏起源于春秋时期，并非在远古黄帝祖先的族群中出现，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述并没有过多证据证实。

第二种说法中黄帝的母亲“附宝”在祁野见大电绕北斗七星中的枢星（勺头那颗），感孕生黄帝，则黄帝降生时候处于母系族的影响中，不知其父。“祁野”，《说文解字》说：“太原县”，就是说黄帝母亲“附宝”从渭河流域的天水，跑到山西的太原与外族男性相遇后怀孕，归故里“轩辕丘”生黄帝。

古籍记载黄帝“姬”姓。《说文解字》：“姬，黄帝居姬水，以为姓”；《百家姓》也描述黄帝长于姬水。甘肃省永靖县的姬家川是古人称的姬水，居住着“姬”姓古村落。永靖县地区是距今五千至三千多年马家窑、齐家、幸店和寺洼文化考古遗址群集中地。有学者已经考证，从地理环境看，大夏河注入黄河的地域与兆河、渭河流域相联系，地缘上同天水相连接，早期的黄帝族群东进南下到姬水生活繁衍，能够迁移到渭河谷地天水地域，因此族群以“姬”为姓，也证明了“黄帝”族群不是黄河中下游流域土著。这就表明了，黄帝出生时，不是“姬”姓，到了姬水生活后，黄帝族群壮大，并且四处游动迁徙之时，才姓“姬”。并且后来的北方族群也是“姬”姓黄帝族群的血脉。这是有确凿的地理历史考古证据的。

可以说黄帝是出生在母系社会之中，到了黄帝娶螺祖为妻并生下昌意，昌意生下颛顼之时，父系氏族的特征才算稳固。我们也可以大概理顺黄帝的发展事迹：黄帝出生于“女子国”北面的“轩辕丘”，黄帝族群在姬水生活再迁徙后，取“姬”姓，炎帝部落服从了强大的黄帝部落领导，炎黄联盟随后在涿鹿战胜了蚩尤，涿鹿成为了黄帝的都邑，后来黄帝征服了中原地区的大多数部落并在今河南新郑建立了统一的军队，而且建国后取名“有熊氏”，所以“有熊”也成为了一些分支族群的姓氏。

在《楚辞》中大量出现了后代传世文献所提及的远古圣王，包括尧、舜、禹、汤等。 其中屈原所作的《离骚》《九章》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汤禹”，是个同义复音词或并列结构短语。但凡提及及“尧”和“舜”，“桀”和“纣”时，则按照时代顺序而讲为“尧舜”与“桀纣”，皆照常理；提及“禹”和“汤”时，却称为“汤禹”，好像是故意表达前后相反的时代顺序。《离骚》：“汤禹俨而祗敬兮”、“汤禹俨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九章--怀沙》：“汤禹久远兮，邈而不可慕。”

如果在楚国人看来，“汤”时代的确是在“禹”时代前面，尧、舜、汤、禹，那么上古史将重新编写。成汤，甲骨文记载有成（大乙）这个人，周原将其称为“成唐”，都认为是殷商先王和盘庚的祖先。《楚辞》被认为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将“汤”放在“禹”之前，并且与“殷宗”分开，《湘君》把北方的圣王舜称为“湘君”，将其夫人称为“湘江之神”，这是疑点一；《尚书-汤誓》：“伊尹相汤伐桀……汤既胜夏。”甲骨文里没有提及任何关于成大乙讨伐夏的事情，这是疑点二；《越绝书》：“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当是时，荆伯未从也，汤于是乃饰牺牛以事荆伯，乃委其诚心。”王国维认为是叙述商伐荆楚的事迹。但是文中以褒扬的语气行文，带有赞颂之意，所以不像是族群间的“讨伐”，而更像是楚地不同城邦政权的联合或者融合。这里的“汤”是楚地的首领，而非北方商朝的君主。这是疑点三；《古本竹书纪年》：“汤有七命而九征。”（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作“汤有七名而九征”）《路史后纪》十三注引作“汤七年九征。”殷商武丁、盘庚等并没有多征的传统，这是疑点四。

有的学者根据考古线索认为，“汤”与“大乙”不是同一个人，只是在殷商征服了荆楚古国后，有关“尧舜汤禹”的楚地神话传说遂被商朝统治者剽窃，用以旁证自身的正统性。而且“汤禹俨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这句不但提及了君王，还提及了“伊尹”和“皋陶”等名相。《古本竹书纪年》：“仲壬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其中“仲任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这一说法与《史记》的描述出入很大，由于文本文献的问题而不得解。《离骚》中还有“昔三后之纯粹兮”这句诗，“三后”指禹、汤、文王。同时在“汤禹俨而祗敬兮”的后半句有“周论道而莫差”的论述，说的是周文王重用姜太公吕尚的故事。可见，“尧舜之耿介兮”以及“汤禹文王”的描述，是把“尧舜”分为光明正大的一类君王，而把“汤禹”和周文王分为另一类重贤用才的君王。这样也无形中道明了一点，就是楚国人的这些神话传说不是独立隔绝的，其中也融合了中原地区的文明。

本人认为《楚辞》中所提及的上古圣王，并非是楚地特有，熊绎归附周文王后，封于楚国。因而当时屈原所说的“汤禹”已经是天下人所公知的。“帝高阳之苗裔兮”说明高阳氏即颛顼是楚地的祖先，一直到尧舜禹，如此完整的神话系统，在出土的楚地简帛如郭店楚简、竹书《容成氏》中都有十分详细的描述。但是在屈原时代，楚地所原有的文明已经融入了大量北方文明的成分。《容成氏》有：“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皋陶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遂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又有：“（汤）如是而不可，然后从而攻之……桀乃逃之鬲山氏；汤又从而攻之，降自鸣条之遂，以伐高神之门，桀乃逃之南巢氏；汤又从而攻之，遂逃，去之苍梧之野……”这是关于“汤有七命而九征”的详细描述。楚地所出土的大量简帛，都记载了禹治水、汤伐夏桀的事迹。如果“汤禹”是楚国人所创始的，那么楚国人所作的简帛中为何不按照自己原有的观点？用其他地方的材料来修改自己的传统观念，对于古老的楚国文明来说，没有任何必要性。所以“尧—舜—汤—禹”的可能性是有待商榷的 。

在后世的著作中，把两个帝王按照颠倒时代顺序来合称的情况也是有的。南朝梁武帝时期，员外散骑侍朗周兴嗣所集字的《千字文》，就有“周发殷汤”（“发”为周武王姬发；“汤”为商汤或成汤）这种情况。但是这是为了押韵所需，这四个字放在文中是合辙押韵的，“推位让国，有虞陶唐。吊民伐罪，周发殷汤。”如此，是否《楚辞》里的“汤禹”也是为了达到合辙押韵的效果？事实不然，“楚辞”文体之习惯，单句尾字多用“兮”，双句尾字才讲究韵脚，且句法参差错落。“汤禹”恰恰都是在单句，所以在文中并不起和韵的作用。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楚国方言的习惯，为了朗朗上口，而把“汤”放在“禹”的前面呢。“汤禹”中的“汤”字，上古音thaη，去声，开，韵部从“阳”部，声母从“透”母，舌音，《说文》反切“他浪”；“禹”字，上古音γiua，上声，合，韵部从“鱼”部，声母从“云”母，唇音，《说文》反切“王矩”。古代的四声高低升降的形状是怎样的，现在已不能端详了。依照传统的说法，去声应该是一个降调，上声应该是一个降调。每个字在韵书中都有其归属的声调。有时候一个字有两种词义的时候，往往不同词义有不同声调。古代汉语中尤其繁多，如：

骑：平声，动词；去声，名词

思：平声，动词；去声，名词

教：平声，动词；去声，名词

禁：平声，动词；去声，名词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多数时候一个字词义为动词时，是平；词义为动词时，是仄。“骑马”中“骑”是平声，“马”是去声；“思想”中“思”是去声，“想”也是去声；“名誉”中“名”是去声，“誉”是入声。那么“尧舜”中“尧”是去声，“舜”是入声，上古音“汤禹”中“汤”是去声，“禹”是上声。这样“去声+上声”组成联动结构，同时为仄。如果我们不知道楚国当时的方言发音，那么我们也就无法掌握“汤禹”是属于什么发音规律了。然而“汤禹”叫法的原因排除了多种可能性之后，方言的习惯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大了。

在《山海经》当中，并没有描述到“狄”族群，但其中有些地方却十分明显地间接记载了“狄”这个族群的一些基本情况。《海外东经》首先提到，“大人国在其（发丘）北，为人大，坐而削船。”在《大荒东经》也提到了“有波谷山者，有大人国。”然而最详细的描述是在《大荒北经》，“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国，釐姓，黍食。有大青蛇，黄头，食麈。”其中也提到“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说明禺山与大人国同在东北海之外的大荒之中。这就是“狄”族群！

《禹贡》没有“狄”族群的记载；《尚书 - 汤誓》记载：“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即边远的西夷和北狄百姓盼望商汤王的征讨行动。“狄”指北方族群。

《公羊传 - 隐公四年》《礼记 - 王制》记载：“北方曰狄。”《大戴礼记 -千乘》记载：“北辟之民曰狄。”这里的“北方”、“北辟”指当时齐国以北的渤海湾地域。战国时期田单三个月没有攻克的“狄”的位置，在今天山东省黄河南岸（《禹贡》时期在黄河北岸），淄博市管辖的高青县高城镇的西北面。所以，“狄”是渤海湾西面，古齐国往北的族群。

《左传 - 鲁文公十一年》西晋的杜预注道，“鄋瞒，狄国名，防风之后，漆姓。”《说文解字》写作“叜”，并说：“北方长狄国也，在夏为防风氏，在殷为汪茫氏……春秋传曰：鄋瞒侵齐。”《史记 - 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说，“其节专车，此为大矣”，被夏禹杀死的防风氏的尸骨节大长，需要专车载运。孔颖达的疏注也说明，长狄国人身材高大！

《国语 - 鲁语下》记载孔子的话说：“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又说：防风氏“汪茫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在禹夏商为汪茫氏，于周为长狄。”这是目前能见到的史志中较早记载“长狄”为“防风氏”后代的资料。《左传 - 闵公元年》记载“狄人伐刑”，“刑”在今河北邢台地区。因此《左传 - 鲁闵公二年》记载“狄入卫”，狄人活动于黄河北的濮阳、滑县地区。《左传 - 鲁宣公十五年》五月记载晋景公要伐狄，“晋侯从之”，六月“败赤狄于曲梁”。今河北邯郸北的永年县为“曲梁”地，七月晋景公为迎击秦桓公侵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用兵夺占狄人的土地。“稷”在今山西闻喜县，有稷王山，晋军向东移动夺占“狄土”。可参阅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可知春秋时期的“狄”生活在黄河北的冀州，今河北、山西及古黄河北的河南、山东地。但是西周以及以前的地图，这些地方没有标注“狄”族群；《尚书》中的夏代资料里没有“狄”族群的记载，也没有“防风氏”的记载。

问题一：商汤王伐夏战争时期，出现“南征北狄怨”的情况，说明“狄”族群夏代已经生活在古冀州。

《路史二十五卷 - 国名纪》记载：“防风，釐姓，守封、嵎之间，二山在令二湖之武康。”今浙江省德清县为“武康”，东南有封、嵎二山，防风氏生活在这里。

问题二：防风氏的族群在今浙江德清县地带，夏禹杀防风氏后出现族群的迁徙。族群前往北方的最早记载是《左传 - 鲁文公十一年》的“鄋瞒”国是防风氏后代，但是被称为北方“长狄”，位置在山东。淄博市北面的高青县，靠渤海湾地区。所以，若古籍纪实，《禹贡》不记载夏禹杀防风氏，这是因为夏禹维护权力，王权意识形成。杀了防风氏，族群无法存在，被迫迁往北方，经过夏代大概470年的过渡，改换新的族群称呼“狄”，成为商周时期的“北狄”。

防风氏“漆”姓，属炎帝族群，今陕西漆水流域为族群源地；“釐”姓，与东夷“九黎”族群有关系。从参考文献诸多古籍资料中看出，“风”是母族姓，是太昊伏羲-女娲族群后裔的母族姓，属东夷炎帝族群后裔。“防”的本意是“堤”，护河的堤岸。《说文解字》说“防，堤也”，堤就是堤，挡水的堤坝。说明“防风氏”属于远古的炎帝时代，善于筑堤坝治理河流的土著族群，也是夏禹治水时，擅长筑堤护河的族群，是有功的炎黄融合族群。“狄”的族群新称谓，意在奉祭先祖炎帝，取炎帝族群标志“火”，加上忠诚的“犬”作偏旁，成“狄”字，辅以“堤”的读音，成为“狄”族群夏代以后的称呼。“东夷”人身材高大，为炎帝族群，所以“狄”被称为“赤狄”、“长狄”，是防风氏的后裔，这是可以肯定的。然而，“漆”姓与“釐”姓是不同时期的，这与《山海经》关于大人国的描述的推理有关。

若上述情况属实，也可得出两个结论：

结论一：防风氏族群经历了两次迁徙，第一次是夏禹杀死防风氏后，防风氏从浙江德清县北迁至山东淄博市高青县，建立鄋瞒国，靠近渤海湾，从迁徙始终族群都是“釐”姓；第二次是扩大式的把领土范围扩大到内地，即古冀州地区，而且以族群源地漆水流域为姓，改“漆”姓，此时“狄”族群称呼开始出现。《山海经》中的描述大人国的部分不直接说明“北狄”，证明了《海外东经》、《大荒东经》、《大荒北经》的古图与解说经文是形成于第一次迁徙后，势力尚未深入内地，“狄”称呼尚未形成之际！“釐姓”、“坐而削船”都非常吻合当时的环境情况，而“禺山”与“嵎山”同类，但归于大荒北经之中，应当有解说古图的经文作者误记之嫌。也就是说，《山海经》中有关大人国的部分形成于夏代之后西周之前。

结论二：《史记 - 五帝本纪》中说到的舜向帝尧进言，请求流放共工到幽陵去，来改变北狄的习俗。严格上讲这是有误的，“幽陵”这是存在的，然而当时在幽陵的族群并不是后面所说的“北狄”，因为“北狄”当时并不存在着。所以应把“北狄”改为“北裔”，指的是其他的族群。

一、女娲氏、神农、炎帝

1、据考，伏羲氏之后继承华夏族群发展的是神农氏；按《易 - 系辞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

2、据考，“神农”、“炎帝”不是同时代的人，《管子 - 封禅》和《史记 - 封禅书》引出：“虑羲封泰山……神农封泰山……炎帝封泰山……” 神农炎帝并称是因为秦汉时期民俗习惯，西汉末年刘向校书把神农炎帝并称，东汉学者郑玄和三国时期吴国学者韦昭给予学术上的认同。《史记 - 五帝本纪》有“神农氏世衰”之说，即说神农氏后代子孙道德衰薄、实力衰弱。魏晋时期皇甫谧《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巳），有蹻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盛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又徙鲁。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唐朝司马贞补的《三皇本纪》亦然。即是说神农母“母曰任姒（巳）”，属于“有蹻氏”。后继的“女登”做少典的妃子，生炎帝，而且是“感孕”，说明炎帝发端时代在母系社会时期。“姒”是长女的尊姓，“任”是承担这些责任，即神农氏的母亲是姜姓族群的长女族姓的母祖，这是尊贵的母族血脉传承。根据清朝徐文靖笺注的《竹书纪年 - 前编》认为炎帝是神农的后代，是“袭称”炎帝号，这样神农和炎帝同族，炎帝是后代袭帝位，后人称为炎帝的。说明神农、炎帝的母是“有娲氏”，“有蹻”为“有娲”之讹，神农炎帝是女娲氏的姜姓族脉，邦族地域继承女娲氏在河内冀州，在陕西岐山地域繁衍发展，姜水在陕西麟游县东南，乾县西境内的羊毛湾水库往南流到旧武功镇地域的水。

3、据考，神农氏都邑驻地先在今陕西宝鸡市陈仓，后炎帝东进迁到山东鲁西。古籍资料和民俗遗迹显示，炎帝往南发迹于汉江流域的湖北省，出生随州。《国语卷四 - 鲁语》说明，炎帝为“烈山（列山）氏”，烈山的位置，皇甫谧《帝王世纪》认为在随州厉乡。北魏郦道元《水经注 - 漻水》中说，烈山在随州的漻水、厉乡，古文的烈与厉相通。唐代萧德言《括地志》、李吉甫编撰的《元和郡县图志》、北宋王存等编撰的《元丰九域志》、南宋罗泌的《路史》等都认为烈山就是厉山。《礼记 - 祭法》解释道：“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有列山氏。”因为古籍记载的神农炎帝在今陕西的岐山、姜水繁衍，古人没有随州炎帝往北迁的记载，至今无考古资料证明随州炎帝往北迁到陕西的岐山姜水流域。所以，湖北地域是神农乃至炎帝族群后继的繁衍地，不是姜姓神农氏的源生地。不排除炎帝出生于随州，但只能是神农炎帝族群的后继。

4、据考，秦汉以后，神农炎帝并称。《易传 - 系辞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楺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史记》《汉书》《汉志》《淮南子》《风俗通义》《白虎通义》均有类同的说法。神农氏时期，社会步入农耕时代，从而形成华夏族群农耕经济的基础。

5、据考，炎帝、黄帝的母亲都是少典的妃。“少典”为邦域族称，而不是炎黄二帝的父亲称号；炎帝与黄帝之间相隔500余年，相隔着八个帝，可以断定，二帝不是同时代，不是同时期。并且根据上古时期中国地域“万邦”交杂的现状看，炎黄二帝不是同族；

6、“炎帝”较早见于史册的是《左传》，《左传 - 鲁昭公十七年》记载昭公与郯子对话时，提到“炎帝氏”，说明炎帝是个族群。《左传 - 鲁哀公九年》提到姜姓是炎帝的后代。

二、还原远古神话传说的现实根据

材料一：《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天下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

“应龙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

《大荒东经》；“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

《大荒南经》；“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

材料二：《海外南经》；“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曰三毛国。”

《大荒北经》；“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獾头，爟头生苗民，苗民釐姓，食肉。”

从材料一可以得出，《山海经》这些关于蚩尤大战黄帝的片段存在着差异，不难推断出这是不同时期、不同作者所为。首先，蚩尤部落与黄帝部落是因为地理地域水源问题而爆发领土战争的。在描述中，黄帝派应龙攻打蚩尤部落的冀州，而攻打所用的方法是“蓄水”，不下雨，即是制造干旱。蚩尤则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来缓解旱情，最后因为“雨止”而打败了蚩尤族群部落。整个战争的经过，都围绕着“雨”和“旱”，非常明显地推测出蚩尤族群与黄帝族群发生战争的原因：当时蚩尤族群所处在的古冀州地域是连年大旱，首领蚩尤不得不向外扩充领土以安定族民生活，而当蚩尤族群势力扩充到黄帝部落的范围时，战争就不可避免了。最后水土优良的黄帝部落反而实现了领土的扩张。而且结合古籍资料，蚩尤并不是在战场上被杀死的。蚩尤战败后，先是被黄帝用枫木囚禁在宋山（今河南商丘），被杀害后埋葬在汶上县。然而蚩尤囚禁时被砍断的大腿骨则被族民安葬在巨野县。同样，炎帝蚩尤族群的另一支血脉：夸父族群，也遭受了灭亡之灾，可见夸父与蚩尤两大族群是有血缘关系的。当时的族群战争是相当残酷的，前文已提到，战胜一方的黄帝族群以及后裔族群对蚩尤族群以及后裔进行了整整几百年不断的武力征服，保存下来的蚩尤族群后裔被迫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迁徙之路。

根据材料二，《大荒北经》里的苗民“有翼”，这点证明了三苗族群的图腾崇拜是天上的飞鸟。事实也是如此，蚩尤的后裔苗族崇拜“鸱”（鹰隼类），析支以及后来的河曲羌崇拜鹰，甘南和川北的羌族群也崇拜鹰。然而《海外南经》和《大荒北经》的三苗族群所处的地域并不同，一个是“赤水东”，一个是“黑水之北”，这就证明了，蚩尤族群后裔三苗族群的迁徙分布的地域是十分广阔的，黄帝族群及其后裔连年的武力镇压，让作为蚩尤族群后裔的苗族群为了生存而备受迁徙之苦！

男子能够成功盗掘古墓，将自己送进监狱，借助了两样东西，第一样是古籍，第二样则是科技力量。古籍为他寻找古墓，提供了有价值线索；科技的力量，让他进一步确定了古墓位置，也为盗掘古墓提供了便利，提高了效率。

事情发生在湖北一盗墓团伙身上，该团伙中有一位男子，从古籍中寻找古墓，找到古墓大概位置后，又借助科学探测仪器，探测古墓准确位置。等到万事俱备后，还会租赁下古墓所在土地，而后开始盗掘。

曾经的古墓，经过时代变迁，早已被深埋地下。随着土地样貌变化，古墓也就成为埋藏地下瑰宝，待有缘人前来发现，并上报当地文物部门进行抢救性发掘。

男子发掘古墓很有方法和成效，他寻找古墓位置，利用了古典书籍。从这些古籍中，寻找当地存在古墓；通过古籍记载，确定古墓是否真实存在，并根据这些记载，来确定古墓大概位置。

确定古墓大概位置后，古籍就失去了作用，剩下工作还需要，进一步找到古墓准确位置，只有这样才能够顺利盗掘。男子准备了很多工具，其中金属探测仪、金属成像仪和洛阳铲三个工具，发挥了重要作用。

利用金属探测仪和金属成像仪，男子顺利找到了古墓位置，并做好了前期开挖古墓准备。他为了成功盗掘古墓，不惜将古墓上方土地租赁下来，种植上农作物，因此达到掩人耳目目的。为了尽快挖掘古墓，男子甚至出动了挖掘机。

男子算计好了一切，就是没有算到，自己行为已然触犯法律，需要接受法律严惩。随着民警将男子，及其团伙犯罪成员抓获，他们也将接受法律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