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的印刷形式
中国古籍的印刷形式有下列3种:①雕版印刷。现存有确实年代的实物是公元868年刻印的《金刚经》,但雕版印刷发明的时间要比这早得多。②活字印刷。据文献记载,北宋毕升于庆历年间(1041~1048)发明泥活字,元代王祯曾用木活字印书,明代中期又盛行铜活字。明清铜活字和木活字所印之书,现尚有不少遗存。③套版印刷。是雕版印刷的发展。书中文字需要有所区别时,例如经和注,或图画需用不同颜色印出时,分别刻成同样尺寸的版,逐次印在同一张纸上即成套印本。先是朱墨两色套印,后发展到三色、四色、五色甚至六色,并由套印发展到饾版、拱花艺术性很高的工艺技术。据考古发现,套印可能在宋辽金时代即已发 明,盛行于明、清。
书籍的标准尺寸
平面设计常用的制作尺寸列表正度纸张:787×1092 mm 开数(正度) 尺寸 单位(mm) 全开 781×1086 2开 530×760 3开 362×781 4开 390×543 6开 362×390 8开 271×390 16开 195×271 注:成品尺寸=纸张尺寸-修边尺寸 大度纸张:850×1168 mm 开数(正度) 尺寸 单位(mm) 全开 844×1162 2开 581×844 3开 387×844 4开 422×581 6开 387×422 8开 290×422 注:成品尺寸=纸张尺寸-修边尺寸 常见开本尺寸:787 x 1092 mm 开数 尺寸 单位(mm)对开:736 x 520 4开:520 x 368 8开:368 x 260 16开:260 x 184 32开:184 x 130 开本尺寸(大度):850 x 1168mm开数 尺寸 单位(mm)对开:企业570 x 840 4开:420 x 570 8开:285 x 420 。 850×1168 mm 开数(正度) 尺寸 单位(mm) 全开 844×1162 2开 581×844 3开 387×844 4开 422×581 6开 387×422 8开 290×422 注。
可参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古籍提要都是差不多的。基本上就是:书名、卷数、作者介绍、本书的内容大概、关于本书的评价以及影响,然后再谈谈版本,如果复杂的谈谈各个版本之间的递传与演化。全都一个模式。
书籍设计的历史(书籍形式的演变)2009-06-25 14:49三、书籍形式的演变
纸的发明,对我国书籍发展的影响是划时代的;而隋唐时期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不仅加速了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书籍的形式,促使书籍不断地变换着自身的模样,或卷、或折,一路发展而来。
叶子
经过长期的使用,卷轴装舒卷不易的缺点渐渐让人感到不方便,尤其在查对某个文字、某个记载时,就需要把书卷全部或部分舒展开来,既费时又费力,因此,人们就不断探索改良卷轴装的方法。
隋唐时期,佛学极为兴盛。
大量佛教经典由印度传到中国,都是狭长的单页梵文贝叶经的形式。
贝叶,是印度一种贝多树叶的简称,贝叶经的装法是将若干树叶,中间打孔穿绳,上下垫以板片,再以绳子捆扎而成。
受这种装帧形式的影响,古人发展了汉文“梵夹装”。
“梵夹”亦即佛经的意思,它是将一张张纸积叠起来,上下夹以木板或厚纸,再以绳子捆扎。
不过,梵文是由左向右横着书写的,这种形式和我国自上而下书写的习惯很不相适,因此,就将书写格式改为垂直竖写。
一般认为,书籍的发展是由卷轴直接转变为折叠,再转变成册页的形式。
实际上,其间还经过了这个叶子的演变过程。
经折装
经折装就是把本来卷轴形式的卷子不用卷的办法,而是改用左右反复折合的办法,把它折成长方形的折子形式。
在折子的最前面和最后面,也就是书的封面和封底,再糊以尺寸相等的硬板纸或木板作为书皮,以防止损坏。
佛教经典多采用经折装的形式,所以古人称这种折子为“经折”。
经折装比卷轴装翻检
方便,要查哪一页,马上即可翻至,所以在唐及其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种折子形式的书应用得很普遍。
旋风装
也许是经折装的书很容易散开,或是僧侣们诵经时还有不便之处,在经折装的基础上,人们又不断对它加以改进。
古人将一大张纸对折,一半粘在第一页,另一半从书的右侧包到背面,与最后一页相接连,使之成为前后相连的一个整体,如同套筒;阅读时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再到第一页,如此可以循环往复,连续不断地诵唱经文;遇风吹时,书页随风飞翻犹如旋风,因此被形象地称为旋风装。
另有一种卷轴装的变形,是把逐张写好的书页,按照内容的顺序,逐次相错,粘在事先备好的卷子上,错落粘连,犹如旋风,也被称为“旋风装”,又称“龙鳞装”。
阅读时从右向左逐页翻阅,收卷时从卷首卷向卷尾。
从外表看,它与卷轴装没有什么区别,但展开后,页面的翻转阅读是它们的根本区别。
这种装帧形式曾在唐代短暂流行。
蝴蝶装
蝴蝶装始于唐末五代,盛行于宋元,它的产生是和雕版印刷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宋代,是雕版印刷术发明后刻书的全盛时期。
鉴于经折装折痕处易于断裂,于是书籍形态就转而朝册页的方向发展,既避免了经折装的缺陷,也省却了将书页粘成长幅的麻烦。
把长长的卷轴改为“册页”后,将书页从中缝处字对字向内对折,中缝处上下相对的鱼尾纹,是方便折叠时找准中心而设的。
书页折完后,依顺序积起方形的一叠,再将折缝处粘在包背的纸上,这样一册书就完成了。
翻阅时,书页如蝴蝶展翅,故称为蝴蝶装。
叶德辉《书林清话》中说:“蝴蝶装者,不用线订,但以糊粘书背,以坚硬封面,以版心向内,单口向外,揭之若蝴蝶翼。”
蝴蝶装的封面,多用厚硬的纸,也有裱背上绫锦的。
陈列时,往往书背向上,书口朝下依次排列,因书口处易被磨损,所以版面周边空间往往设计得特别宽大。
包背装
蝴蝶装比起卷轴是有很大改进,但它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
一是必须连翻两页才能看到文字;二是粘胶的书背,如因胶性不牢,就容易产生书页脱落的现象。
因阅读的不便又促使人们对蝴蝶装进行改良。
元代的包背装,是将书页有文字的一面向外,以折叠的中线作为书口,背面相对折叠。
翻阅时,看到的都是有字的一面,可以连续不断地读下去,增强了阅读的功能性。
为防止书背胶粘不牢固,采用了纸捻装订的技术,即以长条的韧纸捻成纸捻,在书背近脊处打孔。
以捻穿订,这样就省却了逐页粘胶的麻烦。
最后,以一整张纸绕书背粘住,作为书籍的封面和封底。
线装
由于包背装的纸捻易受到翻书拉力的影响而断开,同样造成书页散落的烦恼。
因此,明朝中叶以后,又被线装的形式所取代。
它不易散落,形式美观,是古代书籍装帧发展成熟的标志。
线装和包背装差别不大。
线装的封面、封底不再用一整张纸绕背胶粘,而是上下各置一张散页,然后用刀将上下及书背切齐,并用浮石打磨,再在书脊处打孔用线串牢。
线多为丝质或棉质,孔的位置相对书脊比纸捻远,以便装订后纸捻不显露出来。
最常见的是四针眼订法,偶尔也有六针眼或八针眼的。
有时,常将书脚用绫锦包起来,这叫做包角。
包背装和线装的书籍,书口易磨损破裂,因此,上架收藏采取平放的方式。
为了方便起见,还在书根上靠近书背处写上书名和卷次。
由于是平着摆放,封面也不需要使用厚硬的材料,多是用比书纸略厚一点的纸张,有时也用布面,故而具有柔软、亲切的感觉。
由于书籍柔软,为防其破损,多用木板或纸板制成书函加以保护。
书函的尺寸大小依照实际需要而定,且形制多样。
多用硬纸板为衬,白纸做里,外用蓝布或云锦做面。
书函一般从书的封面、封底、书口和书脊四面折叠包裹成函,两头露出书的上下两边。
也有六面全包严的叫“四合套”,在开函的地方常挖作月牙形或云头形,称作“月牙套”或“云头套”。
另外,也有用木匣或夹板做成考究的书函,既保护书籍又增添书籍的艺术典雅之美。
为了保护珍贵典籍或明藏孤本,藏书家往往特制书卷装置以保存书籍。
由此,书籍艺术的创造者施展智慧与技能,诞生出中国独特的丰富多彩的书籍装帧形态,成为一朵中国古籍文化艺苑中的奇葩。
从《四库全书》的书函、《周易本义》书匣、《二十四史》藏书柜、《绮序罗芳》书屉、《御篡朱子全书》书箱………千姿百态中体现出中华书籍文化精华给予世界的贡献,为世人瞩目。
常用于写刻古籍正文的字体:一种是手写体,即软体;一种是匠体,即硬体。
宋人写字,多学唐代书法家欧阳询、颜真卿和柳公权等,故宋刻本的字体,多含有这些书法家字体的笔意。
宋代的浙本多用欧体,宋代建本多用颜体,而宋代的蜀本却在颜体之中糅进了柳体的笔意。元人刻书“多用赵松雪字体”,后世多称作“元体字”。赵松雪即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
明正德之前,袭承元风,字体多用赵体。但“自正德,嘉靖以降……字体亦一变而为方体字,僵硬呆滞。万历以后,字体又一变而为横轻直重……天启、崇祯,字体又一变而为狭长的横轻直重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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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国钧,陈绍业图书馆目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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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钟文发非线性规划在可燃毒物配置中的应用[A]赵炜运筹学的理论与应用——中国运筹学会第五届大会论文集[C]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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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人民日报,1998-12-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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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明亮关于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的进展[EB/OL]
[8]万锦中国大学学报文摘(1983-1993)英文版[DB/CD]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隋及初唐时期(武则天执政时期之前 684 年)草书书迹遗留下来 的不多。不多的主要原因不详,可能是当时的书家不重视而不写 或写得不怎么好(与唐中晚期的草书比)而没有流传下来。
为了叙述和阅读方便,从唐朝写经谈起。唐·敦煌草书墨迹《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因明入正理论后疏》 合卷。长 13964 厘米,高约 29 厘米,奘门大德净眼撰,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卷首朽蚀,故《因明入正理论略抄》缺首题和著者名号,现存 446 行,计 12478 字。《因明入正理论后疏》为 508 行,计 13364 字。通卷由无名氏书手以独草体写成。一 个写卷里有两篇文章,分别是关于‘因明入正理论’理论的阐述 和解释。文意深奥,与本文主旨无关,不赘述。
《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开始部分。
《因明入正理论后疏》开始部分
经考证(从教义、教义历史、纸张质量等方面)此写卷书写于贞观年间,或以后几年,但一定是初唐时期。
局部
此卷书风质朴、古雅、有章草遗韵,草法以章草为主,今草为辅。用笔内(扌厌),线条中含、瘦硬,转折处多用转,圆弧形笔画 多呈曲折之势。此书风、用笔习惯、线条特征多承王献之。
初唐时期的行草书都尚 王献之,(苏涣诗句‘亚相指当时的副宰相书 翰凌献之’;再,沈尹默《二王法书管窥》中有详细的考证)就 连唐太宗李世民的书风也袭小王书风。
在唐太宗有意‘崇拜王羲之、贬低王献之’的影响下,出现了继承王羲之草书一脉的代表性之作——孙过庭的《书谱》。
孙过庭的草书卷《书谱》有明确记年‘垂拱二或三年’(公 元 687 年前后,武则天执政时期,初唐与盛唐的分水岭),书风 完全是王羲之血脉,用笔外拓,多用折,线条一拓之下,无曲折 势。
从以上两件作品书风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一个观点——唐朝草 书在武则天执政时期有一个大转变——由之前尚王献之转变到 尚王羲之。
那么在回过来看《出师颂》
《出师颂》局部
绍兴本《出师颂》本无名款,后人认为是西晋索靖或南朝 梁·萧子云作,或谓隋贤或唐人书,并无定论。从本幅中有唐太平公主、李约、王涯等人鉴藏印看,书写不会晚于初唐。据宋·米友仁跋定为“隋贤书”当较可信。此书属较典型的章草书体,与 隋·智永《真草千字文》中的草体大致相近(只是若干个笔画相 近)。故被定为隋人书。整体书风规整、 劲健中见自然飞动之势,古拙又典雅,是六朝以来创立规范章草 的传统体貌,唯稍增飘逸之势。线条中含、廋硬、紧密,骨气凛 凛,用笔内(扌厌),转折处多转,草法遵循章草规范,少加变动。
再来看另一件传为隋·智永书《千字文》, 传智永曾写千字文八百本,散於世间,江东诸寺各施一本。现传世的有墨迹、刻本两种。墨迹本为日本所藏(现已毁),纸本,册装。计二 百零二行、每行十字,原为谷铁臣旧藏,后归小川为次郎。后有 杨守敬、内藤湖南所写两跋,论者认为墨迹本为智永真迹,也有 人疑为唐人临本。笔者认为是唐人临本。宋米芾《海岳名言》评 曰:“智永临集千文,秀润圆劲,八面具备”。此件作品已无隋时 的用笔习惯,外拓用笔,线条变得圆润,气韵秀丽,没有了古拙 感(与‘出师颂’比)。所以小编认为是初唐至盛唐时期的临作。梁 平 梁平书法馆
本文2023-08-04 22:48:15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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