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昨天凌晨，我国“嫦娥三号”月球探测器发射成功，国人无不欢欣鼓舞。在我国，嫦娥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然而，嫦娥并非这位月中女神原来的名字，她的名字原本叫“恒娥”。

西汉时，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伍被等人著《鸿烈》。此书后来称《淮南鸿烈》，又称《淮南子》。《淮南子·览冥训》曰：“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恒娥窃以奔月。”东汉高诱《淮南子注》曰：“恒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恒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也。”后羿从西王母那里求到长生不老之药，没有来得及吃，被他的妻子恒娥偷着吃了。恒娥偷吃仙药后得了仙气，飞到月亮上，成为月中精灵。

“恒”有经常、长久、固定不变的意思，也意味着持久不变的意志。东汉许慎所撰《说文·二部》曰：“恒，常也。”南朝梁陈之间顾野王所撰《玉篇·心部》亦曰：“恒，常也;久也。”

今天的“恒”字在上古时期有两种写法。一种写法从“月”，左边是“忄”(有的无“忄”)，右边是“二”字之间夹一“月”字，即“亘”字(见图一)。《说文》：“古文‘恒’从月。”《诗》曰：“如月之恒。”古文字学家商承祚教授《〈说文〉中之古文考》曰：“(甲骨文、金文中，‘恒’字)皆从月。既云古文从月，又引《诗》释之，则原本作‘亘’。”可见由“忄”和“亘”组成的“恒”字是“恒”的本字。

“恒”字的另一种写法从“日”，即左边“忄”不变，右边“二”字之间夹一“日”字，即“亘”字。这种写法也不少，最著名、与今天的“恒”最接近的要数东汉时期《郙阁颂》里的“恒”。

所以“恒”与“恒”在古代是通用字，也可以说“恒”是“恒”的俗字。明末张自烈《正字通·心部》曰：“恒，俗‘恒’字。”

由于“恒”、“恒”通用，所以在不少古籍中，恒娥常常被写作“恒娥”。后来，有人根据恒娥的性别，把“忄”旁儿改作女字旁儿，派生出一个“姮”字。于是恒娥又写作“姮娥”，有时候还简称“姮”。南朝梁陈之间顾野王所撰《玉篇·女部》曰：“姮，姮娥也。”可见最晚南朝时“姮”字已出现，恒娥可以写作“姮娥”了。

“姮”既然是“恒”的俗字，姮娥便经常出现在古人不同的著作中。如：五代和凝《柳枝》词：“不是昔年攀桂树，岂能月里索姮娥”北宋晏几道《鹧鸪天》词：“姮娥已有殷勤约，留著蟾宫第一枝。”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邢子仪》：“朱在云中言曰：‘下界人勿须惊怖，我，月府姮娥也。”古人用恒娥借指月亮时，也经常把恒娥写作“姮娥”。

恒娥后来又被叫做“常娥”。这与古代的避讳有关。在我国封建时代，君主和尊长的名字是不能直接说出或写出的。著书、言谈、写文章时遇到这些字，要设法避免，这叫“避讳”。

常用的避讳手法有三种：改字、空字、缺笔。其中改字用得最为普遍。北岳恒山是我国著名的五岳之一，可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没有恒山，只有常山。因为汉文帝姓刘名恒，“恒”字是不能出现在书中的，于是司马迁采用改字的避讳手法，将“恒”改成了“常”。同样，商纣王之同母庶兄，名微子启，在《史记》中被写成了微子开。因为汉景帝姓刘名启。

也是由于汉文帝姓刘名恒，为了避文帝讳，恒娥必须改名。又由于“恒”、“恒”的意思是“常”，恒娥于是被改成了常娥。唐朝诗人李商隐有一首咏嫦娥的诗。诗曰：“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常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诗的题目就是《常娥》。

后来，人们又根据常娥的性别，在“常”的左边加上了女字旁，于是常娥又被写作“嫦娥”。

今天，人民大众不再叫她的曾用名恒娥、恒娥、姮娥或者常娥了，统统都称嫦娥。

别称，汉语词汇，指与常用名称同为官方正式名称的其他名称。下面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关于书的别称，希望能帮到大家！

书的别称

百城：《北史·李孝伯传》：“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称藏书富者为拥“百城”。

书田：以耕田喻读书，所以书也称“书田”。典故出自《王迈·送族侄千里归漳浦诗》：“愿子继自今，书田勤种播。”

经笥：经，经书，泛指最重要的有指导性的著作;笥，装书的箱子。《后汉书·文苑传·边韵》：“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又《徐陵·晋陵太守王励德政碑》：“学则经笥，文为世珍。”后人用“经笥”代好书多，用“腹笥”喻博学。

万卷：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喻博学，后人用以代指数量惊人的书。

灾梨枣：喻不好的文章、坏的书。古用梨木、枣木刻书，专刻质量差的文章，意思是让梨枣木受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使铅字倒霉。

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宋真宗《劝学文》：“读读读，书中自有千钟粟;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读读读，书中自有颜如玉。”封建时代常用来代指书籍。

五车：用五辆车载书，喻书多，语出《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

汗牛充栋：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后人用“汗牛”、“充栋”或“汗牛充栋”来借代极为丰富的藏书。

丹铅：丹砂与铅粉，古代点校书籍时所用。明代杨慎集其考证诸书异同的著作即名《丹铅录》。后人亦用来借代经过点校或考证的书籍。

古代图书的两个别称

一、牙签

1、唐韩愈诗《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

2、南唐后主李煜诗《题金楼子后》：“牙签万轴裹红绡，王粲书同付火烧。”

3、清代鲍廷博诗《挽顾抱冲茂才》：“整整牙签万轴陈，林间早乞著书身。”

以上诗中“牙签”均指图书。

图书为何在古代又称之为牙签呢这是因为古代图书早期形态多为卷轴，卷轴上悬挂的标签牌多用象牙或兽骨制作，以区别甲乙，利用检索，后遂指代图书。后来“牙签”的名让图书占有了。而古代的牙签则称之为“剔齿”、“剔齿签”、“剔牙杖”、“牙杖”、“挑牙”、“柳杖”等。

二、梨枣

1、清代袁枚《秋夜杂诗》之九：“吾少也贫贱，所志在梨枣”。

2、明代谈迁《北游录·上吴骏公太史书》：“饥梨渴枣，遂市阅户录，尝重研百里之外，苦不堪述。”

以上“梨枣”均指图书。

图书在古代称之为“梨枣”，源自中国的印刷术。梨树和枣树是最为理想的刻印材料，不仅品质符合刻板要求，而且取材容易。因而“梨枣”便成了图书的另一称呼。

书籍的别称：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没有书籍，人类文明将失去重要载体。本文要说说书籍本身的部件和成书过程中有关的别称。

一部书，就像人体一样，各个部位都有自己的名称。书的正面首页，称为“封面”，又叫“书面”、“封一”、“封皮”、“书皮”、“书衣”。封面的背面称为“封里”，又叫“封二”。书的后表层，称为“封底”，又叫“封四”，它们背面称为“封底里”，又叫“封三”。书籍被装订住的一边叫“书背”，又叫“书脊”。新式装订的书籍，一般印有书名、作者名、出版机构名称等。与书背相对的一边叫“书口”、“翻口”，线装书通常在这地方标注书名、卷数、页数等。在封面的后面有“衬页”，又叫“补页”，分为“双衬”和“单衬”。在封面或衬页的后面有“扉页”，古代称之为“护页”或“副页”。扉页的正面往往刊有书名、作者名、出版机构的名称;扉页的背面刊有图书版本记录等事项。扉页过后，才开始进入书的主体部分，书页上印有文字和图画的部分称为“版心”，不包括四周的白边。版心到书顶的一段空白称为“天头”，亦称“书眉”，通常在阅读时作眉批之用。版心到书根的一段空白称为“地脚”，与天头合称为“天地头”;版心到书背的一段空白称为“订口”。

书籍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是“版心”。

正文的前面往往有“出版说明”、“编者的话”等。其后往往有“凡例”，又称“例言”、“发凡”，是说明著作内容、编纂体例的文字。“凡例”语出杜预的《春秋左传序》：“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国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凡例之后，一般是“目录”，又称“事目”、“总目”或“序目”，古代称之为“最凡”、“最目”，今天仍有沿用，是用来总括书的内容、提要和目次的。《周易·天官·司会》中曰：“凡在书契版图者之贰。”汉朝的刘玄作注说：“书，谓簿书契，其要凡也。”注释曰：“最凡，为计要之多少，以为契要。”孙治让的《周礼正义》上又说：“最凡与最目义同。”

目录之前或后是“序”，序也叫“叙”或“绪”，又称“序言”、“序文”、“序论”、“绪论”、“绪言”、“叙言”、“前言”、“前记”、“弁言”或“书首”。也就是发端之言，说在前面的话。《庄子·渔父》：“曩者先生有绪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谓。”释文曰：“绪言，犹先言也。”弁，是古代的一种帽子，所以人们就用弁言喻称序言。唐以后称简短的序为“引”。宋苏询父名叫“序”，询文因讳“序”而称“引”，后人沿用。因此序、引遂指同一文体。引亦称“引言”或“引文”。

书的正文又称为“本文”。其中不附加注解评点的正文称为“白文”，《朱子全书·易》说：“某自小时未曾识训诂，只读白文。”

很多书都有注解，特别是重要的古籍。这种对先秦经典作注释的工作始于汉代，这些注释称为“传”、“笺”。如《诗经》就是毛亨传，郑玄笺。开始“传”与“笺”都有它们的特定含义。传(zhuan音撰)，指阐明经义。笺有补充和订正传的意思。到了唐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注解，不仅解释正文，而且给前人的注解作注解，这种注解一般叫做“疏”或“正义”。

注解还称为“解”、“训”或“诂”。“解”、“训”都有解释之意，同时也是对古代典籍的注解。“诂”指用现代的话解释古代语言文字，也指古代语言文字的词的本义。“诂”常常与“训”连在一起，称为“训诂”或“诂训”。“故”通诂，所以也称“故训”、“训故”，都是对古言古义的解释。

注释还称为“章句”，即剖章析句的意思，后泛指书籍的注解。

注解除了有注、传、笺、疏、训、故、诂、解等称呼，后世又增添了许多双音词，其义也基本相同，如：“注文”、“诂语”、“注说”、“注述”、“注训”、“注脚”、“注疏”、“注解”、“注释”、“训注”、“训传”、“训解”、“训释”、“疏注”、“笺注”、“笺训”、“传记”、“传笺”等等。

正文的后面，大多有后记，亦称为“跋”、“书后”。它和序一样，是一种文体，由作者或他人撰写。往往由作者抒发写作过程中的甘苦或请后学或同仁作一评价。倘若这些跋是由编辑写的，这些跋称“编写”或“编后记”。一些书的后记后面还有“索引”，又称“备检”、“通检”、“引得”。它是把书刊中的项目或内容摘记下来，注明出处，按次序排列，以作备检。

我国远在纸张发明之前就已有了著述。那时书写的材料为“简”与“帛”。简是竹片或木片，称“札”或“牍”，后统称为简。把若干简编在一起的称“策”或“册”。帛是古代丝织物的统称，素是白色生绢，都是书写材料。《后汉书·宦者传·蔡伦》：“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嫌帛者谓之为纸。”清代俞樾《茶香室续钞·宋人书贴犹用竹简》说：“南宋初，士大夫书翰犹用竹简。”可见蔡伦造纸之后很长时间，还没完全淘汰竹简。因此，古时就用这些书写材料代指书籍。如：“竹帛”、“竹简”、“竹素”、“竹书”、“书策”、“简素”、“简策”、“简册”、“简牍”、“简编”、“编简”、“简籍”。如柳宗元《读书》诗：“竞夕与谁言，但与竹素俱。”杜甫《秋野》诗：“掉头纱帽侧，曝背竹书光。”清代陈梦宵《作书友人投笔志恨》诗：“我志原何许，逢人却乞怜。是非留竹简，方寸付苍天。”

简素还有个来历。汉代应劭《风俗通》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今东观书，付素也。”后来就以“简素”称书籍。

简册、简策相同，既指书籍，又指史籍。如宋代曾巩《寄赵官保》诗：“素书谠言留简册，高情清兴入林泉。”谠言，正直的言论。

简编、简籍、编简亦指书籍。如韩愈《符读书城南》诗：“灯火稍可亲，简编可卷舒。”唐代陈元光《太母魏氏半径题石》诗：“清贞蜚简籍，规范肃门楣。”

书写用的竹简也叫“青简”、“汗简”。古时用竹简写书之前，先以火炙简使其出汗，使竹青易写，也不为虫蠹，名为杀青。所以称“青简”、“汗青”或“汗简”，也代指书籍、史册。如文天样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严复《和荆公<适意>》：“橙火年年作近邻，韦编汗简苦阵阵。”

前诗中的“韦编”一词出于《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韦指皮绳，古时用皮绳把写好的简编缀成册叫“韦编”。后来就称《易经》为韦编，进而又泛指一切古籍。“韦编三绝”即皮绳数断，可见翻阅之勤。

与韦编近似的还有“青编”，青编即“青丝简编”。这就是用青丝联缀成的竹简书，借指史籍，亦泛指书籍。

残旧的竹简称“枯竹”，亦代指古旧典籍。如汉代桓宽《盐铁论·利议》：“诸生无能出奇计，远图匈奴安边境之策，抱枯竹，守空言，不知趋舍之宜，时世之变，议论无所依。”

古时用帛写书，必先裁割成块，称为裂帛，后“裂帛”也成为书籍的代称。

帛有多种，白色的称素，浅**的称缣或绷素，常用以书写，因而也以“缃帖”、“ 缃素”、“ 缃缣”、“ 缃牒”、“ 缣素”、“ 缣缃”、“ 缣蒲”、“ 缣简”代称书籍。如明代高启《临顿里》诗有“旧史堆缃素”之句。王安石《和平甫舟中望九华山》诗：“当时备巡游，今不存缃缣。”骆宾王《上充兖州刺史启》：“颇游简素，少阅缣缃。”

缥(青色丝织品)和缃素，常作书套、书衣，称为“书帙”、“ 缥帙”、“缃帙”、“缃缥”、“缥缃”、“缥书”、“ 缥囊”、“简帙”、“青缃”，这些也都成为书籍的别称。如苏拭《南窗》诗：“西斋书帙乱，南窗初月升。”陈梦雷《赠臬宪于公》诗：“缥缃雄丽藻，韦布富经纶。”萧统《(文选)序》：“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于缃帙。”蔡有守《晦间嘱题蒹葭图》诗：“此间谁识凄凄意，写入青纲只是秋。”南朝梁简文帝《登城》诗：“小堂倦缥书，华池厌修竹。”

“瑶帙”是书套的美称，也代指书。如明代郑真《题长淮送别图赠吴兴阮文肃》诗：“归取家藏瑶帙看;吾翁亦有赠行诗。”

古时还有玉制的书籍封套称“瑶检”，亦代指珍贵书籍;如唐李峤《为何舍人贺御书杂文表》：“跪发珍藏，肃承瑶检。”

珍贵的书籍亦称“玉版”和“玉简”。它们的本意是指古代用以刻字的玉片，后作为珍贵典籍的代称。

古代用帛或纸写成的书，为了便于保存，常把它们装核起来，用木棒(也用金、玉、瓷、象牙)等物作轴，卷成束，称为一卷。所以书称为“卷”或“卷轴”。篇幅长的书分为数卷，所以卷亦指书籍的'一部分，如上卷、第一卷等。以前说手不释卷，卷即书。有时也称书为“书卷”。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末触。”三万轴即三万卷。牙签即牙骨制成的签牌，系在书卷旁作为标识。因而“牙签”、“签轴”都成为书籍的代称。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诗中有“整整牙签饱蠹鱼”之句。古时还常常把数卷书卷成一束，用布帛或袋子装起来，叫做帙或函，即书套。所以“卷帙”、“签帙”、“签函”也代称书籍。如陆游《送猷讲主赴李明府姜山之招》诗：“贯花签帙压车辕，惟子穷探到本源。”

书籍怕虫蠹，恰有一种香草叫芸香，花叶皆有强烈的气味，放人书中可以避蠹驱虫，因而称书籍为“芸帙”、“ 芸编”或“芸签”。如明代高明《琵琶记·副末开场》：“秋灯明翠幕，夜案览芸编。”在这个戏里还有两句词：“黄卷看来消白日，朱弦动处引清风。”其中黄卷亦指书。杨明照在对《抱朴子》的校笺中说：“古人写书用纸，以黄蘖汁染之以防蠹，故称书为黄卷。”

在用简牍书写时，官方还规定，法律和经书长二尺四寸，非经律者一尺二寸，通常取整数，说“尺书”，亦指书籍。如汉王充《论衡·书解》：“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俱在。”(燔fan音烦，焚烧。)

古代书于木版书都是方形，把简联起来称册或策。所以“方册”、“方策”也指书籍。如《礼记·中庸》：“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杜预注：“皆古书名。”这些古书究竟是什么著作，众说不一，皆无实据。可视为重要古籍。因而由它们派生出许多古籍的别称。如“坟丘”(三坟、九丘的并称)、“坟索”(三坟、八索的并称)、“坟典”、“典坟”(三坟、五典的并称)，这些都泛指古代典籍。另外如“坟籍”、“坟策”、“坟素”、“坟史”也指古代典籍。其中坟史指典籍、史书。《抱朴子·逸民》：“穷览坟索，著述粲然，可谓之言矣。”晋代潘岳《扬荆州诔》：“游目典坟，纵心儒术。”

另外“典文”、“典书”、“典雅”、“典籍”、“典艺”、“典经”、“经典”、“典传”、“经籍”、“经帙”、“书典”均代称古代书籍。现代常用“经典”、“典籍”指权威性著作。

以前，《诗经》和《尚书》是两部重要的古籍，所以后人常以“诗书”泛指书籍。如云“熟读诗书”。

通常还称书为“书本”、“书文”、“书册”等。古人还以耕田比喻读书，称书为“书田”，如宋代王迈《送族侄千里归漳浦》诗：“愿子继自今，书田勤耕播。”

除了书籍本身的名称和别称，成书过程中一些相关的事宜也有不少别称。

一部书从写稿到出版，倾注了作者大量心血。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仅要精于选材，巧于布局，还要注意语言的润色。书稿写成后还要再三推敲，反复修改。在改稿过程中，有时还需要请师长、友人批评指正一番。请人修改指正自然要态度诚恳，语言谦虚，这时就要用“斧正”、“郢正(政)”、“削正”、“笔削”、“涂乙”等一类谦词。关子“斧正”与“郢正”，《庄子·徐无鬼》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郢地有个人鼻尖上有一点像蝇子翅膀一样大小的泥土。他让一位石匠与他削一削，石匠抡起斧头，运斤生风，银光闪闪，但见那人鼻尖尖的丑处尽除，鼻子却端端正正，丝毫未受伤害。从此，人们就用“郢正”、“斧正”作为请人修改文章的谦词，意为巧匠运斤能使原稿生色。鲁迅的《书信集·致增田涉》：“《中国小说史》序文呈与……祈大加斧正。”魏际瑞的《与子弟论文十三》中曾就此详细介绍：“人以文字就质于人，称曰正之。忽念政者正也，改称曰政。又念正者必须删削，乃曰削政。又念斧斤所以削也，转曰斧正。又念善斧斤者莫如郢人，易曰郢政，且或单称曰郢。”苏曼殊《与刘之书》：“拙诗蒙斧政，不胜雀跃。”古代无纸，一般以竹简或木板为书，碰到错误之处，就用刀削去，并用笔改正。后来人们就把修改文字叫“笔削”或“削政”。《史记。孔子世家》中说：“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涂即抹去，乙就是勾画。因此，“涂乙”也用来指删改文章。“雅”的本意为正确，所以古人在请人修改文章时也用“雅正”一词。今天多用“指正”或“教正”二词。“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想要文质半取，风骚两挟，就需要润色。“润色”又称“润饰”、“文饰”、“藻饰”，都是修饰使之有文采的意思。宋王安石《西垣当直》诗：“讨论润色今为美，学问文章卷更醇。”朱烹也说过：“润色，加以文采也。”《宋史·蔡肇传》中对蔡肇文笔大加赞赏：“肇援笔立就，不加润饰。”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曾引庄周言曰：“辨雕万物，谓藻饰也。”

修改文章往往比写文章还重要，需要字斟句酌，精雕细刻，常常“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唐代诗人贾岛一日于驴上得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开始想用“推”字，又想用“敲”字，犹豫不决，在驴上俏声吟哦不前，时时作推敲的手势。不知不觉走了半条街，旁观者惊诧莫名，贾岛却视而不见，直至撞上了韩愈的车驾，韩愈正要责问贾岛，贾岛释曰：偶得一联，吟安一字未定，冒犯上官，敬恕非礼。韩愈立马思索良久，对贾岛说：“作敲字比较好。”后来人们就把斟字酌句、反复考虑称为“推敲”。

古代炼丹术称丹炼成之后可点铁石成金，后来人们就用“点铁(石)成金”比喻修改文章，化腐朽为神奇。宋黄庭坚《答洪驹文书》有这样一段话：“古人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陈言人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石成金也。”画家点笔染翰，挥毫作画，称为点染，后来也比喻修饰文字，文章经过润色、修饰，才能够文采四溢，流传长久。

一篇文章或一部书定稿前一步步地组织、修改、删削、增添过程就是编辑过程。编辑又叫“缀辑(集)”或“编削”。任昉的《王文宪集序》中说：“是用缀辑遗文，永贻世范。”李贤注《说文解字》时说：“编，次也。即依次编排，削则如前所述，是对竹简而言。”

文章或书稿在付印之前需要校勘，“校勘”又称“校对”、“校订”、“校改”。即对照可靠的资料，改正书稿中的错误。有的书有几种版本，当以一种版本作底本，需要参考其他版本加以校订，称之为“参校”。古代的书籍今天出版前校对时，需要加标点，因此称之为“校点”。古代校勘文字时，用丹砂和铅粉，故人们就把此举称作“丹铅”、“梓”，意为刻木板，古代书籍先刻木板，然后才能印刷，称为“付梓”，现在人们仍然沿用。

经过一系列繁琐的工作，一部书终于出版了，就像母亲经过十月怀胎，孩子终于出生一样，因此人们就用“问世”来拟称书籍的出版。

古代名人读书的故事

欧阳修借阅典籍

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自幼天资过人，但是，他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由于家境贫寒，家里无钱买纸买笔，欧阳修的母亲郑氏为了让儿子习文练字，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用荻草代替毛笔教小欧阳修写字教给他写字。还教给他诵读许多古人的篇章。到他年龄大些了，家里没有书可读，便就近到读书人家去借书来读，有时接着进行抄写。

就这样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只是致力读书。欧阳修勤奋刻苦，练成了一手好字，成为远近闻名的神童，而这种刻苦精神也影响了他的小伙伴李尧辅，将李尧辅带上好学之路。

书在古代中国有三种含义：作为文字的书,作为档案的书,以及作为典籍的书。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秦、秦汉简帛古书的大量出土,为反思此前先秦、秦汉学术史的研究提供契机,也使重新审视古代的知识系统和知识结构成为可能。

作为典籍的书并非自古有之,约在春秋战国之际突然出现,并成为十分显著的现象。官学是它的源头。所谓官学,是官师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是商周时代贵族政治的产物。在官学系统下,并无自由学术,学术由官府掌控。官学大致包括以下方面：古代大部分官文书,即所谓的典册,由祝、宗、卜、史系统的官员掌守。其中祝、宗掌祭祀神祖,有相应仪文祀典；卜掌占卜,史掌天文历法、记录史事和官爵册命,有相应的占卜记录和史册谱牒。当时的学术主要集中于这一系统,特别是史官手中。古代学术除集中于上述官守,主要集中于学校。当时贵族子弟所习课业有所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书、数是读写、计算技能的训练,属于小学；礼、乐、射、御,是大学的核心内容。古代养生、烹调等技术主要是由宰、膳夫系统的宫廷内官掌守。古代成文法的前身可能是某些王命。司士、司寇掌法律,但法律由史官典藏。古代的各种簿籍和图册可能由分管各级行政事务的官员,特别是司徒系统的官员来掌守。古代的农艺知识可能与司徒系统的农官有关。古代的工艺知识可能与司工系统的农官有关。

上述七种官学,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以天文、历算和各种占卜为中心的数术之学,以医药养生为中心的方技之学,还有工艺学和农艺学的知识,主要与今天所说的科学技术、宗教迷信有关；一类是以礼制法度和各种簿籍档案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知识。

在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春秋战国时代,官学下替就成为各种私学兴起的背景。比如,儒家所传六艺之书包括筮占、典谟训诰、诗歌、礼仪、春秋,大体出于王官之学的第、类；墨家重视技巧,可能与第类有关；阴阳家与数术有关,出自第类的史卜系统；道家强调合天道、养性命,与第类有关。实际上,春秋战国之时的诸子之学,从知识背景上讲正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诗、书、礼、乐等贵族教育为背景或围绕这一背景而争论的儒、墨两家,一类是以数术、方技等实用技术为背景的阴阳、道两家以及从道家派生的法、名两家。如将视野向后延伸,会发现秦汉以降的中国本土文化,也可分儒家、道家文化两大系统：儒家文化不仅以保存、阐扬诗书礼乐为职任,还杂糅刑名法术,与上层政治紧密结合；道家文化是以数术方技之学为知识体系,阴阳家和道家为哲学,民间信仰为社会基础,结合三者而形成,在民间有较大影响。

在了解官学下替及诸子学兴起背景后,我们会发现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往往只注意到从百家争鸣到儒家定于一尊的过程,很少考虑在先秦诸子之外还有以数术方技之学为核心的各种实用文化。就出土简帛古书的数量及覆盖面而言,数术类与方技类是其中最突出的类别。这对我们反思旧有知识体系大有帮助。

这里以数术类、方技类简帛古书为例,略述其价值。一则,数术类、方技类简帛古书的出土,极大丰富了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特别是对各种实用文化的认识,使我们直观感触中国文化的两条线索。二则,对哲学史的研究。在厘清诸子书的来源后,要跳出诸子看诸子：既要参考六艺之书以挹经注子,也要以数术、方技和兵书为解读线索。三则,对科技史的研究。数术涉及天文、历算、地学、物候学等,方技涉及医学、药剂学、养生术等,是中国古代科技的源泉。比如,四大发明的指南针源于式占,是数术家的工具；火药源于炼丹,炼丹又是方技家所为。四则,对宗教史的研究。关注点在于数术、方技与早期巫术的关系,以及道教产生的背景。道教不仅以数术方技作自己的知识体系,而且把老、庄之学当作其哲学表述。它与阴阳家及道家都有一定关系,但与道家,特别是道家的养生思想关系更密切。比如,道教所说的神仙,其实就是一种养生境界,推其源仍出于方技之学。

对简帛古书体例、分类的研究,是认识其意义、价值的前提。体例是对古书创作、阅读方式的理解,分类是以这种理解为基础建立的类型概念。

读古书当知古人著述之体例,对此余嘉锡的叙述最为精简。第一,古书的作者。用余嘉锡的话说,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余嘉锡：古书通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按：凡援引余嘉锡论断,不特意标注者,均源自此书。。出土简帛古书证明了这一点：迄今尚未发现有题写撰人的。古书普遍书写撰人,开始于隋书经籍志。第二,古书的年代。古书的作者既然难以确定,古书的年代自然也成问题。古书有作者、述者、撰著之人之别,故古书的写作年代势必模糊不清。第三,古书的书名。古书有书名和篇名。书籍普遍书写大题可能是隋唐以来的习惯。余嘉锡说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现已发现的简帛古书皆无大题,只有小题。官方藏书则有大题。今天所见简帛古书的书名,除一部分标明外,多是整理者依据古书命名原则所后加。第四,古书的结构。古人著书,往往随作数篇,即以行世,所以多单篇别行。出土简帛书籍,很多是单篇,数术、方技类书尤其如此。与单篇别行相对应,是古书往往分合无定：即相同或相近的内容,可出现在不同典籍中,有时会形成分合无定的许多种书。第五,古书的真伪。古书真伪之辩,自古有之,至近现代而蔚为大观。真伪概念是相对作者而言,而作者实际又有不同含义,故真伪概念也势必大乱。余嘉锡说道,不知古人著述之体例,而欲论古书之真伪,往往会造成不少冤假错案。比如,尉缭子、六韬等古书多被视为伪书,但从银雀山汉简及八家廊汉简可知,这两部古书不仅不是伪书且成书年代较早。

李学勤主张参照汉书艺文志对简帛古书进行分类。此处依循史书类入六艺的旧法,据李零研究将之归纳六类如下汉书艺文志中国语、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归入春秋经下,是因为秦汉时代史学以经学附庸的面目出现,尚无独立地位；西晋荀勖作中经新簿,将书籍分为四部,史学著作作为独立一类出现,至隋志始称之为史部。将史书类独立的作法,未能反映史部的发展历程。,简帛所见古书亦附入类目之中。

六艺类。

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本来是教授贵族子弟的六门课,这些课是讲道德修养和技能训练。孔子的六艺也是六门课：诗、书、礼、乐、易、春秋。不论六艺内容为何,它们原先都非书名,也不涉及读什么书,仅是某类书的类名。后人多将之视为书名,如诗经、春秋等,实际上是这类书的选本。六艺类又可分为三小类：经典类,如诗、书、礼、易、春秋等。简帛所见诗类有阜阳汉简诗经,礼类有武威汉简仪礼,易类有马王堆帛书周易等。关于六艺类典籍,新近简帛中有新发现。2008年10月22日,清华大学正式对外宣布,由校友捐赠,约2100枚战国竹简入藏清华。这批简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属书籍类,内容大多与历史相关。这批简中有尚书,且是秦焚书前写本。金_、康诰、顾命等篇目,有传世本,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都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之佚篇。清华简中还有一种编年体的史书,体裁和部分文句都很像竹书纪年,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至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李学勤：初识清华简,光明日报网：01gmrb/2008-12/01/content_864238htm。传记类,亦即上述各书的传、记、说、解、训、诂、章句等。小学类,如仓颉、史籀、急就等书。简帛所见有阜阳汉简仓颉篇、居延汉简急就章等。

诸子类。诸子书是战国古书的主体。汉代人把诸子百家概括为六家或九流十家。

六家是司马谈六家要旨中所说,包括阴阳、儒、墨、法、名、道,汉志增补纵横、杂、农、小说,则为九流十家。先秦是否有这么多家或流且不论,至少儒、墨、道三家还是有的。故诸子类又可分四小类：儒家,如孟子、荀子等,简帛所见有八角廊汉简论语、儒家者言等；墨家,今仅存墨子；道家,如老子、庄子,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老子、经法等；其他,多与道家有关。

诗赋类。战国秦汉的诗赋,汉志所收,除楚辞、文选所录,史记、汉书所引,很多都已亡佚。它的诗是歌诗,是可按乐谱歌唱的诗,所录以汉代乐府歌诗为主；它的赋是辞赋,分四类,前三类是以屈原、陆贾、荀卿为首的赋,第四类是作者不详或专题总集性质的赋。诗赋类下面分诗、赋两类。简帛所见诗赋类材料不多,简帛所见有银雀山汉简唐勒、尹湾汉简神乌赋等。

兵书类。汉志分兵书为四类：权谋以战略为主,带有综合性、理论性；形势以战术为主,带有专题性、实用性；阴阳是数术在兵学上的应用,侧重天文地理；技巧是攻城、守城之术,外加武器、武术研究。前两类是谋略,后两类是技术,可以反映出古代兵书的大致范围。简帛所见兵书以银雀山汉简为最,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张家山汉简盖庐属兵阴阳家类著作。

数术类。汉书数术略分数术之书为六类：天文、历谱是天文历算之学,其中天文还包括吉凶占验,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等,以及阜阳汉简天历、张家山汉简算术书等；五行是日者之术,包括式法和各种选择之术,内容涉及阴阳五行时令等,简帛所见有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本、孔家坡汉简日书等；蓍龟是卜筮之术,包括龟卜、筮占两类,是上述占卜之外最重要的占卜之术,王家台秦简归藏、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等；杂占是除星气之占、式占、龟卜、筮占之外的其他占法,主要是占梦、厌劾祠禳等,简帛所见有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梦篇、马王堆帛书避兵图等；形法是相术,以相地形、相地宅为主,也包括相人畜、相器物等,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相马经、居延汉简相宝剑刀等。这六类可反映出古代数术的大致范围。

方技类。汉志分方技之学为四类：医经是综合性的医书,偏重理论,其中脉学最为重要,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二脉灸经、张家山汉简脉书等；经方是专题性医术,偏于应用,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武威旱滩坡汉简医方等；房中是讲房中交接之术等内容,简帛所见有十问、合阴阳等；神仙是房中以外的其他养生之术,包括服食、行气、导引等,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却谷食气、导引图以及张家山汉简引书等。

上述六类,前三类偏重人文,后三类偏重技巧。前三类书一直备受学者看重,后三类书却很少有人关注,以至于有有学无术之局面出现。受旧有知识结构及知识背景影响,不仅前三类书研究中存在不少问题,也使后三类书的意义未能充分发掘。充分关注并利用简帛古书进行研究,将成为重写秦汉、先秦学术史的关键。

最早记录海陆变迁思想的古籍是唐朝颜真卿的《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

海陆变迁思想在我国起源较早。周代就有“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的认识。

东晋葛洪（283-433)在他所著《神仙传•麻姑传》中，更是借用一位女神麻姑之口说“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即东海由海变为陆地已有三次了。 

但在唐代之前，都没有对这一思想进行科学的论证。直到唐代颜真卿才以实际观察到的实物证据对这一思想进行了科学论证。

颜真卿（709-785)，是唐代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同时也是一位注意实地考察的学者。他不满足于闭门读书，而是勤于考察，并由此获得了非常宝贵的地理知识。

唐大历六年（771年）夏四月，任抚州刺史的颜真卿在今江西省临川市城县的麻姑山山顶的一座古坛附近，发现了一些夹在岩石中石化的螺蚌壳（即一种化石）。于是他认真分析了这一现象，认为这里原来应是海洋下面的地，后来才变成了陆地，这些螺蚌化石就是海陆变迁、地壳抬升的证据。

此后，他还特地将此事及结论记录在《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颜鲁公文集》卷十三）一文中，并刻石记述这一发现。《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中说：“麻姑自言：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昔会时略半也。岂将复为陵陆乎。……”

又说“高石中犹有螺蚌壳，或以为桑田所变”。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以实际观察到的实物证据，论证海陆变迁思想的地理学事件，标志着我国古代自然地理认识的一大进步。

此后的沈括和朱熹等都继续发展了这一思想。如南宋的朱熹说：“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朱子大全•天地》） 欧洲直到达·芬奇（1452-1519)才明确提出这一思想。

扩展资料：

在地球表面某位置发生的由海变为陆或由陆变为海的变化叫做海陆变迁，海陆变迁即洋陆转化。按运动方向可分为水平运动和垂直运动。水平运动指组成地壳的岩层，沿平行于地球表面方向的运动。也称为造山运动或褶皱运动。

该种运动常常可以形成巨大的褶皱山系，以及巨形凹陷、岛弧、海沟等。垂直运动，又称为升降运动、造陆运动，它使岩层表现为隆起和相邻区的下降，可形成高原、断块山及拗陷、盆地和平原，还可引起海侵和海退，使海陆变迁。

地壳运动控制着地球表面的海陆分布，影响各种地质作用的发生和发展，形成各种构造形态，改变岩层的原始状态，所以有人也把地壳运动称构造运动。按运动规律来讲，地壳运动以水平运动为主，有些升降运动是水平运动派生出来的一种现象。

《沈括·梦溪笔谈·杂志一》记载：

予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尧殛鲧于羽山，旧说在东海中，今乃在平陆。

凡大河、漳水、滹沱、涿水、桑干之类，悉是浊流。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

释义：我奉命出使河北察访，沿着太行山北行，山崖的岩石间往往夹杂着螺蚌壳及像鸟卵的石子（鹅卵石），横亘在石壁上像带子。这里应是昔日的海滨，东距大海已有近千里。所谓大陆，看来都是由重浊的泥沙积淀而成的。古史记载尧杀鲧于羽山，旧说羽山在东海中，而如今却在陆地上。

凡黄河、漳水、滹沱、涿水、桑干等河流，全都是混浊的水流。关陕以西，水在低于地面的峡谷中流动，最深处不下百余尺，所携带的泥沙每年向东流，都成为造大陆的泥土，大陆由此造成也就是必然之理。

-海陆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