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是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推荐，于2002年发行第一版，并于2004年修改和发行第二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是在中国文物保护法规体系的框架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相关法规为基础，参照以1964年《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威尼斯宪章》）为代表的国际原则而制定。该准则是对文物古迹保护工作进行指导的行业规则和评价工作成果的主要标准，也是对保护法规相关条款的专业性阐释，同时可以作为处理有关古迹事务时的专业依据。 由于《准则》的这种把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实践相结合的特点，《准则》制定五年来，它已被中国的文物古迹保护工作者广为接受，《准则》的主要原则和精神也在中国文物古迹主管部门公布的相关法规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体现。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即准则本文、准则阐述、案例阐释。2000年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承德会议上通过了准则的本文和阐述部分，并开始了案例阐释部分编写的准备工作。

2010年，经中国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古籍遗址保护协会开始了《中国准则》的修订工作，并于2014年初终告完成。与2000版《中国准则》相比，修订后的《中国准则》既充分尊重了牵绊的主要内容，保证了内容上的延续性，又充分吸收了中国ICOMOS十多年来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和实践的成果，在文化遗产价值认识、保护原则、新型文化遗产保护、合理利用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当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水平，呈现出一些列新的特点和亮点，更具针对性、前瞻性、指导性和权威性。

对于苏东坡古琴的收藏，没有一个最好的收藏家，因为每个收藏家都有自己的喜好和收藏重点。苏东坡古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珍品之一，其价值不仅在于其音乐表现力，更在于其历史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因此，苏东坡古琴的收藏需要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历史文化知识，同时需要有一定的财力和资源。以下是一些可能较好的苏东坡古琴收藏家：

1 郭德纲：郭德纲是著名相声演员，他对苏东坡古琴的收藏非常热衷，拥有多件苏东坡古琴，并且经常在公开场合展示他的收藏。

2 冯仑：冯仑是著名企业家，同时也是收藏家，他的收藏范围广泛，并且对苏东坡古琴也非常钟情，他曾经花费高价购买一件苏东坡古琴。

3 王石：王石是著名企业家，他非常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是收藏家，他的收藏也包括苏东坡古琴，并且曾经在公开场合展示过他的收藏。

4 潘石屹：潘石屹是著名企业家，同时也是收藏家，他的收藏涵盖了多个领域，其中也包括苏东坡古琴。

总之，苏东坡古琴的收藏需要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历史文化知识，同时需要有一定的财力和资源，以上几位收藏家都具备这些条件，他们的收藏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越来越多的古籍向公众开放，得益于古籍数字化的不断推进。

1、古籍数字化简介

数字化是古籍再生性保护的重要手段。古籍数字化是对古籍或古籍内容的再现和加工，属于古籍整理的范畴，是古籍整理的一部分，代表着古籍整理的未来方向。

2、古籍保护的类型

古籍保护主要有两种：一是原生性保护，二是再生性保护。

原生性保护是指不改变原件载体情况下，对古籍进行修复、加固及改善藏书环境；再生性保护是指通过现代技术、数字化手段将古籍内容复制或转移到其他载体，以达到对古籍长期保护与有效利用之目的。

3、古籍数字化未来发展的趋势

按数字图书馆模式对古籍数字化进行组织；建立古籍整理的自动完成集成系统；检索系统和支持系统研究将成为重点；国家对数字化古籍资源进行整体规划，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人才培养势在必行；古籍数字化项目的国际性合作将是未来发展的目标。

古籍数字化的意义

一、保护和保存文化遗产

古籍档案数字化可以将珍贵的古代文献和书籍转化为数字形式，使其得到更好的保存和保护。数字化可以减少原始文献的使用和磨损，从而降低文献的损坏和丢失的风险，保护珍贵的文化遗产。

二、方便公众获取和使用

通过数字化，古籍文献和书籍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公开发布，公众可以方便地获取并使用文献和书籍。数字化形式也提供了更好的搜索和索引功能，让读者可以更快地找到需要的信息。

三、促进学术研究

数字化的古籍文献和书籍可以为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更多的研究材料，以便更深入地研究历史、文化、语言、社会等方面。同时，数字化也提供了更好的方式来存储和共享学术研究成果，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

四、推动文化交流

数字化的古籍文献和书籍可以为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更好的途径。数字化可以消除时空限制，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不同文化的精髓，推动跨文化交流和理解的发展。

中华读书报讯 据最新消息，全国现存公藏古籍超过3000万册件，其中有超过1000万册件残破严重亟待修复，而全国图书馆专业古籍修复人才极度匮乏，与当前古籍保护的严峻形势形成尖锐的矛盾。

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主任张志清介绍说，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全国图书馆古籍修复人员不足100人，按比较快的工作进度，也需要近千年才能完成1000万册件古籍的修复任务。与此同时，现存古籍家底不清、古籍保护技术设备与科研水平落后等问题的存在，也为古籍保护、利用等基础工作的开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据了解，我国现存超过90%的古籍收藏在图书馆中，与文物管理归口不同，尽管国家每年用于文物保护的专项经费达3亿元以上，而用于古籍保护的专项经费却少得可怜，每年只有几十万元。建国以来，我国已开展过两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却从未进行过全国性的古籍普查。国家目前所掌握的古籍数量统计，是累加各馆上报数字而来，而由于经费不足、人员短缺等问题的存在，许多藏书单位并没有完成对古籍细致清点和编目整理工作，也没有进行定级和破损统计，即便如此，登记在册的公藏古籍也有超过3000万册件，几乎是其他类型文物数量的总和。这其中有超过1%3的古籍需要修复，许多珍贵古籍甚至急需进行抢救性修复。

张志清介绍说，国家图书馆在上个世纪60年代和前年对所收藏的善本古籍的纸张酸性进行检测，结果表明，其PH值已从平均7到75降为平均66。即在过去的40年间，国图的古籍文献纸张酸性PH值降低了一个数值，已从弱碱性或中性转变为酸性。“酸化”是指古籍纸张的主要成分——植物纤维素发生酸性水解，外在表现为纸张变黄和脆化，对古籍所造成的损蚀是非常严重的，据实验测算，PH值在50以下的文献，纸张将全面脆化，保存年限不会超过200年。张志清举例称，国图大部分善本古籍都藏在恒温恒湿并带有空气过滤装置的地下二层、三层，保护较好，而存于地上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受大气污染的影响，有的纸页出现了明显的黄斑。他担心，如果现在不对古籍酸化加以重视，及时采取措施，再过若干年，不但抢救投入成本成倍增加，效果也是不容乐观的。

国家图书馆现藏100万册件珍贵善本特藏，其中轻度破损的有13万册件，中度破损的有26万册件，重度破损的也有12万册件，待修复文献超过半数。而馆内的古籍修复人员只有12名——这一数字已足以让其他图书馆羡慕不已——尽管他们的工作经验基本都在10年以上，修复技艺水平较高，但是普遍学历不高，多数是大专水平，而且年龄都超过了40岁，同时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张志清说：“国图所面临的问题也正是几乎所有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人员数量严重不足、职称低、年龄老化、后继无人，另外综合素质较低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国外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人员至少要大学毕业，比如在英国大英图书馆工作的古籍修复人员，就都是由伦敦的两所大学专门负责输送的。”在他看来，我国的古籍修复行业目前还基本停留在手工和经验传授阶段，没有上升到理论和科学的层面。而国外古籍修复普遍应用电脑和工业机械等现代科技手段参与或辅助修复，还通过理化和生物实验室进行纤维监测和保护实验，积累科学数据，寻找比较好的保护手段。因此建立国家古籍保护重点实验室，提高古籍保护中的知识含量，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针对目前古籍修复人才短缺的局面，张志清表示一方面可以通过实现修复行业的社会化，即通过社会企业承揽馆藏古籍的修复工作，来稍作缓解——图书馆系统以外，社会上还有一些从事古籍修复民间人才；一方面他也一直在呼吁，希望政府考虑在高等院校图书馆学系或中文系中培养“古籍整理和保护”方向的本科和研究生，在高、中等专科学校培养高职和中等专业的古籍修复人才，有计划地输送到国家图书馆和大型公共图书馆中从事古籍保护工作，相关部门设立奖学金，鼓励和吸引学生从事古籍保护工作。

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图书馆处处长张小平表示，古籍修复人才短缺和断档的根源，出在培养环节和输送环节，一方面图书馆急需这类人才，引进新人名额却按各地事业单位编制办理（张志清称目前国图引进人员要求必须是本科及以上学历）；一方面高等院校并没有设立相关专业，无法输出专业人才。

目前，文化部拟启动“中国古籍特藏保护计划”，由中央和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分期开展全国古籍修复，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分层次培养古籍修复人才，并决定在北京、上海、江苏三省市开展培养古籍修复人才试点工作。但至今为止，只有江苏南京莫愁职业中学自2001年起开展了古籍修复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迄今已有数十名学生毕业，先后进入南京图书馆以及几所地方大学图书馆工作。

“中国古籍特藏保护计划”这项旨在保护民族优秀文献遗产的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启动后，我国珍贵古籍的普查摸底、保护修复人才培养、重点实验室建立等工作将逐步展开，古籍保护的严峻形势有望得到改善，古籍保护事业有望走上良性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