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关雎鸠，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诗经》开篇，这部历经两千多年的文学古籍，到今天也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的奠基之作。但是，这部文学宝典得以流传至今，还有着非常的经历和故事，这中间不得不提到两个人，就是毛亨、毛苌叔侄俩。

《诗经》是由孔子收集删定后传给子夏，其后传给曾申，曾申传给李克，李克又传给孟仲子，历经根牟子、荀卿、之后传给毛亨。毛亨恰逢秦始皇坑儒焚书，不得不仓皇北上，到了河间（古时属赵国的武恒县），据说今天的河间市诗经村就是毛公隐居之地。其间毛亨的侄儿毛苌逃到了山东昌乐，叔侄俩隐姓埋名互不往来，就此得以躲过了灾难。直到汉惠帝发布了撤销“挟书令”的律令，毛氏才得以重新整理《诗经诂训传》，并亲口传授给毛苌。人们称毛亨为大毛公，称毛苌为小毛公， 当时，西汉河间王刘德遍求天下“善”书，在忽然听说在他的辖区居然有这么一位能够诵经解义的大贤，大喜过望，“礼聘再三”，请毛苌出山，封毛苌为博士，并在都城乐城东面建造日华宫（今泊头市西严铺），北面君子馆村建招贤馆，命毛苌在此讲经，传授弟子。当时讲解《诗经》的主要有齐人辕固、鲁人申培、燕人韩婴、河间毛亨4家。但由于毛诗传继儒门正宗，解经往往与先秦典籍相合，而且其训诂平实，准确、简明、便于传习，所以，独有毛诗流传下来。

毛苌卒年无从查考，但他死后未能葬归故里。一说毛苌后来官北海太守（今山东昌乐东南）；一说其最后聘任河间太傅，后葬于国都乐城附近。不过，河间的家乡人为了崇仰祭奉，于诗经村及君子馆的西北面修建了一座毛苌衣冠冢，称“毛精垒

”；亦有考证，认为此地即为毛苌墓，以上二说《河间府志》、《河间县志》均有记载。为了表示对毛公的崇敬，村子名为崇德里。直到雍正三年，由于递铺（驿站）设此，方改称三十里铺（今河间市三十里铺）。

昔日到了河间三十里铺，老人们诉说这段历史都流露出自豪的神态，民间也有很多流传故事，但因为历史久远，没有具体考证，这里没法一一列祥。但毛氏对于《诗经》的保存和流传是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的，这一点，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幸事。历史上的河间府本已有名，但很少有人提及毛氏，更不知道那里还有个诗经村，其实，河间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容留了毛氏以及保存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

不是变化趋势，应该是直接换成了神马啊。请百度剃发易服，汉服，华夏衣冠等。女子的很多款式也是直接灭亡，剩下一个上衣后来变成了民国前期那种，像是现在跳秧歌用的。除了配裤子就剩下马面裙和百褶裙了。神马高腰，中腰，齐胸连戏服上都不见了，更何况男子的各种服饰压根就不允许穿啊。

唐朝均田制瓦解的原因

均田制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北魏开始推行，到唐朝中期瓦解，它的实行对封建经济的恢复和繁荣起了决定性作用，它的瓦解也是唐朝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然而《中国古代史》（高中选修本）对均田制仅作简单的交代，特别是在第八章“唐朝衰落”一章中，重点突出安史之乱和潘镇割据，对均田制瓦解的影响仅仅涉及两税法，用墨很少，使学生不能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中去理解，笔者认为教材中应补充有关均田制的一些内容，使学生对均田制与唐朝的盛衰有明确的认识。

为了保证封建国家的收入，624年，唐高祖下令继续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唐代均田制的主要内容是；

（1）对百姓授田的规定，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男、残疾、废疾受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受口分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杂户受田如百姓、工商业者、官户受田减百姓之半。道士、和尚受田三十亩，尼姑、女冠受田二十亩。

（2）对贵族官僚受田的规定有爵位的贵族和五品以上的官员，依照品级可受永业田五顷至一百顷。有战功者，可依照，勋级受勋田六十亩至三十顷。另外，各级官府还有多少不等的职分田和公廨田，职分田的地租作为官僚俸禄的补充，公廨田的地租充作官署的费用。

（3）对土地买卖的规定。贵族官僚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自由出卖。老百姓迁移和无力丧葬的，准出卖永业田。迁入人少地多的宽乡和卖充住宅、邸店、碾垲的，并准许出卖口分田。

均田制并未触动地主官僚的私有土地，对农民的授田只限于无主荒地。农民所受土地大都达不到法定数额。但一般说来，农民都从国家获得了相当数量的授田。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不合理的土地占有状况，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在授田对象中，增加了杂户、管户和工商业者，这说明这些人的地位在逐渐上升，变成了均田农民。均田制取消对奴婢、部曲的授田，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族地主乘机占有大量土地的机会。

均田制是唐朝推行租庸调制的前提，租庸调制规定了农民役期的最高限额，特别是“输庸代役”的规定，使农民的生产时间有了保证，这都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为唐朝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

均田制也是府兵府存在的基础。府兵制始于西魏、北周、隋唐虽屡有变更，但都相沿不废。唐代的府兵制是：基层单位是折中府，全国共有六百三十四府，分隶中央十二为统率。十二卫各设大将军一人，将军二十。大将军是府兵的最高长官，直接受皇帝节制，每府兵额八百人至一千二百人不等，编制单位有团、族、队、火。军府绝大部分驻京师附近，意在“居重驭轻”加强中央集权。唐代的府兵制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兵农合一，兵士均田制农民中选拔，被选中者，免其祖庸调，士兵自备军诫从军征战，虽然兵役负担很重，但由于他们尚能分配到足够的永业田、口分田，府兵本人也能够免除租庸调。因此他们的经济比较优裕，这既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也使兵源有了保证。第二，中央十二督率各府，军府又相对集中于京师附近。第三，战士平时有训练，保证了战斗力。第四，府下有兵，但无调动权利，将帅受皇帝之旨有统兵之权，但事毕“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将帅不能长期控制士兵，士兵因“取之土著，恐累亲族”，所以也不敢“外叛内侮及杀帅自擅”，因此在府兵制下不会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它的实行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封建统治的稳定。

到唐高宗晚年和武则天统治时代，由于土地的兼并及皇帝对官僚无限制的赐田等众多原因，均田制逐渐破坏，府兵受田很难满足额，这样他们的经济就逐渐衰颓下来，农民难以承受当兵从征的负担而逃忘。开元二十五年，唐政府开始招募职业士兵，称之为“长征健儿”，从此以后，更番戊边的制度已经不复存在，征募到的长征健儿便成为终生制的职业士兵。他们长期受将帅控制，由于“师不土著，无家族知顾”，藩镇的将帅就利用这一弱点，威胁利诱，使士兵服从他，成为叛乱割据的工具。安史之乱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将帅兵权太重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在镇压安史之乱过程中，藩镇节度使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唐中央力量大为削弱，强大的藩镇不时反叛中央，彼此互相攻战，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面衰的转折点。它的发生一是唐朝天宝年间社会矛盾迅速激化的产物，二则是府兵制瓦解的产物，而府兵制的瓦解有根源于均田制的破坏。安史之乱对均田制又是一次大破坏，这使均田制更难于推行，反映在赋税制度上，780年唐政府所推行的两税法代替了组庸调制，这也就等于宣布均田制彻底破坏了。

总之，均田制的推行，促使唐朝的繁荣昌盛，均田制的瓦解又导致了唐朝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