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用甲骨书和青铜书外，古人又有了新的发现，这就是在石头上刻字。石头乃天然之物，来源甚广，又大又重，难于毁弃，刻写面积大，易于模拓，因此它是一种理想的廉价的书写材料。于是，人们把石头也当做书写材料，甚至将整篇作品或整部著作刻于石上，供人阅读和拓印。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作品，被称为“石刻书”。以石为书跨越了漫长的岁月，其中大致包括：石鼓文、碑刻、摩崖文字、石刻经文、玉刻，以及由刻石兴起而出现的拓印技术。

石鼓文，也称“猎碣”或“雍邑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文是在唐代初期发现的，共10枚，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10首，共计718个字。

石鼓文无具体年月，它的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西周时期第十一代君主周宣王出猎的场面；也有人认为它作于秦惠文王之后，秦始皇之前；还有人认为它是汉代或者魏晋时期的作品。其中“先秦说”被多数人认可。

唐代初期在陕西凤翔考古挖掘所得的石鼓文，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秦国的石鼓。该批石鼓形状并不规则，底大而平，顶略小而圆，四周刻有文字。石鼓共10个，每个鼓记载文字自9行至15行不等，每行刻有5至7个字。

石鼓上刻有诗歌，其中有一首四言诗歌是歌颂美好的田猎宫囿：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宝。诗歌字体是篆书，后人把石鼓上的这种文字称“石鼓文”。

石鼓文的字体，上承西周铭文，下启秦代小篆，具有重要的价值。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代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

石鼓文是集大篆之大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

石鼓色质灰暗坚硬，表面粗糙，凿成鼓状，谓之“碣”。而汉代以后，刻石的形状由圆柱形变成长方形，表面打光磨平，宜于刻字，称为“碑”。古时碑长一般一米至五六米不等，通常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刻有碑名，以龙、虎、飞鸟为饰物，下面刻写死者的姓氏、生辰，反面有子孙姓名。为防止巨重碑沉陷土中，往往另制一块长方形或方形的平面石版，依照石碑的宽度和厚度，刻成一个凹入的槽，将碑石嵌入槽中，来增加碑底面积，使石碑不易下沉。铺在底下的石版称“碑座”。

唐代大碑或御碑，碑座都刻成一个巨大的赑屃。在赑屃上凿一个槽，将碑身立植于槽中。赑屃又名霸下，是龙王九子之一，因他力大无比，喜欢负重，后人根据这个神话，用其作为碑座。

石碑用来记载历史大事，或纪念逝去的人物，以留传后世。通常竖在纪念地前、建筑物的庭院内，或立于坟前。石版立于地上为“碑”，置入墓内为“墓志”。

除碣、碑石刻之外，也有刻字于崖壁之上的，称为“摩崖”。大凡名胜古迹，常有古代名人志士的诗文及游客游兴即发之作，题刻于崖壁之上。

5世纪起，许多佛教圣地兴起开凿佛像石窟的风气，有山西云冈石窟、河南龙门石窟，及甘肃敦煌石窟，都刻有许多佛教塑像。其中塑像最大，刻文最长的是龙门石窟。在该窟现存的2000多件施主的题名中，约有半数刻于7世纪之前。

龙门山上有大块摩崖10多处，其中最著名的是唐代书法家褚遂良写的《伊阙佛龛碑》，这是唐代刻石的名品，此外有《心经》、《涅槃经》，都是初唐时刻写的精美小楷。

泰山上也有历代摩崖文字，最著名的有两处：一处是经石峪的佛经，北齐时所刻；一处是唐玄宗李隆基亲笔写的《纪泰山铭》，这两处都是大字深刻，气象雄伟。经文世代相传，全靠手工抄写，加上各家经师注释各异，难免混淆不清。

儒家刻石，主要用以弘扬其学术思想，同时对其他学术的传播也产生很大影响。后来出现的佛家刻石和道家刻石，它们虽然较儒家刻石稍晚，但在数量与规模上，更显宏伟。

道家经典的刻石较儒家为晚，以《道德经》为多。唐代以来，《道德经》的石刻至少有8次，最早的于708年刻制，立于河北易州。随后的道家刻石有：739年立于河北邢台的《道德经》幢，880年立于江苏焦山的《道德经》幢。

古代玉刻也是古籍的形式之一。在古代，玉也是一种书写材料，书写的玉简长方形的称“圭”，A形称“笏”。上等美玉为皇帝专用，次等供臣使用。玉在当时十分珍贵，深受达官贵人青睐，现知最早的有刻文的古玉，出自河南安阳殷墟。其中有一玉符，刻有3字，可能是商代官员的通行证；另一件小玉饰，刻有11字，分两行书写，是商王赏赐给臣子雝的。还有玉鱼一条，朱文书写，用以辟邪。玉简在古代用作封禅王位、祭祀书写、盟书材料。据说汉高祖封禅所用玉简上刻有170个隶体字。

盟书是古代天子与诸侯之间、诸侯相互之间及诸侯与士大夫之间为政治利益相互约束，向神盟誓时写在石上的载辞。盟书又称“载书”。在古代每遇大事，必举行集合，订立公约，对天立誓。盟誓时，先写载辞，杀牲畜，立盟之后，盟辞一式两份，一份要保持在专门管理盟誓活动的机构盟府内；另一份埋入地下。春秋后期，奴隶制度动摇，战事连绵，天子说话失灵，诸侯活动频繁，盟誓之风大盛。

1965年，在山西候马晋国都城遗址陆续出土玉简一批，共数百件。载文最多的为220字左右。据考证，此为春秋时期盟誓活动的“盟书”，被称为“候马盟书”。

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字记载，它为研究春秋后期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阶级斗争，以及了解古代盟誓制度和书法艺术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由于刻石的兴起，才出现了拓印技术。石面上所刻的字，都是正面凹入，可先将一张薄纸用矾及白芨水浸泡，贴在刻石的表面；以软刷将纸刷刀，再轻轻捶打，将纸嵌入铭文的笔画之内，待纸干后，以细布包裹棉花做成的拓包，蘸以墨汁，将它在纸上均刀捶拓，将纸剥下来，便得到了相同的复本。这一操作过程就叫“拓”。用墨汁者称“墨拓”，用红颜料者称“朱拓”。单张叫“拓片”，装连起来叫“拓本”。据《隋书·经籍志》的记叙，隋代皇家藏书楼拓石文字，以“卷”为单位，包括秦始皇东巡会稽的石刻一卷，《熹平石经》残文34卷，《魏三体石经》117卷，并述及梁室所藏石刻文字，在隋时已散佚。表明拓本在隋以前便已经出现了。

一般认为，拓印广泛使用当在南北朝时期，从《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的记载中可以得知，唐代宫廷中还有专司拓印的“搨书手”，如718年，唐代集贤书院就有搨书手6人。现存最早的拓片，一般认为是敦煌发现的唐太宗手写刻石《温泉铭》，是654年所拓。敦煌石窟内还有9世纪的拓本《金刚经》，还有欧阳询的《化度寺碑》等。拓本成为一种图书类型，后期的主要作用已不再是传播知识，而是书法艺术借以流传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图书，书法爱好者可从拓本中掌握古代著名书法家的技法和艺术。

总之，从先秦开始，上述这些不同形式的石书，经后世不断发展，更加完善，在古籍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华族谱集成》，由张海瀛、武新立、林万青主编，16开双栏影印精装、外加锦盒函套包装，首批100册，收录李王张刘陈五姓族谱共93种。开篇收录了明代凌迪知的《万姓通谱》。《中华族谱集成》是一部列为国家古籍规划项目的填补空白的大型史籍，由巴蜀书社于1995年限量印制、编号发行。其中收录张姓族谱21种，编为20册。兹将各册所收录的张氏族谱，介绍如下：

第一册，收录明嘉靖《张氏统宗世谱》21卷，张宪、张阳辉主修，明嘉靖十四年（1535）刻本，原装10册。

第二册，收录清光绪《旌阳张氏通修宗谱》上中下三卷，上卷又分之一、之二；中卷又分之一、之二、之三；下卷又分之一、之二、之三、之四。张庆彬等修，光绪二十六年（1900）永思堂刻本，原装二十册。

第三、四、五、及第六册的前半部，收录民国《锡山张氏通谱》四十二卷，张轶欧、张鉴等修，民国十二年（1923）锡山宗祠寿康堂铅印本，共七十四册。

第六册的后半部，收录清光绪《张氏通谱》八卷，清道光《定阳张氏族谱》四卷。

第七册，收录清光绪《清河张氏宗谱》、民国《清河世系》及《清河张氏支谱》三种。

第八册，收录清光绪《清河家乘》、乾隆《清河张氏宗谱》两种。

第九册、第十册以及第十一册的前半部，收录清乾隆《甲道张氏宗谱》四十二卷续二卷，张图南、张元泮等修。乾隆四十七年（1782）刻本。

第十一册的后半部，收录清道光《京江张氏家乘》十六卷，张九征初修，张永清、张永泓续修，清道光五年（1825）敬思堂刻本，共十二册。

第十二册，收录清宣统《韦庄张氏宗谱》十八卷首二卷，张坤照主修，宣统三年（1911）承德堂刻本，原装二十四册。

第十三册和第十四册的前半部分，收录民国《横峰张氏宗谱》二十八卷，张宗铎等修，民国四年（1915）笃亲堂铅印本，原装二十八册。

第十四册后半部分，收录清光绪《姚江历山张氏宗谱》八卷十二集，张谦、张震祥等修，光绪十年（1884）敦伦堂刻本，分装十二册。

第十五册至第十六册之前部，收录民国《姚江三墙门张氏宗谱》二十八卷，张振鹭等修，民国五年（1916）树德堂铅印本，分装二十八册。

第十六册之后部，收录民国《鹤颈漕张氏宗谱》十六卷，张道生等修，民国五年（1916）追远堂铅印本，原装十二册。

第十七册，收录清光绪《张氏六修族谱》二十一卷，张秉铨、张谷南等修，光绪二十三（1897）冠英堂刻本，分装二十一册。

第十八册，收录清同治《张氏宗谱》和民国《续修张氏族谱》两种。

第十九册，收录民国《中湘十亩丘张氏五修支谱》二十四卷末一卷，张万遂等修，民国二年（1913）大忍堂刻本，原装二十册。

第二十册，收录民国《花桥张氏四修族谱》二十卷，张效良等修，民国十七年（1928）孝友堂铅印本，原装二十册。 王氏第一册，收录明嘉靖《新安琅琊王氏统宗世谱》十卷首一卷、清同治《太原王杨氏支谱》首一卷至九卷。

王氏第二册，接前册收录《太原王杨氏支谱》第十卷至二十五卷及末一卷。

王氏第三册，收录清道光《王氏家谱》六卷、清嘉庆《洪洞薄村十甲王氏族谱》二十七卷首末各一卷、清乾隆《王氏族谱》二十卷。

王氏第四册，收录明天启《王谢世家谱》六册、民国《牛皋岭下王氏宗谱》第一至第十二册。

王氏第五册，除收录《牛皋岭下王氏宗谱》第十三至二十六册外，还收录了清宣统《黄县太原王氏族谱》。

王氏第六册，收录清光绪《高仓王氏族谱》十卷、清道光《开闽忠懿王氏族谱》不分卷。

王氏第七册，收录清光绪《廷政王氏宗谱》十四卷首一卷，清王庆洪等修，光绪十九年（1893年）昆陵西宅刻本，原装二十七册。

王氏第八册，收录民国《暨阳梓里王氏宗谱》八卷、清宣统《凤林王氏宗谱》九卷。

王氏第九册至十三册，收录清光绪《王氏三沙全谱》不分卷，清王钟、王承烈、王锡骥等编修，光绪五年（1879年）三槐堂铅印本，原装一二二册。

王氏第十四至十五册，收录民国《润东苦竹王氏族谱》三十二卷，民国初王振泽等修，民国二年（1913年）宗德堂铅印本，原装三十二册。

王氏第十六册及第十七册前部，收录清宣统题名《太原家谱》实为《洞庭王氏家谱》二十八卷首末各一卷，清末王熙桂、叶耀元等修，宣统三年（1911年）铅印本，原装三十册。

王氏第十七册后半部，收录民国《晋陵夹城王氏五修宗谱》八卷，民国王家璞、黄绮等同修，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继序堂刻本，原装六册。

王氏第十八册，收录民国《双杉王氏支谱》二十卷，民国王申农等修，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孝睦堂铅印本，原装十六册。

王氏第十九册及二十册前部，收录清光绪《留田王氏五修族谱》三十四卷，清王序畲、王序敏等修，光绪六年（1880年）刻本，原装三十四册。

王氏第二十册之后半部，收录民国《王氏宗谱》七卷首三卷，民国王家宾等修，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三槐堂刻本，原装十册。 李氏第一册，第二册及第三册前半部收录《陇西李氏四修族谱（家乘）》二十五卷，首四卷。民国李树声、李承庆等修，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原装三十八册，四〇四六页。

李氏第三册后半部收录《竹马馆东李氏宗谱》十一卷，附唐簿一本。民国李然等修，民国九年（一九一八年）如在堂刻本。原装十三册，一四二七页。

李氏第四册收录《三桥李氏宗谱》二十卷首末各一卷，民国胡德坊、蔡和铿等修。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崇礼堂刻本，原装十册，一七〇三页。

李氏第五册、李氏第六册及李氏第七册前半部，收录《锡山李氏世谱》五卷，首一卷，清李廷荣等修，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雍穆堂铅印本，原装四十八册，四七二一页。

李氏第七册下半部及李氏第八册收录《开沙李氏宗谱》三十卷首末各一卷，民国李锡纯等修，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介祉堂刻本，原装三十六册，二五四四页。

李氏第九册，李氏第十册上半部收录《三江李氏宗谱》十七卷，首末各一卷。清李惠等修，道光十年（一八三〇年）刻本，原装二十册，二〇七四页。

李氏第十册下半部收录《李文庄公家乘》四十六卷首一卷，清代李萼荣等修，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刻本，原装十六册，一六七五页。

李氏第十一册、李氏第十二册收录《义门美溪李氏宗谱（家乘）》一〇五卷，首一卷，末三卷。民国李平阶、李廷植等修，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二年）百田堂合刻本，原装二十八册，三〇五〇页。

李氏第十二册下半部收录《高密李氏家谱》四卷首一卷。清李锡符等修，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石印本，原装六册，五六八页。

李氏第十三册及李氏第十四册前半部收录《李氏宗谱》三十四卷，首末各一卷，清李魁元、李同镜等修。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衍庆堂刻本，原装三十一册，三二一三页。

李氏第十四册下半部收录《慈峰李氏宗谱》十四卷，首一卷。清李应果等修，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世美堂刻本，原装八册，八二〇页。

李氏第十五册上半部收录《合肥李氏五修宗谱》二十二卷，民国李经方、李国松等修。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铅印本，原装十二册，一一四二页。

李氏第十五册下半部及第十六册上半部收录《馆田李氏宗谱》二十四卷首一卷，清李嘉宾，李志洙等修，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刻本，原装二十六册，二四三四页。

李氏第十六册下半部收录《杞县李氏宗谱》（不分卷），民国李家顺、李家铎等修，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石刻本，原装四册，二一一页。

李氏第十七册、李氏第十八册收录《龙船港李氏五修族谱》三十四卷，清李秉人、李齐荫等修，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西平堂刻本，原装三十三册，三四八一页。

李氏第十九册及李氏第二十册上半部收录《邵东李氏三修族谱》十八卷，首一卷，末三卷。清佚名修（原谱序后修谱人落款为「阖族裔孙」），宣统三年敦睦堂刻本，原装二十二册，二九七〇页。

李氏第二十册下半部收录《额塘李氏家谱》八卷，民国李永远、李永鸿等修。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敦睦堂刻本。原装八册，五四〇页。 第一册

《起霞刘氏宗谱》十卷首末各一卷/（清）刘秉桢等修，——光绪三十年（1904）叙伦堂铅印本，——原装八册，——共750页。

洪洞《刘氏宗谱》二十卷首一卷/（清）刘殿凤等修，——光绪二十七年（1901）刻本，——原装十六册，一一共1147页。

第二册

《刘氏宗谱》二十四卷/（清）刘锦球等重修，——同治十三年（1874）敦睦堂铅印本，——原装二十八册（第十九卷上，未修），——共1900页。

第三册

《蓉湖柳荡刘氏宗谱》二十二卷首一卷/（清）刘国生等修，——光绪三十一年（1905）守三堂铅印本，——原装二十二册，——共2267页。

第四册

江苏江阴《刘氏宗谱》二十卷首末各一卷/（清）刘敦安等修，——光绪三十四年（1908）树德堂铅印本，——原装二十二册，——共1586页。

第五册

浙江馀姚《馀姚开原刘氏宗谱五编》十四卷首末各一卷/（清）刘黻廷等修——宣统二年（1910）敦睦堂铅印本，——原装十四册，——共1617页。

第六册

彭城《宛旌礼村刘氏世谱》（又名《彭城刘氏宛旌村世谱》）二十九卷/（清）刘笑山、刘仙洲等修，——光绪三十年（1904）铅印本，——原装十二册，——共1833页。

第七册

《浦城刘氏族谱》十二卷首一卷/（民国）刘焕尧主修，——民国五年（1916）刻本，——原装十六册，——共1654页。

第八册

湖北仙桃《刘氏宗潜》二十九卷首—卷/刘中善主修，刘以孝总纂，——民国十四年（1925）藜阁堂铅印本，——原装二十八册，——共2298页。

第九册

《湘潭桥头刘氏三修族谱》十二卷首一卷/（清）刘民彝等修，——光绪二十九年（1903）亲亲堂刻本，原装十二册，——共991页。

第十册

湖南湘潭《中湘升廷山刘氏三修族谱》十六卷/（清）刘训濂、刘训芝等修．——光绪二十一年（1895）天禄堂刻本，——原装十五册，——共1272页。

第十一册

湖南宁乡《沩宁刘氏族谱》二十一卷/（清）刘润化等主修，一一光绪十三年（1887）序伦堂刻本，——原装二十一册，——共2157页。

第十二册

湖南醴陵《醴西玉堂刘氏四修族谱》二十四卷/（民国）刘世范、刘德璜等修，——民国五年（1916）授经堂刻本。——原装二十册，一一共1759页。

第十三册

湖南湘乡《白石刘氏四修族谮》十四卷/（民国）刘春池等修，——民国十四年（1925）藜阁堂刻本，一一原装十册，——共1016页。

湖南湘乡《三舍刘氏六修家谱》三十四卷首一卷/（清）刘氏合族修，——光绪三十一年（1905）刻本，——原装二十二册，——共2232页。

第十四册

河北沧州《沧州刘氏家谱》三卷，首一卷/（清）刘玉策修，——乾隆三十二年（1767）刻本。——共237页。

第十五、六册

湖南邵阳《邵陵刘氏家谱》五卷首一卷/（民国）刘春蓉、刘春沾等修，——民国二十五年（1936）藜照堂刻本。——原装三十册。——共7480页。

第十七册

江苏溧阳《中梅刘氏续修家乘》十六卷/（民围）刘兴开、刘昌明修，——民国二十九年（1940）道胜堂刻本。——原装十八册，——共1318页。

《湘潭刘氏四修族谱》（亦称《中湘石潭刘氏四修族谱》）十五卷，——前册收录第一至六卷/（民国）刘懿德、刘绍基等修，——民国三十六年（1947）怡怡堂刻本，——原装十五册，——共1092页。

第十八册

《湘乡城江刘氏续修族谱》二十卷/（民国）刘国安主修．——民国六年（1917）彭城堂刻本。——原装十九册．——共1523页。 第一册——《毗陵双桂里陈氏宗谱》页数：1077

第二册——《剡北陈氏家谱》页数：889

第三册——《石城陈氏族谱（上）》页数：901

第四册——《石城陈氏族谱（下）》页数：849

第五册——《锡山陈氏宗谱》页数：790

第六册——《续修陈氏君实公支谱》页数：941

第七册——《流璜陈氏宗谱》页数：917

第八册——《桂阳泗州寨陈氏续修宗谱（上）》页数：914

第九册——《桂阳泗州寨陈氏续修宗谱（中）》页数：761

第一○册——《桂阳泗州寨陈氏续修宗谱（下）》页数：803

第一一册——《务阳陈氏族谱》页数：962

第一二册——《中湘陈氏族谱》页数：995

第一三册——《白汑陈氏六修族谱》页数：879

第一四册——《义门陈氏十三修宗谱（1）》页数：910

第一五册——《义门陈氏十三修宗谱（2）》页数：837

第一六册——《义门陈氏十三修宗谱（3）》页数：831

第十七册——《义门陈氏十三修宗谱（4）》页数：836

第十八册——《义门陈氏十三修宗谱（5）》页数：766

第十九册——《义门陈氏十三修宗谱（6）》页数：961

第二○册——《桂城陈氏族谱》页数：775

除了在表现墨迹时有其优点，其成本也低廉。

但缺点就是湿燥难调，因为是刷墨拓印工艺，有时木版的纹理也会印在纸上，也会出现因为墨不均匀而有断墨现象，有些古籍上面会有一些白色的长条痕就是因为断墨产生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很容易毁损，比如怕火怕水。而石刻本好处是石刻拓印出来会有碑刻的效果，而且刷墨会比木刻本好得多，不容易毁损，但是表现墨韵方面不如木刻，而且成本也相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