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刻本《后村居士集》、北宋《金粟山大藏经》写本、清文澜阁《四库全书》零等20万页古籍以数字化的方式回归了。这些古籍古迹历史非常久远，时至如今还能回归这中间的困难喝阻碍难以言喻。据了解，这些古籍的数字化回归离不开一位年近七旬老人数年的奔走。那么，这背后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呢？

这位老人是中央文史馆馆员、四川大学的教授，两年间里，奔走于加州大学伯利克分校，让收藏在此的文化古籍可以通过技术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归。经过这名老学者的不断努力和奔走，终于20万页古籍以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回归并且出现在大众视野里。这定是有着非凡的信念和坚定的信仰。并且有这么一项技术能够运用在这20万页古籍上，使之以数字化形式呈现，那么在未来肯定也可以运用到其他的文物或文化典籍的恢复和回归上。这不仅是对文化典籍恢复有重要影响，对于科技上来说也是非常显著的一项进步。

当然，我想说的并不仅仅只是这个故事和这项技术，我更想呼吁的是能够有更多的像这位教授一样的学者出现，每个人都应该以中国文化而感到自豪。我们目前古书典籍的修复现状其实是不容乐观的，专业人才的缺失，修复的难度系数高都让这项事业难以前进，我们应该惋惜但更应该珍惜。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华上下5000年，其中的文化瑰宝数不胜数，历史长河中消逝不见的也大有其在。但不论是保存至今的还是丢失不见都提醒着我们要珍惜并且创造。我们是历史文化的见证者更加是历史文化的创造者，葛剑雄教授曾在一个讲座上说中国古籍能保存至今，是先贤不惜生命代价传承下来。现在，这名年近七旬的教授用行动告诉我们，中国古籍的保存不仅只有先贤的贡献，我们也是同样可以为之做出贡献的。

在“民族遗珍书香中国——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珍品暨保护成果展”中，少数民族古籍珍品讲述了各民族交往交融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

旧抄文本《东巴舞谱》用纳西族古老的东巴文记录了34种东巴舞蹈的仪式和跳法。东巴文是纳西族使用的一种文字，由象形符号、表音符号和附加符号构成，以象形符号为主。从左向右书写。多年来，民族古籍工作者挖掘整理了大批东巴文古籍，使民族文化精髓得以传承。

八思巴文是元朝时通行的蒙古文，八思巴文是1269年在藏文字母基础上创造的拼音文字，它用于拼写蒙古语、汉语、藏语等文字，通行了大约有100多年的时间。八思巴文有41个基本字母，它自上而下书写，行款自左往右。

我国通过开展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抢救、整理、研究等工作的实施，八思巴文、东巴文等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古籍原件被选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项目。

都是民族的瑰宝，应该得到有效的保护，让文化传承下去。

古籍借阅的保护与利用其实是能够求取最大公约数的，即既能够满足所有人的权利，又能够使得古籍本身不会受到影响和破坏。

尤其在现代信息技术如此成熟的语境下，古籍本身可以不再是知识传播唯一的载体。

比如，对历史古籍进行影印，制作复制本，或者对历史古籍进行扫描，形成电子版本，这些足以让古籍“分身有术”，古籍妥存与向所有人开放不再冲突，除特殊的研究需要原本之外，其他借阅者提供复制的版本即可。

不过，古籍真正的现实价值在于研究与利用，藏之深山、束之高阁终非良策。知识全人类共享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文献典籍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共图书馆的图书与典籍，每个人都有平等借阅的权利。

不否认能够读懂古籍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而对古籍借阅有较大需求的多是一些研究机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能够否认其他群体对古籍借阅的合理性。

现实中，一些历史研究已经不是学术专利，个人兴趣、社会组织乃至商业机构，不乏类似的需求，单纯的文凭与职称不能被简单拿来当“通行证”。况且，历史古籍本身也很冷，受青睐的面很窄，没有谁有事无事借部看不懂的古籍来打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