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当你来到茫茫原野，举目四望，只见天空从四面八方将你包围，有如巨大的半球形天盖笼罩在大地之上，而无垠的大地在远处似与天相接，挡住了你的视线，使一切景色都消失在天地相接的地方。这一景象无疑会使人们产生天在上，地在下，天盖地的宇宙结构观念。古人生活的地理环境更是如此，所以古人由此产生了对地理知识的懵懂认识——天圆地方。他们认为，大地由一只巨大无比的大鳖承托着，因为他们真的发现地平线是微微的有点下弯，而鳖背也是弯的，古人对大地的这一丁点认识，竟也与现代地球物理学暗合。还认为天是一个圆穹，象一个巨大无比的“蒙古包”穹顶，由九根大柱支撑着，上面的日月星辰以北极星为轴心，向西北方向旋转。

　我们现在就从古籍中简单探寻一下古人关于地理知识的认识。

　《尚书·虞书·尧典》：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鹬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大意讲的是尧待天下太平后随后命羲和、羲仲、和仲、和叔分赴四方，具体实施文明推广的工作(即明教的内容)，这就是最早的天圆地方的理论和实践。

　《淮南子·天文训》：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潦水尘埃归焉”。

　共工：《史记》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当其（指女娲）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可知其为上古某部落的首领，后来的传说成了神话里之火神。

　不周之山：传说中，西北荒漠中的大山。《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大荒之隅，有山不合（有缺口），故名曰“不周”。天柱地维：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天用九根柱子撑着，地有四条大维（维又解作绳）系着四角。

　上古时，中国南方有位名“共工”的部落首领，不服那个叫做“颛顼”的黄帝之孙，未经大家伙的同意而继承帝位因而发难开战。力斗失败，心有不甘，亦不愿投降，忿而用头撞触名为“不周”的大山，以为寻死。使得撑天的九根柱子中，撞折了西北角的一根，天为之倾仄，所以天上的日月星辰向西北移动。又令维系大地的四条大绳中，被挣断了东南角的一条，令大地向东南方下陷，现在我国地形真的是西北高而东南低，以至地表上的水及泥沙都流向东南方，现在我国的各大江河大多流向东南出海。

　又有《晋书·天文志》记载：

　“其言天似盖笠，地法覆盘，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而滂沲四？，三光隐映，以为昼夜。天中高于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万里。北极下地高于外衡下地亦六万里，外衡高于北极下地二万里。天地隆高相从，日去地恒八万里。”

　……

　“天员（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

　按照这个地理观念，天地被赋予了形象的物体，其间距离也被说出可谓精妙。

　同时天圆地方说认为，太阳在天盖上的周日（视）运动在不同的节气是沿不同的轨道进行的。以北极为中心，在天盖上间隔相等地画出大小不同的同心圆，这就是太阳运行的七条轨道，称为“七衡”，七衡之间的6个间隔称为“六间”。最内的第一衡为“内衡”，为夏至日太阳的运行轨道，即“夏至日道”；最外的第七衡为“外衡”，是冬至日太阳运行的轨道，即“冬至日道”。内衡和外衡之间涂以**，称为“黄图画”，即所谓“黄道”，太阳只在黄道内运行。从《周髀算经》卷下所载二十四节气，可知太阳在七衡六间上的运行与二十四节气的关系是：七衡相应于十二个月的中气，六间相应于十二个月的节气。这与我们现代接触的地理知识有许多互通之处。

　我们对古人的解读与认识必须站在古人的时代，古人的知识眼界，古人的社会、地理环境去解读和认识古人。从而了解那个时代的想象和思想。对古人的解读应客观、公正，古人的地理观（以天圆地方说为例），是古人的思想，其中不免有糟粕，但更多的是古人的智慧精华。

初二:13582254612

广南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重，公元前三世纪，在云南东南部广南县境及其周边地区，存在着一个句町（gou ding）古国，即“古代壮族王朝”。“句，壮语直译为九；町，直译为亲、盟、红。句町，壮语意为九部联盟。”句町国在历史上存在500多年，句町古国的行政中心（都城）究竟在哪里呢？这个困扰着历史学界多年的问题，引起了广西关于句町古国文化源头的极大兴趣，确定句町古国的都城在哪里，意味着无可估量的文化推动。很多地方因为发掘历史文化，给当地经济带来了活力，“句町文化”作为古代壮族的文化代表必定能给广南带来生产力的飞跃。目前，广南与广西西林对于句町古国文化的研究交流十分活跃，网上《滇桂悄然掀起“句町”之争品牌所有权属谁》wwwGXxinhuanetcom引起众多关注。

句町，这个古老的国名，最先见于《汉书·地理志》。《汉书·地理志·牂牁郡句町注》应劭曰：故句町国。师古曰：音句挺。它是古人遗留给后人争议的一个谜。因其涉及到句町古国在今何地的可信性问题，即是否应还给它本来历史面目的问题。故自《汉书》上有其名称后，人们一直就为之而苦苦追索。《汉书·西南夷传》：有“句町侯亡波有功立为句町王”的记载。至于句町侯被立为王，是否还在其领地，则未有记载。《云南通志》卷十七载：“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侯亡波从军……。”《汉书·西南夷传》：“句町侯毋波被赐为王，始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据此则句町赐侯亡波，是被赐封后才去从军的。依据史料推断，句町古国，不仅在汉时存在，至少在汉以前即已存在。但是，由于有关资料不全，物证难以查找，至今尚未完全揭开其谜底而得出一个确切的回答。

本文就句町古国，在今何地一题，试将学术界诸家关于句町国所在地考证的说法，作一个大胆的分辨，给句町古国国都原在广南境内，增添一个历史的佐证。

一、句町国的发祥地在广南

有关句町国的发祥地及统治范围，史书皆有明确记载，许多专家也有精辟的考证；《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南夷，为牂牁郡”，领夜郎、句町等十七县。《汉书·地理志》载：“句町，文象水东至增食（今田东至武鸣一带）入郁，又有卢唯水，来细水，伐水。”王先谦先生的《汉书补注》言：句町“在宝宁（今广南）、百色、泗城、镇安之间”，“其地为牂牁”南境，与交趾、郁林两郡相接”。《水经·温水注》说：“文象水，导源牂牁句町县。文象水、蒙水与卢唯水，来细水、伐水并自县东历郁广至增食县，注入郁也”。《新篡云南通志》载：“文象水即今之西洋江，卢唯诸水即西洋江之支流”。据考察，发源于广南县九龙山麓的西洋江，其主要支流有八宝河、阿用河、夕板河等，均由广南城东面相继汇集，又与驮娘江合流而成右江，至广西邕宁再与左江汇合而成郁江。可见历代史书记载与客观实际完全吻合。这充分证明，广南是古句町国的发祥地，而位于西洋江西边的广南莲城镇一带则是古句町王府的所在地，即古句町县治所。坐落在广南者兔、底圩、者太三乡交界处的九龙山是壮族神圣的“竜”山，因山中流出九股溪水而得名，山里的原始森林中，有太阳神树，祖先神树、寨神树，野生三七和石祖，当地人说：“古句町国是山水之国”。这里就是它的发源地。这一带地区自古孕育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当地壮族年年都要祭“竜 ”，并以之作为村社发展的精神支柱和本民族群体团结的纽带。蒋廷瑜教授著《西林铜鼓墓与汉代句町国》载：“西汉前期西林地区历史情况、史无明载。以前编篡的地方志书，只笼统地说这里是汉属益州牂牁郡句町县《广西通志稿·地理编》，1949年油印本。按《汉书·地理志》载，句町设县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的事，而句町县名，据《汉书》注引应劭说，是从“故句町国”而来的，因此，应先有句町族，立句町国，然后才有句町县。也就是说，汉武帝时代以前句町县那块地方原是句町族的聚居地……看《汉书·西南夷传》关于句町族活动的记载，可知其北部与漏卧（今云南罗平、贵州兴义一带）、夜郎（今贵州西部）为邻，可达贵州兴义地区；南近进桑（今云南河口），接近红河；西接滇（今云南昆明附近）和同并（今云南弥勒），通南盘江上游。其范围是很大的。”据此，解放后国家正式出版的《辞海》记载：“句町，古县名。‘句’一作钩，古句町国也。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县。治所在今云南省广南县境内。南朝梁废。”

综上所述，句町国的发祥地应当在广南，句町本部应在今滇东南和桂西一带。随着进桑，漏卧与其结盟及毋波晋爵为王，而滇和夜郎又相继衰亡之后，句町国曾经盛极一时，其统治范围也有所扩大，包括了今云南省文山州全部、红河州中东部，以及玉溪、曲靖和广西百色三个市的部分地区。

二、句町国存在的时间及其疆域

句町进入阶级社会的时间较早，汉以前已建立奴隶政权，拥有“邑君长人民”和比较强大的武装力量，是“南中侯国以十数”中较大的一国。至汉昭帝始元年间（公元前86—80年），因协助汉王朝平定姑缯，叶榆的反叛“有功”，其首领毋波被封为“句町王”（《汉书·西南夷传》），在西南夷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侯王国以什数,”又载：“句町国，汉时受封迄今”。这里所言的汉时受封，系指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南夷时，以其国授之，故应为汉以前的古国；而所言“迄今”，则是指常琚作《华阳国志》之时，略当晋穆帝（公元344—360年）之世。据史料记载：从汉昭帝始元六年诏封毋波为王开始，句町王国一直延续到萧齐被梁朝取代之时（公元前81—公元502年）。由此可知，句町国在历史上存在了583多年。蒙文通在其《越史丛考》中说：“《西南夷列传》举其君长之最大者有夜郎、滇、邛都，然通观汉晋之世，句町实也一方之雄也”。

江应梁先生在其《傣族史》中载：句町国的辖区，“从北盘江以南到红河之间，也就是从今贵州的兴义一带经云南的师宗、弥勒至建水，东南下至文山州境内和广西左右江上游一部份地方。据查，句町国的原有疆土在今云南文山州、红河州和广西百色地区的西林、隆林、田林、乐业、凌云以及越南北部地区。至毋波被封为王后进入极盛时代，其统治区域已向西北扩展到滇池地区，约8万平方公里，横跨当时的牂牁郡和益州郡。《汉书·地理志》载：“句町，文象水东至增食入郁，”该书牂牁郡句町县条师古注云：“其地为牂牁南境，与交趾、郁林两郡相接。”今知郁江乃由左右江汇合而成，地在南宁地区之邕宁县，可见句町东南部已达南宁西北。牂牁郡在汉代属益州刺使部管辖。据蒙文通考评：“《汉书·明帝纪》载：（元凤）五年（公元前76）的罢象郡，分属郁林、牂牁，句町宜即自象郡分属牂牁者”。可见句町南境直抵越南北部。清洪亮吉《三国疆域志》及谢钟英《三国疆域表》皆称：“今贵州兴义县，为古句町县域”。

三、句町国及其族人

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们研究民族史成果都说明，壮族，来源于我国的古代越人，而古越人分为西瓯，骆越两大族群，西瓯族群也叫西部越人，主要聚居在岭南直至云南、贵州和越南北部的广阔地带，而今天我国境内的壮族、傣族、侗族、布依族、水族、仡佬族等，都是西瓯越人的后裔。生活在古代云南、贵州和广西左、右江上游的古代越人，都自称濮和僚、而现今生活在广南的壮族人，侬支系自称濮侬、布道；沙支系自称布依、布雅依、布瑞等，土支系自称布傣、布僚，他称土佬等，则“濮”与“濮”同源，“濮”与“布”同音，“僚”与“僚”同源，“僚”与“佬”谐音，这充分说明，古代的濮、僚与今天的濮侬、布道、布依、布雅依、布瑞、布傣、布僚、土佬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而现居住在广南的壮族，毫无疑问是由古代滇濮、滇僚发展而来的。其依据有：《壮族通史》载：“百濮即百越”，在古代对江南越族群不同时期有不同称谓；上古越族群在我国东部有于越、山越、闽越（今浙、闽、皖等省），岭南及西南有南越（今粤、桂两省区），西瓯、骆越（今广西大部和黔南、滇东南等地）、滇越（滇西一带）、越裳（越南北部一带）。《云南古代史略》载：“南中（今云、贵两省及川南部分地区）自古代为夷越之地滇东南、滇西南、黔西一带居住着僚人（越）和濮人”。

《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侯王国以什数”，又载“句町县，故句町王国名也，其置逢濮，王姓毋，汉进受封迄今。”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尤中先生讲：“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771年的商朝和西周时期，越亦称作濮”，他还讲：“公元前三世纪时当时在今贵州和云南东南部的濮人，显然大部份指的是百越系统的部落”；方国瑜教授更为明确地说：“惟句町濮即后世之‘濮侬’、‘濮僮’、‘濮衣’之先民，”从各方面的记载来看句町为壮，可能主要是侬人；南盘江以北的漏卧人，可能主要是沙人，而红河以东的进桑，可能主要是土族人，这些集团都属于壮语族，有亲密的历史渊源”，还说：“壮人是古越人的后裔，云南东南部的侬人、沙人和僚人，也是壮语族的支系，古为句町部族”。句町原住居民（滇、桂结合部及中、越边境地区自称为濮侬、布越、濮傣、布依的壮家人），其传统文化符号都是稻作、干栏、铜鼓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表明：句町王国是壮族先民建立的古老国家。

四、句町资料考

《汉书·地理志》载：“句町，文象水东至增食入郁，又有卢唯水，来细水、伐水。”《水经·温水注》云：“温水又东迳增食县，有文象水注之，其水导源牂牁句町县。”资料中注明的文象水为今广南、富宁县境内的西洋江和驮娘江。其均发源于广南县者兔乡的九龙山。1982年出版《中国历史地图集》，从秦汉到三国两西晋的所有地图，也都把今西洋江标定为文象水，把广南标定为句町县治的所在地。清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上海曹树翘编撰的《滇南杂志》，对古句町国及古句町县进行了一番考证之后，说：“句町国在滇东牂牁、夜郎之间，僻于南夷，道险阻。”在这里，其所说的句町国的地理位置是值得考虑的。

古时所谓“国”，本是部落的意思。(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故句町古国的辖区，应仅是一个小部落。

句町古国与古句町县，是有着历史渊源了。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所置句町县，有可能就在原句町古国，也可以说句町县，源于句町古国。

汉开滇为益州、夜郎、牂牁诸郡。(牂牁之开，在益州之前。)《汉书·地理志》载：“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开；牂牁郡，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开。”足证牂牁郡比益州郡早开两年。(此处所说的益州郡，是辖今楚雄、曲靖、昆明、红河、文山等地州的益州郡’不是蜀，成都的益州郡)。

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印藏苏励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195页载；“句町县，汉置。故城在今云南通海县东北五里。”

《辞源》1979年版，第一册471载：“句町，汉县名，属牂牁郡。地在今云南蒙自县。”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句町，本汉时西南夷之国，今云南蒙自道也。”

凌云书房《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1980年版载：“句町，旧句町国，汉置县，属牂牁郡。东汉属益州牂牁郡。晋属宁州兴古郡。南宋，南齐因之。唐改置通海县。今云南通海县东北五里。”

方国瑜教授《西汉云南郡县建置表》列：“句町，属牂牁郡，在今广南，富宁，广西百色。”

《云南通志》卷十七：“钩町，亦作句町。汉属牂牁郡(今广南附近---贵州一带)。

《昆明报》1987年6月4日，《春城古今》张维桢《反莽起义》：“句町属牂牁郡，在今文山州以北地区。”

《广南府志》光绪三十年补刻版，载：“……自远古。西南夷句町、进桑部族地区，西汉置县，属牂牁郡。”

上列诸家既说法不一，且无实物佐证，令人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句町古国，原在今之广南是有据可查的。

其一，《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28页载：“句町县治所在今云南广南县。”

其二，《文山州文史资料》第五辑，戴启林《广南建置沿革》引王先谦《汉书补注》：“句町在宝宁(今广南县)……”

其三，1975年版，《中国历史地图集》载明：西汉、东汉、三国蜀汉、西晋等几个历史时期的句町地理位置，都标注在今广南方位上。

其四，在广南县城西郊约5公里的板宜水库左侧通和洞内的石壁上，有署名句町·夏源的一

个人，于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刻有五言古诗一首：“壬辰仲春初①陪郡伯钟老夫子游通和②

五马盼崖壑，旌忽野凫喧。有时洞燕语，无句不明言。

峭壁疑图画，仙踪未许论。南荒春更好，新阏苑花屯。

客游不到处，选胜白云横。地僻溪流转，天语林鸟鸣。

采松探幻途，击石得金声。尘虑悠然去，烟霞两袖春。

句町 夏源③题诗”

这通和洞内石刻五言古诗署名前的“句町”二字，权作古国句町，原在广南的见证，是接近历史事实的。

其五，2007年9月，在广南县黑支果乡牡宜村发掘出了规模庞大的木椁汉墓，其墓室长51米，宽42米,高195米，其规模与古滇与古滇王墓相当，此墓从上至下，由古木构筑三层，墓室中还有头箱和木雕马模型，说明此墓为王公贵族使用；墓葬出土了黄釉陶、竹筒、漆木器耳杯等40余件珍贵文物。黄釉陶罐在当时极其稀有，很可能是拾骨重葬使用的“金坛 ”；书写工整的汉字竹筒（木牍），则应是当时随葬的“遣册”；漆木耳杯和漆盘底部、还有朱书的“王”和“王承”等字样。此墓极可能就是句町王承的墓，该墓距1919年在黑支果阿章花果村白岩脚出土的“阿章铜鼓”（现珍藏在云南省博物馆内，为镇馆之宝）相隔不到1000米，那里还出土了铜鼎、铜斧等诸多精美的青铜器，并有多座待发掘的古墓封土堆，这一切都说明广南是句町王世代居住的地方。花果，壮族称作“宏谷”，意即老国王的住所。据此许多专家学者又说：“此处才是句町国国王的墓地，句町国的都城应当是广南，这是历史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物的体现，揭开句町国国都所在地在广南的神秘面纱是用事实说话的。这是勿庸置疑的话题。

由于目前诸家众说纷纭，历史事实应还原于真相，本人撰写此文，意在抛砖引玉，浅见难免偏颇，敬盼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注：①壬辰：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②钟老夫子：钟韵远，字醒华。一字汝镗，铁岭人，清康熙壬辰年任广南府知府。③夏源：广南人。

(作者系:广南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句町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坝美》杂志主编、云南省壮学会理事、广南县壮学会副会长)

很多人喜欢国学，于丹老师和蒙曼老师，都是宣传国学的，他们在一些文化类节目中出彩，让大家记住了她们，但是，她们在一些场合中有不一样的见解，让大家觉得她们名不符实。最终，她们离开了我们的视线！

一、从红极一时到形象崩塌

于丹，北师大的教授，她擅长的是主持，而不是文化解读。但是，她却凭着解读《论语》火了，于丹用现代的思维方式解读了《论语》，让大家耳目一新。

这个感觉就跟《明朝那些事》的作者一样，用通俗的语言来描述古籍典章，让人感觉很有趣，也很愿意品读下去。

于丹老师在百家讲坛上侃侃而谈，惊艳四座。大家对这个节目的关注度很高，让于丹老师感受到火。她不仅出书，还四处演讲，这些费用，远远超过她当老师。可能也是这种经历，让她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她不再是一位老师了，而是一位商人。

作为商人，就要谋利，到北大演讲的时候，只是告诉学生们一些鸡汤，引发学生不满，这是于丹老师没有想到的。

在商业环境下，可以说鸡汤，虽然这些鸡汤，对于一些人而言，是有毒的。于丹老师觉得，这样的解读，没有问题。

让她备受质疑的，是她的行为。在英国住酒店的时候，她对酒店不满意，就要求换一家，换了好几家以后，她生气了，骂了助理和翻译，这个事情，被曝光了。

很多人没有想到，一位温文尔雅的女子，竟然会当众骂人，哪怕是助理做错了，也不能当面骂，因为这会让助理很丢脸。

作为一个文人，素质应该很高，不应该有如此不雅的行为。看看郭德纲，他被传与王梦婷有关系，虽然这个事情被王梦婷辟谣了，但郭德纲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在社交网络上写了一幅字：大年初五，捏小人嘴。

面对别人的诽谤，他无意争辩，也不愿多说。只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他没有上过大学，但很有文化。

于丹老师是一位文化人，但她的行为却没有文化。可能当时很生气，但这样做的结果却让自己的形象受损。于丹老师没有在公众场合解释这个事情，可能还会在大学里教书育人，但她的做法，与《论语》中的谨言慎行相违背。

不仅是她，还有蒙曼老师。蒙曼老师的讲课风格与众不同，她在《百家讲坛》里讲课，是问题导入式的，再用浅显易懂的方式来解答，引起共鸣。

二、从解读者到跌落神坛

蒙曼老师的父母是大学老师，她从小也颇有文化修为，每年都给自己开了个50本书的书单，对于经典的书籍，也不会放过。

也是这些阅读，让她沉淀了文化素养，也是这些努力，成就了她。在《百家讲坛》里，她先讲的是武则天，抛出各种问题，再加以解读，很多人听了以后，觉得很有趣。

因为《百家讲坛》面对的，不仅仅是学生，而是社会各界人士，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她用幽默的语言，将历史知识传播开来，让大家耳目一新。

当她讲课的时候，几乎是座无虚席。她成为《百家讲坛》的名讲师，也让她火出圈了。很多节目请她到现场点评，这其中就有《中国诗词大会》。

在这个文化类节目中，蒙曼老师也是点评得头头是道，让大家欣赏佳作的同时，还欣赏了她的幽默。但是，她在点评《悯农》时出现了问题。

她说《悯农》是在种庄稼，这个是不是错误呢？锄禾日当午，这个锄禾，应该是除杂草，跟种庄稼好像不搭边。要说种庄稼包括种植、除草等行为，也是可以的。

但是，《春夜喜雨》的感觉解读是四川人吃火锅，就有点牵强了。虽然四川人喜欢吃火锅，但是，《春夜喜雨》的感觉是作者对天下的关怀之情，这种情怀，是比较大的格局。

更重要的是，《乌衣巷》的解读，就有点过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个燕子飞到的是变革之家。

刘禹锡身处的环境，不是社会变革，而是时逢乱世。他主要表达的是旧时豪门随着人事的变迁而湮灭的过程，与变革有关，但不是变革之家。

大家对蒙曼老师的崇敬之情减少了，觉得她对诗词的解读，口水化了。文化解读，是不是可以口语化？可以的，但是过于口语化了，就有点烂俗了。

蒙曼老师的人气，逐渐下降了，大家对文化人的认知，提升了。她们作为文化的传播者，还是有一定贡献的，但是，她们将文化知识的水准，拉低了，这是很多人不喜欢的。

文化解读，因人而异。不能为了满足一些人的审美趣味，就以为大众也是这样的审美。她们的行为，被人唾弃，是可以想见的。

三、对文化的理解，因人而异，不可强求

于丹老师和蒙曼老师，对文化的解读，没有太大问题，可能是她们的名气太大了，大家对她们的期望太高了，不允许她们有一点瑕疵。当她们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无法容忍，最终她们跌落神坛。

有人说，在互联网时代，知识是一视同仁的。可能是的，但需要有相关的文化储备才可以。于丹和蒙曼的文化储备很好，也能解读很多文化知识，但与大众的认知有偏差，可能就不理解了。

例如马未都曾说，床前明月光的床，不是我们熟悉的床，而是马扎。这让很多人疑惑，难道当时的老师，是骗自己的吗？

不仅仅是这个，还有司马光砸缸，很多人认为，这个缸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但是，马未都先生表示，按照出土文物，缸在南宋才出现，北宋出现的，应该是瓮。有一个成语叫请君入瓮！

这些知识，需要相当的文化储备才可以，但是，不等于我们不知道，就不能自主理解。虽说于丹和蒙曼等文化人对文化有自己的解读，但千人千面，自己也愿意解读文化知识。

有人会说，没有文化储备的解读，可能是望文生义。错了不害怕，更不丢人，大家指出来，自己改正，也是一个促进作用。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

文化知识，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要是于丹和蒙曼老师能够好好解读文化，让我们雅俗共赏，也是不错的。

但是，她们选择了口语化的解读，还说了一些不大对的知识，这样就有点误导大家了。至于她们私下里会不会道歉，那就不知道了。

很多人觉得，于丹和蒙曼的形象坍塌，实际上就是他们对知识的误读，要是普通人误读，是可以的。但她们不行，因为她们的形象是文化的传播者。

她们应该有虔诚之心学习文化知识，踏实的心进行宣讲，而不是为了一时的名气，希望她们在之后的人生路上，会传播更多有价值的知识！

写在最后：

文化人说文明话，做文明事。于丹老师的言行不一，导致她的形象受损；蒙曼老师对诗词的解读，出现了瑕疵，让她跌落神坛。这样出名的文化人，都能出错，更何况我们这些普通人。

懂文化，学知识，是为了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是为了让自己的精神境界更高。而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也不是为了当文化小丑，大家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