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样的场景，您想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我在想，大英博物馆里的敦煌文物怎么办？

把他们“数字化”回来！

2017年12月29日下午，北京国子监，腾讯与敦煌研究院战略合作暨“数字丝路”计划发布会论坛，这段关于敦煌未来的对话温暖开场。

事实上，追回文物似乎有点偏离这场对话的主题。

但谁说追回文物不是敦煌未来的一部分呢？

我们先从此次活动的初心开始说起吧。

提到敦煌，你会有什么感觉？是不是有那么点高冷，有那么点遥不可及？

“故宫一年的访问量远高于敦煌，但由于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也只能不到2000万。但在互联网平台，1个月时间里，年轻人创作的表故宫表情包下载量，就可以有4000万。”

活动现场，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这句话可以很好地为大家理解，敦煌未来怎么办？数字化是最好的出路。

敦煌在数字化的道路上遇到了腾讯，这个转型为科技+文化的互联网公司正有意用科技推动文化的破壁，用科技助力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与大众化，此前和故宫的合作无疑是成功的范例。

2017年12月29日，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腾讯与敦煌研究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同时携手启动“数字丝路”计划，致力于促进丝绸之路沿线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交流。

没错，就是双方合作将敦煌打造成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IP，这个IP和故宫式IP一样也不一样。

“我一直在讲，其实一个国家的文化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国家的IP史。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也一直在想有没有可能，用我们的泛娱乐能力，来打造一批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明星IP，来一起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当天发布会现场，“泛娱乐”概念的提出者、腾讯集团副总裁、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程武一句话总结了2017年和长城、和故宫、和敦煌的合作。

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对于此次和腾讯的合作也表示包含期待，“敦煌文化本身就是国际化的结晶，在2000多年前，丝绸之路就是一种网络，它不是一个单个的路，是一个路网。我们今天互联网也是一个网络，敦煌是那个网络的结晶，我们希望在今天这样一个互联网的时代，能够拉近我们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人们的距离，把我们整个多元文化结合起来，形成新的一种文化形态。”

关于敦煌，关于数字化，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王旭东和程武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刚才论坛开始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包括其它宝贵的国家文物，如果它们回不来了怎么办，可以把它数字化回来，我觉得这于国于民，于一个国家的尊严和文化自信都非常重要。这部分工作敦煌研究院是不是已经在做，或者接下来准备怎么进一步突破，腾讯怎么配合做这个工作？

大英博物馆藏敦煌壁画

王旭东：敦煌研究院已经和大英博物馆，包括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冬宫博物馆等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

我们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把这部分敦煌文物数字化。有一些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已经实现了数字化回归，包括法国藏的5000卷敦煌经卷的高清数字文件已全部回归到敦煌研究院，可以免费使用。

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遗书  来自法国国家图书馆网站

下一步我们可能是与大英博物馆、俄罗斯这些机构合作。

大英图书馆专门有一个国际敦煌项目（IDP），致力于讲包括大英图书馆收藏的敦煌藏经洞文献和其他国家收藏的藏经洞文物数字化，实现全球共享，我们都是合作伙伴。但是没有上升到比较高的层次上去，推进速度比较慢。

将来我希望有更多像腾讯这样有科技实力和资金实力的企业，能够参与到敦煌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工作中，展现更多的文化担当。

程武：这个我简单补充一下，因为这个方面的工作，我们更多的是一个科技和文化的赋能器，所以说像敦煌研究院这样的合作伙伴，只要有需求，我们义不容辞。

我们有科技和文化的实力，也有这样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就像王院长讲的，我们应该有文化担当，这个方面我想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参与进去。

2之前敦煌也做过很多数字化的项目，怎么样能让这些成果在这次合作里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和提升呢？针对具体合作的项目，比如说动漫，是否有一个时间表？

王旭东：看来你去过敦煌，看过我们的数字展示中心。这样的数字展示相对小众，主要是针对来到敦煌的游客。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展示，可以让游客提前了解莫高窟的历史文化背景，也可以提前了解一些特殊内容，这样可以减少他们在洞窟里面的停留时间。过去我们所有对游客的讲解，都是在洞窟里面完成。现在，许多讲解工作我们在数字展示中心就完成，这样使得莫高窟过去一天只能容纳3000人的承载量提升了一倍，现在一天可以接纳6000人。

莫高窟-第220窟-主室-南壁-乐舞（局部）。 敦煌文物数字化研究所供图

莫高窟-第220窟-主室-南壁乐舞（局部），虚拟修复后。 敦煌文物数字化研究所供图

但现在，我们跟腾讯的合作是通过互联网，这个面向的是大众，而且是主动学习式的互动。我们把敦煌文化以不同的形式，通过互联网传播出去。这些形式包括游戏、音乐、动漫，当然也包括AR、VR技术的产品创作。如果没有互联网平台，我想敦煌文化的传播速度是非常慢的。去敦煌的游客一年是170万，故宫是1700万，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对我们的触动。

敦煌石窟文化是通过古代的“众筹”而生，它是通过由老百姓（民间）完成的，是很接地气的一个文化，而且它很多元。我们希望今天干的这个事儿，也能让敦煌石窟文化继续融入当今社会的多元文化，继续不停地融合碰撞。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文化时代。

我觉得目前敦煌文化的传播的最大问题在于我们的人才和能力不足。所以腾讯是不是真有这样一些人，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敦煌文化的挖掘中，再创新、转化、呈现？敦煌现在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投入到VR、AR、动漫、游戏这些项目中来？这些人的参与，是配合还是主动有兴趣，这些都很重要。

3关于新技术，我看到之前有AR和VR这方面的元素，未来可能有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两位能不能谈谈这种新技术对文物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意义在哪？

王旭东：新技术的引入或者应用，确实值得我们积极去做。但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技术再新、再高，内容始终是第一位的。没有内容，就只是炫技术，不是真正传播我们的文化。面对这些像敦煌石窟这样的传统文化，你怎么提高它的价值，怎么跟这些技术结合起来，怎么让孩子们甚至大人都能从中获得一种快感，或者获得我们在参观时所不能得到的全新感受，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两家的合作，一定是深入的，不是浮在表面的合作。我们的团队跟腾讯的团队必须要相互理解，我们要了解腾讯的技术，腾讯也一定要了解敦煌文化的价值。

我们到底要传达出什么内容，重要性可能是高于一切的。不能让大家感觉这个技术很高级，但却不能借这些技术很好地感受内容。像VR、AR、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只是手段，内容始终是非常重要的，腾讯也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才能达成这样的共识，我们签战略合作协议是非常慎重的。

程武：新技术包括很多方面。

第一个方面，可能几年前，我们说云技术就是新技术。但现在，云技术已经变成一个大规模商业应用了，我们也希望用腾讯云既有的存储技术和智能运算，能切实帮助到敦煌研究院在图像及数据采集等许多工作上的优化。

第二个方面，大家看到的AR虚拟现实和VR增强现实技术，是现在比较热门的技术，但在应用上还不是特别广泛。但我们觉得在科研领域，如何让人们更有身临其境感在互联网端体验敦煌文化？这个是可以做大量功课的。因为AR和VR的商业应用肯定是在往前走的，未来的3-5年里就可能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应用。我们的技术团队会持续地跟王院长的团队一起探索，如何让技术与敦煌内容更好结合，不断提升用户体验。

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AI人工智能了。人工智能现在还是一个前沿研究，包括腾讯在内的许多国内外企业，都在这方面开始进行大力投入，我们也在全球范围内邀约人才，正在组织一个非常有技术实力的人工智能团队。所以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有一定的积累，在一些方面也已经有突破，而且许多人工智能方面的技术已经融入到我们公司的具体业务之中。

外界比较多听说的，我想可能是我们的围棋“绝艺”AI, 通过一年多的发力，已经连续拿了2个世界人工智能的围棋冠军。另外，在医疗方面，我们的“腾讯觅影”AI，现在已经实现了辅助医生对早期食管癌、肺结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疾病进行筛查，更高效更准确发现病魔，其中对早期食管癌筛查准确率达到90%以上。同时，利用自然语音处理海量病历，“腾讯觅影”的AI辅助诊断能力能识别超过500种常见病种，有助于辅助医生提升诊断效率和准确率。这些只是举例，基本上，腾讯在游戏AI、社交AI、内容AI和平台工具型AI都有很系统的探索，基于技术积累，以及利用云平台提供开放性的解决方案，如基于图像的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及深度学习等能力。我们一方面立足腾讯的业务，利用AI来优化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我们也会保持开放心态，把研究结果分享给社会。

所以，人工智能的发展虽然刚刚开始，但它和各个产业的结合都充满了想象力。但是，怎么样可以把人工智能，有效应用到像敦煌这样的传统文物和文化保护项目里，真的就像王院长讲的，需要我们在尊重文物、尊重历史，尊重内容本身的基础上，两个团队充分加深相互理解。我觉得这个需要专门的团队坐下来，做深入紧密的研究。

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 

莫高窟第249窟

4我对开放的传统游戏数字图书馆这个项目比较感兴趣。现在在敦煌壁画中，大概记载了多少种中国古代游戏，有没有计划先做哪一个？

王旭东：敦煌壁画中的古代游戏，之前没有人专门研究，现在开始梳理了。

程武：我们双方在前期，先是有一个使命共识，然后找到具体切实可行的方向开始筹备。这是起点，我们今天是宣布合作。但是成果性的东西，大家可能需要耐心等待一些时间才能看到。

比如开放的传统游戏数字图书馆项目，这是腾讯互娱首个CSR项目，也是我们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与中国企业利用数字技术保护传统游戏方面的首次携手。

在这次与敦煌研究院的合作中，腾讯团队通过做功课，发现敦煌壁画上记载了几十种曾经在丝绸之路上流行的传统游戏。于是我们就和敦煌研究院团队伙伴探讨，能否通过线上游戏、VR游戏、AI美术作品等形式，活化再现敦煌壁画中的这些传统游戏，以及它背后蕴含的传统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仅是两个团队做，还设想引入我们已经建立联系的高校青年学生创新机构一起，让更多有想法有技术的年轻人也加入起来，一起来为敦煌文化活化添砖加瓦。

但今天让我们俩给大家一个时间表，做一个具体的计划，我觉得，还是不要给下面的团队太大的压力。我觉得互联网的方式，不仅仅是把我们双方团队融合在一起，更重要的是，通过互联网，通过腾讯作为连接器，我们还可以把所有年轻人和其他创作者连接到一起。

再举一个例子，腾讯与故宫的合作，最早的发布会，可能我跟单院长也没有太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但是合作4个月后，单院长把故宫的几个IP，以及一些文物形象授权拿出来，在腾讯NEXTIDEA项目里，我们开放给年轻人创作，年轻人用他们的聪明与热情，在对故宫文化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了表情包创作，上传一个月时间里，就有4000万人下载。

所以即便像我们刚才所说，故宫一年的访问量远高于敦煌，但由于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也只能不到2000万。但在互联网平台，1个月时间里，年轻人创作的表故宫表情包下载量，就可以有4000万。

举这个例子，我想说明的是，为什么说我们是一个连接器 我们通过腾讯的能力，可以把整个社会，对这件事感兴趣的亿万用户，包括年轻人、年纪大一点的人，甚至小朋友们都可以连接在一起，在腾讯与敦煌的合作里，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各自对的敦煌的热爱与兴趣，都可以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将作品上传到网络，为敦煌文化的传承与活化贡献自己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最有价值的。

敦煌壁画《九色鹿王本生图》局部图

目前敦煌的文化，在年轻人中的认知，可能除了每年170万到敦煌的人的直接感知，更多的人，还是看到和记住了上世界80年代的《九色鹿》，但实际上有非常都好的内容。我们相信影视和动漫等形式会，让敦煌文化有更多其他的承载，腾讯和敦煌合作之后，一定会帮助敦煌文化在大众层面绽放更多生命力。同时，我期望接下来我们可以有像《九色鹿》H5这样的互动作品出现，我们也可以把更多敦煌壁画上的故事，以更多丰富互动的形式生动展现出来。其实我们都只是抛砖，更多还是希望能够引发亿万用户参与的欲望。文化不是一家公司能做成的事情。

5因为敦煌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IP，包括敦煌本身也是非常好的IP，会不会推出相关的影片？

程武：目前双方团队第一步的沟通里，还不包括影视，但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觉得做文化不能太着急，文化最急不得，何况还是敦煌石窟这样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所以还是要一步步来。

除了运用很多互联网科技的保护举措，以及动漫和游戏的合作，我们也一定会去思考如何在影视创作过程中，更多汲取敦煌石窟文化的精髓。至于具体怎么做，还需要双方团队不断的碰撞与论证。

知名度最高为圆明园十二铜兽，迄今为止还没有完全回归中国，目前有七件兽首回归。寅虎，申猴 ，丑牛 由中国企业家在苏富比拍卖会上购得，目前存放于保利艺术博物馆。猪首铜像和马首铜像由何鸿燊先生购买，将其归还给国家。2013年4月26日，法国皮诺家族捐赠回鼠首和兔首 龙首在2018年疑似在法国被拍卖，被一位华人购买。 蛇首、羊首、鸡首、狗首至今下落不明，并没有一个准确答案。 

东晋时期大画家顾恺之的传世名作《女史箴图 》，被誉为中国画的开卷之作，讲述晋代贵族妇女生活。有汉代冯媛以身挡熊，保护汉元帝；班婕妤拒绝与汉成帝同辇，主要讲述上流社会妇女品德。 目前有唐代摹本，原有12段，目前剩下9段，1902年被一名英国军官以25英镑的低价卖给了大英博物馆。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 ，是中国历史上很珍贵的文物，那个藏经洞1900年被发现。对于中国文物界来讲，算是一个重大发现，里面有大量的经卷、画卷和文书，记载了中国与西亚详细知识。这段历史资料，真的很稀缺，价值真的非常高。自从被发现之后，一直被西方惦记。想出偷盗、抢夺等手段，如今分散在世界十多个国家，听着让人痛心。

孝文帝礼佛图 ，这个是一个浮雕作品，听这个名字就能够想象出是北魏年间所创作出来。据说完成时间为24年，是北魏宣武帝为纪念父母命人制作。遗憾的是民国年间被美国文物贩子偷走，如今存放在美国。

上述那些文物，本身都是中国珍贵文化，却因为各种各样原因流落在海外，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归祖国。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震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它为世界提供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藏经洞发现的5万多卷敦煌遗书，实际上是一座中世纪文库，胡适曾称它为“和尚图书馆”。近百年来，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敦煌遗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学者们发现敦煌遗书不仅对中国史的研究，而且对世界文化史的研究都起到或将要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许多历史上的重大疑难问题可以在敦煌遗书的研究中获得新的启示。因此，研究成果大批涌现，在国际学术界形成了所谓“敦煌热”。但是，现在你若想看看藏经洞发现的敦煌遗书，那么你必须跑遍全球。由于西方盗宝者的劫掠，使这些文献分散在十几个国家、30多个博物馆中，现藏我国北京图书馆的敦煌遗书不过是被劫后剩余的残卷。敦煌遗书中的精品流散海外，它给中华民族文化财富上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一

　　据著名书画家、鉴赏家谢稚柳记叙：清光绪年间，敦煌寺院，王道士雇了一人在莫高窟七佛殿替他抄经。抄经人把点旱烟的芨芨草似芦苇插进墙壁的裂缝里，发现壁内深不可止，用旱烟杆敲壁，似有空声。王道士用镢头刨开墙壁，发现有一小门，又刨开泥封的门，是一间复室，约丈余见方，内堆积有许多白布包裹，每一包都包着经卷，整整齐齐，白布包下铺着经幡、绣像等等。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王道士愚昧，不懂这些文物的价值。他拿了些经卷、画像送给敦煌县知事汪宗瀚。汪是识货的，但他仅仅把这些东西当做鉴赏的古董、官场结交的礼品。1902年，甘肃学政叶昌炽从汪那里看到几卷古书，几幡画像，叶昌炽知道这批文物的价值，就建议当时的藩台衙门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藩台衙门算了算，把这些古物从敦煌装车运到省城，至少得花费几千两银子，太不值得，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公事总得敷衍一下，于是藩台衙门给敦煌县衙下了一道公文“经卷佛像，妥为封存”。县衙接到公文，又下了一道公文给王道士，责成王道士“妥为封存”。历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一大批稀世瑰宝的命运掌握在王道士手中，而堂堂满清政府的各级官吏却对此无动于衷。

　　王道士当然不会“妥为封存”，他带了一箱经卷到酒泉，呈送给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但廷栋不识货，以为这些缮本经卷的书法还不如他的好，只是拿了随便送人。恰巧，嘉峪关税务司有个比利时人任满回国，向廷栋辞行，廷栋送他几本缮本书，还告诉他是敦煌石窟发现的古书。比利时人路过新疆时，又把这些古书分赠给新疆的长康将军和道台。敦煌藏经洞遗书的发现就这样传播开了。

　　二

　　自1840年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之后，西方的所谓学者、传教士、考古学家、探险家纷纷深入到中国腹地，打着传教布道、测绘地图、勘察地质、调查民俗、研究方言等等幌子，肆无忌惮地无孔不入，疯狂掠夺我国大量的珍贵文物。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在劫难逃。

　　我国著名学者郑振铎1956年访问苏联时，在列宁格勒参观了冬宫博物馆，并到东方研究所阅其所发现敦煌卷子多至万卷，甚为兴奋。

　　这上万卷的汉文古抄本，一定会有惊人的发现。他“已经发现了两卷‘维摩诘变文’，又看到了‘刘知远诸宫调’……，皆是早欲见之，今始偿愿者……”郑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天上午，续看敦煌卷子。共看了二三百卷。都是他们事先挑选出来的；未被挑选的，不知还有什么‘宝物’在内。就这几百卷东西内，已有不少十分惊人的……。”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收藏着约12000件敦煌藏经洞遗书，是1905年10月俄国人奥布鲁切夫和1914年奥登堡从敦煌窃去的。奥布鲁切夫在敦煌如何窃走经卷的，如今已无人知道，其实他是第一个到达藏经洞的西方盗宝者，早于英国的斯坦因二年。当后来另一个俄国人奥登堡到达敦煌时，藏经洞内遗书已所剩无几，奥登堡在向王道士收买的同时，还到附近居民人家搜购，得到不少精品。具体情况，奥登堡在他的旅行手记中作了记录。这份记录现藏原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倘能公诸于世，或许能告诉人们他和他的同胞在敦煌窃取遗书的情形。

　　三

　　1879年，匈牙利地质调查所所长洛克济和斯希尼到我国西北甘肃一带调查地理。洛克济到了敦煌，莫高窟无与伦比的精美壁画和塑像使他叹为观止。莫高窟留给他的印象实在太深了，乃至事隔20多年后，在1902年德国汉堡召开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上，他做的关于敦煌佛教艺术的报告，对莫高窟的壁画、雕塑的精致、美丽的价值推崇备至。他的“热烈的叙述”使得在座的一人垂涎三尺，心驰神往。此人就是斯坦因，也是个匈牙利人，但却在英国殖民地印度政府的西北边地担任总视学，后来又转入印度的考古学调查所。他在做了充分的准备后，两次到了我国新疆，当他从比利时人那里知道敦煌发现遗书，便迫不及待地在1907年5月赶到敦煌。

　　斯坦因是著名的梵文学者，虽然看不懂汉文，但他雇了翻译湘阴人蒋资生。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记》里说：“从王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经卷紧紧地一层层地乱堆在地上，高达10英尺左右。据后来的测度，将近有500立方英尺。小室约有9英尺见方……”除了缮本卷子之外，还有“用无色坚韧的画布作包袱的一个大包裹，打开之后，全是古画”、“颜色调和，鲜艳如新”。他不露声色地暗暗观察王道士，他看到王道士对这些宝贵的经卷和艺术品毫不在乎，很为“惊异轻松”，他想“到了这一步，热烈的心情最好不要表露太过”，果然，“这种节制立刻收了效”，“道士对于遗物的漠视因此似乎更为坚定一点”。

　　斯坦因窃走的遗书共一万余卷，还窃走了许多绘画、刺绣、绢画，其中有长及丈余、宽到五六尺的唐绣观音像，有木版雕刻印刷的金刚经，经卷上有精致的佛像，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最早的版画艺术杰作。斯坦因付给王道士的代价是14块马蹄银。这14块马蹄究竟是多少两银子呢？据《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上说约合720两，十六进位制。16个月后，这批中华民族的国宝被陈列在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馆。

　　四

　　接踵而来的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他当时率领一支探险队在我国新疆进行考古发掘，当他看到长庚将军送给他的一卷佛经是唐代写本后，便迫不及待地问明来源，于1908年3月赶抵敦煌。伯希和是学识渊博的汉学家，他凭着深厚的汉学功底和丰富的考古知识，把藏经洞中所有的遗书通检一遍。他自己说：“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说绝其无有。”有一张伯希和盗窃藏经洞遗书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里，面对堆积如山的经卷，正在蜡烛下一件件、一页页地翻检……他在藏经洞里待了3周，“不单接触了每一份文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他纯熟的汉语基础和中国历史知识，使他选走藏经洞里的全部精华。所以，他盗走的经卷是最有价值的。比如有关道教经典的卷子几乎全被伯希和盗走了，大约有六七十件全部收藏在巴黎。敦煌遗书最大的价值是保存了许多古代学说，保存了古注。比如《论语》，现在读的只有一种本子，即何晏注的本子。藏经洞发现了皇侃注的本子，收录了两汉和魏晋之间所有人讲《论语》的要点，都被伯希和盗走了。伯希和自己也曾自诩说，他拿去的卷子在敦煌卷子里几乎都是最有价值的。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译而忽略的更珍贵的经卷和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装满10辆大车，运往巴黎。

　　五

　　继奥布鲁切夫、斯坦因、伯希和之后，1911年10月，日本大谷光瑞率领的探险队也到过敦煌，成员中有桔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他们从王道士手中骗到500多卷经卷和两尊精美的塑像。

　　1909年5月，伯希和再度来华，他为了向中国学者炫耀自己取得的辉煌成果，将随身带来的敦煌遗书在北京六国饭店展出。中国学者罗振玉、董康、蒋斧等人闻讯，拜访了伯希和，伯希和向他们通报了敦煌藏经洞的情况。据罗振玉记载：“博士指伯希和为言石室尚有卷轴八千轴，但以佛经为多，异日恐他人尽取无遗，盍早日购致京师。”《集蓼编》中国学者这才看到几卷敦煌遗书，“摩挲赞叹，扼腕不已”。当时的《顺天时报》、天津《大公报》也以“石室藏书出现”为题进行报道，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这才传遍京城内外。清政府到这时才如梦初醒。

　　1909年8月22日，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的第9个年头后，清政府学部教育部才发出电令，并拨经费6000两白银，令搜买敦煌遗书，敦煌县存档的第47号《移文》中记载：“奉学部搜买，敝县会同学厅传及绅民，尽其洞中所存者一律搜买，护解省垣……搜买千佛洞前代写本经卷解省，领价改修文庙。”1910年三四月间，敦煌县将第一批敦煌遗书6004卷装车启运。这批劫后的遗书自敦煌运至北京途中，因偷盗而散失无数。当运送遗书的大车抵达北京时，新疆巡抚何彦升字秋辇之子何震彝字畅威竟将大车接到自己家中，约其岳父李盛铎字本斋和刘廷琛、方尔谦等人，挑选遗书，取其精好者藏匿下来，而将较长的经卷，一拆为二三充不足之数。根据李氏及家人以后出售的卷子目录，看出李盛铎当时攫取四五百卷，何震彝藏掖得更多，因他死得早，又将经卷大都作为礼物馈赠了亲友，所以何氏究竟拿走多少至今是个未知数。现藏东京的一部分卷子，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的150余卷经卷，就是何、李当年私下藏掖下来的。对于这种明火执仗的偷窃行为，学部侍郎宝熙上章参奏。因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土崩瓦解，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总之，这批敦煌遗书在1910年入藏京师图书馆时，卷数比敦煌起运时还多，变成8697卷。1929年，京师图书馆将卷移交北平图书馆时，则成了9871卷。如果以卷数而言，现在的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已近万卷，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收藏敦煌遗书的三大图书馆之一了。

　　六

　　自1900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经卷之后，1944年，常书鸿先生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以外的地方又发现了经卷残片。1944年8月30日，他们在莫高窟中寺后面的一座小庙移动三尊清末价值不高的塑像时，由于塑像里面的木棒埋在土台基座下很深，所以无法移走。因此只好毁掉塑像，拆毁后发现，塑像里包裹木棒的材料既不是草，也不是芦苇，而是写有经卷的残片。常书鸿和考古学家夏鼐、敦煌学专家向达等人一起进行鉴定，共发现经文66件，残片32片。这是继藏经洞发现以来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拆毁的三座塑像，在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前就已存在了，可见这些写经不是藏经洞里的经卷。从纸质和字体上看，是六朝的遗品。这说明在莫高窟藏经洞之外，也有发现写经的可能。敦煌莫高窟今后一定会发现新的藏经洞，而且是不容置疑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诱惑中国文物流失的数量非常惊人。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有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同胞对这一现象追踪关注，并使一些流失的文物回归祖国。

文物流失逾千万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致使大批中国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在此期间，超过１０００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１００余万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则是另一个数字：在４７个国家的２００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１６４万件，而民间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１０倍之多。

这两个统计都反映了一个接近的数据：在海外的中国文物超过１０００万件。当然，这不全是流失文物。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副总干事牛宪锋认为：“准确地讲，应称为海外藏中国文物。流失文物应该是指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因战争被劫掠的文物，以及因为盗掘、盗凿、不正当贸易等非法的和不道德的方式流散国外的文物。具体数量难以统计。”

涵盖书法、绘画、青铜器、陶瓷、甲骨、典籍等所有种类

据了解，这１０００多万件海外藏文物几乎涵盖所有文物种类，包括书 法、绘画、青铜器、陶瓷、雕塑、甲骨、典籍等各类珍品，主要分布在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仅在大英博物馆就馆藏中国文物２．３万多件，其中不乏国宝级的珍品和绝品，青铜器中就有商双羊尊、西周康侯簋、邢侯簋等稀世珍品。

——绘画，美国收藏最多，仅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就有１２００余幅，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中国绘画近５００幅。而以大英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最精，其中，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最引人注目。

——瓷器，以收藏亚洲艺术品著称的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最佳。馆里的瓷器从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器一直到明清的青花、五彩瓷，各个朝代各大名窑的名品应有尽有，且多为精品。

——地方志和古籍，美国最多。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４０００多种地方志。全美有古籍善本３０００多种、家谱２０００多种。

——甲骨片，日本收藏最多。在流失海外的近３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１３０００片。

——敦煌宝藏，而今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２万件，仅占三成，七成流失国外。其中，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１３７００件；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有６０００件，其中敦煌书画的三种唐拓本是稀世珍宝。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１２０００件，藏于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近２０００件。此外，日本、美国、瑞典、奥地利、韩国也均有敦煌文物收藏。

文物追回主要靠回购、讨还、捐赠三种形式

中国自２００３年７月开始启动国宝工程，宗旨是抢救流失文物、保护文化遗产。据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主任张永年介绍，就目前而言，面对非正常手段流失的文物，回流主要有三种形式：回购、讨还和捐赠。

回购是目前比较常用的市场手段。圆明园猪首铜像的捐款回购便是一成功案例。猪首铜像是１８６０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时流失海外的。２００３年春天，文物专家从一位美国私人收藏家处寻访到铜像，经过艰苦的谈判，收藏人最终同意转让给中方。澳门富商何鸿燊先生得知此消息后，２００３年９月，他向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捐款人民币近７００万元购回圆明园猪首铜像。

回购也有很多困难。虽然文物在市场的自由流通过程中可供选择的机会更多，但由于文物的天价和回购的资金不成比例，往往使回购半途夭折。另外，专项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靠社会募捐和企业捐款，而企业往往希望把通过其捐助回归的文物藏于其企业内，这又成为一个新的矛盾。

讨还是目前最难以成行的文物回流方式。因为一旦要求他国归还所藏中国文物，可能就会牵涉到很多遗留的历史问题和历史事实。牛宪锋说，讨还的对象应主要针对战争中被抢掠的文物，尤其是壁画、佛造像这类不可移动文物。比如，《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就是讨还的目标。该作品由乾隆年间的两位宫廷画师依据圆明园最美的４０处实景绘制而成，是现存唯一能够全面反映圆明园原貌的诗歌绘画作品，在圆明园大劫中，被法国的杜潘上校抢走，后来在法国巴黎的国家图书馆保存至今。

以捐赠的方式回流的文物也不乏先例，但捐赠首先需要的是文物持有者在思想上达到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境界，毕竟任何一件文物都价格不菲。在现阶段，真正有此善举的有识之士依然为数鲜少，但也不是没有。颐和园万寿山佛香阁西侧铜亭宝云阁流失的１０扇铜窗，就是美国国际集团友邦保险公司创办人斯达先生的基金会于１９９３年从法国收藏家手中购得，并无偿送还中国的，可谓功德无量的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