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

《庄子》曰：“三王、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楂梨橘柚，虽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也。”

《太公六韬》曰：“礼者，理之粉泽”。

《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

《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礼记·乐记》曰：“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袭，礼之文也”。

《燕居》曰：“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伥伥乎其何之！譬如终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烛何见？若无礼，则手足无所措，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

《曲礼》：“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曲礼》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宪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礼运》曰：“礼之於人也，犹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乐记》曰：“乐者，非谓黄锺、大吕、弦歌、干杨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铺筵席，陈樽俎，列笾豆。

，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

《礼器》曰：“君子之行礼也，不可不慎也，众之纪也，纪散而众乱”。

曰：“先王之立礼也，有本。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

《经解》曰：“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自来也。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而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

《礼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礼必本于天，肴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圣人以礼示之，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春秋说题辞》曰：“礼者，体也。人情有哀乐，五行有兴灭，故立乡饮之礼，终始之哀，婚姻之宜，朝聘之表，尊卑有序，上下有体。王者行礼得天中和，礼得，则天下咸得厥宜。阴阳滋液万物，调四时，和动静，常用，不可须臾惰也”。

《三礼正义》曰：“《周礼》、《仪礼》并周公所作。经所谓礼三百，威仪三千。经礼则《周礼》也，威仪则《仪礼》也。《周礼》遭秦灭学，藏於山岩屋壁，以故不亡。汉武帝时有季氏获之，以上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购之千金不得，乃以《考工记》补之，遂奏入于秘府。时儒以为非是，不得。至刘歆独识其书，知周公致太平之迹，始奏立学官。后郑玄为之注。《仪礼》，周衰，当战国之世，其书并亡。至汉，高堂生所传十七篇，惟《士礼》存焉。后世推《士礼》以致天子之礼而行之。至马融、郑玄、王肃，并为之注解”。

《礼记正义》曰：“《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也。后通儒各有损益。子思伋作《中庸》，公孙尼子作《缁衣》，汉文时博士作《王制》，其余众篇皆如此例。至汉宣帝世，东海后苍善说礼，于曲台殿撰礼一百八十篇，号曰《后氏曲台记》。后苍传于梁国戴德及从子圣。德乃删《后氏记》为八十五篇，名《大戴礼》；圣又删《大戴礼》为四十六篇，名《小戴礼》。其后谙儒又加《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凡四十九篇，则今之《礼记》也。(《礼记》有马融、郑玄二家注。马注今亡，惟郑注行于世矣)”。

《汉书·艺文志》曰：“《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言委曲防闲，每事为制也。)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至孝宣世，后苍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淹中，里名也。)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师古曰：瘉与愈同。愈，胜也)”。

《汉书》曰：“《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也”。

范哗《后汉书》曰：“曹褒论曰：‘汉初，朝制无文。叔孙通颇采《礼经》，参酌秦法，虽适物观时，有救崩弊，先王之宏典，盖多阀矣”。

《晋书》曰：“韦逞母宋氏，家世儒学，其父授以《周官音义》，谓之曰：‘吾家世学《周官》，传业相继。此周公所制，经纪典诰、百官品物备于此矣。吾无男，汝可授之，勿令绝世。’后符坚幸太学，博士卢壶奏曰：‘废学已久，书传零落，比年撰缀，惟《周官礼注》未有其师。窃见太常韦逞母宋氏传其父业，得《周官音义》，非此母无以传授后生。’于是就其家立讲堂，隔绛纱幔而传受。以宋氏为文宣君，赐侍婢十人。《周官》后学传于世，时称“韦氏宋母”。

《唐书》曰：“开元十四年，上令太子宾客元行冲撰《类礼义疏》，将立学官。疏成，左相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录，历代传习，已向千年，著为经教，不可刊削。至魏，孙炎始改旧本，以类相比，有同抄书，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贞观中，魏征因炎所修，更加整比，兼为之注，先朝虽厚加赏锡，其书竟亦不行。今行冲等奉诏修撰勒成一家，然与先儒义乖，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可。’上然其奏，遂不得立学。行冲意诸儒排己，退著论以自释”。

姓氏：礼

满姓：萨克达

在辽中县大黄旗堡村，满姓为萨克达的人却并不都姓礼，村里汉姓“英”“翁”“肇”与姓“礼”的，其实同族同祖。造成这种满姓相同而汉姓不同的现象，源于满族姓氏中一种常见制度——“随 名姓”。聚族而居的满族人，随时间推移，子孙繁衍日众，出于相互区别的需要，人们往往从祖辈某人的名字中选取一个字，作为自己所属支系的标志。天长日久， 祖辈名字中的这个字，就演化为这个支系的汉姓。我所姓的“礼”，正是这样产生的。满姓同而汉姓异，也正出自满族人“随名姓”的惯例。

汉族有礼姓吗？据《中国人名大辞典》：春秋时卫国有个大夫叫礼至。但现代人凡姓礼，几乎都是满族。

汉族人为子女起名，除 了要有所本，有依据之外，更往往有寄托，借命名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对子女的期待。只记得母亲讲起过小妹礼周的名字有两层含意：一方面“周”有齐备、圆满之 义，表达了当时已有三男三女，愿小女儿成为最后一个孩子的心境；另一方面，“礼”又有尊崇礼敬之义，而“周”则指周公姬旦，是先圣先贤的代表。由此我联想 到人名中常见的绍唐、敬尧、继虞、效舜、绍禹、法曾、希孟、从周等等，也都是前一个字为动词，表仰慕或继承；后一个字为名词，称指被奉之为祖、尊之为圣的 楷模。同这类命名一样，“礼周”也正是汉族文化尊贤敬祖的体现。略有不同的是两个字前为姓，后为名，也就更简短，更内敛而不直露。

我们兄妹还有乳名，都是两个字。第一同为“颐”，取它的面颊之义；第二个字都含偏旁“页”（其义为“头”），依次为“颜、顺、颙、领、由页（dí）、项”六个字。

命名自典籍中择取；两字名以重复其中一字和选用同偏旁字的方式，表示辈分相同：这些所反映的都是汉字和汉文化的特点。这些特点，在满族子女的命名上，竟然也 体现得如此充分。姓名习惯本是最能体现民族特征的，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汉文化对各兄弟民族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能不感到民族间文化的交 汇如水乳相融。

1、《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2、《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4、《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5、《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

《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古代文史典籍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光秦的其它典籍。

《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意，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全书用散文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据传，《礼记》一书的编定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成为士人必读之书。

《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因而，历代为《礼记》作注释的书很多，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里选录的原文依据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注释和译文则广泛参阅了各种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准确简明易懂。选录的篇章由作者加上标题（原文只有篇名，每篇原文都较长），原则上采用选文的首句作标题，注释中只说明选自某篇。

《礼记》由多人撰写，采自多种古籍遗说，内容极为庞杂，编排也较零乱，后人采用归类方法进行研究。东汉郑玄将49篇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八类。近代梁启超则分为五类：一通论礼仪和学术，有《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篇。二解释《仪礼》17篇，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篇。三记孔子言行或孔门弟子及时人杂事，有《孔子闲居》、《孔子燕居》、《檀弓》、《曾子问》等。四记古代制度礼节，并加考辨，有《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礼器》、《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文王世子》、《内则》、《少仪》等篇。五为《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格言、名句。梁氏的归类划分，对我们有一定参考价值。

汉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是“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即对“礼”的解释。到西汉前期《礼记》共有一百三十一篇。相传戴德选编其中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专称《礼记》而且和《周礼》、《仪礼》合称“三礼”，郑玄作了注，于是地位上升为经。书中还有广泛论说礼意、阐释制度、宣扬儒家理想的内容。

宋代的理学家选中《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把他们合称为“四书”，用来作为儒学的基础读物。